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农民增收经验交流讲话稿

第一篇：实现农民增收经验交流讲话稿

抓特色、引新品，全力以赴保障农民增收

——在增加农民收入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xx单位xxx

（xx年xx月xx日）

xx镇是农业大镇，全镇有耕地面积xxx公顷，其中水田面积xxx公顷,旱地面积xxx公顷，共辖xx个村，xxx个村民小组，总农户xxx万户、xxx万人。我镇农业生产主要以水稻种植、养殖业、林业、冬季种植业、芋苗黄瓜皮加工以及糖蔗种植等为主要特色产业。2010年全镇粮食总产量实现xxx万吨,同比增长xxx%，全镇农业总产值实现xxx亿元,同比增长xxx%，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xxx元，同比增长xxx%，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国家的强农、惠农和各种农业补贴政策在地方得到落实的具体体现并对我镇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结合东平农民增收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作如下经验交流：

一、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有效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生产性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途径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从我镇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的特点看，在全面发展农、林、牧、副业的基础上，一是把粮食作为主产业种好，提高粮食作物品质与产量；二是注重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塘龙村的芋苗加工，英梅村、良荔村的黄瓜皮加工，既调动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又吸纳了富余劳动力就业；三是注重以市

1场为导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名、特、优、新的产品，如富新村、富门村以及石角村等开展冬菜种植业等。

二、保障粮食增产的前提下，着力发展冬季农业、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

（一）冬季农业种植方面

针对东平的气候情况和农产品生长特点等原因，镇党委、政府合理安排，精心部署，通过走“合作社+农户”路子，发挥种植专业合作社作用，为农户提供技术、种子、销售信息等服务，引导农民积极开展冬季种植，在全镇适宜开展冬季种植的村进行种植推广：将塘龙村、富门村和富新村等3个村作为冬季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双垌村、合江村作为沙塘桔种植基地、绿荣村、英梅村作为果蔗种植基地；石角村、火甲村作为无蔓南瓜种植基地以及在全镇大面积建设速生桉种植基地等。

为抓好冬季种植工作，镇党委、政府抽调农技干部、挂钩联系点干部，深入村屯，深入农户，强化宣传引导，及时组织镇农业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适时指导群众开展冬季植工作，及时组织群众开展施肥、浇灌及病虫害防治等工作，最大程度为冬季种植的丰产丰收提供更多技术支持与服务。

2010年我镇仅冬季马铃薯免耕种植一项收入就十分可观，全镇共收获马铃薯4500多吨，其中富门村农户率先进行连片经营，该村仅马铃薯种植收入一项就达30多万元；在果蔗、糖蔗种植方面亦吉报连连，全镇2010年共实现糖蔗产量3万多吨，为蔗农实现人均2000多元的经济收入。

（二）特色农业方面

我镇在农业发展方面注重特色农业的发展，鼓励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拓宽发展路子，增加农民收入。在保障农民粮食

产量稳步提高的前提下，我镇着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实现“龙头产业带发展，农民增收齐进步”。一是随着东平黄瓜皮、芋苗声名雀起，我镇大力鼓励农户做大做强黄瓜皮和芋苗的深加工，目前形成了以塘龙村、英梅村、良荔村以及石角村为主的芋苗、黄瓜种植基地。二是鼓励民营企业到东平镇去落户。结合我镇速生桉种植面积大、资源丰富的特点，我镇形成了以聚材木业有限公司为龙头企业的木材加工业。利用本地木材资源丰富的特点，各种木材加工业应势而起为东平农民的增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了转移了农业劳动力。三是加强养殖业发展。养殖一直都是我镇农民增收的一个重大项目，但是采用传统养殖不仅无法达到农民增收的目的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鼓励农户规模养殖、加入养殖合作社是我镇为增加农民收入采取的具体措施。目前我镇形成了以广西辉澎农牧有限公司为主导的养殖龙头企业，在该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我镇目前拥有规模以上猪场301个，鸡场87多个，鱼塘面积6000多亩。家禽存栏41万羽，生猪存栏30.8269万头，2011年农民增收有望增加8%。

四、大力发展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增加农民流通收入。

在全镇范围内发展合作经济和经纪人队伍，做好农产品流通工作是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的关键环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一是要搞好农产品信息服务。发挥农产品信息中心网络的作用，建立农产品信息发布和跟踪制度，对影响农民增收的大宗农产品做好预测预报；二是要大力发展农村中介组织。引导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搞好信息服务，维护成员权益。逐步建立和完善优势产业的行业协会，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

上，发展各种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市场流通中介组织、专业队伍、农民营销经纪人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地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指导、产品收购、加工储运等多种经营服务，不断搞活农产品的流通，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农民增收保驾护航。农业基础设施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及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经过2010年我镇在交通基础设施大会战工作中取得的发展，我镇多数村实现了水泥硬化路通村工程，为我镇各村的农产品运输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进一步确保了我镇农民的增收。而我镇塘龙村作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试点村，2010年国家投入资金900多万元开展土地平整项目，大力推行我镇塘龙村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塘龙村的农业生产条件，为促进该村的农民收入提供了基础保障。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镇将以此次会议的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抓好我镇农业发展、保障农民增收。抓住东平作为县“十二五”规划“东平至菱角农业经济带”的有利时机，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力度，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保证农民增收的稳定性。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势在必行。一要在提高单产水平上下功夫。充分利用现有力量，广泛开展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培养种植能手示范带动，引导农民科学种田，增加粮食总产量。二要在提高农产品质量上下功夫。要大力发展优势农产品和绿色农产品，通过提高质量，提高农产品价格，可以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

（二）加大培养农业龙头企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产品增产增值。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农民增收的最好形式是走农业产业化道路，以龙头企业带动农民种养的积极性。最有效的办法是鼓励兴办民营乡镇种养龙头企业。要积极大胆吸取外地好的经验，好的办法，鼓励广大农民艰苦创业，兴办企业。同时，各村将加大本地特色种养业的发展，形成“一村一品”，保证产业链条完善。如枫木村的肉兔养殖作为该村特色的增收产业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因此，鼓励兴办和发展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必不可少的。

（三）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用科学技术实现农业收入提高。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目标，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就业。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本镇实际，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上下功夫，不断充实和完善农业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同时，要积极开辟市场，加强与外地优势农业龙头企业联系，将农业信息及时反馈给农民，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通过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农民增收。

第二篇：新形势下农民增收的实现途径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基本满足现阶段农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新阶段也出现了新问题，主要是粮棉等多数农产品出现了阶段性供过于求，品质不完全适销对路，农民增产不能相应增收，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下面，笔者试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存在问题及原因和促进农民增收对策三个方面做以下浅述。

一、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下降

现阶段我国农民收入有所增长，但与改革初期相比，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相比，近几年却大幅度下降，即农民收入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84年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连年快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增长1.3倍，年均增幅达15.6%。但自1985年后，农民收入增幅开始下降。1985-2000年农民年均收入增幅已降至3.8%。2000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0元，增长8.7%，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013元，仅增长1.5%,2002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123元，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2003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158元，增长2.5%，但同比增幅下降了3.4个百分点，2004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284元，2005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586元，仅比去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当然某一年份的数据并不见得代表一种趋势，可支配收入同现金收入也不完全对应，但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2、农民收入增长结构变化

我国农民的增收构成发生了积极变化，即非农产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扩大，增长幅度也大有超过农业收入增幅的势头。农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即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赖农业的增产，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因素对农民增收影响更为直接，进入90年代后，我国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约束明显增强，农民增收由依靠增产和涨价转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另外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长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比重逐步提高，从发展趋势看将成为影响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

二、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及农民增收放缓的原因

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是在农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增长较快，农产品出现相对过剩，摆脱了长期供给不足的困境等条件下出现的。第一，农村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慢。由于我国农业结构尚不合理，乡镇企业面临着第二次创业的环境并不轻松，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农业投入不足，农业效益明显下降。第二，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放慢。笔者在第一部分已经从1979年至2005年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的变化，就有力说明了这一点。事实表明，近几年来农民增产不能相应增收，农民增长速度放缓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第三，农产品消费市场需求不足。近几年来，我国农产品市场出现了阶段性供过于求的态势，农民收入减少。加之，国有企业改革、机关事业单位改革，下岗职工增多，各项改革措施将使居民的一些福利享受变为市场付费，子女抚育费用较高，这些都使城镇居民对未来的收入缺乏稳定的预期，因而不敢大胆消费，从而导致农产品消费市场需求不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丰产不增收”的现象。第四，城乡差别拉大。近几年来，耐用消费品基本饱和，且城市职工工资不断提高，而农民收入却相应减少，更促进了城乡差别再度扩大。第五，农村儿童失学率不断提高。据教育部门分析，当前农村儿童失学情况严重，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家庭入不敷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无力供子女上学。

上述问题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是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处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且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们经营的风险，使他们很难对诸多的市场供求信息做出较准确判断，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在某一时段的供给大量增加，如国内需求增幅不大，产品亦不能大量出口时，农民收入就会大幅降低。另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用于农业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大量涌现，要求农民加强对这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学习，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经营中去，而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对此则有些无所适从，很难选择到先进适用且市场需求空间较大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运用到生产经营中，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仍以农户为单位，每一农户经营的土地非常有限，按每户三人计算，每户经营的土地在7亩左右，有的地区人均耕地只有几分地，要在有限的土地上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在人均2.3亩土地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另外，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过于分散，在生产经营上仍处于“户自为战”的状态，这使农户经营行为有很大盲目性，在市场竞争中很难形成优势，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3、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服务水平较低，不能满足农业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在我国农业生产走出短缺时代、市场对农业发展的约束作用日益凸现的今天，急需推进农业信息化，这对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至关重要。由于农民受自身文化素质所限，很难搜集到适应其需要的农业信息。加之有关主管部门对这方面工作重视不够，不能及时有效地为农民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农业信息，使得处于分散经营状态下的农民，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只能凭经验、凭感觉，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其结果往往是投入颇多，收益甚微，有时甚至连投资都很难收回，增收更无从谈起。

4、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的力度不够。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等等，这使得农民既要面对市场风险，又要面对自然风险，而分散经营的农民抵御这两种风险的能力很弱，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农业的政策不是补贴，而是从农业中提取积累来扶持工业发展。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农业补贴工业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国家对农业补贴和支持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仍不能满足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

5、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民增收日益受市场约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我国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已经能够满足需求，绝大多数农产品已由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对多样化、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由过去靠增加产量增加农民收入逐渐转变为靠提高质量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农民收入。

6、农外产业发展速度放慢与城镇化进程滞后，农民非农业收入锐减。农外就业是农民进入买方市场后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相关政策调整的影响，农民农外就业空间大为压缩：一方面城市下岗职工增加，许多原为农村劳动力占据的就业岗位逐渐为下岗职工代替。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发展困难，农产品加工业落后，农民受益的产业链条太短。我国农民只靠从事农业生产和出售初级产品是很难富起来的。在农村市场化、工业化推进的同时，农村的城镇化应当及时跟进，以使劳动力资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至少落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6－8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的滞后又反过来阻碍了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农村产业在其结构转换过程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制约着农业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和持续快速地增加农民收入。

7、个别地区农民负担仍在高位运行，加大了农民增收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税收、集体积累及一些乡村的公共开支支出由农村集体组织转移到农户。尽管全国大多数省都已实行了农村税费，中央也三令五申禁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款，但但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搭车收费现象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扼制，农民负担仍然偏重。

8、国家的宏观收入分配政策偏差，使农民增收面临明显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现阶段，农业科技含量低，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因素。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强调重视农业，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农业比较利益低和重工轻农宏观政策导向的惯性作用，导致农业资源过度流失及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有数据为证，40多年来，国家财政支农投入总共为4383.9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6.4％，特别是最近相对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财政总支出的3.4％，可见，国家宏观收入的分配政策偏差，也对农民增收减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9、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近几年来，由于工业的大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膨胀，自然资源过于消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诸如水土流失面广，耕地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增多，各地盲目发展工业园区乱占耕地等等。

三、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一）近期看，应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农民增收

1、进一步深化制度创新，从政策上保证农民增加收入。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带来了过于分散的土地经营，影响着农业积累水平、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我们要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自愿、自觉走向适度规模经营的道路，实现农村第二次制度创新。⑴明确土地的所有权，稳定土地的承包权，搞活土地的使用权，允许土地流转、转让、租赁。⑵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把农业粗放式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农业集约式的增长方式。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要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农民以土地为股份进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由以某个大型农产品加工或销售企业为龙头，组建“公司+农户”式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凭借产销优势向农户发出订单，将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由龙头企业组织协调农民生产，减少生产盲目性及为产品寻找市场的诸多不便，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也可以由生产某种农产品的农民在进行农产品生产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创办自己的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借助加工企业使农产品升值或借助流通企业使农产品迅速找到市场，以获取更高经济效益。⑷要健全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⑸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机制，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2、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解决我国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间的矛盾。农业信息对增加农民收入，把处于分散经营状态下的农民同市场联系起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应从“信息兴农”的高度，提高对农业信息化的认识，全面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对农业信息化的认识，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民宣传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普及信息知识，提高农民对农业信息搜集、分析、运用的能力。此外，还要提高政府对农业信息化的认识。农业信息化主要取决于政府态度，如果政府认识到位，就会采取相关措施予以支持，加快农业信息化进程，政府还会凭借其掌握的农业信息，运作农业宏观调控，引导农业生产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是建立健全农业信息网络。建立健全农业信息网络，应采用先进技术，建立集多个农业信息子网络于一身的宽带高速、遍通全国的农业信息广域网络，使农业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以提高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科学性、实用性，满足农业信息化的要求。最后还要加大对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高农业信息服务质量。

3、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增加农民收入。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从产业和产品层次来说，越是初级产业和产品其社会需求和价格弹性往往也就越低。而提高产业和产品层次不仅可以使附加值增多，而且能扩大市场需求。因此，在我国农产品总量平衡并有结构性过剩的条件下，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农村内部产业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以农产品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为历史背景的，所以其调整的首要内容应是从农业质的提高上寻求新的发展即提高农产品的优质率。具体说是：⑴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优质率，缓解农产品阶段性供大于求的矛盾。在目前农产品普遍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我们不应采取单纯压缩农产品生产等消极的办法，而应当采取积极的调整办法，即利用优质农产品和低质农产品在产量上的差异，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的生产，争取一举两得的效果。⑵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优质率，扩大名优农产品的市场份额。现在，我国农民对于农产品的品牌意识还相当淡薄，不能充分认识品牌对收入可能产生的种种有利效益，这是导致优质农产品发展滞缓的原因之一。应当明确，优质与品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优质的产品需要借助于良好的品牌，良好的品牌必须以优质的产品为基础。⑶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优质率，培育“订单农业”的观念和行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是扩大优良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对数量问题也要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在数量上供大于求，产品价格必然下降，经济效益也将受到影响。即使是目前市场上品种、质量看好的农产品，也不能过多过快地盲目发展，应当在对市场需求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决策，增加市场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力求保持供求基本平衡，尽力避免严重供大于求的局面。⑷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优质率，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的步伐。首先必须做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农业产业的增长对高科技运用的依赖不断增强，各级政府应根据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的实际，选择一些先进适用的农业科研课题作为切入点，以争取在农产品品种改良、优良种苗培育、农业耕作技术创新等方面有所突破，取得一批世界领先的农业科技成果。其次应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农业科技推广和普及系统，迅速将最新最好的农业科技成果送到农民手中。当前我国农民对农业科技成果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但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民资金积累有限，加之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使之很难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农业科技成果。同时我国的一些农业科研院所又有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找不到市场。而农业科技推广普及系统便能很好地解决农业科研成果供需双方所面临的问题，通过该系统将供需双方联系起来，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三，国家应建立一批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园区，使其成为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示范、生产一体化的基地，强化其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进而拉动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4、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非农产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是农民增收的关键。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的就业门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性的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农民从事工业生产的机会。面对农村劳动力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状况，农村工业就要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以当地的自然资源为主要的加工对象，大力发展深加工、精加工，积极参与城乡经济协作，求得自身长期稳定的发展。尤其是农村中小企业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同时，要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专门从事农业产供销各个环节的服务。

5、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农民负担沉重是在农民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农村地方政府巨大的支出压力和向农民收费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双重作用的结果。从当前来看，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实把农民负担减下来，的确对农民增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就必须着手进行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要确保各级转移支付资金专款专用，及时足额下拨到位，尤其是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良种补贴必须按时足额兑现到户，并严格清理和规范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长远看，应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农民增收

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不仅要立足眼前，还更应着眼长远，要跳出单纯就农业内部寻找农民增收的小圈子。

1、加大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力度，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农民素质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实践证明，在收入分配领域，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因为高素质的劳动者较低素质的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能向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劳动，从而获得较高收入。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有关。对广大农民而言，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素质和技能，就会改变其就业和收入状况。据美国经济学家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个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国农民中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不论是在家务农还是从事其它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经营成果和效益均高于只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的农民。为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素质。一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我国近13亿人口中约有9亿生活在农村，农村基础教育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而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虽经各级政府努力已有很大改观，但与全国提高农民素质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此，中央及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使一部分因贫困而失学或辍学的中小学生得以完成基础教育。二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及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现实，使很多农民子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难以升到高一级的学校继续深造，而是步入社会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之中。针对这一现状，应考虑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的比重，使农林专业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能学到一些职业技能，为其日后求职打下一定的基础。

2、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有效转移。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强城市化建设，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到城市后，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需要住房、交通、子女上学、医疗、社会保障、娱乐等生产生活多种服务，这些服务有的通过市场化运作即自行解决，而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就必须依靠政府的有效投入方能解决，因而，各级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城市化建设。其次，政府在优化经济布局、提升产业结构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向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惟有如此，才能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在城市中能求得生存和发展。第三，推进城镇化进程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提高城镇化水平，这样既有利于转移农村人口，又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动力。

3、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从建国至今，农业一直处于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的地位，国家的宏观收入分配政策明显偏向于工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当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之后，工业产业在依靠自身积累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开始逐步对农业进行反哺，工业部门的剩余通过国家宏观政策采取价格支持或投入补贴的手段输入农业，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支持农业经济的快速成长。鉴于此，国家财政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4、保护生态环境，走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凡是生态环境好的时期或地域，农业发展就好，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是休戚相关的。要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宣传活动，强化公民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要完善环保法规体系，加强公民的法制意识，依法保护生态环境。要依靠科技进步，及时淘汰破坏环境的农业技术，鼓励运用可持续发展的节水、节能、节肥等农业技术。

第三篇：镇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经验交流材料

***镇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经验交流材料

2013年，我镇紧扣“打造旅游特色名镇”的目标，以实施《2011-2015年农民增收规划》为重点，以“12345工程”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四大农民增收项目，一村一品、一户一业的产业模式已基本形成，全镇农业总产值完成1.2亿元，占任务的120.7%；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69元，人均增收2180元，增长37%。

一是以旅游服务商贸业为中心，引领农民增收。古镇旅游蓬勃发展，全年接待游客16万余人，创社会效益1.5亿元。目前，从事旅游服务、旅游产品销售、农家乐、宾馆120余户，旅游从业人员500余人，年实现收入2100万元。从事商贸流通销售420户，零售总额达1.67万元。从事农产品产供销大户16户，带动本地闲散劳动力3000余人从事短期农产品贩运，销售总额达3.2亿元，***镇已成为全县乃至陕南农副产品交易集散地。

二是以“三园四基地”建设为抓手，拉动农民增收。**农业科技示范园，入园企业3家，实现产值3200万元；**循环农业产业园、**特色药业示范园，正在规划论证中。以市级标准化养殖场**养鸡场为龙头的畜禽养殖基地，吸收10户养殖户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蛋鸡养殖产业，养鸡16.6万只，年收入实现1692万元；带动全镇发展养鸡大户13户、养猪大户22户、养羊大户30户。以**村设施蔬菜种植产业为主的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带动全镇发展设施蔬菜种植580亩；种植小杂粮3200亩。特色林果业基地建设成效显著，**沟万亩优质核桃示范园建设已达到1.2万亩，同时，带动全镇特色林果业规范化建园达3万亩。以**村为主的烤烟基地，种植烤烟330亩，实现收入50万元。在“三园四基地”的拉动下，人均增收2610元。

三是以特色产业发展为支撑，助推农民增收。在**凤巢野鸡养殖的带动下，**等村养殖野鸡、红腹锦鸡、鹌鹑、珍珠鸡12.5万只；养殖大鲵、虹鳟鱼0.2公顷，产值560万元；养殖野猪210头；种植猪苓8000亩；**村利用红豆杉适生区的区位优势，培育红豆杉苗圃60亩，野生红豆杉科管保护3.5万株。

四是以有组织的劳务输出为依托，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利用***镇矿山和建筑企业老板多的优势，实现劳动力转移就业8060人，其中有组织劳务输出7200人，创收8640万元，劳动力技能培训580人，农民工进城落户1054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320人，劳务输出促进人均增收4800元。

第四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五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