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当前社区文化管理

第一篇：浅谈我国当前社区文化管理

浅谈我国当前社区文化管理

摘要：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社区文化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特别是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社区文化管理方面上也投入了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但是，我国的社区文化管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就其问题，提出应对对策。

关键词：社区文化管理 作用 弊端 对策

一、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搞好社区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制定其发展的战略原则：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出发，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文化资源为助手，注重文化体制的不断创新，加快形成以文化传媒业、电影产品业、广告业、旅游业等为支柱，带动相关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真正将文化产业作为社区建设的新的增长点。发挥文化组织机构作用，加强社区文化管理，社区文化组织，无论是政府办还是非政府办，都要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职能，这也是国际大都市社区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我们应以政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为前提，逐步推动各种非政府组织对社区文化的广泛参与，提高社区文化建设的社会化程度，扭转我国社区文化建设过度依赖政府的不良局面。重视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重点抓好专业和业余两支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在专业队伍建设方面，应及时解决文化工作人员的编制问题和待遇问题，向社会招聘高素质人才充实队伍；在业余队伍建设方面，要以社区内文化工作积极分子为核心，建立一支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加强培训，壮大文化建设队伍。强化对社区文化的制度化管理，建设优美舒适的自然环境，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要结合社区特色，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对学校、幼儿园、图书馆、报刊、俱乐部等文化、学习和娱乐场所管理，加强对开发中的商住房、物业、生活小区文化功能的管理。目前就是要加快社区文化的法制化、科学化的管理，真正做到社区文化管理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软环境加强管理的同时，也要加大对社区设施、卫生、美化等硬件的建设，集中力量防止重点污染源，扩大绿化面积，建立有效的管理程序，使生态环境和社区发展的综合决策科学化，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及人与自然的融合，做到“天人合一”。总之，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果社会各界都能认识到社区文化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文化建设，努力探寻社区文化建设的新途径，那么，我国社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会迈向一个新台阶。

二、社区文化管理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第一，思想认识不统一。目前，在领导层以及社区文化工作者中，普遍存在着狭义地理解社区文化管理的情况。一是在属性上把社区文化与群众文化或群众文艺等同起来；二是在功能上把社区文化仅看作是丰富社区成员文化生活，或者说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三是在形式上认为社区文化建设就是开展各项活动；四是在操作上认为社区文化只是群众文化部门的事，与其他部门无关；五是在方法上忽视不同社区成员的不同精神文化需求。由此，易把社区文化管理放到次要位置上，规划上一笔写过，总结上一笔带过，缺乏对本社区文化管理具有个性的部署和总结，使社区文化的发展与整个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发展不相适应。

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社区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居民之间的社区意识缺乏，存在着对社区文化事务冷淡的态度。随着电视机、VCD、家庭影院等现代娱乐设施普及到家家户户，使得社区公众对社区公共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有所下降。

第二，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不强。社区文化的对象是社区成员，如果他们对社区文化的参与意识不强，甚至毫不关心，那么社区文化的开展就很困难。社区文化管理的主体是社区成员（包括居民和社区单位）。就居民而言，有三个方面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参与社区生活的面不够。从总体上说，由于社区发展较快，居民对社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再加上市民参与社区生活情况有一定好转，但就参与面来说，还是很不够的。一般来说，一项活动参与面达到20%是很高的了，而相当部分的活动参与面是在5%至10%。老人和青少年是参与的生力军，在职职工参与度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许多社区文化活动好不容易组织起来，但参与者却总是一些“熟面孔”，这基本上是所有社区文化活动面临的难题。

二是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下降。在城市社区的老城区，由于居民居住时间较长，互相熟悉，以及里弄住宅的特点，居民之间关系比较密切、融洽，邻里之间能互相照顾帮助，对社区生活参与度较高。在新型住宅小区，由于多是新迁居民，互不熟悉，居住封闭，人际交往少，相对比较冷漠，对社区生活关心参与度较低。据对上海市一个新村的调查，居民之间在春节期间不相往来祝贺的占40%。这种善不加改善，不利于提高社区的文明程度，不利于社区的发展。

第三，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居民对精神文化需要也呈现了增长趋势。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文化需求应是社区文化管理中值得重视的问题。这里产生一个矛盾：一方面社区文化活动参与不足，另一方面居民的文化需求却没有合适的文化供给。要解决这个矛盾，主要得依靠社区管理部门加强对社区文化的建设和管理，做到雅俗共赏。目前这种矛盾的主要根源，可能是社区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不能同居民的文化需求很好地相协调，许多社区文化还是几十年的老面孔，对现代都市人追求时尚、新颖的心态无法一致。

第四，社区文化管理机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目前，绝大多数社区的社区文化机制基本上是每组织一次活动，从设计方案到实施过程都是由社区中的政府代表——街道办事处牵头进行。不少社区都建立了社区文化共建组织一类的机构，也往往是政府代表讲什么，大家做什么，在直接的配合、参与中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这种现象反映了企事业单位其实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当然，有不少单位已将社区文化作为自己企业文化战略的一部分，希望通过主办或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塑造企业形象，但更多的单位不将社区文化环境看作是自身发展重要的外部条件而加以重视。在对一个街道社区的72个社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中，26%的单位表示积极参与，52%的单位表示愿参与但有具体困难，主要是经费缺乏，时间难以保证。

在社区文化资源的管理上，条块分割造成了对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偏重于集中，谁投资，谁拥有，谁得益。一方面社区文化资源闲置，得不到开发利用；另一方面社区文化资源紧缺，苦于无奈。在利用资源上，缺乏搞活得有效机制。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对有形资源重视多，对无形资产利用少；对现有资源使用多，对潜在资源挖掘少；对自家资源管得多，对盘活资源协商少

第五，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投入不足。目前，在城市社区，文化设施主要是指街道社区文化中心、图书馆、老年活动中心、科普站，有的还建有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以及老年人谈心站、心理咨询站等注重人际互助的机构设施，主体设施是文化中心（文化站）。许多社区的文物和历史文化资源也往往

因为资金缺乏而无法得到起码的保护，更无法合理开发利用了。

第六，社区文化人才匮乏。从广义上说，社区文化人才伍应包括街道和居委的相关人员及社区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从狭义上说，则主要指街道社区文化职能部门及社区文化机构（文化站等）工作人员。就文化站工作人员来说，许多社区已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影响，社区文化站效益不好工资低，无法留住现有的文化人才，更不可能吸引新的优秀人才近来。另一方面，即使留下来的人员大多数是70年代参加文化站工作的，有20多年的工作经历，年龄在45岁左右，文化程度一般为高中。这些人员虽在社区文化工作岗位上勤恳工作，却一直未纳入事业编制，评职称困难，参加专业培训的机会也不多。这些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制约了社区文化的发展。

三、针对我国社区文化管理的发展对策

随着社区文化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我们必须在社区管理中更加重视对社区文化的发展，把社区文化当作社区建设的首要目标。为此，必须努力解决上述问题。

（一）对社区文化要有深刻的认识

政府、社区管理机构及社区成员都应该对社区文化管理有准确的认识，正视社区文化管理的问题，是发展社区文化管理的关键所在。在社区文化管理中应该做到两个方面：一是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培育和改造社区自发形成的亚文化，使之既符合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的自觉认同，又与整个大范围社会里的文化氛围相协调，增加居民参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利用社区的文化资源满足社区居民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取得更高质量的社区生活。

（二）大力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参与意识

以社区基层文化站为龙头，以社区各街道、居委会、住宅小区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文化活动场所为活动阵地，以发挥社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引导，以为社区居民搞好各种服务为基础，利用各种载体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开展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使不同文化修养及情趣爱好的群众都能各展其长，各得其乐。这样，既满足社区居民求知上进做文明市民的心理需求，展示社区文明风尚，又增进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豪感，进而增强了社区广大居民群众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意识。

（三）完善城市社区文化管理机制

发挥文化组织机构作用，加强社区文化管理。我们应以政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为前提，社区文化管理者要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起关键性的作用逐步推动各种非政府组织对社区文化的广泛参与，提高社区文化建设的社会化程度，扭转我国社区文化建设过度依赖政府的不良局面。

（四）加大文化投入的力度，规范资金募集渠道

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要结合社区特色，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对学校、幼儿园、图书馆、报刊、俱乐部等文化、学习和娱乐场所管理，加强对开发中的商住房、物业、生活小区文化功能的管理。目前就是要加快社区文化的法制化、科学化的管理，真正做到社区文化管理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议政府有计划性的、经常性的向社区提供专项资金。社区内完善资金筹集系统，多多开展向居民或物业公司募集资金的活动。

（五）重视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应重视抓好专业和业余两支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做到力量互补。在专业队伍建设方面，要不断提高社区文化管理人员的素质。向社会招聘有志于社区文化

事业、年纪较轻的人员加盟社区文化管理部门，同时，可安排大专院校有关专业毕业生来工作。社区还应当创造各种机会对现有社区文化工作者进行业务方面的培训，以使他们更好地承担社区文化建设工作。在业余队伍建设方面，要以社区内文化工作积极分子为核心，建立一支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加强管理，制定激励等机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使社区科普、教育、文娱、卫生、体育等社区文化各领域的建设更具有生气和活力。

主要参考文献：

[1]高占祥.论社区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2]龚贻洲.论社区文化及其建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9).[3]何云峰 董幼鸿.当前城市社区文化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4]姜鸣.《社区文化建设资源开发利用得可行性和艰巨性》

[5]陈钟林.《社区工作方法与技巧》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年

[6]汪大海等.《社区管理——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蒋奇.《21世纪全国高校民政类规划教材—社区建设与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二篇：关于我国基层社区文化管理的探索

关于我国基层社区文化管理的探索

姓名：蔡国波学号：10005002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摘要】：社区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效保证。社区文化建设水平的高低,质量的好坏,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教育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新时期我国的社区文化建设尽管已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一定的经验,但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因此 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社区文化建设发展之路，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关键词】：社区文化建设水平问题 突出

社区文化是社区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容，它对于丰富社区居民生活，提高居民素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从不同的社会空间进入社区,不同的思想、需求和问题被带到社区,使社区成为各种问题汇集之处,社区文化的凝聚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社区文化对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作用,有效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

一、社区文化的内涵及意义

社区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社区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一）社区文化的内涵

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理解社区文化。广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的地域内，经过长期实践而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的地域内，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精神状态、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公共道德的思想形态邓文文化观念的集合。社区文化可以看成是社区中的人在其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使用或表现的一切事物的总称，是具有社会特征的的文化风貌。

不同的社区文化特质造就了人们特殊的习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的价值取向。因此，正确理解社区文化的内涵，对于我们提升对社区文化的认识水平，提高社区管理艺术，促进社会和谐都十分必要。

（二）社区文化管理的意义

所谓文化管理社区组织根据社区的具体情况，遵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运用思想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及教育的等各种手段，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对社区文化的形成、演化与发展加以有效控制的过程。它在社区管理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第一、社区文化管理有助于加强社区的凝聚力。社区文化就像社区的聚合剂，促进社区共同意识的形成，满足居民的生存需要和改善社会关系。第二，促进城市社区经济的增长。社区文化管理可以将社区文化资源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经济资

源形成社区文化产业，进而促进社区经济增长。第三，有助于社区形象的塑造。良好的社区形象是社区宝贵的无形资源，由此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为社区发展、社区建设不断提供动力。

二、我国社区文化管理面临的问题

经过20余年的积极实践，我国的社区文化管理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社区文化观念不断更新；社区文化经济投入不断增加；社区文化工作者的素质有所提高；社区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多彩，内容越来越丰富、水平越来越高。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在社区文化管理上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社区文化管理者的思想认识不准确

目前，在领导层以及社区文化工作者中，普遍存在着狭义地理解社区文化管理的情况。一是在属性上把社区文化与群众文化或群众文艺等同起来；二是在功能上把社区文化仅看作得丰富社区成员文化生活；三是在形式上认为社区文化建设就是开展各项活动；四是在操作上认为社区文化只是群众文化部门的事，与其他部门无关；五是在方法上忽视不同社区成员的不同精神文化需求。

（二）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不强

居民在社区中很少有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激情，对社区文化活动没有积极性。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下降。缺乏社区成员参与的文化生活，有再好的动机、再新的创意、再大的投入也只能是无用之功。

（三）社区文化管理机制问题多

很多社区的文化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善，工作任务不明确，使得社区文化管理工作得不到有效的开展。虽然不少社区都建立了社区文化共建组织一类的机构，但也往往是配合其他部门，在参与中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这种现象反映了社区文化管理部门其实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在社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四）管理经费投入不足，使用欠规范

社区建设需要有大量的资金，而目前社区建设普遍缺乏资金，其来源不稳定，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开展和社区生活环境的改善。政府的资金投入缺乏计划性和经常性，而各职能部门在社区建设方面的投入，往往根据本部门或本系统的需要，资金使用分散，管理不规范，从筹资、使用到监督的各个环节尚未制度化，综合效益不佳。另外，筹资渠道狭窄，资金来源不足，除以项目投资为主的政府投入外，街道、居委会需要自筹社区建设资金，往往困难较大，且缺乏一套自筹资金的机制与途径。

(五)社区文化管理人才匮乏

文化活动骨干和积极分子是各类活动的领衔人物，他们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对群众文化活动不但积极参与，而且热心组织，他们可以提升活动的档次和水准，推动活动向专业化发展。然而社区难以吸引文化骨干人才的加入，导致社区文化管理中没有推动文化活动的骨干人才和积极分子，这从人力上限制了我国社区文化管理的发展。

三、推进社区文化管理建设的对策措施

虽然早在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就提出要搞好社区文化，但文化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区建设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2002年十六大提出加强文化建设后，社区文化的意义得到重新认识，同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意见的通知》文件（国办发〔2002〕7号），中央文明办、文化部等9部门也同时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科教、文体、、卫生“四进社区”活动的通知》。此后，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相继提出，城市社区建设成了构建城市和谐社会的基础，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文化建设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全国各城市社区逐渐掀起文化建设高潮。那么如何去搞好社区文化建设呢，在我看来，以下几方面是当前社区文化管理建设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立足现实,充分利用和整合社区文化资源,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改变单纯由政府单方投资、多头管理的旧模式,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盘活文化资源存量,向群众开放。要探索在市场 经济 的条件下文化资源“共建、共享”、“互利、互惠”的新形式,使社区内的文化活动资源得以共享、共用。二是在突出公益性的前提下,以群众需要为导向,通过社团、协会、社区学校或各类培训班等形式以有偿补无偿,达到“两个效益”并驾齐驱,维持社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以文化馆为龙头,以政府投入为主,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通过举办各种主题的文化广场和文艺演出,寓教于乐,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二）、加强群文工作骨干队伍建设

提高群文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努力拓展群众文化市场,是发展社区的根本保证。目前,群众文化事业面临着人员年龄偏高,业务人员与行政人员结构不合理的局面。这样的局面远远不能适应群众文化事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现在,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不再是群众文化部门一家独揽,各种文化活动形式也纷纷出现,那里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场所,如果我们群文工作者素质低,就会失去群众,失去市场,失去群众文化的凝聚力和主动权。因此,我们要以提高自身素质为努力方向,找准文化的地位、作用、价值取向及生存方式,尽力适应大文化的发展从而增加知名度和凝聚力。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抓住群众和市场,使群众文化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做到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

（三）、发扬地方风格、与时俱进

多样化是“大文化”的必然,也是人性化服务的需求。在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中,需要克服千篇一律的现象。发展社区文化,应当满足广大居民的多种兴趣,形成特色鲜明的地方风格。首先,应从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等方面,丰富社区 现代 文化服务的范围。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以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文化需要。社区应成立合唱队、舞蹈队、老年交谊舞队、太极拳队、京剧队、腰鼓队、门球队、书法绘画组、手工艺制作组、科普小组、棋牌组、学到老读书会等团队。其次,应传承和发展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我国 历史 悠久、人杰地灵,社区应定期举办文化 艺术 节,举办各种讲座、巧厨娘厨艺比赛、趣味运动会、健身表演等。通过社区文化建设的平台,传承和发展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打造品牌文化,使之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四、完善社区文化建设的管理体制,社区文化建设涉及多个方面,多个单位,因此一个健全完善的管理体制至关重要。应当明确文化行政部门是社区文化活动的主管单位,在社区内可建立由其领导的以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的社区文化工作协会,负责组织协调各种社区文化活动,跨社区的文化活动可由街道办事处或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协调。要克服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管理体制的消极影响,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的要求,打破条块分割格局,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在管理体制上建立从市区政府、街道,居委会乃至家庭层次有关设施,形成戏剧、音乐、影视、广播、收藏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各个街道社区互相贯通,点线面全面结合的文化 网络。理顺社区文化建设的组织体制,调整各类组织的运作方式,培育各方共建社区文化的健康机制,从而实现社区文化建设组织运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协调化、网络化和高效化

社区文化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化范畴，它的建设还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只要我们提高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识，理清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路，不断思考和探索社区文化建设的新途径，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文素质的不断提高，社区文化建社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都将逐步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高占祥.论社区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2]郑杭生．社区文化建设与共同意义创新红旗文稿，2007

[3] 赵勤/周良才 社区管理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4]陈钟林 社会工作方法与技巧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5]王晓君 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4

[6]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第三篇：我国当前的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摘要】

现代城市履行社区管理职能是其重要功能，而社区管理职能主要是由居委会承担和完成的。但是，居委会历史和现实原因，在履行管理职能时有较多问题。不仅仅是硬件的匮乏、软件的缺位，更重要的还在于职实的背离性等，都使之产生难以摆脱的困惑。而要解决其根本问题，应从制度保障、工作方式转变、促进居提高等方面予以改善。【关键词】

居委会 居民自治 工作方式

一、当前居委会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一)普遍问题

居委会的职责、作用和地位说明了居委会在社区建设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社区建设与管理的主体。但是，我国城市居委会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其不能很好地适应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客观要求。

1.角色错位，社区居委会负担过重。其具体表现有:(1)居委会超权限、超职能、超量工作。《组织法》规定，居委会是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而目前居委会所从事的工作是大大超出其权限和职能。

(2)居委会承担了大量非“责”之责，并且是有责无权。目前各居委会内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牌子，有治安责任人、计划生育责任人等，这些项目的责任人都是居委会的主任。

(3)不合理的选举和考评制度。按照《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居民会议有权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成员。但有关职能部门明确了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居委会委员的工作岗位、工作项目和工作标准，这无疑是把居委会视作本部门的下属机构，把居委会主任及委员作为职能部门的员工，反映出目前有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法制意识还是很薄弱。

(4)重视程度不够，社区应有的社会地位难以体现。一是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待遇偏低，工作条件差。二是居委会规模的设置滞后于社区建设与管理的现状。

2.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关系不畅。

3.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居委会的生命力在于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关系的最核心体现也是社区居民参与。但是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社区居民彼此间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疏离感，居民对社区共同利益关心较少，社区意识不强，缺乏认同感和归宿感。而传统的参与模式过于狭窄死板，无法提高居民的认同意识。

(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1.客观原因。随着城市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企业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企业的离退职工、下岗职工逐渐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流动人口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和“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政府把更多的职能回归社区，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下沉到社会基层部门，考验着社区居委会的承接能力。2.对社区居委会认识模糊。由于实际工作中，政府职能部门各级干部对社区居委会的性质、职能、作用认识模糊。而对居民来说，居委会承担着大量的政府和行政性事务，很容易让他们混淆居委会的角色地位，因此，许多居民都不了解居委会的工作。

3.社区居委会和政府部门关系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律条文都表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但在现实中，却是居委会的行政性倾向特别明显，政府对居委会工作事务的干预包括了从人员配备等重要事务到居委会日常琐碎的宽广范围。

4.工作方法不够科学。目前造成的社区居委会负担过重的一个原因是社区管理的方法和技术比较落后，现在社区居委会简单重复的工作多、手工操作多、社区居委会人员大部分时间忙于填写报表、资料汇总等简单事务性工作，工作量虽然大效率却很低。

二、加强社区居委会管理的几点建议(一)完善居委会组织的制度规范

各地政府应根据当地自身情况，依照《宪法》和《组织法》的原则，进一步规范政府与居委会双方的关系，规定政府对居委会授权事务的范围、限度，居委会自身工作的主要方式、方法，政府对居委会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力度等问题，将指导性的法律，变为实际的可操作性强的各种规定、条款。(二)减轻居委会不合理工作负担

如前所述，居委会承担的下派任务过重是居委会的突出问题之一。首先，各级政府组织要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明确居委会的工作职能，让居委会有权拒绝不合理的摊派性任务。其次，根据《居委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改变目前各职能部门直接向居委会布置任务的状况。(三)增强对居委会工作多方面的投入和帮助

1.多渠道解决居委会工作经费问题。经费问题是保证居委会独立性和群众性的前提。一方面，应该把政府资助居委会的措施制度化;另一方面，居委会的经费来源也应该多样化。当然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将其收入主要用于发展社区福利性、公益性事业。这样一来，居委会的经费不但有了可靠保证，经费的来源结构将得到优化。

2.进一步加强社区用房和服务设施建设。室内活动用房要有必要的活动设施和用品，并有一处面积较大的单体空间，便于居民开展集体活动。室外活动设施要有供居民开展健身、休闲等活动的场地和必要的设施。(四)突出居委会“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

居委会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居民，应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发挥居民自身的潜力，并动员其他社会力量关注居委会的建设，调整自治与完成政府交办工作的关系，才能把居委会建设成名副其实的居民自治组织。

1.各级政府在出台一些便民利民政策时，建议采取社区听证会制度，充分听取社区居民代表的意见，确保政策能切合实际，操作性强。

2.对社区的重大问题或事情，由居民自己决定，提出方法意见

3.强调社区内有较大利益的群体在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性，让他们的利益诉求通过民主渠道进入居民自治的决策，进而进入政府的相关政策，使社区居民自治更有实效性，也有助于动员居民参加社区建设和民主自治。4.改革完善居委会考评制度，要把居民会议的考评结果作为衡量居委会工作的最基本的依据。

5.居委会还应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扫除与居民间的沟通障碍，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应多与群众进行联系，增加工作的透明度。

【参考文献】

[1]王青山，刘继同.中国社区建设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张宝锋.社区管理[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3]唐忠新.构建和谐社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4]连玉明.学习型社区[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5]鲍月新，刘泽雨，董慧.社区管理理论与实践[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4.

第四篇：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模版）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2013年05月21日 09:51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6期 作者：郑杭生 黄家亮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4

【内容提要】在对全国多个城市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新形势：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降低；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来临导致其双刃剑效应的显现。各地围绕破解在这些新形势下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创新的难题，进行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五种新的趋势：第一，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强调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第二，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强调分类治理；第三，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强调刚柔并济和情理法兼顾；第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强调信息化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第五，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强调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

【关 键 词】社会管理 社区治理 新形势 新趋势 多元利益统筹兼顾

【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男，浙江乐清人，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理论与应用（北京 100872）；黄家亮(1980-)，男，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 100083）。

一、小引：以“顶天立地”的境界把握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规律性

党的十六大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逐渐成为我们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当前，如何提高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性命题。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结合自身实情积极探索对这一难题的破解之道，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现在社会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①、站在“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高度，来看待、研究这一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积淀、有着13亿7千万人口、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的伟大实践。多年来，笔者一直倡导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一定要遵循“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创新话语，创造特色”②的学术道路，要有“顶天立地”的治学境界。所谓“顶天”就是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所谓“立地”就是深入中国实践的基层，要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只有“立地”，才能真正“顶天”；也只有“顶天”，才能更好“立地”③。

本着以上考虑，从2006年起，笔者带领学术团队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展开了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形成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和“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两套丛书，相应的也形成了两个系列的数据资源库。目前，前一个系列的丛书已经出版了杭州城市卷、郑州城市卷、北京部门卷，南海城乡卷已经在出版中，很快就能面世；后一个系列的丛书，已经出版了郑州社区卷、广州深圳卷、上城社区卷和上城追踪卷。除了以上8卷涉及的城市外，笔者还比较系统的调查了一些地方的城市发展或社区建设。这两个系列调查虽然是针对我国社会中间(地方和部门)和基层(社区)两个层次的综合性调查，但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内容一直是调查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调查中，我们也逐渐领会到了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目前，这两个系列的调查还在继续推进当中，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在这些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理论体系。二、二维视野下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新形势

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是在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变迁这一大背景下开展的，是针对社会现代性变迁所带来的危机和挑战而提出的。究竟如何把握我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笔者和杨敏教授曾提出过“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的理路和视角，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结构性巨变是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股力量交织纽结而产生的现实结果，因此，对其进行分析时，必须同时关照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质这两个维度④。从这二维视野来看，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注意突出地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如何统筹兼顾多元利益考验着政府和社会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

从全球视野来看，一般地说，当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面对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也是社会矛盾最易激化和恶化的高风险期。这一时期的不协调因素和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从本土特质来看，中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相互交织加剧了社会分化的趋势，利益多元化格局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社会矛盾几乎都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从“三失”(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破产引发的职工下岗失业、农村土地征用造成的农民失地、城市房屋拆迁导致的居民失房)引发的大量社会冲突，到流动人口、弱势群体利益维护问题引起的大量社会矛盾，到本地人和外地人差别隐藏的诸多社会风险，情况都是如此。

这里以我们最近在广东南海等发达地区调查所看到的农村股权分红引起的激烈冲突为例，这一个区一年可分红的资金达到几十个亿，已有分红权的那部分人要防止没有分红权的人进来，没有分红权的人要想各种办法进去。他们都抓住了政府的软肋——怕群众上访，没有分红的上访，已有分红的也上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外嫁女”及其子女问题(原来嫁出去了，现在要回来分红)，还有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农村中自理粮和农转非人员、知青及其子女、高等院校毕业生、“违计人员”⑤等等群体，他们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失去了村里的户口，被排斥在分红范围外，他们为了讨回自己的分红权，常年上访、甚至通过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整个南海区被股份分红权分割为冲突严重的不同利益群体，经济越发展，这里的利益冲突就越激烈。南海的现状是未来中国的一个缩影，表明了我国当前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下各主体利益诉求内容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诉求行动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诉求方式的竞争性和博弈性。这样的多元利益格局如何实现统筹兼顾，绝对不是简单的问题。

(二)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权威的降低，如何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考验着政府赢得群众信任的能力

习近平同志强调“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⑥、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⑦。然而，当前群众工作的难度已经大大提高了，一些地方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了。从全球视野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福柯、利奥塔、布迪厄等一大批社会学家都意识到个体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觉醒，对个体性格、个体体验、个体权利的特别强调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特色，以至他们惊呼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的终结和以个体意识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从本土特质来看，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机制无所不在的渗透，个体意识的崛起也是一个明显的趋势。我们曾把它概括为“集体化社会”日渐萎缩，“个体化社会”不断兴起。主要表现为：第一，个体的产权意识逐渐增强，特别是在住房问题上，人们通过市场取得的房产权是外人不可侵犯的，同时，人们在取得房产时也取得了要求社区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如果这种服务没有很好的提供就很容易产生纠纷，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物业纠纷就是这样产生的。第二，人们的环境意识明显增强，甚至可以说进入“社会环境敏感期”⑧，一旦听到政府想上马可能对环境有污染的项目就会起来维权，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强迫政府取消项目，最近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就是这样的案例。稍早前，还有厦门和大连的“PX事件”、上海的“磁悬浮事件”等等。第三，个体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区分越来越清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限于公共空间、角色行为的来往。第四，个体的民主参与意识将逐渐增强。总之，随着群众权利意识的迅速崛起，他们对公权力不再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动不动就会与政府发生冲突。而在这一次次的冲突中，群众对政府信任度逐渐降低了。

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值得特别警惕的现象，就是群众的“老不信”心态，就是说无论政府说什么、做什么，部分群众总是不信任、不相信。民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蔡永飞曾将这种出现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七种心态——社会焦虑、不公平感、思维惯性、情感转移、情绪发泄、从众心理、逆反心理⑨。从根本上看，这反映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就会出现所谓的“塔西佗陷阱”的恶性循环。所谓“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⑩。笔者曾指出：“现在我们许多干部都觉得治理社会比过去难多了。为什么难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老百姓信任，即使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也能弥补，有矛盾也好解决，大矛盾化解为小矛盾，小矛盾化解为和谐相处；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不大的矛盾也难化解，小矛盾甚至被激化为大矛盾。这就是说，鱼水关系好办事，油水关系难办事，水火关系要坏事。所以，现在，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尖锐而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11)。

(三)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如何应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应急管理的能力

从全球视野来看，“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1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应用，现代社会必然是充满风险的社会，以至于有社会学家说：“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13)。而从本土特质来看，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风险社会”的内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是来自“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人类困境”(14)，如SARS、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等；另一方面，则是更大程度上来自中国自身的社会转型带来的“个体安全”问题，包括“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两个方面。

“现实困境”是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如贫困、失业、失房、失地，党群、干群、劳资关系的不协调或紧张，社会不公平、社会治安不力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在当前，“现实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又集中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问题上。“未来恐惧”是指可能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威胁，因为风险本身就是一个超前性、非事实性概念，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目前我国社会处在剧烈变迁的时期，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容易被激发，社会成员对风险的潜在威胁也很敏感。譬如，公共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水污染等)造成的恐慌，资源短缺(“电荒”、“煤荒”、“油荒”、“水荒”等)引发的各种紧张现象，公共物品(如教育、银行、通讯、交通、医疗等)的涨价，个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性事件(如失业、意外伤害、疾病、残疾)，以及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等，这些潜在威胁都有可能降低安全指数，导致社会成员的“预期性焦虑”(15)。如何应对以上种种社会风险，缓解“人类困境”、“现实困境”、“未来恐惧”等多重压力，给人们足够的安全感，是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四)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导致的双刃剑效应，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如何驾驭虚拟社会、如何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信息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16)，而且，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7)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出生、生活、学习、工作、生产、消费、梦想、奋斗或是死亡的方式”(18)。因此，他将现代社会称为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完全改变了传统上的时空内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几乎终结的同时，对时间限制的突破也达到了极致，社会事件更为频繁地从特定时空形式以及组织实体中抽脱出来，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这使得当代社会生活更趋向迅速流变、动荡不居。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等等。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这一过程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19)。

目前，我国的微博用户已达3亿，网民高达5亿。网络使个人领域社会化，私人领域公开化，甚至使隐私领域公众化，一旦有违背规则、违背公德的事件被曝光上网，就会触发网络上敏感而兴奋的“神经”，经过网络媒体的裂变式互动传播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送至每一个网络终端，形成网络社会现场围观，并很快造成失控局面。因此，有人提出，领导干部要学会在“玻璃房”中工作(20)。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当中，手机、网络等新技术手段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觑，最近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都是在网络的现场直播下发生的。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最近北京的“7.21”洪涝灾害中，网友们也自发组织私家车队到首都机场去义务接送被困的乘客。

可见，信息化、网络化是一把“双刃剑”，应用得好是可以造福人类，但控制不当，也会加剧社会的失序。在作为各种思潮汇集点的当今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多元开放的时代，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这种双刃剑效应更是如此。敢于用、善于用，网络就能对社会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如增进社会凝聚力、社会和谐；不敢用、害怕用、消极防御，不会用、不善用、或用得不得法、不得体，它就可能对社会生活起到消极作用，甚至破坏作用，如恶化社会心态，为错误思潮的放大推波助澜等。网络对共产党的执政来说，同样是柄双刃剑。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的党员干部，要是敢于用、善于用，就能把事实真相及时告诉群众，化解许多因为群众不了解情况而引起的误解、矛盾。例如，我们在实地调查中，碰到一位区委书记——他是一位敢于用博客、微博，善于用博客、微博的领导，在他带动下，该区形成了利用政务微博推动政民互动的良好局面。我们团队调研时，正好碰到在他们辖区发生一件引起全国网民关注的事件。那位书记在自己的博客、微博上说明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明区委区政府对待事件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措施。这就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真实消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事件就可能在半天时间内在不真实消息基础上迅速发酵，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

三、实践创新中显示的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新趋势

正是在应对以上各种时代挑战和考验过程中，各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以下五种新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五化”，即体制复合化、方式多元化、手段艺术化、机制科学化、城乡一体化。

(一)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

体制问题是制约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各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都企图寻求体制上的突破。综观各地近年来的创新实践，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行政力量的一元化管理或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转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这是与西方理论所倡导的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所不同的。

1.从政府的行政化管理到“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治

我国过去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政府一家独大，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极为薄弱，甚至缺席，这导致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就社会管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和低效化，而且在社会冲突中把自身置于矛盾的焦点地位、引火烧身。就社区治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不仅影响了社区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与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背道而驰。所谓合作共治，主要是指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各种组织的优势，使它们形成合力，共同管理社会和社区公共事务。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杭州市近年来开展的社会复合主体实践和各地开展的社区去行政化实践。

构建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市提出的城市发展的整体战略。其基本做法就是在城市发展中，构建一个个由多个、多层、多界和多域行为主体联合或结合而成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具体说就是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21)。我们曾经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认为从基本内涵来说，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行动过程中，多个社会主体形成相互关联，其各自的主体性发生重叠或复合，使得这些原本不同的多个社会主体成为一个社会主体，也即社会复合主体。社会复合主体的外延是指，社会主体的复合性所呈现出的各种具体性，这些具体性表现了社会主体复合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譬如，社会复合主体的成分复合、结构性复合、功能性复合、机制性复合、结构性与功能性复合、功能性与机制性复合等多样性，以及社会主体复合的程度、形式、目标、效果等差异性。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社会运行和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大创新，是经济运行和社会创业机制的重大创新，是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的重大创新，是形成和谐社会主体建设的“杭州模式”(22)。

围绕着社区去行政化和增强社区的自治功能，各地展开了丰富的实践探索，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在社区设立服务平台(有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社区事务代办站、社区居民事务办理站等不同叫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辖区单位等社区内各主体协调合作、各尽所能的社区复合治理体系，让它们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优化社区秩序，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如北京市按照“一分、三定、两目标”的总体思路，理顺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把自治的部分还给自治组织”和“把行政的部分还给行政组织”(23)。杭州上城区倡导的社区治理中的“大党建”、“大服务”、“大治安”、“大信访”、“大调解”、“大稳定”和“大文化”等模式，以及“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模式、“协和式自治民主”的社区自治思路、“三个联动”和“九力合一”的社区运作机制、“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等都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的理念。(24)

2.复合治理：从“碎片化政府”到“整体型政府”

所谓政府管理的“碎片化”(fragmented)，是指政府部门内部各类业务间分割、一级政府各部门间分割以及各地方政府间分割的状况(25)。韦伯的分析已经表明，现代政府必然是基于专业分工原则的科层制模式。但是，过细的职责分工和机构分割又必然导致了政府职责交叉、多头指挥、流程破碎、本位主义、效能低下、无人负责等碎片化弊病：第一，分工过细导致流程破碎、组织僵化。第二，部门林立导致本位主义、互相推诿、整体效率低下等现象。第三，管理驱动导致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效能不高(26)。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整体型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理念。“整体型政府”是相对于之前所流行的“碎片化政府”(fragmented government)来说的，按照克利斯托弗·波利特(Christoppher Pollit)的经典概括，“整体型政府”的深刻内涵是“排除相互破坏与腐蚀的政策情境，更好地联合使用稀缺资源，促使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团结协作，为公民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27)。构建“整体型政府”需要从机构、业务流程、信息资源、服务与沟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南海区的镇(街)综治维稳信访中心(28)。

基层治理的碎片化是影响社会矛盾有效解决的重要原因(29)。因为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集聚性和传导性，一个小的矛盾错过了最佳化解时期，就有可能变成大的矛盾，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当前，我国利益纠纷以井喷式的速度大量涌现，需要政府快速作出回应，以把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但我国基层矛盾处理机构则是条块分割严重、力量分散，造成“领导批来批去、部门推来推去、问题转来转去、群众跑来跑去”的现象。这种状况不仅使每一个部门陷入单兵作战、管理手段单一的困境，而且容易贻误矛盾化解的最佳时机，不仅不能及时化解老百姓心目中的怨气，反而使其更加激化，使一些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个体问题演变成群体问题、群体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要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就必须对这一传统治理模式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以把有限的基层治理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发挥最大功能的综合效应，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南海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正是在这方面进行了创新。

所谓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就是将综治、信访、司法、劳动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集中到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统一办公，为群众提供“一站式”高效服务。中心一般分为接访厅、调解室、联席会议室、办公室四大功能区，各部门相关人员在接访厅统一接访、现场进行案件分流，然后现场安排相关人员进行调解，如果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现场召开联席会议解决，能当场调解结案的当场调解结案，不能当场调解结案的，由中心值班领导视个案性质分流给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并督办反馈结果。这样，真正实现了“四个一”的运作方式，即“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调解到底、一个机制考核监督”。通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南海区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整合：首先，通过建立以联合为特征的组织结构形式，实现了基层治理的机构整合；其次，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整合；再次，实现了服务和沟通渠道的整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再造以协同为特征的行政流程，实现了业务的整合。南海区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之所以能够高效运行，有效实现政府各部门的业务整合关键在于其实现了行政流程的再造，围绕公众的服务请求政府各部门、上下级和岗位之间形成相互咬合、自行调节运行的“服务链”，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建立起了统一的矛盾纠纷的“扇形”调解流程图。通过现场调解、分流调解、职能部门调解、综治办主任牵头联合调解、仲裁或诉讼过程调解的“六步工作法”，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得到有机衔接，实现了群众诉求的“一条龙”服务(30)。

(二)类型分化与分类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

综观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的总体原则之下，根据治理对象的类型差异进行分类治理是一个突出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对不同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和对不同社区的分类治理上。

1.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

有学者用“分类控制”这一概念来概括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策略，认为“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31)。我们调查发现，在实际运作中，政府通常将社会组织划分为若干类型，对其进行分类管理。如深圳市将社会组织分为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文化体育类、促进就业类和维权类五种类型，对前四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民间养老服务机构是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维权类组织则重点是规范限制其发展(32)。又如北京明确提出社会组织分级管理、分类负责，重点培育公益类、服务类社会组织，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涉外活动和网上社会组织的监管，严厉打击非法社会组织及违法活动。对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由民政部门协调联系业务主管单位，基本解决了社会组织找业务主管单位难的问题。同时，民政部门建立“一口审批”绿色通道，完善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等服务承诺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将受理社会组织成立审批的时间从法定的60日缩短为10日。同时，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广泛开展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开辟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社区治理的新模式(33)。

2.社区的分类治理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区的类型非常复杂，不同类型社区之间在人口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很难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来对所有的社区进行治理，更不用说把西方社区的治理模式简单移植过来。因此，分类治理成为我国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从大的方面，可将我国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四种类型。而城市社区又可分为传统式街坊社区(老居民区社区)、单一式单位社区(单位型社区)、演替式边缘社区(村居混杂社区)、新型住宅小区社区等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又可分为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自然村)等不同类型。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探索针对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治理方式。

(三)刚柔并济与情理法兼顾：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

社会管理作为一种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本来就应该是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其中除了监控以刚性管理为主外，服务、协调、组织都是以柔性为主的(34)。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燃点多”、“燃点低”，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因此，要尤其强调刚柔并济。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矛盾化解中的情理法兼顾

矛盾纠纷化解是一门艺术。在这一过程要防止两个极端：

第一，无原则的妥协。当前，由于我国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以及维稳问题一票否决制的政绩考核制度等原因，基层官员压力非常大，总是害怕“出事”，尤其害怕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而老百姓在掌握政府这个“软肋”之后，反而更加偏好通过“闹事”和上访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基层政府为了“不出事”往往选择“和稀泥”，甚至无原则的妥协，通过花钱来买“摆平”，即“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这种行为取向反过来又鼓励了群众用“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于是，基层治理陷入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这种花钱买稳定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它直接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也恶化了基层的秩序生态，让守纪守法的老实人吃亏。

第二，粗暴机械地执法。有些地方官员不考虑老百姓的接受程度，强行推行政府的意志，即使是老百姓处于理亏的一方，这种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造成了矛盾的激化。正确的做法应该做到情理法兼顾，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情合理，让老百姓心服口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海的“外嫁女”纠纷。按照国家法律，这些“外嫁女”可以选择把户籍保留在娘家，继续从娘家村庄分红，而且，其子女也可以选择户籍随母，从而也享有娘家的分红权；但是，按照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妇女一旦嫁出村就不再是村里的人了，其在本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都会自动解除，所以她不再享有在本村分红的权利了，更毋庸说其外姓的子女了。对于这些传统习俗，绝大多数群众是认同的，不少“外嫁女”的家人甚至这些“外嫁女”本人也是认同的，而且，在不少村庄，这些习俗还通过村民大会上升为村规民约了。老百姓的传统观念很难一朝一夕就改变，这时候，如果粗暴的按照现代法律来执行的话，成本会非常高，甚至可能激起群体性事件。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采用更加艺术的手段，更多地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教育、协商、疏导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做到情理法兼顾。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笔者过去常举的武汉按照“依法行政、友情操作”的理念开展的取缔“麻木”实践，既在短时间内成功实现了“禁麻”的目标，又兼顾到了“麻木主”这一弱势群体，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35)。

2.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国富”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然而，近些年来，另外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普通老百姓所得的实惠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不成正比例，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相反，人们感受到的是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中的冷漠无情，价值观开放多元时代里的分歧纷争，社会分化加剧情势下公平正义缺失，社会重心下移情况下民生举步艰难，滥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部门关系的越位错位缺位虚位，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居民安居乐业，造成生活幸福感不强，似乎经济增长与己无关，甚至相当多成员有“被增长”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政策如果不给老百姓实惠或少给老百姓实惠，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单靠刚性的强力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体性事件越多的困境。必须有新的治本的思路。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以实现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向“有感发展”的转变(36)。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的“大民政”实践(37)。

所谓“大民政”，一个重要的涵义就是扩大传统民政的覆盖范围，推进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使民生事业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农村人群、外来人群。近几年来，北京市在“大民政”理念的指引下，出台了200多项惠民政策，每一项都需要投入。例如，就北京市65岁以上城乡居民享受公交免费、公园免费这一项就要支出82亿。其实，财政的钱是留不住的，不是花在这，就是花在那，而最值得的是花在普通百姓身上，减少或推迟那些与民生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开支。当然，这也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并且把有限的钱用好。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能做，而是没有想到做或不想做。想做，就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标准。北京大民政两年多来的实践已取得了效果证明了这一点。“大民政”实际上是一种大管理，是一种治本维稳的社会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柔性的社会管理。加大民生投入是对社会管理从“以刚性管理为主”向柔性管理为主推进的一种强有力的支撑。

3.注重思想引导和共识凝聚

社会的柔性化管理还有赖于老百姓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共识的形成。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共识的缺失，用迪尔凯姆的概念来说就是社会失范。在一个失范的社会中，建立社会秩序是很困难的。因此，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都不是单一的和孤立的，还依赖于文化建设等其它方面的努力。目前，社会各界都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近年来，中央开始大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文化建设；各地方、各部门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价值，如军队系统确立起了“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政法系统提炼出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北京市提炼出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北京市民政系统提炼出了“民本、务实、平等、奉献”的首都民政队伍核心价值观。武汉提出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当然，一个社会的共识凝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长期艰辛的努力。

(四)信息化管理与网络化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信息化、网络化是我国当前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

1.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提出的命题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迅速普及，如何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进行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这一问题越来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实际上是由两个相关的命题所组成：

第一，如何应对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带来的挑战。对社会管理来说，互联网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使得社会管理不仅要面对现实世界，还要面对虚拟世界，要面对数以亿计的匿名网民。近几年，随着博客、人人网、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中国社会已经快速步入“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信息发布权和话语权，政府稍有错误就会成为网友嘲弄、责骂的对象。而且，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上的各种信息、观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旦发生了突发性事件，网络谣言满天飞，这都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对于社区治理来说，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lbrow)所说的“脱域的共同体”(disembeded community)问题(38)，美国社会学家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生存”或我们经常所说的“网络化生存”带来人际关系的冷漠化，等等，都对社区共同体的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如何利用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所带来的机遇。信息化、网络化可以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增加沟通的便捷性。如果应用得当，能够大大提高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水平。如近年来，全国各地普遍流行“政务微博”——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8月，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及官员微博已超过45000家，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开微博是一个大趋势，这是践行阳光党务、政务，增加政府公信力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且还能促使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使执政理念向执政为民方向转变，成为“网络时代新群众路线”的载体(39)。

2.虚拟社区与智慧城市建设

在创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尝试管理和服务的新技术、新手段，打造与实体社区相对应的虚拟社区以及以数字化、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城市已经成为各地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亮点。如我们调查的杭州上城区，在这方面就是典型。

上城区在社区建设中，通过构建“二化四网六平台”为主要内容的社区信息化体系，形成了实体维度的社区与虚拟维度的社区的有机统一。“二化”是指社区管理信息化和社区服务信息化；“四网”是指“e家人”社区事务管理网、社区电脑服务网、社区电视服务网、社区电话服务网；“六平台”是指社区事务管理平台、居民互动网络平台、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社会志愿服务平台、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为民服务联盟平台。“二化”是思想理念，四网是发展基石，六平台是推动条件，通过“二化四网六平台”，最终达到的目标就是任何人(Any one)、在任何时候(Any time)和任何地点(Any where)，通过任何方式(Any way)得到任何的服务(Any service)的“5A”社区服务目标。应该说，这整个架构的设计是非常严密、自成一体的，不仅开发了新的网络系统，也将上城区已有的信息化资源都整合起来了；不仅实现了社区管理的信息化，大大提高了社区管理的效率，也实现了社区服务的信息化，大大提高了服务的质量；不仅体现了尖端的科学思维，也处处散发着人性的光辉(40)。此后，上城区又不断把更为高端的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引入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之中。如推广“生命旅程”软件，这一软件以人生的整个历程为主线，按照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四个生命年龄阶段和公共服务、自助互助服务、便民利民服务、服务信息需求四个类型，提供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需的几乎所有办事程序。最近，他们还开展了构建全媒体信息家庭新生活工程，以电脑网络、电视网络、电话网、城市宽带网为依托，打造三网融合、“天地合一”(有线与无线合一)的全媒体信息家庭新生活(41)。

除上城外，在我们调查所收集的案例中，利用信息化技术推进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案例还非常多，如佛山市提出建设“智慧佛山”的口号、宁波市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郑州则提出要建设“三化两型”城市，即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与创新型、生态型(42)。又如北京市的清华园街道在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方面也非常具有新意，96156社区信息化服务平台则在整合社区资源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东城区则在推进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43)。

(五)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和乡村是一种二元分割的格局，二者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的趋势朝着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方面，这种趋势也比较明显。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佛山市南海区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和北京市推行的村庄社区化管理实践。

1.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由于集体经济的发达，当前，南海区面临着一种特殊的城乡结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倒城乡二元结构”，即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加富裕，人们纷纷争夺农村户口——“有车有楼不如农村有一户口”。而且，由于大量激烈的利益纠纷，使得农村熟人社会发生了异化，出现了“熟人的陌生社会”现象；同时，又由于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和各种利益纠纷的博弈，出现了“陌生人的无序世界”现象。面对种种剧烈的利益纠纷，南海区启动了农村综合体制改革，企图探索一条“城乡互动、融合并进”的协调发展之路。

近年来，南海区通过“村改居”、股权固化、政经分离、构建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等一系列举措，逐渐将改革推向深入，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把国家的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地区、理顺农村体制机制，达到逐渐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44)。

2.村庄社区化管理与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村庄和城市社区都属于基层自治组织，但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和农村在基层管理体制上有很大区别。随着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如何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北京市的“村庄社区化管理”试验，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找到了突破口(45)。

所谓“村庄社区化管理”，是指借鉴城市社区管理的模式，对村庄进行管理。这一管理模式最初是在治安管理创新中提出来的。农村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使得既有的治安管理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如何进行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实现有效的社区管理，成了至关重要的难题。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村最早尝试了村庄的社区化管理。该村是大兴区人口倒挂现象较为严重的村之一，有流动人口2400多人，与常住人口比例为7比1。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治安问题，大兴公安分局于2006年在该村进行了村庄社区化管理试点。此后，全村连续3年实现刑事案件零发案，村内秩序良好。具体措施包括：村庄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在村庄主要出入口处设立岗亭，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同时，该村还成立了包含警务站、巡防站、流管站、调解室等多个部门的综治中心，设立了一套包含全村每一户每个人基本信息的电子台账，村民必须与流管站签订安全协议后，才可出租房屋。这一模式的创新管理，提高了村庄管理水平，已经在北京农村地区推广。

目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在全国铺开，成为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举措包括：第一，治安领域的村庄社区化管理；第二，广泛建立农村居民自治组织农村社区居委会；第三，成立标准化、一站式服务的农村社区服务站，承接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当然，从总体上来看，这些还处于起步阶段，要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从而建立起能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消解社会矛盾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还任重而道远。

四、结语

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问题是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在这一个根本问题上，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更无法指导我国的实践。根据西方流行的理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与国家和市场对抗的公民社会，即让国家(政府)走开，也让市场走开，让“社会”，即“公民社会”、“能动社会”，来主导整个社会的秩序。而我国各地的实践则表明，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这既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实践，又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常态，也是一个现实困境。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已经初见端倪，“现代”以后，二者的巨大张力似乎有增无减，一定时期甚至势同水火。因此，在西方理论中，一直充斥了极端的二元对立，要么为市场张目、为国家立言，要么呼吁保卫社会、解放社会，构建一个完全独立于国家并具有抗争和制衡力量的社会，认为这是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一剂良药。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则完全不同。无论是钱穆的“四民社会”概括还是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述，都表明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西方理论中所界定的那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相反，国家与民间的理想形态是融合一体、上下整合，而非相互斗争、彼此消解的。1949年后的30年，中国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走向了与西方把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即把市场和社会都消灭了，一切由国家来主导。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型态(46)。在实地调查中，处处都显示，在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是在处理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运行着。离开了国家(政府)和市场，社会几乎寸步难行。相反，凡是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合作得好的地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也搞得好。而所谓社会自治、社区自治，也只是处理好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三维的一个方面，但无疑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其中基层的自治和治理是尤其重要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伟大实践，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分散的经验材料提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形态，为其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这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反过来，中国社会学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对学科自身发展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切实抓住中国社会变迁赋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理论自觉”，把握学术话语权，从而使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之树常绿常青，为我们的时代做出相应的学科和学术贡献。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

注释：

①郑杭生：《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在中国社会学2007学术年会上主题演讲》，后以《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为题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②郑杭生：《把“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到中国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在2010年中国社会学会银川学术年会上的致辞，《宁夏省委党校学报》即将发表。在这8个短语中，最后两个短语，有时也表述为“总结‘中国理念’，概括‘中国道路’”。见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在中国社会学2011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1(4)。两者的意思和实质是一样的。

③郑杭生：《基层社区调查中应当坚持的准则》，《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④郑杭生、杨敏：《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制度创新——实践结构论及其运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⑤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

⑥习近平：《群众工作室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共产党员》，2011(3)下。

⑦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求是》，2012(15)。

⑧郝洪：《“环境敏感期”的新考题》，《人民日报》，2012年7月30日。

⑨蔡永飞：《公众“老不信”心态分析》，《人民论坛》，2012年6月(中)。

⑩张音、张新苗：《网络语境与创新社会管理：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舆论怪圈》，《人民日报》(2012年6月26日14版)。

(11)郑杭生：《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及其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6(4)。

(1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15页，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3)(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96页，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4)(德)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25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5)杨敏，郑杭生：《个体安全：关于风险社会的一种方式及研究对策》，载《思想战线》，2007,(7)。

(16)(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该书英文原著出版于1995年。

(1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434页，夏铸九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18)(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8页，夏铸九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19)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社会科学》，2006,(10)。

(20)宫秀川：《领导干部要学会在“玻璃房”中工作》，《学习时报》，2012－05－02。

(21)王国平：《培育社会复合主体，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载《杭州通讯》，2008(2)。

(22)郑杭生、杨敏：《“社会复合主体”的追求：生活中更高品质的创新和创业——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载于郑杭生、杨敏等：《“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所谓“一分”，就是设立社区服务站，并把社区居委会与社区服务站的职能分开。前者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行使自治职能；后者作为街道办事处在社区设立的工作站点，专门办理各种公共服务。二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所谓“三定”，就是定事、定人、定钱，明确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的编制、经费、任务，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工作到位。所谓“两目标”，一是把北京的社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型社区；二是培养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社区工作队伍。参见：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东岳论丛》2012(1)。

(24)参见郑杭生、杨敏、黄家亮等：《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的“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陈微、马丽华主编，《中国和谐社区——上城模式共建共治共享的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实证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

(25)谭海波、蔡立辉：《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26)参见谭海波、蔡立辉：《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27)Christoppher Pollit, Joined-up Government A Survey,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3(1), p.135.(28)本案例的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主编：《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中黄家亮执笔的部分：《利益纠纷化解：情理法交叠的南海基层治理》。

(29)韩志明：《公民抗争行动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与解释》，《人文杂志》，2012年第3期。

(30)张学伟、邓少君：《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维稳体制机制构筑大综治大调解格局——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副主任梁伟发接受中国平安网专访谈广东省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载于中国平安网httpwww.xiexiebang.comGB102616392692.html。

(40)本案例的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黄家亮等：《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的“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第159－243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41)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合作共治的“上城模式”——从新型社区迈向创新社会管理的“上城经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版，第76－79页。

(42)郑杭生、赵君、杨敏等：《“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年版。

(43)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

(44)对本案例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主编：《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出版中。

(45)对本案例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329页。

(46)关于中西“国家—社会”关系型态差异的详细分析，参见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公共服务和更好社会治理》，《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第五篇：试论我国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

试论我国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

———以和谐社会构建为视角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黄伟荣

[摘 要]建设和谐社区离不开社区文化建设,培养和造就有道德的文明公民必须以社区文化为依托。在社区文化建

设的过程中,应体现创新性与大众性的文化特征。社区文化建设不能仅停留在文体演出的初级阶段,而应从社区文化

制度建设和提升社区居民的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方面入手,对社区文化的内涵进行提升,为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关键词]和谐社区 社区文化 建设 提升

一、社区文化的涵义

目前,由于理论界对社区文化的研究角度不同,因而对社

区文化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各执其词。社区文化的概念有广

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的区域

内,经过长期实践而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

化的总和,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行为方式以及人格

理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制约着当地经济、政治的发展。而狭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文化现象的总和,包括社

区居民通过实践而逐步形成的富有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

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1]笔者以为,社区文化是指以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为主体,以丰富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满足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包括各种群众性的文娱、体

育、教育、科普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等在内的一种群众性文

化形式。社区文化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社区文化建设是一

项“民心工程”,是当前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思想文

化阵地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一

个重要举措。

二、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

大力推进小城镇社区文化建设,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

道德素质、提高生活质量,培养爱国、守法、知礼、诚信的现代城

市公民,促进经济和社会工业化的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是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构建

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

展,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使原来计划经济

时代的社会管理方式不断改变,众多企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隶

属依附的关系日趋弱化,人们正在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形成全新的社会管理

理念,而只有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才能确保社会管理的先进性。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应当摒弃规

模扩大、人口增多的简单模式,从根本上实现质的飞跃,加大科

技和文化含量,提高城市文明水平。社区作为城市基层载体和

微观基础,它不应只是一种“生活区”和“大杂院”,而应当以

先进文化为灵魂,不断引领城市向现代文明方向迈进。

(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是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需要,是

满足市民文化需求,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和化解矛盾的必要措

施。

社区文化建设是更好地提高居民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载

体。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康生活的到来,广大群

众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和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

不断大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繁荣社区文化,才能更好地满足

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快速进行。[2]具体表现为:

1、身心娱乐。社区文化使居民的精

神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社区经常组织的具有社区特色的群众参

与的文体活动,使社区居民的身心得到调养,身体得到锻炼。

同时也使社区的凝聚力也得到增强。

2、教育宣传。社区文化

以社会为背景,通常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使社区居民在潜

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比如采取文艺演出、专题讲座、讨论交流、黑板报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各种法律和生活知识。

3、自我价

实现。社区是居民自我实现的基础条件,因为社区文化可以

挥人的特长与技能,开阔人的胸怀。

4、关系整合。社区文化

社区居民的心理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制定的政策措施对社区

民关系有调整的作用。通过社区的宣传活动可以对各种美

进行歌颂,加上一些鼓励和抑制的措施,可以有效地调节夫妻、婆媳、父子关系等。特别是紧紧抓住社区居民关心的热点、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广泛调动居民建设

区的积极性,保证社区的安定团结。

三、我国当前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

(一)对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思想上认识不充分。

目前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的工作者

存在狭义理解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比如有将社区文化等同

群众文艺活动,认为社区文化只是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区文化建设就是仅仅开展一些活动,将社区文化建设的责任

归于群众文化部门。同时社区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居民之的社区意识缺乏,存在着对社区文化事务冷淡的态度。由于

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还带有太多的农业文明的记,还有太多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将转变观念放在首位,抛弃“先经济发展后文化建设、重经济轻文化”的错误观念,重新提高对社区文化建设的重

性和紧迫性认识,同心协力,在组织、政策、经费、人员上采取

力措施,切实帮助解决小城镇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

题,全面推进社区文化建设事业,只有这样,经济和文化才能

谐发展。

(二)由于社区文化活动等缺乏吸引力,社区居民的参与

识淡薄。

当前,部分居民的参与意识淡薄,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社

文化建设的主体,对社区文化建设缺乏责任心,甚至错误地

为社区文化建设只是政府的事。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参与社

文化建设的居民也大都是老年人,中青年社区居民几乎从不

加。由于我国的社区文化建设起步晚,水平较低,对社区文

认识不够,有的社区将社区文化误认为是一般文艺娱乐活动,认为某个社区开展了影评、画展、成立了阅览室、文化室、进

了文艺、体育等比赛活动等等,就断定这个社区的文化建设

得好。目前我们肯定某个社区文化建设搞得好,往往就是说

个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得好。当然,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

动最能调动社区成员的文化娱乐兴趣,强化社区意识,增强

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但这只是社区文化的一个方面,只是

段而不是目的,社区文化建设必须加快向文化精神和文化规

两个层面迈进,才能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我们的社区文化

设。

(三)社区文化建设只注重表面,缺乏对社区文化内涵的掘。

把社区文化等同于社区的文艺活动,没有看到社区的传

文化资源和社区的认同感。在大城市的旧城改造中原有的统资源被破坏,在调整社区规模中机械划分“行政社区”,使

区的认同感消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长期性,文化贵在淀特色,文化不是简单的唱歌跳舞,需要用心灵去挖掘和体会;文化又是脆弱的和有形的,需要实实在在的保护和主动继承。

在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中由于缺乏正确的认识,导致行动上的错误和收到的效果甚微。有的社区热衷于做表面文章,追赶时

髦,搞花架子,既上报纸又上电视,搞得轰轰烈烈、不亦乐乎。

更有的社区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评奖,一切活动都是围着奖杯

转,有的以活动代替建设,企图通过轰轰烈烈的活动在短时间

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社区实际上是为了文化而文化,并没

有把社区文化看作是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和精神依

托![3]

(四)软件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社区文化活动水平有待提高。

社区文化的“软件”主要指社区文化环境、文化氛围、以及

社区成员文化艺术素养等,它是决定社区文化活动的基本内容

和风格的重要因素。而在“软件”资源中最重要的是社区的人

力资源即社区居民。社区居民是社区文化活动的主体,因此充

分利用社区居民资源,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是社区文化中必不

可少的。而在现实社区文化活动中,由于人才优势未得到有效

刺激挖掘,所以社区文化活动在形式上单一,其表现形式往往

为唱歌、跳舞和腰鼓等。[4]

四、对我国当前社区文化建设的建议

(一)社区文化建设应走上常态化、制度化的良性发展的轨道。

社区作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理应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主

力军。但由于目前社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主客观上仍存在着

对社区文化建设不够重视的现象,大量文化资源仍处于高度分

散状态,甚至有被严重闲置和浪费现象。为此,一是强化社区 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属性。近年来,部分社区和物业公司陆续 推出品牌物业、主动申请ISO9001认证,这对社区企业文化建 设有较大推动。今后应通过广泛推行社区制度化运行模式,增 强社区文化的企业化属性。通过提高社区职工、居民素质,完 善社区各项管理制度,融洽社区与主营单位、居民的关系,使社 区服务更加市场化、制度化、规范化,加强社区的行为文化和制 度文化建设。

1、建立健全由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社区文化教 育工作委员会,建章立制,明确职责,经常性地开展工作,指导

协调社区宣传、教育、科普、体育、文化、娱乐等文化工作。

2、巩 固、壮大现有社区文化活动团体,并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驻社 区企业、单位、学校、部队的文化潜力,成立青年、少年、企事业 单位、部队文体活动组织,构筑老、中、青、少四梯次,居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的社区文化 活动网络。3充分发挥三馆一站一室(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的作用,使三馆一站成为社区文化的骨干组织。

4、及 时发现、培育热心社区文化事业并有一技之长的文化骨干队 伍,在精神和物质上予以鼓励,充分调动文化骨干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文化骨干的“传、帮、带”作用,扩大社区文 化的影响力,提高社区文化的品位和档次。[5]

(二)与时俱进,努力探索社区文化建设新路子。

搞好社区文化建设,必须要增强居民参与意识,营造健康

向上的文化氛围。应充分利用社区直接面向居民、面对家庭的 优势,从小事抓起,从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做起,求真务实抓落 实,把居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居民主动地参与社区文化建 设。坚持利用现有一切文化设施,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 娱乐活动,努力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使居民在浓郁的文化氛 围中得到哲理的启迪、身心的愉悦、心灵的感悟和情操的陶冶, 在参与中得到精神激励和思想净化,应积极宣传社区文化,不 断提高社区在市场竞争中的知名度。具体包括:

1、在文化内容 上力求丰富多彩。可以是居民文化、校园文化也可以是企业文 化、军营文化。

2、在文化活动的形式上应不拘一格。可以是宣 传窗、书报栏的宣传,可以是广场演出、卡拉OK比赛等。

3、要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处理好一般与特色的关系,以一般为 基础,创特色文化;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充分挖掘传统文 化的资源优势,同时大胆吸收、借鉴国际国内的优秀文化成果, 加强县与县、省与省社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在内容和形式 上提升社区文化的内涵和水准。

(三)整合现有资源,加大公益性投入,多渠道保证社区文

化建设所需经费。

1、解决好社区文化的经费是社区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

坚持政府公益性投入为主导、市场化运作和社区资源整合为有 力的补充,是解决社区文化建设经费的根本方向。只有不断完 善社区文化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社区文化建设

运作协调,不断强化社区文化阵地建设。

2、在保证财政预算对 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且每年有所增加的基础上,着重加大政策 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坚持谁投资谁受益。如社会投资 文化项目的建设用地可按规定享受优惠政策;对公益性文化设 施建设和相关配套项目,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指标优先安排;对 投资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的企业和个人,在税收上予以优惠, 在精神和物质上予以奖励等等。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市 场化运作不断吸引社会资本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投资,完善社区 文化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确保社区文化建设有钱办事。与此 同时,充分调动、整合驻区单位已有的文化设施资源,形成以社 区文化中心为基础,驻区单位文化设施联动的社区文化活动阵 地,实现资源共享,文化共建,共同发展。[6]

(四)充分开发和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提升社区文化品

位。

社区的各种资源是社区文化建设最宝贵的条件,从某种意 义来说,社区文化建设过程就是社区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一 是组织资源。群众文化社区组织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社区组织要注重组织制度建设,要制定组织章程,就组织目标、性质、会员资格、民主议事、财务管理、活动方法等项内容作出 明确规定。二是人才资源。要通过开展社区人才资源调查和 各种文化活动,积极发掘社区文化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 使社区文化更具活力,更有魅力。目前从文化人才队伍来看, 既有人才资源的使用问题,又有人才结构合理不合理问题,更 有人才队伍素质问题。因此,要把文化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放在 突出位置,加快内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以岗择人,因才 施用,绩效挂钩,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增强对优秀文化人才的 凝聚力和吸引力。[7]三是设施资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人们的文化活动会越来越多,对文化设施的需求量越来 越大。政府、企业和社区组织应该想方设法增加文化设施的数 量,并且不断提高建设质量和服务质量,使人们的文化活动有 去处,并得到满意的服务。四是文化资源。首先要调查文物资 源和保护文物资源,在保护的同时,充分利用文物的研究价值、欣赏价值和感化价值来创造直接的经济收入。[8]做好社区文化 建设,还要保证其与社区其他建设的协调配合。社区文化建设 不是独立的,它与其他建设协调、紧密相关,要在其他建设中体 现社区文化,反过来,用社区文化建设来保证和提高其他建设 的质量。

参考文献

[1]王艳艳.《浅谈和谐社会建设中社区文化的构建》,载 《民主》, 2007年第2期

[2]李吉国.《浅谈社区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载《理论 学习》, 2002年第12期

[3]梅子.《纠正社区文化建设的几个误区》,载《理论界》, 2004年第2期

[4]周荣鈞.《社区文化发展现状的分析与思考》,载《中共 太原市委党校学报》, 2005年特辑

[5]贺海林.《关于对城镇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考》,载《大兴 安岭日报》, 2007年8月30日专刊

[6]《社区文化建设》.http: //www.xic.i net/b605221/ d54370335.htm

[7]宋玉红.《社区文化建设新思路探析》,载《胜利油田师 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5年第1期

[8]刘天雪.《浅议社区文化建设》,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 学报》, 2007年第4期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