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秘书落马 “秘书腐败”再引舆论关注

第一篇：***历任秘书落马 “秘书腐败”再引舆论关注

***历任秘书落马 “秘书腐败”再引舆论关注

于泽远 北京报道

随着中共前政治局常委***的历任秘书大多落马，“秘书腐败”现象近日再度引发中国舆论关注，一些狐假虎威的领导秘书也成为舆论炮轰的对象。按官方规定，部级以上高官才能配备专职秘书。但现实中，厅局级、县处级甚至一些科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专职秘书。

由于许多官员与秘书的关系远远超过工作范畴，两者往往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旦领导“出事”，秘书通常跑不掉；如果秘书“出事”，领导也难脱干系。如中共原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判有期徒刑18年，其秘书秦裕被判无期徒刑；中共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开除党籍，其秘书李真则被判死刑。

正是因为领导与秘书通常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的历任秘书郭永祥、冀文林、李华林等人去年以来纷纷落马，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将成为首名政治局常委级“大老虎”的重要迹象。而从李真、秦裕到郭永祥、冀文林等高官秘书的“前腐后继”，不仅引发外界对现行秘书制度的质疑和批评，也迫使中共在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强调要“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97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曾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今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表习近平1990年3月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如何做一名合格秘书的讲话。

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习近平这番谈话给那些所谓“有靠山”“有背景”的人敲响了警钟，更给那些信奉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靠着大树好乘凉”官场哲学的人敲响了警钟。

《新京报》报道，一些地方领导的秘书不仅表现得有所依仗、有恃无恐，甚至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中共安徽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其秘书王传东多次安排他人与陈世礼见面，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为成克杰的情妇李平出谋划策：“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

报道引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一些领导秘书腐败，一方面在于领导，比如领导个人违纪违法，放任秘书的行为；一方面在于秘书个人，蒙蔽领导，拉大旗作虎皮（编注：比喻打着有权有地位的旗号来吓唬人、蒙骗人）。”

曲阜将取消秘书配备制度

今年3月20日，中共曲阜市委宣布将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

这并非是官方首次宣布要取消不符合规定的专职秘书。早在2003年，四川官方就规定，市县领导不配专职秘书，仅半年内，全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2005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其后，安徽、内蒙古等地也出台了相同规定。

但实际上，官方要真正取消各级领导、尤其是地方党政“一把手”的专职秘书十分困难。在尔虞我诈的官场，手握大权的官员要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心腹也并非易事，不仅需要知根知底，还需要时间“考验”。

这些官员不可能经常变换身边工作人员，尤其是贴身秘书，否则他们不仅会感到工作起来“不顺手”，更担心自己一些“不能说的秘密”有泄露的风险。

因此，所谓取消不符规定的专职秘书可能沦为走形式。只要把专职秘书换个称呼，领导们仍可保留自己信任的“贴身跟班”。

第二篇：秘书腐败



一、秘书腐败的事实：陈希同



二、秘书腐败的方式1。秘书腐败也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腐败，它呈现出明显的职业特性：首先表现为公共权力执行过程中的腐败。秘书腐败往往是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对公共权力的执行权，进行权权互用、权财交换、谋取私利，这是一种表现相当典型的公共权力执行过程中的腐败。

 2。秘书腐败．其次表现为盗用领导权。秘书与领导在工作范围上是有着明确分工的，领导是决策者，秘书只能参与和辅助决策，是“只谋而不断”，可是在实际工作中秘书往往会出于各种目的，使用领导的权力秘书腐败的3。第三种表现形式为决策权与执行权共同致腐。秘书腐败与领导腐败是连体怪胎，一个腐败的领导身后，往往隐藏着一个腐败的秘书群体。

三、秘书腐败的危害，易产生“连环效应”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配合默契，有的秘书越来越生活化，照顾领导生活、帮助领导办私事。若某些秘书本身就腐败的话，很容易把领导干部拖下水，为领导干部与行贿人牵线搭桥，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策动者。秘书虽然没有控制某个行业或者单位的人、财、物，但是，处于党政机关权力运行的神经中枢，比别人更加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资源，更加清楚涉及重大决策的核心机密。这就使他们有更多可以腐败的权力资本。有些秘书经常暗聚在一起，相互通风报信，相互利用，形成中国特有的秘书部落现象。他们的不正之风有时会直接影响某个部门决策的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领导的形象。”

“当秘书是一条从政捷径，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李成言教授认为，“这些秘书大都年纪轻、有文凭、升迁快，不少将会被培养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他们自身放松学习，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理想信念丧失，一旦掌握大权后，有恃无恐，作奸犯科起来胆子特别大，胃口特别大，产生的社会危害也很大。”

四、秘书腐败的根源：一是因为秘书是个庞大的群体，从上到下层层密布，许多秘书位居要津，批评“秘书腐败”和“秘书特权”，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会得罪人，而有些秘书可能是得罪不起的。

二是因为秘书腐败问题过去有媒体批评过，特别是“河北第一秘”李真问题败露后，有媒体就指出秘书问题的严重性，可当时据说有人护短，结果批评并没有形成气候。

三是因为“秘书腐败”、“秘书特权”涉及深入反腐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两大目标，阻力不可避免。”秘书腐败”、”秘书特权”与领导干部腐败和特权一脉相承，是干部人事制度存在某些弊端的一种反映。因此，解决“秘书腐败”和“秘书特权”问题，必然触及一些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的直接利益。

其一，秘书和领导干部职责发生严重错位。现实中，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依赖关系，很多秘书已经成为各级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其二，秘书被选用时人治色彩明显。目前不少秘书的选用，基本由领导干部自己定，组织人事部门就是履行个手续，结果出现不少领导干部自选秘书不报审批，或者是手续办理流于形式的情况。

其三，秘书监管缺乏有效机制。由于秘书不像领导干部那样拥有规定的权力，也就不像领导干部那样受到多方面的监督制约。“因为秘书是领导干部身边人，其他人或者有关监督职能部门投鼠忌器，不能监督、不愿监督，也不敢监督。”李

成言指出，在目前体制对一把手的监督处于相对滞后和疲软的状态下，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领导干部秘书也有了规避监督的避风港，形成上级监督机关不会查，同级监督机关不敢查的尴尬局面。秘书的权力来自何方呢？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由于体制转轨，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寻租关系网络使这种资源优势为其秘书所分享。因此依托寻租市场，通过“关系优势”获取“资源优势”便成了秘书腐败的内在机制。可以说，秘书的隐性权力来源那些腐败的秘书正是靠着分享领导干部的资源优势而“致富”

二、秘书腐败的职业性成因

秘书腐败呈现出来的职业特性，说明秘书职业机制的不健全，是秘书腐败的根本原因。

第一，秘书的选拔程序不规范，领导者可以随意选拔秘书，致使秘书人员素质高低差距很大，工作质量不稳定，腐败现象屡屡发生。目前我国选拔秘书的主要依据是1993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7年8月劳动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和《国家职业教育技能鉴定规范（秘书）》等行政法规，但这些规定对秘书人员的工作性质、任职资格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加之社会对秘书专业认识不足，导致秘书选拔有着极大的随意性，极不规范。

第二，秘书工作职责界限不清，致使有些秘书以“二领导”自居，欺上瞒下。由于我国目前秘书工作无法可依，导致秘书工作职责界限不清、不规范、定位不清。这种观念不仅社会上存在，甚至一些领导人和秘书人员对自身的职责、应有的地位也不明确，因而导致秘书人员越位，腐败现象时有发生。

第三，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体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官本位”思想严重。民主政治与权力私有化是格格不入的，传统的体制仍然是权利监督与制约机制，是掌权者自己设计；政务不公开，暗箱操作都为以权谋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秘书腐败的防治 关键是制衡一把手权力

“目前我国政府还是一个万能型政府。地方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被太多不必要的事务累得焦头烂额，有时配秘书也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张鸣认为，应该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让领导干部不再有对拐杖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控制领导干部秘书数量，才有进一步解决秘书腐败问题的现实意义。

“秘书腐败的发生，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在加快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进程，把政府干预减少到绝对必要的程度的同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治理秘书腐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冯仕政副教授建议：“首先，建立健全政治沟通机制，保证政务信息的畅通和透明，消除现有体制下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秘书无法借助信息优势寻租。其次，健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大量寻租关系网络衰落，秘书的关系优势自然也会逐渐式微。第三，改革领导干部秘书任用制度。基本方向是加快秘书职业化进程，规范秘书和领导之间的关系，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

龚维斌分析认为，要抑制秘书腐败，除分清领导干部和秘书的职责外，制衡领导干部的权力显得更为重要。只要领导干部没有凌驾于制度之上，让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蔚然成风，让群众的发言权、监督权见效，就能够减少秘书腐败现象的发生。

“应当将秘书纳入治理领导干部腐败的整体棋局。”杨钟红建议：“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秘书时，也应当同其他相同级别的干部一样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杜绝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秘书或者先挑选再戴帽考察的现象。”

三、根治秘书腐败现象的对策

中共绵阳市委曾发文规定：县级领导不配秘书。此举一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更多的是叫好的声音。显然，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自然不自然地把此事与秘书腐败问题联系了起来。但秘书腐败问题，真的能一撤了之吗？笔者以为：防止秘书腐败，最根本的应从健全职业机制入手，不设秘书并非良策，更不可以一撤了之。

实现秘书队伍的专业化是治理秘书腐败的首要条件。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秘书职业是一种特殊的职业，秘书工作的特殊性要求秘书人员首先注重“德”的建设与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加强秘书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廉洁自律能力。

严格秘书人员的选拔和任用机制，选拔合格的秘书人才。秘书工作是一项机要性很强的工作，主要任务是辅助领导，而各级领导中枢都是机密核心，秘书人员在领导身边工作，必然要接触到各种机密，特别是重要部门领导人的秘书，掌握很多重要情况，机要性更强。秘书工作的机要性与政治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保密与窃密的斗争，实质上是政党之间、国家之间、军队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则是经济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领导者在选拔、任用秘书人员时，要求政治上绝对忠实可靠，有高度的保密观念，严格的保密纪律，严守各种机密。

秘书部门不是领导机关的专项业务部门，而是机关的综合部门。因此，秘书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具有突出的综合性，需要对各种情况或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归纳、抽象和概括，使之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由现象深入到本质，总结出带规律的东西，这一特点是由秘书工作的辅助领导工作的全局性所决定的。领导者处于管理系统的全局位置，必须总揽全局，预测发展，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它要求秘书人员必须具有全局观念，立足领导工作全局，站在领导者的角度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提出参谋建议，做到不在其位，当谋其政；必须具有较宽的知识面，成为本机关、本系统的“通才”和“杂家”，以适应领导者驾驭全局的需要；同时必须具有较强的综合概括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加强对秘书人员的有效他律，建立完善的秘书人员考评机制。秘书人员要自觉接受各种监督，不能超越于组织和纪律之上。要自觉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不要放任自流。邓小平同志指出，克服特权现象，反对腐败，“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要建立健全廉洁从政制度，确保秘书人员反腐不失范。同时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比如建立考查考核制度，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秘书建立不同的考核标准，实施科学考核；注重秘书的功绩考核，引进“功绩制”增强秘书队伍的活力，克服秘书腐败。

秘书腐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充分认识这一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对秘书人员的培养，提高其道德水平，降低主观犯罪的概率，同时加强考评制度建设和秘书人员的任用、选拔机制，从客观上杜绝秘书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三篇：浅谈秘书与腐败

浅谈秘书与腐败

[摘要]近年来秘书贪污腐败的案件越来越多，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研究秘腐败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设性意见，能做到对症下药，从一定程度上减少秘书腐败。

[ 关 键 词 ]秘书 ；腐败；原因；对策

秘书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从政治角度看，秘书是权利体系中的小人物。但中国的政治却不尽相同，秘书总在权利体系中扮演与其身份不相适宜的政治角色，发挥着与其地位不称的政治作用。一个件一件被揭露出的秘书腐败案，无一不让我们惊叹秘书为何能掀起如此之多的腐败浪潮，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因此，认真探讨秘书腐败的原因，对遏制和减少腐败现象的产生，开展反腐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秘书腐败影响恶劣，后果严重

(一)、影响社会风气，贪腐之风盛行

无数的案件证明，贪污受贿是秘书腐败的主要形式。曾经的上海第一秘秦裕在任职期间就收受贿赂人民币682万；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蔡建辉也大肆贪污，受贿港币109 万元，人民币50万元；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受贿人民币40.9 万元„里面的佼佼者非李真莫属，任职期间受贿人民币竟高达1051 万多元，将秘书腐败演绎得淋漓尽致 ,创造了 “ 秘书腐败 ” 之最。无疑，秘书的贪腐为社会贪腐之风的盛行添了一把火。

（二）、弄权专政，影响干部升迁

由于秘书地位的特殊性，秘书的参谋身份也会给干部的升迁带来一定影响。以 “二书记”自居的李真曾大肆干涉河北省官员的升迁，甚至涉及省级干部的升迁 ,有人曾这样评价他“李真甚至是可以左右河北权力系统的人，其地位相当于 ‘二书记’，想让谁上就让谁上。”

3、狐假虎威

作为与领导有特殊关系的秘书，人们都待以尊重甚至抱以一种得罪不起的态度。即使秘书手中没有实权，但某些秘书狐假虎威，借领导的名声和为所欲为，就如闫振利和李真。在任王宝森秘书时，闫振利曾以私人名义从北京市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但他却说由市财政局还，而市财政局不仅没有追究，还替闫振利暗中还了帐。而表现最典型的仍属李真，当年担任秘书的李真跟随省领导下市县时，主动跟人要烟要酒，平时还借发文件之名,对地方滥施压力，大肆敛财，并且经常在公众场合炫耀与中央领导的所谓特殊关系，种种劣迹造成了恶劣影响。

二、“秘书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

愈演愈烈的秘书腐败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思,究竟是何原因使其跌入腐败的深渊,秘书腐败案件为何屡屡发生?

（一）主观原因

1、错误的三观，成为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基础。

三观影响我们的行为，腐败分子犯罪，无一不是受错误三观的影响。如李真被捕后，在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时写道：“经过极为痛苦的回顾，我认为首先是自己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动摇，灵魂受到了腐蚀。”“我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认，为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作经济准备如有不测也万无一失。”正是错误的三观，使“李真式”秘书，在政治上投机取巧，经济上贪婪无度，生活上腐化堕落。

2、心理素质低下，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秘书工作具体而繁琐，往往面对多重压力，加之秘书的低收入更是激发了秘书贪腐行为的产生。作为长期服务于官员左右的秘书，收入悬殊，待遇差别，难免会使秘书感到不平与压抑。这种客观存在的差距与强烈刺激，往往成为了秘书腐败直接而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秘书高频率接触那些有求于官员的商人们。与这类群体的收入比，秘书的工资收入少得甚至可怜。而且，当这些商人从官员那里获利后，其利润往往呈几何级数增长。在这种巨大反差比较中，秘书的心理失衡必然更为强烈，进一步驱动了秘书追求自己利益的驱动力。

3、进取意志衰退，道德滑坡。

意志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集中表现，是激发和抑制感情的机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的各种物质利益诱惑，消磨了秘书由于进取意志衰退，使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金主义以及权欲、贪欲等腐败思想在头脑中滋长起来。加之，平时放松了思想道德修养，缺乏拒腐防变能力，在权力、商品和金钱、美色面前丧失了理智，控制不住贪婪的欲望而迅速堕入腐败的深渊。

（二）客观原因

1、传统官本位文化思想的影响。秘书文化是传统官文化的衍生体，在这种文化机制中 , 官职是社会唯一的价值尺度 , 国家通过开放官职来聚敛社会优秀人才进入仕途 , 官职荣誉高于一切 , 人们把谋求官职实现晋升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等作为一生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下来的 “官本位” 思至今仍对现代中国社会发挥着不良的作用。这种文化机制造成了政府职能超度 , 政府管理人员冗杂, 管理费用巨大 , 优秀人才壅塞仕途 , 权财交易 , 腐败滋生。秘书往往“官”念过强而职业观念、服务观念淡漠 , 摆不正自己的角色位置 , 贪图虚荣与享受 , 追逐权力 , 甚至盗用领导权经营一己之私。

2、市场经济的冲击、人文精神的迷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冲击了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金钱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正义伦理道德信仰等也逐渐被人们忽视。开放的社会环境，使西方的很多不良思想也借机渗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蔓延整个社会，在这种“唯钱”、“唯权”价值观的支配下，当欲望的潮水漫过良心的堤坝时，一切的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腐败也成为必然。

3、秘书地位和权力的特殊性。

秘书是距离领导最近的人，凭借其客观优势，为谋求个人利益提供了便利的途径。秘书常常受到特殊尊重，许多人都把秘书的言行看成是领导的言行，无形中把秘书看成一种无冕的官。作为领导的参谋，秘书从领导的决策权延伸出了决策权；另外，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节上，秘书也拥有了执行权。秘书往往是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核心必经通道，秘书是一种特殊的桥梁。在权力运作中,秘书这座桥梁又带有隐蔽性,一些别有用心的秘书会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权力，为自己谋利。

4、权利系统支配资源。

从经济角度说，官员支配着大量的资源，并且官员的权力能够广泛而深入地延伸到经济领域，任何经济活动都会受到权力系统直接、间接的影响。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商人们希望将权力系统控制的资源廉价地转移到自己手中，对的官员而言，就寻求到一条谋利的的道路。但作为官员，一般不会也不宜主动接触商人，而商人也不能和官员直接进行公开的经济合作。在两者之间既相互需要又不便直接来往的情况下，秘书将二者联系起来，成为两者实现合作的最好中介。当政治与经济结合后，如果官员、商人、秘书三者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就十分容易达成权钱交易，官员、秘书的腐败难以避免。就像就像苏珊·罗斯·艾克曼在《腐败与政府》中写的“腐败动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政府官员拥有分配稀奇性资源„„的权力”

并且有些领导也会有意将其手中的权力泛中心化, 即出让给处于该权力中心的边缘者—— —秘书、子女、配偶等,他们彼此之间构成特殊的权力共享的利益共同体。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容易得到重用, 秘书甚至可以独立地利用其权力追求自己的不当利益。

5、体制的不完善。

（1）权力运行体制的不完善

目前，我国权力运行体制正处于新旧交替过程中, 不完善的制度增加了不正当交易的机会, 一些秘书利用法律和制度的漏洞巧取豪夺。党政机构权力过分集中, 运作透明度低,大小事务往往由领导干部一个人说了算,领导干部及其秘书等身边人往往把党纪当做“摆设”, 把视政令为“白条”。而且秘书得以分享和滥用领导的权力, 造成权力私人化并不断扩大延伸。（2）、权力监督体制的不健全

腐败的根源在于个人欲望的膨胀和公共权力的存在。欲望为腐败提供了内在动力 , 权力为腐败提供了可能。和其他腐败一样 , 秘书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 ,有 “权钱交易”、“ 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但其本质都是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这与管理、监督机制方面存在的缺陷有直接关系。目前我国的监督机构分散,缺乏统一协调, 整体配合差, 有的部门甚至互相磨擦碰撞, 使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互相抵消, 大大降低了监督功能。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没能得到高度的重视，缺乏对秘书的有效监督。目前对领导秘书的监督 采用的还是领导监管秘书 , 但是“对于进退一致、利益一体的官员和秘书说, 这样的监督无疑是形同虚设。同时,这种监督也会被官员所用 ,有些领导干部为了掩饰自己的腐败, 往往假秘书之手。(3)、秘书任用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秘书体制在人才的选拔、录用、管理和监督上 ,也存在着一些的问题。在秘书选拔上, 往往都是由该领导说了算,秘书常常由于与领导者的特殊关系而被提升岗位, 而没有通过规范的程序公平竞争而取得。不少领导者对为自己服务的秘书不问良莠, 利用权力“指令提拔”。这导致了有些秘书虽然素质不高、能力不强 ,却因有领导为其说话而连连得到重用和提拔。实质上，被选拔的秘书是领导给自己培植一批靠得住的党羽势力, 是一张隐蔽、精心纺织且不断扩张的权力关系网络。

三、预防和治理秘书腐败现象的对策

(一)秘书人员要自觉提高自身素质，杜绝秘书腐败产生的内在根源

秘书要注意道德修养, 廉洁自律。树立坚定不移的理想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对腐败思想的免疫力,抵制住形形色色的诱惑。恪守本分, 不断自省、自勉、自律, 筑起不被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做到始终克己奉公, 决不利用秘书职位的特殊性搞腐败。在工作中围绕领导管理职能需要, 按照领导授权开展工作。秘书要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 要有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 坚持客观、准确地反映情况, 敢讲真话, 敢建议,站在广大群众的角度上为大家谋福利。

(二)领导干部要洁身自好 ,加强管理

领导的言行对秘书人员起着潜移默化的示范和身教作用。领导干部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素质，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不任人唯亲，不搞个人独断，克己奉公，诚心为民。以廉洁勤政的高尚形象去教育秘书, 发挥楷模、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秘书人员的管理、教育，严格要求秘书人员，经常督促，做到心中有数 ,以便防微杜渐。(三)健全各种机制

1、健全秘书人事制度 ,规范秘书的权限和职业地位

建立严格的秘书选拔秩序,确保有能力的人进入秘书队伍，摒弃领导任人为亲的错误模式。建立建立公开、透明、民主的竞争、竞选制度, 实现唯才是举。设置明确的秘书职位等级,明确规定秘书晋升的条件,使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高的秘书能得到提拔重用。合理解决秘书的薪金和待遇问题, 注重激励, 提高秘书工作的积极性。根据秘书能力确定等级, 规定不同等级(职级)的秘书相应的薪金、福利待遇问题,使之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秘书在收入上的心理平衡, 增强秘书对一些物质利诱的抵制力。

2、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从制度上保障秘书工作的正态发展

在对秘书及秘书工作的监督管理中 , 我们必须健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明确划分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和职责权限；同时注意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鼓励群众对秘书腐败行为进行举报 ,把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做到对权力的全方位监督。

3、公开办事机制 ,增强政府部门信息的透明度 我国政府应大力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同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 ,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另外，也应该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这样就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办事的中间环节，降低中间腐败产生的可能性。

4、加强秘书职业化建设

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秘书职责界限不清，公务服务的职能逐渐向生活服务倾斜明显，久而久之他们就变成某某领导的人，两者之间渐渐带有强烈的附带关系。政府应通过立法，对秘书岗位的权责作出清晰明确的界定，保证秘书履行义务，保障秘书的权力，以法律形式约束秘书行为，使秘书的管理有法可依，同可以引进社会企业的秘书管理工作经验，实现秘书管理社会化。

5、加强反腐败法制建设, 创造预防腐败的法律环境

法律是惩治腐败的有效措施。我国关于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比较多，但操作性高、具体的法律法规却少，总体是原则性强、执行性差, 惩罚性规定多、预防性规定较少的情况。因而, 我们要做好预防和治理秘书腐败工作就应该颁布制定一些具体的法律法规，用法律形式确立、规定公职人员包括秘书的职能、行为活动范围。使整个反腐体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防患于未然。

总之，通过以上措施，秘书的腐败问题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李松 秘书腐败，背后是“一把手”权力无边[J] 《秘书》2009.4

[2]芦 燕 王 勇 防治党政机关秘书腐败问题研究[J] 《党史文苑》学术版 2006.05 [3]李文广 对 “ 秘书腐败” 现象的思考 西安政治学院

[4]唐冬冬张 华 略论秘书腐败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3.6.29 [5] 闫峰

对新时期“秘书腐败”现象思考

《秘书之友》 2008年第3期 [6] 黄琼英

关于秘书腐败的原因与对策

《文教资料》2006年1月号上旬刊

[7]任莉桃

论秘书腐败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3月第9卷第2 期 [9]吕锦如、徐忠献等

秘书腐败的机理与对策研究

嘉兴学院学报20 01年9月 [10]梁木生

秘书腐败的经济探源

《天中学刊》2006年2月

[11]朱庆好

秘书腐败的权力来源及其控制

《理论探讨》20 06年3 期 [12] [美]苏珊·罗斯·艾克曼．腐败与政府[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13] 苏百荣 蔡仁学

浅析我国官员秘书腐败原因及对策

鄂州大学学报 2012年5月

第四篇：安徽高校1年内13名干部因工程腐败落马引关注

安徽高校1年内13名干部因工程腐败落马引关注

“象牙塔”下的招标黑幕—安徽四所高校一年13名干部落马的警示新华网合肥4月11日电（记者王圣志）他们中，有的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高级管理员，但却纷纷因校园工程的“上马”而“下马”。仅去年一年，安徽省芜湖市检察机关就查处了当地4所高校工程建设环节贿赂犯罪案件38件，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13人。记者就这4所高校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调查发现，当前一些高校建筑招标流于形式，黑幕重重，监管缺失，涉案人员钱权交易和权色交易交织，严重玷污了“象牙塔”下的神圣殿堂，也为校园工程安全留下隐患。

校园本该一方净土 腐败案件何以频发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方光罗，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教育部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去年检察机关立案查明，方光罗在新校区建设期间，先后36次收受赵蔚静(已因行贿罪被判刑)等6人所送现金和财物，折合人民币71万多元。据办案人员介绍，除了收受贿赂，他还同三名女工程承包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为她们谋取利益。今年3月9日，方光罗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这名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副厅级干部，最终拜倒在金钱和石榴裙下。

安徽师范大学曾家柱，在担任该校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工程办主任和指挥长助理期间，从2001年新校区建设开始，他经手的每个大小工程项目都要收受贿赂，可谓雁过拔毛，去年案发时，检察机关查明他收受贿赂达92．5万元。

据芜湖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蔡晓东介绍，去年以来，芜湖市检察机关对坐落在该市的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皖南医

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4所安徽省属高校建筑领域犯罪立案调查，共查处贿赂犯罪案件38件39人，副处级以上干部13人。“高校建设领域窝案串案较多，呈群发性特点。”蔡晓东说，“我们查处的安师大系列案件中，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助理、后勤集团老总、工程项目部、工程技术部、工程财务部等工程建设环节相关部门的12名干部纷纷涉案被查处，其中处级干部就有8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方光罗落马后，分管基建的副院长、分管业务的总务处副处长均被查处；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原副院长丁业启案发后，原院长助理、基建处长、保卫处长均因涉案被查处。集体腐败已成为高校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参与案件侦查的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反贪局长鲍维民告诉记者，由于涉案人员多为高校高级知识分子，其作案手段更为狡诈、隐蔽，已突破传统的“一送一收”形式。他们中，有通过装修房屋仅支付一部分费用受贿的，有不缺钱却向行贿人“借钱”购房、买股、买车受贿的，有向行贿人高价出售住房受贿的，有采取与行贿人一起赌博的手法收受贿赂的，也有人将小部分受贿款交公来掩饰受贿犯罪。方光罗在学校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大肆受贿，一方面将小部分受贿钱物交公，并让相关人员登记在册，让学校党委书记过目，掩人耳目。案发后，召集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为防止电话被监听，还购置专门手机同相关人员通话。

高校热衷扩招扩建 项目招标黑幕重重

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因为扩招，各高校纷纷扩建，建设规模大，投入资金多，监管工作却不到位。据蔡晓东介绍，由于安徽省几乎所有高校同时进行新校区建设，教育主管部门只能从宏观上对工程建设进行监督管理，建设资金筹集等具体建设事宜基本由各高校自主决定和解决。不少高校基建工程不经过招投标，而是议标决定建设单位，即使招投标也形同虚设。

“尽管按规定采购应该实行招投标，但从办案情况看，一些高校仅对部分工程公开招标，主要是一些利润低、工程透明度很高的土建工程。”参与办案的芜湖市鸠江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叶森说，“即使实行招投标，也不是严格依法办事，而是热衷于收取一定的招投标管理费。如，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在委托芜湖市相关部门招投标时，招投标只确定前两名入围单位，最后的中标单位还是由学校定，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

叶森介绍说，一些高校以建设工期紧、招标耗时长为由，不按规定招投标，而是采取议标形式，即由发包单位直接与选定的承包单位就发包项目进行协商，不具有公开性和竞争性。议标决定权主要掌握在招标领导小组几个人手中。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倾向评标。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园林绿化工程在议标一开始时，赵某报价600万元，得到好处的高校负责人方光罗私下透露学校心理价位在400万元左右，同时还告诉赵某，为使投标时不出现反对的声音，还应找一找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其他成员。方光罗还介绍赵某认识了副院长金跃武，赵某又找了总务处长骆泽敬、副处长赵浪等人。赵某报价409万元。而其他单位的最低报价是387万元，按说应是最低价单位承揽工程，实际上该工程最后还是由赵某承揽。但为了防止投诉，赵某在签合同时以387万元承揽，而到最后经学校多次追加工程量，决算时工程额达700多万元。为感谢关照，赵某送给该校负责人24万元。

还有一些高校掌握招标权的干部，居然与参与投标单位合谋，从中收取股份。安徽师范大学曾家柱在任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助理期间，为了敛财，居然伙同该校指挥部工程部负责人陈少华、财务处长张春扬谋划，由陈少华在外面找施工队到安师大投标，中标后按事先约定比例分成。

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些高校建设的施工环节还普遍存在非法挂靠、层层分包现象。行贿人大多系个体包工头，无施工资质，采取挂靠他人公司的名义承接建设工程，再化整为零，将工程分包给一些个体施工队施工，工程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如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学楼完工后屋顶即漏水，无法使用。

净化校园环境 加强制度反腐

高校发生的腐败案件，严重败坏了校园风气。“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必须在高校进一步加强廉政教育、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蔡晓东说。

办案人员建议，要进一步严厉打击高校职务犯罪，形成高压态势，对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而让高校干部“不敢贪”，在相对封闭的大学校园掀起廉政风暴，还“象牙塔”一片净土。“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关键还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让他们不能贪。” 蔡晓东说，“例如，方光罗在该校工程建设一开始就大权独揽，每个项目都亲自过问，名为把关，实际上是借把关之名行受贿之实。”

他建议，要加强对高校招投标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全面推行校务公开，特别是要加强制度建设，使招生、基建、采购等易生腐败环节，有章可循，处于外部力量的监督之下。同时，要大力惩处行贿犯罪，全面推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和建筑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受贿犯罪。

第五篇：先学做人 再当秘书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纵观几千年的秘书历史，历代秘书人员所遵循的传统的完善自身修养的做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值得借鉴、学习：

一、忠于职守。实事求是，正直无私，不惜以身殉职。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史鱼、齐太史、南史氏等。

二、敢于直谏。如唐代魏征、宋代田锡、陈传良等。如魏征(公元580一643)，字玄成，馆陶(今河北馆陶县)人。魏征一生比较坎坷，少时孤贫落魄，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的反隋瓦岗军，职掌书檄，后归唐，又被窦建德所获，任为起居舍人，建德败亡，他入唐为太子李建成府中洗马，李建成被杀后，李世民重其才，用为府中主簿。李世民即位后，任谏议大夫，迁秘书监、侍中等职，封郑国公。魏征一生以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于世，先后向唐太宗陈谏二百余事。“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他以隋亡为鉴戒，提醒太宗的名言，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的进谏言辞激烈，常使太宗面红耳赤，甚为敬畏。有一次，太宗正在后园玩鹞子，听说魏征来了，忙将鹞子塞入衣袖，魏征当作未看见，与太宗滔滔不绝地议论国事，大谈历代帝王玩物丧志的典故，太宗心中发急，他却语不停口，待到他离去时，鹞子已闷死在太宗的衣袖中。魏征的进言对太宗的行为和国家重要事务有很大影响，所以，太宗常将自己比作金矿石，把魏征比作良匠，说：“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师冶炼而为器，便为入室。”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三、忧国忧民，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如战国时的屈原，宋代的胡宏、胡安国、黄龟年、洪迈等。

四、知识广博，某些方面造诣很深，有所建树。如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汉代的枚乘，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左雄，宋代的苏轼、苏辙等人均是著名文学家、诗人、词人；汉代的刘向，清代的高士奇、赵翼等都是著名史学家；秦代的程邈，元代的耶律突吕不，清代的额尔德尼等人为我国各民族文字的创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晋的王羲之，唐代的柳公权，明代的沈周等人又是著名的书法家。

五、擅长写作，业务能力很强。如曹魏时的陈琳、阮瑀，南朝的任昉、裴子野。据说任昉很会写公文，当时王公的表、奏多请他拟写，朝廷的制、语也多出其手。人们把他同当时的著名诗人沈约誉为“沈诗任笔”，是南朝最负盛名的文字秘书。

六、富有谋略，善于贡献方略。如春秋时期晋国人由余，曹魏时的荀攸、郭嘉，明代的朱升等。

七、成变能力很强。如唐代令孤楚、王涯，清代的军机章京等。据史书记载，清王朝要求军机处人员拟旨要迅捷，以应急需。章京在这方而很有才干。他在承办谕旨时，从接折、拆阅、进见请旨、草拟、审阅、奏请，整个过程都在当天完成，次日即送呈皇帝审定、颁发。有时遇到紧急谕旨，当时交下，随撰随进，动笔千言，自起草到奏请呈进只用一二个时辰。如逢夜间送京的紧急军报，皇帝直接宣召军机章京入内授意，令其当场撰旨，即呈皇帝审定后，立即交发。如遇皇帝出巡，或遇军旅所进途中有所旨意，他立即歇马路旁，挥笔拟写，上马赶至下一行程呈进。可见其业务之娴熟，文字功底之厚实，撰文速度之迅捷矣。

以上所述，对现代秘书人员的业务修养提高是很有裨益的。关于现代秘书的素养问题，专家、学者以至老一辈秘书工作人员都介绍得很多了。同时，秘书工作者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已有很深的体会，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简单地讲，现代秘书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忠诚”。忠诚不是“忠君”，也不是忠于首长，而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心为四化。

二是正直。办事公正，为人坦率固然是一切公务人员应具有的美德，但对秘书来说，尤为重要。对领导要敢言直谏，开诚布公，真正起到参谋作用，有利于决非策。一位老秘书总结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纲穹领导的弱点，时时敲打警钟；“冷”时从旁鼓气，“热”时当头浇水。千万不能随声附和，明白装糊涂。

三是坦荡。心地纯沽，胸襟宽广，向来被誉为人类高尚的美德。这对于秘书人员来说特别重要。前面讲到秘书人员“游弋人际”，即秘书置身于决策中心和执行系统以及广大群众之间，是人与事的“交通中心”。在传达领导意图、反映群众意见、调节上下左右关系过程中，如果发生矛盾会处于上下左右被“夹攻”的境地，尤其如古语所说的“伴君若伴虎”，弄不好会被端掉饭碗。但要能正确处理，处理这些问题除具有远见卓识外，心地纯洁是必要的基础。

四是谦恭。谦虚才能博闻广收。有礼貌才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在当前改进机关作风中，要克服“门难进、人难见、脸难看、事难办”的作风。

以上讲的是品德方面的修养，但只有德而无才也是不称职的。《水浒》中的武大郎，够得上忠厚老实了吧，心灵不能说不美，但他缺少小弟武松的本事和气质，别说他上景阳岗打虎，连自己的家也管不好，也够可怜的了。(例子不十分恰当，但发人深思)在实际工作中的实例太多了。时代要求秘书人员必须要有渊博的知识和才能。

综上所述，就是加强品德修养、增长才干。简言之，就是加强德和才的修养。对每个具体的秘书人员来说，也就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先做人，后做文。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增长自己才干呢？一句话，就是学习。

一个好的称职的秘书工作者，一定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员，不具备这点就不可能做好秘书工作。根据秘书工作特点，秘书人员应是头脑灵活、办事利落、思想敏捷，而且要知识丰富、脑袋里能装下“百科全书”，不管大事小事，需要马上能答得出、查得到。关于这一点，自古至今都是这样要求的。早在西周时期，就在王官里专门设有一种叫做“承”的秘书，他的职责是侍立于天子之侧，为天子提示遗忘之事，回答天子提出的问题。《大戴记·保傅》云：“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可见，承者知识广博，善于应对，是天子身边以参谋、咨询为专职的秘书人员。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是个非常博学的人才，知识面很宽。毛泽东常常要他查找某首古诗词或某一诗句的出处，他都能很快地查出来。例如，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要田家英查找《三垂冈》一诗的年代和作者，他不一会儿就查到了。又如1961年4月24日，在杭州调查时，毛泽东要田家英将他在1929年前后写的6首词填上词牌，并查出“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他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他对毛泽东的基本思想、观点能说出它在那一篇文章之中，甚至多少页面。另外，秘书人员办事要迅速而有条理，案前留事，能分轻重缓急，大事不误、小事水漏。我们说秘书人员虽然不必是“专才”，但必须是能文能武，遇事不慌不急，不分繁简巨细都能对付的“通才”。虽然此说有些过高，但作为要求，作为努力修养的目标还是应该的。

现代秘书工作对秘书所具有的才干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标准是很高的。首先，秘书工作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和政策水平。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现实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以社会实践去检验理论的真伪和是非，这是秘书工作人员才干修养的前提条件。

在这个前提下，还要求秘书人员要有精明干练的办事才能。要有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有勤奋工作、主动负责的苦干精神。要能够熟悉和掌握机关领导同志的工作规律和生活习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基础业务知识。

文化水平不高，知识面不广，是做不好秘书工作的。试想，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不要说起草文件，就连最简单的电话记录、会议记录也做不了，誊抄文件肯定也是不能胜任的。

知识不广也是很难胜任工的。比如起草文件，往往就牵扯到很多方面的知识，有语文方面的、逻辑方面的、历史方面的、方针政策方面的，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业务知识，如果对这些方面的知识缺乏了解，不要说写不好文件，就遣词造句也没法下手。秘书必须拓宽知识面，吸收新知识。

对秘书人员的文化水平的要求，要树立“厚积薄发”的治学精神，不只是单有语文知识，还要有社会知识和历史知识，懂点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逻辑学等等。当然在数学、物理、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懂一些也有益无害。在具有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上，还要熟悉自己所在机关的政治、业务知识，通晓秘书工作的程序。

秘书工作人员应当是“全才”、是“通才”。做秘书工作的，不一定都要求成为什么家，但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什么事都能干，是个多面手，这是应当努力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