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稿)河南庆丰种子有限公司调查报告

第一篇：(定稿)河南庆丰种子有限公司调查报告

河南庆丰种子有限公司公司调查报告

一，企业资质：

河南庆丰种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大型的现代化种子企业，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并以南阳市群英农作物科学研究所为依托，共同致力于玉米、棉花等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推广、生产、和销售。公司下设科研、生产、品管、营销、财务行政等部门。拥有稳固的种子生产基地，现代化的种子生产加工设备和现代化的种子检验和检测设备。公司目前拥有自己的独家品种。2008年度公司荣获郑州市种子管理部门颁发的“模范种子经营商户”和2006年河南省科技厅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二，办公地点：

河南省郑州市北环路6号经三名筑1号楼22楼086号

三，注册地点：郑州

四，职工人数： 10

五，品种状况： 品种名称：群英8号（玉米种）

审定编号：豫审玉2007008

选育单位：南阳市群英农作物科学研究所

品种来源： Lu4-1×Y3-

3特征特性：夏播生育期98天。株型半紧凑，株高268cm，穗位高100cm，成株叶片数21片；幼苗颜色绿色，芽鞘色浅紫色；花丝红色，花药黄色，花丝粉红色；果穗筒型，穗长19.9cm，穗行数17.6行，行粒数33.1粒；穗轴浅红色，籽粒黄色，偏硬粒型，千粒重293g，出籽率86.5%。产量表现：2004年省区试（3000株/亩2组），平均亩产481.0kg，比对照豫玉22增产6.9%，差异显著，居17个参试品种第8位；2005年续试（3500株/亩3组），平均亩产579.6kg，比对照浚单18增产4.0%，差异不显著，居18个品种第5位。

2006年省生产试验（3500株/亩2组），平均亩产498.6kg，比对照浚单18增产7.4%，居7个参试品种第1位。

品质分析：2005年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检测：籽粒粗蛋白11.57%，粗脂肪5.33%，粗淀粉70.13%，赖氨酸0.30%，容重774g/L。

抗性鉴定：2005年河北省农科院植保所人工接种抗性鉴定：高抗矮花叶病(3.85%)；中抗弯孢菌叶斑病(5级)，中抗大斑病(3级)，中抗小斑病(3级)；感茎腐病(60%)，感玉米螟(7.3%)，感瘤黑粉病(13%)。适宜地区：全省各地种植。

栽培技术要点：

（1）种植密度：中低产地块3000-3300株/亩，高肥水地块3300-3500株/亩。

（2）注意抢时早播，采取宽窄行种植，氮、磷、钾肥配合施用，并注意增施锌、硼肥。喇叭口期注意防治玉米螟。

（3）适时收获：推迟收获期，以增加千粒重提高产量，发挥其高产潜力。

六，业务范围：

各类农作物种子批发、销售（以玉米种为主）。

七，生产经营状况：

公司拥有稳固的种子生产基地，拥有现代化的种子生产加工设备和现代化的种子检验检测设备，公司年经营玉米种不断上升，经营额不断增加，公司目前拥有自己的独家品种。

八，文化品牌建设：

1，“郑单” 商标已于2002年10月注册通过并使用。公司成立10年以来，严把质量关，以诚信经营为宗旨，树立了河南庆丰种子“10年质量无差错 购庆丰种子放心”的美誉；

2，加大打假维权力度，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3，提高品牌可信度，引导服务性农业。方便农民购种，引导高新技术农业；

4，加快品种创新，引导定单生产，免除制种户后顾之忧。

九，企业动态、企业活动：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河南庆丰种子有限公司始终坚持探索农民朋友对农资产品的需求和渴望，始终以做大、做强、做精为企业的目标，注重品牌建设，市场定位准确，为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提供充足、良好的产品，确保各地代理商、经销商在各自的市场占据制高点，创出一片骄人业绩！

企业定期组织的活动是：1，对员工进行专业和素质的培训；2组织合作伙伴定期的培训和交流；3，关注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每年举办“高产奖”等活动回报种植户；4，组织高产示范田，发展示范农业。

十，企业目前存在的困难、问题、发展趋势和前景：

困难：1，部分县市种子执法部门转嫁负担；

2，地方政府扶持导致不公平竞争

针对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公司将采取以下对策：

1，严格市场准入制度；

2，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3，争取政策扶持，确保健康发展；

4，充分发挥种业协会和种子管理部门作用。

经过时间的冲刷和洗礼，河南庆丰种子有限公司现已拥有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国内领先的科研水平，强势的品牌影响力。凭借其人才优势、科研优势、品牌优势，并随着现有品种的高质量、低价格、高市场占有率和后续品种的推出，我们坚信：在蓬勃发展的农资市场中，河南庆丰种子有限公司必将阔步迈进，开创农资市场更加辉煌的明天！

十一，对管理部门网站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管理部门网站活动的意义：有效的加强企业自律，架构了企业与管理部门，企业与合作伙伴等交流的平台和桥梁。希望定期多组织此类有意义的活动。

第二篇：丰庆路浴场调查报告

【逍遥地址】：丰庆路【逍遥时间】：5.29【逍遥项目】：【小姐概况】：目前不详【小姐姓名】：目前不详【环境设备】：又好又坏【逍遥花费】：200-500不等【安全隐患】：70-95不等【逍遥细节】：在外地工作了两年多，最近回来休假一段时间，晚上在丰庆路到水司十字溜达了一下，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各位狼友说的很多，但这次回来实地考察了一下觉得变化还是蛮大的，丰庆路浴场调查报告。首先两年前经常去的宝马会KTV竟然没了(个人认为里面公主的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也不知道搬什么地方了，还有丰庆路西头草阳酒店附近的几家小洗浴中心牌子也摘了(其中一个我之前去过，里面有个东北熟女很骚)但门前挂个小牌子-正常营业。看来风声还是比较紧。路对面的名门势造得挺大，人进进出出，看来安全没什么问题(看到从里面出来三个技师，个子都不高但很风骚比我之后看到的那个高一个档次，但还不是极品我给85+)，调查报告《丰庆路浴场调查报告》。名门左右两边又新开了两家足浴一个叫海阔天空，另一个我忘了，这两家装修的也挺好的。路南的这三家显然比路北的场子有实力，人流量不小，应该很安全。再往水司方向走，有一个新阳光洗浴，不推荐，看起来破破的外面还有4，5个小混混，不知道是看场子的还是别的什么，总之感觉不舒服。再往前新明星舞厅依然灯火通明，可惜小弟不好这个，总觉得里面太乱人太复杂，虽心向往，然实不敢去。路北我一直走到天香新唱(还好没有搬家，小弟一直比较喜欢KTV的气氛，之前也去过，感觉相当不错，公主也很漂亮)中间新开了2，3家足浴的场子，但明显没有名门附近三家势大。为了各位狼友的安全不推荐路北的足浴和洗浴的场子，当然天香新唱和威龙两家KTV除外，毕竟KTV和洗浴不是一码事安全系数会高很多。威龙KTV我从没去过，几个原因门面太小，装修不好，门口据我所知常年墩有小混混，不知道干什么的大家还是小心为妙，而且据说和天香新唱和原来的宝马会没得比。一路下来洗浴，足浴，KTV一共12家(如果没算错)。对了水司十字东南角有一个我原来没见过的光脚板足浴，门面新而且大，据伙计说还不错，老板后台硬很安全。最后回去的时候，丰庆公园北门向西走(就是沿着丰庆路一直往西)，又看到新开的三家-盛世名门(和前面的名门不是一回事)，光脚板(也是冒名顶替)，还有一家记不住名字了。装修虽好但总感觉不是这么回事。总体推荐各位狼友，安全第一的狼友：名门附近三家(名门，海阔天空，×足道-具体名字忘了，三家连着很好找)，和丰庆公园北门向西三家(买饮料的时候看见一个浴场的技师出来打电话，很一般我给70，就是不知道这三家哪一家的)。原因是因为这里附近都是民航，空军，锦园，政府的人，警察不愿在这里搞事情。从我02年住到这里这里附近的场子还没有被扫过。还有小场子少去。对于经济第一的狼友：丰庆路北和路南的各种小场子(其中有的很破，我看到一个叫天上海河的就跟工地差不多)包括威龙KTV。至于哪一家的服务好，技师好，还有待挖掘，小弟最近也准备去名门验证一下，这次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安全的基本情况，毕竟安全第一嘛。也欢迎各位狼友各抒己见。

第三篇：河南种子案

河南种子案——法院与人大关系

案情：2003年5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种子赔偿纠纷案时，遭遇法律冲突问题。在庭审中，就赔偿损失的计算办法，原告（汝阳县种子公司）与被告（伊川县种子公司）争议激烈，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赔偿数额；被告则要求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政府指导价”计算。经审判，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和被告都不服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写道：“《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

洛阳中院判决书的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强烈反响，河南省人大认为“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中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赵广云的副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该决定最终未履行。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30日作出《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指出《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

（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判。

相关消息：2003年11月19日，肖太福、涂红兵、陈占军、朱嘉宁四位律师依据立法法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建议书”。建议有两条：一是依法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并向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二是尽快审查和清理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各地的地方法规，责令制定机关废止或修改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

问题：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做出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的决定？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公民是否存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

评析：

1、人民法院无权做出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的决定，但具有选择适用更高位阶法律规范文件的职权和责任：第一，按照我国立法法第79条第1款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上文中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其法律效力低于作为法律的《种子法》效力。第二，我国宪法第100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因此，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之类的地方性法规，但前提是，该条例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从该案来看，《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确实发生了矛盾和冲突。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点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订的法律相抵触，应当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该文件虽然是针对行政诉讼适用法律的解答，但对本案有借鉴作用。何况上文中，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3月30日作出的《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中也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宣布与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无效。第四，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第8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职权。立法法第88条第2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同时第4项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因此，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大才享有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权，而省级人大常委会和各级法院都无权直接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第五，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副主任、北京中孚律师事务所肖太福律师认为，在目前我国宪法框架和司法体制下，人民法院没有合宪性审查权是毫无疑问的，但人民法院有无合法性审查权却是值得深思的。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时，司法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选择三种方式：其一，中止审理，逐级上报，等候裁决。其二，直接使用上位法，避开下位法。其三就是行使“有限司法审查权”，审查下位法的效力，适用上位法。即在判决中明确审查下位法，指出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地方，并根据宪法的精神和立法法的依据宣称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条款无效。（曾金胜：李慧娟事件再调查，人民日报《时代潮》2004年第9期）其中，第1种做法没有体现司法的公信力，不能给当事人以信服的理由，也不符合司法文书以理服人的特点；第3种做法与我国法院的宪法地位不相称，因为我国法院没有明确得到关于违宪审查的宪法授权，不同于美日的司法审判体制；因此，只有第2种才是比较可行的做法。

2、人民法院接受人大的监督，但人大不得干涉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行为：第一，我国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根据有关资料，在洛阳中院对本案进行合议前，该案审判人员先后收到洛阳市政府、市政法委、主管院长与副院长转来的批示，以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的意见等，都是对司法独立的挑战。第二，不错，根据我国宪法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的规定，法院是人大体制下的法院，它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向人大报告工作。可是，人大与法院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人事安排和法律实施方面，体现为事后监督和法律监督，而不是事前、事中监督与个案的具体监督。法院与人大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法院首先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任。长期以来，我国的法院体制仿照行政体制，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色彩，地方法院因为财权、人事权等原因受制于地方，往往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对于各级人大来讲，对法院的监督也应通过法定程序通过对本级法院工作、法官的选举、任命与罢免、对法院存在重大问题的质询和调查等方式来进行。人大和其他国家机关与社会组织、个人对法院的监督不能演变为对法院具体行使审判权的监督和干涉。

3、公民享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的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建议”。4位律师依据立法法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建议书”,正是公民主动行使宪法和法律监督权的的表现。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定的违宪法审查权,如现行宪法第67条第1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第4项规定其享有解释法律的职权；第7项规定其享有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的职权；第8项规定其享有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职权。立法法第90条、第91条也做出了类似规定。2003年5月1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5月14日，俞江、滕彪、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以传真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1982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该事例也是公民享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的表现。

思考:本案件引发之问题实际上远不是谁对谁错的争论,而是一系列的深层次上的制度合理性问题的思考。

问题之一，法官在第一线判案，而制度上没有给法官充分的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权力。一是法律的最终解释权不在法院；二是法律适用冲突的决断权不在法院。这样，给法院审判带来的困难是法院的终审判决可能不是终局的，因为它对法律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而最终被立法机关纠正。如果审判中遇到法律法规相冲突时，法官按制度只能中止审判，而将冲突的法规提交有权机关裁决。而这个裁决机关最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常委会2个月开一次只有5-7天的会期，所以，依此制度运行，很多案件无法审判，要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规合法性的裁决。现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法官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个矛盾，有选择地适用一种法律，有时有抵触的法规也适用，一般也没有人追究。但是，随着法治的深入发展，类似本案的矛盾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我们这一制度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法官权力分离现象的改革将越来越迫切。

问题之二，这一问题再次提出了法官是国家的法官还是地方的法官的问题。从这一矛盾冲突导致的结果看，在没有国家违宪审查机制的情况下，现行法官任免体制使法官只能是地方性化的。在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情况下，“明智”的法官选择优先适用地方法规更安全。但从我国的法律理论性质上，所有法官都是国家的法官，他们头顶国徽都是以国家的法律名义在审判。随着法制的发展，这一理论上的国家法官与制度设置上的地方性法官的矛盾将更突出。

问题之三，随着人大的地位提高和作用的加强，人大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规范性问题将更突出。需要对行使权力的界限和程序提出更明确的要求。此案给人们的担心是人大的权力滥用、不慎用也可能成为现实了。地方人大可能利用法律上的权力优势不适当地干预一些事情；再说，一些地方人大行使权力的行政化和权力机关化也是个问题。问题之四，此案更迫切地呼唤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像此案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需要进行违宪审查的争议，如果我们还是视而不见，全国人大的立法和法制统一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也影响宪法的权威。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不能有作为，而立法机关又不去作为，一些违宪违法的法规就会得不到纠正。同样这种状况对执法者也是一种伤害。法制越活跃，法律冲突会越多，它对宪法和法制的损害就越严重。因为它涉及对宪法法治的信念和信心问题

参见法律思想网中蔡定剑贺卫方姜明安等对李慧娟案的相关讨论

反对法院享有审查权的人会主张：依据《立法法》的规定，只有相应的法规制定机关，才有权改变或撤销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下位法，而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只能依法判案，根本无权认定任何法规无效；而且《立法法》还规定，特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认为某些下位法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或建议，由常委会定夺。这也说明法院无权直接认定地方性法规无效。

这种主张，显然是混淆了“立法程序”和“司法过程”的界线。法规制定机关改变或撤销法规，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请求而审查下位法规，都属于立法程序，会产生“法的变更”的普遍效力；而法院确认法规无效，则属于司法过程，是指某项法规在具体案件中不被适用，更准确地说，法院只是“拒绝适用”某项法规，而非使之“彻底无效”，因此并未侵犯立法机关的职权。《立法法》也并未要求法院每当遇到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时必须中止诉讼，提请有关机关裁决。“改变”“撤销”“审查申请”等立法程序并非司法过程的必经步骤，对这些程序的规定也不能排除法院有权在具体案件中对某些法规直接进行审查。

《立法法》倒是的确规定了，当不同的法规之间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应由相应的法规制定机关进行裁决。这里提到了“法律适用”，似乎包括司法过程，若真如此，则法院在审判中在遇到这些情况时，就要中止审理，等候有权机关做出决定。但是，请注意，《立法法》对此只规定了大致两种情况，一是“相同位阶”的法律规定不一致，二是旧的特别法和新的一般法之间规定不一致，而且还是在“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才需裁决。《立法法》此处并没有包括“不同位阶”法律规定不一致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因为这里规定的是“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法律时的疑难情况，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原则无法解决的特殊例外，所以需要交由法规制定机关另行澄清。而上位法和下位法不一致，就象新法和旧法、特别法和一般法不一致一样，并不存在“应适用何者”的疑问，因此法院当然可以迳行适用优先的规范，无需提请相应机关进行裁决。

我国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不受理对行政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但并没有排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进行附带审查，而且《行政诉讼法》还明确规定了法院的“参照适用权”，即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中，“参照”（而非“依据”）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已被广泛解释为法院有权附带审查规章的合法性。

而在实践中，法院对法律规范的审查权并不局限于规章，而是早已扩展到了地方性法规。最高法院曾在其司法解释中一再澄清：法院有权判定地方性法规是否与上位法不一致，并有权直接适用上位法。

第四篇：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种业同仁：

大家上午好！我代表河南滑丰种业xxx，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河南滑丰种业是集科研、生产、销售、加工、服务于一体的种子龙头企业，近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大力实施“11331”良种化工程，为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七连冠和农村经济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006年在种业百强的基础上顺利跨入“中国种业五十强”，河南滑丰种业是“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国家优质小麦种子繁育基地”、“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河南省首发上市重点后备企业”等，通过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滑丰种业所生产的“滑丰”牌种子荣获“河南省名牌产品”，滑丰商标被授予“河南省著名商标”。国家领导人杜青林，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河南省省委副书记叶冬松、副省长刘满仓等领导先后莅临公司视察指导时均给予了高度评价。

河南滑丰种业不断强化质量意识，努力打造名牌产品，健全营销与服务体系。一是成立种子质量领导小组；二是全员强化法律法规学习，开展质量管理在心中，树立质量安全意识；三是深入持久地开展质量改进、降废减损活动；四是建立种子繁育、收购、加工、贮藏质量保证制度,严把种子生产、检验、收购、加工、包装等各个关口，做到不达标种子决不流入市场；五是通过检验，加强全程质量监控，其中种子质量纯度大田种植鉴定措施，属河南省首创，并居国内领先水平；六是建立种子生产、经营档案。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制订实施，有效地保证了种子质量，确保种子质量长期稳定，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公司生产的“滑丰”牌种子畅销豫、皖、苏、鲁、晋、冀、鄂、陕等省800多个县市，得到用户认可，成为农民的首选品牌，公司成为行业内的旗帜。

公司以培育优良农作物新品种为重点，建立创新体系，加大创新研发力度。滑丰种业在当地建立了200亩标准化科技示范园，在海南建立育种中心、西北建立制种基地，形成了南繁北育的局面。目前公司自主培育的滑丰9号——轴细籽深、出籽率高；滑玉11——适应性广、高产稳产；以及抗病性好、矮秆高产的滑玉13等17个农作物新品种先后通过国家或不同省份审（认）定，并且

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目前公司还有30多个玉米新组合正在参加国家、省各类试验，力争到2015年在现有自主培育品种17个的基础上达到22个，2020年达到30个；在3-5年时间内成功上市，建设占地面积为100亩的河南滑丰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二期工程，与农业院校、科研院所联合育种，发展现代农业，向纵深方向发展，在现有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基础上，拓展小杂粮、蔬菜特色种子等。为今后更好的服务农业生产做出更加突出的贡献。

最后祝愿大家：播种滑丰良种喜获丰收过幸福生活；经营滑丰良种实现共赢享生意兴隆！谢谢大家！

2010年11月13日

第五篇：河南种子条例案

河南种子条例案

案情:2003年1月25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伊川县种子公司委托汝阳县种子公司代为繁殖“农大108”玉米杂交种子的纠纷，此案的审判长为30岁的女法官李慧娟。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双方没有分歧，而在赔偿问题上，根据河南种子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内统一价格，不得随意提价。”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立法精神，种子价格应由市场决定。法规之间的冲突使两者的赔偿相差了几十万元。此案经过法院、市人大等有关单位的协调，法院根据上位法做出了判决。然而，判决书中的一段话却引出了大问题“《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文(原文如此)自然无效......”

此案的判决书在当地人大和法院系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此事的通报上指出，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无权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效力进行评判。目前在河南省人大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直接要求下，洛阳中院已初步拟定撤销李慧娟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助理审判员的处理决定。

问题:李惠娟法官是否有权宣布《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无效.解析:李惠娟法官在判决书中宣告：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条例》因与国家制定的种子法相冲突而自然无效。因为中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宪法上实际上实行的是人大至上，行政和司法机关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立法、行政、司法有分工，但没有制衡。人大制定法律，同时解释法律和监督其他机关执行法律。法院没有权力审查人大的立法是否具有合宪和合法性。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法官在办案时发现地方性法规或行政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冲突时，应中止案件审理，报告所在法院，由所在法院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立法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和做出决定（或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向法规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法规制定机关据此对相应法规进行修改），最后，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或经法规制定机关作出修改后的法规，恢复对案件审理和做出判决。

联系到本案，基层法院和中高级法院只应有权选择适用相应规范，而不宜由它们直接和最终对法规、规章确认违法或宣布无效.思考: 本案件引发之问题实际上远不是谁对谁错的争论,而是一系列的深层次上的制度合理性问题的思考。

问题之一，法官在第一线判案，而制度上没有给法官充分的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权力。一是法律的最终解释权不在法院；二是法律适用冲突的决断权不在法院。这样，给法院审判带来的困难是法院的终审判决可能不是终局的，因为它对法律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而最终被立法机关纠正。如果审判中遇到法律法规相冲突时，法官按制度只能中止审判，而将冲突的法规提交有权机关裁决。而这个裁决机关最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常委会2个月开一次只有5-7天的会期，所以，依此制度运行，很多案件无法审判，要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规合法性的裁决。现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法官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个矛盾，有选择地适用一种法律，有时有抵触的法规也适用，一般也没有人追究。但是，随着法治的深入发展，类似本案的矛盾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我们这一制度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法官权力分离现象的改革将越来越迫切。

问题之二，这一问题再次提出了法官是国家的法官还是地方的法官的问题。从这一矛盾冲突导致的结果看，在没有国家违宪审查机制的情况下，现行法官任免体制使法官只能是地方性化的。在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情况下，“明智”的法官选择优先适用地方法规更安全。但从我国的法律理论性质上，所有法官都是国家的法官，他们头顶国徽都是以国家的法律名义在审判。随着法制的发展，这一理论上的国家法官与制度设置上的地方性法官的矛盾将更突出。

问题之三，随着人大的地位提高和作用的加强，人大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规范性问题将更突出。需要对行使权力的界限和程序提出更

明确的要求。此案给人们的担心是人大的权力滥用、不慎用也可能成为现实了。地方人大可能利用法律上的权力优势不适当地干预一些事情；再说，一些地方人大行使权力的行政化和权力机关化也是个问题。问题之四，此案更迫切地呼唤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像此案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需要进行违宪审查的争议，如果我们还是视而不见，全国人大的立法和法制统一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也影响宪法的权威。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不能有作为，而立法机关又不去作为，一些违宪违法的法规就会得不到纠正。同样这种状况对执法者也是一种伤害。法制越活跃，法律冲突会越多，它对宪法和法制的损害就越严重。因为它涉及对宪法法治的信念和信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