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质型犯罪的适用问题

第一篇：浅析人质型犯罪的适用问题

文章标题：浅析人质型犯罪的适用问题

近年来，以强行扣押“人质”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为目的的“人质型”违法犯罪现象呈愈演愈烈的趋势，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此类案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甚至已成为“黑社会组织”实施犯罪、牟取暴利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准确

认定“人质型”犯罪，对于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笔者谨就“人质型”犯罪的若干争议问题作一探讨。

一、“人质型”犯罪的立法概况

根据我国的立法，“人质型”犯罪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非法拘禁罪：

非法拘禁罪，又称妨害自由罪。它是指以拘留、禁闭或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德国刑法典、法国刑法典、日本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加拿大刑法典、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典中均有关于此种犯罪的规定。如德国刑法典第239条规定：“非法将人禁闭或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自由者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剥夺自由持续1星期以上或由于剥夺自由或其他同类行为致使被剥夺自由人重伤者，处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情节较轻者，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因剥夺自由或其他同类行为致被剥夺自由人死亡者，处3年以上自由刑，情节轻微者，处5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①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中关于本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均与德国的规定基本相同，我国刑法对非法拘禁罪的规定与德国刑法典的规定也大体一致，只是在法定刑的规定上略有不同。

根据我国《刑法》第238条之规定，非法拘禁罪是指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②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一般公民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均可构成本罪，后者要从重处罚；

二、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是非法的却故意为之。犯罪动机通常有“索还债务、挟嫌报复、逼取口供、炫耀特权、以势压人”等。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具有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均可构成本罪；

三、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侵害的对象是指任何依法享有人身自由权利的公民；

四、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拘留、禁闭或者其他方法，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方式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只要是以非法手段，完全剥夺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均属于非法拘禁。在司法实践中，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一般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二）绑架罪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俗称“绑票”。它是近现代西方社会一种常见的犯罪，在旧中国更是青帮黑社会惯盗悍匪常用的劫财勒钱手段。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绝迹。所以，我国1979年7月6日颁布的《刑法》也没有设置绑架罪这一罪名。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绑架这一严重犯罪开始在我国潜滋暗长，且呈日益猖獗之势，不仅严重地威胁着广在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且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增设了绑架妇女、儿童罪和绑架勒索罪两个新罪。1997年刑法修订时，考虑到绑架罪的司法情况，立法机关把原来《决定》中的绑架勒索罪修正为绑架罪，其外延包括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绑架他人作人质的行为。在国外刑法中，与我国的“绑架罪”类似的罪行主要由两种：一是掳人勒赎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的行为。这也是各国刑法中较普遍规定的一种罪行。如德国刑法典第239条第1款规定：“诈骗他人或绑架他人，利用第三人对被害人的关心进行勒索或利用他人绑架而进行勒索的，处3年以上自由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处终身自由刑或10年以上自由刑。③”二是扣留劫持人质罪，指绑架、劫持人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行为，如犯罪分子抢劫作案后，劫持人质，要求警方让其离开犯罪现场的行为。这是与《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中“劫持人质罪”最为相似的一种犯罪，德国、日本、泰国、意大利、法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的刑法典中均规定有此罪。其中较为完善的是德国刑法典，根据该法典第239条第1、2款的规定，诱骗或绑架他人，意图以杀害或重份被绑架人的胁迫手段强制第三人为一定行为，或利用他人绑架而为上述强制的，处3年以上自由刑，行为人的行为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处终身自由刑或10年以上的自由刑。④

我国《刑法》第239条，融合了外国刑法典的有关规定，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行为、绑架劫持他人的行为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统一界定为“绑架罪”，即绑架罪有三种行为方式：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的行为；二是绑架他人作人质，以迫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的行为；三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同时，根据

我国刑法的规定，绑架罪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凡达到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出于勒索财物等目的；

三、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在有些情况下，如“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行为还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利；

四、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

人、勒索财物的，或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绑架他人作人质的。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这两种“人质型”犯罪一般是比较好区分的，两者之间容易混淆的是：“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罪”之间的界限。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在客体上两罪都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在客观上，两罪均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身自由的行为，且剥夺的方法基本相同，即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在主观上，两罪均为直接故意，且均具有索取财物的目的。但两罪也存在一定的区别：

（1）犯罪客体不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既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属于复杂客体；“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由于是为了索取债务，因而不存在着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只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为单一客体。

（2）犯罪目的不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的犯罪目的是勒索他人财物，而“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犯罪目的是，索回被他人所欠的债务。

（3）犯罪对象不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的被绑架人自身没有过错，被害人及其亲人与犯罪人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而“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被害人绝大多数欠债不还，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虽然“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与“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分之处，但由于刑法规定的原则性以及具体个案本身的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这两种犯罪仍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此着重进行探讨。

二、从主观上认定的若干疑难问题：

《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由此可知，区分“以勒索为目的”的绑架罪与“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关键在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犯罪人主观上是否具有索取债务的目的。如果犯罪人出于所在的目的，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那么就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果犯罪人是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则构成绑架罪。但实践中，债务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否所有索取债务的行为均构成非法拘禁罪呢？对此实践中争议较大。

一是当债务明显是非法债务时，是否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索债的目的，即当行为人为索取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债务而实施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时，应如何定性的问题。2000年7月21日晚，被告人陈某（晋江市罗山镇）在罗山镇福埔村圆盘附近的台球摊与被害人程某打台球赌钱，程某输球后不付赌资，陈某即纠集他人持菜刀追上程某，并把程挟持到福埔开发区，后由被告人陈某使用IC卡电话向程某的家人索要赌资。在此类案件中，犯罪人主观上以索取债务为目的，客观上实施劫持、拘禁他人的行为，但其债务显属非法债务。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上争议较大。有的观点认为：这种索取非法债务的行为应定为绑架罪。因为赌债、高利贷、嫖债等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故劫持他人索取非法债务的行为应以绑架罪处罚⑤。有的观点认为赌债、高利贷、嫖债等虽不受法律保护，但仍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劫持扣押人质索取非法债务”与“绑架人质强行索取根本不存在的债务关系”还是有区别的，故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导致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认定也是不一致的，有的法院把这种行为认定为绑架罪，有的法院把这种认定为非法拘禁罪。为了统一执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13日公布的《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定罪量刑。”最高人民法院如此规定的理由主要是：行为人之所以实施扣押、拘禁行为，主观上是要将非法债务索回，“事出有因”，并非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行为人的行为从特征上看，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特征⑥。笔者赞成这种观点，这里不再重复论述。

二是当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无论合法或非法），但犯罪人扣押拘禁他人后，索取超出债权数额的债务。这种行为应如何定性的问题。如，犯罪嫌疑人胡某、冯某多次向债务人张某讨要2万元债务未果，遂骗走张某的儿子张某某，对张某某实行拘禁。并于次日向张某打匿名电话，向其索要人民币13万元。本案的定性颇有争议：有的认为行为人所索要的13万元应分为两部分，其中，为了索要合法债务2万元而绑架他人的行为应定为非法拘禁罪，而索要的超过合法债务的11万元，实为勒索他人财物，应构成绑架罪，故应以两罪数罪并罚。也有的人认为此行为并非单纯为了索要债务，而是以索要债务为借口，以勒索在数额上远远超出债务的财物为真正目的。因此应构成绑架罪。笔者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胡某、冯某只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即只实施扣押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罪数理论，一个行为只能构成一罪，所以犯罪嫌疑人胡某、冯某不可能既构成非法拘禁罪，又构成绑架罪，同样也不能数罪并罚，只能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即以绑架罪定罪量刑，其中合法债务2万元应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对于此类债务的认定，笔者认为应根据案情区别对待，如果行为人索要的财物超出债务的数额并不多，与原来的债务的银行存款利息及合理补偿接近的话，那么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可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如果，双方在建立债务之初，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有提出类似超出数额的约定，可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如果索要的数额明显超出债务，那么应认定为绑架罪。最高人民法院也倾向于认为“行为人为索取明显超出债务数额的财物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应认定为绑架罪⑦。

那么应如何认定“明显超出债务数额”呢？笔者认为首先要查清双方债务纠纷的起始时间，有无偿债期限，有无关于偿债数额上的合法约定，证据是否明确。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索要数额与实际债务之间的差额。但是“明显”的尺度应如果把握呢？有的认为应以“倍数”为标准，即如果索要的财物数额是实际债务的3倍以上，就可以认定为明显超出。有的认为应以“盗窃罪数额较大”为标准，如果索要的财物比实际债务多2000元以上，那么应认定为绑架罪。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不尽合理之处。以倍数为标准来衡量“明显超出”，如果实际债务未查清时，就不好计算索要财物与实际债务之间的差额，并且当实际债务较大时，司法实践中也不好认定“明显超出”。若以“盗窃数额较大”为标准来衡量“明显超出”，那么难免会打击面过大。笔者认为应以“侵占遗忘物”侵占罪的数额较大为标准，即以超出1万元为标准。理由是，侵占罪的犯罪故意与“索要明显超出债务的行为”的犯罪故意基本相似。

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还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当犯罪人以绑架人质的手段，索取高利贷利息，并且这种利息明显高于本金时，对此行为应如何认定呢？笔者，这种行为应认为绑架罪。因为高利贷是一种违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非法的“利息”，而这种非法利息法律上是并不保护的，同时，高利贷从法律意义上看，并不属于高利息者的合法所得，而是被害人合法财产。因此，高利贷者以绑架人质追索所谓的利息，其非法索取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十分明确。

三是扣押、拘禁他人索取根本不存在或难以查清的债务时，应如何定性的问题。如丁某与王某有多年的生意往来，后双方在对帐时发生纠纷，但丁某认为王某欠其人民币3万多元而王某认为未欠，丁某经多次索债未果后，纠集他人将王某扣押，勒令其家人还款。案发后，双方的凭证又无法查出是否存在债务。对于此类案件，笔者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如果有证据证明或凭常理推断是客观现象导致行为人认识错误，误以为存在债务关系，而不是借口债务关系勒索财物，应以非法拘禁罪认定，因为对这种行为如认定为绑架罪，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是为索债，有证据表明债务根本不存在，行为人主观认识错误的，也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因为行为人主观上并非为了勒索财物，如果行为人明知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索债为借口扣押拘禁他人，应定绑架罪。

三、犯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与以索债为目的非法拘禁罪中犯罪行为都有两个阶段：扣押、拘禁债务人或其亲友为人质；再向被扣人质的亲友或债务人索债。有人认为此类案件中，行为人既然是以索债为目的，因此行为只有索债成功才能构成既遂，若行为人没有来得及索取到债务便被抓获，只能构成未遂。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因为：非法拘禁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是出于索债的目的。实施了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并扣押一定时间即可认定既遂，并不需要等索债成功。同时，绑架罪亦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实施了绑架行为，控制了人质即构成犯罪既遂。

四、关于共同犯罪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是债权人亲自实施绑架，非法拘禁人质的行为，但大量案件是债权人雇人讨债，在社会上有许多所谓的“讨债公司”专门负责为人索取债务，然后以所收债务数额按照一定比例收取高额费用。甚至有的“黑社会组织”卷入其中牟取暴利。由于替人索债具有巨额利润，索债人往往不择手段，而债权人为了索取债务，对于受雇人采取何手段并不过问。那么，受雇人索债的行为无论构成非法拘禁罪，还是绑架罪，债权人与受雇人应构成共犯。此时，债权人主观上是故意，且一般是概括故意，无论受雇人采取何种手段，均在债权人的故意范围之内，双方构成绑架罪或非法拘禁罪的共犯。但是，如果债权人只要求受雇人索取其应得债务，而受雇人为了牟取暴利，而私自向债务人或其亲友索取明显超出债务的财物、中饱私囊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笔者认为，应根据刑法理论，受雇人行为被称为共同犯罪中的过剩行为（指实行犯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⑧）。受雇人应对其犯罪行为负责，其行为构成绑架罪。而债权人对受雇人实行的过限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只构成非法拘禁罪。同样，债权人雇佣他人为其索债时，明确提出必须用合法手段，而受雇人违背其意志使用非法手段，则债权人不构成共犯。

注释：

1、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P417；

2、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587；

3.4、同注释

15、单长宗、梁华仁主编、刑法《新刑法研究与适用》、P575、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5出版。

6.7、《公检法办案指南》P522-54，警官教育出版社。

8、陈兴良、《共同犯罪论》、P3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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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有关问题探讨

随着全球性的犯罪低龄化的现象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如何有效地预防、遏制及惩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法律所关注的焦点。我国随着治安状况日益严竣，未成年人犯罪也正在不断地增加，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正确刑罚，已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又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两条规定明确了对未成年犯刑罚的方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未成年犯刑罚适用更应体现宽的一面，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本文拟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缓刑的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必要性

刑法中的缓刑，是指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不致再危害社会的，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缓刑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一是可以避免因适用短期自由刑而对很多初入狱后所带来的犯罪交叉感染；二是缓刑可以保全犯人之廉耻，促进其悔改。因而缓刑在刑事政策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有学者对它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除了刑罚、保安处分两个抗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个支柱，是“特种的刑罚手段”。针对未成年犯生理心理并未发育成熟，主观恶性不大，可塑性强，易于接受教育改造的身心特点，本着对未成年人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理应更注重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因为，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不仅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刑事政策，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由于监禁引起的交叉感染，和因监禁带给未成年犯终身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而影响其回归社会。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监禁并非改造未成年犯的良策，未成年犯选用缓刑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倾向。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犯罪问题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也规定，对未成年犯“应当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是万不得已的处理方法。

二、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存在的问题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是：第一，罪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第三，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缓刑制度的适用并没有区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11日发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适用缓刑。”从这个规定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在缓刑适用的问题上，还是强调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应区别对待的精神，即对未成年犯在符合法定缓刑条件时，是“应当”而不是“可以”适用缓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未成年犯放宽条件适用缓刑。但应该看到这一点点对未成年犯在适用缓刑上的宽松条件，不足以发挥对未成年犯所起到的保护、教育及挽救的作用。在中国刑法立法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没有做出特别的规定。因此，缓刑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如累犯以及被判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缓刑，也同样适用于未成年罪犯。因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做了从宽掌握的规定。但由于立法的限制，在具体操作上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与成年人罪犯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区别，而未成年犯罪一般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和特定时期生理的特征引起的，带有盲目性和冲动性，可塑性很大。特别是对于相对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犯来说，所实施的犯罪都是性质十分严重的犯罪，从分则规定的法定刑来看，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可能性极小，这样，对这一部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几乎成为不可能，无疑限制了对这一部分未成年犯缓刑的适用。如果他们由于年幼无知和不良诱惑走向犯罪后，不得不在高墙铁窗内度过漫长刑期，这是否与刑罚的人道主义发展倾向相背离呢？如果让期尽早回归社会，他们仍有希望开拓全新的生活。我们应该对未成年罪犯予以特殊保护，而不要让失足的未成年人看不到希望的曙光。因此，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作特别规定，放宽其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是完全必要的，符合法律着力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本意。

三、完善未成年犯缓刑制度的两点建议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应做特别规定。我国刑法设立缓刑制度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改造相结合。而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上的从宽，更体现了国家的一贯支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建议应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刑度条件放宽。可以对被判处拘役或5年或更长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笔者认为这样放宽刑度条件，不但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从宽处罚原则，而且有利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康复。

（二）建立相应健全的缓刑执行机构。“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挥刑罚的功能。”被宣告缓刑者避免了实际执行刑罚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在不脱离社会的条件下既感受法律的威严，也亲身体验到法律

和社会的宽容。当然缓刑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犯罪人的主观努力，在以自律为主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特殊预防效果，但由于未成年人的特点，其本身就缺乏自律性，容易受不良影响，如果放任其回到社会中去，一遇上适当的气候，又会重新犯罪。现行刑法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公安机关事务繁多，不乐于接受缓刑未成年犯，基层组织反而成了监督的主角，对缓刑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针对未成年犯罪的特点，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的缓刑执行机关，有专业人员负责对执行缓刑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教，更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心理矫治，协助做好未成年人的改造工作，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

第三篇：醉驾犯罪法律适用探讨

醉驾犯罪法律适用探讨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司法界对危险驾驶罪的适用存在许多争议，如何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是一个相对专业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文就在司法实践中对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驾入刑”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关键词：醉驾 危险驾驶罪

刑法修正案

（八）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前述规定被称为“醉驾犯刑”，按照最高法和最高检关于确定罪名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一、醉驾犯罪的法律特征

（一）醉驾犯罪的犯罪构成：

1、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人，均可构成本罪。

2、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明知醉酒驾车危害道路交通安全，饮酒并实际达到法定醉酒程度，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就属于具有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犯罪的故意。

3、本罪侵害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其行为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4、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实施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二）区分本罪与非罪的界限：关键是要查清行为人是否实施了醉酒并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

醉酒驾车犯罪是行为犯。行为犯，是指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不以发生一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构成要件。醉酒驾车犯罪，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要求行为造成任何危害后果，也无犯罪情节要求。只要酒后经检测身体酒精含量到达某一标准而驾车即构成既遂。驾驶车辆应当解释为控制车辆并使车辆发生空间移动的行为。在行为人已经启动车辆而未发生车辆移动情况下被人制止的不构成本罪，因此亦不成立本罪的未遂。

对于醉驾的判断应坚持客观标准：即经过检测，行为人身体酒精含量达到一定客观标准，即使行为人十分清醒，亦应成立“醉”驾。只要酒后经检测身体酒精含量到达某一标准而驾车即构成既遂。

醉酒驾车犯罪是抽象的危险犯。抽象的危险犯是将可能招致危险的特定行为和状态，预先认为其具有一般的抽象危险，而不在构成要件中规定一个具体的危险性，行为人一旦实施法定的犯罪行为，不论是否发生具体的危险，都认为有侵害法益的危险而构成犯罪。醉酒驾车犯罪侵害的客体是道路交通秩序，威胁不特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行为是否有具体的危险。

二、醉酒驾车犯罪与他罪的关系

醉酒驾车犯罪的规定是交通肇事罪的立法补充。交通肇事罪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是醉酒驾车造成的，刑法修正案(八)以立法的方式扩大了醉酒驾车行为的惩治范围，即有醉酒驾车、飙车行为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一是以醉酒驾驶、飙车犯罪为前提的危险驾驶罪;二是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即醉酒驾车、飙车犯罪是基本犯，是故意；致人重伤、死亡和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结果是过失，是结果加重犯；三是危险驾驶行为依然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要危险驾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就属于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按照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三、醉驾犯罪的法律适用

（一）醉驾应一律定罪

醉酒驾车犯罪侵害的客体是道路交通秩序，威胁不特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行为是否有具体的危险，“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只适用于结果犯，不适用于危险犯。因为对于危险犯的“人身危险性”，仅有“危险状态”达到或未达到之别，到达则入罪，未达到则出罪，对于其“情节轻微与否”和“危害是大还是小”，既无审查的可能性，也无审查的必要性。

醉酒驾车犯罪的关键是“醉驾”的标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4年5月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酒后驾车普遍具有危险性，但立法选择“醉驾”为入罪标准，将血液中酒精含量小于80mg/100ml以下的酒后驾驶行为出罪，表明立法并未将酒后驾车一律入罪，区别了酒后驾车的不同情节。对“醉酒驾驶机动车”，只需审查醉酒驾驶机动车人员的“酒精含量是否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即可，无需考虑其“情节是轻微还是恶劣”、“危害结果是大还是小”。在危险性较小的犯罪地点和时间犯罪及其他个体情节不是该罪的构成要件，仅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二）醉驾不一定都获刑

获罪不一定获刑，其法律依据：根据刑法的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法律规定判处。法定的从轻、减轻量刑情节有：

1、未成年犯罪。

2、自首。

3、立功。其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等理由。根此，醉驾者如果具有上述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就可以有可能得以免于刑事处罚。

（三）醉驾不一定都起诉

虽然最高检表态，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醉驾一律起诉，不考虑情节。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从法理上，醉驾不一定都要起诉，作不起诉处理是有法可依的。

（四）醉驾后自首的认定

关于自首的司法解释已经十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已经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1）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3）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4）……；（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根此，对于醉驾后的自首的认定视具体情节而定：

1、交警设卡抽查酒后驾车，如果司机能在查到自己之前，主动承认喝酒驾车的事实，可以考虑是自首，因为有一定几率逃过抽查。

2、交警拦下车，司机必然要接受酒精检测，此时再交代实情，为时已晚，不能认定自首。

3、醉驾后发生了交通事故但不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况下，就地等待，听候处理并如实交代犯罪行为，可以构成自首。

4、警察设卡查车，醉驾行为人冲卡逃跑没有发生其他危害后果的、之后又“投案自首”，是否构成自首？这种行为在形式上也符合“准自首”的特征，可能构成自首。

【结语】

刑法修正案

（八）已将醉酒驾驶入罪，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应从执法上、司法上、立法上规范醉酒驾驶的法律适用，打击驾驶员存在的侥幸心理，提高了打击醉酒驾驶违法犯罪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苏宏峰：《醉驾驾驶行为的罪责研究》，载《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3]李旖旎：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辨析，法制与社会，2009年12上

[4]郏红霞：《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的立法思考》，载《前沿》2010年第9期

[5]李晓伶：《论醉酒犯罪的可罚性依据》，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作者简介：韦威墩（1969－）男 广西武宣县人。学历：本科。广西来宾市武宣县人民检察院。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

浙江靖光律师事务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

为依法严肃处理醉酒驾车犯罪案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充分发挥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有效遏制酒后和醉酒驾车犯罪的多发、高发态势，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有必要对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统一规范。

一、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醉酒驾车犯罪

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2009年9月8日公布的两起醉酒驾车犯罪案件中，被告人黎景全和被告人孙伟铭都是在严重醉酒状态下驾车肇事，连续冲撞，造成重大伤亡。其中，黎景全驾车肇事后，不顾伤者及劝阻他的众多村民的安危，继续驾车行驶，致2人死亡，1人轻伤；孙伟铭长期无证驾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在醉酒驾车与其他车辆追尾后，为逃逸继续驾车超限速行驶，先后与4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被告人黎景全和被告人孙伟铭在醉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继续驾车冲撞行驶，其主观上对他人伤亡的危害结果明显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当裁量刑罚

根据刑法

第五篇：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浅析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浅析

祁门县公安局查雪莲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也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其增长的势头，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未成年违法犯罪问题在各地仍然很突出。就祁门县这类犯罪来说，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2003年元月至今年10月，祁门县未成年犯罪人员共计79人，占全部抓获成员的14。6%，其中15岁以下52人，16—17岁27人。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如今失业、教育产业化、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加剧，社会矛盾日益激烈，未成年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归纳未成年犯罪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是合伙犯罪多。二人以上合伙犯罪占未成年犯罪的7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心理正处在未成熟期，有合群性，单独干一般胆子不够，一起干会形成群胆，另外就是合伙后使犯罪责任分散，心理压力要小一些。合群后的孩子更希望在群体里能够表现自己，树立自己勇敢以及对同伙的忠诚，在犯罪时他们的表现一般会更极端。这就使合伙犯罪时的暴力程度一般比单独干时更严重。

二是侵财犯罪占主体。主要表现在盗窃抢劫犯罪上，近几年抢劫犯罪有上升的趋势。盗窃犯罪主要以钱财为目的，采取撬锁、破窗等手段入室或溜门入室、顺手牵羊，一般不要大的物件，以好带的物品为主，作案的目标不太固定，随意性大，作案后不掩盖犯罪现场，只要能逃离就行，盗窃所得赃物不往家拿，全部挥霍或存放在同学朋友家中。盗窃摩托车供自己骑玩，也是如今未成年犯罪的一个新的特点。去年祁门县摧毁的一个盗窃摩托车8人犯罪团伙，其中7人是在校中学生，他们在两天之内利用晚上时间在本县用车锁匙捣开摩托车锁，盗窃摩托车10辆，这些被盗车被他们使用后有的抛弃在路边，有的则抛弃在田间地头。他们盗车的目的均为了骑着玩。这些孩子还未走上工作岗位，父母不可能花几千元买摩托车供他们骑玩，出于好奇就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是追求哥们意气，心狠手辣，不计后果。未成年人文化偏低，心理单纯，缺乏对事物应有的分辩能力，同时又处在盲目模仿、心理因素极不稳定这样一个特殊的生长发育期，因此在诱惑和陷阱面前，往往很难把握自己，在那些社会上混的小青年诱导下，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今年祁门县在打击恶势力犯罪中，查获涉案人员中有部分就是未成年人，他们受社会上无业人员影响，平时跟随他们吃吃喝喝，然后受他们教唆去寻衅滋事，今年元月以来涉案就达8起。

四是犯罪手段有些成人化。有些未成年人作案前精心策划，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一些从报刊影视上学到的反侦查手段被频频使用，使得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了明显的成人化特点。去年祁门县系列盗窃、抢劫加油站现金案件中，5名犯罪嫌疑人中有3人是未成年人，作案时先踩点，骑摩托车前往，并且携带砍刀、钢管等工具，作案后迅速逃离。

五是不悔改，重新犯罪的多。未成年人触犯了一般性的刑事犯罪，按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而劳动教养或少管往往要得到其监护人的同意，从而形成了打击处理的空档，再加上家长或监护人管教又不到位，使得他们不断地重新犯罪，抓了放，放了又抓，形成恶性循环，强化了其犯罪的心理。

六是年龄逐渐向低龄化发展，在校学生犯罪增多。祁门县从2003年元月至今年10月，15岁以下犯罪52人，占未成年犯罪65。8%，在校生犯罪28人，占未成年犯罪的35。4%。与前几年相比，未成年犯罪人员平均年龄下降，在校生犯罪增多。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

〈一〉家庭教育不当或忽视教育，使未成年人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一是家庭溺爱，造成孩子自私和偏激的心理而诱发犯罪。现在家庭多为独生子女，对孩子的过分溺爱和放任，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形成是非以及价值的基本判断，以致唯我独尊，任性忘为。

二是夫妻双方不和，家庭暴力发生较多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更大，主要是后天受父母的影响。

三是单亲家庭和面临崩溃的家庭，有些离异后的夫妻双方一般疏于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有的为了再婚而把子女推出门外，不管不问，还有的父母再婚后把孩子视为眼中钉，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孩子，使孩子在家庭中得不到温暖，最后有许多流浪在街头，成为未成年犯罪的后备军。

四是夫妻忙于生意或外出打工等而对孩子缺少管教，容易使他们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而诱发犯罪。

〈二〉学校忽视了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和品德教育。

目前犯罪已经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小学生也参与犯罪，现在教育产业化，应试教育的出现，学校只注重成绩，不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小学和中学大部分学校均未开设法律课，即使有的学校开设了

也只是流于形式，学生没有真正学到法律知识。真正说来，学生们大部分都还是法盲。有些孩子触犯了刑律还不知道。

〈三〉媒体和网络逐渐成为未成年犯罪的催化剂

大众传媒、非法出版物以及网络所描述的暴力、凶杀、色情的情节已无形中起到了教唆未成年犯罪的作用。而电子游戏一般内容又都是格斗、射击、打杀之类。而现在一些娱乐场所仍然没有按有关规定限制未成年人进入，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进入游戏厅、酒吧、歌舞厅、网吧等场所，耳濡目染，加上开支增加，容易诱发犯罪。

三、如何预防未成年犯罪

〈一〉重视家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未成年犯罪，家庭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母是子女的首任老师。从法律角度上说，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和教育责任人。家庭结构失调，家长不良言行的熏陶以及教育方法不当，都极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青春花季的少年，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塑性最强的时候，如果不能抓紧时机促使他们向好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反向，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孩子健全人格的确立离不开父母的呵护和关爱。各位父母在忙于自己的同时或在处理家庭关系矛盾问题时，请多为孩子考虑，请多关心孩子。

〈二〉督促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

当前社会应试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片面追求升学率，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学习好的学生只知读书，没有理想，缺乏法制观念，心理脆弱，一旦遇到挫折就灰心丧气，悲观失望，乃至误入歧途。如马加爵一案就值得反思的。另一方面基础较差的学生被编入慢班，于是厌学、辍学现象增加，流失生队伍不断扩大，长此以往，不仅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方针将变成一句空话，而且青少年犯罪问题将愈演愈烈。

学校教育部门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基本任务和当务之急是实施素质教育。一要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二要对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法制教育，开设法制课，在讲解法律知识的同时，应针对中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典型案例分析为主，循以善教；三是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达成对孩子教育的共识。学校应当将班主任定期家访或开家长会作为考核其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将关心帮教后进生、双差生或其他不良行为的学生的教师作为先进典型加以表彰，以彻底改变应试教育下只看重教师的教学成绩的不正常现象。

〈三〉加强立法，规范对未成年人的打击、教育和管理

如今法制不断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在不断完善，但对未成年人的管教还存在着欠缺，如何更有效地对未成年人起到挽救的作用，还值得大家深思。有许多做监护人的父母，并未尽到监护人的责任，当孩子触犯刑律后，有的并未认真加强管教。因而各地应当建立工读学校，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触法的孩子进行教育培训，使他们走出犯罪的误区，变成一代有用新人。

〈四〉规范各种传媒，清理整顿文化市场，给青少年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要注重对未成年的教育培养，还必须对文化市场加大力度进行清理整顿，对各种传媒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加以约束，可以开设一些未成年人观看的电视频道和网站。鉴于网吧、游戏厅对未成年人产生的危害，各地虽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对未成年人出入网吧等都作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定，但尽管如此，令不行禁不止的事依然屡有发生。因此如何使这一高科技的产物确定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限度，这就需要在网吧管理上下大力气，从而真正把未成年人堵在不健康的网吧之外，同时要加大对美容美发、桑拿等场所及有可能诱发色情活动的经营场所进行综合治理，做到不让污泥浊水侵蚀我们下一代。公安部八月份开展的打击网络色情犯罪，对净化互联网起到了积极作用，深受广大群众称道。

〈五〉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社区化管理

一些流失在社会上的未成年人，他们往往结伙租住在出租房内或者住在朋友家中，所以社区管理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社区对其辖区的居民更熟悉，较为容易掌握情况，所以管理起来更具有针对性。如何发扬社区管理的优势，实行更为有效的科学管理，使社区成为预防犯罪的一道坚强关口，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探索。

二OO四年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