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奴隶的母亲》看中国封建社会“无我文化”5篇

第一篇：从《为奴隶的母亲》看中国封建社会“无我文化”

从《为奴隶的母亲》中众生形象看中国封建社会“无我文化”

【摘要】：为中国婚姻制度的一部分，“典妻”以及相关的婚姻形武总是在民问或强或弱地存在着，自“五四”以来，这种民间习俗流行于我国南方大地。《为奴隶的母亲》是现代作家柔石的代表作。经过80余年漫长时光的考验,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文学经典。小说的深刻意义在于揭示了封建宗法文化对人性的戕害。

【关键词】：为奴隶的母亲；典妻；“无我”文化；人性的戕害

一个穷苦中年妇女，丈夫染上赌博酗酒恶习，儿子春宝又久病在床，一家生活无着，走头无路，丈夫将她出典给渴望生一个儿子的老秀才。三年里，她给地主秀才生下儿子秋宝，虽然老秀才对她不错，但秀才大娘子不容她的存在，三年期满，她不得不离开秋宝回家。但当她回到依然难改恶习的丈夫身边时，她发现，当初典身换回的一百元大洋丝毫没有改变家里的贫穷状况，春宝已经奄奄一息。这是柔石以上世纪二十年代浙东农村为背景，为读者描写的一出人间悲剧。作品发表后，获得了包括鲁迅和罗曼·罗兰在内的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广泛赞誉。人们普遍认为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妇女“深受经济剥削和超经济的精神虐待”的双重悲剧命运。后来的论者也多认为小说主人公春宝娘的悲剧是神权、政权、族权、夫权欺压下的旧中国农村妇女命运的缩影，作品的主题是控诉阶级压迫以及典妻制度对农村妇女的残酷压榨。

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宗法文化，宗法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无我”。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孔子伦理思想的要义在“孝、悌、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学贯中西却又顽固保守的文化怪杰辜鸿铭甚至说中国存在一种“无我教”。(《中国人的精神》)确实，与极力张扬个性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不缺乏对作为整体的人的关怀，但为个体的人的呼声却早已被湮没。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家庭、家族是社会的细胞，个人只不过是通过血缘宗族关系联结起来的伦常关系巨大网络中微乎其微的一个网结，他们屈从于家庭及高高在上的行政权力。

小说不仅写了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而且深刻批判了封建宗法文化对人性的戕害。与现代文学史上另外两篇同样表现典妻陋习的作品(许杰的《赌徒吉顺》、罗淑的《生人妻》)相比，《为奴隶的母亲》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不仅因为柔石写了典妻的全过程，而因为作家把典妻陋习放在了比较高的文化层次上加以表现。(见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赌徒吉顺》侧重于赌徒吉顺典妻前的心理刻画，《生人妻》侧重于被典当的女主人公激烈抗争的记述，而《为奴隶的母亲》则用主要篇幅来描写典妻者(秀才)多侧面的家庭生活。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非常有利于对典妻陋习进行深层次的文化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把典妻者写成一个荒淫好色的黄世仁式的恶霸地主，而是塑造成了一个知书识礼、文质彬彬的秀才，这并非偶然。秀才50多岁，“温柔和善”，对妻子“结婚了三十年，没打过她一掌，简直连指甲都没有弹到她底皮肤上过”，他还有些“惧内”，对大妻的唠叨，只能听之任之。他典妻并

非为了淫乐，为了淫乐，他早就可以纳妾。他有纳妾的财力：家有两百多亩田，有房产，还能雇长工，他也有纳妾的理由：男子年过四十而无男性后裔，按规定是可以纳妾的。他典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延续香火。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五十多而没有子嗣，这是秀才家族无论如何无法忍受的。不需要家长、族长的威逼，饱读诗书的秀才也明白，这个问题不解决，他就是家族的罪人。即使他很爱他的妻子，他也必须纳妾或典妻。他不是为自己活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他对家族必尽的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妻者有时又何尝不是“工具”?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春宝娘怀孕后他的激动心情了。这个可怜而迂腐的冬烘先生用吟诵《关雎》来表达自己的极度喜悦之情，并毫不掩饰的地说，这是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更让人快乐的事。如果说典妻对他来说还有些愿打愿挨的话，那么，秋宝出世后，他在封建宗法制度面前的渺小表现得就更加充分了。封建宗法文化在强调“夫为妻纲”的同时，对“嫡庶亲疏”也是毫不含糊的。除非他能休了大妻(在乡间，50多岁的秀才没有这一勇气)，否则他就没有办法使自己的儿子(秋宝)得到正常的母爱。他最多只能哀求：“你想想秋宝两岁就没有娘⋯”(相似内容的话在作品中出现了三次)而大娘的回答是：“秋宝是我底”、“我不好算是他底娘么”。在嫡、庶(秋宝连庶出也算不上)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里，大娘才是秋宝的“妈”。到“老妇人”(大娘)用“你怕我谋害了他(秋宝)么”相威胁时，秀才只能让步。为自己、为自己的儿子留下秋宝娘的任何妄想都必须放弃。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老妇人(大娘)的悲剧性。这个形象比起秀才和春宝娘更能突出封建宗法文化的“无我”性。她是宗法“无我”文化的受害者，同时她又是“无我”文化的维护者。她的悲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妇女悲剧。作者没有把她写成一个逆来顺受、任丈夫摆布的“怨妇”、“弃妇”，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她在家里有一定地位，她称秀才为“老东西”，并能动辄训斥他，她能阻止丈夫纳妾，但却不得不主动为丈夫典妻张罗，在迎新妇时还态度殷勤。她也是精于算计的，在春宝娘生下秋宝后，深知“母以子贵”，所以绝不允许秀才续典或者把春宝娘买下来，但在这之前，她却不得不痛苦地眼看着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自己让媒婆找来的)同房。她骂烧饭的，又像骂她自己，她当然不知道痛恨封建宗法制度，她更不知道这就是“克己复礼”，她委屈，她只能用辱骂来发泄。可是，谁让她不能生个一男半女呢?她已经犯了“七出”之条，没有被休应该算是幸运了。她有义务规劝丈夫纳妾，现在丈夫只是退而求其次——典妻，她又有什么理由反对昵?在宗族利益面前，老妇人只能暂时放弃尊严，委屈自己，克制自己。因为在宗法社会里“婚约不是那个女子和男人之间的事，而是那个女子同她丈夫家庭的事，她不是同他本人结婚，而是进入他的家庭”，“她不仅在对丈夫本人负责，还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一位真正的中国妇人是没有自我的”。(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老妇人同时也在毫不含糊地用宗法文化剥夺别人做人的权利，要求别人“无我”。她迫使秋宝娘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也剥夺了秋宝享受母爱的权利。

如果说老妇人只是暂时委屈自己的话，那么，春宝娘的“无我”则是更为彻底的，她是“奴隶的母亲”，只是生儿育女的器具，从来就没有过做人的尊严。她的丈夫(皮匠)可以在事先不和她商量的情况下，把她典给别人(因为“儿子只有一个”，是万万卖不得的)。在秀才家中，她甚至连思念一下儿子春宝的权利也没有。三年典期到了以后，她又不得不在儿子秋宝令人心碎的哭声中扫地出门。毫无疑问，对这位受尽身心奴役的母亲作者倾注了满腔的同情。至于有人认为春宝娘缺乏反抗精神，那实在是苛求二、三十年代的妇女了生存悲剧的另一个面相是耻辱的深度。女主人公承受的屈辱有多个层次，一是来自这场交易加给的屈辱，她从人降为物；二是来自周围的人的异样的目光，这些目光在同情、感叹，但是事不关己的同情感叹；三是来自秀才家的娘子包含嫉妒的有意羞辱。但是这些都是来自外部的屈辱，它们是外在性的。更深耻辱来自于她自身：“她实在是愿意永远在这个新的家里住下去，她想，春宝他爸不是一个长寿的人，他底病一定要在三五年之内带他到不可知的异国里去．于是，她便要求他底第二个丈夫，将春宝领过来，这样，春宝也在她底眼前。”秀才是施加羞辱的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但是这又有什么呢?生存的艰难已经让她无

法顾及日后生存可能面临的悲惨，因为即使秀才愿意对她好，她在秀才家的地位也不外是泄欲和生育工具以及日常生活的佣人位置，难道真的会有爱情出现在他们之间?但是，成为秀才的第二个妻子成了她最大的愿望。这种来自人性自我保护本能层次的计划最后也落空。我们并不是要高高在上地指责她不该有这种幻想，如果阅读是一种自我生存体验与叙事者呈现的世界的融合过程的话，那么在柔石这里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柔石展示了人性中让人沉沦的无名力量。

总之，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是把典妻制放在一个较高的文化层次来加以表现的。作品深刻地揭示出这野蛮习俗的产生不是由于穷人为生活所迫，也不因为富人对淫乐的追求，而是封建宗嗣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使然。其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宗法文化。

【参考文献】：

1、期刊论文 张小萍 从<为奴隶的母亲>看旧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南方冶金学院学报20002、期刊论文 杨茗 中国现代文学中“典妻”题材作品的女性形象分析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83、期刊论文 何军 浅论《为奴隶的母亲》与《赌徒吉顺》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94、期刊论文 曾壤 生命的无奈与生存的执着--《为奴隶的母亲》之我见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二篇：从《为奴隶的母亲》

文学院097班李祝连学号：2090432104

《为奴隶的母亲》 中的悲剧人物---生命的无奈和生存的执着

【摘要】：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是一部蕴含着丰富的悲剧美学特征和美学意义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对悲剧给予如下的概括:“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和伟大人物的灭亡”。这就是说,构成悲剧,必须是合理的、正义的、美好的、善良的人物,陷于不幸、痛苦或灭亡。这些悲剧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民真的、善的、美的品德、愿望和要求,他们或为正义、为真理、为人民利益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或为个人的幸福和生存权利而艰难地挣扎,【关键词】：为奴隶的母亲、春宝娘、典妻、悲剧命运、典者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讲述的是一个悲凉的典妻故事。小说中刻画了一具被压迫、被摧残、被蹂躏的贫苦妇女--春宝娘的形象。因生活所迫，她不得不忍痛撇下5岁的儿子春宝，被丈夫典到邻村一个地主秀才家当生儿子的工具，生下了和秀才的儿子秋宝。当地主的目的达到之后，她又被迫和儿子秋宝分离。但当她回到依然难改恶习的丈夫身边时，她发现，当初典身换回的一百元大洋丝毫没有改变家里的贫穷状况，等待她的惟有漫漫长夜里的无尽啜泣。

这个家，人难留，那个家，情难舍。

三年前，满怀屈辱与不舍而去的女人；三年后，又痛苦而彷徨地回来。亲生的两个孩子天各一方，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一个是大户人家的少爷。这是我看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的感受。

“典妻”这种“习俗”，据说在浙东农村里发生过这样的事，别的地方大概也会存在。这种习俗的背后最明显不过地存在着贫富悬殊的阶级地位所带来的人的不平等，这里既有封建经济和宗法关系下的野蛮残忍，又有商品交换情况下的冷酷与坞。在这里，“典妻”体现出封建宗法社会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子嗣承续观念，又是商品交换关系里，把人作为商品来典当的行为，”典妻“是这二者罪恶结合的产物。作品中暴露阶级压迫与掠夺的罪恶，暴露剥削者的残酷与野蛮，反映妇女被凌辱的社会地位。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妇女的苦难，除了社会的原因之外，她自己对孩子的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她之所以不得从奴隶状态中解脱，反而越陷越深，原因之一就是为子女所累，而丝毫没想到要拯救自己。

第一个悲剧是“为奴隶的母亲”，她的身上有着无法言说的悲剧命运。她没有姓名，没有尊严，苟且地活着，她生活在沉重的命运压迫之下，就像世间的一切渺小虫蚁一样，逆来顺受，在痛苦中煎熬，心中存在着一丝看似无望的希望，这是支撑她生存下去的信念。然而，上天对她是残酷的，连这点点仅存的希望也随着现实一点一点的破灭，她的生活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她那近乎

欲诉无言，忍辱受屈的深沉痛苦表现在那默默地而习以为常的情势之中，从而升腾出血泪的控诉，具有内在深沉的感情冲击力量。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剥削制度的冷酷无情和封建道德的虚伪堕落，有力地揭示了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所遭受的沉重苦难。

首先，从阶级分析来看，她是一个统治阶级压迫的奴隶。她之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就只是为了做一个奴隶的母亲，她这一生有过两次做母亲的机会，每次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她的肉体上和精神上造成深重的磨难和痛苦。她原来的丈夫本来是个劳动能手，“然而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是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不仅染上了黄疸病，连脾气也变得凶狠起来，这样，在家中同样受着岁月煎熬的她，还不得不受着丈夫的折磨，这种折磨归根结底也是封建社会和剥削制度通过“夫权”施加给她的。至于她被典的事实，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在富裕的秀才家里，她一面做着佣人的工作，一面从“人”的地位降为生孩子气“工具”生下的孩子只能叫她“婶婶”，而把丧失了生育能力的秀才的大妻叫做“妈妈”，这就是说，她不只剥削了体力，也被剥夺了母爱的感情。后来,自己生养的两个儿子,一个永别了,一个陌生了,她那炽热的母爱被命运无情地摧残了、剥夺了,伴随着她余生的将是对春宝的无限负疚和对秋宝的无尽思念。她以被侮辱为代价换来的依然是没有尽头的奴隶生活疾病和贫困仍然像暗夜包围着她。承受的屈辱有多个层次，一是来自这场交易加给的屈辱，她从人降为物；二是来自周围的人的异样的目光，这些目光在同情、感叹，但是事不关己的同情感叹；三是来自秀才家的娘子包含嫉妒的有意羞辱。但是这些都是来自外部的屈辱，它们是外在性的。更深耻辱来自于她自身：“她实在是愿意永远在这个新的家里住下去，她想，春宝他爸不是一个长寿的人，他的病一定要在三五年之内带他到不可知的异国里去．于是，她便要求他的第二个丈夫，将春宝领过来，这样，春宝也在她底眼前。”秀才是施加羞辱的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但是这又有什么呢?生存的艰难已经让她无法顾及日后生存可能面临的悲惨，因为即使秀才愿意对她好，她在秀才家的地位也不外是泄欲和生育工具以及日常生活的佣人位置，难道真的会有爱情出现在他们之间?但是，成为秀才的第二个妻子成了她最大的愿望。这种来自人性自我保护本能层次的计划最后也落空。我们并不是要高高在上地指责她不该有这种幻想，如果阅读是一种自我生存体验与叙事者呈现的世界的融合过程的话，那么在柔石这里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柔石展示了人性中让人沉沦的无名力量。

《为奴隶的母亲》把典妻陋习放在比较高的文化层次加以体现，作者表现这野蛮习俗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穷人生活的压迫，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和文化的根源，即封建宗嗣和封建伦理。被典者是一个悲剧，而典者是另一个悲剧。文中的典者是一个50岁的知书达礼的，文质彬彬的秀才。他“温柔和善”，对妻子“结婚了三十年，没打过她一掌，简直连指甲都没有弹到她的皮肤上过”，他还有些“惧内”，对大妻的唠叨，只能听之任之。他典妻不是为了享齐人之福，如果是为了享齐人之福，他完全可以纳妾。他有纳妾的财力：家有两百多亩田，有房产，还能雇长工，他也有纳妾的理由：男子年过四十而无男性后裔，按规定是可以纳妾的。可是他没有。他典妻就是为了传宗接代。他饱读诗书，他明白，如果他膝下无子嗣，他就对不起祖宗，他就是宗族的罪人。因为惧内，所以他选择了典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典者也是传宗接代的一种工具。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文中说到，在春宝娘生下秋宝之后，“有时在夜里，人家谈着话，他却独自拿了一盏灯，在灯下，读起《诗经》来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他看来，传宗接代的任务的完成比“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还要快乐。后来，秋宝一天天长大，春宝娘要离开了，秀才因为爱子的关系，向他大妻提出要买春宝娘，可是遭到大妻的拒绝“你要买她，那先给我药死罢！”。文中接下说到，秀才听到这句话，当时非常生气，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反而笑脸地，从中可以看出，在那个封建时代，做为一个知识分子，连孩子的亲生母亲都没权决定，这对于秀才的生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文中的悲剧人物还有老妇人，她的悲剧不是一般封建妇女的悲剧，作者没有把她写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村妇女。她是一个封建强势的象征，在家里有着重要的地位，她骂秀才“老东西”，并包办着家里的大大小小，她可以阻止秀才纳妾，但是，她也可以很殷勤的张罗秀才的典妻之事，在春宝娘生下秋宝后，她深知那个时代的“母凭子贵”，所以她就要赶春宝娘走。她骂烧饭的，她也像是在骂自己，她不能生育，她已经犯了旧社会的“七出”之条，她感到委屈，她只有以泄愤的方式来表达。她自己已经没有了“自我”，她还要秋宝失去亲生母亲的疼爱，让秋宝，让秋宝娘，不能在一起，可见，这个老妇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做出这样无耻的事，她的人生，她的一切，就是为了维系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她的人生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生活的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为奴隶的母亲》通过对悲剧人物的刻画，反映了旧社会劳动人民对生命的无奈和对生存的渴望。并且揭示了落后的封建制度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残害，同时揭示了这种典妻制度的罪恶的根源是封建宗嗣和封建伦理的不合理存在。千百年的封建陋习对劳苦大众的身心迫害活生生的摆在人们面前，更是让民众对这种残无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深恶痛绝。

第三篇：《为奴隶的母亲》读后感

《为奴隶的母亲》读后感

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一开始我还读不懂，到后来自以为的认识深刻，也还是一种思想上的清晰，意识上的模糊，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的元凶，而这个封建礼教是一个抓不着又似乎能感觉到得东西，它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一种制度，一种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制度。

而我所读的这篇文章就是具体的实例，它描写了一个以民国初年的浙东农村为背景的悲剧故事。丈夫染上赌博酗酒等恶习，儿子春宝又久病不愈，无奈之下，丈夫以100块大洋将妻子出典给渴望能生一个儿子的老秀才。3年中，妻给老秀才生下了儿子秋宝，秀才大娘子不容典妻的存在，3年期满后，妻不得不离开秋宝回家。当她回到依然难改恶习的丈夫身边时，典妻却发现自己的儿子春宝已经奄奄一息……

一个临产的农村女人，在家里产下一女婴，母亲还没来得及给抱女儿一下，那个“呱嗒呱嗒”叫声很重的女婴就被她的亲生父亲亲手放进了装满沸水的桶里，看到这里我有些不敢相信，觉得很费解，亲生父亲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我记得我从小读的书大多是国外的童话，除了公主就是王子，结局是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看了这篇文章后内心有着说不来的悲凉。以前我读的文章大多是柔和的，而这篇文章的处处似片片刀片，稀薄而又锋利，在生活的暗处伸出来，上面写着惨淡的血和血的真实，这里的血有女婴的真实的血，也有母亲精神

上碎裂后滴下的无声的血，每流一滴，都是痛的。

中国有句俗话：好死不如赖着活。只要活着，无论如何地赖都是可以的，因为好歹可以保住性命。丈夫是可恶的，竟然将妻典当了出去，丈夫也是可怜的，他的心里也不好受。妻被轿子接走的那天，他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这是怎样的可恶，又是怎样的耻辱呢。可是他再痛苦，也还是一个始作俑者，真正的弱者，还是女人，是那个母亲，春宝的娘。

命运，有时候真的不在自己的手里，尤其一个女人的生命，又在那样一个封建而又贫穷的年代。于是，春宝的娘成了一个物件，可以被丈夫典当以延续他们生命的物件，像是一件衣服或者首饰。同时，在这里，她成了一具为财主家延续香火的生育工具。而女人的天性决定了她有母性。人，是有感情的，她在被当做一件物件来被丈夫和财主做成交易完成使命后，她必须离开了，而她留下的却是她的骨肉，母子连心，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财主想多留她几年也只是为秋宝考虑，丈夫典她出去也是为了自己和春宝活命，这两个名义上的丈夫，谁都没有为她考虑。和秋宝在一起，母亲会思念春宝，和春宝在一起，母亲会思念秋宝，究竟是谁活生生的拆散了母子?是丈夫？是财主？追根到底，还是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封建礼教在害人，贫穷在害人，女人经济上不能独立，精神上不能自主，都是造成这幕悲剧的原因。

也许，这也正是小说的成功之处。每一句话都在言说，每一个章节都在言说，但言说的这个东西，你能深刻的感觉到，但却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它。

第四篇：《为奴隶的母亲》读后感

《为奴隶的母亲》读后感

《为奴隶的母亲》是左联作家柔石于193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作品主人公是一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典出的无辜农村妇女。“典妻”，即把自己的妻子“典”给他人一定的年限，为别人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一种形式，是旧时浙江东部农村的一种荒唐落后的陋习。小说着力刻画了一个被压迫、被摧残、被蹂躏的贫苦妇女——春宝娘的形象。作者用通俗质朴的语言道出了春宝娘凄苦的一生，控诉了封建社会残酷的经济剥削、阶级压迫以及对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和摧残，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堕落。对反抗封建传统陋习和捍卫旧社会女性基本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春宝娘的丈夫是个皮贩，经常收集乡间各猎户底兽皮和牛皮，贩到大埠上出卖。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经常被奉为模范。然而境况却渐渐不佳，债务也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祥，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贫穷下去了。连小小的移借，别人也不敢答应了。”中国的农民总归是有一段血泪史的，勤勤恳恳也难以阻挡贫穷的光顾。到最后，越发贫穷，越发开始吸烟、喝酒甚至赌钱。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日子也过不下去了，那就吊儿郎当、得过且过。只恨万恶的旧社会，竟有荒诞的“典妻”制度，恰好为那些懦弱无情的丈夫们提供了一个“重振家业”的机会。不知道这个皮贩怎么开了口的，竟对他的妻子说：“再也没有办法了。这样下去，连小锅也都卖去了。我想，还是从你底身上设法罢。你跟着我挨饿，有什么办法呢？”“我底身上？„„” 他底妻坐在灶后，怀里抱着她刚满五周的男小孩──孩子还在啜着奶，她讷讷地低声地问。“你，是呀，”她底丈夫病后的无力的声音，“我已经将你出典了„„” “什么呀？”她底妻子几乎昏去似的。就这样，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自己的丈夫以100元的价格租给了别人。她不舍地呼唤着春宝，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仿佛她的孩子会在一眨眼之间消失不见。尽管她极不情愿、万念俱灰，但还是在夜里为孩子修补好了冬天的衣物。心情复杂的预备着去往另一个“家”，伺候另一个“丈夫”。而他的丈夫却沉沉睡去，在她离家的前一夜尽连一句安慰和感激的话也没说。很难想象，这个可怜的女人如何艰难地熬过这漫长的一夜。她想起了她那刚出生就被她凶狠暴力的父亲用沸水杀死的小女儿，想起这个父亲在杀死自己刚生下的小女儿后第三天又用锄柄敲肿了他儿子的头。她多么放心不下她的春宝，多么放心不下这个所谓的家，所谓的丈夫。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她必须去当人家的典妻。中国下层的贫苦女性就是这样，身处在黑暗的不透气的夹缝中，就快要不能呼吸，却还是咬牙坚持，顽强的挺着，在黑暗中摸索踉跄。这种非同一般的隐忍，令人叹服，也令人心疼。我不禁想到了鲁迅先生《祝福》里的祥林嫂。她逢人便说她的阿毛，同样的话，她可以天天说、时时说。对阿毛的思念和缅怀贯穿了她之后的整个生命历程。她们都是封建传统的牺牲品，春宝娘被传统陋习所吞食，祥林嫂被封建礼教所侵蚀。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讲到“人吃人”的社会现象，一开始并不懂其具体所指。现在看来，封建礼教就是吃人的元凶，吃掉了无数贫苦可怜的中国下层女性。而这个封建礼教并不是用手能够触到的东西，它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某一种物体，而是一种制度，一种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体制。而这种男权主导的社会体制，在如此文明开化的今天，中国少数落后的农村地区也仍有残余，这不免引发我们的反思。

直到春宝娘离家，他的丈夫也未表现出一丝留恋内疚。她只能流着泪坐上轿子离开了自己的家和那个才五岁的孩子春宝，仿佛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在第二个“家”里面，她虽然戴着姨太太的“帽子”却过着佣人的生活。她每时每刻都得低眉顺眼，即使这样却还是要忍受正妻的欺负。无论如何，她始终是一个外人，即便后来为秀才生了儿子秋宝。当她三年期满以后，秀才的正妻便迫不及待地把她赶出了门，甚至不愿意留她吃一顿中饭。接她来的是一顶轿子，回去时却只好步行。是的，儿子也为他们生了，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她终于可以回到原来的家，却要忍受更大的痛苦。长大的春宝已经不再认得妈妈了，自己的丈夫也不把自己当回事，春宝娘向屋角上旋转了一周，一点也没有气力地对她丈夫说：“米缸内是空空的„„”男人却冷笑了一声，答说：“你真是大人家里生活过了！米，盛在那只香烟盒子内。”明明时男人理亏，逼走了妻子，却又阴阳怪气、冷嘲热讽。谁能够想象此时这个可怜又可悲的女人，有多么的悲恸和绝望。更悲哀的是，她要再一次忍受着思儿之苦。回到了已经忘记了她的春宝的身边却又再也见不到她的秋宝。春宝娘本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被剥夺了亲子之爱；她是有丈夫的女人，却不能做合法的妻子，享有做母亲的权力。她是商品，是工具，是一种特殊的奴隶。作者借“为奴隶的母亲”，向吃人的旧社会提出的血泪控诉，是怵目惊心的，是发人深省的！作者以十分严峻冷静的笔触，采用白描手法，将深挚的情感蕴含在朴素、真切的生活描写中，不夸饰、不渲染，冷静地思考人生，严峻地解剖现实，让读者从清晰的生活画卷里去探索思考重大的女性和社会问题，深刻地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

命运，有时候真的不在自己手里，尤其是一个女人的命运，尤其在那样一个封建而又贫穷的年代。于是，春宝的娘成了一个物件，可以被丈夫典当以延续他们生命的物件，像一件衣服或者首饰，同时，在这里，她成了一副为财主家延续香火的生育工具。而女人的天性决定了她有母性，人，是有感情的，她在被当做一件物件来完成丈夫和财主交易的使命后，她必须离开了，而她留下的却是她的骨肉，母子连心，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财主想多留她几年也只是为秋宝考虑，丈夫典她出去是为了自己和春宝活命，这两个她名义上的丈夫，谁都没有为她考虑。和秋宝在一起，母亲会思念春宝，和春宝在一起，母亲会思念秋宝，究竟是谁活生生拆分了母子？是丈夫？是财主？追根究底，还是那个万恶的旧社会，是吃人的封建礼教在害人，是贫穷在害人。女人经济上不能独立，精神上无法自主，都是造成这出悲剧的原因。这也正是小说的成功之处，每一句话都在言说，每一个段落都在言说，每一个章节都在言说，但言说的这个东西，你能深刻感受，却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总是可怜的。为了家庭和丈夫付出自己的全部，却被当成理所当然而不屑一顾。不知道应该佩服她们惊人的忍耐力，还是应该指责她们不知道反抗？除了同情，我们能做的或许也只是为她们祈祷，祈祷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长的夜早一些过去，祈祷温暖的阳光与和煦的微风抚平她们脸上的风霜和忧伤，祈祷她们能够真正做她们自己。

若羽

2013.11

第五篇：为奴隶的母亲读后感

为奴隶的母亲读后感

《狂人日记》里“吃人”的故事，已经让我震撼。又读《为奴隶的母亲》，对于“吃人”的封建礼教，我似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封建礼教是“吃人”的元凶，而这个封建礼教是一个抓不着又似乎能感觉到得东西，它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一种制度，一种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制度。

悲伤残酷的现实生活往往让我们不得不低头。而这篇小说似乎就有这种慑人的力量，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奴隶制社会的残酷与悲哀。

这篇文章是具体的实例，它描写了一个以民国初年的农村悲剧故事。丈夫染上赌博酗酒等恶习，儿子春宝又久病不愈，无奈之下，丈夫以一百块大洋将妻子出典给渴望能生一个儿子的老秀才。三年中，妻给老秀才生下了儿子秋宝，秀才大娘子不容典妻的存在，三年期满后，妻不得不离开秋宝回家。当她回到依然难改恶习的丈夫身边时，典妻却发现自己的儿子春宝已经奄奄一息……

一个临产的农村女人，在家里产下一女婴，还没来得及抱女儿一下，那个“呱嗒呱嗒”叫声很重的女婴就被她的亲生父亲亲手放进了装满沸水的桶里，看到这里我有些不敢相信，觉得很费解，内心有着说不来的悲凉。而这篇小说处处似刀，稀薄而又锋利，在生活的暗处伸出来，上面写着惨淡的血和血的真实，这里的血有女婴的真实的血，也有母亲精神上碎裂后滴下的无声的血，每流一滴，都是痛的。

妇人是一个既可怜又可悲的角色。三年前，她的丈夫将悲惨的抉择摆在她面前：去不去？三年后，又一个问题摆在她面前：回不回？抉择归抉择，问题归问题，其实不管是被丈夫典出还是被秀才的妻子踢出，都是由不得她来作主，从始至终她仅仅是一个奴隶，一个生儿育女的工具，她的价值可以用一百元来衡量。母爱是妇女的天性和权利，但她却被折伤了天性，被剥夺了权利，无论哪个时期，她都生活在矛盾中，生活在“不情愿”中，命运似乎也处处与她作对。这所有的一切都导致她的内心极为痛苦，但是她也只是一味地忍让，一味地谨小慎微，没有作半点的反抗，这不得不让我们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这也就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也！

但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这样一个性格软弱的妇人又如何能不被命运摆弄呢？她有反抗的能力吗？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是什么造成她这样的性格呢？一个从旧社会一路走来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妇女，蒙昧无知，在她的思想里，只有三从四德，她又拿什么去跟命运抗争？

妇人的悲剧，是对其自身命运的习以为常，欲有所动，又无从表述。小说的悲也就悲在这里，这是一个妻子的悲剧，这是一个母亲的悲剧，这更是一个女性的悲剧。而造成妇人这样命运的典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下闭塞农村传宗接代的封建观念，封建的宗法制使女性沦为了传宗接代的工具，反映了封建社会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在男性中心社会里，女人会被挤压到这样的边缘地带的，这样被践踏的境遇，就不难理解了。

静静地沉思，我们真的应该为自己生存在这个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而感到幸福，在这个个性张扬的时代里，我们可以和男性平分秋色，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抛开物质来讲精神，我们可以非常有尊严地去爱与被爱，我们的命运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受任何人支配。

“为奴隶的母亲”，这是一个命运悲剧，这是一个性格悲剧，这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我们应该通过那个时代的悲剧来提醒这个时代的幸福，从而塑造人格魅力来主宰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