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素材：钱学森是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第一篇：高考作文素材：钱学森是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高考作文素材：钱学森是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钱学森是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惊闻我国航天科技的奠基人，钱学森先生不幸辞世的消息，举国上下都在为失去这位科学伟人而惋惜。有位网友评价钱老是“中国人的精神脊梁”！笔者以为甚是准确，因为它代表了广大国人的心声。

何谓“中国人的精神”？当年在海外生活时，钱学森先生就立下铭誓：“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这就是一个海外赤子的“中国人的精神”。

作为一个华夏子孙，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这片祖先留下的热土上。一个人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富有还是贫穷，你都应该知道，你将永远属于生你养你的母亲；无论你现在的国籍还是不是中国，你都没理由忘记祖宗。而那些数典忘祖的人，还会说自己是中国人吗？

当年抗日，积贫积弱之中国危在旦夕，无论华夏大地的国人，还是海外的华人华侨，纷纷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同心御辱。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大家众志成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衷共济，终于完成了我们的“建国大业”，中华睡狮从此才站立起来。这依靠的，就是广大中华儿女的“中国人的精神”。

汶川大地震，无论是祖国大陆各族人民，还是台湾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抑或海外的游子，纷纷伸出援手。有的慷慨解囊相助，有的直接奔赴灾区参加抢险救灾。一幅幅感人的画面，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在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和世界上众多友人帮助下，我们又一次渡过难关。这一次，我们主要还是靠的“中国人的精神”。

钱学森先生于1935年赴美留学，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他成为当时世界上一流的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1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与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当时的美国，也算是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

闻知新中国的诞生，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感到无比激动，无比自豪。虽然，他当时在美国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有着无限广阔的前程，但他的心早已飞向了大洋彼岸的祖国。历尽周折，1955年10月，他终于回到当时还比较贫穷，但也充满希望，令他魂牵梦萦的祖国。从此，他百折不挠，走过了将自己奉献给祖国，奉献给科学事业的一生。他用实际行动见证了自己“此生惟愿长报国”的誓言。

钱学森先生一生的卓越成就，使他更无愧为“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第二篇：高考作文经典素材：吉鸿昌我是中国人

高考作文经典素材：吉鸿昌我是中国人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1932年，吉鸿昌回国，率领抗日同盟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不幸被敌人诱捕，就义前他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分析：“我是中国人”，一声惊天霹雳，一身铮铮铁骨，吓退了多少人，惊醒了多少人。不以国弱而耻辱，不因国破而逃亡，这既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又维护了个人的尊严。

话题：“做一个中国人”“中国，我爱你”“骨气”

第三篇：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钱学森

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钱学森

我从小到大，一直比较喜欢的书籍类型是人物传记、报告文学类。借这次读书会的机会，我和大家分享这一本《走进钱学森》，让我们在书本中重温钱老的求学路，在书本中感受钱老的爱国情，在书本中领悟钱老给我们留下宝贵而又丰富的精神财富。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我要选这样一本书和大家分享？选这样一位科学家的传记，可能他的业务牵涉更多是航天领域，或者说这样的科学研究离开我们的一线工作可能有很远的距离，为什么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物理学家的一生？而不是选择一个成功的地产界人士或园区管理者的一生？其实很简单，我觉得从他身上彰显的是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学习、领悟和传承的，而这种精神，他是没有领域的界限的。

一、前言

思绪飞回到那一年，我还只是一名普通中学的预备班的学生，当年的老师把我推荐到少科站参加区内科技竞赛小组的培训，在第一次的培训中，老师就介绍了一名科学家，那就是至今都是响彻心扉，那就是“钱学森”。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老师绘声绘色、用丰富的语言临摹了一个高大而又伟岸的形象，那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爱国而又淡泊名利的科学家。这无疑对当时的我是极大的鼓舞，在心底油然而生的崇敬之情持续至今。我从那时起，便开始默默的关注这位科学家。在这十几年期间收集了很多一些小的报道和新闻，其中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在他晚年期间，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前去探望钱老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病榻上的他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命运，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国情怀？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后来，我在书店发现了这本《走进钱学森》，这本书图文并茂，很多珍贵的照片都是第一次公布，还详细记载了钱学森本书深层次解密了钱学森的传奇人生：出生华丽家族，家学渊远，赴美求学，科学巨星，崭露头角，回国受阻，被捕入狱，五年抗争，终回祖国，运筹帷幄，两弹一星，功勋卓著，载人航天，历史巨献。

二、走近钱学森，感悟四种精神

1、伟大志向，爱国情怀 “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于1935年8月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学习。黄浦江波涛滚滚，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他暗暗发誓： “亲爱的祖国，今天我去美国学习，他日归来后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1945年，钱学森在美国已经成为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旅美20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l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们永远的家。”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国界。钱老怀着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远赴重洋，学成之后怀着满腔的赤子之情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他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这不由让我想起周恩来总理儿时的一件小事，那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样赤诚的爱国情操，在我深受感动的背后，受到了更多的鼓舞，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成就中华民族伟大事业的新巅峰而努力。

2、淡泊名利，率真性情

钱老的一生．是远离浮躁、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 四条原则，以及不爱钱、不恋官、淡泊名利等美德，使他成为功德盖世、受人敬仰的伟大科学家。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凡是热衷于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在科学事业上不会有大作为。跟“钱学森之问”相仿佛．人们发出“我们的科学家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 的疑问．也同样令人深思。美国人在100多年诺奖获得者中占了309人．其中有好几位是华裔科学家。许多获诺奖的都是老者，而不是正值创造颠峰状态的中青年科学家。比如获诺奖的高锟生于1933年，史密斯生于1930年，博伊尔生于1924年，英国人拉马克里希南从事与核糖体有关的研究已有31年，他的办公室还不到1O平方米。难怪许多诺奖得主感言： “不急功近利，方能修成正果。”同样。获得我国2009最高科技奖的谷超豪、孙家栋．以及过去10年获得该奖的。也都是多年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高龄专家学者。

反观我们的社会现实，真是令人汗颜，就拿房地产行业而言，也存在急功近利的情况，有些开发商重速度不重质量，结果房屋交房后出现许多问题。浮躁是一种社会病，不医治不得了。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不仅“冒不出”国际一流科学家，更出不了实绩。远大理想、宏伟蓝图、奋斗目标，都要靠长期艰苦努力、拼博奋斗。功利短视有悖于可持续发展。“樱桃好吃树难栽”、“天上掉不下馅饼”。宋代欧阳修说得好： “务持重．不急功近小利”。只有把像钱老那样，鄙弃浮躁，才能助我们一臂之力，让我们在工作上拥有更好的心境，取得更好的实绩。

3、虚怀若谷，宽广胸襟 “我不敢当。”—— 这是钱老常说的一句话。可以说，没有钱学森，就没有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他既是开拓者，也是奠基人。然而，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成就有多么大，对于别人的赞誉，他总是说： “我不敢当!”

“我只是沧海一粟!”—— 在钱老给别人的书信中，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他一向反对人家称他为“导弹之父”，他说： “我只是沧海一粟!”

“我们都是小学生。”—— “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在任何新的领域，我们都是小学生。”作为科技界的一面旗帜，钱老的这句话也许最能解释他一生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动力所在。

大师的分量在于学养风范，才高八斗仍虚怀若谷；大师的力量在于品质操守，身处顶端却拒绝名利。是什么成就了大师?是境界!是淡泊的心性，低调的处世态度和对真善美执著的追求。

那句“我们都是小学生”，深深震撼我的心灵。的确，我们的岗位不同，掌握的业务也千差万别，也许换一个角度我们就都是小学生，然而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认识，更少的带着这样的态度去学习，我想在读书会上，正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让我听到不同领域的声音，当然也鞭策着我们更应高瞻远观，不局限于自己岗位的知识，更应立足整个园区开发事业多学习，带着我是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多钻研，这种执着而又钻研的精神会让我们终身受益。

4、严谨执着，开拓创新 飞镖的故事

钱学森聪颖过人，活泼好动。上小学时，男孩子喜欢玩一种飞镖，钱学森是高手，他折的飞镖，飞得又稳又远，小伙伴谁都赶不上他。老师让钱学森说说其中的奥秘，钱学森说： “我的飞镖没有什么秘密，我也是经过多次失败，一点儿一点儿改进的。飞镖的头不能太重，重了就会往下扎；也不能太轻，轻了，尾巴就沉；翅膀太小，飞不平稳，太大，就飞不远，爱兜圈子。” 小小飞镖，里面有科学，钱学森无师自通，成功奥秘在于用心钻研和突破创新。

尊重权威但不迷信 有一次，钱学森参加学术讨论，他发言后一个老头提出不同意见，钱学森一句话就把他反驳回去了。会后，导师哈哈大笑，问钱学森： “你知道那老头是谁吗?”钱学森说不知道，导师说，他是鼎鼎有名的大教授，又说，你那句反驳的话好极了。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并且勇于创新，这正是成就伟大事业的优秀品质。

在《钱学森最后的一次谈话》中，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在钱学森看来，存在问题的原因则是我国大学缺乏弥足珍贵的创新精神，是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不展开阐述了，重点我想说一下，我们已经走入社会这个大学堂的同学们该如何看待创新精神这一问题。

首先，我认为创新精神也是我们这一群活跃在各个岗位的年轻人所匮乏的一种意识。有人会说，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些时候是周期性完成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创新从何谈起？我想说，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创新的意识，有了这种意识，我们就能在岗位的点滴上有一点小的方式方法的转变。

读完这本书，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钱老虽然已去，但他的精神永存。我们悼念这位曾改变中国科技命运的大家，愿我们在他离去时，能念及他追寻科学的一生，理解他晚年的忧虑，好好反思并起而行。因为，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不在于献上多少花圈和眼泪，而在于是否尊重他的遗愿，让他的理想为后来者所实现，让他的精神为后来做所传承！

第四篇：民族脊梁----钱学森

民族脊梁

大千宇宙，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钱学森，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字，却让亿万中华儿女感动。他以那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酷爱自己的祖国，酷爱她的语言、土地和人民，是钱老90年风雨岁月矢志不渝的赤子情怀。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钱学森在上海诞生，民族的危难成为他人生最初的纪忆。为了救国，中学毕业的钱学森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选择工科作为人生奋斗的方向。大学时一第三名的成绩成功考到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门，大学毕业时有成功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20多岁的钱学森来到美国之后，举目无亲，孤单一人。他几乎把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到美国后不久就成为了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的学生，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得意的弟子。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此后的几年里钱学森在科学上的研究不断进步，也有了美满的家庭。看似幸福的钱学森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国家。在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钱学森一直想要回到中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奉献出自己的力量。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却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原本的幸福生活瞬间被打乱，自己也遭到软禁。这对于一向高傲的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五年的时间，尽管在美国受到特工的监视，尽管被软禁，尽管被关进监狱，尽管不能再工作，钱学森都从未忘记回到祖国的怀抱。钱学森从未放弃过自己回国的想法。终于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成功的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

在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面对新中国技术、人才、工业等各方面的空白，钱学森带领科研人员从仿制入手，根据现有技术和条件逐步研究、完善，奠定了中国导弹的基础。他甘心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生活待遇，甘心受苦。只是因为心中对于祖国的未来的牵挂，他无时无刻不希望着中国未来的强大。

钱老将他的所有心思都放在了祖国的国防事业。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第五篇：红色文化：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红色文化：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来源：《红旗文稿》期号： 2013/18作者：刘润为】

什么是中国红色文化？

大家都知道，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这样一些词语和事物：红旗、红歌、红五星、红色电影、红色旅游、佩戴大红花等等。由此不难领悟到：红色文化是一种以颜色标示其本质内涵的文化种类。从光学的角度说，红色是可见光谱中波长大约为630至750纳米的长波末端的颜色。由于它类似人体新鲜血液的颜色，所以中国人民往往赋予它以希望、热烈、勇敢、创造、奋斗、牺牲等象征意味。这种特定的颜色及其象征意味，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格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系。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善用“比兴”，因而人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凝练地称呼为“红色文化”。显而易见，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

应当说，红色文化较之我们经常使用的革命文化、抗战文化、解放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具有更加宽广的外延。在一些同志那里，一谈到中国红色文化，便仅仅与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相联系，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认识，因为那仅仅是历史上的红色文化。我们所说的红色文化，不仅上溯历史、涵盖现实，而且延伸到未来。这是一种大尺度的历史时代产生的蔚为大观的文化。它的上限，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历史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俄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看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一时间，社会主义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热词。然而，并非当时所有谈论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创始者，也并非所有涉及社会主义的著述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滥觞。比如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安福系的王揖唐，直至投机政客江亢虎、反动军阀陈炯明都在谈论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或是虚与附和，或是貌合神离，或是有始无终，与后来形成的中国红色文化没有任何传承关系。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红色文化创始者的有两种人：一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如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二是从俄国归来的中国工人。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红色文化滥觞的有两个：一是先进知识分子的著述和演说，如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公理何在》等；二是从俄国归来的工人在劳苦大众中对于俄国“穷人党”胜利一事的口头传播。至于中国红色文化的下限，目前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可以推断，即使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后，也要延续相当漫长的时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而且必将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夺人心魄而且必将更加夺人心魄的文化高峰！展望开来，即使人类社会到了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阶段，它作为人类走向真善美的一座巍峨的文化丰碑，也将耸立于千秋万代。在这座丰碑面前，后人们将洒下感动、崇敬的热泪。

中国红色文化不是石头里面蹦出的神物，也不是凭空而降的天外来客。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文化来源和社会来源。文化来源有三个：

第一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的核心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破解“历史之谜”的唯物史观、揭示资本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告别空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核心之外，就是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国际歌》自上世纪20年代初被译入我国以后，就成为中国革命者为理想忘我奋斗的强大支柱。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曾把它作为国歌，可见它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之深。而它的重译者瞿秋白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都是唱着这支歌走向刑场的。即使是在硝烟已经散去的今天，每逢我们听到那悲壮深沉的曲调，仍然禁不住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伏契克的长篇特写《绞刑架下的报告》，一直在深刻地感染、教育、启迪着中华儿女。

其中的警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至今仍像晨钟暮鼓一样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第二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在制度安排上，《礼记》提出“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抽象的意义上，这种思想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日益中国化，所依靠的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在外交上，《墨子》主张“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不难看出，这正是新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传统文化根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易经》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原则。很明显，这是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至于中国共产党员和其他先进分子，则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化为英勇奋斗的动力。“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这是革命烈士杨超于1927年就义时吟唱的一首诗。留得伍子胥的豪气，进而升华到为人民大众复仇的崇高境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第三个是世界优秀文化。共产党员白莽热爱匈牙利的伟大诗人、1848年欧洲革命的英勇战士裴多菲，曾经翻译过他的不少作品。在白莽、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遇害以后，鲁迅着意将裴多菲的箴言诗《自由与爱情》完整地引入《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以含蓄地道出五烈士是为争取人民自由解放而死的真相，并寄托对他们的一片崇敬之情。著名作家李尔重的抗战题材巨著《新战争与和平》，不但在创作方式和结构方式上有意识地借鉴了托尔斯泰，而且连书名都显示了它与《战争与和平》的继承关系。进入新时期以后，福柯的“权力——知识”说、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等等，都对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理论提供了营养或助力。谁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僵化保守的呢？纵观一部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可以无愧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全人类优秀文化的优秀继承者和发扬者。

社会来源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对于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繁荣来说，这个来源较之文化来源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文化上的一切继承和借鉴，都必须统一于这一伟大实践。实践是鉴别器，能根据需要分出哪些文化是应当拿来的、哪些文化是应当丢掉的；实践是制造厂，能把拿来的文化进行改造和制作，形成新的文化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但是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南。像王明那样削足适履地用教条或本本来剪裁中国革命实际，其结果只能是既害了中国革命，又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塔夫里亚诺斯在介绍中国革命时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社会现实的敏锐的观察者。这不仅因为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也因为他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并几乎毕生为之奋斗。这种深知民间疾苦的长期平民生活体验，使他终于敏锐地认识到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适合于中国向来被忽视的千百万民众的状况和需要。”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工程。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社会实践中，才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实践是发展的，文化也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是实践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同步对应关系。实践的高潮和胜利，必然要催生新的文化；实践的低潮或失败，并不一定带来文化的萎缩或凋零。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科学理论，革命烈士和志士们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壮美诗章，以鲁迅为代表的国统区革命作家创作了一批传世名篇，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民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繁荣。这是因为，越是低潮、越是失败，就越加需要创新理论的指导和精神力量的支撑。从中国红色文化萌芽到今天，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光景。回头望去，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坎坷不平，但红色文化却是鲜花满路，令人目不暇接。

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结构复杂、规模巨大的系统。分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可以有多个角度、多种方法。比如，从历史上看，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从文化的一般结构上看，有物态文化、心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从学科上看，有哲学、经济、政治、伦理、党建、历史、新闻、文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分析其意识形态结构，恐怕是更具根本性的工作。在这方面，最新的富有概括性的表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中，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灵魂。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红色文化经过近百年的艰难建设所取得的最为伟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这里的共同理想，其实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创造并且终将完成的世界奇迹，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推进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必须担当的阶段性历史任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步前进，中国红色文化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创新精神的胜利，都是爱国主义精神开出的灿烂花朵。没有这两种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其间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好八连，天下传„„拒腐蚀，永不沾。”；“利人糜顶踵，示范耿星河”„„仅从以上所举的极少事例就可以看出，光荣和伟大出自行动。由此可以肯定，千百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第一创造者和忠实践行者。以上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科学地完整地揭示了中国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民永远告别苦难的福祉，是中国人民创造光辉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为什么要弘扬中国红色文化？

求实地说，不管国内外形势多么复杂多变，弘扬红色文化的工作我们一天都不曾中断过。然而，必须看到，这项工作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资本主义永世长存、世界历史已经终结之类的神话一时间弥漫全球。就在这万花纷谢之际，社会主义中国却像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抗击八面来风，以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艰难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赢得了光荣，为人类前途保存了希望的灯火。20多年过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能量几近枯竭，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出现的繁荣风光不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激化，资本主义经济再一次爆发全球性危机。就连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再相信自己当年鼓吹的“历史已经终结”的神话，于2011年初表示：“10年前，在网络泡沫破灭前夕，美国占优势。美国的民主被广泛效仿，即便不是始终受到喜爱；美国的技术风行世界；稍加调整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被视为未来的潮流。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至于民间的反映，则更为激烈。2011年9月，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公布的民意调查震惊世界：74%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崩溃。与资本主义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蓬勃发展。这不单表现在巨大的经济成就方面，也表现在制度优越性的其他方面。2008年5月16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在对中美两国政府的救灾绩效进行对比之后指出：“如果中国政府能比美国政府更好地处理自然灾害，那么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也许能向世人表明的不光是快速增长的经济, 还展示出有效的政府能力。”与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消长相应的是软实力对比的变化。资本主义软实力下降、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上升，这是连美国右翼学者约瑟夫·奈都不否认的事实。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国

内红色文化热潮的大发展，二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思潮的上升和对中国红色文化的向往。从“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等等运动中，都可以看到中国红色文化的元素。所有这些，都是对我们坚持和发展红色文化的极大鼓舞，都为我们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强我弱”的经济、政治、军事格局和文化格局在一个时期内仍然难以根本改变。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必然会极大地刺激国际资本，驱使他们加紧实施其西化、分化战略。除处心积虑地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一步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外，就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渗透。而国内的一些亲西方势力，则与其结成利益上的“神圣同盟”，共同向中国红色文化发起空前的挑战。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和所谓“普世价值”，甚至请来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腐朽文化助阵，颠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让我们的党和人民成为精神上的流浪者，进而皈依西方的“极乐世界”。二是鼓吹新自由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彻底的私有化，进而剥夺民营经济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国际资本占有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扫除一切障碍。三是鼓吹所谓“宪政民主”，照搬西方的多党制，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瓦解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让中国成为惟西方马首是瞻的一条温顺的小驴。四是鼓吹所谓“现代公民社会”理论，企图在基层党团组织和政府之外罗织新的政治势力，进而由小及大、由低而高，步步为营地建立起反对党，最终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问鼎”。五是鼓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理论，并通过一年一度的推举活动营造声势、扩大影响，以此斩断知识分子与祖国、人民的天然责任关系，为“异见”知识分子传播错误思潮制造法理依据、营造舆论空间。六是鼓吹西方的新闻观，用“西方新闻绝对自由”的谎言蛊惑人心，以期消解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逃避新闻的社会责任，否定党管新闻的原则，让本是正能量的新闻变成足以搞坏一锅汤的老鼠粪。七是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为此，他们或掐头去尾地歪曲历史，或别出心裁地伪造历史，但是美化侵略、偏袒卖国、歌颂倒退，抹黑英烈、谮毁革命、否定进步却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原则。消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历史，必然要将主要矛头指向这一历史的人格化代表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重中之重，就是党和人民爱戴的领袖毛泽东。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这一精神支柱，他们的手段几乎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例如，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不管是林彪还是蒋介石，只要是反对毛泽东，在他们那里就是好人，就被描画成光环绕顶的人物，如林立果的“小舰队”，竟被说成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基必然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实行多党制，这就是他们打算暂不告人大抵永远也没有机会告人的逻辑。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某一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些光怪陆离的东西已经形成了主导性气候，那就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倒退。什么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近代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成果都将付诸东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要变成黄粱梦。

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切袖手旁观的论点、首鼠两端的论点、随波逐流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坚持红色文化、继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倘若我们不敢或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就会成为被后人所不齿的历史罪人！

怎样弘扬中国红色文化？

立足现实、保卫历史、创造未来，是弘扬中国红色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中，立足现实是中心，它一极连接历史，一极指向未来。现实的事情搞不好，历史便宣告中断，未来也化为乌有。所谓立足现实，就是要从当前的发展需要和人民意志出发，寻找发掘、整理、研究、宣传红色文化的切入点，让红色文化遗产鲜活起来，成为排山倒海一般的正能量，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为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

务，归根结底，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历史是根基。高楼挖掉基础必然坍塌，大树砍断根系必然枯死，这就是我们提出要保卫红色历史的全部依据。这里的历史不仅仅是指过去的人和事，而是指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和。保卫历史并非全盘肯定历史，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其大局之是，非其局部之非，换句话说，就是要保卫红色历史的本质方面。如果我们为了保卫红色历史，就连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极“左”的东西都给予肯定，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创造未来是目标。没有民族伟大复兴，没有共产主义社会，过去的奋斗和今天的奋斗便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就会成为迷途的羔羊，彷徨于茫茫旷野而不知所之。其实，前辈们的一切奋斗，都不仅仅是为了今日的小康，更是为了彻底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创造一个永久安宁幸福的世界。把握住了未来，就有了继续前进的底气，就能够推动中国红色文化从繁荣走向更大的繁荣。因此我们说，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红色文化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素质。

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和方法，我们可以多个侧面、多个角度，采用多种手段，投入到弘扬红色文化的工作中去。从现实需要出发，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善于运用红色文化遗产这面宝贵的镜子。比如“宪政民主”那一套，过去不是没有人搞过。远的且不去说它，仅以抗战胜利以后走“第三条道路”的各个政党为例。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一面要共产党放弃斗争，一面要国民党开放政权，在中国“实现欧美式的民主政治”。与当今这些鼓吹“宪政民主”的人不同的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真诚的，希望推动中国进步的。但是，良好的愿望却被无情的现实打得粉碎。从1945年11月的“一二一”血案到1946年6月的下关惨案，再到1947年5月的“五一八”血案、“五二〇”血案，国民党反动政府频频以阴险毒辣的手段打击民主党派。接着，又相继封闭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联合报》，并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等地大肆搜捕民主人士。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彻底撕下刷新政治的伪装，干脆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下关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打成重伤的民盟代表马叙伦，在病床上紧握周恩来的手说：我过去总劝你们要少一些兵、少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枝，子弹不能少一粒。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告站到中共一边，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段往事启示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越阶级利益的民主政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绝不会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实行多党制。中国如此，美国也是这样。在那里，真正当家作主的是以华尔街金融寡头为代表的垄断资本集团。他们可以用共和、民主两党竞选执政制造民主的假象，但是绝不允许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上台执政。“占领华尔街”运动才闹了几天，大亨们便如坐针毡，频频发出防止美国共产党上台执政的警告。当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但是只能朝着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方向改，朝着恢复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方向改，朝着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方向改。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在他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曾经详细记述了延安实施“三三制”民主政治的情况：1944年的一个秋天，在延安市政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有14个人与市长一起开会。这14个人就是由延安选民选出的市参议员，其中有共产党员、普通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开明绅士。市长报告前段工作，并提出下半个的施政纲领。参议员们则代表延安各阶层人民，对市政府的前段工作和即将实施的纲领提出种种直率的批评和建议。最后，市长根据议员们的意见对纲领进行了修改。由于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延安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最为廉洁、最为高效的政府。目睹诸如此类的众多现象以后，冈瑟·斯坦感慨地写道：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很明显，这种实行人民民主的真诚态度和根据历史条件创造民主制度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就是要这样，以红色文化遗产为鉴，透过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用谎言编织的华丽外衣，还他们

为国际资本奔走的真面目，同时明确前进的方向，汲取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和智慧。

二是要有红色文化的雍容大度。雍容大度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显著风格。所谓雍容，就是胸有成竹、从容不迫。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气急败坏适足见其鄙陋。在文化斗争中，成熟的红色文化工作者总是表现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和淡定。它依赖于实践主体道义上的高尚、文化实力的雄厚和斗争艺术的高超。在这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研究员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近年有媒体传播说，1950年，毛泽东在审阅“五一口号”时亲自加写了一条“毛主席万岁”，并由此得出结论：“‘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面对这一不实之词，张素华并不急于表达义愤，而是沉下心去查阅当年中央拟定“五一口号”的原始档案及其他史料，然后撰文指出：“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产生于1943年，是陕甘宁边区吴满有、赵占魁等45位劳动英雄喊出的。整篇文章要言不繁，不事雕琢，行文舒缓，语气平和，然而却有重过千钧的战斗力。所谓大度，就是要有广阔胸怀和高远眼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品格在文化上的表现形式。必须看到，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锋更加频繁；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必然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凸显，思想文化的多元多变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如此复杂的文化格局，我们既不能丧失原则和立场，又不能效法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以一切非红色文化为敌，关起门来自己讨生活。道不同不相为谋，道相近则可以相与为谋。我们要像前辈那样，善于与各种健康、进步的文化合作，结成反对腐朽、倒退文化的统一战线，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更多的机遇、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要像前辈那样，以囊括四海的气魄、吐纳自如的内力、敏锐灵活的姿态，随时捕捉、鉴别、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信息，以营养、壮大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中，包括与社会主义文化敌对的文化。例如，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坏东西，但是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回答是肯定的。自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萧条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位居上风，新自由主义陷入尴尬的窘境，但是以哈耶克为首的一批骨干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于1947年组织起朝圣山学社，一边自我调整，一边等待时机，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才转运翻身，实现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并且在苏东剧变中为国际资本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他们的好景不长，这是后话）。身处逆境坚守40年，至少这股顽强的劲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总之，在胸襟气度上，我们要争取超过前辈，至少不能像九斤老太所说：一代不如一代。

三是要在践行上下工夫。从本质上说，红色文化是一种精神存在。它只有通过人们的实践，才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力量。而只有在转化为物质力量，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时候，才能形成文化软实力，成为让更多的人主动接受、让更多的国家民族愿意分享的文化。一句话，弘扬红色文化，就是要增强、扩大红色文化的软实力！然而，红色文化从一种精神存在到形成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起码要经过发掘→制作（研究、创作等）→传播（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立体媒体等）→接受→行动→成效→影响这样几个环节。而在这一中心链条周围，还要有若干辅助链条，如组织管理、资金支持、技术设备等等。无论你在哪一链条哪一环节上出力，比如写书、演戏、授课，或者种田、做工、站岗，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红色文化的弘扬者。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让我们从我做起，从当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用心血和汗水去创造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汪洋大海，去奔向千里万里之外的光辉未来！

（作者：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