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问题浅析

第一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问题浅析

【论文提要】：食品安全是全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面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应运而生，这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充分利用刑事审判职能，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本文首先分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现状，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差异，提出司法实践中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建议。笔者认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础。当前，首先要做好刑事司法与《食品安全法》实施的衔接，修改和完善犯罪要件，加大犯罪的打击力度。然后结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食品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各部门间的工作协调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体系。

【关键词】：食品安全 犯罪 问题 理性之策

一、司法现状：在罪与非罪和宽严量刑间徘徊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和实施，预示着应该尽快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为一个新课题，展开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就是指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犯罪活动，它直接危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从犯罪构成上看，该类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是自然人，也可是单位；主观方面为故意，并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有关食品质量、工商行政管理等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包括社会公共安全；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非法经营行为等，并应达到一定的危害后果。由于目前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属性和特征，理论界没有统一认识，因此，在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造成一些不法行为逍遥法外。同时，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归属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之中，而忽视了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以至于造成不同地方的案件，处理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况。下面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处理的情况，窥视一下司法现状：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虎头蛇尾。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在全国引起轰动，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12人，轻、中度营养不良的婴儿189人，重度营养不良患儿28人。虽涉案2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最终主要被告人生产商池长板只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5万元，销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罚金2万元，这与该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显得不太相称，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2]

——没有记者暗访，“毒火腿”案何去何从？浙江金华火腿全国闻名。2003年10月底，因记者暗访发现永泰火腿食品厂曹锡平、曹锡洪兄弟用兑入“敌敌畏”农药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获刑。“毒火腿”真的是记者暗访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厂这一家生产？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为何之前对此无人问津？虽然内情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由此判断，曹锡平、曹锡洪兄弟因300只未销售出的“毒火腿”而领刑，只是代人受过而已。[3]

——广州苏丹红“元凶”罚人未惩企业。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生产、销售含有“苏丹红”成分食品添加剂数量为23万余公斤，销售金额400余万元，谭伟棠、冯永华作为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处罚金，应该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该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经营行为，同样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4]

——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园“陈馅月饼”和“毛发酱油”事件在“报道是否属实”的争执中“消化”；北京蜀国演义酒楼用福寿螺替换海螺，致70多人引发广州管圆线虫病，以酒楼民事赔偿宣告结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从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盐、油到各种中高档食品，几乎无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够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

——三鹿案件的查处，彰显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决心与力度，但罪名的适用却引起各界争鸣。2009年3月，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张玉军、耿金平、田文华等人分获重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处罚金。该案的查处，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对同一犯罪事实根据不同的参与环节，分别适用三个罪名引起争议。特别是对三鹿总裁田文华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有疑问，有的同志认为“三聚氰胺虽非剧毒，但根据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质，起码是非食品有害物质。这样，三鹿高管完全应该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5]田文华的辩护律师梁子侃则认为，三鹿案发后，无论是调查组还是媒体，都称之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华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可能更妥当。[6]

二、实践困惑：罪名竞合的选择与犯罪情节的认定

分析司法实践现状，之所以出现处理结果迥异，除了存在地方利益保护等人为因素外，根源在于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和对犯罪情节的认定上。

（一）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

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主要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等。刑法在此设置了两种形式的罪名竞合：

一是法条竞合。法条竞合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因刑事立法对法条的错综规定，导致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发生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7]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法条竞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间存在重合和交叉关系。

二是想象竞合。想象竞合也叫观念的竞合，是指基于一个犯罪意图，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情形。[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行为人为了牟取利益，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同时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罪名和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罪名，这就是一种想象中的竞合。

首先，在法条竞合时，要求重法优于轻法，适用处罚较重的罪名，但是由于各条文认定犯罪的标准不一致，而致实践中不好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慎重起见，司法机关往往习惯于以“疑罪从无、疑案从轻”的原则选择轻法。

其次，由于行为人在犯罪的各个环节所起作用不同，也可能造成选择适用罪名的差异。如三鹿奶粉案。“三鹿集团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进入市场后，导致众多婴幼儿引发泌尿系统疾病、多人死亡”这一事件，虽然从原料的购置到奶粉的生产、销售是三鹿集团一个完整的生产线，但是，因行为人在不同环节参与的程度不同，而致触犯的罪名不同：张玉军等人提供以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为原料配制原奶添加剂，构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耿金平等人给三鹿集团提供含有添加剂的原奶，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三鹿集团及主要责任人使用含有添加剂的原奶生产婴幼儿奶粉，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此细致的划段定罪，给司法实践出了一道难题：是适用共同犯罪理论？还是每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要进行划段定罪？

第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的多是选择性罪名，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包括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个罪名。从理论上讲，选择性罪名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开使用，但是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独立的生产伪劣产品罪。因此，在实践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应如何解决？

第四，对想象竞合犯，要求从一重罪处罚，但是由于该类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不同，可能导致犯罪主体和附加刑的差异，且有时可能很难作出孰轻孰重的判断，这时，对罪名选择也就大伤脑筋。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比较，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刑起刑点（三年以上）高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五年以下），但是二者的最高刑期（死刑）是一致的；同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且有罚金附加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假如一个犯罪行为在这二者之间产生竞合，该如何选择罪名呢？当然，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考虑，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难题。

（二）犯罪情节的认定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构成，一般都需要一个特定的客观要件，上面已对几个罪名进行了列举，不再赘述。理解和把握这些要件是确定罪名和科学量刑的关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有的要件本身存在瑕疵及一些职能机构的不健全，以致于造成违法分子得不到应有惩罚，无法实现打击犯罪活动的目的。下面着重谈一下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销售金额”的认定问题。

“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也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判处罚金的主要依据。但是，“销售金额”恰恰又是司法认定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只有着手销售才会产生销售金额，而在司法实践中查获的多数是在生产环节，销售金额无从谈起。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金华“毒火腿”案，由于记者暗访发现了加工中的“毒火腿”，然后在其即将进入市场销售时，一举查获，根本不存在销售金额。其次，即使有销售行为的，因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蔽，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小作坊没有正规的经营账目，造成侦查取证困难，具体销售金额同样难以查实，这是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得到查处的主要原因。生产伪劣产品按货值金额高于销售金额的三倍的标准，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这相对于销售者来说显失公平，也有违于立法的本意。同时，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时，并处或单处的罚金刑应如何计算？只能面对罪不能罚的尴尬局面。

第二，食品的卫生标准问题。

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同时废止，《解释》中规定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依据将不复存在，急需依照《食品安全法》出台新的标准。但是，《食品安全法》只是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并在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给食品生产经营者确定了具体经营要求和禁止性规定，并未对食品卫生标准作出解释。虽然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现行食用农产品质 3 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生产经营食品”，但并未对司法程序的依据作出解释。法律法规之间的不衔接，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难和困惑。

第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问题。

刑事案件的鉴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鉴定，如故意伤害案件的伤情鉴定，是由司法机关授权的机构行使，这样才能充分维护刑事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解释》第四条规定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行使，这是否有悖于刑事司法原则？卫生行政部门的鉴定结论是否能够直接运用于刑事审判？这是司法人员经常讨论的问题。

三、理性之策：食品安全犯罪理论体系的确立

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2009年年初，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罗云波教授在接受《食品指南》记者专访时讲到，法律和法规体系不完善，让人有空子可钻，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食品生产领域的掺杂使假为什么屡禁不止？原因就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以及执法不严格。[9]面对频发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需要大家通过多层次的调查研究，形成一套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理论体系，规范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完善犯罪情节的使用瑕疵，然后施以有效打击，才能维护良好的食品安全市场秩序。

（一）针对《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尽快作出配套的刑法规定

第一，从食品“卫生”到食品“安全”，并不是简单的词语更换，而是一种新理念的树立，是将食品事件正式纳入了社会安全的范畴。

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很难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食品卫生事件牵扯在一起。现在，三鹿案的判例和《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使二者产生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建议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章节里面增添危害食品安全的内容。第二，《食品卫生法》已经废止，与之相应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亦应随之修改，可变更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样就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不再存在法条竞合。第三，犯罪成本太低，是我国食品行业制假、售假猖狂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法》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刑事立法也要随之调整，应对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扩大罚金刑的倍数，彻底消除制假、售假分子重新犯罪的机会。第四，《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检验机构的设立作出了规定，建议刑事司法鉴定，应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中，由司法机关的委托认可后选择确定。

（二）修改“销售金额”要件

实践证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单纯把“销售金额”作为量刑依据是不科学的，尽管《解释》做了补充规定，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议。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将“销售金额”改为“经营金额”；[10]有的同志则认为，可根据生产和销售的不同环节，同时适用“经营金额”与“销售金额”两个标准。[11]笔者认为，适用“经营金额”同样不可取，所谓经营包括买进和卖出两个环节，因此，设定“经营金额”，有可能造成犯罪数额的重复计算。设定犯罪数额要件，要根据具体的犯罪行为来确定，这是立法的本意。《食品安全法》第九章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中，一直是适用“货值金额”进行处罚，因此，我们可以将“货值金额”确定为生产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标准，这样，一方面可以与《食品安全法》的处罚相衔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的不科学的说法。而对销售伪劣产品的或即生产又销售伪劣产品的，应定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标准仍沿用“销售金额”。需要说明的是，设置的“货值金额”犯罪标准可以稍高于“销售金额”。对于其他的将“销售金额”作为罚金刑标准的罪名，可以增加一项内容，即“产品未销售的，并处或单处货值金额的**至**倍罚金”。

（三）规范对单位犯罪的处罚

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中大多数都将单位列为了犯罪主体，但是，不知何种原因，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均将单位犯罪排除在外。追究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有利于保障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健康。[12]三鹿集团是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中国企业500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就是这样的大型企业，在其触犯法律时，仍不惜以其破产为代价而予以严厉惩处，这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讯号：一切危害食品安全、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严惩。由此，笔者认为，各地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均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不为违法行为做保护伞、开绿灯，加大对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和惩治，坚决清除一切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动。

（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防控机制

不法食品企业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罪魁祸首，但社会监管和防范体制的不健全，却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强，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空间。因此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食品的安全隐患，不能单纯地依靠司法机关的打击和惩治，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法》从理顺监管体制、建立风险监测制度、统一食品标准、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强化食品企业责任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下一步需要各有关的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工作间的协调和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机制。同时，应不断加强食品的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识。要经常性地通过各种媒体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宣传食品安全法律知识，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等。应尝试把食品安全纳入职业教育规划，努力培养食品安全专业人才；把食品安全常识列入中小学的教育课时，引导学生不买街头无证商贩出售的各类食品；加大对公众的食品科普教育，教育公众掌握简单的食品质量识别方法和正确的食品加工烹调方法等等。只有我们把预防食品安全的工作做到前面，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

【参考文献】：

[1] 2009年3月1日新华社记者张景勇、周婷玉、吴晶撰写的《食品安全法诞生历程：从“基层民声”到“国家大法”》一文。[2]根据新浪网的资料整理。

[3]根据金华新闻网的资料整理。

[4]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内容整理。

[5]王文琦撰写的《问题奶粉是伪劣还是有毒？》一文，2009年1月1日《广州日报》。

[6]南方报业网2009年2月2日《田文华上诉否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要求撤销》一文。

[7]高铭暄《刑法专论》（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94页。

[8]同注（7），392页。

[9] 2009年第三期《食品指南》杂志。

[10] 《人民法院报》（理论专刊）2001年12月17日杨万明、刘为波撰写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完善》一文。

[11]网络资料，《也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销售金额》，作者解春。

[12]高铭暄的《我国刑法单位犯罪几个问题》一文。

第二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7月31日新闻发布会材料之二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目 录

1、被告人郑礼桥、罗六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牛血旺中添加甲醛保鲜获刑

2、被告人胡昌彬、柯名治、陈洪勇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

——加工销售病死猪肉构成犯罪竞合适用较重罪名

3、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被告人蔡顺田、黄淑宽等非法经营案

——饲料公司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的上游犯罪获刑

4、被告人马小荣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拉面汤料中添加罂粟籽粉获刑

5、被告人杨涛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销售违规添加药物的保健食品获刑

6、被告人张进勇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 ——滥用食品添加剂致人中毒获刑

7、被告人饶秀香生产、销售假药案

——出售药品包装供他人生产假药亦构成犯罪

8、被告人王辉、徐红德、于洪权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制售假冒进口抗肿瘤药按重罪被判刑

9、被告人胡新华、周锐、李春雷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假药案

——假药生产销售一条龙均获刑

10、被告人韦开源、张达志、何子瑞等销售假药案 ——销售假狂犬疫苗致人死亡获重刑

案例1

被告人郑礼桥、罗六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牛血旺中添加甲醛保鲜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郑礼桥，男，1981年4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罗六清，男，197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2010年9月，被告人郑礼桥未经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含谷镇租赁民房，开始加工生产食品牛血旺，并雇用被告人罗六清共同生产。在牛血旺的加工过程中，二被告人明知甲醛对人体有害仍然添加用于保鲜。至2011年3月17日案发，郑礼桥、罗六清累计加工生产含有甲醛的牛血旺50万余斤，并销往当地各农贸市场，销售金额12.5万元。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郑礼桥、罗六清在生产、销售的牛血旺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甲醛，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郑礼桥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罗六清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予以追缴。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决已于2011年6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2 被告人胡昌彬、柯名治、陈洪勇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 ——加工销售病死猪肉构成犯罪竞合适用较重罪名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胡昌彬，男，1968年5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柯名治，男，1970年6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陈洪勇，男，196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户。被告人黄圣华，男，196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杨金河，男，194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陈国亦，男，195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2010年10月，被告人胡昌彬承租林定华（另案处理）位于福建省福清市宏路街道南峰村废弃的养猪场，从事病死猪肉的加工、生产、销售活动。2011年1月，胡昌彬开始与被告人柯名治共同加工、生产、销售病死猪肉。至2011年3月份，胡昌彬、柯名治将捡回来的及收购的共计百余吨的病死猪肉进行宰杀后加工成排骨、肉、猪皮、腊肠等，作为食品销往山东省、浙江省和福建省等一些地区，销售金额达人民币54万余元。其中，向被告人黄圣华收购重约2.5吨的病死猪，向被告人杨金河收购重约2.5吨的病死猪，向被告人陈国亦收购重约0.5吨的病死猪。期间，被告人陈洪勇先后两次向胡昌彬、柯名治购买重约11吨的病死猪肉，支付货款3万元。2011年3月14日，执法部门对胡昌彬、柯名治的加工、销售病死猪肉窝点进行执法检查，当场查获病死猪肉5.93吨。经检验，送检猪肉猪圆环2型病毒呈阳性。

2011年3月29日，胡昌彬、柯名治再次到福清市上迳镇收购两

大袋病死猪肉，运回加工窝点途中被公安机关查获。经检验，送检的样本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毒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均呈阳性。

（二）裁判结果

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被告人胡昌彬、柯名治明知病死的猪肉不能供人食用，食用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仍共同加工生产、销售病死猪肉，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同时，胡昌彬、柯名治将病死猪肉加工生产后作为合格猪肉销售，销售金额达54万余元，其行为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当以处罚较重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被告人陈洪勇、黄圣华、杨金河、陈国亦明知是病死猪肉而予以销售，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被告人陈国亦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陈洪勇、黄圣华、杨金河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胡昌彬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柯名治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陈洪勇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黄圣华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杨金河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陈国亦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作案工具予以没收，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

对本案各被告人的裁定已于2012年4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3 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被告人蔡顺田、黄淑宽等非法经营案 ——饲料公司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的上游犯罪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

被告人蔡顺田，男，196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总经理。

被告人黄淑宽，女，1964年1月5日出生，汉族，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财务会计。

被告人蔡福明，男，196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销售员。

被告人甘丰华，女，1975年8月4日出生，汉族，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出纳员。

被告人郭瑶卿，女，197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发货员。

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新饲料公司”）营养研发部于2008年生产出一种饲料添加剂，即核心料，海新饲料公司将该核心料添加到该公司生产的绿宝18大猪预混料中进行销售。2010年10月，因添加了核心料的饲料被检出含有违禁成分，海新饲料公司决定停止生产该核心料。后客户多次向海新饲料公司总经理被告人蔡顺田提出购买与绿宝18预混料喂养效果类似的饲料。2011年1月初，蔡顺田就是否重新生产核心料的相关事宜召集被告人黄淑宽、甘丰华开会。经商议，三被告人在明知核心料含有

有毒有害违禁成分的情况下，仍决定由海新饲料公司营养研发部重新生产该核心料，并确定核心料的价格为450元/公斤。由蔡顺田负责联系客户，黄淑宽掌握专门收取货款的银行帐户，甘丰华负责取款转帐。会后，蔡顺田雇用被告人蔡福明、郭瑶卿负责核心料的销售和中转发货，并告知对方核心料是未经国家批准生产的饲料添加剂，不能公开销售，暗示核心料中含有国家禁止添加的物质。2011年1月至3月，海新饲料公司利用硝酸、甲醇、乙酯等化工原料，组织营养研发部工人以化学合成的方式生产核心料原粉，后掺入沸石灰稀释后用无任何标识的白色编织袋包装。期间，海新饲料公司共销售核心料3000公斤，销售金额163万元，非法获利20万元。经鉴定，海新饲料公司销售的核心料中含有苯乙醇胺A（克伦巴胺），属于国家明确规定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的物质。案发后，被告人甘丰华、郭瑶卿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涉嫌非法经营罪的事实。

（二）裁判结果

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在饲料中添加的物质，销售金额达人民币163万元，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蔡顺田作为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黄淑宽、蔡福明、甘丰华、郭瑶卿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蔡顺田对单位犯罪起主要决策作用，黄淑宽、蔡福明、甘丰华在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均系主犯；郭瑶卿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甘丰华、郭瑶卿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院依法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蔡顺田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黄淑宽有

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蔡福明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甘丰华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郭瑶卿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追缴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一百六十三万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决已于2012年2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4 被告人马小荣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拉面汤料中添加罂粟籽粉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马小荣，男，1982年8月28日出生，回族，个体户。2011年6月，被告人马小荣购买碾磨成粉末状的罂粟籽，并掺入拉面汤调料内。6月8日起，马小荣在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其经营的“津津有味牛肉面馆”的拉面汤内加入掺有罂粟籽粉末的拉面汤调料，制作牛肉面销售，每碗牛肉面销售价格4至4.5元。至6月27日，该牛肉面馆因拉面汤中检出那可丁、罂粟碱、蒂巴因、可待因、吗啡成分而被银川市金凤区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封。

（二）裁判结果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马小荣明知罂粟籽系有毒、有害物质，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为谋取利益，其仍将罂粟籽粉掺入食品中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马小荣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马小荣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尚未使用的拉面汤调料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

决已于2012年2月2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5 被告人杨涛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销售违规添加药物的保健食品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杨涛，女，1979年1月2日出生，汉族，上海晟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7年底2008年初，被告人杨涛开始通过实体门店及网店销售从广州等地购入的“田田雪牌清减润肠胶囊”等减肥保健食品。2011年3月9日，上海市闸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杨涛租赁的仓库当场查获“粒可瘦田田雪清减润肠胶囊”、“田田雪牌清减润肠胶囊（闪电强效瘦）、”“俏妹牌减肥胶囊”等八类减肥保健食品，共计51箱4089盒，并口头告知杨涛上述保健食品中可能存在有毒、有害成分，在查封期间禁止再行销售。之后，杨涛仍通过其网店继续销售上述减肥保健食品100余盒，直至案发。经检验，上述减肥保健食品中均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西布曲明”成分和违法添加的药物成分“酚酞”，上述八类减肥保健食品均属于有毒、有害食品。2011年4月25日，杨涛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杨涛在被执法人员告知其所售减肥保健食品中可能含有有毒、有害成分，禁止销售的情况下，仍予以销售，其行为属于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食品的行为，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杨涛具有自首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杨涛有

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违法所得及缴获的有毒、有害食品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决已于2011 年9月26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6 被告人张进勇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

——滥用食品添加剂致人中毒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张进勇，男，1975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无证个体商贩。

自2010年3月起，被告人张进勇在未经工商登记和未取得食品卫生许可的情况下，在其位于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的暂住处加工生产生鸡肉串并销售牟利。在加工生产过程中，张进勇明知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亚硝酸钠必须限量使用（最大限量值为0.15g/kg）的情况下，仍在生鸡肉串制作过程中过量添加，后多次销售给个体商贩许海萍（另案处理）。2011年3月8日，许海萍在奉贤区金汇镇西街农贸市场外将从张进勇处购买的生鸡肉串炸熟后出售，四名儿童食用后出现亚硝酸盐（主要成分系亚硝酸钠）中毒症状并住院治疗。后经鉴定，从被告人张进勇及许海萍处查扣的生鸡肉串中亚硝酸盐含量严重超出国家标准限量。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被告人张进勇未经工商登记和卫生许可，无证生产、销售食品，且在明知食品添加剂亚硝酸钠须按标准限量使用的情况下，在生产食品中过量使用并予以销售，致使多名儿童食用后中毒，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其行为系在《刑法修正案

（八）》施行之前实施，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对其适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即被告人张进勇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张进勇被抓获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张进勇的犯罪事实、情节、危害后果、认罪态度等，判处张进勇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查获的生鸡肉串及亚硝酸钠予以没收。

对本案被告人的裁定已于2011年11月16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7 被告人饶秀香生产、销售假药案

——出售药品包装供他人生产假药亦构成犯罪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饶秀香，女，196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保洁工。

2011年5月至11月上旬，被告人饶秀香利用自己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作保洁工的便利条件，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仍从该医院病区配药房的垃圾箱内收集外观完整、整洁的泰能药品药盒，出售给王永芳（另案处理），共计获利人民币500余元。

（二）裁判结果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饶秀香应当知道他人收购药品包装用于制售假药，其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医院严禁私下出售医疗废弃物的规定，收集药品外包装并出售，为制售假药者提供帮助，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饶秀香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非法所得人民币五百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决已于2012年4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8 被告人王辉、徐红德、于洪权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制售假冒进口抗肿瘤药按重罪被判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王辉，男，196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陕西伟达药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徐红德，男，198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于洪权，男，197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张晓峰，男，196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陕西伟达药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员工。

2004年5月，被告人王辉与其妻任静注册成立了陕西新世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王辉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医药产品等的技术开发、咨询以及医疗器械的销售等。2007年9月，公司名称变更为陕西伟达药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达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公司自成立起未取得国家药品经营许可和药品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资质。2009年4月，王辉通过互联网与在北京专门经营假冒进口品牌抗肿瘤类药品的被告人徐红德取得联系，在明知徐红德没有从事药品经营资质，不能提供进口药品检验报告和进口药品注册证，且所提供进口抗肿瘤药品来源不清的情况下，向徐红德购买进口抗肿瘤类药品。徐红德将自制及部分来源不明的进口品牌抗肿瘤类药品销售给王辉。2009年4月17日至2011年1月26日，王辉通过银行卡转帐向徐红德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1 907 660元。2009年9月，王辉通过被告人于洪权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与其取得联系，从于洪权处购买没有进口药品检验报告和进口药品注册证的进口品牌抗肿瘤药品。2009年9月14日

至2010年1月20日，王辉通过银行卡转帐向于洪权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480 440元。王辉通过伟达公司网站宣传，假冒恒宇公司抗肿瘤药销售中心的名义对外销售抗肿瘤药品。被告人张晓峰明知伟达公司没有销售药品的资质，其亦非恒宇公司的工作人员，仍帮助王辉提取和安排发送药品。从伟达公司库房现场查获的进口品牌抗肿瘤药品经检验均被认定为假药。

（二）裁判结果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被告人王辉、徐红德、于洪权、张晓峰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药品质量管理制度，置患者生命、健康于不顾，生产、销售假冒的进口抗肿瘤药品，其中，被告人王辉销售假药，金额达238.8万元，被告人张晓峰帮助王辉销售假药，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药罪；被告人徐红德、于洪权实施生产、销售假药行为，其中徐红德销售假药金额达190.76万元，于洪权销售假药金额达48万余元，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各被告人所售药品均为抗肿瘤药品，主要以癌症患者为使用对象，大多数药品为注射剂药品、处方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犯罪情节恶劣。被告人王辉、张新峰的行为同时又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徐红德、于洪权的行为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张晓峰系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辉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被告人徐红德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被告人于洪权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张晓峰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各被告人违法所得依法追缴，上缴国库；查扣的药品依法予以没收销毁。

对本案各被告人的裁定已于2011年7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9 被告人胡新华、周锐、李春雷等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假药案

——假药生产销售一条龙均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周锐，男，1983年1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胡新华，男，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李春雷，男，198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纪旭，男，199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被告人刘鹏，男，1978年6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被告人王庆舫，男，196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罗翠华，女，197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谢治国，男，197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倪云，男，197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人肖三春，男，1967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2008年10月至2010年11月，被告人胡新华在北京市通州区非法生产“精华洁癣宁”、“活胰糖平胶囊”等治疗牛皮癣、糖尿病的药物销售牟利，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66.9万余元。胡新华还指使胡军华（另案处理）生产“精华洁癣宁”、“化癣康”等药物销售，销售金额达人民币8.7万余元。此外，胡军华还与被告人肖三春共同生产上述药物。

2008年2月至2010年11月，被告人周锐为非法谋取非法利益，在明知胡军华等人销售的“精华洁癣宁”、“化癣康”等药物系假药的情况下，大量采购并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达人民币188.5万余元。

2010年1月，周锐、胡新华以周雪峰（另案处理）的名义合伙

成立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专门为制售假药提供取货、办理邮递、代收货款等业务。至2010年11月，销售假药金额达人民币585.5万余元。被告人李春雷、纪旭、刘鹏作为公司员工，明知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假药而具体实施帮助行为。被告人王庆舫、罗翠华生产并通过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销售“本草降糖胶囊”等药品，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2.2万余元。被告人谢治国、倪云非法生产并通过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百草降压胶囊”、“祛风活骨王”等药品。

经鉴定，从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仓库、胡新华、周锐、王庆舫、罗翠华、谢治国、倪云肖三春、刘鹏、纪旭、李春雷等处查获的多种药品均应按假药论处。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胡新华、王庆舫、罗翠华、谢治国、倪云生产、销售假药，其中，胡新华销售金额达661.1万元，王庆舫、罗翠华销售金额达32.2万余元，其行为均已同时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被告人周锐、李春雷、刘鹏、纪旭明知是假药予以销售，其中周锐销售金额达774万余元，李春雷、刘鹏、纪旭销售金额达585.5万余元，其行为均已同时构成销售假药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被告人肖三春生产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其行为构成生产假药罪。被告人胡新华、周锐、李春雷、纪旭、刘鹏构成共同犯罪，其中胡新华、周锐系主犯，李春雷、纪旭、刘鹏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纪旭犯罪时未满18周岁，依法应当减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决：被告人胡新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被告人周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四百万元；被告人李春雷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被告人刘鹏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被告人纪旭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王庆舫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罗翠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被告人谢治国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倪云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肖三春犯生产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扣押的作案工具、赃款及赃物予以没收。宣判后，各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决已于2012年3月26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10 被告人韦开源、张达志、何子瑞等销售假药案

——销售假狂犬疫苗致人死亡获重刑

被告人张达志，男，196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户。被告人何子瑞，男，197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工人。被告人陈鲜柔，女，1974年2月5日出生，壮族，个体户。被告人韦开源，男，1971年11月29日出生，壮族，来宾市信尔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被告人余宗区，男，196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医师。被告人蒙梦，男，1982年9月9日出生，壮族，来宾市九山红药业有限公司业务员。

被告人黄光恩，男1983年11月18日出生，壮族，来宾市信尔

药业有限公司业务员。

（一）简要案情

2009年7月至11月，被告人韦开源以广州市沪穗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将从他人处购买的批号为20090726等多个批次的假“人用狂犬疫苗”销售给来宾市北五乡卫生院、红河卫生院夏至分院、正龙乡卫生院、高安乡卫生院、五山乡卫生院，共计一百余人份。2009年10月21日下午，被害人叶建华（殁年6岁）被狗咬伤，其父叶显幹用肥皂水冲洗伤口后即将其送到来宾市兴宾区正龙乡卫生院治疗。该院于当日至12月3日按正规程序为叶建华接种了韦开源销售给卫生院的批号为20090726的假“人用狂犬疫苗”。后叶建华出现异常反应，于12月9日送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该医院诊断死亡原因为狂犬病。经查，2009年8月至12月，被告人杨彬（取保候审期间逃跑，中止审理）从陈彬（另案处理）处购买假“人用狂犬疫苗”，加价后卖给被告人张达志。张达志加价后转卖给被告人何子瑞，何子瑞加价后转卖给被告人陈鲜柔、余宗区、蒙梦和其他人。陈鲜柔将假“人用狂犬疫苗”转卖给韦开源，余宗区将假“人用狂犬疫苗”转卖给他人，蒙梦将假“人用狂犬疫苗”转卖给被告人黄光恩，黄光恩转卖给他人。

一审期间，被告人杨彬、张达志、何子瑞、陈鲜柔、韦开源补偿被害人家属20万元人民币。

（二）裁判结果

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张达志、何子瑞、陈鲜柔、韦开源、余宗区、蒙梦、黄光恩销售假“人用狂犬疫苗”，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已构成销售假药罪。被害人叶建华死于狂犬病，其死亡与使用韦开源销售给正龙乡卫生院的批号为20090726的假“人用狂犬疫苗”有因果关系。韦开源虽向陈鲜柔购买过假“人用狂犬疫苗”，但亦从他人处购买过，因此认定韦

开源销售给正龙乡卫生院的批号为20090726的假“人用狂犬疫苗”确系来源于被告人张达志、何子瑞、陈鲜柔证据不足。张达志、何子瑞、陈鲜柔、韦开源对被害人家属自愿补偿，有一定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依法以销售假药罪对各被告人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韦开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张达志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何子瑞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陈鲜柔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八百元；判处被告人余宗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蒙梦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黄光恩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没收上缴国库。

对本案各被告人的判决已于2012年1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篇：问题兽药危害食品安全何时休？

问题兽药危害食品安全何时休？

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得到人民的重视，但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谋私利不惜用尽手段而罔顾老百姓的食品安全。近日，一则关于兽药中添加“瘦肉精”的新闻爆出，再次掀起了人们关于问题兽药的讨论。

生猪检测发现瘦肉精

今年的某一天，浙江省海盐县青莲寺村养殖户李强根发现自家的生猪有些异样,便用了从兽药店买回的兽药。很快,生猪的症状得到缓解。不过,让他感到意外是,当地农经部门对他家生猪的尿液样本进行检测时,却发现了盐酸氯丙那林成分。这种成分俗称“瘦肉精”。其实,在海盐,生猪出现这种问题的养殖户,并不止李强根一家。海盐县农经部门工作人员回忆说,他们在对多家养殖户的生猪检测时,都发现了“瘦肉精”成分。

由此,全国首起在兽药中添加“瘦肉精”等违禁物质案件浮出水面。而此案中的伪劣兽药,由于添加了“瘦肉精”等非法物质,在动物体内产生残留,会直接危害食品安全。

兽药产品目前存在的问题

2005年第二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农业部组织全国兽药监察系统共抽取兽药样品22958个，合格率为74.5％，其中从生产企业抽取样品3552个，合格率为94.3％，从经营企业抽取样品17471个，合格率为70.8％，从使用单位抽取样品1979个，合格率为71.3％，抽取水产用药190个，合格率为84.7％。从检测结果看，从兽药生产企业抽检的产品质量较高，而从经营和使用单位抽检的产品质量较低。其中，兽药生产企业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认识不到位

在经历兽药GMP认证的洗礼后，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竞争力差的企业已经被清理出兽药市场，这对我国兽药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无疑是有利的。然而，部分企业对GMP的理解还存有偏见，他们把GMP当成了护身符、通行证，认为过了GMP就万事大吉了，而忽视了按照《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放松了生产质量管理。

二、生产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兽药

个别生产企业在未取得某产品批准文号的情况下，伪造、套用文号进行生产，用同一个批准文号生产多种兽药或使用过期文号。在去年我所开展的兽药质量抽检工作时，发现某企业库房存有大量未批准就生产的注射用氨苄西林钠，库房还存有注射用青霉素钾，该产品已取得批准文号，但标签标注生产日期为2006年5月和6月，而我们抽样日期为2006年4月。

三、任意调整有效成分

为提高产品的使用效果，任意增加主要成份，使某种兽药由一个主要成份增加为两种或更多。为降低生产成本，将原料偷梁换柱，如用安乃近替代青霉素等。这些药物未做过毒性试验、耐药性试验和残留试验等，多数存在着分解和药效不稳定等问题，给动物疫病防治和动物产品安全造成极大的恶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养殖户按照兽药说明书的休药期进行了停药，但饲养的动物仍然被检测出药物残留超标的主要原因。

问题兽药和饲料何时休？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事关民生，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杜绝问题兽药，应当是每一位兽药企业重中之重考虑的问题。如果为了给自己谋取私利而做出违法的事情，不仅损害了自己企业的声誉和利益，更是危害到了将这些问题猪肉买回餐桌上的百姓的身体健康，而养猪户http://www.xiexiebang.com/ 在防止问题猪肉的同时，也应当睁大眼睛，细心辨别，以防上当受骗。要杜绝问题兽药的产生与流入市场，需要多方面来协调：

一、加强对兽药经营企业的监管，坚决取缔无证经营，规范进货渠道，严厉打击假劣兽药流入市场。尽快实施GSP认证，建立兽药市场准入制度和从业人员准入制度，对不具备条件的不予发证。开放兽药经营权，兽药经营人人平等，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制定兽药经营企业考核验收制度，并定期检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和养殖场，危害动物和人类健康。

二、完善法律法规，为兽药监管提供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兽药行业已出现了不少新的情况和问题，从安全动物性产品生产要求和目前管理执法的需求来看，目前的兽药管理法规已很难适应新的形势和发展的需要，尚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三、加快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目前，国家兽医管理体制已基本完成，农业部已把兽医管理职能从原来的畜牧兽医局中剥离出来，组建成立了兽医局，负责全国的兽医管理工作。各省市应在国家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下，加快辖区内兽医管理体制改革。

第四篇：食品安全危害

食品安全危害是指食品中所含有的对健康有潜在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物理因素或食品存在状况。食品安全危害可以分为三类，即生物的、化学的和物理的危害。

食品中的生物性危害是指对食品原料、加工过程和食品造成危害的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包括致病性微生物（主要指有害细菌）、病毒、寄生虫等。食物中的生物性危害有可能来源于原料，也有可能来自于食品的加工过程。

食品中的生物性危害（主要指微生物危害）按生物的种类，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

（1）细菌性危害:包括引起食物中毒的细菌及其毒素造成的危害。（2）病毒性危害:包括甲型肝炎病毒、诺瓦克病毒等病毒引起的危害。（3）寄生虫危害:包括原生动物(如鞭毛虫等)和绦虫（如牛猪绦虫和某些吸虫、线虫等）造成的危害。

（4）真菌性(霉菌、酵母)危害:包括真菌及其毒素和有毒蘑菇造成的危害。食品中的化学危害是指食用后能引起急性中毒或慢性积累性伤害的化学物质。各种有毒化学物质进入食品并使其具有毒性，主要是由于食品在生产、加工、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受到这些化学物质的严重污染。

根据食品中化学危害的来源，可以将其分为三类：（1）天然存在的化学物质（2）有意添加的化学物质（3）外来污染带来的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急性中毒、慢性中毒、过敏、影响身体发育、影响生育、致癌、致畸、致死等。

食品中天然存在的化学危害物质主要指食品中自然存在的毒素。根据其来源可将其分为5类：真菌毒素、细菌毒素、藻类毒素、植物毒素、动物毒素。前3种自然毒素属于生物污染剂，是微生物分泌的有毒物质，它们或直接在食品中形成，或是食物链迁移的结果。后2类是食品中固有的成分，但是对人类和动物均有危害作用

有意添加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是在食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过程中人为加入的，主要是指各类食品添加剂。只要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要求使用食品添加剂，应该是没有危害的，但使用不当或超剂量使用，就有可能成为食品中的化学危害。

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很多，如防腐剂、营养素添加剂、抗结剂、消泡剂、抗氧化剂、漂白剂、膨松剂、着色剂、护色剂、乳化剂、被膜剂、保水剂、稳定剂、甜味剂、增稠剂、面粉处理剂、香精等。

外来污染带来的化学物质。这类化学物质是食品生产（包括饲料作物生产、畜牧养殖与兽药生产）、包装、运输中或环境污染造成的，是非故意加到食品中去的。这类化学物质包括：（1）农药残留。

农药残留是指使用农药后残存于生物体、食品（农副产品）和环境中的微量农药原体、有毒代谢物、降解物和杂质的总称，是一种重要的化学危害。当农药超过最大残留限量（MRL）时，将对人畜产生不良影响或通过食物链对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造成危害。农药将对人体产生危害，包括致畸、致突变性、致癌性和对生殖以及下一代的影响。

（2）兽药残留。包括兽医治疗用药，饲料添加用药，如抗生素、磺胺药、抗寄生虫药、促生长激素、性激素等。这些化学物质可以在动物体内造成残留。（3）环境污染带来的化学物质。如重金属（镉、汞、铅、砷、铬等）、化合物（氰化物等）、有机物（如多环芳香烃等）等，这些化学物质可以污染土壤、水域，从而进入植物、畜禽、水产品等体内。

（4）食品加工中使用的化学物质。如清洗剂、消毒剂、杀虫剂、灭鼠药、空气清新剂、油漆、润滑剂、颜料、涂料、化学实验室的药品等，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污染食品。

应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并在生产、清洗、消毒过程中严格执行，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加工中化学药品的危害。

（5）食品加工中产生的化学物质。食品在加工中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如3，4-苯并芘（发烟燃料烘烤食物时容易产生），亚硝胺、氯丙醇等。控制食品加工过程中产生有害化学物质的措施包括：改进生产工艺、规范操作过程以减少危害物的生成。

（6）来自于容器、加工设备、包装材料、运输工具的有害化学物质。如包装纸上的荧光增白剂等。

（7）食品中含有的高浓度放射性物质。食品加工或食品原料受到放射性污染而导致食品中含有天然放射性物质和人工放射性物质。

物理性危害是指食用后可能导致物理性伤害的异物，如玻璃、金属碎片、石块等。物理危害的来源包括:原料、水、粉碎设备、加工设备、建筑材料和雇员本身。物理危害可能是生产、运输和贮藏过程中不小心加入的，也有可能是故意加入的（人为破坏）。

当一个消费者误食了外来的异物，可能引起窒息、伤害或产生其他有害健康的问题。物理危害是最常见的消费者投诉的问题，因为伤害立即发生或吃后不久发生，并且伤害的来源是经常容易确认的。

第五篇：危害食品安全就是危害

危害食品安全就是危害“公共安全”

发布日期：2013-03-12 来源：新京报 浏览次数：79 核心提示：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五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升级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更有力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 观察家·代表委员议政录

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五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升级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更有力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河南法院审理“瘦肉精”系列案件的成功实践，引起了我们进一步完善有关食品安全立法的思考。为更加有力地震慑食品药品违法犯罪，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建议将《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五个罪名--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纳入《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当中，从刑事立法上旗帜鲜明地表明国家严厉打击这些犯罪的决心。理由如下：

其一，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破坏的是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犯的则是公共安全。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设定之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家着眼于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列入该章无可厚非。但随着时代发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侵犯日益严重，尤其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和影响。因此，应把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需要放在首位，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五个罪名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体系，从而更加有力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公私财产权。

其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包括实害和危险两类。危险是指即使没有造成客观实际的结果、但已形成了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危险”足以生成某种实害结果的发生，这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最本质特征。食品、药品等是公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有毒、有害食品及假药、劣药等直接影响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危。《刑法修正案

（八）》之所以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由“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去掉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这一后果要件的表述，就是考虑到此类犯罪具有严重的危险性。换句话说，犯罪者一旦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行为，就足以造成对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的威胁或重大公私财产的损失。

其三，人是最宝贵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实际上是对人权的保护，是对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维护。现阶段，我国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解决，如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不统一、检测检验技术落后、监管部分权限划分不清、管理混乱、对相关犯罪打击惩治不力等。因此，把对此类犯罪的惩治提高到危害公共安全的高度，不仅体现了对人民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也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切实体现。

最后，治乱必须用重典。违法成本太低，刑法的震慑力不够是食品、药品领域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保护好民众的粮袋子、药罐子已刻不容缓，应当在刑事立法上开宗明义地表明国家严厉打击上述犯罪的决心，让胆敢以身试法者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使犯罪分子付出高昂的代价，警示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