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红色旅游莫变“色”

第一篇：19红色旅游莫变“色”

公务员申论热点：红色旅游莫变“色”

随着《2004年-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与实施，红色旅游在华夏大地上兴起了一波波高潮。尤其是在当前开展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自然而然，它又被列为一个“项目”。这对于更好地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利用这一独具特色的旅游活动，进行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毫无疑问，正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

但是，“红色高潮”之中，也有“逆流”，而若不对之及早关注并采取措施扼制，则红色旅游就会有变“色”变“味”的危险。

一是戏说“红色”，从俗媚俗。据有关媒体报道，有些“红色景区”的导游，为了哗众取宠，为了招徕更多的旅游资源，过度强调了旅游的娱乐和游戏功能，不惜在导游词中加进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根本就是封建主义或迷信色彩的内容，比如伟人、英雄的“神秘”、“神助”之类，甚至宣扬什么“显圣”、“显灵”的封建迷信。有的则不顾历史事实，道听途说，将“小道消息”在这类严肃场合大加渲染，有的甚至亵渎英雄，消解崇高，解构正义和英雄精神。这样的“红色旅游”，说重了，有“变色”之虞，会使旅游者在潜移默化之中，将革命精神、英雄主义等神圣的东西“平面化”、“矮化”乃至“妖魔化”，这与提倡和发展红色旅游的初衷恰是背道而驰的。二是金钱至上，惟利是图。即，乘提倡红色旅游之机，单纯追求经济收入，一切以经济收益为最高目的。据报道，有些“红色景点”，不顾自身接待条件，拼命拉客源，抢“生意”，致使人满为患，接待混乱，接待质量下降，参观者啧有烦言，这当然会降低红色旅游的质量，还会产生不好影响。至于有的景点不顾国情民情，没有经过相关程序比如听证程序就意欲门票、参观券涨价，更是没有把红色旅游的社会效益放在重要位置的“失着”、“失算”。此风如果蔓延，也会使红色旅游变“味”。

三是盲目“发展”，破坏生态。红色旅游在提倡之下“火”起来，接待能力一时有了缺口，是事实。于是有些“红色景点”便大兴土木，过度扩张。不是说不能适度发展，以提高接待能力。而是说，不能盲目地、不顾一切地“增容”，以致造成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的被戕害、受破坏。据媒体介绍，这种苗头已经出现。有些还相当严重。问题在于，如果不顾实际地过度扩张“增容”，侵害自然生态，那么，这些“红色景点”就很难持久地、可持续地发展旅游资源，必然也会导致“旅游生态”的破坏，说得严重点，这类极个别的顾头不顾腚、顾此失彼的“红色旅游”，虽然为数不多，也应值得警惕。若任其发展，也会有变“质”之嫌。

任何事，都要求真务实。真理再迈前一步则可能会走向谬误。红色旅游也是如此。一定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去建设，去发展，这，才叫先进文化建设，才会既具“轰动效应”，又具长久影响，才会红色常存，魅力长在。

第二篇：莫言《变》读后感（范文模版）

在一个冬日的深夜静静读完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变》。

台灯昏黄的光弥漫在四周，灰尘上下纷飞，似乎是挣扎的魂灵，却始终无法逃脱那无形之手的束缚。始终无法逃脱，那种涩涩的压抑紧紧压迫在心头，窒息，深深的窒息。

其实这是一本相当轻快的小说。语言平平淡淡中略显起伏，仿佛单调平直的高速公路，忽然转了个弯，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温柔的弯，只需你轻轻拨动方向盘，座驾变优雅地飘过，若它穿着长衫，或许还可以听到衣摆畅快的呻吟。语言虽然平淡却不失特色，或许说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是过分了，但是那种随意甚至会粗俗的语言，哪里是书中的文字，分明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从小时候的天真无所畏惧到长达后的成熟稳重。

是了，自言自语，这本就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莫言用轻松调侃的腔调，从一九六九年缓缓陈述到二零一零年，大约四十年的岁月。那四十年的岁月，就在这轻松调侃中平平淡淡的流逝，似乎，似乎这四十年，就像那嘎斯汽车从村头驶向村尾，刺溜便要踩下车刹，可是不要忘记一地的鸡飞狗跳，甚至不要忘记那汽车的饱经沧桑。

谈一谈书的内容吧。小说讲述了莫言从小学退学起却对学校念念不忘，到抱着一腔热血踌躇满志地参军，到懵懂中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到功成名就的故事。围绕着“我”，提及了刘大嘴老师，鲁文莉，何志武等边缘重要人物的发展及结局，平平淡淡中展示了四十年岁月中社会的变迁，人物命运思想的改变。

小学时的“我”是充满了纠结的。一方面，“我”对何志武勇于挑战老师权威，勇敢地追求自由充满了敬佩，甚至于认为他有着三分“英雄气”；但另一方面，当“我”被刘大嘴赶出学校时，又是那般心酸，甚至于事后死皮赖脸地进入学校。按照“我”自己的话来说，这叫“贱”。这一种复杂的“贱”，配着“我”看似轻松无所谓的语调，莫名地，让人产生了一种苦涩的感觉，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个少年，而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用自嘲的口吻讲述童年心酸的往事——或许这本就无比相似。这种“贱”可以归结为“我”性格的悲剧，但这更是特定时代下的悲剧产物。当孩童向往自由、无拘无束的天性和阶级森严、极端压抑的社会产生了冲突，性格的悲剧就在所难免。

对于“森严”这个原本应该死亡在历史中的词汇，我不得不重新拾起，并且郑重地放在那个社会前面。历史上的阶级对立是地主与农民之间，那种不可调和性压抑到了极端，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爆发，农民在生命和利益的驱使下拿起了刀剑。但在那个奇怪的时代，虽然仍然是“农民”和“地主”的对立，但是被压迫的却是“地主”。悲剧性的是，即使被压迫，即使压抑到了极端，“地主”还是不敢暴动，不，是从未想到暴动。这种压抑无法外泄进而不断在体内堆积，也就不难理解人性的扭曲。

当然，“我”——莫言，远未达到“人性扭曲”的程度，但是作为中上农成分子，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他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他甚至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更何况父亲过于严厉约束带来的火上浇油？

“我”幼年的悲剧性在于由于身份、地位不被主流社会接纳，但“我”却始终渴望并不断努力使自己被接纳。“我”的一厢情愿，愈加得不到他人的接纳，最终迫使“我”走上了参军的道路，逃离这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社会。

“参军”之于莫言的意义我认为是巨大的。首先，莫言在心理进一步扭曲之前离开了家乡——心理扭曲的根源，使得这种扭曲处于可控范围内，并在以后的许多

年中得到了恢复。而这种恢复的过程正是对比反思的过程，冥冥中这也成就了莫言的“寻根”文学。莫言所要找寻的“根”，正是在那个年代下人们逐渐失却的生命张力和对自由追寻的勇气，正是人与人之间那种超脱利益的情感，无论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其次，正是“参军”中的一系列事情，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将莫言送到了文学创作这一条路上来，成就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于“寻根”，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人性补完的过程，类似于EVA中的灵魂补完。莫言通过写作，通过对那个奇怪年代的思考，正在实现着对人性的补完，那么小说中的其他人，那些边缘重要人物呢？

个人认为何志武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配角。小时候的他，敢于做“我”想却不敢做的事，事实上是“我”性格中崇尚自由的投射；青年时代的他，又成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无数被生活摧残得近乎绝望最终决定放手一搏的年轻人的时代形象；随着何志武在内蒙的发达，经济上的富足逐渐使他走出了童年贫穷的阴影，某种程度上，他的人性此时已经得到了补完。但是，此时的何志武又陷入了另一种扭曲的状态——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和信任。无可非议，他对鲁文莉的爱一如初始，但是这种爱在金钱的覆盖下已经面目全非。“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在这种思想下，何志武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了金钱的奴隶，只是他自己仍未发觉。此时的何志武，正是改革开放那个遍地机遇的年代投机商人为了发财致富用尽一切方法的社会集体形象。最终，同样功成名就的何志武和“我”相遇，畅谈，畅饮，同游，回忆往昔，倒是有浮一大白之感。似乎，似乎已经找到了那失却已久的“根”。就在这时，何志武的电话蓦然将这个美好的梦打碎。何志武与“我”的友情当然还在，但是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友谊，不再是“根”。有一些失去的，或许永远找不回来了。

对于鲁文莉，却是不愿做出确切的评价。童年时，她是骄傲的公主；青年时，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骄傲，但是更像是为了坚持而坚持；丈夫的死亡，她找到了何志武，似乎是放下了骄傲，但为何又坚持不做情人？直至最后，为了女儿的前途，她找到了身为评委的“我”，似乎是总算放下了坚持大半辈子的骄傲。那么她从坚持到放弃的一生有意义吗？归根结底，鲁文莉悲剧的大半生同样是时代的悲剧。从一开始，鲁文莉的骄傲就是一个错误。她的骄傲来自于什么？是优于常人的家境还是父亲的社会地位？俗气一点，后来的她比何志武有钱还是比莫言名气大？她的“骄傲”是那个奇怪时代的奇怪产物。随着那个奇怪的时代的远去，她所谓的“骄傲”又凭什么坚持？何志武说：“（鲁文莉）是个君子”是吗？或许对于何志武来说，鲁文莉始终是坚持骄傲的君子。但从客观角度，她真的是君子吗？我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鲁文莉的一生，是转变的一生，从骄傲，学会了妥协，更学会了“活动”。而她的改变却又是自然而然的，这种改变并不是说明她走向了市侩，只是代表她跟紧了时代的步伐。无论她是否是君子，这种转变应该是痛苦的吧。时代的错误，却需要受害者来承受痛苦。

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那种窒息的感受。变，变的是什么？人，人当然变了；变的更是日益变迁的时代。在“变”中，每一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路，或是富裕，或是贫穷，或是声名远扬，或是默默无闻，但无论选择了什么，都逃脱不了时代的网。那四十年的坎坷人生路，坑坑洼洼的分明是时代的痕迹。或许我们都还年轻，或许我们都远离了那个如今看来奇怪的时代，但是，谁又能说清四十年后的事情呢？那时的我们，将“变”成何种模样？那是回首，如今是否又是一个奇怪的时代？那种窒息，贯穿了虚幻的四十年，更要贯穿现实的四十年，甚至更加久远。“变”或许就是莫言的文字的意义所在。无论贫富贵贱，风风雨雨的一生都是追

寻的一生，变化的一生。追寻着自己不知不觉中失去的“根”，像夸父一般或许永远追寻不到，但永远要在路上。《红高粱》中的九儿是这般，“我爷爷”是这般，罗汉是这般，甚至土三炮也是这般。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是包含在生之中。肉体的死亡，灵魂却可以在追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明明知晓了未来，甚至努力去改变过，但结局却依然如故，便是宿命。在这个变化的世界，几乎任何事物在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变化，或许唯一永恒的就是“变”本身了。这种宿命般的“变”或许就是莫言的“怨”。不怨天，不怨地，不怨人，怨得只是不变的宿命。

真正的悲剧是笑着流下泪水，真正的沉重是被轻松压得喘不过气，《变》如是。

第三篇：变 色 龙.教案

变 色 龙

契 诃 夫

教学目标：

1、变色龙的双重含义。

2、理解运用对话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的写法。

3、理解小说主题，并能联系现实生活有所感悟。重点、难点：

1、理解运用对话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的写法。

2、小说主题的理解。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新课。

出示图片，引出“变色”这一话题。提问：

1、大家都知道《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神通广大，机智勇敢，令众多妖魔鬼怪望风而逃。那么，你知道他降妖除魔的决胜法宝是什么？

2、清朝大贪官和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得出结论：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像和珅这样的人，他们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风使舵，闹了很多笑话，这样的人，俄国作家契诃夫把他们称为“变色龙”，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他的这篇作品《变色龙》。（板书课题、作者）

二、讲授新教材。

1、出示自然界中变色龙图片，介绍有关知识。

变色龙，是蜥蜴的一种，表皮下有多种色素块，能随时变成不同的保护色。

2、作者简介：

契诃夫(qìhēfū)（1860—1904），俄国短篇小说家。享有世界声誉，与莫泊桑、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代表作有《装在套子里的人》、《万尼亚舅舅》等。

3、介绍时代背景: 《变色龙》写于1884年，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生活中的一种应诅咒的现实。当时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刚刚兴起，革命浪潮冲击着沙皇的专制统治。为了强化反动统治，他们豢养了一批媚上欺下、见风使舵的走狗，为其镇压革命运动服务。本文中的警官奥楚蔑洛夫就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

4、根据预习结果，合作讨论：

（1）、谁是本文的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在处理狗咬人事件上反复（变化）改判了几次？都是怎样判的？

（2）、奥楚蔑洛夫不断变化的依据是什么？

（3）、奥楚蔑洛夫身上有没有始终不变的东西？ 学生分组讨论，后找学生回答，后师生共同总结:(1)、奥楚蔑洛夫，在处理狗咬人事件上反复（变化）判了6次，变了5次，分别是“疯狗→小狗→下贱胚子→名贵→野狗→伶俐。

（2）、这条狗是或不是将军家的狗。

（3）、本性，即见风使舵、媚上欺下、趋炎附势。

5、问题探究：

（1）、本文为什么以《变色龙》为题？

（2）、现实生活中人们赋予“变色龙”什么含义？（3）、文中警官奥楚蔑洛夫“变色”是为了什么？ 学生思考，后找学生作答。

（1）用变色龙作标题，不仅揭示了要鞭挞的对象，富有讽刺意义，而且形象生动，非常恰当。

（2）变色龙，是蜥蜴的一种，表皮下有多种色素块，能随时变成不同的保护色。小说用它来讽喻那种狡猾善变、见风使舵、媚上欺下的人。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指那些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小人，比喻政治上善于变化和伪装之人。

（3）奥警官在那种黑暗、腐朽的社会得以生存，采用见风使舵、媚上欺下的生存方式既是奉承巴结将军，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6、拓展与延伸：

文章最后写道奥楚蔑洛夫“裹紧大衣，接着穿过市场的广场径自走了”，请设想一下奥楚蔑洛夫离开广场后去了哪里？要求设计的情节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

*继续去别的地方搜刮民脂民膏。

*又遇见了一起类似狗咬人的案件，又做出了相同的处理，或者 处理得更圆滑了。

*去找普洛诃尔套近乎。

*去将军家邀功请赏，在此之前到首饰店索要一些金银珠宝，一 并送给将军。

* “买”一只小狗送给将军的哥哥。* 去赫留金工作的首饰店寻点儿麻烦。*去纠集一批地痞流氓准备欧打赫留金。……

7、教师小结：

一个荒唐的警官，一条可怜的小狗，一个无辜的人，一群可笑的看客，给我们上演了一段可笑而又令人感到沉重压抑的故事。

三、布置作业

续写：以《广场事件之后》为题,奥楚蔑洛夫离开广场后发生的事，200字以上。

四、板书设计

是将军家的狗

奥

2、小狗

4、名贵

6、伶俐 楚

蔑 ——————————————————————————→ 洛

夫

1、疯狗

3、下贱胚子

5、野狗 不是将军家的狗

第四篇：谈利色变随笔

辜鸿铭给张之洞当幕僚的时候，两人经常意见不合。一个姓汪的同事跟辜鸿铭说：“不要试图从你的角度去说服‘香帅’（张之洞号香涛，故有此称），你谈事物总是谈是非，香帅则是关心利害。你要让他听得进去，必须从利害着手，而不是是非。若利少害多，纵然大是大非，也难以说服他。”

辜鸿铭大概认为汪某说的有道理，就“不小心”把此话传播了出去。张之洞知道后勃然大怒，找来辜鸿铭，质问他说：“你们什么意思？说我只知道利害，请问，我什么时候为自己谋过私利？我讲的是公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辜鸿铭说：“当年孔子很少言利，孔子谋过私利吗？《大学》中有句名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打理国家，难道不也讲以公利为重吗？”张之洞无言以对，只能端茶送客。

辜鸿铭的意思应该是，谈公利和私利，不是问题的根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公利，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其实最后还要落到是非上。

张之洞去世后，有人问辜鸿铭：“张之洞的弱点在什么地方。”

辜鸿铭答：“张之洞这一辈子，真是为国家耗尽了心血。他生前未曾为家人积攒下家底，死后负债累累，一家八十余口甚至无以为生。你不能说他不够敬业。但《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家家穷困不堪，独独国家富强，这样的事谁也没见过。今日中国若想富强，必须让袁世凯之流的人来治理。因为袁世凯等人在‘富国’之前，一定先谋个人私利，让自己先富起来。此所谓以身作则。张之洞想让天下富强，天下却饿殍遍野，原因就在于他只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只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

一个以清廉自居的官僚和一个贪图私利的官僚分别摆在我们面前，你选择哪一个？辜鸿铭的意见是宁可选择后者，因为后者讲究实际效果。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领，就有让大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事，芸芸众生才能因此跟着获利，推而广之，国家才能富强。

且不论贪的官治国是否正确，只观察辜鸿铭前后的话，本身就是个悖论。后者是讲“是非”吗？当然不是，这里讲的还是利害。换个角度思考一下：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自己富起来，还是国家强盛富强？当然，齐头并进最好，但如果二选一，我想很多人会选择“自己富起来”。他们也不在乎所谓的“是非”，在乎的是利害。

利害利害，非利即害，能不能真正从百姓角度考虑，本身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却是主政者常常挂在口头上，而又常常忽略的。

第五篇：不 变 的 是 本 色

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材料

不 变 的 是 本 色

——共产党员、副大队长、纪检员向群策同志

从农民到军人，从普通职工到单位领导，五十三岁的向群策同志，在短短的工作经历中，身份有变化，岗位有变化，唯一没变的就是他那有着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本色。

在四大队班子里，向群策同志年纪最大，大家都喜欢叫他“向哥”。朴实憨厚的他也总是乐呵呵的象大哥哥一样对待我们。班子分工，他最多也最杂。诸如食堂管理，用水用电，综合治理，信访投诉等等。很多时候他都是自己动手修灶具，修水管水龙头，安装电路。在他的房间里，总是有一些扳手、螺丝刀、老虎钳之类的工具。大队人又称他是“全能”领导。

从去年以来，四大队经常没水。向群策同志是四处找可用的水源。他跑遍附近小河叉，总算找到一处既好汲取又可饮用的水。每天他都要亲自下河拉水。由于路远道又不平，每次一桶水拉到大队都只剩下小半桶，遇上雨天，满身的泥巴，可他既不叫苦也无牢骚，总是默默地把水分送到每个人的房间。今年三月底大队就一直拉水吃、用，随着夏季的到来，用水量增加，拉水成了大队每天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只要“向哥”在大队，拉水人中就有他那不算高大的身影.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向群策同志主动提出留下值班。大年初一下午六点十分，我大队值班电话突然响起，副大队长向群策丢下刚端起来的饭碗，快步冲进值班室拿起听筒。电话里传来

一男子的声音，说他的汽车水箱没水不能行驶，停在离服务区不远的高速路上，请求帮助。向大放下电话，装好一桶水，带上几件工具与同事出发了。

根据车主提供的方向，巡逻车以八十码的速度一路巡查。由于没有正式通车，高速路上空荡荡的。如果不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向大他们此时也许都不记得今天是大年初一。六点二十五分，向大一行找到了那辆“趴窝”的小车。向大本想指责车主违规上高速，但想到今天是大年初一，看看面前的四位又急又沮丧的样子，就不忍开口了。他一边检查车辆故障一边与车主交谈起来。原来这家人在修水岳母家过的除夕，初一下午准备去湖北自己家，想走近道就上了这段还没正式通车的高速，可车子却坏了，无奈之下拨通了路政救援电话试试运气，没想到路政人员竟然在15分钟就赶来了。由于车子的故障很复杂，一时无法排除，向大建议将车子拖回修水。可大过年的，天又黑了，加上我大队还没有自己掌控的施救单位，无法调动施救车辆。情急之下，向大与同事来不及细想，自己动手用几段铁丝拧成绳子，把巡逻车当成施救车，拖起故障车辆向修水方向慢慢地驶去。

虽然在施救操作上有些不妥，但总算是连人带车安全的送到了修水高速出口。面对这家四口的连声道谢，向大一行舒了一口气。等他们返回驻地已是晚上十点了。这时向大他们才感到肚子确实饿了。

近一年来，向群策同志比任何人在大队时间都多，他经常替

别人值班，可从不计较报酬。四大队老同志多，又都远离家人，为了让他们安心单位工作，向群策同志总是陪他们聊天散步，生活上问寒嘘暖关心备至。对年青职工，他既严格要求又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言传身教，正确引导。

细微之处见精神。向群策同志就是用平凡的举动呈现出共产党员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