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合同管辖条款的效力

第一篇：无效合同管辖条款的效力

无效合同中管辖条款的效力

审判实践中有这样的情况：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向某地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而另一方当事人则以该合同无效，双方约定的管辖条款也无法律约束力为由进行抗辩，进而认为受案法院对本案不享有管辖权，故该案应依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即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另一方当事人住所地法院）。那么无效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效力究竟如何呢？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仲裁法第十九条对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的效力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仲裁法第十九条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这并非说无效合同中双方约定的管辖条款就绝对有效。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该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这就要求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若使其有效就必须使之符合：（1）管辖地与双方签订的合同有一定的联系，即可以在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或标的物所在地选择某一地人民法院；（2）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否则，该管辖条款就不发生效力，确定管辖法院最终要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即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及其他相关规定。

第二篇：房地产合同效力及无效合同

房地产合同的效力

一、房地产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效力就是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各方当事人的强制力。当事人订立合同是一种经过合意的民事行为，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就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在法律上产生约束力。《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订立合同的行为如果符合上述条件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就在产生了法律上的约束力，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

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合同为无效合同。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的条件是：(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房地产合同是众多合同中性质较为特殊的一类合同，此类合同的订立不仅要遵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还应当到有关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批准、登记手续，这样合同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二、无效房地产合同的处理

《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拘束力。”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被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无效的房地产合同也应按上述规定来处理。概括起来，法律对无效合同的处理主要是：

(一)返还财产或折价赔偿；(二)赔偿损失。对于非过错方也需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但在具体处理上，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平原则

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是一种民事活动，《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对无效房地产合同的处理中，也应贯彻这一原则。比如因未办理房屋租赁许可证而导致租赁合同无效时，租赁关系无效，承租方应将房屋交还出租方，并且有过错的出租方仍应赔偿承租方的损失。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情节，承租方既便没有过错，但其确实也使用了出租方的房屋，属实际受益人，应考虑让无过错的承租方支付实际使用房屋的租金，才比较公平合理(租金的确定可通过估价部门进行评估)。

(二)避免累讼原则

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件中往往存在多种法律关系，对一种法律关系认定无效后，会影响到其他的法律关系，因此，在无效房地产合同的处理上可以考虑尽可能全面协调，减少诉讼程序。比如在确权案件中同时存在房屋抵押关系和房屋买卖关系，如果认定买卖关系有效，抵押关系无效，这种处理若不存在返还房屋或赔偿损失的问题，应责令有关当事人中止他项权利登记备案，以保证买卖关系的确认。

第三篇：合同无效,结算条款效力如何？

合同无效，结算条款效力如何？

当事人在诉讼前已就工程价款的结算达成协议，一方在诉讼中要求重新结算的，不予支持，但结算协议被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为无效或撤销的除外。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当事人一方以施工合同无效为由要求确认结算协议无效的，不予支持。

律师评析：工程结算属于当事人自由处分范围内的事务，应当尊重合意。重新结算则意味着否定合意。一方认为结算协议无效，可提起诉讼或仲裁，请求撤销结算协议或宣告结算协议无效。

《解释》确立了“工程质量高于合同效力”原则，合同无效但质量合格，仍应支付工程款。根据《解答》，合同无效，不等于结算无效，当事人双方已对工程款达成合意的，仍然要尊重合意。

司法实践中有人认为，无效合同不具有约束力，当事人根据无效合同做出的结算也无效，故申请造价鉴定。若量化分析，合同履行中双方签署变更文件、会议纪要、签证单、验收报告、结算协议，相当于在施工合同基础上达成了一个个新协议，新协议是否有效应从签署时点考察，施工合同无效，不等于后续新协议无效。

第四篇：无效合同与效力未定合同有什么区别

无效合同与效力未定合同有什么区别？区别两者有何现实意义？

一、定义：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一般是指订立的合同有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合法利益，或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等情节。效力未定合同是指合同已成立，但没有生效。如狭义的无权代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订立的超出其行为能力的合同，无权处分处为，债务承担。这种情形下，必须有合同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行使追认权。无效合同的后果主要是合同自始无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订立合同时交付的财产可以要求返还。而效力待定并不意味着合同无效，经有权处分的第三人追认的，合同生效。

二、区别：效力待定的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效力待定的合同虽欠缺法律关于合同的生效要件，但经过权利人的追认可以生效，在追认之前，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效力待定不仅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且兼顾了相对人的利益。而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所以是自始无效的，不能经过任何人的追认而生效、无效合同不因当事人的追认而发生法律效力是它与效力待定合同的基本区别。无效合同自始至终没有效力，效力未定是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这取决于相关人员的追认或者以默示的行为表示赞同，若相对人追认，则为有效，那么就不存在无效的问题了。无效合同的后果主要是合同自始无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订立合同时交付的财产可以要求返还。而效力待定并不意味着合同无效，经有权处分的第三人追认的，合同生效。无效合同是指国家不予承认和保护的、没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无效合同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其中,一是因主体不合格而无效的合同，主要情形有：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以法人名义订立合同；法人或社会组织超越经营范围而订立合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二是因内容不合法而无效的合同，主要情形有：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效力待定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第51条的规定，效力未定的合同主要有三类：（l）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必须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2）无代理权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3）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由此可见，效力待定与无效合同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无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代理权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还是无处分权的人订立的合同，都是因为欠缺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而处于一种效力未定的状态，但是经过权利人的追认后就可以变效力待定成有效。效力待定不仅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且兼顾了相对人的利益。而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所以是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确定无效、绝对无效，经过任何人的追认也不能改变无效。这就是无效合同与效力待定合同的基本区别。无效合同：即当然无效，自始无效。效力待定合同：即效力还未完全确定,原则上是无效的,若得到追认的话,就会成为有效的。

三、联系实际的例子： 1.无效合同如:A和B签定买卖毒品的合同.该合同因为违反国家的禁止性规定,所以是无效的.此时A和B不按合同说的去做也没关系,因为法律不保护这个合同.不按合同说的做也不存在违约的问题.2.效力待定合同如：一个5岁的小孩去商场买一个彩电.这个买卖合同就是效力待定的.意思是说:它的效力最终如何要看该小孩的法定代理人是否追认.如果追认,就有效.不追认,就无效。意义：1.无效合同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转为有效合同.而效力待定合同则有可能转为有效合同.这样的话,区别就很明显.有效合同有违约责任的问题,即违约了就要承担违约责任.无效合同则不存在违约责任,也不需要履行.2.其实区别合同种类的目的就是看这合同到底需不需要履行,不履行要不要承担责任。

四、讨论后形成的提纲：1.无效合同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转为有效合同.而效力待定合同则有可能转为有效合同.这样的话,区别就很明显.有效合同有违约责任的问题,即违约了就要承担违约责任.无效合同则不存在违约责任,也不需要履行.2.其实区别合同种类的目的就是看这合同到底需不需要履行,不履行要不要承担责任；从鼓励交易、保证交易安全的原则出发，对于一些合同不能随便宣布无效，而应当注意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和被代理人的追认权，采取补救的办法，尽量使其成就生效的条件。介于合同行为通常都是商事行为、意思行为，为了鼓励交易、减少成本、促进与保证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赋予权利人的追认权，就可以尽可能地实现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而提高交易的成功率。

第五篇：无效合同及其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效力判断

关于借款合同与不可撤销担保书效力的正确判定2220093723 海商法三班 付露月 我的观点是：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52条第（一）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 威达公司向招商银行签订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无效担保，依据有：（1）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国内企业、银行之间的独立担保采取否定的态度，不承认当事人对独立担保的约定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屡次以判决的形式，否决了独立担保在国内运用的有效性；（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一、审判案例的详细内容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案情：2001年10月25日，上海钱璟国际货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钱璟公司向招商银行借款人民币900万元，贷款种类为流动资金贷款，借款期限至2001年11月5日至2002年11月5日止，借款利率为年息6.435%，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钱璟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按时足额偿还贷款与利息，如钱璟公司未能履行借款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招商银行应按照该合同规定要求钱璟公司提前归还贷款或停止支付钱璟公司尚未使用的贷款，借款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

同日，上海威达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公司)与钱璟公司达成协议，为 钱璟公司作担保，并向招商银行出具了不可撤销担保书一份。约定威达公司为钱璟公司的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的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人民币900万元和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一切有关费用；如招商银行依约提前收贷，不影响其依担保书承担担保责任等。合同签订后，招商银行于2001年11月5日向钱璟公司发放900万元贷款。因钱璟公司至2002年6月20日结息时尚欠利息118,998.90元，招商银行遂诉至法院。

另，2002年7月，一审过程中，威达公司向上海公安局举报钱璟公司骗取贷款担保，公安机关于同年7月18日立案侦查。威达公司将该情况书面告知了一审法院，并辨称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间实际存在勾结，串通骗取威达公司担保事实申请法院终结审理，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基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担保书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合同约定招商银行提前收贷的前提条件已经成就。至于招商银行诉前未向威达公司发出书面索偿通知书，并不影响威达公司依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招商银行请求钱璟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逾期罚息，以及威达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应予以支持。至于威达公司关于招商银行于钱璟公司存在勾结、窜通骗取威达公司担保事实，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以及终结本案诉讼之称，缺乏法律事实及根据，不予采纳。

威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二审中，威达公司提供了公安机关在侦查中队钱璟公司所作的审计报告及有关财务凭证，以此证明钱璟公司用虚假的资产负债表骗取了银行贷款与威达公司的担保；900万元放贷后，付款凭证载明用途为付运费，但实际用于归还浦发银行的旧贷，招商银行对此是明知的。

基于以上事实，2002年10月31日，二审中，二审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威达公司提供的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对钱璟公司所作的审计报告的有关财

务凭证，二审法院认为：威达公司虽提供审计报告主张钱璟公司以虚假的资产负债表骗取了银行的贷款，但不能证明钱璟公司申请贷款时使用了该报表，并因此获取了招商银行的贷款，即使钱璟公司用欺诈手段与招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也仅是可撤销合同，作为债权人有权选择行使撤销权或者主张合同权利。现债权人招商银行主张合同权利并无不当。威达公司虽称钱璟公司也是用该报表骗取其进行担保的，但不能证明招商银行知道或应当知道钱璟公司骗保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招商银行与钱璟公司有串通骗保的行为；威达公司提供的900万元的财务凭证虽反映该款用于归还旧贷，但并非归还招商银行的贷款，而该款的使用情况与本案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况且威达公司与钱璟公司又存在互保关系，故原审判决认为本案应属民事纠纷，并根据合同约定做出处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正确，威达公司认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移送至刑事部门处理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之后，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受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委托，于2002年12月10日出具了复会师业第2236号审计报告。该报告载明，钱璟公司自1999年1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间，向招商银行等银行借款合计382,499,048.44元。将银行资金划至境内外关联公司金额138,296,955.32元；用于归还前期银行借款金额176,510,000元；用于正常经营资金67,692,093.12元。尚未归还本金合计余额135,659,048.44元（含本案系争900万元贷款）。

2004年3月1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1999年1月至2002年6月期间，钱璟公司向威达公司等四家公司提供了由其财务童敏芝负责制作的虚假财务报表，骗得上述四家公司的信任，并先后签订对等担保协议。钱璟公司以支付运费、付税等名义先后向招商银行等六家银行申请贷款，有童敏芝向银行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资料，在威达公司等四家公司为其担保的情况下，向上述银行骗取借款总额为3.6亿元（含本案系争900万元贷款）。上述资金中除用于钱璟公司正常经营费用和归还前期贷款外，其中1.3亿余元钱璟公司以虚构名义的方式打入其境内外关联公司，至案发无法收回，并对公司账目进行非法处理。该刑事判决认为，钱璟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方法，骗取钱款折合人民币1.3亿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

之后，威达公司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向检查机关提出申诉。

基于以上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

（一）、终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缺乏证据证明。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确认，钱璟公司以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的方式签订对等担保，向银行借款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钱璟公司以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的欺骗手段，骗的威达公司与招商银行的信任，使威达公司像招商银行出据不可撤销担保书，自己与招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中，招商银行、威达公司签订上述合同的行为均是被诈骗而为，显然并非本案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终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有效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钱璟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用提供虚假财务报表。虚构用途等方法，骗取900万元借款的事实，已被生效刑事判决确认构成合同诈骗，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钱璟公司以签订借款合同及骗取威达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手段，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行为不仅

侵犯了招商银行的财产权利，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也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属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为我国刑法所明文禁止，因此，借款合同及担保书当属无效。终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有效，认为钱璟公司用欺诈手段签订的借款合同仅是可撤销合同，招商银行有权选择主张合同权利，实际上是未审查上述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这一法定要件，且混淆了民事欺诈与形式诈骗犯罪之间的区别，系适用法律错误。

（三）、在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侦查的情况下，法院仍继续审理并对本案作出实体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本案一审审理期间，威达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钱璟公司有实施刑事合同诈骗犯罪的嫌疑。公安机关在本案一审判决前对相同事实以刑事立案侦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应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的规定，原审法院理应裁定驳回招商银行的起诉，将本案移交送公安机关处理。但终审判决以威达公司提出的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为由，不予支持，属违反法定程序。

所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二）（六）项，第二款及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请求依法再审。

二、所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本案是一起案情非常复杂的案件，它所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有：如何正确的认定无效合同与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出了一份与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截然不同的抗诉书，原因就在于对无效合同与担保合同的认定不同。合同的有效与否是本案正确审理的关键所在，而我本人认为：

（一）、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当民事案件涉及到刑事犯罪时，法院应该终结审理，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暂时中断，应等刑事案件审判后，在刑事案件的基础上审理民事案件。所以，本案当中一审二审法院的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所以本案应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后，重新审理。根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钱璟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方法，骗取钱款折合人民币1.3亿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刑事判决中，钱璟公司的行为已经犯罪，所以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当属无效。这是从刑事犯罪上来确定借款合同的效力。但是另一方面，基于此刑事判决，我们也可以从民事案件的角度找到此借款合同无效的根据。所以我认为此借款合同无效的民事审判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我赞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借款合同为无效的结果，但是我不赞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采用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钱璟公司以欺诈的手段与招商银行签订合同的犯罪手段，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当属无效。而我认为此处采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使合同无效的依据是不恰当的。由案情可知，此案中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为招商银行与威达公司都是被欺骗，都是本案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可以暂且单独的来看借款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有效与无效。在借款合同中，钱璟公司以欺骗的手段骗取招商银行的借款，在公安机关侦查后，得知钱璟公司将付款凭证载明为用途为付运费的借款，而实际用于归还浦发银行的旧贷。而我们知道，还旧贷是合法的，并不是法律上所禁止的“非法目的”，所以我认为检察院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法律依据并不科学。我认为此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的依据应该是“损害国家利益”。因为钱璟公司的借款除用于公

司正常经营费用和归还前期贷款外，其中的1.3亿余元钱璟公司以虚构名义的方式打入其境内外关联公司，至案发无法收回。钱璟公司把银行贷款打入境外的行为致使案发无法收回的行为，损害了国家经济利益，也就是损害国家利益，所以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的原因是：钱璟公司以欺诈的手段骗取招商银行的借款，并将此借款打入境外至案发无法收回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而至于一审与二审法院均认为其为可撤销合同，显然是忽视了“损害国家利益”的这一客观事实。从抗诉书中的“实际上是未审查上述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这一法定要件”这句话不难看出，钱璟公司“把国家的钱送至国外以致不能追回”的事实确实是损害了国家利益，所以借款合同无效。

（二）、威达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无效担保。依据有两点如下：（1）威达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的是不可撤销担保书，而不可撤销担保书是独立担保的一种形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独立担保的态度是，区分国内和国际的两种情形，承认独立担保在对外担保和外国银行、机构对国内机构担保上的效力，认为独立保证在国际间是当事人自治的领域。对于在国内企业、银行间的独立担保采取否定的态度，不承认当事人对独立担保的约定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屡次以判决的形式，否定了独立担保在国内运用的有效性。而本案中的独立担保（即不可撤销担保书）是国内企业、银行间的担保，最高人民法院不承认它的有效性，所以它仍然只能是“从合同”的性质。（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此担保合同是本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而本案的主合同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所以此担保合同随主合同而无效。而且威达公司对于此担保合同不存在过错责任，因为威达公司是被欺骗才签订。所以根据无效保证的法律后果中，保证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情况，保证人无过错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本案中的保证人威达公司无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招商银行应向钱璟公司索要赔偿。

三、审判中的可疑之处：

另外，在二审中，钱璟公司答辩称，原审将本案作为民事纠纷处理是正确的，请求二审能依法处理。我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钱璟公司的恶意欺诈与想要逃避刑事法律制裁的故意性。钱璟公司请求维持原判，则必然使威达公司的利益受损，并且让威达公司陷入认为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恶意串通的误区，从而也损害招商银行的利益。所以，钱璟公司归根到底是本案的罪魁祸首，法律应该予以严惩。

本文所用到的法律法规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