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管县体制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

第一篇：市管县体制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

建国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市管县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普遍实行的市管县体制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城乡协调发展的步伐，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体制性障碍，具体表现为：缺乏法律依据，处于尴尬境地；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供养人员增加，财政负担加重；协调发展不足，市县争利严重。

建国初期，为了便于治安管理，我国曾在个别城市短期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记载，杭州市于1949年至1951年间管辖过杭县；兰州市于1949年至1950年间管辖过皋兰县；昆明市曾于1951年至1953年间管辖过昆明县；重庆市于1951年至1952年间管辖过巴县；贵阳市于1952年至1955年曾管辖过贵筑县。此外，1949年无锡市曾管辖过无锡县；徐州市管辖过铜山县。此后，北京、天津、旅大、本溪等市先后实行过市领导县体制。当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主要是为了保证城市的蔬菜和副食品供应。所以，能够领导县的市仅限于部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个别大城市，一般一个市只领导一个县。实际上，市领导县体制在1957年以前还不能称为“体制”，只是地方政府管理架构的一种特例，实行该体制的市数量较少，只占当时市建制比例的3％左右。从时间上看，一般经过一到两年时间就又重新划归专区领导或改制为市领导下的区。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是尽量避免由市领导县。

截至2005年底，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同，暂不包括）对县或县级市的管理有4种模式：（1）由省、直辖市、自治区直接领导管理县或县级市，这样的县级政区为56个（包括37个县、18个县级市、1个林区），占全国2010个县或县级市总数的2．79％。（2）地级市领导和管理县或者县级市，共有1546个，占总县级政区数的76．91％。（3）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地区行政公署或盟代管县，这样的县或者县级市共有148个，占县或者县级市总数的7．36％。（4）民族自治的地方由自治州领导和管理县或者县级市，共有246个，占县或者县级市总数的12．24％。在辖县的四种模式中，以市管县体制为主。市领导县体制已经成为地级管理层中占主体地位的体制，是覆盖面广的地方行政体制。

市管县体制的历史作用

一是促进了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分割，商品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中央提出通过市领导县体制，把中心城市变成商品交换中心，发挥中心城市优势，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实行市管县，实质上就是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核心，带动周围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经济区。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比较集中的场所，是区域经济的中心，它负有组织协调生产活动，组织物资集散和商品流通，提供综合服务，促进辐射区内实现现代化的功能。实行市管县，是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重要措施。

二是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城乡优势互补。市管县有利于城乡经济的统一规划。以往地、市分割，互相掣肘，城乡各自的优势无法发挥互补作用，常常出现重复建设和盲目布点。实行市管县后，市可总揽城乡全局，统筹和规划“大市区”的经济建设。地方政府可以用经济、法规、行政等手段，对辖区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行统筹兼顾，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优化组合，促使城乡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形成工业生产、商品流通、科技信息、交通邮电、金融信贷网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城市对农村的产品扩散、技术扩散、信息扩散、资金扩散，缩小城乡在经济上的差距。城市以其经济、科技、教育、人才、信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扶持农村，城市工业带动农村农副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为城市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原材料、水资源、粮食、蔬菜、副食品、城市建设用地等，解决了城市发展的后顾之忧，也拓展了城市工业产品市场。

三是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隔离状态严重，城市

化发展缓慢，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1978年底，全国城市化水平为17．9％，与建国初期相比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国务院和民政部提出了新的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这大大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到2008年底，我国城市化率已达45．7％，全国共形成建制市655个，含4个直辖市、283个地级市、368个县级市。

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局限性

一是缺乏法律依据，处于尴尬境地。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地方行政架构实行省、县、乡三级，然而实际上却形成了省—市—县—乡的四级行政架构模式，对于市这一级行政组织的法律地位一直没有做出明确说明。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对市管县的具体操作方式也就有了较强的随意性。法律规定的缺位，导致了对地级市进行定位的困难，省级政府基本以宏观管理为主，多为制定政策；县级政府以微观管理为主，多为执行政策。市级政府处于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毫无疑问应该发挥管理层的作用。目前，市对县的管理还是指导建议多，具体支持少。

二是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市管县后，地级层次由虚变实，行政层次变为由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市）—乡（镇）五级组成。秦汉以来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实际上，我国有史以来的多级制年限仅有350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对县的管辖由地区行政公署以省的名义管理（虚管）变为由市全权管理（实管），行政区划的层级由省县乡三级变为省市县乡四级。凡是县与省之间需要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的问题，无论是政策性的还是业务性的，本来能直接沟通的，现在也要经由市一级中间层次，信息传递增加了一套程序，影响了信息传递速度，降低了行政效率，这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和交通十分便利的今天已越来越不合时宜。

三是供养人员增加，财政负担加重。市管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是为中心城市服务，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市依靠行政权力，将财政收支的压力分解到县，增加了县域供养负担。地级市成为一级行政管理层，随之要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增加财政供养人口，增加纳税人的供养负担。以一个中等地级市为例，按地厅级干部30人、县处级干部200人、科级干部1000人计算，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万人以上，每年仅工资一项就需要财政支出2亿元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元左右。2009年初，全国共有283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仅仅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400亿元以上。

四是协调发展不足，市县争利严重。市管县的主要目的是以城市的优势地位拉动所辖县乡的经济发展，事实上除传统的省会城市和一些中等发达城市带动能力较强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甚至是由县级升格为地级的市就很难有力量来帮助其他县和乡村发展。目前，平均每个地级市带6个县左右，撇开其管理幅度因素，这些城市也是拉不动周边县区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的小马拉大车问题就更为严重。长期以来，经济基础薄弱，本级财力很小的一些地级市，存在着盘剥和过度依赖县（市）的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截留分配物资、项目、资金等问题，同时税费上要有一定的分成比例，在城乡资源配置上向城市倾斜度过大，出现了所谓“市刮县”现象反而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这就出现了市领导县而不再是市帮县、市带县形成了所谓“市压县”、“市卡县”、“市挤县”、“市吃县”或“市刮县”的局面。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苏南诸市由于产业结构趋同竞争十分激烈地级市往往利用中心城市优势参与市场竞争在财税征管和经济管理权上钳制着县级市的发展使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市管县体制不利于解决地级市与县（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利益矛盾不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

第二篇：东莞人才租赁体制发展的局限性（本站推荐）

东莞人才租赁体制发展的局限性:

从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东莞人才租赁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用工形式肇始于1979年11月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向一家日本公司的驻华代表处派遣中国雇员。由此至1990年代中期，派遣单位仅限于国务院以及各省级政府批准的外事服务部门，其目的并不是解决劳动力市场问题，而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特定时期专门解决国外常驻中国代表处等非法人机构的用人问题。

1990年代末，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加快，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日益突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再就业的要求下，原劳动行政部门依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纷纷成立劳务派遣单位，原人事行政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开始承担劳务派遣的职能。此外，由国有大型企业自行组建或者共同组建的派遣单位在这一时期也占据一定比例。这一时期，劳务派遣的得到极大的发展，其最大特点就是“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与促进农村劳动力劳务输出，是政府主导的一种就业行为”。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大致表现为体制内与体制外并存的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这种两元结构的劳动力市场，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所形成。市场经济体制只要还没有完全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就必然存在着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同时并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即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或者在改革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不直接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从而决定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体制外改革入手。通过劳务派遣的发展历程来看，劳务派遣制度发展的背景明显具有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局限性。劳务派遣首先主要存在于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有成熟的法律和政策进行调控。而先前外商代表处的雇员、国企下岗再就业职工，与带有某种“铁饭碗”性质的体制内劳动者相比，其本身要承担更多的劳动力市场供求风险，甚至法律和政策的风险。这部分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更多的是由市场力量发挥的作用，国家干预则主要体现于就业市场的宏观运行。在市场经济相关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之前，派遣劳动者成为劳动力市场转型的先导，其利益的保障必然要远远低于体制内的劳动者。近些年，尽管劳务派遣单位的类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民营、外资派遣单位日渐

活跃，但是先前成立的派遣单位至今仍然占据劳务派遣市场中的主要席位。东莞人才租赁由起初作为不具备用人单位法定条件的外商代表处用工的唯一途径，后来成为解决劳动力再就业等国企改革中产生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措施。时至今日劳务派遣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手段。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及1993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相关决定以来，至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

在这里介绍一下东莞人才租赁协议，该协议是用工单位和派遣服务机构民事合作法律关系的凭证，是双方管理派遣员工的重要依据。一份“责权明晰”的派遣协议将大大降低实际用工单位的法律风险。实际用工单位在签订派遣协议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约定派遣机构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防范派遣服务机构不与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用工企业应在接受被派遣劳动者时，就注意查证其与东莞人才租赁服务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才可接受。建议要求派遣服务机机构与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后提供一份给用工企业备案。

2、明确约定工伤事故、劳动纠纷如何处理，费用如何分担。尤其是应当约定，派遣员工工伤事故用工伤保险支付后的不足费用，双方采取何种比例的费用分担模式。

3、明确约定派遣服务机构承担其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律责任，防止派遣服务机构不交、漏缴社会保险费。

4、明确约定派遣服务机构发放工资的日期，并规定未经用工单位同意，东莞人才租赁派遣服务机构不得以任何名目拖欠、克扣派遣员工的工资。

5、明确约定派遣服务机构违约应承担所有损失且用工单位有权解约。

6、明确约定派遣员工应当遵守用工单位的规章制度，接受用工单位的管理。

7、明确约定在哪些情形下可以退回派遣员工，对于用工单位不再需要的人员，用工可以根据派遣协议的 约定退回，派遣服务机构可以另行派遣或依法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这里要注意的时，此种情形下有可能产生经济补偿金，则对于该经济补偿金的支付，用工单位应当在派遣协议中约定经济补偿金的具体分担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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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如何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

如何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

1.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1）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是启发工人觉悟和科学的研究资本主义的宝贵材料；在政治上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新的压迫制度；在经济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病；在思想道德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和虚伪的道德观念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不久就对这个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无情的抨击了资产阶级的腐败和残暴，诉说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思想奴役这不仅在当时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而且至今对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2）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设想与预测，并为实现理想社会进行了各种艰难的试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和有启发性的实际例证，他们对未来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到生活，从思想到文化，从社会到家庭，都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设想。如

1、关于农救会发展规律性的思想。

2、关于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农救会的思想。

3、关于劳动改造、劳动光荣与劳动竞赛的思想。

4、关于有计划地组织农救会生产的思想。

5、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用新型分工分代替旧式分工的思想。

6、关于建立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的思想。

7、关于大力发展科学，繁荣艺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8、关于普及教育与消除愚味的思想。

9、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的思想。

10、关于缩短工时的思想。

11、关于未来社会分配制度的思想。

12、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

13、关于法制建设的思想。

14、关于实现理想制度的方法与途径的思想。

15、关于建立一个精干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思想。

16、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

17、关于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和不输出制度的思想。

18、关于国家消亡与未来社会管理的思想。

19、关于人口发展规划与人口平衡的思想。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

（3）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上，尽管总体上是唯心主义的，但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为科学论证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二、局限性：

1、否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崇拜幸运的偶然性，宣传天才论和英雄史观。

2、看不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始终没以找到改造现代社会的物质力量，而把改造现实社会的历史责任赋予了某个天才人物。

3、离开阶级斗争去设计、谈论和实践社会主义，他们的设想便不能不是空话，他们的实践浩劫也不能不充满幼稚的幻想。

4、理论基础是理性原则，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从道德情感出发的社会主义。不是在生产的现存物质事实和阶级斗争中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发现出来的，实际上只是把社会理想化。

第四篇：完善食药监管体制的建议

四川威远县基层干部对完善食药监管体制的建议

与思考

2013年3月启动的新一轮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上级放任自流，地方各显神通，大家都在水里摸石头过河，热热闹闹搞创新，实实在在翻烧饼。最终结局是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不统一不权威，“强化”莫名其妙变为“弱化”，基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怨声载道。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成为“夹生饭”。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改革初衷南辕北辙。

问题反思

（一）顶层设计不到位。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存在漏洞，改革概念化。没有针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监管职责不断扩充、监管工作量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对于监管一线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必须解决的机构设立、人员编制、经费保障、执法装备等配套改革的具体内容、责任主体、解决路径、完成时间等提出具体刚性要求，加之权威指导不力，改革成为始料不及的各地各行其是！与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初衷渐行渐远。

（二）机构设置没有规范。一是没有明确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直属机构、基层监管机构的设立规范。多数县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不良反应监测机构设置至今没有到位。二是没有统一设置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尽管2014年国家总局、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至今还在孕育中！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建设严重滞后。三是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党组织亟待完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党组织设立不适应改革形势和变化。四是怪胎“N合1”。“N合1”表面上解决编制矛盾，减少政府组成部门设置数量，实际上是规避部门利益矛盾的花拳绣腿改革，是削足适履的怪胎。导致“监管机构名称标识不统一、执法依据不统一、执法程序不统一、法律文书不统一等问题，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在部门利益博弈中，更名不断，挂牌不断，扯皮不断，折腾不断。县级“N合1”机构基本上成为N个上级部门的办事机构，县级局局长沦为会贩子，副职忙于应付N+X个领导，食品药品监管实质上弱化。五是部分地方狭隘理解综合执法。六是各级食品总监、药品总监职务设置职责不清，任务不明，没有规范。

（三）人员编制没有标准。一是编制矛盾下移。中央规定“基层食品药品监管的具体方式及机构设置模式，根据人口、面积、交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以及食品药品监管任务量和调整划转后的人员编制等情况研究确定”，多数省级规定应景式，没有像公安等机构的编制配备刚性标准（况且编外大量使用协警）。导致难以确定县域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编制。上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求下级监管部门争取编制，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编制部门没有共同遵守并且是可操作的编制口径。食品药品监管执法人员的编制矛盾，集中聚焦在县级；监管执法人员编制与履行职责要求的矛盾，集中暴露在县级。二是基层机构编制不合理。“每所2—3名”配备基层所监管人员，背离实事求，不合理、不可操作。因为划分乡镇行政区划，全国及省市甚至县级没有统一标准，乡镇行政区域人口数量悬殊，幅员面积悬殊，监管对象悬殊。以某县为例：镇域人口从1万余人到超过20万人不等，人口悬殊超过15倍；镇域食品药品监管对象从100个到近4千个不等，监管对象悬殊40倍左右。至于与县域内其他行政执法队伍比较，监管对象数量更不平衡，差距达到数倍至十余倍。三是监管力量明增暗减。落实国务院“编制随职责划转、人员随编制划转”不力。从表面上看，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绝对数在大幅度增加，实际上与划转职责极不相称。2008年开始、2011年前后完成的上一轮体制改革，从县级卫生部门划转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职责，划转编制远远低于实际履行监管职责的力量。更别说社会经济变化导致的近年来保健食品、化妆品市场大发展。2013年开始的新一轮体制改革，从县级工商系统、质监系统划转编制远远低于2个部门实际承担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职责从事监管的人数。另外划转酒类质量安全监管职责，以及划转畜产品在定点屠宰以后进入批发、零售市场的安全监管等职责，并没有划转任何人员编制。难怪基层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埋怨说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一次，食品药品监管力量削弱1次，基层监管矛盾加剧1次！基层压力加大1次！新一轮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以后，人员编制与履职矛盾进一步凸显。

（四）监管执法保障乏力。一是经费保障没有标准。在多数地方是吃饭财政的情况下，作为机构改革重点加强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公业务费包括日常监管、专项行动、执法车辆运行经费、职工差旅费以及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不良反应监测、应急投诉处理、综合协调等工作经费保障极度困难，食品药品监管处处都要花钱，成为不待见的部门。二是装备特别是执法执勤车辆严重短缺。特别是在刚刚倒计时完成的公车改革中，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执勤车辆，不仅在体制改革以来的3年中几乎没有正规渠道增加，反而一律在现有编制基础上，与其他部门一样，按照同比例压缩，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执勤车辆短缺矛盾更加突出。三是基层办公用房面临窘境。

（五）部门格局禁锢，协调推进乏力。食品药品安全工作面宽量大，矛盾错综复杂，覆盖一二三产业，涉及发展、稳定和民生，群众关注度高，要求高，与党委政府的大多数部门关联密切，现有架构体系协调推进明显乏力。不少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级别不明确。省际、省内市际上述机构级别悬殊，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如工商执法及其派出机构、卫生执法、环境监察执法机构以及疾控中心的级别悬殊。与承担的重要职责不相称。

建议构想

基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食品安全战略，按照“食品药品安全是最大的政治，食品药品安全是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底线是依法治国三条安全底线之一”的定位，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加快健全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应当进一步科学完善食品药品监管的顶层设计。建议重点从以下方面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

（一）明确职责定位

1、统一明确监管职责。应当充分考虑食品药品监管的专业性特殊性并借鉴发达国家管理成功模式，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在认真总结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18号）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进一步科学整合相关职能职责，明确全国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职责。比如：在全面履行国发〔2013〕18号文件明确职责的同时，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5号），整合接收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职能；落实国务院《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国发〔2016〕12号），整合接收地方卫生部门对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4类公共场所食品安全的许可和统一监管职能。

2、正确认识综合执法。现在独立的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本身已经属于专业性很强、情况复杂的综合执法，执法范围涵盖与人们生命健康相关的绝大部分领域，包括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全环节。以食品生产、经营为例，分别涉及31个类别、10多个类别。绝不能错误理解整合多部门执法才是综合执法。

（二）规范机构设置

3、规范设置独立机构。参照公安机构设置模式，统一设立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及其直属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稽查机构、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基层派出机构。明确不同类型的县级检验检测机构设置规范。

4、规范设置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建议参照森林公安机构模式，统一规范设置。

5、完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党组织。适应党建工作新要求，适应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新形势，建议统一明确成立县局机关党委或者党的总支委员会，在条件成熟的内设机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或者联片设立基层党支部。

6、规范明确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总监、药品安全总监等职务的设置及其职责。

7、不要在县级“N合1”。应当清醒认识并且敢于正视“N合1”存在的弊端。食品药品体制改革不要自下而上，不要为了压缩机构数量或者回避编制矛盾，而在县级凑合搞“N合1”，不能让更名不断、挂牌不断、扯皮不断、折腾不断继续下去。因为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拖不起！地方党委政府及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的被问责承受不起！

（三）制定监管执法人员编制刚性标准

8、明确县域编制标准。借鉴公安等部门的经验做法，借鉴本行政区域人口数量“陕西3‱、山西省3.31‱（县乡2.72‱）、内蒙古通辽市3.5‱、甘肃天祝县4.73‱”等地配置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的编制标准，建议国家统一明确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编制按照不低于3‱作为基本编制配备标准。

9、合理确定县级局、基层监管机构编制。按照李克强总理重点强基层、强一线，转变“头大腿细”现象的要求，核定县域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编制以后，按照监管力量倾斜基层的原则，按照三七开左右的比例，合理划分县级局（含稽查执法）人员编制、基层监管机构编制。

建议授权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编办，重点考虑镇（乡街道）行政区域人口、监管任务量等因素，兼顾考虑行政区域面积、交通等因素，按照保障履职的原则，在县域食品药品监管人员总编制框架内，确定派出机构编制。

（四）落实监管执法保障

10、明确经费保障标准。参照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按照县域人口每人15元，核定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经费。或者统一明确按照公安部门标准，核拨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业务费包括日常监管、专项行动、执法车辆运行、职工差旅费经费；与此同时如实保障人口数4‰确定的食品抽检批次数量，以及上级下达的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数量，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应急投诉处理、综合协调等工作经费。

11、制定装备特别是执法执勤车辆配备规范。

建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会同财政部等部门，针对食品药品监管执法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公车改革结束以后，结合执法执勤车辆改革管理新要求，立即修订财政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财社〔2012〕2号），出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明确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执法执勤用车（监管执法、应急处置工作的基本工具，包括执法专用车辆、药品快速检验车、食品快速检测车等执法交通工具）配备编制标准、经费渠道、责任划分、到位时限，规范使用管理。

同时，建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食药监财〔2014〕204号印发的《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基础上，征求财政部等部门意见，及时修订完善，联合印发，明确经费渠道、责任划分、到位时限。

12、规范化建设基层办公业务用房。建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食药监财〔2014〕218号印发的《食品药品监管乡镇（街道）派出机构办公业务用房建设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征求国家相关部委意见以后，联合印发。明确在办公用房建设中，各级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办公用房建设经费来源、建成时间、验收时间、督查要求。

13、加快监管能力标准化建设。参照公安、司法、审判、武装等系统标准化建设模式，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不同层级、不同等级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派出机构（基层监管机构），以及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稽查、检验监测、不良反应监测等机构的等级建设标准。落实经费来源，限期达标。

（五）提升综合协调能力

14、参照从中央到县级的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总工会、党校以及公安局和曾经的地方招商引资等部门主要领导的设置规范和先例，为了有利于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提升综合协调能力，建议明确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局长（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由同级党政副职担任。

15、规范县级局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级别。参照工商执法及其派出机构、卫生执法、环境监察执法机构以及县疾控中心等设置先例，借鉴湖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规定，建议统一明确“县市区食品药品稽查局、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科级建制；在乡镇街道设置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为执法类事业单位，科级建制”。

（六）争取党政重视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16、争取加强领导。一是明确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担任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任，落实党政同责，属地管理等要求（借鉴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经验做法）。二是争取党委政府印发重要文件。凡是食品药品监管的重要工作部署、以及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安排，包括非常时期的重要工作，不要继续仅仅由上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或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发文安排，要求下级部门去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或者与相关部门协调。而应当积极争取由党政（两办）发文，或者相关部门协商一致联合行文，为基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顺利开展工作打通干线。

17、加大考核权重实行一票否决。参照2016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借鉴党委政府当年抓计划生育等工作的成功经验，建议把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的安全监管，纳入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提高食品药品在地方党委政府综合目标考核中的权重，并对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分别实施单项目标考核。强化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及班子成员的食品药品安全意识，重视包括自己在内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包括自己在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力量配备、资源配置、服务保障等方面倾斜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确保监管部门有效履行职责。

18、明确改革到位时间。建议在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中，分门别类明确相关工作的责任主体、工作要求、完成时间、督查督办问责等，确保全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步调一致。例如：明确在2016年12月底以前组建独立的机构；明确在体制改革以后的3年内，通过考试录用、考核聘用、遴选、调动人员等形式，确保人员编制到位率不低于第一年75%、第二年85%、第三年95%，并保持动态平衡；明确到位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明确执法执勤车辆配备、基层办公业务用房最迟在3年内全部配备到位。等等。

19、出台权威的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建议在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和本次国务院组织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跳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利益的禁锢，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群众健康利益至上的高度，认真思考、完善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顶层设计。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实施意见。

20、多渠道解决编制。一是调剂行政事业编制。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新情况，砍掉或者整合不合时宜的机构，通过改革解决部分编制缺口。二是集中使用空余编制和机动编制，充实县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三是重新核定划转编制。实事求是核定县级卫生部门承担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化妆品职责的监管力量，核实县级工商系统、质监系统在承担食品生产、流通安全监管期间的监管力量，重新核定县级卫生部门、工商系统、质监系统的划转编制。兼顾执行2016年2月国务院国发〔2016〕12号地方卫生部门移交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4类公共场所监管职责的划转编制。四是从职责划转部门划转编制。即从整合划转酒类食品安全监管、畜产品在定点屠宰以后进入批发、零售市场质量安全监管等职责部门划转编制。兼顾考虑整合接收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职能的划转编制。五是调剂划转其他行政执法队伍编制。按照兼顾与其他行政执法队伍之间人均监管对象平衡原则划转。六是从镇（乡街道）确定部分人员负责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或者定向划转部分编制到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七是从教育部门调剂部分富余编制补充。（文/威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胡子林）

第五篇：关于公路养管体制的思考

关于公路养管体制的思考

五省市管养体制的几个特点。通过我们对五省市管养工作的考察，我们发现，他们的管养体制与河北省的体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管理机构规格高

北京、贵州、云南三省(市)公路局为副厅级单位，局内设的处室为处级(贵州省的副处级)，主管全省公路的建设、养护与

管理工作。北京市、江苏省公路局还负责养路费征收工作。大部分省公路局都在按“一省一局，一路一公司”的方向在改革。

五省市的地、市、州公路主管部门都是正处级单位，县公路局都是正科级单位。贵州、北京、云南的市级公路局是省公路局的下属单位；县公路局是市公路局的下属单位。山东的市公路局是市政府的一个部门，由省公路局直接拨付建设、养护资金，市公路局长人选征求省局意见。江苏省的市公路处是市政府二级局，归市交通局业务指导。这些省所有县公路局(分局、处)都是市公路局(分局、处)的下属单位。这样的体制，省局对市局、市局对县局都便于管理，养护资金不外流，可以做到令行禁止。不管人事权在省还是在地(市)，地(市)政府(行署)都把地(市)公路局看作自己的一个部门参加会议，布置工作，有问题政府出面协调，还以政府的名誉为公路养护与管理工作出台了若干规定和办法，公路局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当融洽。

——实行纵向管理

被考查的五省市，都实行资金直接拔付。省公路局将养护资金直接拔付给市公路局，市公路局直接将资金拔给县公路局，没有任何中间环节，保证了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一)提高人员素质，避免人员膨胀

贵州、云南、北京三省人、财、物都实行纵向管理，统一安排人事，基本避免了地方在人事调动与人员安排上的干预，控制了人员超编。北京市公路局管养公路5200公里，养护职工仅2000多人，平均每2．5公里配备一名养路下—江苏省公路局列养公路2．5万公里，现有养路职工12500人(三分之二是建勤工)，平均每2公里配一名养路工。由于人手少，养护成本也大大降低。

(二)实施公司化管理，降低养护成本

以云南省为例，他们运用内部市场竞争来刺激、调整养护事业的发展，推行公司化管理模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养护工程实行内部招投标。10公里以上的大修工程在全省公路系统范围内招标，10公里以下的工程在地(州、市)范围内招标，并且实施第三方监理，不但打破了地方垄断，而且降低了养护工程造价，提高了工程质量。1998年，云南省通过内部招投标，节省养护工程资金4000多万元。

其次，小修保养实行议标，公路局根据以往的资金基数对总段拨款，总段对公路段的小修保养经费实行议标的形式确定，段对道班的养护实行招标合同管理。1998年全省压缩非生产性开支达1500多万元。

第三，干部管理引入竞争机制。公路段长由全体职工选举后由组织认命，总段长及各级管理干部实行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并规定压缩机关工作人员15％，分别从事其他工作或下岗。

(三)发挥规模效益

由于人、财、物都上收到省公路局，从而使内部调度更加灵活，整体实力得到增强。这不仅使他们在对外承揽工程中，充分发挥整体实力，增强竞争力，而且能够对成本高而使用频率较低的设备在全省范围内调度，避免了养护设备闲置，提高了设备使用率。同时也减少了系统内重复采购相同养护设备带来的资金压力。

——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

以贵州省为例，公路养护体制上收与下放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1994年为了借助地方资金，调动地方积极性，改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

效果却相反，机构膨胀、人员增加、公路养护资金几乎全部被挤占、公路路况迅速下骨的现象日趋严重。1996年，胡锦涛同志视查贵州，对贵州省的公路养护给予‘历批评。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贵州省委、省政府经过组织考察论证后于1997年4月下发了“关于改进公路养护体制的通知”，决定恢复人、财、物条条须导的养护管理体制。

体制改革以后，贵州省公路局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加大养护与管理力度，超龄路由1996年的80％下降为1998年的68％，公路路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行能力与行驶质量显著提高，支持了经济建设，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