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心灵、自我与社会》读后感
《心灵、自我与社会》读后感
实话实说，第一遍看没看懂，当时什么也没看进去，只知道，所有的字我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我就不知所云了。第二遍，还是没看懂，又觉得这也许不是米勒的错，应该还是翻译者翻译得不好，一个句子上百个字，大从句套小从句的，甚是无聊。这次下狠心，跑到图书馆，抛开一切杂念，只做一件事，看米勒的这本书。还是不敢说我看懂了，但是似乎有点知道了米勒想要表达的意思，也理解了，专业论文什么的，都是这么长的句子，也不能怪人家翻译的人。
其实，不能说是”看”书。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当然在图书馆，不能读出声音，只能默读的），读完一句又读一遍，想想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自我，作为可成为它自身的对象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于社会经验。„„我们通过理解自己所讲的东西而不断地继续同其他人对话，并利用这种理解指导这种对话进行下去。可以说，我们砍去社会的方面暂时不去理会它，那么某人便是同某人的自我谈话，就像某人会同另一个人谈话一样。„„思考过程本身不外是一种进行中的内在会话。”
我惊讶地发现，米勒的意思我似乎有点懂了。我正在看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在跟一个固定不动的部分米勒在交流，我之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是因为我只是把他所有的话当成一个一个的字和词语来看待，并没有真正的过脑子，也就是将他说的话，“一
个字一个字地”读给我自己听，将他的话作为我的经验进入我的自我中去。
但是，又由于，我们的思维始终借助某种符号进行，而我不能确定我赋予这些符号的意义和米勒赋予的相同，所以我说，我只是“似乎，有点，知道了米勒想要表达的意思。”
而我这个经验的本身，恰恰印证了米勒的这个自我理论。米勒真是个天才。
我突然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年，好像很少考虑过什么是“自我”这个问题。也从来都将两个人的对话作为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而从未想到，原来，“我们所称的‘交流’的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提供一种行为形式，使得有机体或个体可以成为他自己的对象。”稍加留心，我在对别人说话之前，好像是真的有那么一瞬间，虽然可能短到有时候我自己都无法留意到，我真的是把要跟别人说的东西先跟自己说了一遍，再决定是不是要说、怎么说、以及说了以后对方是什么反应。
“我们的符号全都是普遍的。你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会是绝对特殊的；你说的任何有意义的话全都是普遍的。”
确实是这样，所有艺术家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不是特殊得的。如果他试图抒发他独一无二的情感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那么就不会有人看懂；某一艺术家的著名往往由于他用普遍的语言借助艺术的形式而发了普罗大众有时无法表达但又想表达的普遍的情感体验或者经验。而且，单单就该艺术家借以表现的形
式本身来看，都是普遍的。否则他根本就无法进行思考和创作。退一万步讲，即使有非普遍的、仅仅属于某一个人的他首创出来的形式和符号存在，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找到知音。
突然想起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一条：规律是客观的、普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万有引力定律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是因为由牛顿发现了它，将它从所有人都无法意识到的境地转换成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所以，这样看来，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既相同又不同的。人们思考的方式相同而借以思考的符号所代表的含义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不同的个体、社会和其所属的各个不同的文化。就像“龙，”在西方传统意义上来说，是邪恶的化身，而在东方则是吉祥或者权力的象征。悲观地想一想，也许现在写在这里的所有的东西，或许都曾有过人进行过差不多的思考，我所得出的东西不过是这世界普遍性的一部分。
如是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世界上最先创造这些符号，并赋予这些符号含义的是谁呢？这个问题也许就像是鸡生了蛋还是蛋生了鸡一样的无厘头。据基因工程科学家们分析了他们从世界各地采集的DNA样本以后，他们发现，现代世界上所有人的祖先是一个距今A万年的女人和一个距今B万年的男人（记不清楚A和B的数字的）。他们不在同一个时代，中间相差的不是几年或者几十年，而是上千或者万年。如此的让人惊讶和摸不着头脑，是吧：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祖先是相同的，而且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那么，这个男人和女人的祖先又是谁呢，科学家还没有找出答案。这才是世界上各个宗教能够得以生存的原因吧，因为这一问题太深奥，太难以回答，才有了上帝、佛祖、真主安拉；人类科学还无法解释的东西，也只有神学能够回答了。（貌似有点扯远了，呵呵。）
我与该理论相关一些体验：我和一个特别好的儿时的伙伴分开了很久，几年或者有更长的时间以后，我们变得很难沟通和理解对方的言行。也许，我们彼此很有好感，还是朋友，但是从前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再也找寻不到。我曾长时间的困惑于此问题，也试图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归咎于彼此的成长环境不同。然而背后的原因一直想不出来。现在想想，应该是两个人成长的社会环境不同，个人的经验不同，彼此自我对符号赋予的含义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观念和对事物的判断，即价值观。因而再次见面以后，我们就很难再产生共鸣。
有点羡慕伯牙和钟子期。相传：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曾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但是转念一想，如果他们约的不是第二年见面，如果不是子期现行亡故，这个故事也许就不会再存在了。
第二篇：心灵与境界读后感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写道：“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时的为止”。我觉得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不要老拿“有明显的不足”挂在嘴上，哪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没有“明显的的不足”呢？
本书是张岱年先生的文章选编。虽然书中有的文章在张岱年先生的其他著作中已经读过，但再次读到这些文章，更加了深对张岱年先生之文章的理解和感悟。读这书，隐约地感到“好书不厌百回读”这句话是出自写出作者在读书时的亲身感受和肺腑之言。
张岱年先生是已故的国学大师，《心灵与境界》是他的一本论文集。所收文章没有标明发表日期，从内容来看，应该跨越很长时期，故观点时有不一致处。书中所谈，涉及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道德修养等方面，虽属泛泛而谈，但也不乏真知灼见，给我很多启发。
一、关于中西文化，他说：“过去论中西文化的异同，多偏重中西之异；事实上，也应重视中西之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惟有兼重同异，才能对中西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思想源流》一文中写到：
“中国思想之结胎时代实在西周。中国思想之最初的表现在《诗》及《书》。《诗》《书》大概都是周之中叶的作品，其中思想是主实、重人的，表现一种安毅、刚健、朴实的精神。…周代为吾国文化初成熟之时，所以思想极表现一种沉深、雄厚、伟大、闳肆、创造、前进气息，勤奋、勇猛而又稳重、宏阔。中国文化之根本性征，中国哲学思想之根本倾向，实在《诗》、《书》中已大致决定。…把古代思想总结起来而成一个一贯系统的第一个哲人是孔子。孔子是开创新时代的人，却也是集大成的人。他结束了以前的时代，开始了新的时代。孔子哲学不是以前思想之反，而乃以前的思想之结晶与更进的发展。”
寥寥数语就把中国思想的源交代清楚了，精准简括，不愧为大家。在述及中国思想的流以后，张岱年先生简要地总括道：
“中国思想之发展，简括论之，也可说只三大段，原始是宏毅、刚动的思想，其次是柔静的思想，最后否定之否定，又必是宏毅、刚动的思想。”
二、关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他说：“有许多文章对于儒家„重义轻利‟、„存天理，去人欲‟进行谴责、批判，认为是对于„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事实上，在今日的时代，是否还有多少人赞同„重义轻利‟、„存理去欲‟呢？中国近代社会迟滞不进，是否儒家的„义利‟、„理欲‟学说的影响所致呢？”。他明确告诉我们，“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明清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及其对于文化学术的高压政策”。张岱年先生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文化是人类为了满足欲望而进行斗争的结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触，便易走入衰落之途。然而虽衰，却因没有较高的文化来征服，亦不易即趋灭亡。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因受刺激而获得大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也有被征服被消灭的危险。”
这篇文章虽然写于30年代，今天读来仍然有警示作用。
三、作者认为：“人类有个特点，即需要有个精神寄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追求一个最高理想，按照最高理想做事，便心安理得。一般人也讲„天理良心‟，总有一个精神寄托。现在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一切人有个精神寄托。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就是没有一个精神寄托”。
四、关于辩证法，他说：“真正遵循辩证法又很困难。有许多号称辩证法大师的，事实上又违背了辩证法。讲辩证法和用辩证法是两回事。讲辩证法就是要克服一点论，讲两点论，这是对的，但我总觉得也应该承认„三分法‟”。
五、关于中国哲学的未来，他说：“我们需要学术的独立，不作西洋的附庸。在哲学，须根据本国先哲思想之精粹，及现代世界思潮之大道，从新建立起一个伟大的系统，作知识及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
六、关于直觉思维，他说：“所谓„玄览‟，所谓„见天道‟，都是指对于天道的直觉。这直觉是超乎一般感觉经验”；“事实上，直觉即是灵感。直觉是超越思维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惯常思维的局限，启发崭新的理解”。
七、关于形而上学，他说：“所谓静止的孤立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乃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并不一定切当。我认为这种方法实质上是分析思维方法，对于科学研究是完全必要的。我认为，分析思维方法与辩证思维方法是相辅相成的”。本书中，类似这样的有独立见解的能够给人以深刻启发的地方非常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也应该指出，作者的观点是存在矛盾的。例如，他说未来的哲学是新唯物论与科学的结合，哲学的作用一是指导科学的工作，二是指导生活实践及社会政治的实践，哲学将是一种力量，并说哲学将从玄虚与混乱中跳出来。这样的理解无疑过于狭隘了。同时，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解也过于拘束，不认为佛学也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对心学则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似乎不及罗素对历史人物所抱的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恐怕这也是一种历史局限性，是不能过于苛责的。
第三篇：心灵读后感
星期天下午，太阳暖暖的，很惬意，我学着妈妈的样子给自己倒了杯茶，从书橱里取下《心灵在歌唱》这本书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当读到《一只左脚写人生》这篇文章时，我彻底被主人翁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来到书桌前提笔写下我此时此刻的感受……
主人翁克里斯蒂·布朗刚出生不久就患上严重的大脑瘫痪症，疾病使他无法和正常人一样灵活运用自己的大部分肢体，可怜的小布朗，他只有一只左脚勉强能动！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小布朗将在痛苦中度过一辈子，然而，尽管生命如此苛待布朗，布朗却依靠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毅力成为了一名作家和画家。他用一只左脚不屈不挠地生活，撑起了自己整个生命，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对照布朗的命运，我们简直幸福无比：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拥有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拥有老师科学的指导……可是我们是怎么处理生命中的挫折和困难的呢？当身体略有不适时，我就想着撒娇；当遇到难题时，我会飞奔到老师那里等老师讲解，而不是自己先开动脑筋分析或者查阅资料；当遇到生活上的困难时，我会立即找家长，家长做得不满意时还会发脾气；当考试考得不好时，我会选择逃避或者消极颓废，而不是正视成绩查找原因……对照布朗，我显得何其渺小。
感谢克里斯蒂·布朗，是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无论命运如何捉弄，我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的轨道，即使只有一只左脚也同样可以写下瑰丽的人生篇章。今后，我将努力经营好自己的美丽人生，遇到挫折时不自怨自艾，不到万不得已不搬“救兵”，我要像布朗一样用自己的努力去战胜挫折和困难！
第四篇：《博弈与社会》读后感
《博弈与社会》读后感
原创： 何徐任
《博弈与社会》这本书是大二时教授《经济学原理》的老师推荐的，老师曾无数次在课堂上提起过“博弈论”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我的初步认识是：博弈论的全称是“非合作博弈理论”——这是我从百度百科中得到的。“非合作博弈理论”？！在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时，不自觉的在心里默念了好多遍，说实话，心里充满了不解——难道博弈论是在讨论如何不合作吗？带着这个疑惑，我开始看起了《博弈与社会》这本书，从书中寻求解释。
该书开篇便向我们抛出了两个问题——协调问题与合作问题。
张维迎说：“人是群居动物，群体人具有社会属性”。这个不难理解，毕竟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从来都不是具有“个体优势”的生物，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选择聚集在一起——生活在“社会”中而不是“孤岛”里，这也让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法“独善其身”。简单地说，即你的“所思所想”不仅仅取决于自己还会受到群体的影响；你的“所作所为”不仅影响自己还有他人——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属性”。
人的社会属性意味着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体将不得不与其他人频繁打交道，这个过程必然涉及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而如何解决合作与协调问题，是这个社会运行的基础——决定了这个社会能否顺畅的运行。
该书在开始探讨博弈论前向我们抛出这两个问题，用意十分明显——能否深刻的认识协调与合作问题，是我们掌握后续博弈论知识的前提和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特定的博弈论是以特定的社会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关于博弈论的一切讨论都是以一个特定的社会为背景展开的。因此，在揭开博弈论的神秘面纱前，搞懂这个特定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将是必要的，这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和接受后续的博弈理论。可以说，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对一个博弈论领域的小白是十分友好的，很适合初学者阅读。
当然仅仅讨论载体是远远不够。载体——特定的社会、主体——博弈的双方、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博弈知识，这是博弈论的三大构成部分，它们一起组成一套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
书中把博弈论主体定义为：理性人——有限理性的人。
所谓理性人，就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用张维迎的话说，便是“可以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做出最好的选择”。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完全理性的人——理性人是不现实的。然而理性人假设的存在却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维迎的解释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都在做出自认为最好的选择，都有着趋向于理性人的趋势。”——即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人们会尽可能地成为一个理性人。这为理性人假设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
协调与合作以及理性人假设，初步为我勾勒出博弈论的外部轮廓，带着对于博弈的粗浅认识继续来读这本书。
介绍完博弈的载体以及博弈的主体之后，毫无疑问，博弈双方在特定的社会中展现的交互关系将是该书接下来要阐述的重点。作者通过对一个接一个的博弈例子的剖析以引出相应的博弈思想，这种方式不仅在我的脑海中构建起了一个博弈论的世界，还在这个世界与现实社会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如何用一个博弈的知识去解决另一个博弈问题——可谓是“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
以囚徒困境为例。
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八年。此时，从集体理性的角度来看，沉默是对集体最好的选择。然而，由于囚犯们互不能沟通，出于个人理性，坦白便成了囚犯们各自的占优战略。因此他们会相互揭发，从而各自获刑八年。
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很多人都知道何为囚徒困境，甚至能够清楚的明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类似困境——企业的恶性竞争、国家间的军备竞赛、乃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等等。然而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并不意味着你掌握了如何去应用它，在这之中的大多数人，应该都不曾想过当有一天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看似不可避免的囚徒困境时该如何去走出来。
而《博弈与社会》这本书告诉了我如何去走出这一困境——用博弈知识去应对博弈问题。
张维迎说：“人不仅趋利避害的，还具有长远的眼光——我们可以为了长远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短利。”这就是我们走出囚徒困境的基础——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一次性的短期博弈，但大多数情况下博弈是多次、长期的，在一次性博弈中走入困境所得到的短期利益和在重复性博弈中所能得到的长远利益那个较大，直接决定了博弈中参与者的个人决策，从而间接的决定了集体能否走出囚徒困境。也就是说，走出囚徒困境的方法就是让博弈者认识到“合作”带来的长期利益。
读到这里我终于开始理解何为“非合作博弈理论”了——能够理解人们为什么“不合作”，我们才能找到促进合作的有效途径。人既然可以因为“利益”而放弃合作，那么要使他们能够趋于合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更大的利益——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去引导他们进行合作，从而真正做到走出困境。
当然，帮助我真正理解何为“非合作博弈理论”只是《博弈与社会》带给我的一小部分。在这之上，《博弈与社会》教给我的是一种走出人生困境的思路——探究困境发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导致你陷入其中的，那么走出困境的关键就是用它来引导你走出困境，或许就是常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吧。这才是这本书所教给我的，最为重要的，足以影响我一生的东西。
作者 | 何徐任
第五篇：经济与社会读后感
马克斯·韦伯是行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是当代西方颇有影响的学者。《经济与社会》一书是在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夫人玛丽娅娜·韦伯整理、出版的。下面是关经济与社会读后感于的内容，欢迎阅读！
从事实来看，人治与法治并不是一者取代另一者的关系，而是在同一时期相互补充，不同时期相互替代，交替出现在同一地区或者同一政权中，例如古希腊时期和罗马黄金时代，英国资本主义革命等等。而且经过一系列结合当时史实的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出现这样的反复并不是因为某一团体窃权或突发事件等偶然因素，而是当时当地方方面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必然。为什么会出现必然的反复更迭，是因为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有适合其发挥的特殊环境，也有其力所不逮的困境存在，双方在不同时期交替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才会出现此一时彼一时的局面，这是在历史事实和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两种层面上都站得住脚步的观点，充分、形象地解释了法治与人治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提示今天在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拼搏奋斗的我们应当开拓自身的视野，站在一个逻辑清晰明朗的起点上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更加深入细致地分析人治与法治，从而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前面已经说到，虽然我们一度习惯于某些偏见和宣传使我们产生的人治即贬义，法治即褒义的思维套路，但我们也能认识到这两种治国方式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事实上这两者的目标与追求是一致的，分歧与争端主要体现在治理方式的不同上，不同的治理手段有其配套的治理方法，而两种治理方法所要求的条件和需要的环境有着重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治有几项假设和前提是国家社会的统治最终依靠于人，权力由人向自身赋予并执行，因此统治者应该是具有高尚道德和过人智慧的，并且相信人性本善，适合的统治者都是天然具有大公无私的本性的，同时人治只有在有人表现权利的时候才具有效力，因此要求大众也符合人性本善的假设，自发约束自身行为，统治者的精力主要用于发挥才智推动国家进步，而对社会上问题的出现只作事前示范和事后修补的工作，同时，由于社会自发的积极性，所有具有统治才能的人都应当并且能够被选拔出来，这样才能使得合适的权力被合适的人取得，合适的人取得了与其智慧、道德相匹配的权力。这种决策方式的好处是人们自发向善而不是向恶，对有限的约束制度起到修补而不是冲击的作用，同时在进行紧迫、重大或者需要高度远见性的决策时受到的掣肘较少，效率较高。
而法治同样尤其自身假设和前提体系，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依靠一套制度而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人，统治者的权力由法律规定来赋予并且可以被依法授予或剥夺，统治者的能力体现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法律规定，相信人性本恶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需要全面的，健全的制度体系来施加外来控制力，同时也认同人天生平等，智力、道德等都不应该直接成为决定人地位和待遇的因素，必须经过程序和规定的甄选。这种决策方式的好处是能够有效控制统治者能力不足，包藏私心或一时冲动而做出影响恶劣的决策结果，如果统治者的决策过于荒谬，他甚至无法执行自己的决策，同时依靠制度而不是道德来约束民众也更有利于控制人与人之间的思想道德高度差异和实现公平。
但人治要从最高层落实到最基层，也需要逐渐凝结成一些规章制度来避免自身被扭曲，而法治的最终制定和执行者，依旧是人，这两者自身的理论体系中就从来没有缺少过对方。
法治论者力挺法治的理论依据主要分两种，即唯理主义和怀疑主义。唯理主义的视角主要是相信法律是死的，是固定的，因而也是理性的，不会受到欲望的影响和控制，有着理论上永恒正确和永恒公正的可能性，能够体现普遍意志，而其定义都已经是永恒正确，那执行这种永恒正确的治国手段本身的正确性也是不容怀疑的。这种观点对法律和人的思维的差异有着一定深入的认识，但对法律制定和执行的漏洞认识还有所不足，法律是否出于理性、公正、正确的立场和起点而制定，法律的执行者是否能够做到如同自己所服务的法律一样不受欲望的影响和控制，这都是法治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相反的，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由它的对手人治论来解答，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考虑操作的制度推论。
而另一种怀疑主义法治论者则认识到了人的理性力量永远有限的问题，他们的视角不是法律的优越性而是人类的劣根性，它提出了两个人治论难以解答的问题，智者是否随时存在并被发现，智者是否随时理智，于是相比之下，他们更加倾向于法治，但是这个推论指出了人治的操作难题，却依旧没有解决法治论自己的操作问题。
而人治确实无法解答，至少现在的研究水平还没有成功解答法治论者提出的两大质疑，但它同样能够有效地质疑法治论，并且能够一定程度上修补法治论的弊端，通过选取更加智慧和高尚的立法者，执法者，虽然无法根本解决法治论操作的漏洞，但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法律的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由此可见，法治和人治实际上是无法独立存在，也无法消灭对方的，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方向都应该是借鉴对方来完善自己，提供自己去规范对方，两者的结合是一种必然，差异将只是体现在谁的体现程度更高，最终执行手段是人还是法，个人认为，随着这两种治国手段的理论不断发展完善，有朝一日即使这种差异也会渐渐消弭。
平心静气来看待法治论伦和人治论，都能够感受到其独有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也能发现其难以避免的漏洞和弊端，瑕不掩瑜，这种弊端的存在不应该被作为否认某一种理论的依据，而是证明了探讨问题的传统思辨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试图找寻一种永恒的，绝对性的真理，一种可以照办无误的治国手段，一种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的治理方式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这不符合运动的基本规律，也不符合多年革命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实践结果，寻找一种本就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这个出发点所推导出来的理论必然存在致命的漏洞和弊端。无论是研究科学还是治理社会，面对随时发展变化和内部包含不可消灭的矛盾的具体形式，都需要立足实践和兼收并蓄，实际情况才是一切研究的老师和研究成果的质检员，单纯依赖思辨是不可能真正深入这种讨论的。“思辨终止的地方才是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因此，将人治与法治放在同一个历史发展语境中进行重新思考显得很有必要。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中，韦伯所作出的政治统治变迁分析有很大的超越性和突破性，使人治法治的千年争端和发展更上台阶具有了可能。
韦伯的理论将社会生活中合法存在的统治方式进行了三种大致的分类，即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统治。法理型相信法律的绝对权威，统治者的权威要服从在法律的权威之下；传统型崇拜传统惯例的智慧，认为惯例具有合法性和统治性；，魅力型则是超人政治，强人政治的理论基础，个人的超凡能力为其权力和地位提供了合法性。前两种更接近法治论，其中第一种最为普遍，而魅力型则是人治论的表现。
在韦伯看来，法理型统治是官僚依靠法定程序取得合法性和规范权力行使手段，法定程序依赖于官员制定和执行的统治形式，其最大优点在于稳定性，一切活动有所依据，按部就班，最大限度减轻个人能力的影响而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种统治实质是一种运作方式，法律与官僚都是机构运作的动力和元件，这种统治形式适用于和平时期和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遵循是社会的主旋律，而其缺点也在于稳定，缺乏应对突变和锐意革新的能力，在稳定中将逐渐丧失进取心与生命力，从稳定逐渐转向僵化、腐朽，并且这种社会否定了人们的向善之心，约束人们的行为完全依靠法律的控制力，而法律本身必然是存在漏洞的，改革又举步维艰，因此其法律体系在民众不断的突破尝试中必然面临崩溃而需要一场由魅力型人物率领的政治改革和转型。
而魅力型统治依靠于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与魅力来维持整个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常运作，其合法性来自民众对其信任、崇拜和追随。这种统治方式能够方便地提出重大的项目与全新的思想并得到社会的认同、服从与支持，优点是能够迅速决策，集中力量，并且轻松实现改革创新，但其缺点同样明显，对统治者过高的素质要求和低素质领导人能够带来难以控制的破坏性，并且，统治者的优秀也难以保证执行者的优秀，完美的政策在执行中完全可能变形甚至起到反作用，同时，这种依靠于个人魅力建立的合法权力使得统治者将极力迎合大多数支持者的继续支持，这种大多数可能是人数上的，也可能是经济、军事实力上的，因而这种统治方式一是难以保证统治秩序，难以防范社会混乱和动荡，其二也难以保证公正性。
因而韦伯认为魅力型统治是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其过于强力和副作用过于巨大，在变革潮流时期是一剂强效的良药，是立竿见影的激素，但社会进入平稳时期后，其效力就显得明显过剩，而副作用也开始破坏社会的健康；其次，魅力型统治对领导人的要求过高决定了这种统治方式的有效生命周期基本等同于领导人的自然生命周期，职位和地位可以继承，但能力与魅力是无法继承的，其继任者的选择方式将决定社会转向法理型还是传统型，选举带来前者，而遗传带来后者，但魅力型统治将就此中断，即使其继任者重新塑造了成功的个人魅力，那也是断续而不是延续，而一个继任统治者无法塑造足够的个人魅力，不但是统治形式的终结，还可能是一个政权，甚至政治势力、国家、民族的终结。
韦伯的分析基于社会统治形式纯粹这样一种理想类型，但其自身都不认同纯粹类型的统治曾经存在，所能见的都是混合型统治，差异在于混合成分的浓度不同。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人治与法治的争论达到了空前高度，并且双方都取得了充分的实践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作为今人我们回首看来，凡是坚持和试图践行两者非此即彼的纯粹性的尝试，非但没有成功，而且都是祸国殃民的典型，而取得一定成果的，无论最终成功与否，都是混合型统治的实践者。因此，本文绝非希望为人治或者法治中的哪一种张目，而是希望秉持一种中庸之道来探讨混合型统治的科学性，并为探索混合型统治其成分的比例，为我国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丁点星火智慧，跻身续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这个伟业中的一枚负重轮，一条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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