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离婚自由
现代社会的爱情规则
--从离婚自由看我国的法律和道德规范 摘要每个经历过婚姻的人都会知道，法律和道德在婚姻面前是非常不协调的。每个女人都不敢保证在得到法律许可离开那个和自己生活多年的男人不会被人戳脊梁骨。每个男人也不敢保证在符合马克思论断的情况下的离婚不会让那个和自己生活多年的女人泪流满面。
关键词离婚自由婚姻法道德规范相对自由
当爱情不在是上天的恩典，而成为一种法律约束和普世道德的时候，婚姻的结合理所当然就是道德的允诺和法律的许可，离婚同样成为道德和法律所关心的对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道德空间的拓宽，直接导致了法律的许可范围进一步扩大。人们对待离婚的态度日渐发生转变。我国从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到逐步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儒家思想和欧风美雨之间的碰撞更是直接促进了我国集体道德观的转变和法律的文明进步。
首先要阐明的是这里所指的婚姻自由是指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合无法继续生活的离婚自由（是一种相对自由，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尤其是离婚自由，否则一旦超越界限将是一场社会灾难），而非诸如第三者插足、嫌贫爱富等违背基本道德观念的离婚行为。
爱情是一种互相负责的情感活动，而婚姻却是爱情之上的一种高级的社会行为。婚姻既是情感的体现，又是一种社会约束力。婚姻的意义不仅仅是幸福的体现，同时也是人类延续的手段。只有婚姻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秩序，促进人种的进步。当婚姻具有了这样重要性的时候，我们的道德和法律对于婚姻就变的特别敏感。“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这只会使人们省得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污中。”①马克思的这句话承认了相对的离婚自由，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他认为离婚是有条件的，否则将会违背道德和法律。
我国的婚姻法经历过多次修改，产生了诸多变迁，这明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的结果。从饱受到开放，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体现在婚姻上就是婚姻的结合不在仅仅是情爱和性的体现，而是附加了更多的物质利益。在饱受道德诟病的离婚问题上，人们的自我约束力和鉴别力越来越差，越多的人选择服从道德的安排，加入村妇般的集体对骂，女人和男人的身体自主性越来越差，道德的界限也一次次的逼近众人的承受底线。当道德仅剩下谩骂的时候幸而我们还有法律，它还在公正的规范着公众的界限；然而每个经历过婚姻的人都会知道，法律和道德在婚姻面前是非常不协调的。每个女人都不敢保证在得到法律许可离开那个和自己生活多年的男人不会被人戳脊梁骨。每个男人也不敢保证在符合马克思论断的情况下的离婚不会让那个和自己生活多年的女人泪流满面。这就是硬梆梆的法律无能为力的地方。在给予了法律的许可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要带来道德的困惑。总结起来，我国的道德和法律在离婚问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道德缺少真实性的表达。道德的高尚是不能用离婚的多少来衡量的，“如果单纯用离婚率的高低衡量社会道德水平，是极不科学的。试问，在封建社会中，离婚率很低，难道是说明道德水平很高吗?” ②最近一档非常火爆的电视交友栏目《非诚勿扰》在受到各种批评之后被迫整顿，他火爆的原因就是因为节目中的几个女孩说出来自己想嫁给有钱人的想法，甚至谈到了性。天，那还了得，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中是没有性的，也不是没有，只是不能说，你说了那你就要成为刀板上的鱼肉了。对待乎婚姻问题，我们不是没有道德，只是我们的道德成为了一些人谋求利益和充当江湖侠客的手段。广东女孩朱春芳不是第一个想着通过傍个有钱人来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但她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今天这个社会有这种想法的真的人少，可以肯定的说只要条件允许，每个女人都想嫁个有钱又帅又浪漫的男人，可错就错在大家心里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偏偏你却说出了真话，我们的道德怎么能容你呢。像上面这样的例子在离婚面前更是让我们难堪，缺乏真实性的道德话语权，会让我们失去宽容和耐心。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给予婚姻中的男男女女一份表达的空间呢，当两个人感情破裂的时候，家庭规范完全可以从个人情感出发去考虑下，如果我们还在一味的用道德规劝离婚中的男女保持冷静，这对他们将是枷锁。离婚是对孩子犯罪，可是如果想要离婚的双方还离不了或者
离婚后也在忍受唾沫星的话，那就是我们的道德在犯罪了。缺乏了真实感的道德势必变得面目全非，必将用蝴蝶效应般的速度快速扼杀着一个人的名声。不管是真是假，人们更愿意相信道听途说来的道德戒令。这种真实性在我国一定时候是缺失的。
法律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婚姻家庭关系至少带来如下一些特点：第一，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第二，普遍实现了真正的“结婚的充分自由。”第三，真正实现了完全的“一夫一妻制”。第四，实现了男女的完全平等。第五，普遍实现了真正的“离婚的充分自由”。婚姻自由体现了现代婚姻制度的基本精神，也为我国婚姻法明文确定为基本原则。对于离婚自由，法律有些时候显的很苍白，这主要出现在离婚中有时候会出现一方同意而另一方不同意，需经裁判离婚的情形中（对夫妻双方都同意的两愿离婚，各国法律和习惯上均不持异议）。事实上，即使是最激进的离婚自由主义的主张者也不会同意离婚自由意味着在离婚问题上的绝对放纵，或者说是一方想离就离（作为调整夫妻双方关系的制度而言，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同时，离婚自由也不能与处理离婚问题的破裂原则划等号。后者指的是法律并不列举具体的离婚理由，不以过错为离婚的必要条件。在婚姻破裂时即可依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要求而准予离婚，这可以说是离婚自由的一种表现，而不能说是离婚自由本身。从制度沿革上看，人类经历了禁止离婚主义、限制离婚主义，再到自由离婚主义，如果我们把立法原则演变的这种一般表现视为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适应的进程（不考虑迄今仍在极个别国家生效的禁止离婚规定的合理性），那么我们理应认可，离婚自由与其说是在处理离婚冲突时的具体规定，不如说指的是与禁止离婚和限制离婚相对立的一种主张，强调在规范离婚问题时，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婚姻自主权，充分尊重婚姻关系的本质，维护当事人和社会的根本利益。离婚自由意味着从婚姻关系实际出发，使那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得以解除，而不是把不准离婚作为约束和惩罚的手段。
同时，法律和道德给不了离婚的完全自由。想这样一个例子。A和B离婚了，这是经过法律允许的。可是A是因为有了婚外情才离婚的，只要没有重婚法律也是无法干涉的，可是道德就可以大肆批评了，即使A离开，他也要受道德的谴责。后来A因为觉得对不起孩子，又和B复婚了，法律允许。可是这又
让道德怎么解释呢，一个深受道德批判的人怎么又能回归道德呢。可见即便是法律容允一个人自由的离婚，他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如果从情感因素考虑那就更加复杂了，法律可以把孩子判给其中一人，可是无法将离婚者的爱判给孩子。法律可以分给女方一套房子，可是无法弥补她感情受到的伤害。即使离婚他们也会受到内在的生理机能和情感规律的影响而承受痛苦。我们可以看到在得到法律允许的离婚之后，我们还是要承受来自道德的压力，本该是相辅相成的道德和法律现在却出现了分歧。如此这般，怎们能让那些情感破裂的夫妻们大胆说分手呢。去指望法律的允许，道德的谅解而获得婚姻自由是一中自我情感的蒙骗（当然以上论述的离婚自由是建立在平等结婚的基础上的）。
在我国现行的条件下，要保证离婚的自由我们应该从下面几方面去做。法律应该保证离婚的权利。多数社会学学者认为婚姻法的修改稿（草案）加强了对离婚条件的限制，破坏了离婚自由原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例如追究有过错方和第三者责任的规定，对达到离婚条件的分居时间的规定等。法律既然保证了两个人以合法地位在一起，那么同样应该给予足够的空间保证两个人离开的权利，这是婚姻自由的前提。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有的夫妻已经反目成仇，共同生活已经成了不堪忍受的痛苦，如果人为地限制离婚，那不只是不能使家庭起死回生，反而会酿成人间惨祸。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婚姻法》的规定：“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是完全正确的，不存在什么“失之过宽”的问题。但是法律中一些过多的制裁主义限制了两个人离婚的相对自由，两个人离婚要比结婚麻烦的多，在中国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两个人为了离婚，要耗掉好几年的情况，这无疑是对个人的一种摧残，诚然，各种限制措施保证了离婚的相对自由，可是繁琐的程序很容易让情感本来就承受痛苦的男女双方承受更多的压力，到最后离婚变成了一场对财产的争夺大战。我们的法律应当适时的考虑简化离婚程序，从更细致的方面制定离婚条件，让我们有理有据的去裁定离婚，这将在法律上给予我们足够的自由和保障。
放开道德的尺度。从道德层面考虑，我国的文化制度比较特殊，我国的礼乐制度经历过几千年的变迁，一些观念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虽然社会主义文化飞速发展，但是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是很难摆脱一些封建家长制的思想。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特别强调了女子的三从四德，离婚这个问题更是不允许的。这就
从道德方面向男性做了倾斜，男性可以选择多妻或者休妻，而女性是毫无权利可言的，他们属于被动的接受者，甚至时刻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虽然在古代文艺作品中不乏对女子对负心男性和万恶的婚姻制度的控诉，但是在现实的这会制度下是无法改变的。到了现代，随着改革开放的程度逐步提高，我们开始渐渐的接受了一些西方平等进步的民主思想，人性的解放程度也逐步开放。离婚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可是我们会发现大多数时候人们对待离婚还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多半原因还是我们的道德观问题，我们还无法完全要求每个人都能用开放的态度对待离婚，给予离婚完全的自由和宽容。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非常有必要树立每个人正确的道德观。婚姻的不幸不是任何人的错，如果我们一味的强制婚姻不幸福者保持在婚姻状态中，或者在他们离婚后还给他们歧视或者谴责的话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的高效率造成了情感的高风险，生活在快节奏中的都市男女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情感障碍，他们一面渴望真诚的去爱，一面又被生活所迫失去爱的能力。无疑婚姻可以给他们造就一种安全感，让他们摆脱个人的孤单。可是如果我们一在强调婚姻就是最后人生的坟墓的话，那对于那些即将有情感归宿和情感破裂的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不论怎样去选择必然要陷入恐慌和道德的深渊。反之，如果我们的道德更加文明，尺度更加人性化，在生活中坚持鼓励新生活，鼓励真爱的时候，人们的幸福感可能就会无限提升，当离婚得到真正的自由的时候也就是越来越少的人离婚的时候。我们的道德不是用来谴责天上人间的那些小姐的，而是要谴责那些往女人怀里伸脏手的人；不是用来谴责那些选择第二婚姻的女人，而是要谴责那些对待感情不负责任的人。归根结底，道德如果能给予众生足够的尺度空间，离婚便可以获得充分的自由。
列宁说过：“承认妇女有离婚自由，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妻子都来闹离婚。”人人幸福，家家和睦，才是我们的理想。在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我们允许自由离婚，可这是一种限度，因为我们道德和法律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结果是希望当离婚真正自由的时候，没有人会选择离婚。
注释：《费孝通全集》费孝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35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1995-01出版)第4卷第78—79页
参考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1995-01出版)
《婚姻之痒》程俊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
《离婚指南》苏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第二篇：离婚自由
四、改革离婚制度，保障离婚自由
离婚制度主要涉及离婚理由、离婚程序、子女抚养监护权、财产分割、夫妻间经济帮助。
1.离婚理由应当与无效婚理由区分。婚姻法规定一方要求离婚时，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可见“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 是判决离婚的理由。该理由应该说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原来双方是具有感情的。如果原本没有感情，又何 来破裂？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提出14条情形，其中有不少情形是婚前事实而不是婚后事实，将不少引起无效婚之理由归入离婚理由，如“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它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的”，“一 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 ”的。
离婚首先应确认婚姻合法存在，婚姻不是合法存在就不应发生离婚后果，而是确认婚姻无效或撤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之原因与离婚原因之区别在于，前者原因发生在结婚成立前，后者原因发生在结婚成立以后。
由以上问题推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一个判断原则，即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应当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这 个综合分析的方方面面不应成为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依据，而仅是人民法院进行离婚案调解的依据，调解和好或调解离婚均可从这些方面着手，而“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与“婚姻基础”、“有无和好可能”均不是同一时间状态下的事实。总之，离婚理由应是现状的。婚前没有感情就不发生感情破裂，有无和好可能是破裂现实下的预测。离婚理由宜与无效婚理由以及调解理由区分开来。
2.离婚理由原则化与细列化的矛盾和出路。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原则化的离婚理由，如何证明？从司法看，有更详细之罗列事实，法院或当事人依据事实证明感情破裂。能证明感情破裂之事实很多，如通奸、家属间虐待、分居、重婚、一方严重伤害另一方感情、犯罪、有恶习、殴打、诬告、恶疾等等。
实践中已有意向表明，离婚理由阻碍了人们离婚的自由，进一步伤害配偶间感情。最大的问题是离婚很困难，不少离婚申请者找不出类似通奸、重婚的离婚事实，而感情受伤之理由又难以说清，其中有隐私问题、有认识分歧问题、有性格问题等等，于是，法律一定要当事人说出离婚理由，“逼”使当事人挖掘陈旧往事、重撕双方面子、夸大种种感情纠纷，使当事人之间进一步感情受伤。离婚的困难使一些人士徒生畏惧，生怕逃不出“围城”，又助长了结婚不履行登记手续之风。离婚理由的原则化与细化已形成矛盾，太原则会造成一些人轻率离婚，或利用离婚自由而达不良目的，太细化又阻碍离婚自由，使离婚过程本身痛苦异常，事人之间“互揭伤疤”。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笔者大胆提出以下建议：
当双方同意离婚，不再要求陈述离婚理由。有时双方当事人是在子女抚养问题、住房问题、财产分割上不能协商一致而导致不能协议离婚，双方并非就解除夫妻关系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一方诉求离婚，诉状中不宜要求陈述离婚理由，只表达请颁发离婚判决书诉求即可。开庭审理中，若被告同意与原告解除婚姻关系，则只审理子女抚养等问题，待子女问题审理清楚，与离婚判决一起判。若被告不同意离婚，则需原告提出离婚理由。
离婚理由应当具有法律性有效证据，如重婚行为应有重婚罪之判决或有关部门处理结果证明；有其他犯罪行为或严重违法行为，应有有罪判决书或司法机关行政、民事处罚书；通奸行为应有当事人证明或有关单位证词。以上这些比较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离婚理由，在诉讼中提出，因有法律上的证据（证明）所以不致引起困难，也是无争议之事实，不致加深感情裂痕。
离婚理由除能以法律性证据证明一部分，其余均属“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范畴，当事人之间互揭对方隐私、短处、伤疤，法官则根据自己阅历和好恶评判是非。笔者认为，这一类理由
即没有法律性证据的理由，不宜成为离婚理由，不主张当事人之间互揭短处。没有重婚、通奸、犯罪、严重违法行为之离婚理由时，当事人欲请求离婚判决可改为请求分居，并主张分居不以有理由而成立，分居半年或一年，可转为离婚。分居时夫妻除解除同居义务外，仍须遵守其他夫妻间的义务，并不得在分居期间与第三人同居，以达到真正夫妻冷静处理相互矛盾，自我考察感情是否已破裂。分居后又同居，则分居期间重新计算。
3.坚持协议离婚特色，保护诉讼离婚当事人隐私权。
协议离婚是中国大陆离婚程序之一个特色。澳门、香港没有不经司法程序的离婚，即使双方同意离婚也须经司法准予。台湾有两愿离婚制，类似大陆协议离婚，不同点在于台湾两愿离婚要有两名证人。外界均称赞我国协议离婚制对保障离婚自由有进步作用。大陆协议离婚的特色应予坚持。
但在诉讼离婚中，其程序强调必经调解，此也是离婚案特点所决定，如香港也有调解规定。只是调解应由哪些方面的人参加？我国实践中多由法院邀请当事人单位派有关负责人参加，一般亦会派出工会或妇联代表参加，其目的在于一是协助法院做当事人和好工作，二是协助当事人解决子女抚养权、抚养费问题，更多的则是协助当事人解决婚居住房归属问题。一般来说，当事人并不一定愿意工作单位了解离婚细节，尤其是过错方更需要保护自己名誉，邀请当事人单位协助法院做调解工作和离婚善后工作固然有作用，但有伤害当事人隐私权一面，亦有对当事人离婚自由设置心理障碍的弊端。这种非法定的运作方法，似可改善或取消。
4.确立离婚时财产分割原则。
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决。以上立法表明的两条原则是协议为先原则和照顾女方及子女权益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提出了各种具体情况下的分割办法，其中也涉及一些原则，如：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均等分割；分割财产时注意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原则，照顾抚养
子女方和无过错方原则等等。
笔者认为，分割财产原则均应上升为法律规范，而不能仅停留在司法意见中。分割财产原则不同于分割共同财产原则，前者范围更大。随着大陆今后夫妻财产制的种类扩大，首先确立的应是“依据登记之夫妻财产制为标准分割夫妻财产原则”，这样就首先将夫妻个产和夫妻共产划分开来了。其次，才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当然亦会首推“夫妻协议分割原则”，在协议不成时，应推出“夫妻共同财产均等分割为主原则”，最后才是对均等分割原则的“补充或例外原则”。一般包括照顾女方及子女原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原则等等。
在分割财产制度上应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其一，能否打破婚前协议约定之夫妻财产制？其二，婚姻过错方有无赔偿责任？例如婚前协议约定夫妻双方取一般共有财产制，在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和婚后收入有较大差距时，有过错方若是婚前财产少，且婚后所得少的一方，则相对而言，无过错方财产受到损失。所以，可以有例外规定：被判决认定的过错人或主过错人在共同财产分割中所得份额不得高于按所得共有制分割所可能分得的份额。
婚姻过错方赔偿责任建立在：其一认为婚姻关系是契约关系之上，其二过错认定是判决的内容之一。我国在婚姻关系是否属契约关系性质上有争议，过错认定也非判决书必含内容。但笔者认为，婚姻关系的解除毕竟不同于经济合同解除，它是一种人身关系的解除。离婚理由或离婚责任之过错一般难以分辨，极少是过错责任分明的。所以，若设立过错赔偿，应严格掌握在过错责任大，且过错责任毫无争议之前提下，如一方恶意重婚、杀害配偶等。过错赔偿如何赔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有这样两点想法：一是过错赔偿应与侵权损害赔偿区
分开来，配偶间殴打、伤害引起侵权赔偿而非离婚的过错赔偿。二是离婚过错赔偿在国外或境外有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而物质赔偿指离婚而致某些利益的损失，如香港地区可能引起经济上不利，原住政府宿舍，因离婚搬租私人楼宇，必增大量租金，与公务员离婚会失去领取公务员孤儿寡母恩恤金利益。就大陆而言，若设离婚过错赔偿，不宜根据未发生之利益（可预见利益）而赔偿，因为婚姻是人身关系，可赔偿的对象和范围应限制在过错方依据婚姻这种人身关系而已所得的利益，如过错方接受非过错方基于婚姻关系而赠给之贵重礼物的价值，基于婚姻关系而取得姻亲关系的遗赠如房产等。精神赔偿在离婚赔偿中似可暂不考虑，中国在没有离婚赔偿制度下，不宜一步跨越太大。
第三篇：论自由
（一）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合理性
密尔关于自由的论述，不但激荡了当时的政治思潮，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
是巨大的。因为我们与密尔所处的国情、时代背景都不相同，所以我们吸收密 尔的自由思想只限于合理的部分，要本着取精用宏、取长补短的精神，加以扬 弃，进而促进我国言论自由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真理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言论自由对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具有极大的作用。密尔顿说：“让我有自由来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这才能“更符合于真理、学术和祖国的利益”。密尔顿认为真理不是上帝施舍也不是君主或政府制定出来的，而是人类自由地进行精神活动，是思想交流、力交锋的结果。密尔继承并发展了密尔顿言论自由思想。他的言论自由理论被为是这方面更完善的经典理论。密尔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真理，他更多关注是在探索真理过程中言论自由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发现真理，就须听取可能有的所有观点；言论的自由不应受到干预，因为这种干预会妨碍人把可能有的所有观点表达出来，因而也就妨碍了对真理的讨论和发现。密尔特指出的是，所有可能有的观点包括无法肯定是正确或错误的观点以及几乎肯定正确的观点。密尔认为即使人们不能确定一个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也不应该它进行压制，因为任何权威对这样一个观点的压制，都表明它假设了自己的绝正确性，可是任何人或团体都可能犯错，权威也是如此，它不能用自己认为绝
正确无需挑战的观点去镇压其它的不同观点。密尔认为也不应该禁止对几乎肯 是正确的观点的质疑和挑战。对正确观点表示异议的言论会挑战那些持有正确 点的人们，使他们不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样真理的生命力才不会衰减，真 也才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当人们不再挑战一个观点的正确性时，该观点的生命 就在减退。错误的观点是清楚理解和不断发展一个正确观点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密尔认为，如果要想探索真理，就应该赋予言论充分的自由，让所有不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观点都得到发表，这对探索真理有百益而无一害。由此可 密尔言论自由思想具有正反观念相冲突的进步辩证法思想。这种真理说也成为 现代新闻自由概念的哲学基础，使得言论自由也由此被界定为基本人权之一。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任何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无不将言论自由
为实现和健全民主制度的重要一环。只有容许不同观点的言论以平等的地位进 辩论和争鸣，容许相反观点的言论相互反驳，才能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博采众 集思广益，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地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言论自由既 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如果人 群众不能自由发表言论借以表达自己的意志，那么也就无法通过国家机构行使 人的权力，并直接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因此，没有言论自由便没 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意味着公共决策最终取决于多数意见，然而多数意 的形成不仅要具有大致相同的利益基础，而且应当有公共讨论的空间，在这个 论的空间，人人都有发表意见、批评时弊、提出建议、参与决策并监督执行的 力。这是把政治权力从少数代表人物手中扩大到人民群众手中，让人民群众真 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是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 面。同时，言论自由对政府权力的运行具有舆论监督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一向重视并高度评价言论自由在民主政治运作中的监督作用。马克思指出：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在马克思看来，报刊对国家与社会具有监督、制约和调节的功能，而这些功能主要是通过对政府的监督来实现的。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民享有了解政府事务的权利，享有揭露和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的自由，这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可以起到一种监督与制约的作用。政府及其官员若违反宪法、法律或其他规定甚或违反社会公德，皆可能构成不当行为。当一个公民认为政府官员行为不当时，他可以将之揭露于众，并加以谴责，唤起公众对这些行为的注意和反对。言论自由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主要的作用。当言论自由被消除，民主的脉管就会立刻僵化，自由制度就会变成一个没生命的躯壳。密尔认为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这种自由是属于法律下的自由，任何人追求自由都不能违法乱纪，当然包括言论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法律范围内，在理性指导下的自由。如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缺乏法律保障，那么不仅其他的公民权利将受到影响，而且也将使公民在权利遭到侵犯时束手无策。因此，没有言论自由便没有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在言论自由方面，密尔不仅提醒人们警惕舆论对个性自由的压抑，也从另外一方面指出个人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和“义务”，“一到他们确信了的时候，若还畏怯退缩而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并且听任一些自己真诚认为对于人类此种生活或他种生活的福利确有危险的教义毫无约束地向外散布，那就不是忠于良心而是怯懦了。” 在密尔的思想中，言论自由不
仅包含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还包括那些积极地发表意见、参与论战的人，这 些人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在为社会利益而战。密尔虽是完全的个人主 义者，他却没有忽视社会的利益。密尔一再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乃幸福的主 要因素之一；它不仅是与文明、教养、教育、文化同为幸福的因素，而且本身 就是所有那些事物的必要部分与条件。” 对于言论自由问题，我国宪法就其与其它自由的行使作了合理的限制。我国宪法一方面充分地保障了公民享有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广泛的表达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一切以无限制的自由为幌子而践踏他人、集体、国家权益的极端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此外，我们不仅要考虑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而且要考虑对这种限制的限制历史表明，限制的滥用与自由的滥用一样有害，甚至更为有害，而且人类有关滥用限制的历史要比滥用自由的历史长得多，有关限制自由的经验要比保护自由的经验多得多。这是因为，人们担心过分的自由远甚于担心过分的限制，限制总是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对自由的戕害。因此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是需要有限度的。有关的制度建设不仅需要限制言论自由的滥用，而且要保护言论自由的正当权利不受侵害。保护与限制都应当依法治的原则进行。政府按照既定的公开的规则行使公共权力，受法律约束，不能把言论自由排除在法治事业的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因此，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这意味着，有宪法和一 些基本的法律规定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性 权力仅限于法律的授权范围，任何没有法律根据的限制都是非法的，应被撤消 的；法律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性条款或对于政府的授权性条款都必须做到用语 清晰、明确，不能过于含糊和宽泛；对于言论自由的非法损害可以获得经由独 立司法依正当程度所提供的救济。我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 义法制也在不断的完备之中，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宪法进一步完善有关保障言论 自由的法律，诸如新闻法、出版法、广播电影电视法、演出法和其他关于信息 传播的法律，使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之间，他们与听众、观众、读者之间的法 定权利与义务关系进一步明晰，平时有所遵循，发生纠纷和解决纠纷时有法律 依据。使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整个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保障法律化、制度化，使这些权利一旦被侵犯就能得到及时救济。中国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有待完善 并不能否定20年来中国在保障言论自由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历史性进展 可以肯定的说，充分的言论自由将进一步体现中国公民的民主和人权意识，从 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而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将会享有更加充分的言论自由。
（二）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局限性
密尔的学说固然有其精彩独到之处，但并非是绝对完美的。无论是就其理
论本身而言，或是站在时代意义上来讲，仍有不少引起争议的地方。因为思想 往往因时空的改变，而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就是密尔本人也承认进步是相对的 尺度，不是绝对的说法。我们不能说某一种思想一定是进步的，另一种思想一 定是落伍的，而只能说在某个社会中的某一种思想一定是进步的。密尔说：“事 实非常明显，并且也不须多作说明的，就是时代并不比个人不易犯错；每一时 代所坚持的很多意见，都会为以后的时代认为不但错误，而且可笑。我们可以 确定的，是今天为一般人所公认的很多意见，也必然会如过去许多意见受到现 时的排斥那样，受到未来时代地排斥。”我们不妨以这个信念，对密尔言论自 由提出客观的评论。密尔不同意给予言论自由完全的保护，并试图在保护言论自由时可能带来的利益与不保护这种自由时可能带来的利益之间做出平衡，并在这种权衡的基础上来决定是不是对某种特定的表达是不是做出限制。密尔说：“一切意见是应当允许其自由发表的，但条件是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超出公平讨论的界限”在密尔看来所谓无节制的讨论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而言。如果在辩论中反对者表明强烈的情感触犯了对方，使之难以作答，那就容易被对方当作无节制的反对者。密尔强调辩论方式上的公正性，在情绪上不应带有恶意、执迷和不宽容，而应冷静诚实的看待对方意见。这一切决不意味着 因为不同意对方所持的观点本身而有权压制其发表。应当加以惩罚的是发表的 意见足以导致某种祸害的积极煽动。因此在密尔那里言论自由必须限制在这样 一个范围之内，即不能对他人造成危害和妨碍，此原则被称之为伤害原则或密 尔原则。这样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当我们面对任何一种表达性的意见时，我们 都无法确定其结果会如何。这种结果需要时间来证明和验证，因为我们不可能 在一个意见表达出来之前或者表达出来的当下就知道它必然会带来的结果。而 且还会存在一种情况，即一种意见的表达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益甚至有损于 社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意见的真理性才逐渐呈 显出来。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言论和意见呢？密尔显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 一问题。密尔将行为自由分为涉己的与涉人的两部分的论点，乃是长久以来为学者们所批评或讨论的焦点。其实，就如每一个我们所做的行为一样，既可能影响我们自己也会或可能影响别人。同样，人的言论总是会影响到别人的。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够通过积极的方式让别人得知，那么我们的思想自由仅仅是头脑中的自由事实上，密尔知道，区分涉己与涉人行为是有缺点的。密尔说：“一个人所做的对于自己的祸害会通过其亲近的人们的交感作用或利害关系而严重地影响到他们，也会在较小的程度上一般地影响到社会。”他又说：“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自己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密尔折中、不连贯的态度。可能密尔对于涉己的与涉人的区分，或许有其不得已的理由。因为他确定社会权威与个人自由权利界线时，一定要作如此的划分，才能把其具体化。总之，密尔自由原则的应用，其基本立场就是：若确定了损害与伤害他人时，其行为就应该被干涉或惩罚，但若只是不确定的伤害时，为了更大的利益或自由应该被容忍。他曾举了一个具体例子说明：“没有人应该单为喝醉酒遭受处罚；然而一个士兵或警察在值勤时喝醉酒却该受罚。” 我们知道人都是社会中人，他总会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去影响他人。若是影响了他人，那这种自由本身就不成立，在密尔看来，因为社会可能会以影响他人为借口而对个人进行合理的干涉。所以，他才把自由分成两方面对个人的正当自由进行保护，但是所有的种种都会以影响他人而化为乌有。试问，我们还剩下哪些自由呢?密尔对自由的适度领域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思想与讨论自由、个性自由以及联合的自由。正如他讲的，思想自由应该同言论的自由连在一起，否则自由名存实亡。在第三章《论个性为人类的福祉的因素之一》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讲一个粮商使穷人受饿或者说私有财产是一种掠夺，你可以通过报纸宣传，但是不能对这一群聚在粮商门前愤怒的群众宣传。我们每个人试图占领自己的独立空间而不去影响别人和不被别人影响，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自由?有的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自由罢了。即使我们认为密尔同意有报刊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也名存实亡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认为，报刊不只是文字而且应该是有声的、它作为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必须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同时，密尔所举的例子，从现在的角度看来，或许显示更加无法区别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因为现在的集会、游行基本上是人民的权利，而且也很难去规定不能用口头方式宣讲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标语方式宣传什么样的讯息。不过，或许有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那就是任何人不应该有任意在拥挤的电影院内高喊“失火了”的自由。
密尔言论自由学说也是有限的、狭隘的，且其言论自由并非人人适用。之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并非人人都有言论自由，而是有其一定的范围的。像儿童及 未成年人应受保护，只有情感成熟的成年人才适用自由的原则。他说：“这种理 论只适用于智力上已经成熟的人。我们所谈的，并不是儿童或未达法定年龄的 男女青年。那些在各方面仍需要别人照料的人，就必须在其自身的行动和外来 的伤害方面同样受到保护。”
同时，密尔认为落后的社会不应该享有他所主张的言论自由。他说：“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不考虑那些落后的社会，因为那里的人种就可被认为没有成熟。”接着他说：“作为一个原则，自由在人类能够籍自由而平等的讨论改进自己以前，就不能适用于任何事情。” 对于这些落后地方的人民，密尔认为以专制的政府统治他们最适合。他们对言论自由是
不会理解与运用的，并主张如何统治这些落后民族的殖民政策，公然为殖民帝 国主义鼓吹。由此可见，他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做辩护，是为特殊阶级和霸权 主义服务的。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系统阐发了报刊的人 民性思想，并呼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还给“人民”真正的自由与民主。他说：“自 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 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 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人民精神的体现，是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第三因素”，出版自由就是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制定出版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使人民有真正充分的自由。由此可见，密尔的自由理论是缺乏普遍性的。既然密尔认为思想及言论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并将其视为一种自然权利，那么人人都应该有言论自由。但他同时又对自由的范围做出限定，这就使这种自由成为了一些等级或阶级言论自由而剥夺另一个或另一些等级和阶级的言论自由。这种自由只不过是少数特权分子独享的利益，真正的言论自由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的社会，应该是人人都有发言权的社会，人人享有言论自由的社会而不应该是允许某些人有绝对的发言权而迫使另外一些人保持沉默。也就是说，法律需要防止某些人的言论妨碍他人说话权利的情况发生法律需要保证人人都享有话语权。
第四章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应用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像密尔这样的哲学家对于言论自由的态
还是非常明确的，他认定言论自由属于现代社会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如果 人的言论没有对他人产生明显而直接的伤害，那么社会就无权对此进行干预或 罚。只有当人们的言论会直接且非常必然地导致某些违法行为的发生时，政府 有权以合法的手段对此进行干涉，但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干涉的是行动而非 论的内容，在密尔看来，仅就内容而言，不会直接对他人产生任何直接而且明 的伤害。因此，政府对此无权干涉。不过，这只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理论，如 将之应用于实际，就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事实上，密尔也己想了到这点 所以他会在文中说，他所提出来的原则更多的只是给人们提供“怎样应用的 本。”l在现实中，我们还是需要对每一个特殊事件进行仔细的判别。这正如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深有研究的学者哈里·卡尔文所说的那样，与密尔《 自由》那样的言论自由哲学讨论绘制的图景进行比较，现实世界中的对言论自 问题所绘制的问题图景早己变得“面目全非”。’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言论自由的关注点更着重于法律层面。更关注于
府是否有权借由法律的途径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干涉。虽然我们可以明确地 到，基本上所有文明国家都将言论自由列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但是 实际上，公民并不能完全地享有宪法意义上所明文规定的那些自由。仍有很多 因言获罪，而言论的审查制度在有些国家中也较为凸现，公民根本就无法通过 当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来自由获知信息。人们关于 论自由的种种争论总是不绝于耳。美国，一个将自由主义作为其价值理念的国家 第一个将言论自由列入宪法予以保障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的范围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进行修正。参考 些大法官们多年来围绕言论自由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与所作的判决，或许能帮助 们更好地看到言论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上的麻烦，在实践层面上促进我们 于理论问题的思考。由于美国的宪法学家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范 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例如，在法学家米克尔约翰看来，宪法第一修正案更多的 是保护与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言论‘，所以，为了能让讨论更为清晰，这 里，将主要针对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关系挑选出一些经典案例进行 讨论。
第一节诽谤案
对于是否可以因为言论内容的而判定为犯罪，关于诽谤案的讨论可以说不失 为一个极好的例证。在美国的普通法之所以将诽谤列为一个罪名，理由是因为当 事人所写或所说的内容是对别人的恶意攻击，并且使对方受到了可以被证实的伤 害。这种观点与密尔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基本一致。我们不能因为言论的内容而 对其进行限制，只有当这种言论可以被证明能够对他人造成伤害时，这种言论才 能够被限制。但是，这似乎又和密尔的言论自由思想有所不同，因为密尔认为，单纯的言论是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那就让我们来看美国的大法官们对此是怎 么看的。在1952年，博阿内诉伊利诺伊州案中(Beauhamaisv.Illinois)2，最高法院就遭遇过诽谤问题。在这个案件中，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主席博阿内印制传单，宣传抵制黑人侵入白人社区。于是，他被伊利诺伊州按照诽谤罪予以处罚。博阿内不服，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表决结果维持了伊利诺伊州的判决。称诽谤言论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却在一份否决异议书中说，’这项判决所秉持是一种 与《宪法第一修正案》格格不入的哲学。他预言道:“如果今天我们借用不得体 的语言而将一位白人绳之以法，那么，明天，我们就可能以使用激烈言辞抨击私 刑制度而将一位黑人投入监狱”3在道格拉斯大法官看来，我们不能因为言论的 内容而将人判定为有罪。但是，当时更多的大法官却认为诽谤性言论是有罪的。也就是说，大法官们是在对一种言论的内容进行了道德判断后作出了支持诽谤罪 成立的判决，而不像密尔所要求的那样，对言论内容保持中立。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法院对于诽谤罪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了1964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livan)，最高法院第 次对诽谤问题实行宪法审查，首次将普通法中盘根错节的诽谤问题纳入宪法第 修正案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个审查所针对的问题是，人们在对公共问题的讨论 不时会夹杂着一些与事实有出入的评价，这时候，该如何协调名誉与言论自由 间的利益问题。也就是，我们是否能因为言论的真实性而判定犯罪。另外，因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政府，也就使案件显得更为特殊。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政府 该允许公民充分发表对其的看法，如果政府能够因公民的某些言论中含有一些 恶意的不真实内容而提出控诉，并将之置于法律的监控之下，这在很大程度上 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理念的背叛。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hvan)大致案情如下:《
约时报》刊登了一则由某民间组织赞助的名为“关注他们的抗议之声”的广告 广告内容为马丁·路德·金博士及其追随者在南方某市所遭遇的种种不幸，指 某市的警察局对他们所采取的残暴行径，从而号召人们为该组织捐款，但广告 含有某些不实之处。并且，虽然在广告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所提到的城市为蒙哥 利，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据此推出。所以，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向 拉巴马州法院提出诉讼，指控《纽约时报》所刊登的广告侵犯的他的名誉。亚 巴马州法院裁决诽谤罪成立，并以广告内容不属实为由，并判决被告《纽约时报 支付原告沙利文50万美元赔偿金，并拒绝被告对事实真相的辩护。被告《纽 时报》对此判决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违宪审查。
当这个案件被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之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一致否定了 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指出，亚拉巴马州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它 说话人要为自己所说内容的真实性负严格的责任的方式，意图压制人们对于政 官员的严厉批评。
布伦南大法官在1964年3月9号发布的宣判书中说到:“对于公共问题的 论是不应该受到禁止的，应该是开放的。”’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必需品。“ 国人民都坚信这样一项原则: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完全开放地讨论公共问题 可以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进行猛烈甚至是令人不悦的抨击。”2如果因此就要求公 政策的批评者必须保证其言论中的所有情节均为真实，那就是必将导致严格 “自我审查”，从而阻碍人们对于公共问题的自由讨论。这会对言论自由造成根 本性的打击。
通过这起案件，美国最高法院为言论自由的理论做出了很好的辩护，并正式 宣布煽动性诽谤违宪。明确指出地方法院不能因为公民并非出于恶意的不真实言 论而宣判其有罪，即不能根据言论的内容对言论进行干涉。这对之后类似案件的 判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在实践层面上为密尔的言论自由原则提供了佐证。第二节颠覆性宣传
在言论自由的司法实践领域，最具有挑战性的案件莫过于颠覆性宣传，即对 一种作为政治政策来煽动人们采取违法或暴力行为的言论是否需要限制。一般来 说，在这个领域，主张对言论进行审查显得最具说服力，因为这种言论可能会对 我们的社会造成一定的威胁。在事实上，像密尔那样立场如此坚定的言论自由拥 护者也会说，可以允许用法律对向在粮商门口聚集的群情激愤的群众发动反对粮 商的言论的人进行惩罚。那么，让我们来看美国的司法界对此类案件是如何理解 的。事实上，对于这类案件，美国的司法界对此的意见也并非始终一致，也是经 过了一个漫长而充满争议的过程后，才逐渐对该类问题达成统一。在这，我们选 取两件最具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案件来解释最高法院对于该类问题的认识历程。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认飞itueyv.ealifomia)‘
此案发生于1927年，被告惠特尼小姐是激进的共产主义劳动党党员，因触 犯加利福尼亚州《工团主义犯罪法》，被指控犯宣传、教唆支持以犯罪为目的组 成的集会、团体而被判入狱。惠特尼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加利福尼亚州《工团主 义犯罪法》违宪，最高法院维持原判，但不久后惠特尼被保释出狱。
最高法院对此案的判决意见为:“惠妮特所加入的工团主义团体是以主张通 过罢工和破坏活动而达到工人掌管工厂，这种集团所实行的行动会危害到公众平与国家安全，所以，不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列。”因而维持原判 但是在此案的附和意见书中，一些大法官对言论自由作出了一些细致的
析。布兰代斯大法官所发表的那份被后世称为成绩斐然的意见书中提到:“政 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的才能得到自由发展，所以，我们的政府理应具有审慎的 力，他们应该珍视自由，相信自由乃是幸福之源。他们还相信，发现和传播真 的最重要的手段是让人们能够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言其所欲言。如果没有言 与集会的自由，那么也就不会存在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只有通过讨论，们才能有效地抵御有害思想的侵袭，所以，公共讨论对公民来说是一项政治义务 是我们立国的基本原则。”“‘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百害而 一利的，畏惧会带来压抑，而压抑则会带来仇恨，仇恨则会威胁到社会的安全 稳定。社会真正的安全只能依靠人们有机会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诉求。我 的政府相信理性的力量，现行通过理性能够击败谬误。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使 法律来压制言论，避免直接将言论看作为是一种暴力。我们的政府之所以修改 法2，就是为了保障言论和集会的自由。”3 对于言论是否会产生明显的危害，布兰代斯大法官是这样理解的:“对于
主的政府来说，我们应该相信理性的力量，我们不能将言论中包含的潜藏的危 视作为现实和明显的危险，”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政府当局应 信仰自由，这是美国宪法的基本要求。挽救言论所造成的危害的良方是允许更 的言论。只有处于紧急状态下我们才能有理由压制言论，但是，美国人民总是 够通过证明并不存在所谓的紧急状态，来质疑那些企图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 律。在自由的人看来，用来防止犯罪的最常用的方法是教育和惩治违法行为，非剥夺言论自由。‘
虽然，惠特尼最终还是被宣判为有罪，但是，这份意见书中所称的理由却
后来的相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力有理的支持。所以，在之后的布兰登伯格诉 亥俄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就对性质相同的案件作出了不同的判决，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Brandenbu笔v.Ohio)此案发生于1969年，被告布兰登伯格(ClarenceBrandenburg)是俄亥俄州 三K党(Ku心uxKlan)的一个首领，该党成员在辛辛那提市郊一个农场里举行 集会，并将集会内容拍摄下来通过电视媒体播放。电视画面中出现了机枪和熊熊 燃烧的十字架。布兰登伯格在电视中辱骂黑人和犹太人，并且还扬言“我们不属 于报复性组织，不过，如果我们的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继续压制白种人的话，我们就将采取某些报复性的行动。”‘俄亥俄州立法院以控违反了《组织犯罪防 治法》，判处布兰登伯格10年监禁和1000美元的罚款。于是，布兰登伯格以《组 织犯罪防治法》违宪为由，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1969年6月9号，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定俄亥俄州此项法律违宪，推翻
了州立法院对于勃兰登伯格的判决。裁决书指出:“宪法保证言论自由，除非言 论宣传的目的是能够立即引起非法行为的煽动，或者以产生即刻的非法行为为目 标，否则，州政府就不得限制或惩罚任何主张暴力或提倡不遵守法律的言论。”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是否应该允许所谓的具有危险 性的颠覆性言论的发表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政府不得对言论的内容 进行限制，即使它可能含有危险的元素。但是，除非这种言论的目的是能够立即 引起非法行为，或者以即刻的非法行为为目标，否则，公民的言论就不应该受到 限制。结语
言论自由是一个较能引起大家兴趣的话题，但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少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言论自由问题的讨论。但是，至今仍未找到一个合 的，能够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也许，我们只能诉求于政治哲学，诉求于伦理学，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个
为适用的标准，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从密尔顿、克到密尔，这些在西方思想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都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有力 辩护。他们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属于人们生来就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任 个人或者政府都无权侵犯，他们也告诉我们，言论自由能够维护真理，只有允 各种言论都能被无所限制地发表，允许各种言论都能被自由地讨论，真理才能 以出现。似乎，言论自由应该得到绝对的保护。不过，密尔也说到，并非所有 言论都可以被无所限制地发表，如果言论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被表达出来的话 比如说用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或者诬蔑性的方式来表达，那，它就有理由被限制 但是，后来的研究者也告诉我们，密尔的这种说法会导致言论自由原则的自我 解。密尔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对言论的内容进行道德判断，我们要对此保持中立 只有当一种言论会直接导致某种犯罪行为的发生，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性联 时，我们才能对这种言论进行干预，也就是说，我们干预的其实是一种特殊意 上的，更接近于一种行为的言论。后来的法律界也逐渐将密尔的这种观点作为 案的依据，但是，事实上，要对言论内容做到完全的中立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这种道德上的中立要求是否合理呢?也许，这在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看来 合理的，但是，德沃金却会说，这样不行，有时候我们不能对言论保持完全的 立。如果我们对言论内容不作任何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允许一群纳粹 义者到犹太人聚集地举行游行示威，大肆宣传反犹口号，这，在法律上似乎是 理的，不过，我们是否考虑到了犹太人的感受了呢?这种情感上的伤害是否能 作是一种实质性的侵害呢?淫秽作品亦是如此虽然我们可以说对于淫秽作品 们拥有不选择它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允许它被自由发表，但是，也有人会 出这是一种对妇女地位的损害，会间接地对某些种群的人造成一种伤害。这些，都让我们对该在何种程度上划定言论自由的界限产生了困惑。
当然，现实总非完美，对于言论自由的性质、限度等问题的讨论势必还将继 续，或许这也正是这一问题吸引人的地方，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对这问题作出一 个非常完美的解释，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人们会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慢慢得到一 个共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会越来越少。未来应该是美好的。
第四篇：论自由
本书共五章，探讨自由的含义，论证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个性自由发展、社会权威的限度等问题，其主要意义在于阐明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之间的界限。他强调个人自由，强调个性发展，并且认为完全的个人自由和充分的个性发展不仅是个人幸福所系，而且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密尔在论证自由主义的观点时，出发点是功利，其自由学说的核心是公民自由。密尔认为，个人在追求某一合法目标时，无论在任何制度中，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他人利益的影响，造成他人利益的损失。判断这种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对社会普遍利益造成危害。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
全书近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书中写道：“还不是单单为着或者主要为着形成伟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为着使一般人都能获致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力量，思想自由是同样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中国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要进行素质教育，就是因为那些只会死读书，会考试的学生并不一定能创造出多大的社会价值，老师教，学生学，确实传输了知识，但是一味地听老师讲而自己不思考的学生实际上是用老师的思想束缚了自己的思想自由，从而使自己的思想仅仅局限于老师教的范围内，根本没有一点创新能力。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广告词，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只有思想走远了，人类社会才能进步。在科学、道德、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问题上，人民有形成、阐述和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很多人都认为迷信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并不能一竿子打倒一批人，虽然说不存在什么菩萨或佛祖听到你的祷告就来帮你，但是这却能在心理上给予人积极的暗示。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报道，一个老爷爷建了一个像椰子一样的东西，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但他却觉得这是个能驱邪避魔的玩意，结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以前的一些老毛病真的没有犯了，最后那个东西经过专家鉴定其实就是牛吃草后 残留的废物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硬壳。
与思想自由相配套的，是言论自由
任何一个人或人类团体，从最伟大的政治家、宗教领袖，到某一个集团、阶级、党派、社群直至国家、社会都不可能一贯正确人的认识能力毕竟存在有限性而且每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即使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也不应该抹杀少数意见的存在。那样的话，人类就丧失了一次获取正确意见的机会。不是有句话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
当然，最大限度的倡导思想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想说啥就说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必须为公众的自由设定一个围拦，即不允许他假借思想自由而恶意攻击他人、攻击社会。
把自己说的快乐建立在别人听的痛苦上肯定是不对的。
自由在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个性，密尔认为在并非根本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个性应该张扬，这是可取的。而且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
书中写道：“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应当给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当予以实践的证明，只要有人认为宜于一试。”
社会永远需要有人去不断发现新的真理和创造新的事物
个性一词在现时代已经非常明确，张扬个性成为新一代的时髦，反对个性压制自然是青少年们的必然要求。密尔认为，虽然能进行首创的人只是极少数，但为了他们，我们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即给他们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允许他们有个性。凡是首创性的人，往往都有极强的个性，同社会格格不入，在别人的眼里甚至是怪物。但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发现，正是他们首先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然后其余平凡的人们模仿他们，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进行的。评价
我想每本书的存在都有其价值，我们不能一味的去否定它或肯定它，否则也就是犯了激进主义了。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价值观的不同，再加上个人对同一事物看法的不同，因此对同一本书的评价也就不同了。自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人们在追求它，历代思想家在关注它，对它的争论没有定论并且还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第五篇：论自由
《论自由》
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的，是每一个人都追求的，很多人都为之奋斗，流血。法国的《人权宣言》中有一项规定是：“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益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可以想象出来，法国人民在听到《人权宣言》的宣读的时候是多么的情绪高涨，多么的激动。毫无疑问，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解脱，是一种称得上的“自由”的解放。自由女神像，一个多么美好的象征；自由，多么美好的字眼，不知多少人被他所迷倒，似乎我们都成为了自由的奴隶。
一、自由的含义：
自由是指一个人在相应规则下,自身行动可达到的范围。第一.自由的权利与能力相关，自由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生而拥有的.；第二，自由的约束是建立在权利之下的。最原始的自由即纯粹暴力式的自由,完全遵照丛林法则,此时自由的参照规则即纯粹的力量对比。最初的自由,在经过一定发展后,进化为群体规则下的自由,目前人类的自由亦处在这个广泛范围下。群体规则下的自由可以使种群得到更好的发展。每个群体中自由的规则根据群体的习性,力量,生活方式等等的不同而进化出不同的自由规则。在群体规则下的自由,最大权利应当属于群体规则,群体中任何违反此规则的个体都会受到群体性的惩罚。
二、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正好像数学的大厦是由0和1来组成的，而自由的大厦是由法律来构建的，任何脱离法律的自由，都不叫自由。绝对的自由只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假如 河水是自由，因为它形式活跃，不拘一格，热烈奔放，永远有使不完的活力；而河堤是纪律，以它特有的形式和特殊的使命，规范着水的行为。河水能用于水力发电、灌溉良田，滋润着千里沃野，哺育着万千生灵，在河岸的限制下不至于让水溢出，这就是纪律和自由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带来的好处，但如果河水放任自由，比如洪水，它就会泛滥成灾．使良田被毁，房子倒塌，牲畜淹死，交通中断，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这就是自由超出了纪律的界限，成了绝对的自由，结果带来的就只有危害。所以只有建立规则并遵守规则正是为了保障我们自由的兑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自由具有两重性：不自由是必然的，自由是相对的。
（一）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
强制性，但没有这种强制性，自由也就无法实现。试想如果每个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那么学习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就失去了正常的秩序，个人的自由保障还能得到保障吗？当然，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自由只有在纪律的框架内，遵守相应的游戏规则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另外从另一个角度讲，纪律只是约束违反纪律的人和行为，只要不违反纪律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自由。
要想充分的享有自由，那就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和范围里。法律、制度、纪律就是自由的条件和范围。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纪律是维护自由的保证，就整个社会而言，纪律是社会秩序的“守护神”。如在市区平坦的马路上行走，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听从交通警察的指挥，人人都想闯红灯，整个交通就会陷入混乱和瘫痪。纪律是一个团队生存和作战的保障，没有了纪律，这个团队就会像一盘散沙，各自为战，没有前进的方向。纪律，是团队文化的精髓，团队如果没有纪律，就不能称其为团队。每个团队建立之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指定明确的纪律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团队是人的组合，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团队，却要力求避免这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要求步调一致，所以纪律的约束不能缺少。
同时，纪律也保障自由和创造。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但我们同样要遵守这个社会的规范、法律。只有遵守这些规范和法律，社会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保证。
（二）纪律与自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1、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只有在遵守法律、制度等纪律的约束才能实现最大的自由，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也就无从谈自由了。
2、当然如果世上没有了法律等纪律的约束，人们就会为所欲为，自然就会受到破坏、疾病到处蔓延，人类就会走向毁灭的。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但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国家法律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危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有的人却为了不劳而获而一次次盗窃抢劫。正如哲人所言，绝对的自由，就是将你变成行尸走肉的另一种地狱。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拥有充分的人生自由，但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自由，是知道该干什么干什么而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所以，人生要正确处理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真正的自由，是在法律和纪律许可范围内行使权利的自由。
学习、生活和工作过程中都需要纪律、需要约束、需要规则；在纪律的环境中，团队活动会更有秩序，更加高效；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纪律，并为自己不遵守纪律的行为承担责任。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由属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纪律也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我们强调遵守纪律，正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自由。如果一个人片面追求无约束的个人自由，随心所欲，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就必然会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利益，从而他自己也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所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在纪律约束下，才能充分获得自由”。
（二）遵守纪律贵在自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遵守和维护纪律，具体就做到“三个一样”.。一是领导在场与不在场一个样。必须明确，不是领导要我遵守纪律，而是我应遵守纪律。二是校内校外一个样，在校内能够遵守纪律，但在校外一样能够遵守社会上的纪律，更不能做违反乱纪是事情而影响我们的形象。三是有没有人监督一个样。当集体行动时，大家往往守纪意识比较强，遵守纪律比较容易些，而单独执行任务就不一样，周围没有领导和同志的监督，完全靠自己约束自己，更需要增强守纪的自觉性发扬“慎独”精神。<晏子春秋＞中有句话说：“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意思是说，独自一个人行走不会为自己的身影感到羞愧；独自一个人起居不会为自己的生活享用感到羞愧，形容行为端正的人，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能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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