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经费：利益与潜规则

第一篇：科技经费：利益与潜规则

“科学家精力的大部分，用在了申请项目、请客吃饭、拉关系上，用于科研的时间、精力和经费都少之又少。”

“科技部实际上已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这是饶毅、邹承鲁、鲁白三位科学家对科技部功能最为严厉的指责。

百亿大财东的行政力量

据科技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左右的科技经费投入，其中约150亿由科技部来支配。

科技部支配的科技资金项目大致可分为：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始于1986年3月——当时为了跟上和发展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根据1997年6月4日原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具体设立)；星火计划(面向农业)；火炬计划(面向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科技兴贸行动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农业成果转化基金等。

科技经费中的大项目，一般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即由科技部归口管理的面向研究开发的国家三大主体科技计划的项目和课题：86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和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

在科技经费的分配即科技计划的申请、批准诸环节中，官员的“行政干预”最为科学家所诟病。官员的个人偏好，有时决定了科技经费的流向。

科技部一位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大项目决策，往往“并不是专家说了算，官员起了很大的作用。领导说要做什么事，马上就可以花很多钱去做事情。”

高层官员的偏好也许决定了资金的最初走向。这是利益链条中最上面的一环。

而一层层的官员都有自己的偏好，这一切所形成的合力决定了资金走向的最终结果。善于跟官员打交道的人就可以得到资金，不善于公关的可能就得不到。“这就增加了获得课题的成本”，这位人士说。

中科院院士郝伯林是1977年全国自然科学长远规划中物理学规划总纲的起草人。他经过数次参与规划之后认为，“搞规划的专家，任务就是写出文字材料交差，但规划与实际政策的制定和经费划拨没有多少关系。”此后，郝伯林愤而退出这类邀请，再也不去“装模作样”了。

邹承鲁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在报上撰文批评科学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开始的时候，“部里有会还找(我)，后来就慢慢不找了。”

邹承鲁的解释是，“他们现在请的，都是自己的人。官员会说些诱导性的话，专家为了跟官员搞好关系，也说附庸的话，结果总是能符合领导意图。你如果说了相反的意见，你就被边缘化了。”

官员与专家的合力

周成虎，863“十五”第二届“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主题专家组副组长，上届海洋组主题专家，“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周成虎对《中国新闻周刊》称，“非常大的项目在上面就申报完了，到不了我们这里。”

周所称的“到不了我们这里”，是指863重大专项的决策，到不了主题专家参与决策的层面。863计划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大专项项目，一种是主题项目。863的专家组，也分为领域专家和主题专家两种。

863计划重大专项以重大产品、系统或工程为核心，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市场和应用为导向，突出国家目标，其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组建专项总体专家组、专项可行性报告论证、编制专项课题标书和指南、专项课题评审立项和专项执行等五个方面。

重大专项决策，一般由“专项总体专家组”和科技部高层共同商定，经过专项可行性论证和审评立项，就能确定下来。其过程比主题项目要简单。这也就是在一些科学家口中流传的“大钱不评、中钱小评、小钱大评”中所谓“不评”的项目。其中的关键，是“专项总体专家组”人员名单的确定。

这类重大专项评审简化的另一个弊端，是官员的偏好之外，也为个别专家的偏好打开了方便之门。中科院一位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称，重大项目由于极高的封闭性，个别专家虽然自己回避项目申请，但其学生、亲友、弟子，以及某些行政官员的亲友，带着各类相关不相关的课题，只要跟重大项目沾点边，就都可以划到这个圈子里来。

此类专家和官员，成为利益链条中的第二个环节。

这种撒胡椒面式的资金分配，丧失了重大项目的根本意义。“真正干活的，拿到的反而不多，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位科学家反问。

“项目出来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重大项目如此，那么主题项目呢？仍以863为例，其中玄妙，几可与大项目比肩。

863的主题项目，以鼓励原始性创新、攻克关键技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为导向，其管理工作主要包括课题指南的编制与发布、课题评审、课题立项、课题经费预算和课题执行等五个方面。

一位曾经任过中科院某所科技处处长的科学家温澜(化名)，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评审立项的“潜规则”。

首先是按照指南写项目申请书。申请书的质量当然首先要差不多。其次，找到科技部863办公室的某个处。当然，某处与长期从事科研经费申请的温澜关系不错。然后由该处请5位“牢靠”的主题专家，甚至可以由申请人本人亲自在20人左右的主题专家组中挑选。

“在那么多的专家中，挑选几个跟自己关系好、又有往来的专家，事情就十拿九稳了。”温澜说。

主题专家组的评审，分为“优良中差”等几个等级。要想通过审评，一般来说就得保证每个专家的打分，不能低于“良”，最好是全“优”。因此，所请的5个专家，每一个都很重要。

主题专家组评审结果出来以后，评分并不当场公布。科技部主管部门的官员将评审结果取走，再交给领域专家审议。如果前者评审已经过关，领域专家一般不再会有异议。

可见，主题项目评审的关键人物，就是主题专家和某些部门官员。要搞好关系的核心也是他们。

经过立项和经费逐年划拨之后，一般3年的项目，到两年半的时间，会通知成果检验。

验收的专家和当初批准立项的专家，基本上是同一拨人。验收程序如下：

先由项目负责人作汇报，然后专家组开始讨论。专家一般在10个左右，讨论总体评价，由评审组起草，或由项目承担人起草，达到什么水平，比如“项目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措辞要逐句地琢磨，专家会说一两句哪些方面略显不足的话，但基调已定。

请专家验收之前，项目负责人一般已经与专家打过招呼——提问题不要太具体，尖锐的问题不会提。专家如果提了尖锐问题，下次也许不会再请这个人。鉴定结果由评审组组长交给项目承担方。

“科学界(的名声)不是你自己吹出来的，是互相吹出来的，在哪儿都不可避免。项目出不来，就意味着在这个主题上面大家都出不来，而出来了对大家都有好处。”温澜自己作为评审专家，也参加过类似的验收会，所以深有感触。

在利益链条中的最末端，就是个别小专家和温澜这样的受益者。

当然，按照温澜的说法，那些跟科技部有关部门和个别专家“关系不好”、只知道攻技术的倒霉蛋儿，就比较麻烦了。即便你申请的技术比别人强一点，也只能等着。温澜去年帮同行申请的一个项目，自觉技术水平还可以，但只能干等着。

项目申请下来之后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经费的使用。除了所里常规的以管理费的名义截留5%～8%之外，项目经费“真正用于搞研究的钱，占的比例反而不大，能有一半就不错了。”这主要是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科研经费改革，使得科研人员没有了基本的事业费，工资支出等生活费用也要从项目经费中得到的缘故。

也因为此，争取项目便成为一条激烈的竞争通道。即便863和973最后流到个体科研工作者那里的钱再少，科学家也要争取。

“科学家精力的大部分，用在了申请项目、请客吃饭、拉关系上，用于科研的时间、精力和经费都少之又少。”温澜直陈，这种情况已不再是个别现象。

当科学家沦为“乞丐”

科研行为不端、人才外流等是科技经费行政审批制下的必然结果。

中国科学院工程物理研究所教授吴邦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科研中的不端行为，已经远远不止抄袭、伪造、剽窃等，而更广泛地存在于科研课题的申请、执行、评审的全过程。其中，大课题内定是利益平衡瓜分的结果，虚假成果更是比比皆是。

科研不端行为孳生的同时，大量科研人才外流。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微生物所的博士，由于处境寒酸(周培瑾的一个助手，副高级职称的科学家，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几百块钱)，加之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失望，大多人不安心，想方设法出国。微生物所培养的博士，现在在国外的人，比在国内的人多。20年来外流了近300名博士。

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柳卸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相当一部分科研机构中，只有1／3左右的科研人员长期承担政府科研项目，而一半以上的人员从未承担过政府任务。部门属公益类院所人均经费只相当于开发类院所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绝大部分科技人员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工作条件较差，生活待遇较低，“骨干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种种规划，如1994年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研究计划和1998年教育部以李嘉诚名义开设的“长江教授”计划等。

但即便如此，近年出国和回国的科研人员，仍不成正比。何士刚在《良禽择木而栖》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研究经费分配体制，是吸引研究人员的最重要因素。”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科研人员在行政人员面前的人格扭曲。

一位叫做WXY466的网友，在对学者刘军宁《发展科学，需要什么体制？》一文的回复中写道：“学官成了主人，学者成了仆人。有一次我的一个科研项目开鉴定会，请来一个电子部的处长。这个处长是我们组里同事的哥们儿。吃饭的时候，这个处长得意地说，四川有个大学教授，著作等身，但叫他往东不敢往西。”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求真求自由的科学家要在个别“学官”那里卑躬屈膝，为五斗米折断了腰，怎么能防止大量科研人才外流呢？

故此，郝伯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要让管理部门的处长以及处以下的干部在研究基层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指挥权。他们只有了解情况以及送支持上门的任务。”

这也正是饶毅、邹承鲁等科学家建议取消“行政干预”的要义。

投入与产出的尴尬不等式

科技经费这几年在不断增加。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一次报告中说，五年来(截至2003年)，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计2670亿元，比前五年增加了一倍。全国研究与实验开发经费从509亿元增加到10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64%提高到1??1%，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央财政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知识创新工程等专项投入。

这表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于科技经费的投入，是在一直增加的。那么，与此相应的科技竞争力又上升了多少呢？

根据《2004年洛桑报告》及其他数据分析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可以发现：2004年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总体排名是24位。比2003年的第29位上升了5位。

而近年来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也不让人乐观。

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前身，是1955年国务院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奖金”。以前每两年评选一次，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颁布之后，改为每年评审一次。

这一奖项以其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在我国科学界享有崇高地位，基本反映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以往的一等奖获奖者包括李四光、陈景润、唐敖庆、王淦昌、梁思成等大师级人物。

国家自然科学奖历年来的一等奖获奖情况如下：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在1986年科技经费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中国科学界的获奖能力不是上升，而是大大降低了。

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曾于1997年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进行过调查，当时没有一位科学家认为评审过严。一等奖减少，“只能说明我国基础研究水平下降了”，新华社在关于科技获奖情况的一篇文章中这么说。

科技部的“钱”世“金”生

中国科技部是国务院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工作的部门,其前身是1956年5月成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70年6月，中央撤销该机构。1977年9月科学技术委员会得以恢复。1978年，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1998年3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现在其功能有二：一是统筹科技政策、科技规划；二是组织科技项目、分配科技资金。

历史上的国家科委和科技部，其管理职能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科委并不管理中国科技经费，主要是行政管理和综合协调。经费使用都是由项目承担单位直接向国务院申请。

科技部的经费管理功能，是随着时代发展衍生出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家科委主要履行行政职能。比如，那时的国家科委还管辖现在的地震局、海洋局、知识产权局、科技干部管理等，基本上还是一个宏观协调组织的部门，对于其它部委如教育部的科研院所等，也有业务指导的功能，但对于科技经费的干预并不大。

“国务院各部门科研事业费，以一九八五年度调整预算数(扣除一次性拨款，不扣除因进行改革试点而减发的拨款)，加上一九八五年因工资改革按规定应由财政负担的经费为基数，连同增长的额度，自一九八六年度起，由财政部全部拨交国家科委统一管理。”

这条内容，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务院各部门科研事业费”的流程。此前，各部门直接对财政部；1986年度以后，“由财政部全部拨交国家科委统一管理”。

那么，彼时国家科委，怎么对科研事业费“统一管理”呢？

第五条清楚地指出：

“各类科研单位的科研事业费，按下列规定管理：

(一)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工作和近期可望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研究工作的单位，国家拨给的科研事业费在“七五”期间逐年减少，直至完全或基本停拨。

(二)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近期尚不能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研究工作的单位，其研究经费应该逐步作到主要依靠申请基金，国家只拨给一定额度的事业费，以保证必要的经常费用和公共设施费用

……

(五)科研单位减下来的科研事业费，三分之二留给国务院主管部门用于行业技术工作和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三分之一由国家科委用作面向全国的科技委托信贷资金和科技贷款的贴息资金……”

由这个文件可以明显看出，这项旨在“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研人员”的拨款制度改革，落实到利益分配层面，就是将科研单位原有的科研事业费，或者停拨或者减少，改为重大科研项目经费和信贷资金——原来的科研事业费是可以定期划拨的，如今，一纸文件，使得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不得不通过申请科技资金项目的方式，来维持科研的持续和发展。

这种并无增量、只对存量进行调整的改革，涉及的核心是利益再分配。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是客观存在，拨款制度改革将其原有的利益改变为由科技部控制的利益，对于原有利益集团积极性自然调动不够；再者，大部分减拨经费并没有进入新机制，仍然条块分割，对创新的产权、市场、企业、政府激励改善也不大，资源利用效率改观也不大。

但是，此种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使国家科委成为最容易为人诟病的经费管理者的同时，为此后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埋下了重重伏笔。

中国科学界的一批顶尖人士在《自然》“中国增刊2”中撰文指出，科技部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中国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左右的科技经费投入，其中约150亿由科技部来支配。由于行政官员对科技经费分配很难按项目本身优秀程度来确定，使得科技经费浪费与贪污情况无法避免。与此同时，大量科技人才为了争取科技经费，不得不绕着行政人员转。因此他们建议，将科技部管理科技资金的功能转移到相对较为独立、所受行政干扰较少、评审较为公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

此次来自《自然》“中国增刊2”的集中“发难”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号，关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探讨目前已经集中到科技经费主导权这一核心问题上——谁来决定花钱，花什么钱，谁来花，怎么花。

由这个文件可以明显看出，这项旨在“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研人员”的拨款制度改革，落实到利益分配层面，就是将科研单位原有的科研事业费，或者停拨或者减少，改为重大科研项目经费和信贷资金——原来的科研事业费是可以定期划拨的，如今，一纸文件，使得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不得不通过申请科技资金项目的方式，来维持科研的持续和发展。

这种并无增量、只对存量进行调整的改革，涉及的核心是利益再分配。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是客观存在，拨款制度改革将其原有的利益改变为由科技部控制的利益，对于原有利益集团积极性自然调动不够；再者，大部分减拨经费并没有进入新机制，仍然条块分割，对创新的产权、市场、企业、政府激励改善也不大，资源利用效率改观也不大。

但是，此种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使国家科委成为最容易为人诟病的经费管理者的同时，为此后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埋下了重重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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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读《三国》《水浒》,看职场潜规

读《三国》《水浒》，看职场潜规

文学是人学，是典型化了的社会生活写照，社会百态、忠奸恶善，一应俱全，下面采撷几朵花絮以飨读者。

一，好员工要学会适时跳槽。员工一定要对公司忠诚吗？这是最大的谬误，例如林冲，作为全国最大的公司——朝廷，已经丝毫没有留林冲的意思了，跳槽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选老板比选公司重要。请诸葛亮出山前有三大公司可选：曹操、孙权、刘备。刘备连个地盘也没有，实力最差，公司风雨飘摇，诸葛亮看重了老板的忠诚，三顾之恩感动了他，跟刘备干，才华得到最大发挥，公司也由小变大，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将择主而事”。

三，利用一切关系人脉资源是成功的捷径。庞统因貌丑，被孙权摒弃，投奔了刘皇叔，刘备也以貌取人只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县令，一呆几年的光阴，幸好张飞发现了这个人才，后来见到刘备才拿出诸葛亮的推荐信，早干嘛去了！这么好的资源不用，光靠自己行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浮云”。

四，老板不一定总为公司的利益着想。宋江作为梁山在位最长的老板，他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坐更高的位子，以便为自己捞取更多的社会关系，因此，梁山集团及各位职员的利益，只是宋江实现自己利益的跳板与棋子，梁山接受招安成为必然。

五，后院起火永远是公司倒闭的一大根源。武大郎作为烧饼铺的老板，虽然生意微小，但能养家活命，无奈金莲红杏出墙，导致武大郎卿卿小命也没了。六，世袭制家族企业不会长久。刘备的儿子阿斗，扶不起来，孙家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曹家也被司马家族所取代，“家富不过三代”，选贤明的人接班才能保证公司兴旺发达。

七，健商比情商、智商更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如同一块木炭未燃烧就熄灭了，周郎雄姿英发，足智多谋，不假天年，吕蒙后起之秀，令人刮目相待，去是个病秧子。看人家司马懿，靠死了曹操、曹丕、曹睿三代人，谁活得长久，天下就是谁的了。

读《三国》《水浒》，看职场潜规则，不禁感慨万千。

第三篇：道德与利益

道德与利益

贫穷和贪婪是不可能有道德。当一个人连饭也吃不饱时，又何以谈得上道德精神上追求。可是在我们社会里就有一小部份人，虽然自己已十分贫穷可在精神道德却十分富有。象白芳礼老人，为了让贫穷的孩子能读上书，以60多岁高龄每天踏着三轮车不止，不管是白天黑夜，日晒雨淋，为别人的穷孩子能读上书而操劳着。白芳礼老人他选择了道道一种高尚的情操。可是象这样贫穷的老百姓又有多少个人是选择了道德呢？穷人是不可指责的，因为他们并不想穷是社会的分配不公才造就了他们穷了。可以指责的是社会为什么让他们贫穷！

贪婪的追求是从不要面子和道德的。在他们的心理；道德是算老几。而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的眼里是没有道德的。这种人是当今社会中最为可狠，而又具有伤害性的团体。贪婪是可以杀人的。为了达到夺取到他们所需要的利益他们可以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在所不辞。

当中央下令；要求参与煤矿投资党员干部在一个月内撤资。有些人却向中央叫板；宁可不要党证和官帽子，也不撤资。气恼十分嚣张张。这主要原因是他们每天就有几千元的利益收获。为了点利益，他们可以不要面子了，不顾身份体面了。人间悲剧除了生离死别，还有象这些人为了一点毫无生命的金钱而走险了。这里正中了古人曰；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你说可悲不！

一旦社会已形成了贪婪风气后，社会将无道德可言了。人人都象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样，盲目地追求着他们所锁定的目标——金钱。他们哲学论理就是“弱肉强食”。他们就象野兽一样，只有狂叫而没有表情和人性。弱势团体和妇女们成了他们的发泄对象。他们一面是残暴而又无情的怪兽，而另一面又以他们雄厚的资金给予社会一种表面上繁荣兴旺。而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象狐狸一样忙为他们叫好贴金。只乞求他们能在茶余饭后所剩下的一点碎未烂肉留给这些可怜的经济学家们。

我们知道道德是精神范畴之内的问题。是体现人的品行和性格方面的问题，社会道德但子反映出社会民众整体素质水平问题。也同时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人民信仰和理念。如果我们过份强调体现出个人价值观的话其结果必然会把个人利益的得失放在重要位置上来。我们主张个价值应当在集体主义中才能得到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主张个人私自存在的价值理念。这种私自价值存在的理念其实也就是自私自利的追求。这种一事当前先为自己的利益所出发，想到的只是个人利益的得失。目前社会已形成的利益集团的理念只是为了他们所在集团的利益得失。其中最重的环节是集团里的小数人的利益之所在。在他们眼里整个社会大局利益并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好象生活在真空一样。在寻找着他们的利益所在。这种现象在毛泽东年代是决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之所以这样；在过去物资十分贫困的年代里。社会整体道德素质是比现在物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要高得多。关键就是国民整体素质教育我国政府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最为失策的一面。

这种政策上的失误造就了我们要负出的血的代价和国民整体素质滑坡。目前；摆在我们面前仍然是道德与利益的重新选择。两者是不可调和存在东西。个人利益必须要服从集体的利益。团集利益必须要服从大局利益。过去毛泽东年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是成功的。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力争双赢只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而两者利益在交换中也就有可能产生第三者利益的损失。这是利益交换过程中必然基本规律。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企业改革都是因在利益交换中损害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造就了社会十和谐局面。

目前想搞和谐社会提高全民素质，首先要纠正过去的利己主义思潮。重从树立起奉献精神、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把个人价值溶合到国家利益和集体上来。只有如此社会风气才有可能得到好转。社会风气想要得到基本上好转主得由我们共产党党员带头。由我们的领导干部带头。上梁纠正了下梁才能得到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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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在道德与利益面前；有些人选择了利益。道德在利益面前显示得那么苍白无力。往往人们在利益面前不择任何手段，也可以不顾身份。不要面子了。谁说中国人最要面子，在争夺利益的时候就有人连面子都可以不要了。这就是我们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负出的最沉重的代价。

贫穷和贪婪是不可能有道德。当一个人连饭也吃不饱时，又何以谈得上道德精神上追求。可是在我们社会里就有一小部份人，虽然自己已十分贫穷可在精神道德却十分富有。象白芳礼老人，为了让贫穷的孩子能读上书，以60多岁高龄每天踏着三轮车不止，不管是白天黑夜，日晒雨淋，为别人的穷孩子能读上书而操劳着。白芳礼老人他选择了道道一种高尚的情操。可是象这样贫穷的老百姓又有多少个人是选择了道德呢？穷人是不可指责的，因为他们并不想穷是社会的分配不公才造就了他们穷了。可以指责的是社会为什么让他们贫穷！

贪婪的追求是从不要面子和道德的。在他们的心理；道德是算老几。而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的眼里是没有道德的。这种人是当今社会中最为可狠，而又具有伤害性的团体。贪婪是可以杀人的。为了达到夺取到他们所需要的利益他们可以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在所不辞。

当中央下令；要求参与煤矿投资党员干部在一个月内撤资。有些人却向中央叫板；宁可不要党证和官帽子，也不撤资。气恼十分嚣张张。这主要原因是他们每天就有几千元的利益收获。为了点利益，他们可以不要面子了，不顾身份体面了。人间悲剧除了生离死别，还有象这些人为了一点毫无生命的金钱而走险了。这里正中了古人曰；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你说可悲不！

一旦社会已形成了贪婪风气后，社会将无道德可言了。人人都象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样，盲目地追求着他们所锁定的目标——金钱。他们哲学论理就是“弱肉强食”。他们就象野兽一样，只有狂叫而没有表情和人性。弱势团体和妇女们成了他们的发泄对象。他们一面是残暴而又无情的怪兽，而另一面又以他们雄厚的资金给予社会一种表面上繁荣兴旺。而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象狐狸一样忙为他们叫好贴金。只乞求他们能在茶余饭后所剩下的一点碎未烂肉留给这些可怜的经济学家们。

我们知道道德是精神范畴之内的问题。是体现人的品行和性格方面的问题，社会道德但子反映出社会民众整体素质水平问题。也同时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人民信仰和理念。如果我们过份强调体现出个人价值观的话其结果必然会把个人利益的得失放在重要位置上来。我们主张个价值应当在集体主义中才能得到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主张个人私自存在的价值理念。这种私自价值存在的理念其实也就是自私自利的追求。这种一事当前先为自己的利益所出发，想到的只是个人利益的得失。目前社会已形成的利益集团的理念只是为了他们所在集团的利益得失。其中最重的环节是集团里的小数人的利益之所在。在他们眼里整个社会大局利益并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好象生活在真空一样。在寻找着他们的利益所在。这种现象在毛泽东年代是决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之所以这样；在过去物资十分贫困的年代里。社会整体道德素质是比现在物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要高得多。关键就是国民整体素质教育我国政府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最为失策的一面。

这种政策上的失误造就了我们要负出的血的代价和国民整体素质滑坡。目前；摆在我们面前仍然是道德与利益的重新选择。两者是不可调和存在东西。个人利益必须要服从集体的利益。团集利益必须要服从大局利益。过去毛泽东年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是成功的。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力争双赢只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而两者利益在交换中也就有可能产生第三者利益的损失。这是利益交换过程中必然基本规律。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企业改革都是因在利益交换中损害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造就了社会十和谐局面。

目前想搞和谐社会提高全民素质，首先要纠正过去的利己主义思潮。重从树立起奉献精神、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把个人价值溶合到国家利益和集体上来。只有如此社会风气才有可能得到好转。社会风气想要得得到基本上好转主得由我们共产党党员带头。由我们的领导干部带头。上梁纠正了下梁才能得到扶正。

第四篇：法与利益（范文模版）

内容摘要：法律调整利益的基本机制是权利和义务。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乃是以契约为模式和范例的。阶级社会的法只不过是用来分配利益的标尺，标尺上的刻度则只由当权阶级

来刻画，并且标上权利和义务的花纹。法律只是利益的趋属产物，没有利益的要求和划分就不需要有法律的存在。

关键字： 法 利益 权利和义务 分配

法律调整利益的基本机制是权利和义务。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乃是以契约为模式和范例的。①

法律往往表现为维护和实现利益的工具，在有阶级的社会维护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在非阶级社会维护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法的本质是与利益从来没有分开过。

阶级社会，法律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以这一阶级的需要变通为法的思想而表现成国家意志。而法律上具体的是把不同的利益所得者（也是维护者）通过权利的赋予和义务的履行来实现。统治阶级的需要通过其意志表现为国家法律来冠冕堂皇的实现和维护其利益。并且往往在法律中表现出统治阶级具有更多的的权利面少义务；而其他广大被统治阶级则是更多的义务少权利。通过确立权利和义务的实际获得和履行来划分和实现利益。

柏拉图认为法律是根据大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② 但他认为的大部分人却只是中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员，把广大的社会底层奴隶阶级完全排除在外。即便柏拉图指出：“不是根据全国的利益而只根据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但这也掩盖不了他中产阶级的本质，摆脱不了他阶级的局限性，其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及法律上的地位。在柏拉图看来，需要和分工的必要性导致了国家存在有不同等级。第一类是立法者和监护者，即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类是军人，即国家的保卫者 和辅助者。第三类是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③ 即使是在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在柏拉图看来也着重在于守法者的遵守法律，履行义务。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 ④

其所言的利益根本是中产阶级的，是从法律角度划分不同阶级的利益，而对于广大的奴隶阶级则被完全排除在法律的调整范围。奴隶即不是权利的行使者，亦不是义务的直接履行者。奴隶只不过是奴隶主用来履行义务的工具而已，奴隶即不被附于人的概念，因为他们只是财产 —— 奴隶主财富的象征。

亚里士多德师承并发展了拉图的这一思想。他指出：“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⑤ 其实质是通过义务和权利来为统治阶级作法律辩解，其目的是维护广大中产阶级在整个统治阶级中的利益。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也多次表述了关于“夫与妻之间、父与子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属于自然存在的秩序，应该由自然法来调整。”这一思想是为中产阶级在奴隶面前的辩解，意在说明中产阶级的相关利益是自然形成的、是神意，应遵循自然之法，神之意识。亦在告诫奴隶阶级不要做违背神的意识的事，（实质是说不要反抗），所定一切都是神意所为。通过这一思想把中产阶级的利益的获得和保护上升到了国家意志（表现为人法）和神的意志（表现为神法）。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第三个阶级即中产阶级主政，才是最好的社会，因为它可以使城邦安定。⑥ “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具有稳定性。”⑦ 亚里士多德无论怎么辩解都离不开他阶级的本质，他只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他在论述法治时认为，法治就是为了公众的或城邦的普遍利益而实行的统治，以区别于为某一人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实行的宗派统治或专横统治。⑧ 实行法的统治是为了让统治阶级更好地行使权利和让被统治阶级更自觉地履行义务，且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强制实行。这实质上不但没有离开以权利和义务来划分和实现利益的轨道，反而强化了权利义务在利益分配中的主角地位。以此来为中产阶级争取更多的权利，争取更多的利益。

与其说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是反映“广大人们”的利益，还不如说是反映广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更为直观且准确。他的法治思想也只不过是在为中产阶级打造一把谋取利益的利器，目的只是为获取更多的利益。

中世纪的欧洲大陆逐渐处于教会的统治之下，利益的分配表现在法律上自然也偏向于教会。

奥古斯汀把教会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思想结合起来，把虚无的神意附于他创造的神法之中，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都蒙上了一层神的色彩，有时还直接表现为上帝的意志。

奥古斯汀的原罪说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天堂的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犯了大罪，而使整个人类与生俱来就具有原始罪恶。⑨ 他还认为教会本身是神圣的正确的，教会成员不管好坏，能否得救不在于他的品行如何，而在于他必须归依这个唯一神圣的教会。凡不归依教会的，即使其言行无可指责，灵魂也不能得救。这是他的教会说。⑩

从奥古斯汀的原罪说和教会说可以看出，他首先把人的存在与上帝的存在都很好地结合在他的神法体系中。以人出生来就带原罪和认为只有信教才能得救，其实质是在把利益的分配上升到上帝的意志，即法律上来。固然在他的法体系中，教会的利益则被认为是上帝的利益，是神圣的。教会的权威是上帝意志，是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人的罪恶灵魂的使者。所以也就让人们默认教士阶级的利益亦是上帝的利益，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奥古斯汀还很好地把教会利益用权利和义务的形式来划分。教堂是唯一可以静化灵魂的地方，教士是唯一可以拯救灵魂的使者，他们的权利是上帝给予的，且是带有原始罪恶的人共同默认的。他们权利得到维护不只是上帝的意思表示，而且是带原始罪恶的人应该且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不违背上帝的意志，且满足教会的利益需求，教会的权利得到维护，带原始罪恶的人的灵魂才能最终得到上帝的拯救。这样使整个教会的利益都上升到上帝的利益角度。“根据阿奎那的神学观念，法不是人的主观产物，而是神的意志体现。法是理性的一种命令，它是关心社会团体的人为了共同利益而颁布的。”⑾

很显然这里的社会团体是指教会。即法就是关心教会的利益而颁布，并且这种法是上帝的理性。教会的利益是神的意识的要求，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教会取得利益是人人应该维护，决不能背弃上帝的意愿。在人间，教会的利益是最大的利益，不仅上帝予以维护，而且带有罪恶的人也必须帮助实现。神法不仅是上帝的意识表现于人间的律条，而且是仅次于永恒法的最高法律。

阿奎那转述 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人从自己的本性说明不是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动物，需要过社会生活，许多人在一起过社会生活就应该有人负责管理，谋求公共利益，为人间的安定和平就应制定法律。在他看来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加强管理，谋求公共利益。很显然，阿奎那所称的管理就是教会对整个社会的管理，管理者则是教士。此处的公共利益则是仅指狭义上的一个阶级的利益，即是教士阶级的公共利益。在阿奎那的法学思想体系中，法律是维护教士利益的，其他社会各阶级及各社团都是服从教会的，是教会的一般附属物。他们的权利就是人人信教，人人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而他们的义务就是维护整个教会的统治，维护教会的各种利益，并把这些利益贴上了冠冕堂皇的带有上帝烙印的标签。所以阿奎那在叙述其神法思想的时候说，人生的最终目的在于来世的永生，为此仅凭人的本性能力是不够的，必须有上帝超自然的帮助，即依靠先知所启示的法律。⑿

整个中世纪，尤其是阿奎那之后的法律条文，无不是基督教义的化身，法律则教义，教义即法的状况，体现和维护的自然也就是其本阶级的利益。法律成了直接获得利益的工具。

阿奎那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理论和知识来论证人间的不平等和服从的必要性，是神意的安排。⒀ “在人类事物中，地位较高的人必须依靠上帝所规定的权能来向地位低的人贯彻自己的主张……在人类事物中，低级的人也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 ⒁ 可见，阿奎那不仅把利益的分配不均看作是上帝的意思指示，并且把低级的人应服从高级的人也看作是神的指导，是低级的人应尽的基本义务，而高级的人则是上帝指派的来统治管理低级的人的。统治的权利是上帝的权利，统治的意识（法律）是上帝的意识。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阿奎那的法律思想，都抛弃不了利益划分的影子，利益的分配是他法律思想的主要渊源。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兴的法学理论，他们反对中世纪的神法，但从不否认法与利益的深层关系。

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把个人利益看作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依据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哲学伦理学说。他认为，所谓“功利”就是指外在事物能给当事者（个人或社会）产生和带来的利益或快乐，使当事者能避免或防止的祸害和痛苦。⒂ 边沁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上升的时期，代表着资产阶级对个人利益的极大渴求和对利益保护的极大渴望。他把利益的需求植根于法律之中，用功利来阐述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思想。为了维护每个人的功利就必然需要有一个由强者组成的最高权威制定出法律并迫使弱者服从。⒃ 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适应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功利学说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⒄ 功利主义说到底就是资产阶级的功利，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满足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整个功利主义法学思想都不过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正面之辞，并且通过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权利和义务关系来实现各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边沁关于法律的功利主义、主权命令说，都是 18 世纪末以后，资产阶级现实的统治在法学理论上的表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进一步改革普通法，强调制定法的功能，要求公民的普遍服从，追求资产阶级更多利益的客观反映。” ⒅ 边沁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法学理论上的代言人，他把获得利益转说成是求乐，而把失去利益说成是苦。说到底他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是上来看待利益，看待利益与苦乐之间的关系，因为资产阶级从一产生开始对利益渴望就像是吸血鬼对血的渴望一样浓烈。而他把这种需求看成是求乐的过程，并认为法律应该对这种求乐加以保护，明显是在为资产阶级疯狂追求利益寻求法理上的支持。他的法律思想亦如前人不能把法与利益分开，且同样带着阶级的局限性。

耶林在其《为权利而斗争》中说到：“这种斗争，从权利被侵害、被剥夺时开始，由于与主张自己权利的权利者的利益相对，社会上还存在着试图无视这种利益的人的利益，因此个人的权利也好，国民的权利也好，都免不了受侵害的危险。……”

耶林直接把权利与利益的概念等同起来，权利就是利益，权利受损害就是利益受损害，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利益而斗争。在耶林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资产阶级自主意识要求强烈的时代。提到利益资产阶级就必然是喜自心来，所以耶林的利益即权利的法律思想也固然受到资产阶级的强力支持。权利在耶林的法理念中不再是用手打不着两眼看不到的空洞的东西，而是直接与资产阶级的生命-----利益挂上了钩，让权利更具有骨与血肉的关系。这一点在耶林论述利益平衡的时候就有所表现。

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利益，其手段是通过报偿实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利益平衡是法律控制社会的手段，具体办法是大力提倡工商贸易。⒆

可见耶林的法律思想也是围绕利益在作文章，并且把利益的取得上升到法律上的权利，使利益成为法律直接保护的对象。符合了资产阶级对利益追求和对利益保护上的法理需要。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不但原存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更加恶化，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恶劣。原有的法理思想不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弊端。社会矛盾表现出更加复杂化，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依照原有法理思想不但不能平衡社会各阶级的利益，甚至还使有这种矛盾加剧的倾向，以至于直接危害到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时急需一种新的、能满足社会现状发展的法学理论出现，庞德的社会法学在这时候呼欲而出。

庞德的社会法学同样没有把法与利益分开。他指出为了能够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控制，就有必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利益并加以分类。法律并不创造任何利益，法律的根本任务或作用就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⒇ 庞德从法律含义出发，指出法律的任务在于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21 同时他还把人类的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法律的任务是协调这三种关系，寻找一种共同的利益予以保护。

庞德的理论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在法学理论上的愿望。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法理思想在当时已显疲态，对各项利益尤其是公共利益的弊端早已不能维系，更不能符合垄断资本主义对利益的划分要求。垄断资产阶级呼欲一种符合他们利益需求愿望的理论形态在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而庞德的社会法学理论正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进入 20 世纪后，法律不仅应注意保护个人利益，而且应强调社会利益，强调个人权利、自由的法律应代之以社会化的法律。” 22

可以看出，庞德的法学理论只不过是让法律在利益的划分方式及划分原则上有所改变，为垄断资产阶级划分到更多的蛋糕，以适应资本主义在法理上的需求。同时在他的法的理论中，也把利益的划分转化到权利和义务上来，让权利更好地为利益服务，让法律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

庞德的社会法学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利益分配方式，他不仅照顾到了社会利益，公共利益，还同时照顾到了个人利益。此处的个人利益，不仅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且也是广大工薪阶级的利益。他的理论不但可以满足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而且可以使广大社会的顶梁柱工薪阶层在利益上也得到一定的满足，最重要的表现是使广大工薪阶级获得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实惠。

可见庞德的法律思想也只不过是对利益分配方式的更新，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利益在法律中的杠竿作用。

综观上述，阶级社会的法只不过是用来分配利益的标尺，标尺上的刻度则只由当权阶级来刻画，并且标上权利和义务的花纹。法律只是利益的趋属产物，没有利益的要求和划分就不需要有法律的存在。历时历代的法学家都只是放眼于他生活的时代，为了适应各时代的社会发展，创造出与社会相匹配的理论。所以最终也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他们的阶级属性，更不可能把阶级利益与法律分割开来。法律只不过是用来侵害利益的工具，这种工具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更新，所以才有了不同时期的法学家对法律和利益关系的不同评析。

法与利益天生来就是被捆绑在一起，不能也不可能把他们分裂开。

“法律的发展受利益发展的影响。利益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法律的发展，包括法律的发展方面以及法律内容的发展变化。法律为了顺应一定形势，时代需要作出某些调整、变革。从实际上讲，这种调整和变革是立法者所代表的人们利益的必然要求。” 23

① 《法理学》 张文显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西方法律思想史》 何勤华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③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顾萧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④ 《法律》 柏拉图 著

⑤《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著 吴寿彭译 第 199 页 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⑥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顾萧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⑦《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著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⑧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顾萧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⑼《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⑽《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⑾《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⑿《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⒀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顾萧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⒁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顾萧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⒂ 《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⒃《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

⒅《西方法学史》 何勤华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⒆《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西方法学史》 何勤华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理学》 张文显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218 页

第五篇：如何进行科技项目经费审计

如何进行科技项目经费审计

2013-07-10 16:35 来源：刘克文 财会信报 我要纠错 |打印 | 大 | 中 | 小

目前来说，科技项目经费管理不规范，甚至有些管理人员挪用科技项目经费，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通过科技项目经费审计，揭示科技项目经费的运行情况，对经费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切实可行的审计意见和建议，促进被审计单位严格管理，专款专用，保证科技项目经费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对此，笔者将详细介绍科技项目经费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及对审计风险的评估。

审计程序

科技项目经费的审计程序如下：

（一）了解被审计单位及被审计科目的基本情况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被审计科技项目的基本情况，着重了解科技人员人数及知识结构、研究方向、课题、专利及科技查新报告，了解被审计单位取得各科技项目的有关立项批复、阶段性（如小试、中试、结题）报告。

（二）审计被审计单位是否专户管理、专户存储

审查被审计单位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对科技项目经费是否单独设置账页核算、实行专户管理。

索取科技部门下达的科技项目经费的计划，将科技部门下达的科技项目经费的计划与被审计单位明细账页核对，审查经费是否按照规定及时到位，有无少拨科技项目经费，是否全部作“专项应付款”入账、是否专户存储。

（三）审查有无转移科技项目经费

审查经费使用是否符合规定，有无转移科技项目经费。审查银行对账单与银行存款明细账期末余额是否一致，着重对“未达账款”进行调整，追根溯源，确保科技项目经费的安全完整。审查有无专户银行对账单上有而银行存款明细账无记录的往来业务。如果存在被审计单位专户银行对账单有资金进出，而账面未作处理，或只在账面的“银行存款”科目一进一出的情况，则存在转移科技项目经费的可能。应详细审查往来款项，追查资金去向转回配套资金。

（四）审查有无改变经费用途和改变开支标准

审查科技项目经费的使用范围，有无改变经费用途。对照科技项目合同书及《科技项目经费决算表》、《设备购置明细表》，详细审查“专项应付款”科目核算内容，是否为与科技项目相关的设备费、材料费、测试费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科技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有无借科技项目经费“搭便车”，列支应由管理部门负担的差旅费、各项补贴费等；有无列支与科技项目经费无关的费用，用于建办公室装修、购置办公设备及用品，列支招待费、礼品、旅游费、出租车费用；有无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有无发放与上述科技项目无关的勤杂人员工资、奖金和福利补贴。

审查科技项目经费的开支标准。专家咨询费中，高级职称人员是否在800元/人/天以下，间接费用一般不超过直接费用5％。

（五）审阅支出凭证是否真实合法有效

审查对外拨出的协作费是否有协作合同；会议费是否有明确的内容、规模、会期、参加人员及记录；差旅费是否目的、路线不明或时间、日期不详；购买材料有无明细清单及验收证明；有无个体经营户劳务收据；有无白条列支；有无不属于《科技项目合同书》期间的发票；有无提取尚未发生的费用；有无专家咨询费无专家签名表；科技项目经费的使用有无经工程技术中心负责人批准，财务部门审核，配套的间接费用是否经财务部门批准。核对科技项目经费支出核算的准确性，入账的及时性。

（六）审查科技项目经费结余的账务处理

审查《科技项目经费决算表》与项目的实际支出是否一致。审查科技项目结余经费，属于按规定准予核销的部分，报经批准后冲销“专项应付款”，其余部分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审计方法

科技项目经费的审计方法如下：

（一）科技项目经费审计必须与财务收支工作相结合

有的被审计单位没有建立专账，而是在其他应付款或管理费用中核算，只有将科技项目经费审计与财务收支审计有机结合，才能分清专项应付款支出与经营支出，确认管理费用与科技项目经费是否存在串通使用，经营支出是否挤占了科技项目经费。

（二）科技项目经费审计必须与效益审计相结合

在科技项目经费审计的同时，必须结合考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检查研发项目取得的知识产权、项目应用以及市场前景，着重检查项目实施期间已取得的销售收入和新增税利。通过审计，对科技项目经费使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给予客观的评价，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和建议。

审计风险评估

审计风险评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科技项目经费未设专户管理。科技项目经费没有设专户或专门账页单独核算，与本企业的其他生产经营成本费用混淆；二是虚假配套。在分期补助方式下，虚走一笔账，将银行借款或其他应付款调入专项应付款作为配套资金，套取科技项目经费后，又原封不动地转回原科目；三是通过往来科目转移科技项目经费，借给关联企业、项目负责人借支或用于非科技项目；四是任意扩大科技项目经费的支出范围，列支与科技项目经费无关的费用；五是超标准列支科技项目经费；六是从科技项目经费中提取管理费；七是虚开发票、虚报支出，套取科技项目经费。

为加强对科技三项经费的使用管理，减少资金风险，最大限度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资金的安全封闭运行，政府在对科技三项经费的使用管理过程中，要把好如下“三关”。

一是把好项目立项关。科技部门每年要提前安排下一的科技项目指南，并对项目进行调研和论证，报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然后由科技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编制项目计划和经费预算报政府批准后实施。

二是把好手续完善关。项目批准后，项目承担单位要根据计划，并附项目预算，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财政部门根据申请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用款协议，必要时要经过有关部门进行论证，然后进行资金拨付，从而为资金的安全运行提供法律保证上。

三是把好事后监督关。1.科技三项费用实行决算管理制度，在项目完工时要对项目的安排和使用进行决算，并填制决算表和分析报告报行政主管部门进行鉴定和验收。2.科技、财政部门要对科技资金进行跟踪监督，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并按资金使用合同及时清收到期的资金，对有偿拨款不能按期偿还的项目承担单位，要查明原因，并要求用款单位及时提交用款延期申请，续签用款协议，以减少资金的运行风险，3.审计部门要对科技三项费用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以保证资金的专款专用，防止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1。滞留经费、延缓拨付。有的主管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对于财政拨付的科研资金，未能及时安排拨付，将资金滞留在主管部门，从而影响了科研项目的正常运作。如20xx年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安排某市项目款299万元，当年项目款已全部拨付给市科技局，而市科技局实际只拨付229万元，尚有70万元未拨付，滞留金额占项目款的 23.41％；某区科委20xx年在到位的项目经费69万元中，实际只拨出 46万元，尚有23万元未拨付给项目单位，滞留金额占项目款的 33.33％。

2．挤占经费、挪作它用。科技主管部门掌握大量的科研经费，履行着分配、安排科研经费的职责。但是，有些科技主管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力，左右科研经费的分配，并从中为自己谋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管部门通过挤占科研经费弥补自身的行政经费不足，如在主管部门设立的课题中列支了与课题无关，本应由行政经费开支的有关会议费、差旅费等内容；二是科技主管部门的有关职能处室挤占基层科研单位的课题经费，在科研单位的课题经费中列支了本应由科技主管部门负担的差旅费、各项补贴费等，而基层科研单位为了今后能争取到课题经费，不得不违规列支与他们无关的费用。同时在审计中也发现一些基层科研单位自身也存在挤占挪用现象。如由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与某电子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微型条码打印机系列产品”项目，该项目资金30万元，被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挪用于大楼基建20万元。

3．虚设课题、转移资金。有些部门为了获取科研经费用于自身的日常开支，采取与基层科研机构相互串通的办法，由科研单位申报课题取得科研经费，而后将科研经费从申报单位转至这些部门。如我们在审计某研究院的科技专项经费时，在支出中发现有一笔专项经费转至某协会，随后审计人员跟踪审计该协会，经核对查明，这笔专项经费系研究院虚设课题，取得经费20万元后，除了留下部分手续费外，余款18.5万元全部转至该协会，用于协会的各种补贴、餐费等与课题无关的开支。

4．未按合同使用经费。按照科技项目计划管理办法及科技三项费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科研单位在申请科研经费时，必须与科技主管部门签订科技合同，实行合同化管理，资金专款专用。合同中对经费的使用范围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科研单位的经费使用往往超越了合同规定的范围。在审计抽查中发现部分基层用款单位存在将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单位的人员经费开支，不符合项目合同所规定的开支范围。

5．计划安排不符规定。有的主管部门在安排项目计划时，未按三项费用管理规定的要求，擅自将非科研项目的经费夹带安排，使得项目计划缺乏严肃性、科研经费预算失去真实性。如由某中心承担的“马尾松营养高效基因型选育林的研究”项目，当年经费安排37万元，科技主管部门在该项目合同拨款用途的其他费用下夹带安排某县科技扶贫款30万元。某大学的“重大项目立项评估”项目拨款7万元，实际是科技主管部门的业务处用于开支重大项目立项评估会议费，并非科研项目。

6．监管不力、影响效益。科技主管部门不仅履行着科研经费的分配职责，而且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承担着监督管理的义务。从这几年的审计中，我们发现一些科技主管部门只重视资金的分配，却忽视了资金的监管，甚至出现“一拨二转三不管”的现象。有的项目没有及时组织验收；有的没有认真执行项目追踪反馈制度，经审计抽查发现有部分上年安排的计划项目，资金也已拨款到位，但至次年末仍未使用；对项目用款单位没有做好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导致部分基层用款单位存在挤占、挪用科技专项现象。由于监管不到位，制约了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益，甚至有的项目单位因倒闭而直接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