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篇：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刘梦溪《光明日报》（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

第二篇：郑成功历史地位再评价=

郑成功历史地位再评价

郑成功一生的主要事迹是抗清与驱逐荷兰殖民者。史学家肯定郑成功的抗清斗争，称颂他驱逐殖民者，收复和建设台湾的丰功伟绩，给予政治家、军事家、杰出人物、伟大的爱国者和著名民族英雄等荣誉称号，甚至有的评论者认为郑成功的历史活动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他领导军民抗击西方侵略者的事迹彪炳史册，驰名中外，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应该是国际英雄。我们认为除了以上评价的层面外，郑成功的伟大和不凡更在于，他是十七世纪中国闽粤之地这个特殊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市民阶层的卓越代表。

郑成功生活在明末清初新旧王朝鼎革的多事之秋和大**时期。当时，皇权专制主义既受到以“夷夏之辨”为中心的满汉民族为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同时更存在以反对皇权专制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全国各地农民大起义。由于明王朝的腐朽统治，激发了阶级矛盾，爆发了几乎推翻明王朝专制主义制度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大起义；东北满洲贵族向明王朝发动军事进攻，驱兵入关，入主中原，南明军民奋起抗清。

在国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风云大变的环境。此时，西方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者向世界大举进军，侵略非洲、美洲和亚洲，开拓海外市场，建立殖民地，掠夺财富，贩卖奴隶，穷凶极恶。西方殖民者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侵占印度沿海地区、锡兰、马来亚、菲律宾摩鹿加群岛和爪哇，进行殖民统治。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万历年间，荷兰人几次入侵澎湖，天启四年（1624）侵占台湾。英国军舰也不断窜入广东沿海侵扰，北方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西方殖民者的头号强国就是荷兰。这个国家于1579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而崛起，十七世纪是它的“黄金时代”，国内经济繁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积极开拓殖民地，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盛极一时。1602年，荷兰政府建立“东印度联合公司”，该公司拥有贸易特权，开辟殖民地，建立海陆军，兴建要塞和兵工厂，铸造货币，设立法庭等权力。1619年，东印度公司侵占巴达维亚（雅加达），作为侵略东方的大本营。它与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进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夺得锡兰、麻六甲、马来群岛和香料群岛，进而侵略中国，控制了从非洲好望角到爪哇的广大海域，成为海上霸王。

长期以来，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心都是在黄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带。因为中国有“重农抑商”以农立国的传统，而黄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带平坦、宽阔的冲积扇平原，发达的农业灌溉系统和人口稠密、技术精湛的农民，为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以农立国传统的存在，提供了丰厚的资源。要延续皇权专制主义以农立国的传统，就要加强对中原地区与江浙一带农民的人身束缚和精神控制。而对全国其它地区农民的控制相对来讲，就要宽松的多。特别是在王朝统治面临危机的时候，统治者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中心地带，对其它地区农民的控制进一步松弛。闽粤地处中国东南丘陵地带，山高沟深，交通不便，东临浩瀚的大海和太平洋，是一块相对封闭的地区。在农业社会里，这里文化经济落后，沿海人民世代以捕鱼为生，一直是北方经济南移和开发的对象。但是，明朝末年的政治经济危机时期，由于荷兰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肆向东方侵略，闽粤东临的浩瀚大海和太平洋再也不是隔绝世界文明联系的天然屏障，而成为联系以荷兰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闽粤商贸活动的“黄金水道”，丘陵地带的地理环境正好成为淡化内地以农立国传统的“减压阀”。在农业经济严重破产的条件下，闽粤沿海的人民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和西洋人进行商贸活动这一新的可能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和传统的农业经济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以消费为中心，而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追求财富的增殖即发财致富为灵魂。这些西洋的冒险者到东方来经商和野蛮抢掠，就是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因此，区分资本主义和传统农业经济生产方式，既要从客观的经济总量方面进行分析，更要从主观的价值追求方面认定二者的不同。只要在主观的价值追求方面以财富的增殖为目的，那么，在实际上就标志着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了。郑成功的身世典型的体现了闽粤地区社会，从传统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轨迹。他的父亲郑芝龙在明末闽南农业经济破产的情况下，为谋生计只身前往澳门随母舅黄程学习经商，与葡萄牙人关系密切，又当荷兰人翻译。广泛接触西方人，对世界形势及各国情况比较了解，日本幕府德川家康曾向他询问泰西诸邦国情。和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孤陋寡闻和夜郎自大相比较，在早于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对西方国家有如此的了解，在近代中国和东方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凭着智慧和精明能干，郑芝龙和家族成员经营海商，商船往来南北洋及日本、吕宋、加留巴、东京、交趾、暹罗等国，进行贸易活动。经过郑氏几代人的苦心经营，聚集了雄厚的“富可敌国”的海上商业资本，在闽粤沿海之地构建起来一个，和内地农业文化有很大区别的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大规模的海上商业贸易，就不可能有当时西方先进的文化理念的侵袭，和东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郑成功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和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得益于惨淡经营的海上商业资本的支撑。同时，郑成功的抗清收台活动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以为支撑和延续庞大的海上商业资本和新的生产方式服务的。

从个人出身来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长崎平户女子田川松。田川家族是平户的名门望族。郑成功出生于平户，并且在此度过童年。当时，平户是对外开放的国际港口，许多外国商人驾船载货入港贸易，荷兰人和英国人设立商馆，港市繁荣。郑成功童年在这里对西方人和商业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父亲郑芝龙曾经只身打败数十个荷兰人，此事使他蔑视西方人。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年已七岁的郑成功离开日本，返回福建故乡安平镇。安平镇是郑成功之父开府所在，是“著名的商业城市”，中外商人云集货物山积。安平海商与郑氏商船航海通贸东西洋各国，运回“番货”，带回海外各国消息和奇闻逸事，使船王和富商之子的郑成功从幼小的年龄开阔了眼界，直接和间接获得许多同龄孩子无法想象的世界知识。尽管他的父亲在他回国以后，给他延聘饱读儒家经典之师，使其深受儒学文化传统之熏染，对其坚毅的性格和忠贞爱国思想的形成大有裨益。但他并没有走当时中国上层社会的孩子所成长的道路，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儒家圣贤书。十年苦读求取功名，做官升官发大财，光宗耀祖。由于受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深刻毒害，把商业活动视为“末业”，贱视甚至仇恨它而是从小接触东西方各色人等，受到来自东西方文化、中日文化的不同方面的影响。耳闻目睹了经商活动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以及对国家富足、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为受到东西方文化、中日文化深刻影响的船王之子，不可能选择传统中国士子的人生道路和理想追求，他的天职和使命就是成为郑氏家族船王的传承人，开创郑氏家族更为强大的海外航海贸易事业。

也许有人会讲，郑氏父子都曾经受到明、清两朝的招抚。郑芝龙先降明、后降清；郑成功至死不渝忠诚于南明朝廷，这不是殊途同归，还是对传统士人人生模式的认同吗？我认为从主观上看，这反映了郑氏父子儒家传统文化的情结，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试图化解和利用传统的政治资源，为其庞大的海上贸易活动寻找到合法的保护伞。郑芝龙的先降明、后降清这一心态最为明显。而郑成功至死不渝忠诚于南明朝廷，虽有“夷夏之辨”的族类意识，但他所认可的“夏”绝非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绝对皇权专制主义。而从客观环境来看，明清之际改朝换代，中央政府根本无力、无暇应对闽粤之地的新局面，只能以招抚的方式任用地方势族维持一方安定，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但在皇权官僚体制的视角里，这些地方势族肯定是不入正流的“异类”。这主客观条件的结合，使郑氏父子走过了海盗——海商——政府官员的人生轨迹。海盗生涯是郑芝龙早期起家杀人越货的非法商贸活动。而作为海商的郑氏父子，总是希望获得政府官员的政治资源和资格，垄断闽粤地区的海上国际贸易活动。庞大的国际贸易活动，不仅使郑氏父子取得了巨大的收益，而且给沿海人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把闽南泉漳地区建设成为繁荣的港市。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商业贸易所取得的巨额利润，郑氏父子训练一只精锐的军队，既保证了商船的安全航行，也为防御以荷兰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东南沿海的侵略提供了前提条件。

1644年满清贵族回师入关并定都北京。从此开始直到1661年收复台湾前夕的十多年间，郑成功积极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斗争。这一活动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但通过北伐和拥戴南明小朝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获得正统的政治资源，以庇护他庞大的国际贸易事业。在这国内山河破碎的年代里，郑成功除了以很大的精力抗击清朝的南进政策以外，俨然以在海外中国商人合法经商的保护神出现。在这一时期，荷兰与西班牙殖民者经常在海上抢劫中国商船，残害中国商人，破坏中国同日本及南洋各国的传统贸易关系。为了捍卫中国商人的正当利益与维护同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郑成功和荷兰、西班牙殖民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1652年开始，郑成功的商船驶往台湾，“红夷每多留难”，而就在此时发生了荷兰殖民当局镇压郭怀一起义，屠杀台湾人民的事件。郑成功问讯大为震怒，“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与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①。这个行动使东印度公司当局惊慌失措，叫喊“大大妨碍了公司在北方的商业活动”，台湾“陷于萧条”②，“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③。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遭到严重打击。接着，为打破荷兰人独霸远东海权与垄断贸易的局面，郑成功照会荷兰当局，他将派遣商船前往巴达维亚、暹罗、日本、东京、大员等地贸易，不许妨碍商业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蛮横无理，下令严禁中国船开往麻六甲、洛坑、彭享及许多其他地方贸易，还抢劫中国商船。中国商民向郑成功申诉。郑成功即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出警告，“本人将发布一道命令，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大小船只皆不准开往巴达维亚、大员及其附近地方交易任何货物”④。这道命令的意思是，要把对荷兰殖民者的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东印度公司大本营巴达维亚。同时，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屡次抢劫中国商船的暴行，向东印度公司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赔偿。

公元1656年闰五月初六日，郑成功发布命令，谴责台湾荷兰当局与菲律宾西班牙人狼狈为奸，不张贴和执行他所颁布“断绝与马尼拉贸易往来”的命令。郑成功说，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系一丘之貉，既丑恶又傲慢”，视中国“商民为要供人食之鱼肉。本藩闻知此情，心血翻腾，极为愤怒。”为此，他决定与台湾荷兰当局“断绝贸易往来，任何船只，甚至连片板皆不准赴大员。”以示惩戒。公元1571年西班牙殖民当局侵占吕宋，在菲律宾群岛进行殖民统治，迫害华侨和中国商民。期间曾两次屠杀华人四万五千余人。郑成功时，侨居菲律宾华人逾十万，中国商船开往菲律宾每年近百艘。菲律宾西班牙当局残酷压迫当地居民和华侨，抢劫中国商民财物。华侨和商民向郑成功申诉惨遭西班牙殖民者虐待的情况。郑成功谴责西班牙人的暴行，并下令断绝通商。在当时，有如此胆略者，东方惟有郑成功一人。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郑成功以其雄厚的海贸实力和超人的胆略与勇气，以他高度的爱国精神，勇敢面对当时实力最强大的海上霸王荷兰的挑战与压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中国人和东方各国人民赢得了荣誉与尊严。随着南明朝廷的衰亡，“虎狼之师”清军的迅速南进，特别是父亲郑芝龙惨遭清朝的杀害，这诸多因素迫使郑成功收复台湾，开辟事业新基础的决心。早在起兵抗清之前，父亲郑芝龙对他介绍台湾岛及其开发、经营情况，并特地嘱咐说：“倘不可为，台湾有如虬髯之安。”郑成功由此得知“台湾系我先王（郑芝龙）所有”，乃“吾故土”⑤。从此，他一刻不忘“驱荷夷”收复台湾这一神圣使命。在东方各国、特别是日本的帮助下，在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郑成功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统帅二万五千多将士，战船数百艘于1662年打败荷兰殖民当局，胜利收复台湾，使资本主义强国荷兰失去了远东海上重要基地，削弱海上霸王地位。

许多研究者大多从文化和政治的视角，评价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意义，认为这是亚洲和欧洲两者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一场国际性的正义战争，我们认为这些评价是确当的。但在此基础上更应该说收复台湾的胜利，是东方市民资产阶级战胜西方市民资产阶级的结果。因为郑成功所领导的这只军队，是靠海上商业资本所供养，收复台湾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海商集团和东方海商集团航海和贸易活动的安全。经商、特别是经营跨越国家界限的海商活动，实质上是反映和代表市民资产阶级这一新生产方式的活动，是对明清王朝统治的严重冲击，是要求对外开放贸易，反对海禁政策的斗争。郑成功从事海外贸易，反对海禁，就其自觉的目的是试图扭转国家衰势和追求诱人的海商贸易利润的努力，而在不自觉的层面上体现了中国新的市民阶层的滥觞和先声。正是这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养成和滋润了中国市民资产阶级这一新生产方式的根苗。这是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在整个东方传统自然经济的格局中也是格外醒目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力量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更表现了新生产方式的威力。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多年来，许多的学者、政治家高度评价郑成功的历史地位。人民膜拜他，景仰他，赞美他。但这种高度的评价和称颂，大多出于民族情感和文化政治的视角。其实，从宏观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郑成功受到包括日本、东南亚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人民的肯定，最主要的是他在传统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中接受和发展了一种新生产方式，暗示和导引着东方社会未来发展的前途。这可能就是历史前台的行动者郑成功本人，也没有自觉意识到历史意义。

根据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20世纪30-4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明清以来由于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酷，始终没有发育出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萌芽。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终结果来看，从明清以来江浙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看，“萌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把这一观点运用于对明清以来，闽粤之地以郑氏家族为代表的蔚为大观的海商集团的活动的评价，就和实际情况相差太远。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郑成功在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可能有人会讲，郑成功收复的宝岛台湾，最终不也归入严格皇权专制主义的清王朝的一统版图之中吗？一度兴旺的中国海上国际贸易，在更为严格的海禁令之下窒息停滞了吗？其实，这样的质疑，并不能抹杀在此之前，闽粤之地曾经存在过的兴旺发达的国际海洋贸易以及对中国、对东方社会和世界的深远影响。 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影响和束缚，长期以来我们漠视和回避郑成功历史活动的市民资产阶级属性，妨碍了对其历史地位的公正、科学地评价。今天，应该拨开迷雾，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单位：福建师大图书馆流通部] 注释：①③杨英《从征实录》。②C.E.S.《被忽视的福摩萨》。

④《郑成功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⑤陈伦炯《海国闻见录》。

第三篇：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

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第四篇：如何科学的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Q1：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总之，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从一个人民倍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从一个在世界上被人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

Q2：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

A2：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

①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贡献，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②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领导人；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杰出代表。他把中国革命理论系统化，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创性贡献。

③毛泽东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其错误主要是：在党的中心工作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错误。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④综观毛泽东一生，功大于过。

第五篇：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及重大意义

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及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科学地回答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艰辛探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基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开拓创新；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丰富发展；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推进,“四个全面”便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我国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使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繁荣；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不断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经济大繁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此任务的指导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2002年，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程度大大减弱，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思想基础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人心。用科学理论的旗帜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意志，是我们党的一条根本经验、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党从一诞生，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七大，又把毛泽东思想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这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上的有力指导和理论上的坚实基础。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错综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碰撞，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尤其是面对近年来出现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实践，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一面面向未来、引领发展的旗帜，就是一面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突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难题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依靠党和人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意义还在于，它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题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关键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对外关系和党的建设等多领域内的有关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注重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问题上，强调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不断得到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利益，从而使他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也从而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为之共同奋斗。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个理论体系，既以其独创性地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