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审视农村税费论文

第一篇：公共财政审视农村税费论文

1.农民得到了相应的公共服务吗？

税费负担的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我国农村以乡镇为基层政府，农村的税费大部分为其所用。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以分析，就可了解它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看出农民受益和税费支付的对应状况。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中2/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电费、水费）与之相应，不在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从这种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农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很高。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由于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它们占有的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在改革的初期，为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产私人产品，其中失败的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历史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产出未能最大化。我国的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农民）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所受用。例如，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而其产生的“产品”（人才）却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税费支付者（农民）所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

基于这三个原因，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与其公共服务的受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农民大量的税费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是农民没有等价的不公平的支付。

2.农民与非农民相比，税费负担重吗？

税收负担的横向公平原则要求，对相同的人应给予同等的对待。就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相同的情况下，农民与非农民税收负担应相等。将农民与非农民的税费负担相比较，可以分析我国农村税费的横向公平性。

对于农业税，其征收方式是按每亩的单产（取常年平均产量）为计税基础，税率在7%（安徽试点税率）左右浮动，有人认为其实际税率只有3%左右，因而认为农业税负担是不重的。但这是与过去相比，与非农业部门的横向比较的结论则大不相同。张元红(1997)将它与城市个体工商业的所得税比较，发现它的边际税率是高于后者的。同样的收入，在其他行业可能无需缴税，而农民则负担了税负。其他行业的所得税，以扣除了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为基础，而农业税的计缴，以农田总收入为基础，没有减除农民的工资，并以所有产品收入而非销售产品的收入为基础。可见，认为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其边际税率是远远高于非农业部门的。

作为“三提五统”的收费，则完全可以看成个人所得税，中央规定的征收率为5%，实际执行中往往以定额的方式为多。与其他非农行业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相比，边际税率很高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起征点，不管农民收入的多少，即使以5%为标准，也高于了一般个人所得税，其边际效应十分突出。

即使不考虑“三乱”，农业和农民与非农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相比，在相同的情况下，税费负担是不同的，其边际税率已经远远高过了后者。农村税费成为农民在社会中不平等的负担。

3.农业税费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公平吗？

税收负担的纵向公平原则要求，对不同的人应给予不同的对待。对我国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税费负担应有所不同。而我国目前的农村税费的实践并没有遵守这一点。我国农业税费在实际征收中，大多按田亩或人头为计税基础定额征收，即以每亩田或每人为计税单位，按田亩或人口平均分摊。这种定额方式（每亩或每人交纳一定金额）忽略了不同田和个人之间的差异。高产的田和低产的田、高能力农民和低能力农民，承担了同样数额的税费。农业税费的负担金额与农民个人收入高低完全无关，收入越低的人，农业承担的税费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农业税费在实践中具有了累退的性质。这造成农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收入不同地区，课以同等的税额，也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同地区和收入的农民对农村税费的感受不同：越是贫穷地区，贫困的农民越能感受税费负担的沉重。农村税费违背了纵向公平，加大了农民间的差距。

三、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农村税费的经济影响

税费作为政府的一种政策手段，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一般对农村税费的分析，都忽视了这一点。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税费的归宿来探讨它的资源配置功能。

1.农村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农村税费可以看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征税，运用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可以追溯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特征是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单个生产者的农民面对的是一条具有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他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不能对价格加以调控。这样，对他征收的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可以分析如下：

图中线S代表征税前的供给曲线，线D是单个农民（农产品生产者）面临的需求曲线，由于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农民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线D平行于X轴。征税后，供给曲线移到S+T，结果税收T完全由供给者（农民）承担，没有一点可以转嫁。

附图

图1 农业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税费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税费，即使在同样的税率下，由于它完全无法转嫁，生产者承担的部分要多于能转嫁的其他行业。这部分的税费完全等价于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需求。最近几年，农民税费负担的增长幅度大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更加促进了这种效应，农村的社会总需求不旺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增加农民的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税费改革在其中的作用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2.农村税费归宿一般均衡分析

税收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税费负担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达到均等化。一般均衡的分析可以找到税费的最终承担的要素，可以分析税费对要素投入的影响。

我国农业税费的征收可看成对农产品生产的征税。农村税费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并通过要素相对价格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共同作用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要素有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对农业征税可以对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影响。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不存在流动性障碍的情况下，对农业的征税如果高于非农业部门，农民就会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从而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进而改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使对农业的高税费得以转嫁到非农业部门，从而是整个社会各部门税费负担均等化。在存在流动性差的要素的情况下，流动性较好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流动到税费负担较轻的部门来逃避超额负担，流动性较差的要素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的最终承担者。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城乡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民的流动性受到约束，同时农产品的价格也受到较严格的管制，价格体制的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这样流动性较好的资本就可以通过流动到其他部门来逃避农业部门较高的税费负担，流动性差的生产要素—农业劳动力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最终承担者。我国农村税费高于其他部门的部分最终由流动受限制的农业劳动力承担，直接表现为农业劳动的低工资。较强的农产品价格管制（定价制度和收购制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应。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我国当前较重的农村税费激励了农业资本的外流（以逃避不公平的负担），造成农业资本投资的不足；同时它还维系着剥夺农业劳动力收入的角色，长期中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创新的积极性。

在劳动力流动放松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机制是税负均等化的障碍。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对税费改革的将来也有深远意义。

这种效应在我国实际生活中表现十分明显。近年来农业资本投入不足，大量资金外流，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一直难以确立，一定程度上有农村税费的影响。而我国不同地区对农业税费问题反映不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沿海发达地区，非农业经济的兴起，吸引了部分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它们的流动使农业生产下降。结果或是该地区内部为维持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实施相应的补贴政策，或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农产品价格上升，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配置，使税费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负担均等化。这些地区也就不存在农业税费负担的话题。在缺乏工业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对农业依赖大，要素（劳动力）流动性差，农业税费负担很难与非农业部门均等化，农业税费负担沉重的反应则相对强烈。

三、解决农村税费问题的出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农村税费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负担的问题，其实质应是农村税费负担的不公平和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些其他制度在维持这种不公平和扭曲中起了重要作用。仅仅将“费”改为“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农村税费需要系统性的革新，其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1.实现地方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

我国地方基层政府长期承担地方经济发展之推动者的角色，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角色定位已不再妥当。地方政府应成为地方经济的服务者，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这种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也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目前税费改革的最大矛盾是减轻税费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收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地方基层政府的改革。收缩原有基层政府规模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种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收缩原有的机构与在位官员的自身利益相冲突。基层政府自我革命的内在激励是有限的，地方政府改革需要外在的压力机制。

其一，可以通过建立自下而上的选举机制，缓解这一矛盾。自下而上的压力，如果能充分发挥作用，其效果将是可观的，特别在基层，范围的有限，可以避免集体行动的悖论。基层的选举可以表达居民（农民）的偏好；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责任感；可以让居民更好地监督地方政府。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能不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

其二，赋予居民“退出”权，这也可对机构改革产生压力。在实践上就是打破城乡流动、地区间流动的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要素流动带来的效应在西方财政学中备受推崇。它可以让居民（农民）“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社区，以表达其偏好；也可以通过行业间的要素转移，改变相对价格体系，均等税费负担；还可以引发地区政府间争夺要素的竞争，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这种压力机制的作用会日益明显。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其自身行为的规范是解决税费问题的重要方面，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的首要因素。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降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提高地方政府运行效率，使其成为真正的地方公共部门，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基础。

2.重新建构农村税费体系

安徽税费改革方案，思路是将“三提五统”部分消减，部分改为农业税，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费改税”。费改税，改变的仅仅是原有费的征收数量和方式，效果上确实减少了农民的总负担，但这种减少是有限的，其中对农业的税费并没有本质改观。从前文对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案不仅没有解决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税费负担较重（与非农业相比）的问题，还有加大这一差距的趋势。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基本没有改观。作为农业从业者的农民（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负担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减轻。农村税费改革需要的是农村税费体系的革新。

农村税费改革，其根本问题应是农村适宜征收什么样的税，以怎样的方式征收。这需考虑效率、公平以及征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地方最适合的税种首先是受益税或使用费，其次是对不流动的要素征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没有体现税收与受益的对等，不具有受益税的性质。它对农业产出征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一种激励作用，鼓励其流向税负更轻的产业。费改税方案并没有改变农业税收的性质，并且在数量上还有加大农业税的趋势，也就不能消除农业税原有的不公平和扭曲效应。农村最适合的征税对象应是土地本身以及一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西方典型的地方税种是财产税，他们对财产税的研究值得我们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借鉴。如何设计对效率影响最小的并具有公平性的农村税费体系是一个税费改革的重要课题。单单费改税是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均等化农业和非农业的税收负担应是改革的方向。在新古典的假设下，这一点可以通过要素的流通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动来实现。因此，打破城乡分割和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有利于这问题的解决。但现实而言，农村人口的数量使通过要素流动，达到税负均等化的设想在短期中作用有限，可行性欠缺，重新设计农业税制和农村税费十分必要。

现行的农村“三提五统”收费是不符合费的基本要求的。在财政理论中，费的收取应与受益一一对应。“三提五统”并没有实际的公共服务与之相对应，更象所得税。对此，可以直接改为所得税，按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征收。这会使社会个人税费负担一致，城乡、各行业间从业人员横向公平。农村地方经济的薄弱使在设计税费改革方案时，更应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现行的农村税费体系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

3.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地方基层政府的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阻碍。其税源的薄弱致使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同时并存。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了政府收入之间的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协调。政府机构改革固然是根本途径，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也要发挥应有作用。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对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的推广，意义最大。

要求转移支付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外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比如我国乡镇级政府承担的基础教育投入责任（主要是教师工资），对整个社会的效用远远高于其自身的收益。正外部性的存在需要矫正，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较适合的方式。由上级或邻近地区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助（上级的补助更具有可行性），平衡这类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摊，调整当地居民税费支付和受益享用间的偏差。转移支付还可以调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地区间的均等化。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财政缺口，客观上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但我国一些地区县级的财政也很不宽裕，转移支付的能力有限。这需要整个财政体制的调整，建立从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在支付方式上，专项拨款值得一试，如由上级对下级就教育专项补助。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

农村税费问题涉及公平与效率。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源于农村税费的不公平：它没有体现税费支付与公共服务的对应，其金额的大小没有考虑纳税能力的因素；它直接减少了农民收入，并扭曲了农业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影响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还要解决农业生产的有效资源配置的问题。在策略上，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角色、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调整政府间关系。在具体措施上需要整个制度的配套改革，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消除城乡分割，完全放开粮食价格，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和实行新的农村税费。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模式。这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下一步的税费改革工作，应以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为目标，以效率和公平为标准，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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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农村税费改革论文（推荐）

我县契税征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随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化，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主要农业税种即将退出中国的税收舞台。目前做为农业税收中增幅较大的契税，逐渐成为地方税收收入中新的增长点，征收潜力大。加强契税征管工作，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地方财税工作的重点，如何抓好现阶段地方契税征管，已是当务之急。笔者结合麻阳实际，谈点初浅看法。

一、契税征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我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边远的山区农业县，过去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是全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契税做为一个小税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近年来，我县在城市建设、房地产业开发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以所有权发生转移变动的不动产为征税对象的契税也由一个小税种，变成了一个极具征收潜力的税种。按照税收与经济发展的正比例关系，本该伴随地方经济快速增长而大幅提升的契税收入却出现了不断流失的现象，这一反常的现象充分暴露出契税征管中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众的纳税意识淡薄。一方面由于麻阳地处湘西边陲，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人民群众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本身就较慢，加之过去只重视农业税、特产税等大税种的征管，而忽视了契税的宣传工作，导致了广大群众对契税的认识不足。而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群众钻政策的空子，不是积极纳税而是想方设法漏税、逃税，使全县契税收入流失严重，实际征收到的契税收入还不占应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如 2000 年，根据房产和国土部门的统计数据，当年发生土地转让、房屋交易的在册户数为 513 户，而办理纳税申报手续的户数仅为 129 户。二是行政干涉较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征收契税是财政部门业务范围之内的事，然而政府为了吸引外来客商投资搞开发，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并有一部分超出了《条例》规定的限度，从而使税款无法做到应收尽收。三是征管手段滞后。长期以来，契税征收主要采用代征方式，在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客观上存在多种税征主体的条件下，这种代征方式易使部分纳税人对契税征收主体认识不清，造成纳税申报上的混乱。另外代征机关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在征收过程中责任不明，互相推诿，而容易出现征收环节的脱节，造成税收的流失。四是私下交易现象严重。由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权属分属国土和房产两个部门管理，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不能完全一致，在管理方面难免存在一些漏洞，加之在契税的征管过程中没有广泛开展纳税申报制度等等这些都为私下交易行为提供了方便，从而导致税收的流失。

二、契税征管的对策针对我县在契税征管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摸清税源底子，明确征收目标。加强地方契税征收，首先要科学分析地方契税规模，确立契税征收计划，制定预算任务。为此我们根据市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契税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利用 2 个月时间，对 1997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实施以来发生的土地、房屋权属转移所引起的契税征纳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制定我县今年契税征收的目标。今年县城区域内共清理出应缴契税户 1057 户，应缴契税总额 100 余万元。我县今年契税征收任务为 90 万元，从上半年征收情况来看，全年可望完成 120 万元。

（二）把握政策界限，确保税基完整。新契税条例施行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房地产转移行为存在多样性，使得有些行为在政策中的依据不明显，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政策的实质，依法征税，防止契税的流失。首先准确把握好契税征收的政策范围。要明确契税是一种行为税，它是随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而向取得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要明确契税的征收范围、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及契税纳税义务人等。今年我县契税清查征收的重点是：隐瞒权属转移事实逃避纳税，隐瞒部分权属价格减少纳税，隐瞒权属转移纳税环节，改变减免用途逃税，征收人员违规擅自减免税额以及非法土地买卖、集资建房、房改房上市交易等行为。其次要准确地把握好契税的减免范围，坚持减免从严的原则，在契税新条件中，第六条明确了 4 项减免规定，正确把握政策尺度是严格控制减免的关键。例如，土地、房屋在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征用、占用后，被征用、占用者以交换方式依法重新取得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问题，就是要把握土地、房屋其从属的性质问题。另外要注意区分征收过程中对商住房和民居房的不同征收税率的问题。再者，就是在减免契税中要把握好土地、房屋转移行为与产权变更登记的界定，如企业的整体兼并、破产、改制的财产登记等等。

（三）完善征管体制，掌握收入主动。一是加强宣传力度，提高纳税意识。利用散发宣传资料，出动宣传车，设立咨询台，县领导电视讲话，制作宣传光盘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契税政策。加强契税宣传，一方面有助于取得地方领导的重视、支持，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全民的纳税意识，形成良好的征管秩序，为群众主动纳税、协税、护税和监督打下更广泛和坚实的基础。二是坚持依法治税，加强部门配合，形成征管合力。县政府办牵头召开契税协税会，与国土局、房产局、招商局、企改团、拍卖公司等职能部门签订协税责任状，明确各自职责，并按期督察。凡为未出具契税纳税凭证的纳税人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而导致税款流失的，谁颁证，谁负责补缴契税，并追究具体经办人及主要负责人的责任。要做到依法治税，就要规范征收行为，按法定的程序和要求征收管理，目前主要是完善纳税申报和按规定计征滞纳金的制度。同时契税征收是一个涉及面广的工作，单靠征收机关落实税源、组织征收难度较大。针对契税点多、面广、任务重、专业征管人员少等实际情况，建立财政部门为主，房地产开发商配合，国土部门、房地产部门把关的协税护税网络是完善地方契税征管体系的迫切需要，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首先进一步理顺与国土、房地产部门及价格管理部门、银行、法院的关系，从强化制约机制入手，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为契税征

收扫除障碍。其次聘请房地产开发商负责人及所在地财政部门负责人为协税护税员，代征收机关搞好税源稽查，发放《纳税申报审批表》等文书，及时汇报税源情况，协同征收机关处理税务案件。再次建立协税护税员及相关部门的责任制，严格执行，奖罚分明。三是直接组织征收，掌握征收主动。契税由征收机关直接征收是契税征收工作发展的大方向，也是地方财政组织契税收入的客观要求。要进行直接征收，首先要加强契税一线征收力量，成立专门的征收班子，建立健全征、管、查相配套的征管体系。今年我们选派政治过硬、业务能力强的征收人员到国土局、房产局实行驻点征收，从源头上杜绝了税收流失。其次要加强相关法律文书的统一设置、规范和推广使用；加快计算机网络建设。再次要做好干部培训，提高契税征管人员行政执法、依法征税的素质。最后，要强化对偷、漏、抗、欠、逃税者实行强制执行的措施手段，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和震撼作用。

第三篇：从我省农村税费改革看农村公共财政建设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初步界定

公共产品相对私人产品而言，主要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无法完全或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无法由私人提供。就农村居民的国民性质而言，应该享受同城市居民均等的公共产品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公共产品的界定同城市一样。然而在我国，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弱质产业，加之农民是低收入、低积累的弱势群体，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界定相对城市来讲要宽一些。从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看，由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社会治安、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农村公共卫生等；另一类是准公共产品，即农村医疗救助、农村社会保障、农村科技文化等。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基本上沿用的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供给体制，主要表现为以制度外财政为主的公共资源筹集制度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在这种供给模式下，由于乡（镇）级政权被赋予过多的经济、社会职能，通过制度内筹集的公共资源除了维持乡（镇）级政权的基本运转外已所剩无几，其对辖区内公共产品的供给就只能采取制度外筹集的方式，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集资、摊派和罚款等形式来筹集公共资源。这既加重了农民负担，又由于其筹集数量有限和“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特征所导致的管理、使用上的不规范，使这些公共资源大多并未被用于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上。相反，在“建设财政”的诱导下，这些制度外筹集的公共资源却被以各种名义用于发展地方经济，造成一边是农民负担日趋沉重，一边是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一边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一边是乡镇财政巨额负债。于是，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切入点的农村税费改革出笼了，藉此既减轻农民负担，缓和农村矛盾，稳定农村，又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反过来挤压、推动乡镇机构改革。从我省这几年的农村税费改革情况看，农民负担有了极大的减轻，乡镇机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说前一个目标已基本达到，而后一个目标的实现还任重而道远。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我省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情况

（一）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方面

近年来，我省先后组织实施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乡村康庄工程”等项目，优先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需中的突出矛盾。据统计，“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2004年当年全省用于公益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资金达1.34亿元；“乡村康庄工程”自2003年实施以来的两年中，全省新建、改造和硬化通乡、通村公路23351公里，全省等级公路通村率达到73%、通村公路硬化率达到66%，分别比工程实施前提高11个和13个百分点。

（二）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情况

近五年来，全省累计投入水利建设资金400多亿元，新建沿海标准海塘1280公里、钱塘江江堤1070公里，完成了1580多座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大大改善了我省的水利条件与防汛抗灾能力。与此同时，我省加大了生态省建设力度，2000年省财政建立了生态公益林建设专项资金，重点扶持钱塘江等八大水系上游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和高标准平原绿化。四年来省财政共安排林业专项资金3.2亿元，其中生态公益林建设资金2.0亿元。

（三）农村公共卫生情况

我省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省的人群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农民平均期望寿命已达74.97岁，孕产妇死亡率为14.44/10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8.76个十万分点；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67.75%和83.7%，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个和30个百分点，是全国惟一的农村改水先进省。此外，我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和卫生监督执法体制的改革，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四）农村义务教育情况

2003年全省农村义务教育支出达105.54亿元，占全省教育经费总支出的26.7%，比改革前的2000年增长了34.75亿元，年均增幅为49％，大大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与此同时，省财政还建立省对下财力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工资性补助、农村税费改革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农业税停征补助等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实现了“保工资、保运转、保安全、保公平”的目标，城乡、区域间教育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五）农村社会保障情况

目前，我省已初步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医疗救助制度、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和贫困家庭子女免费入学等“新五保”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向农村稳步延伸。据统计，2004年末，我省低保支出已达到4.17亿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低保人数61.5万人，其中城镇8.8万人，农村52.7万人。全省已有81个县（市、区）共计2031.83万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4.97万孤寡老人实现集中供养，“五保”和“三无”集中供养率分别达81.88%和90.57%。

（六）农民减负情况

据统计，2004年全省乡级以上政府及部门收取的由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为0.36亿元，比改革前减少26.89亿元；村级收取的村公益事业资金4.市的3.38倍，人均生产总值是2.65倍，财政总收入是3.41倍。因此，我们在制定农村公共服务和小康建设目标和政策时，要承认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不平衡性，在这个基础上，区别对待，分类、合理设计和制定各地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目标、标准等指标，绝不能一刀切。

（五）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兼顾，突出解决主要矛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既有生理意义上的需求，包括衣、食、住、行等，也有生存需要之上的发展需要得到实现的问题。发展需要不仅包括生理意义上的需求延伸，如健康、休闲等，而且包括社会意义上的需要，如提高文化水平、掌握更多社会竞争技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等，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我省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非常严重，根据我省现有的财政经济实力要解决人口和幅员面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难度很大，任务十分艰巨。在思想认识上，既不能悲观丧气，看不到希望；也不能盲目乐观，幻想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问题。要做好打硬仗、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在策略上，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分清缓急，有先有后，统筹兼顾，逐次解决。

（六）政策的系统设计问题

“三农”问题具有全局性、系统性，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从“三农”自身看，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目前涉及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部门较多，资金渠道、部门支持政策也比较多，但缺乏系统性和整体协调性，资金投入分散现象严重，政策之间相互制约现象也时有发生，影响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有效性。因此，需要系统设计农村公共财政政策，整合和优化农村公共财政资源配置，统一领导，统一规划，配套推进，协调发展。

五、加快农村公共财政建设的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滞后是长期形成的，加快建设农村公共财政也不能一蹴而就。那种试图通过一朝一夕的努力，在农村建成完整的公共财政体系，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不断加快农村公共财政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转变观念，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

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思想观念上实现“两个转变”：一是由过去的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向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加大各方面的支农力度，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二是要调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积极推行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需要在存量和增量上做文章，重点是增量调整，逐步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

（二）调整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和县乡财政体制

鉴于目前我省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和省级财政财力较为有限等现实约束条件的存在，现阶段我省转移支付体系的规范与完善只能采取分类实施、分步实现的现实优化途径。所谓的分类实施，就是把政府各项公共产品与服务，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轻重缓急分别设定一个初步实现均等化的先后顺序；所谓分步实现，则是把各类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均等化发展过程，从初级到高级划分为若干阶段，确定一个由低向高、逐步实现最高目标的发展规划。当前，应首先确保农村基层政权运转与农村义务教育这一最低标准与要求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再不断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水平，不断缩小其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同时，调整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对全省乡镇财政体制分三种类型进行指导：由乡镇改为街道办事处的，在财政管理上视为县（区、市）级政府派出机构，不再设立一级财政；经济发达、财政收支规模较大，或者具有明显集聚辐射作用的中心镇，要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和规范财政管理，赋予更多的责权利，更好地发挥中心镇的作用；对经济欠发达、收支规模较小的乡镇，可积极实施“乡财县管”的办法，由县级财政进行规范管理。

（三）以市场化手段，拓宽新的融资渠道

对于关系农民生产生活的准公共产品，应当通过明晰产权的方式引入多种供给方式。由于准公共产品同时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与私人产品性质，对其私人产品性质，可以通过收费来弥补其成本。该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采用公退民进，民办公助的方式，由政府通过补贴等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要保证私人资本的产权收益及居民合法的私产以激励私人投入。

（四）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建立“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决策和表达机制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千差万别，采取同一标准，统一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忽视农民对公共产品不同的需求，必然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如何准确地掌握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证明，通过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及采取抽样调查、“一事一议”等方法，建立一套“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需求表达机制，鼓励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制定与执行，形成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模式，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措施。

（五）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加快乡（镇）村布局调整

要在科学划分和合理界定乡镇职能，即明确乡镇政府“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的基础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强“三农”工作的要求，重点发挥好乡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尤其要把工作重心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实现由“干预型政

第四篇：从我省农村税费改革看农村公共财政建设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初步界定

公共产品相对私人产品而言，主要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无法完全或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无法由私人提供。就农村居民的国民性质而言，应该享受同城市居民均等的公共产品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公共产品的界定同城市一样。然而在我国，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弱质产业，加之

农民是低收入、低积累的弱势群体，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界定相对城市来讲要宽一些。从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看，由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社会治安、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农村公共卫生等；另一类是准公共产品，即农村医疗救助、农村社会保障、农村科技文化等。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基本上沿用的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供给体制，主要表现为以制度外财政为主的公共资源筹集制度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在这种供给模式下，由于乡（镇）级政权被赋予过多的经济、社会职能，通过制度内筹集的公共资源除了维持乡（镇）级政权的基本运转外已所剩无几，其对辖区内公共产品的供给就只能采取制度外筹集的方式，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集资、摊派和罚款等形式来筹集公共资源。这既加重了农民负担，又由于其筹集数量有限和“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特征所导致的管理、使用上的不规范，使这些公共资源大多并未被用于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上。相反，在“建设财政”的诱导下，这些制度外筹集的公共资源却被以各种名义用于发展地方经济，造成一边是农民负担日趋沉重，一边是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一边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一边是乡镇财政巨额负债。于是，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切入点的农村税费改革出笼了，藉此既减轻农民负担，缓和农村矛盾，稳定农村，又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反过来挤压、推动乡镇机构改革。从我省这几年的农村税费改革情况看，农民负担有了极大的减轻，乡镇机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说前一个目标已基本达到，而后一个目标的实现还任重而道远。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我省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情况

（一）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方面

近年来，我省先后组织实施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乡村康庄工程”等项目，优先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需中的突出矛盾。据统计，“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2004年当年全省用于公益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资金达1.34亿元；“乡村康庄工程”自2003年实施以来的两年中，全省新建、改造和硬化通乡、通村公路23351公里，全省等级公路通村率达到73、通村公路硬化率达到66，分别比工程实施前提高11个和13个百分点。

（二）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情况

近五年来，全省累计投入水利建设资金400多亿元，新建沿海标准海塘1280公里、钱塘江江堤1070公里，完成了1580多座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大大改善了我省的水利条件与防汛抗灾能力。与此同时，我省加大了生态省建设力度，2000年省财政建立了生态公益林建设专项资金，重点扶持钱塘江等八大水系上游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和高标准平原绿化。四年来省财政共安排林业专项资金3.2亿元，其中生态公益林建设资金2.0亿元。

（三）农村公共卫生情况

我省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省的人群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农民平均期望寿命已达74.97岁，孕产妇死亡率为14.44/10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8.76个十万分点；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67.75和83.7，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个和30个百分点，是全国惟一的农村改水先进省。此外，我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和卫生监督执法体制的改革，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四）农村义务教育情况

2003年全省农村义务教育支出达105.54亿元，占全省教育经费总支出的26.7，比改革前的2000年增长了34.75亿元，年均增幅为49％，大大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与此同时，省财政还建立省对下财力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工资性补助、农村税费改革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农业税停征补助等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实现了“保工资、保运转、保安全、保公平”的目标，城乡、区域间教育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五）农村社会保障情况

目前，我省已初步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医疗救助制度、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和贫困家庭子女免费入学等“新五保”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向农村稳步延伸。据统计，2004年末，我省低保支出已达到4.17亿元，享受最

第五篇：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分析论文

摘 要：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界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认为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财政理论，更符合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科学内涵。

关键词：公共财政；国民核算；财政收支；公共产品；社会劳动价值论

１９９９年初，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明确宣布，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界却存在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把公共财政等同于国家财政。因为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国家财政强调凭借国家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并进行再分配，容易导致财政决策依赖于国家意志和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误会，这与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相矛盾。二是把公共财政与西方的公共需求财政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公共需求财政强调需求的一面，疏忽了需求与可能的关系，对公共需求没有制约，就使财政理论本身存在不够完备的缺陷。相比之下，本文认为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财政理论①，更符合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科学内涵，下面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和阐明。

一、国民核算大改革对财政收支性质的重大影响

国民核算是以社会再生产为核算对象的宏观核算。但是，我国原先采用的ＭＰＳ核算体系所界定的生产范围仅限于物质生产，它用于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量指标。因为它只能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不能反映非物质性服务的生产，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体规模。这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地发展尤为不利。鉴于此，１９９２年８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对国民核算实施了重大改革，采用了以ＳＮＡ为基础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将生产范围从物质生产扩大到非物质生产，包括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并对其计算了产值。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分配范围、消费范围和投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因而对财政理论，首先是对财政收支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国家管理、国防治安、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以及众多的服务事业单位统统被列为生产部门，向社会各界提供公共服务。对生产部门提供的服务应该得到相应报酬，对于生产部门则应算作中间消耗Ｃ，但很多报酬不直接支付，只能通过财政部门转拨给公共部门作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ｍ的组成部分，致使剩余价值ｍ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ｍｃ。ｍｃ属于中间消耗，对ｍｃ的分配自然属于中间消耗Ｃ的补偿。可见，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分配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与生产费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过去，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否定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性质，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国家管理等都没有初次分配，自然会得出税收是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支出则是对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的活动的货币支付。现在情况不同了，承认了非物质生产也是生产，税收的相当部分是对过去公共服务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政支出则是对未来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投入。财政收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导源于改革开放、国民核算大改革和第三产业大发展。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了财政理论的发展。

既如此，公共财政就不是家计财政。财政理论研究就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把财政收支立足于发展生产，建立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为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从而使财政工作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优化资源配置。

二、财政收支应为社会再生产创造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

财政收支与社会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财政收支要发挥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为社会生产提供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就要做到：

（一）充分利用税率杠杆，调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税率提高，财政收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收入减少。经济繁荣时期，采用增税政策，防止投资膨胀。经济衰减时期，则采用减税政策，促进生产投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通过免税增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老企业技术改造，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对不发达地区，在税收上给予优惠或财政补贴，调节地区平衡发展。对于同一行业的生产单位采用累进税制，实现公平税负，促进企业的平等竞争。

（二）保持合理的财政收入规模，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判断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否合适的标准因不同财政理论而不同，西方财政学以居民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选择的价格均衡为标准，国家财政论则以需要与可能的均衡为判断标准。我们认为财政收入归根结底来源于生产，自然应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顺利发展为标准。社会大生产，三次产业既分工又协作，要求三次产业比例协调，作为第三产业的公共产品部门也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参与社会分工和协作。当前，我国财政比重严重偏低，而我国在基础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发展落后，资金短缺。说明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规模极不合理，应调高其比重。

（三）财政支出应以促进公共服务结构优化为原则。财政支出表面上是对资金进行分配，实际上是对物资和人力进行分配，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内容多种多样，除了国家管理和国防治安等行政性服务外，还有其它种种服务，如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城乡交通管理服务等等。财政支出要处理好两个比例：一是居民服务与生产服务的比例；二是以上两大类服务内部的结构比例，以适应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不同时期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为社会生产、居民生活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

三、需要进一步认识的几个财政理论问题

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有许多问题仍存在争议，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并予以认真回答，有助于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有助于对公共财政的进一步理解。

（一）财政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行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一直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不承认服务也是生产，自然得出财政只是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属于再分配范畴的结论。计划经济时期，个人和企业都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存在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通过政府计划的途径来解决，财政部门只是围绕政府计划来筹集资金、分配资金，这时期的财政只能起到筹集资金、供给资金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范围扩大了，政府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是生产单位，在市场经济中，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国家依靠提供公共服务取得收入。企业和个人交了税，就有权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这时财政就担负了更大的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争取以最少的投入生产最多的公共产品。

（二）不能将公共产品与公用事业、转移性质的公共福利相混淆。进一步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对于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有重要意义。公用事业一般指邮电、通讯、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业。他们很多都是由国家组织或经营，有的还实行国家补贴，与公字联系，故称公用事业，但不同于公共产品。因为享用公用事业，无论是电、煤气、水或邮政、电讯、服务等都是直接付费，与一般商品和劳动力购买大致相似，用不用自便。另外，公共产品不论是城乡交通、公费医疗、文化馆场等很多都具有福利性质，是为生产、为居民提供的各种公共福利。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但必须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劳动成果。而现代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其中相当部分为各种福利付款和种种费用减免，这种属于社会义务的各种转移支付，如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各种补助，不论是现金支付或购物相赠，其经费都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缴纳，并构成居民的公共福利，但未经公共产品部门的加工，不算生产成果，所以不论其物质形态还是价值形态，都不能列入公共产品总值之中。

（三）财政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不能绝对化。坚持财政分配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财政是国家运用权力，无偿地、强制地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税收被用于维护国家的统治制度。可见，这种观点源自于对国家范畴的认识。现在，生产范围扩大了，国家、军队、警察都列为生产范围，归于经济基础，政府通过财政分配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与企业和个人的资源配置活动没有什么不同。提出这一点可能会引起更多、更大的非议。但是，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哪个时期，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不需要国家的管理和军队、警察提供大量的安全保障服务呢？当然，财政作为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体现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意图，自然属于上层建筑，并对财政收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四、社会劳动价值论应该成为公共财政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确认公共产品，是以确认第三产业为前提条件的。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部门生产的成果，它与一般产品的差别，只是在于它是公共产出和公共消费，私人不能占有，也不能排斥他人消费。这表明公共产品同样是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仍坚持物质生产观点，导致财政理论研究出现逻辑矛盾，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误解。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人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是理论的核心。物质生产是劳动，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要内容，也是劳动，同样创造价值。那么，我国经济学界为何仍然坚持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价值呢？原因有二：一是源于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生产部门”。在这里要弄清楚，马克思是在１９世纪第三产业规模很小，还不能以一个独立产业出现的情况下提出“物质生产”概念的。在当今，第三产业普遍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发达国家，其产值和劳动力的比重已达到６０％７０％以上。二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第三产业的产值过小而被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重大国策之一，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３５％左右，现在再也不能对第三产业的生产视而不见了。

现在，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扩大了生产范围，就是承认了第三产业创造价值。一、二、三产业劳动合称为社会劳动，也就是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生产范围扩大，基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所形成的理论创新，它推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此，社会劳动价值论自然应成为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只有站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才能确认财政分配的剩余价值ｍ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ｍｃ，进一步明确财政与生产的关系，理解公共财政的真正含义。

注释：

① 钱伯海、孙秋碧：《改革开放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财政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