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式微：一个历史的玩笑

第一篇：儒学的式微：一个历史的玩笑

儒家文化圈内亚洲四小龙经济成功的经验，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逐渐复苏的儒学，面对正面因素的复苏举步维艰，负面因素的蔓延却日益加快的尴尬困境。

读了《联合早报》10月20日的新闻报道《杜祖贻教授：儒学在华人社会已经式微》一文，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笔者心中掠过一丝悲凉。

儒学的式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必说在海外华人社会，即是在中国本土，儒学也已所剩无几。关于儒学式微的根本原因，一般都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东渐，列强东来，中国国力急剧衰落，儒学因此而式微。

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必须厘清。第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主要出于经济目的，即打开中国市场，倾销西方产品，攫取高额利润。除了大肆掠夺中国珍贵文物之外，西方列强并没有采取激烈措施全面扫荡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儒学进行彻底批判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是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把儒学的式微完全归因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似乎有失公正。

第二，中国人基本上全盘否定儒学，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儒学是封建社会中的精神文化，它是导致现代中国社会落后的总根源，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因此必须加以扫除。只有扫除了儒学，民族才会振兴，中国才会富强。中国人一度认为，对儒学的否定是国家复兴的前提。因此，中国人激烈地批判儒学，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行为，而是以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为导向的。对于儒学的批判从未停止

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两次巨大的反儒运动，即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应读作“大革文化命”）。如果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的话，那么，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毫无理性可言了。事实上，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从未停止过对儒学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只是把这种批判推到了极点罢了。笔者至今仍然记得70年代中国大陆大规模的批林（彪）批孔（子）政治性群众运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各级政府纷纷召开群众会议，万众一心，口诛笔伐，声讨儒家文化。几乎人人发言，个个表态，揭露林彪及“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以表明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经过如此彻底的洗脑运动，儒学还会残存几何？而且，整整十年里中小学教科书上从来不提儒学，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又从何传承中国历史文化？

但是，历史却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中国人全面地、彻底地否定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以后，国家却并没有因此而立即富强起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历了十年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搞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批判，国家却不但不富强，反而更加落后，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70年代，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仅为三四百美元左右，被列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试图通过反传统反儒学的途径来达到国家强盛的目的，实际上并没有实现。[!--empirenews.page--] 在中国醉心于进行所谓的文化革命之时，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同为儒家文化圈的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一下子成为了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上颇具活力的亚洲四小龙就在中国门口强劲舞动。中国人这时才发现，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批判儒家学说，不否定传统文化，也照样能够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恶梦醒来是早晨。十年**结束以后，邓小平力挽狂澜，摒弃了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路线，果断地把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由于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变，儒学才算获得了一个生息和复苏的机会。儒学的正面和负面因素

不可否认，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儒学本身也具有正面和负面两重因素。正面因素是一种普世价值，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负面因素是一种封建糟粕，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等。所谓儒学瑕瑜互见，精芜杂陈，即是指此而言；对儒学的扬弃和改造之说，亦是因此而起。

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逐渐复苏的儒学中，正面因素的复苏举步维艰，负面因素的蔓延却日益加快。礼义廉耻、忠恕诚信等道德风尚在社会生活中远未形成气候，而官本位、等级制、拉关系、走后门、包二奶、养小妾、拐卖妇女儿童等丑恶现象却时常见诸报端。这好比一个农民糊里糊涂在田地里撒下了大量化学试剂，使得田园一片荒芜，农民懊悔莫及，于是千方百计想恢复原有生态，然而秧苗复苏遥遥无期，杂草却又纷纷长了出来。这似乎又是一个历史玩笑。看来，引领儒学走出困境，还需要一些大举措。前一段时期，东南亚的新儒家学说曾经激起中国学术界的一阵波澜。无论如何，儒家文化圈内亚洲四小龙经济成功的经验，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但笔者一想到儒学失道，求诸海外，依然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心中不免又添上了一丝悲凉。

第二篇：历史和抓捕四人帮的人开了一个玩笑[定稿]

历史和抓捕四人帮的人开了一个玩笑

抓捕“四人帮”是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虽然后天戴上了诸如“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等政治罪名，却无法掩盖个人好恶和权力之争在其中的作用。主导参预这次行动的人，不仅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被历史所垢病。

一、中央高层六年的大换班——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年离世，中共失去了核心。一面是骤登高位的华国锋跃跃欲试，一面是文革新生代百般掣肘，还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大批老干部虎视眈眈。

1973年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童必武。其中毛泽东（76年9月9日）、朱德（76年7月6日）、周恩来（76年1月8日）、康生（75年12月16日）、董必武（75年4月）均去世，李德生被中途换下（75年1月10日），邓小平进入（75年1月10日）没多久又被打倒，华国锋刚刚入常（76年4月7日）。

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个人。除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后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职的只剩叶剑英一人。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委员由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等23人组成，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副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被清出政治局。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新的排名顺序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文革新生代基本被全部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政治局委员25人：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幕华。至此，中央十届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叶剑英、韦国清和李先念三人。短短六年时间，中央高层发生了大换班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二、参预抓捕四人帮的功臣后来结局均不佳——很长时间以来粉碎四人帮被说成是大快人心的历史功绩，许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从不同的角度自夸其中的功劳，连一些跑腿的也把抓几个文弱书生描述的惊心动魄，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这场所谓的粉碎行为，无论从法治角度还是政治游戏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道义上也站不住脚，受历史抨击是必然的。这次对“四人帮”的清除如果论功行赏的话，首推华国锋。虽然他只是因为四人帮“欺人太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背信弃义”，至少在人格道义上站不住脚。仅从这一点上，他不足以成为国家领袖级的人物，后来被赶下台是咎由自取。汪东兴既是抓捕“四人帮”的力主者，又是具体实施人，论功行赏该排第二。他是毛泽东的近臣，也是历史上对毛泽东最忠实的人。他更多是与江青有矛盾，因私人恩怨而毁掉毛泽东的亲属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叶剑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上的功劳被夸大，他们只是利用了华国锋在清除“四人帮”的机会，顺水推舟并在态度上支持了华国锋。事实上他们虽然没有像华国锋等人那样被清洗，却有名无实地被边缘化，后来对国家形势没有邓小平和陈云那样有决策作用。原因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位，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薄一波等东山再起的老干部不同，在清算文革问题上会涉及到。

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这些人是被划进毛泽东体系或华国锋线上的人，虽然在抓捕四人帮问题上出过力，却被定义为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们与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整肃是必然的。

三、其它参预抓捕四人帮的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奖励—— 张耀祠，这位毛泽东老警卫负责人，1964年就晋升少将军衔。虽然在抓捕四人帮中功劳甚大，却仍受到长时间的审查，最后下放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以中央后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军区副参谋长是一种降级使用。

武健华，时任副军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命参与策划、组织、拘捕、关押四人帮，并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1979年被调任陕西省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他的唯一收获是可以在媒体面前大讲自己抓捕四人帮的英雄事迹，不管是否真实，却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点出场费还是可以的。

邬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是江青的主要随卫。在抓捕“四人帮”时负责外围工作。1979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副军职。退休以后，一面出书和积极参加纪念伟人的活动，一面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向媒体报料。

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参预抓捕四人帮。1979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也是平调。

其它人包括中央警卫局的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以及负责解决王洪文的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江青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以及现场担任警戒的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等人，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说法叙述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说当年发生的事件，互相之间又非常矛盾，很多是无中生有。

四、抓捕“四人帮”无关政治正确——抓捕“四人帮”没有论功行赏的主要原因是这次抓捕无关政治正确，只是文革权力斗争的表现形式。而且就文化大革命而言，这些人的屁股并不干净。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及叶剑英，他们清除“四人帮”势力并非是要改朝换代，而是私利当头，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排除异己。

五、华国锋被“忽悠”懵了——华国锋是毛泽东器重的人，他默认“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说明他不可能改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作为资历不深且人脉不广而位极人臣，他错误地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没有看到虎视眈眈的老干部才是最大的威胁。仅从这一点上看，华国锋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人物。正因为此，清除“四人帮”既是他的功绩又是他一生广受垢病的问题之一，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他的这一举措如其说是“英明”，不如说是愚蠢。

汪东兴没有摆脱历史上“宦官”的特征。他既忠诚于毛泽东，又想从中弄权。以大警卫员挤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开始挑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结果虽然因抓捕“四人帮”而高升党的副主席，却被各方不认同。就像他的女儿汪延群说的“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说明他要夺的是“四人帮”的权，并非是对他们的真正打倒。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否定了毛泽东及四人帮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汪东兴与胡乔木、邓立群一样，既想讨好邓小平，又不想放弃一生追随毛泽东的信念，最终只能在纠结中打圈圈。

叶剑英是位机会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有多次“反水”经历。这位老“参座”的心思主要以揣测毛泽东意向作为行动的指南，文革中一直活跃在运动中。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是肯定的，但毛泽东最后向他“托孤”则值得商榷。叶剑英被毛泽东“托孤”一说是《叶剑英传》自己编造出来的。在华国锋被废黜之后，他仍然说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头脑里有愚忠愚义思想”，继续他的毛泽东“托孤”一说。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汉刘邦托孤周勃、蜀刘备托孤，都因为圆满完成了托孤任务而名垂千古。叶剑英则不仅亲手把“先主”的老婆关进监狱，而且伙同他人把“孤主”赶下台。他错误地以为清除了“四人帮”自己就成了鹤立鸡群的老革命家，然而当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一代人物登场后，他立马放弃“托孤大臣”的身份，宁可要一个副主席的虚名，也不为华国锋殉葬。叶剑英是反手作空的高手。

邓小平没有参预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等人的行为不屑一顾，只把他们当作是过渡人物。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上台，也可以通过审判四人帮开始“非毛化”，却不会让这种“政变”流芳百世。作为政客，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必将受到后来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这帮机会主义者全部赶下台，重起炉灶开始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参预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第三篇：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刘梦溪《光明日报》（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

第四篇：高一历史 汉代儒学教案 华东师大版

浙江省衢州市仲尼中学高一历史 汉代儒学教案 华东师大版

一、教材分析

本课分四目，主要介绍了从秦朝到汉朝统治阶级对治国思想的调整。第一目，讲汉代儒学兴起的背景，即秦朝“焚书坑儒”批判。后三目讲儒学的兴起：第二目讲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第三目讲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第四目讲儒学经典成为科举考试（隋唐）的主要内容，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学情分析

本课部分知识在初中课本中已有出现，如“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所以注意初中课本的衔接与区别。同时，引导学生利用已学的知识合作探究课堂问题。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本课学习，掌握汉代儒学兴起的相关内容，分析其对中国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影响。2．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及自己原有的相关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学会用独立思考与同他人合作学习和交流相结合的方法，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教师要予以适当的指导与及时而准确的评价。

3．通过对本课的学习，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以及发展路程的认识，弘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恰当评价，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四、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儒学在汉代的兴起及其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难点：对“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太学兴起及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几个问题形成客观的评价。

五、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从《论语》视频导入，激发学生兴趣。回顾春秋战国——秦朝儒家思想的地位演变，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创立和发展，早期儒学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称为显学。

新课讲解

一、儒学兴起的背景

秦朝，“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压制，儒学走向低潮。

1、战国和秦朝文化氛围有何不同？原因何在？

战国：百家争鸣：各国纷争，尚未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学术氛围较宽松 秦朝：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巩固统一，必须加强思想控制

2、原因

① 秦朝统一后，并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文化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 ② 儒生，游士引用儒家经典，圣贤言论，批评时政，不利于秦朝的统治。③导火线：关于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

3、概况

①焚书：焚书的范围：六国的历史记载+私人收藏的书+严禁私下谈论+严禁私藏禁书

不焚的书：《秦记》+博士管理的文献+有实用价值的书籍（医药、卜筮、种树）②坑儒：警告文化人

4、评价

①实质：文化专制政策

②积极：在当时是必要的，有利于加强思想控制，一定程度上维护统治

③消极：a、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

b、使儒学走向低潮 C、受到主流文化的批判

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儒家思想逐渐复苏

二、儒学兴起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材料分析）

（1）背景：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但也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

① 政治：王国问题

② 民族关系：北方：匈奴+南方西南地区 ③ 经济：土地兼并，阶级矛盾激化

（2）用人政策：汉武帝起用“贤良文学”的儒生，担任官职，以备咨询治国方略

（3）个人发挥：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发挥——新儒学，使其更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其建议得到采纳。

a、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b、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君权神授”与“天人感应” c、针对土地兼并的现实，发挥“仁政”：轻徭薄赋 d、针对为人处事标准，提出“三纲五常”

特点：外儒内法，继承儒家“仁政”学说，又吸收法家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思想。

2、汉代的教育体制——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1）太学地位：

汉武帝时期，创办太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2）招生目的：

对教育：太学的建立，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 对社会风气：带动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对统治基础：打破贵族官僚对官位的垄断，出身中下层的人，也能进入仕途，扩大统治基础。对政坛：东汉太学生的议政活动，迫使黑暗政治势力有所收敛。（3）汉武帝的文化体制改革影响（讨论）a、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b、结束各学派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百家争鸣局面彻底结束），扼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 c、对思想、文化、教育的重视，、推动了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

3、科举制——儒家思想统治地位进一步强化（自主学习）1．选官制度的变化：世官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 2．确立；隋朝——完善：唐朝——发展；北宋——强化：明清 3．特点：①以考试成绩作为选官依据

②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学经典

4．影响：

① 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稳固：儒生成为专制政治的仆从；儒学成为统治臣民的思想工具

② 促成持久的读书风尚，有利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文化的发展 ③ 选官方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④ 读书-考试——做官，知识分子成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 ⑤ 导致古代专心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薄弱，影响科技的发展。

小结

结合本课你认为儒学的现代价值在哪？我们该怎样对待儒学？（讨论）

儒家的大一统意识，民本意识、道德意识与和谐意识等，对维护中华民族统一、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和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但在对儒家思 3 想积极性加以发挥的同时，也不要被一些传统儒家的陈规陋俗所束缚，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六、板书设计

一、儒学兴起的背景

二、儒学兴起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2、汉代的教育体制——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

3、科举制——儒家思想统治地位进一步强化

七、分层练习

C类 1．焚书坑儒事件发生以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中，不正确的是

A．中国文化遭受一场浩劫

B．儒家学说重新创立

C．文化史家批判这一现象

D．儒学发展因此而进入低潮

2．秦始皇“焚书坑儒”摧残了先秦文化，钳制了思想。他的这一作为主要是针对 A.儒学的独尊地位 B.主张分封的思想

C.妄议朝政的儒生 D.企图判乱的六国旧贵族

3.董仲舒对儒学思想作了改造，形成了新儒学体系，其本质意图是 A.通过“举贤良”成为治国人才

B.发扬光大儒家学说

C.提醒统治者要实行仁政

D.适应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B类 4.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中对最高统治者有震慑作用的学说是 A.“春秋大一统” 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C.“天人合一，天人感应” D.“仁政” 5.奶奶不断唠叨：“老天爷爷，你怎么不挣眼，这雨没完没了地下，你还叫我们穷人活不活。”以上是某文学作品中的片段，“奶奶”的话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的敬意，这与中国古代哪一学派有关

A．道家学派 B．法家学派 C．儒家学派 D．墨家学派 6.今天的博士，是众多莘莘学子追求的高学位，但最初的博士是指 A.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

B.儒家学派的弟子

C.博闻广记．学问高深的士人 D.帮助皇帝出谋划策的的官员

7.假如你是汉武帝时的一名学生，你要进入全国最高学府接受教育，你必须去哪里？ A.长安、太学 B.洛阳、书院 C.南京、国子监 D.曲阜、孔庙 A类 8.假如你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书生，你所遇到的景况可能是 ①你的教科书除了儒家经典外还会有法家经典 ②你可以到郡县的学校就读

③即使你不是贵族子弟也有机会读书 ④如果你考试合格的话，可以到政府任职

A．①②③ B．①②③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9.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教学的地方）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同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引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董仲舒……开启了儒学神学化，儒家宗教化，孔子教主化的进程，为封建统治找到了较为理想的意识形态。他的学说为稳定和巩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他与汉武帝一起作为西汉鼎盛时代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田昌五．安作樟主编《秦汉史》 材料三 董仲舒是有汉一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当时就享有“群儒之首”的声誉，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董仲舒学说的消极影响也是严重的……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封闭自我，盲目自足，因循守旧，不思奋进等等劣根性，都与之直接相关。——冯天谕等著《中华文化史》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董仲舒的观点。

（2）材料二、三分别提出对董仲舒的不同评价标准，你比较同意上述哪一种看法?为什么?

八、教学反思

采用一系列的问题把课文内容串起来，引导学生一步一步找到答案并总结出来。具体如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本课的难点，教学时，首先引导学生理解实行该政策的原因；其次，让学生把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核心内容；再次，让学生明白，汉武帝推崇的“儒术”，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最后，设太学，以“五经”为主要教材，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是实行“独尊儒术”的必然结果。突破了难点。

第五篇：一个历史教师的班主任经

一个历史教师的班主任经

河北省正定县第五中学齐领志050800

内容摘要：

2009年河北省开始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笔者在迷惑过后进行探索，按照新课程精神把历史教育与班级管理和建设结合。该文从历史教育学生全面发展、历史养成班级和谐小社会角度理论实践相结合深入进行了总结，又论述了教师转变角色、提高教师素养对于课程改革和班集体的管理和建设重要性。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历史教育班级管理班级建设

正文：

21世纪的到来，人类社会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世界全球化信息化进入一个新阶段。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学生完整人格培养、个性充分发展，是21世纪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共同趋向。班级是一个学校的基本单元，班主任也是学校最基层的管理者，仅仅从班主任的基本职责来说，带一个班并不是一件难事儿，但要带好一个班可能就需要很多的技巧。实行素质教育，创建一个良好的班集体，培育学生完整人格，这是班主任肩上责无旁贷的重任。

在市场经济勃兴之时历史与历史教育却受到冷落。历史教育内容陈旧，历史教育方法古板，历史教师往往给学生以“老夫子”的印象，历史课往往成为学生心中的睡觉课。在希望学理科的学生心目中只是学业水平测试过关，在希望学文科的学生心目中只是高考分数的最大值。历史教育面临着边缘化的危机，历史老师成为副科老师。

我作为一名学生心目中的副科“历史老师”，就这样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新课程改革后的首届班主任，如今已经三年了。这其中有过迷惑，有过探索，有过付出，有过成功，有过曲折，这些经历成就了我的“班主任经”。

迷惑过后的探索

难道经济的繁荣一定要要以历史的衰落作牺牲，商品的丰富一定要离历史教育的冷落为代价吗?我想起照镜子的故事，当你哭的时候镜子里的你也哭得一塌糊涂，当你笑的时候镜子里的你也笑得一脸春光，你还是你、你不过是角度不同罢了。美国学者孙隆平说过“将认知意向的方向转换，作为认知对象的现象也会跟着起变化。”所以我们要敢于面对历史教学的弊病，沉重、陈旧、“深入深出”。我们应该让历史更年轻、更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让历史知识和历史教育焕发异彩吸引吃惯了“肯德基”的网络时代的学生。历史应该是一种超越教科书的大教育、提升人的素质的人文主义教育，从知识到情感，从经验到人生，从个体到社会，把握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和规律。近几年企业文化的兴起也影响到学校，学校文化的创建、校本教材开发成为很多学校领导苦心孤诣的追求。对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这就是一个学科与教育管理理念整合的最佳契机。班级管理和班级文化建设，不仅需要教师的辛勤工作更需要多种软件的交互才能实现“和谐班级”的境界。

2009年河北省开始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新课程标准中的课程性质、基本理念、课程设计思路、课程目标、教学建议、评价建议、课程资源的开发给我打开了一扇扇窗户，一缕缕阳光驱散了我内心的阴霾。把历史新课程和班级管理进行整合，不就能使历史教育焕发光彩、使班级管理柳暗花明吗？新课程历史教育遵循时代性、基础性、多样性和选择性，要求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探究、学会合作，增强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这不就是对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加以影响和培养的目标吗？

我作为一个历史老师经过思考认识到做好班主任必须做好两点：一是解决学生个人的思想、发展问题（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价值观）；一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使班集体成为有凝聚力、有活力的和谐小社会。下面我就结合历史课程教育和班级管理的各个环节，谈一下我对历史教育与班级管理交互渗透整合的一些小细节和做法。

努力过后的收获

一、用历史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知道，课堂是我们的苗圃，每天在这里浇花施肥培土，把一个个小苗培育成参天大树。把握课堂才能把握学生发展的方向，驾驭课堂才能为学生把好舵护好航，使学生顺利驶向成功的彼岸。所以说课堂是一个重要的人格教育抓手，做好班主任应该从提高自己专业素质入手，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促进教育管理能力提高。

教学中，我把价值观人格教育寓于历史课堂。普通高中历史课程从不同角度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通过重点历史事件、人物、现象展现人类进程中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学科中教育材料俯拾皆是。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掌握社会发展趋势才能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对于那些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如秦始皇、李鸿章、拿破仑、马克思，还有家乡的伪河北省长吴赞周，更能21世纪新新人类的无尽思考。学生学习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讨论从而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已经潜移默化的体现了历史德育功能。

教学中，我把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寓于历史课堂。学生在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更能刺激学生学习的原动力、主动性以及学习方法的掌握。我争取提供更多的史料乃至于有争论的观点给学生；还把身边发生的历史引入课堂，正定古城是否应该修复、历史文化遗产是否应该让位于经济发展等问题。对于喜欢理科的学生，我适时补充了一些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人物，比如爱迪生的1400项发明以及成立通用电气公司成为著名企业家、诺贝尔发明炸药并且创办诺贝尔公司积累大量财富创立诺贝尔奖。学生的分析与思辨能力养成需要教师这些讨论解读，其所产生的一石激起千重浪的思辨作用远远超过我们教师在台上声嘶力竭的演讲、不厌其烦的教导。学生的史学素养在课堂中得到提升，探究学习、独立思考能力也在教学中得到了发展。

把个人能力培养贯穿历史教学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的社会适应和实践能力。学习历史的最高境界是使学生能够自主的运用历史学习方法与思路来反省自己的学习生活，这对于班级建设和管理以及学生成长意义重大。

历史档案袋和道德日记提升学生能力。众所周知，历史学家所做研究均建立在史料的分析之上，故而我们也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对自己人生经历做系统整理的能力，以坚定自己前进的步伐、勇往直前。最基本的就是档案袋制度，从学生一入班就发给班级每个学生一个档案袋，要求其装入每个阶段的学习计划、目标、总结；也可装入自己认为影响最深的作品，比如一张奖状、一篇美文、一份试卷、一个手工。过一段时间来对所装东西做个整理与书面的反思，这正是在运用历史的思维来分析自己的历史。这种方式能把学生的历史感、现实感、与未来感连在一起。我在教学中常结合时事新闻或热点问题与同学们共同探讨、积极引导，并落实在班级的学生个体的自我教育上，让学生经历整理自己计划总结-————反思与前人对比————新计划、展望前景这一过程。至于道德日记，我是受到曾国藩的《过隙影》和魏书生老师让学生写道德长跑日记的启发，要求学生每天花三五分钟检点一下自己的行为，小到上课说话自习迟到，大到与老师家长闹矛盾，通过日记完成自主学习、自主教育，从而实现自知、自胜、自强。

组织多种形式的课内课外活动提升学生能力。当今社会竞争与合作并存，我们的教育目标应该两者并重。在课堂教学中我把学生分成小组形式来培养合作精神、参与精神。如全班分为8各小组，每组6个成员，每个成员在每次讨论时都必须发言，每次设一个

组长和记录员在常设的小组活动话语本上记录每个成员的发言内容组长最后汇报发言。由于组长记录员不固定，组内的参与合作和竞争就加强了，形成班级的事，事事有人做，班级的人人人有事做的文化氛围。引导学生把平时的读书看报、上网冲浪所引发的对历史的感悟鞋城历史习作，这是历史学科评价方法的重要一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收集处理信息能力。在课堂上创建“历史小故事”演讲，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现场表现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公民素质。

此外还鼓励学生搞历史调查，走出学校开展社会调查与采访，让学生体验经历着的即当代史，多渠道接触社会增加学生阅历，锻炼综合运用历史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而不只是纸上谈兵。还让学生接触社会的各个部门，如博物馆、地方志办公室、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甚至政府部门，参与接触重在体会，而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比如，开展调查为什么正定有古建筑宝库之说，讲解放战争我带领学生参观西柏坡纪念馆，鼓励学生采访老战士了解解放石家庄的英勇事迹，还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走访不同部门完成“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专题调查。在悠久的历史和优美的现在的冲击中不仅使学生潜移默化中培养了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了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人生理想，由爱小家到爱大家，而且学生的动手、探究、实践能力在活动中都得到增强。

二、用历史教育营造班级和谐小社会

班级是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严格管理是学校对班主任管理工作的一贯要求，班主任往往也知道严格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严”不是严厉、严酷，管理严格是指在原则和纪律上面。除了严以外还要活，只有严会造成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紧张；只有活，会造成班级散乱形不成凝聚力。所以班级管理是有技巧的，所谓文章在课外。接下来我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历史课堂外的班级文化建设。

班级制度是管理达到最佳状态的保证。制度实际是每个同学共同达成的契约，是民主与集中的精神体现，既要体现出赏罚分明，又要体现人文关怀温暖人心。人民版历史必修一讲的是政治制度史，我在课堂教学中和班会课时间，一块研究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弊端，有一块欣赏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在学习了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名著的相关内容，是班级学生认识到班级制度是由大家共同来制定的，需要大家共同维护的。有结合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的内容，美国《1787年宪法》所体现的原则，也就是三权分立、民主制衡，形成学生代表、班委、班主任为代表的所谓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的班级组织机构形式，班规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有理可循。

民主自治是管理达到优化和无摩擦的重要保证。学生是班级的主体，班干部使学生的代理人，也是沟通班主任和学生的有效工具。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单元学过以后中国历代选官制度：禅让制————世官制————军功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在结合西方的选举制度，使学生认识到班干部神圣的权力及当班干部的职责。在班干部中强化“班级日记”“值日班干部制度”“班团委合作”等项制度，使班干部们乐于干、善于干。同时强调历史上的暴君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他们为己谋利、一意孤行，因而遭到人民的唾弃，教育班干部努力成为优秀的“人民代表”。开好班会是民主自治的重要手段。在同学们学过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后，在班会上演习过古代希腊的法庭制度来解决班级冲突和矛盾；为了解决一些学生的不良习惯，让它更好改正融入班集体，还进行过“班级版陶片放逐法”。学生的成长离不开师生交流、师师交流、家校交流，为此我们还在教室悬挂“师生交流本”用书面形式争取意见或建议，我还把QQ号、个人邮箱发给学生，改变了传统的家校联系中的家访、打电话等形式，改变学生心目中家校联系就是“打小报告”“可怕地揭露”，争取实现师生交流的无缝化。正是有了学生干部的积极工作，还有广大学生的积极投入，使我们的小社会更和谐、开放，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全面发展。

教室文化的创建是班级管理的重要环节。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

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教育的功能不仅只是课堂内外老师讲的知识、同学们找到的信息，每天学生生活的重要环境——教室也可以发挥历史教育的潜能，实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就好像企业有了文化，就有了精气神一样，班级有了文化就有了灵魂。

班训寓意应该深刻富有启迪，可以选用名言警句激励学生，比如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或营造和谐空气的“众志成城”等。此外，班级悬挂名人画像外还可以悬挂一些历史名篇的书画作品，比如《兰亭序》，小则怡情，大则养气；还可以装饰以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使学生不仅心有国家，而且胸怀世界。教师的墙上也可以进行各种修饰，有的用作作业答案张贴、有的用作资料时事展览，有的可以用作学生的才艺平台。我还要求学生每天在黑板一角写上名人名言。这样就可以使学生无时无刻不再接受历史的熏陶。

教师素养对于课程改革和班集体的管理和建设有着重要影响，教师要适应自己的不同角色。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导”，才能实现学生的“主”，体现学生为主体，激活课堂，自激自励，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在历史课堂教学外，教师要善于“放”，才能实现学生的多元发展、个性发展，放下身段才能得到学生的倾心爱戴。作为班主任，可以强调历史教育功能但不能有“课程本位”的观念，必须高瞻远瞩像军事家、政治家、企业家，把握好、协调好与各科任课老师的关系，为学生创造和谐宽松的学习成长环境。

2009年以来的高中新课程改革为我的班主任之路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谈及自己的看法、做法、体会，旨在说明之中的理念和探索，关怀学生的健全人格，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不惟教科书是从，不以成绩论英雄。同时，只想凭借历史教育与班级建设管理整合的做法来促进中学各科教学和管理向更深入、更广泛的层次发展。

结论：

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给每个教师带来的既有机遇又有挑战。课程改革精神和课标要求为教师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能力开辟了新的途径，因此教师应该深刻领会课程改革精神和课标要求，提高专业素质、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做好班主任工作。

参考文献：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钟启泉《综合课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