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探讨的文献综述

第一篇：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探讨的文献综述

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探讨的文献综述

姓名：李君 学号：20110711

5历史一再证明，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性的管理理论往往产生于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管理得到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实践者的高度关注。使其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而作为一个管理学的研究生，我想我有必要高度关注管理学的当代热门话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并潜心研究。于是我查阅了有关中国式管理的大概十篇文献，并针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科学的构建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重点关注，因为我觉得中国式管理之所以能够形成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并因此形成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首先，陈春花在“论形成中国是管理的必要条件”及储小平在“中国式管理科学构建的探讨”中，都对文化对中国式管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形成中国是管理的必要条件中就有一条重要的条件，即对“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体认”，中国式管理科学的构建也有一个重要条件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传统文化是凡圣合一的世俗性文化, 她不仅存留在圣贤们的经典书籍之中, 更重要的是沉淀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伦理行为规范之中。人生之初, 以家庭本位、延至亲友等伦理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在教人洒扫应对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就是“习与智长、化于心成”的教化功能。德鲁克告诫我们“在每个企业中，管理者都是赋予企业生命，注入活力的要素。如果没有管理者的领导，‘生产要素’始终是资源，永远不可能转化为产品。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中，企业能否成功、是否长存，完全要视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而定，因为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是企业唯一拥有的有效优势。”也就是说，对于管理者的认识或者简单地说对于人的认识，是管理所面对的首要话题。中国管理无法完全照搬西方管理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我们拥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理念，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人的理想性、价值观和判断力形成了组织绩效表现的关键资源, 只有对于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和体验，才有可能了解管理绩效的来源，才能理解中国管理者的特质以及实践的精髓。在1994～2004 年的11 年间，我跟踪了中国具有行业领先位置的5 家成功的企业,这些先锋企业的实践让我们更明确地理解，管理需要根植于文化和环境中，如果作为管理研究的我们没有对于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我相信我们无法获得管理理论的成果，也许应该回到德鲁克对于中国管理者的忠告上去，德鲁克说:“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他们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中。只有中国人才能管理中国。”

彭贺在“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一文中指出，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入手考察文化与管理的关系, 不难发现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已有研究证实: 管理实践和民族文化的契合程度与其财务业绩成正相关。因此, 不应再纠缠于文化是否影响管理, 而应该去研究文化究竟如何影响管理实践, 以及如何在管理理论中考虑文化要素。任何知识领域都包括两套知识体系：普遍性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体系，而地方性知识体系之所以存在是文化要素在其中

起作用的结果。“文化恰恰是特殊的”，作为一种特殊性，其所涉及的知识体系仍然是特殊的，文化是构建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点，对在具体的管理研究中如何对文化变量进行处理这一问题，有一些研究者进行了详细描述，比如ADLER在1983年就详细描述了对文化处理的不同管理研究类型,彭贺在该文中也指出中国的管理研究应包括3种途径：1.管理中国化研究, 即将“一般管理学”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中国化, 实践诉求是其基本驱动力。由于西方管理学非常发达和精深, 因此必须借鉴西方管理学。对西方管理学的借鉴过程也并非简单地将中国元素加入到西方管理理论中,其完整过程应包含2 个步骤: 先将西方管理学进行一般化处理, 然后再将一般管理理论原理与中国文化情境进行结合。可见, 在管理中国化研究之中, 文化被视为一种可操弄的自变量。应注意的是, 管理中国化究所“化”的对象不应仅包括西方管理学, 从理论上讲任何国家的管理精髓均是“化”的对比如将日本管理进行中国化。管理中国化研究可类似为徐淑英等[ 17]所言的情境嵌入性研究。2.中国管理研究, 即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情境, 对中国管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萃取、提炼, 对中国管理实践中遇到的独特问题进行研究, 发展出契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本土管理理论和方法。本土契合性可以作为此理论的判断标准。中国管理研究类似徐淑英等所言的情境赖型研究。3.管理普适性研究, 即力图在中国管理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其他国家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对普遍适用的管理规律和方法进行研究。这走的是一条从特殊到一般的路子, 类似于“情境独立型研究”。对于国际管理知识的累积而言,上述3类研究均十分重要。然而就目前而言, 最需要的是前2 种研究，即地方性知识研究, 而不是管理普遍性研究。从长期来看, 更需要的是第二种研究, 即中国管理研究, 基于中国情境发展出一些本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通过采用不同方式中国文化融入东西方管理精华的当代管理新理论，中国式管理科学已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结构，彭贺、苏宗伟在“东方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渊源、精髓与框架”中对当前中国文化在与中国式管理科学的结合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式管理科学的精髓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基础的“仁”，其根本涵义即是“人”。“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流派的渊源之一，书中已含有丰富的人本思想。“以人为本”一词的完整提法最早就出自《管子·霸言》，虽然管子的“人本”思想还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上，但此后孟子的“民贵”论等就已接近现代人本管理哲学的思想。“以德为先”即强调道德伦理在管理中的作用。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其不仅可运用于治国实践中，而且贯穿于治生、治家、治身实践。对于管理者而言，高水平的道德修养是必备条件之一。正所谓“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在组织管理中, 管理者经常要运用权威来指挥和影响组织成员，其中有些权威是制度所赋予的,，另一些则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和其它优秀品质，东方管理学更推崇后者。管理者要通过“修己”树立道德之威，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被管理者也要通过“修己”实施自我管理, 遵守职业道德，以求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彭贺、苏宗伟也在文中详细介绍了苏东水教授所提出的“四治体系”及“五行”管理理论，其中四治不仅涵盖了管理实践中的各个层面，而且也符合中国儒家“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理逻辑。“五行”管理理论思想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体现的颇为广泛。

罗纪宁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理论框架”中，根据中国古代全息系统思维将组织管理活动概括为一个包含了4个不可分割层次的动态系统，即

“心、人、事、物”，其中“心、人”主要强调的管理问题集中在艺术、文化层面，重视企业家修养、组织凝聚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人, 尤其是人的心, 时刻都在变化, 与物、事相比, 可重复性很低。对待同样的物和事, 不同的人态度不同。同样的人不同的心, 其处理事情的效率也不同。从这个意意上讲, 心、人是管理中更具决定意义的层面。这个层次的问题, 也就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重点研究的“道”。换言之, 洞悉人性, 洞察人心, 是管理之道层面研究的问题, 它对组织系统中“人”、“事”、“ 物”3 个层面的问题具有决定作用。真正成功的中国本土企业都不是把管理中的人情与制度对立起来的, 而是把人情与制度两者按照中国社会特有的中庸哲学进行有机结合的。在中国企业家实践的视角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在企业组织中的体现就是管理的合理化, 评价管理者素质时, 不仅强调“会做事”, 更强调“会做人”。只会“ 做事” 而不会“ 做人”的管理者, 难以让各阶层员工心服, 所以也就难在中国本土企业有所成就，同时作者也指出源自原子论、分析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管理习惯把管理问题对象化、极端化。管理系统的阴阳两面经常处于分立对抗之中。而源自天人合一的系统理论思维,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更强调管理系统阴阳两面的整体和谐, 在管理实践中立足于阴阳不断转化思维, 更看重问题矛盾的化解而不是解决。作者也强调现实的管理实践由于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 组织系统的物、事、人、心不同层面会出现各种问题而导致组织系统的阴阳失衡, 作为管理者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辩证施治。因为物与事、人与心4 个不同层面是否阴阳平衡直接决定了组织系统管理运行的健康状态。

不论是研究现有中国式管理理论，还是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都要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齐善鸿、邢宝学在“管理理论创新范式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管理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其中的“民族性原则”指出，中华民族拥有5 000年的文明，古圣先贤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中包括大量的管理智慧。这些智慧不仅惠及中国，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缔造了无数王朝的辉煌，而且惠及西方，可以说，中国人具有创新管理理论的先天优势。面对西方发达的经济，很多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一切唯西方是上”，对国外的管理理论盲目崇拜，而对自己的管理思想却不屑一顾，所以很多管理理论创新只能在西方几十年前搭建好的框架内修修补补，而不能有所突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有能力进行管理理论创新的，近几年出现的大量管理学理论就体现了国人在管理理论创新上的能力。增强民族自信，认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精髓，将其转化成现代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实践面临的问题，进行管理理论的创新是管理理论创新民族性的体现。

通过对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科学的关系从诸多角度进行深入了解，我认识到管理深受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文化。管理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管理文化，这种管理文化会进一步规范、约束管理行为。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必须基于对中华管理文化的整体理解。

参考文献

[1]储小平.中国式管理科学建构的探讨[J].科技管理,2010,7(11):1646-1651.[2]陈春花.论形成“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条件[J].管理学报，2010,7(1):7-16.[3]彭贺.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J].管理学报，2001,4(3):253-257.[4]郭菊娥,席酉民.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展望[J].管理工程学报,2004(3):51-54.[5]黄如金.和合管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J].管理学

报,2007,4(2):135-140.[6]彭贺,苏宗伟.东方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渊源、精髓与框架

[J].2006(1):12-18.[7]罗纪宁.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理论框架[J].管理学报.2010，7(11):1646-1670.[8]齐善鸿,邢宝学.管理理论创新范式研究[J].管理学报.2010,7(3):317-320.[9]刘文瑞.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探讨[J].管理学报.2007,4(1):16-27.[10]苏勇.于保平,东方管理研究：理论回顾与发展方向[J].管理学报.2009,6(12):1578-1587.

第二篇：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探讨的文献综述

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探讨的文献综述

姓名：李君 学号：201107115

历史一再证明，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性的管理理论往往产生于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管理得到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实践者的高度关注。使其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而作为一个管理学的研究生，我想我有必要高度关注管理学的当代热门话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并潜心研究。于是我查阅了有关中国式管理的大概十篇文献，并针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科学的构建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重点关注，因为我觉得中国式管理之所以能够形成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并因此形成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首先，陈春花在“论形成中国是管理的必要条件”及储小平在“中国式管理科学构建的探讨”中，都对文化对中国式管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形成中国是管理的必要条件中就有一条重要的条件，即对“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体认”，中国式管理科学的构建也有一个重要条件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传统文化是凡圣合一的世俗性文化, 她不仅存留在圣贤们的经典书籍之中, 更重要的是沉淀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伦理行为规范之中。人生之初, 以家庭本位、延至亲友等伦理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在教人洒扫应对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就是“习与智长、化于心成”的教化功能。德鲁克告诫我们“在每个企业中，管理者都是赋予企业生命，注入活力的要素。如果没有管理者的领导，‘生产要素’始终是资源，永远不可能转化为产品。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中，企业能否成功、是否长存，完全要视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而定，因为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是企业唯一拥有的有效优势。”也就是说，对于管理者的认识或者简单地说对于人的认识，是管理所面对的首要话题。中国管理无法完全照搬西方管理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我们拥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理念，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人的理想性、价值观和判断力形成了组织绩效表现的关键资源, 只有对于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和体验，才有可能了解管理绩效的来源，才能理解中国管理者的特质以及实践的精髓。在1994～2004 年的11 年间，我跟踪了中国具有行业领先位置的5 家成功的企业,这些先锋企业的实践让我们更明确地理解，管理需要根植于文化和环境中，如果作为管理研究的我们没有对于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我相信我们无法获得管理理论的成果，也许应该回到德鲁克对于中国管理者的忠告上去，德鲁克说:“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他们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中。只有中国人才能管理中国。”

彭贺在“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一文中指出，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入手考察文化与管理的关系, 不难发现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已有研究证实: 管理实践和民族文化的契合程度与其财务业绩成正相关。因此, 不应再纠缠于文化是否影响管理, 而应该去研究文化究竟如何影响管理实践, 以及如何在管理理论中考虑文化要素。任何知识领域都包括两套知识体系：普遍性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体系，而地方性知识体系之所以存在是文化要素在其中起作用的结果。“文化恰恰是特殊的”，作为一种特殊性，其所涉及的知识体系仍然是特殊的，文化是构建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点，对在具体的管理研究中如何对文化变量进行处理这一问题，有一些研究者进行了详细描述，比如ADLER在1983年就详细描述了对文化处理的不同管理研究类型,彭贺在该文中也指出中国的管理研究应包括3种途径：1.管理中国化研究, 即将“一般管理学”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中国化, 实践诉求是其基本驱动力。由于西方管理学非常发达和精深, 因此必须借鉴西方管理学。对西方管理学的借鉴过程也并非简单地将中国元素加入到西方管理理论中,其完整过程应包含2 个步骤: 先将西方管理学进行一般化处理, 然后再将一般管理理论原理与中国文化情境进行结合。可见, 在管理中国化研究之中, 文化被视为一种可操弄的自变量。应注意的是, 管理中国化究所“化”的对象不应仅包括西方管理学, 从理论上讲任何国家的管理精髓均是“化”的对比如将日本管理进行中国化。管理中国化研究可类似为徐淑英等[ 17]所言的情境嵌入性研究。2.中国管理研究, 即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情境, 对中国管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萃取、提炼, 对中国管理实践中遇到的独特问题进行研究, 发展出契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本土管理理论和方法。本土契合性可以作为此理论的判断标准。中国管理研究类似徐淑英等所言的情境赖型研究。3.管理普适性研究, 即力图在中国管理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其他国家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对普遍适用的管理规律和方法进行研究。这走的是一条从特殊到一般的路子, 类似于“情境独立型研究”。对于国际管理知识的累积而言,上述3类研究均十分重要。然而就目前而言, 最需要的是前2 种研究，即地方性知识研究, 而不是管理普遍性研究。从长期来看, 更需要的是第二种研究, 即中国管理研究, 基于中国情境发展出一些本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通过采用不同方式中国文化融入东西方管理精华的当代管理新理论，中国式管理科学已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结构，彭贺、苏宗伟在“东方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渊源、精髓与框架”中对当前中国文化在与中国式管理科学的结合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式管理科学的精髓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基础的“仁”，其根本涵义即是“人”。“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流派的渊源之一，书中已含有丰富的人本思想。“以人为本”一词的完整提法最早就出自《管子·霸言》，虽然管子的“人本”思想还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上，但此后孟子的“民贵”论等就已接近现代人本管理哲学的思想。“以德为先”即强调道德伦理在管理中的作用。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其不仅可运用于治国实践中，而且贯穿于治生、治家、治身实践。对于管理者而言，高水平的道德修养是必备条件之一。正所谓“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在组织管理中, 管理者经常要运用权威来指挥和影响组织成员，其中有些权威是制度所赋予的,，另一些则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和其它优秀品质，东方管理学更推崇后者。管理者要通过“修己”树立道德之威，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被管理者也要通过“修己”实施自我管理, 遵守职业道德，以求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彭贺、苏宗伟也在文中详细介绍了苏东水教授所提出的“四治体系”及“五行”管理理论，其中四治不仅涵盖了管理实践中的各个层面，而且也符合中国儒家“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理逻辑。“五行”管理理论思想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体现的颇为广泛。

罗纪宁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理论框架”中，根据中国古代全息系统思维将组织管理活动概括为一个包含了4个不可分割层次的动态系统，即“心、人、事、物”，其中“心、人”主要强调的管理问题集中在艺术、文化层面，重视企业家修养、组织凝聚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人, 尤其是人的心, 时刻都在变化, 与物、事相比, 可重复性很低。对待同样的物和事, 不同的人态度不同。同样的人不同的心, 其处理事情的效率也不同。从这个意意上讲, 心、人是管理中更具决定意义的层面。这个层次的问题, 也就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重点研究的“道”。换言之, 洞悉人性, 洞察人心, 是管理之道层面研究的问题, 它对组织系统中“人”、“事”、“ 物”3 个层面的问题具有决定作用。真正成功的中国本土企业都不是把管理中的人情与制度对立起来的, 而是把人情与制度两者按照中国社会特有的中庸哲学进行有机结合的。在中国企业家实践的视角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在企业组织中的体现就是管理的合理化, 评价管理者素质时, 不仅强调“会做事”, 更强调“会做人”。只会“ 做事” 而不会“ 做人”的管理者, 难以让各阶层员工心服, 所以也就难在中国本土企业有所成就，同时作者也指出源自原子论、分析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管理习惯把管理问题对象化、极端化。管理系统的阴阳两面经常处于分立对抗之中。而源自天人合一的系统理论思维,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更强调管理系统阴阳两面的整体和谐, 在管理实践中立足于阴阳不断转化思维, 更看重问题矛盾的化解而不是解决。作者也强调现实的管理实践由于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 组织系统的物、事、人、心不同层面会出现各种问题而导致组织系统的阴阳失衡, 作为管理者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辩证施治。因为物与事、人与心4 个不同层面是否阴阳平衡直接决定了组织系统管理运行的健康状态。

不论是研究现有中国式管理理论，还是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都要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齐善鸿、邢宝学在“管理理论创新范式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管理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其中的“民族性原则”指出，中华民族拥有5 000年的文明，古圣先贤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中包括大量的管理智慧。这些智慧不仅惠及中国，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缔造了无数王朝的辉煌，而且惠及西方，可以说，中国人具有创新管理理论的先天优势。面对西方发达的经济，很多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一切唯西方是上”，对国外的管理理论盲目崇拜，而对自己的管理思想却不屑一顾，所以很多管理理论创新只能在西方几十年前搭建好的框架内修修补补，而不能有所突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有能力进行管理理论创新的，近几年出现的大量管理学理论就体现了国人在管理理论创新上的能力。增强民族自信，认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精髓，将其转化成现代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实践面临的问题，进行管理理论的创新是管理理论创新民族性的体现。

通过对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科学的关系从诸多角度进行深入了解，我认识到管理深受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文化。管理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管理文化，这种管理文化会进一步规范、约束管理行为。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必须基于对中华管理文化的整体理解。参考文献

[1]储小平.中国式管理科学建构的探讨[J].科技管理,2010,7(11):1646-1651.[2]陈春花.论形成“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条件[J].管理学报，2010,7(1):7-16.[3]彭贺.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J].管理学报，2001,4(3):253-257.[4]郭菊娥,席酉民.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展望[J].管理工程学报,2004(3):51-54.[5]黄如金.和合管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J].管理学报,2007,4(2):135-140.[6]彭贺,苏宗伟.东方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渊源、精髓与框架[J].2006(1):12-18.[7]罗纪宁.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理论框架[J].管理学报.2010，7(11):1646-1670.[8]齐善鸿,邢宝学.管理理论创新范式研究[J].管理学报.2010,7(3):317-320.[9]刘文瑞.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探讨[J].管理学报.2007,4(1):16-27.[10]苏勇.于保平,东方管理研究：理论回顾与发展方向[J].管理学报.2009,6(12):1578-1587.

第三篇：中国式医患关系读后感

读“中国式医患关系”有感 医患关系这个词，本是指医生，医务人员以及医疗机构等与疾病患者和患者家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中性词。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两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段话很简明地说清楚了医与患的关系。数据显示我国医疗机构每年提供的医疗服务多达60多亿人次。尽管近年来医院总体服务质量上升，就医环境、设备及医技水平等改善提高，但医患间的“信任度”却越来越低。尽管发生医患纠纷的是少数，然而当今我国医患关系问题却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服务态度欠佳，缺少沟通理解等，被诸多患者和医护人员列为影响医患关系的负面因素。以至于现在当人们提到医患关系这个词，都会划为略带贬义的词。

有学者专门针对“关于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分别对医生和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从患者角度而言，随着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个人在承担更多的医疗成本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服务。而且，医院和患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而从医生的角度而言，医生一直是负重前行，在某种程度上，比之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医生得到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是不对等的。中国国有医院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国家拨款，外加以药养医，医生的技术劳动成本很低。在加上当前，公众对医疗机构的期望值过高，认为死了人就是医疗事故，医务人员与患者、家属、公共机构未能让他们充分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及疾病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当病人发生未预料的死亡时，医患矛盾激化，还有就是医患新工作，执法人员执法不利。

医患纠纷不仅严重损害了医生和患者的切身利益，而且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我们应科学准确地审视医患关系，既不麻木扩大过度渲染医患关系的紧张和矛盾，也应该高度重视局部存在部分医患关系问题，不掩饰不回避，深入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和重结，积极采取综合性措施，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教工二支部：徐铭

第四篇：中国式管理

课程：中国式管理

教师：李诗和

课题：《中国式管理》观后感

学生：刘洋希

学号：200707060127

提交日期：11月20日

《中国式管理》观后感

在中国式管理课程中我观看了台湾的著名管理大师曾仕强老师的视频教学《中国式管理》，感觉受益匪浅。也许没有人能准确说出来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管理”，因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足以让一切矛盾的东西成为一个统一体。但曾仕强老师20余年一直在研究中国儒、道、释文化下的管理哲学。他的讲解让我醍醐灌顶，打开了我探索中国式管理的大门。

一、中庸之道和二分法

因为中国人性格的复杂，没有一个标准，中国人的言行会随时间和场合的变化面变化，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为人处事的公式，如果真的说有就是中庸之道了。而中庸之道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合适，只要为人处事做到合理就是把事情做对了，就是符合中庸之道。但如何才算是合适呢？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还是要实事求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具体如何求如何下药，就是人的工作了。就要看人了，就如同样的材料不同的师父会有不同的做法，结果也会不同。所以中庸之道就是找到合适点，不走极端，要做到中庸之道，找到合适点就要把准脉，然后对症下好药。所以要把事情做好就要提高把脉的能力和下药的水平。要提高除了要掌握基本的理论外，更重要的人在行动中多实践，增加临床经验。

或许现今年轻一代都更为接受西方思维，对一个事物的判断，对或错，所谓是非分明，此为二分法则；在中国，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差不多”，“可能”，“或许”，之前我非常反对这种模糊的措辞，很容易理解成唯唯喏喏，没有原则，思路不清晰，实则是中国包容思想下的周全考虑，凡事很少有绝对的，尤其在哲学和思想这个领域。所以应该尝试着用第三种角度去看待事物，更多的从临界于是和非的中间状态去考虑。这一点就丰富了我的处世哲学，以前看待问题基本上都是采用的二分法，而读过这本书以后，也让我明白了，原来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用一种二分法以外的方法处理问题，为我今后的处世提供了参考。

二、以人为本的管理

管理，管的是人，不是事。中国人是一个十分注重人情的国民族，人情有时比法律更重要和管用。而人情是感性的，没有一个标准，不能用数字来表示。所以中国人是复杂的，中国人的言行会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表现。

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事在人为。要了解和分析好中国人的特性，这个中国人的特性就是中国人的人性。只有对中国人的人性掌握好才有可能对症下药，否则很可能好心做坏事，做力不讨好。掌握好中国人的人性才有可能做到以人为本，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了解中国人的人性。要了解中国人的人性就必须全面详细客观地了解和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我们是以人为中心的，西方思维则讲究以事为中心，故而在实际情况中，会出现因人设岗的情况。现在反复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潮，其实我们已经骨子里以人为本了数千年，人家也意识到这种思想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的体制改革、管理规范化等工作，无非是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用制度去弥补以人为本所需要的支持。嘴上讲着制度，心里却时时要牢记人才是中心，要学会变通，知晓“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三、组织中的计划

中国人表面上似乎不讲究计划，凡事讲求“看着办”，实则是有计划的，只是对计划的变更可能认识得更为透彻，只有看着办，才能及时地调整计划，以符合当时阶段的实际需求——岂不就是软件过程里的“迭代”？！西方思想引领下的软件过程，绕了一圈，从过程化、瀑布模型走到现今的迭代和XP。我们会一直需要计划，只有计划明确了，整个组织才有共同的、清晰的目标，才有奔头，但务必不能将计划制定的过于刻板，过分细致，缺少了回旋的余地——而届时的回旋却是一定会有的。

四、公平与合理

西方人制度明确，一切可以照章办事，管他合理与否，只要照着制度来就是公平的，诸如加薪、升职等等。前面讨论了，中国人不是那么刻板讲制度的民族，只要大家觉得制度不合理，那照着制度办也被认定为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讲公正，制度是一层皮，大家都照制度了，就是“差不多”的，是否算优秀，得凭群众的，领导的感觉。公平还是不公平？公平是绝对做不到的，资源不足，机会有限，不可能公平，中国人做的是合理的不公平，虽然不公平但是做到合理就可以了。合理、不合理是变动的不是固定的，这个最难。西方人合理不合理是固定的，日本人合理不合理也是固定的，只有中国人合理不合理是变动的。老实讲，全世界中国人最辛苦，因为我们处的环境最复杂，所以所有外国人都看不懂中国人，老觉得中国人鬼鬼祟祟的。为什么西方的合理、不合理是固定的？因为他合法就合理。

西方人过着非常单纯的日子，就是合法就合理。西方人在立法的时候，他想尽办法不让你通过。

五、无为领导

最后的境界是无为。一个人能够轻松愉快，就是他要懂得无为。无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保证做得到，因为这是所有外国人都非常怀疑的事情。“你们中国人真的可以无为吗？无为真的可以把事情管好吗？”其实啊职位越高的人你越需要无为，职位越低的人你越需要有为，这样才搭配得起来。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配合不好的。我希望透过这整个系列课程我们把问题化解掉，那大家会越来越轻松愉快，这样做才有意义，那管理也才不会成为大家的难题。实际上我们第一个提出来，大家一定要记住，凡事求合理你自然轻松愉快，而凡事求合理就是中国式管理。

六、得人心者得天下

脸红脖子粗，纵使有理有据，争赢了，别人也会消极抵触，甚至给你下套子，最终还是办不成事情。所以平日为人处事，务必需要处处顾及面子，讲讲私交，感情好了，我吃点亏帮帮你也无所谓，乐得落个人情。得人心者，得天下呐。“知遇之恩”是中国传统故事中最感人的。三国演义中，刘备为了赵云差点将儿子弃于地上，赵云连杀五十员曹军大将，刘备就这么一个奖励就足让赵子龙肝脑涂地了。

总之，对于中国企业的管理研究，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来完成。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就不是科学。中国人和西方人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存在于传统文化所形成的观。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这就是该民族观念的背景。所以，学习了先进管理技术之后，还要结合中国人的特色以及中国的国情，制定出中国特色的管理方法。

第五篇：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存在着三大致命缺陷

一、不可重复性

但是，工业时代大型厂商组织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商业的管理逻辑。“人”在大型机器这个庞然怪物面前，显得是如此的无奈和渺小，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机器的关系；同时，老板与雇工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关系，面对成百上千的企业员工，假如一个老板不是特意想要见他的话，那么，这位员工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老板。这时，一个手工作坊的小老板从未听过的一个词出现了，那就是“组织”，或者说，正是使用了各种“组织功能”，才使得过去的小老板们，懂得了如何管理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以及如何让散乱而复杂的生产变得通畅有序。

这其中，“可重复性”成为了工业时代以来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企业管理最显著的标志，它使得传统的个人随意性管理的不确定性，变得确定并且可以沿承，这意味着传统农业或商业时代的“管理就是管人”的定义，已经悄悄的被我们是在“管理一个组织”所取代。

岗位或职务的可重复性

当我们今天谈论起企业的“最高管理者”譬如企业家、CEO或是总经理它首先意味着这是一个组织里的岗位或职务。或者说，现代企业管理已经不再关心这个岗位或职务上的“人”究竟是谁，而是特别关注这个岗位或职务的本身“职能”是什么。由于可学习性和可继承性的出现，使得企业组织的基业长青成为了可能。

但是，在传统的商业时代，没有人会将“老板”看作是一个岗位或职务，人们看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商业智慧和人格魅力的人“这个人”是如此的独一无二并且先天聪慧，他的优秀而卓越的商业才能，仅仅是其个人先天的基因遗传、以及后天的经历经历的积累锻造而成，即无通用普遍的可学习性，又无后人的可继承性，这正是中国商业或企业“富不过三代”的本质原因。

组织机构的可复制性

当我们今天说起企业组织的发展和扩张时，其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管理词语“可复制性”。假如一个企业不知道组织是如何复制的，那么，企业的扩张或连锁就不可能成功的发生。

事实上，企业组织的自我复制能力，首先是基于岗位或职务的可重复性，它是组织复制能力的基础性工作。其次，企业组织的自我复制能力，依赖于企业组织的价值观、而不是管理者个人的价值观。值得中国企业特别注意的是，它是企业的事业边界、而不是个人的伟大愿望或理想。

但是，在传统商业时代管理中，组织和个人的标准化工作能力和方法，同时成为了被讥讽和嘲笑的对象。事实上，大型厂商组织出现之前，几乎很少发生商业组织大规模的扩张或连锁，即使有一些零散的小规模的扩张连锁，也是基于个人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出现，但是，这种传统的基于个人能力和熟人信任的方式，却正是现代企业组织扩张和连锁之所以失败的罪魁祸首，原因很简单：个人的随意性的工作以及个人之间的信任，从来都是靠不住的。

中国式管理的致命缺陷

在今天的中国，面向传统挖掘商业智慧的“中国式管理”，正在受到一些推崇甚至是崇拜，但是，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的美妙和令人神往，它的本质都是在推崇传统商业的个人工作能力和技巧，这同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企业组织管理，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

我们今天谈论企业管理，是在谈论如何让企业组织持续性的增长，实现组织的基业长青，但是，传统商业管理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是在描述个人如何有效统治组织的个人技巧，搀杂了大量的人际技巧、洞察和权谋之术。事实上，直到今天，也未有事实证明，权谋之术可以带来企业效益和效率，相反，倒是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个人的所谓世事通达和平衡能力，带来的只是个人地位的巩固和维护。

更准确的说，中国传统商业的管理逻辑认知，是发生在“人”的层面、而并不是“组织”层面，它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悟性、而不是建设组织能力，因此，它缺乏对于“重复或复制”的基本认知。实际上，如果一个“管理者”的能力，只能依靠个人的天生悟性慢慢领悟、并且需要个人亲历亲为的体验来获得，那么，它的成本不但十分高昂、甚至常常是以失败为代价来获取，同时，它也没有任何的可继承性，甚至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感悟，从而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这也正是中国可以诞生出伟大的商人、却总是难以造就出一个伟大的商业组织的根本原因。

虽然我们一直非常反感西方式管理，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中国的所获得的成功成果，都包含或是主要以西方式管理为主。虽然一些中国的企业家宣称他使用的是中国式管理，但事实上，仅仅是将个人某些独特的管理技巧和方法，穿插在了企业整体的现代管理体系中。实际上，推崇中国式管理，本身就是滑稽可笑事情，因为中国的传统商业智慧，是发生在中国特定的小农经济和官商勾结的权谋时代，所讲的是个人成功之道、而不是企业的成功之路。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只能算作是中国特色的“个人修养学”或“个人成功学”。

之二：蔑视数字

西方管理学界有一种说法：无法量化，就无法管理。

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实：当一项模糊性的工作被分解成若干可以量化的数字指标后，管理起来就会变得一目了然；一些凭借个人直觉和经验而无法察觉的缺陷与不足，在客观事实的数字下清晰的显现出来。当一个传统商人忽然面对一架架复杂的工业机器、一个个陌生而群体庞大的面孔时，总是显得那么的紧张局促和盲目无助，正是数字化的科学理性管理出现，才拯救和消除了他的手忙脚乱和焦头烂额，使得管理变得通顺流畅和简单易行。

“数字化管理”是传统商业和现代企业之间的标志

“数字”既是区别于传统经营和现代管理的技术性标志，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管理手段。

在现代企业组织出现之前，“效率”对于商业利润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商业计谋、或是一次大胆的投机冒险，都可以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但是，工业革命中诞生出现代企业组织后，彻底的颠覆了传统商业管理逻辑：传统的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情感的、一对一的交流，被大批量的工业产品在更广阔范围内的销售所取代；商人们传统的“行商”习惯，开始被现代企业的“坐商”逐渐替代；曾经夸耀商人随机应变所谓的商机意识，成为了今天无头苍蝇式乱闯乱撞的贬义词。

显然，在传统商业和现代企业之间，似乎转眼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个人的商业智慧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忽然被科学、理性和严谨的组织效率所取代。现代企业竞争的本质，其实就是企业效率的竞争。当一个依赖密而不传的手艺或秘方的传统商业组织，很轻易的就被拥有现代机器设备的现代企业组织所击败，这并不是现代机器设备击败了传统商业秘方，而是“高效率”击败了“低效率”。

这其中，“数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数字化的“科学管理”，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辨识性和可重复性，并由此造就了大量的数字化管理工具。“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创造的工作方法，在短短的一百年间将劳动效率提高了50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管理成就！今天中国的一些管理者，常常蔑视泰勒而推崇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实际上，仅就提高“劳动效率”而言，是泰勒的科学管理、而不是什么人性化管理，才将劳动效率提高到如此的成就。

假如没有数字意识和数字化管理，那么，今天的企业管理将寸步难行，甚至连最基本的企业管理成果和个人业绩成就，都无法估算和衡量，更遑论如何管理企业了。

“蔑视数字”的中国式管理的传统由来

中国的传统商业管理，一直习惯于毛估估的个人经验式的感觉，缺乏对于“数字”最起码的尊重。这种状况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延续和强化，不但使得忽视数字、甚至是蔑视数字成为了事实，而且还被当作管理遗产继承了下来。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社会，历来缺少经济效益的“数字化”概念，商业成本意识常常成为了“斤斤计较”的代名词，商业资金周转运行意识常常被冠以“小气精明”的恶名，使得传统商人仅存的一点点数字意识原始本能，也被压抑得无影无踪。直到今天，中国企业管理依旧残留着“蔑视数字”的管理恶习，甚至连法律严禁篡改的财务数字，都敢于虚报、瞒报和编造，更遑论其它各种管理数字了。

在中国已经过去的二十多年的企业管理中，创造出了大量的成功案例，但是，这些所谓的经典的中国本土案例，却往往如过眼烟云，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还原和复制，究其根源，正是缺乏理论基础和现实的数据、例证支持，或者说，我们的理论家们往往是一种事后诸葛亮般对既成事实的解释，却并不能够揭示事实真相。

“中国式管理”在随意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长期以来，引导我们走向错误陷阱的思维是：管理是一种满怀理想的、激动人心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然而，事实上，“管理得好的工厂总是单调乏味，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

（德鲁克语）。

当我们习惯于“运动”方式的管理时，就意味着“运动”成为了管理的常态。事实上，管理是一种平静的、连续性的、甚至是枯燥乏味的不枯的河流，企业的战略执行、产品质量、市场销售等等工作，都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形态存在，假如这些工作变成了只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有效，管理就会成为缺乏连续性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抱佛脚。

推崇所谓“中国式管理”，常常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企业管理企业必须适应国情。然而，今天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最真实的国情，其实是来自于无法避免的国际化的竞争和碰撞。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企业，无论你是身处偏僻的小企业、还是业已成型的大企业，都会和国际化的大企业构成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够逃脱这种来自国际化竞争和碰撞的宿命，这意味着中国的每一家企业，都会在逐渐的公开、透明、同质的市场环境下，早早晚晚的、无法避免的遭遇效率或绩效竞争，这才是今天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最大的、最严峻的、最真实的国情。

之三：“职业能力”丢失

当我们说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时，它隐含着这样一个判断标准：他的工作能力的强与弱，是针对他所特定的职业或岗位而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职业能力”。

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有一个职业或岗位的出现，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来谈论职业能力的问题。但是，中国传统管理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当员工的工作能力不足时，常被斥责为“敬业精神不足”等道德或精神因素，同样，当职员创造出巨大成就时，其经验又常被总结为“无私奉献精神”。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对于“职业能力来源”的特殊解释，即：中国人是从人的品德或精神角度、而不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认知职业能力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人的品德精神=人的职业能力”这个结论，依旧在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企业管理。

“分工”创造职业能力

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个人的职业能力或专业技能，是个人秘而不宣的独门绝技。但是，“分工”学说的出现，却彻底的颠覆了传统的极少数人的个人技能垄断的局面。

“分工”学说是如此的强大。首先，它彻底的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独立经济格局，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社会化的大分工、大协作的局面，社会财富由此成倍的增加；其次，分工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的、前所未有的新职业，这些新鲜的岗位或职业，并不是零散的个别的工作现象，而是形成了大批量的职业阶层，这意味着“职业阶层”开始成为了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其三，对于个人和个体来说，它意味着个人的工作不再是横向的面面俱到，而是纵向的深入专注，从而使得每一个人、每一个职业、每一个岗位逐渐的走向了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方向。

但是，中国传统的商业管理，却缺乏基本的“分工”概念和意识。事实上，中国传统管理几乎从不谈论“职务/岗位”的分工原则和岗位标准，而是大谈特谈“人”的品德素质或精神境界。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所谓的“分工”方式，是按照“君子与小人、忠诚与奸诈”的品德范畴角度，将人划分成了道德化的地位等级泾渭分明的两类人：好人与坏人。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品德分类法”，它导致了中国人一个特有的管理逻辑：凡

达到圣贤和君子的品德素质要求者，无论干什么都是一流的；凡是被认为是品德低下的奸诈小人者，即使专业技能再突出，可依旧是惟利是图的无耻小人。

“职业分工法”和“品德分类法”，造就出了截然不同的管理结果。西方社会基于“职业角度”的专业分工，导致了职业群体和职业阶层的出现，形成的是专业化的、平等的、横向的职业序列；中国的“品德分工法”，最终形成的是“士/农/工/商”等等权力化、等级化的、竖向的等级地位排序。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专职或专业的“职业政治家、职业经理人、职业技术工人”等等群体或阶层，一直没有明显的出现。

“重复”造就细节管理

工业革命的事实告诉我们，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能力，是来自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性工作的结果“重复”即造就了熟知细节、又造就了行为惯性。

显然，我们忽视了“重复”在管理中的重要价值。当你长年累月的从事一项职业并且千百次的重复岗位流程，熟悉自己的职业或岗位职责就象熟悉自己的五官一样时，那么，我们所期待的“细节管理”就会自然出现。实际上，所谓的细节管理，其实就是一系列连续性的、可分解的、可识别的职业或岗位的操作规范或科学流程。

因此，隐藏在“重复和习惯”背后的真相，是个人职业生涯的长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品德分工法”，却走向了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职业化道路。虽然中国传统管理也强调“爱岗敬业”，但是，它的本质是一种强调服从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同我们今天所说的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敬业精神和职业能力之间的关系与次序是：并不是敬业精神造就了高度的职业化、而是高度的职业化使得敬业精神成为可能。通俗的说，假如你连岗位职责是什么都含含糊糊的，就不可能期望着满意结果的出现。

从传统商业走向现代管理的三道门槛

中国传统管理充满了的模糊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其中包含了大量个人的喜怒无常和性格偏好，因此，“可复制性、数字意识、职业能力”这三项最基础性的管理工作，恰好是医治中国传统管理疾患的良药。

今天的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之所以被“执行力管理、细节管理”等等问题搞得疲惫不堪、甚至是焦头烂额，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管理着一群“既不职业、也不专业”的企业组织成员他们常常因为职业化能力不足而导致注意力不够集中，总是不恰当的发生职业或岗位错位，并且还沾染了批评和抱怨他人的恶习。在华为公司，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新进企业的大学生洋洋洒洒的写了“企业发展万言书”，然而，总裁任正非却在上面批示道：“假如此人没有精神病，建议开除”。其实，任正非的意思很简单：请你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岗位工作。事实上，这个大学生身上发生的事件，在过去却常常被当作关心企业的正确事情而大加表扬，这个显著的错误惯性，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事实上，西方企业管理由散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向今天这样具有职业精神/富于合作/尊重法纪的职业人的过渡，是经过了近三百年的脱胎换骨的漫长岁月。从“农民”向“工人”的过渡和转变，其本质是一种深刻的个人习惯转变和逐渐职业化的过程，它是从传统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活，向遵守纪律、专心专注的工人工作习惯生活的过度，通俗的说，你不能指望一个随地大小便的农民，会严格遵循工厂的操作制度；而一个跟随着太阳按照时间的农民，也不会知道八点钟准时上班意味着什么。直到今天，就中国社会整体而言，依旧没有完全实现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

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可复制性、数字意识、职业能力”，将是中国企业管理必经的一次彻底的科学管理的启蒙和洗礼，它们首先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意识，其次才是管理技术或工具。事实上，直到今天，依旧有大量的企业主/企业家并不知道，工业时代的“规模”是如何产生“效率”的？“组织”是如何象细胞分裂一样毫不走样“复制”的？“精细产品”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并保持质量稳定的？因此，这三项基础性的管理依旧对于中国企业具有现实的管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