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惩食品安全犯罪

第一篇：严惩食品安全犯罪

严惩食品安全犯罪：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张景义

刘雯雯 制图

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样强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恶性食品安全事件频现，让百姓不敢吃

三聚氰胺牛奶、地沟油、苏丹红咸鸭蛋、硫黄馒头、有毒胶囊……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名词，已经变得越来越耳熟能详了，让人颇觉无奈。

这种无奈的背后，是近年来重大、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出现的现状，是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严峻形势的忧心忡忡。

专家指出，食品安全事件不断，首要原因是不法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利益与道德相冲突时，一些企业往往会选择利益。其次是监管不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的是分段管理制度，但有时由于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造成环节之间脱节，给不法企业留下可乘之机，从而出现‚几个部门管不了一头猪‛的尴尬现象。

‚舌尖上的安全‛一再失守，失去的不仅是部分民众的健康和生命，还有可能失掉民众的信任，失掉政府的公信，最终失掉人心。食品安全，不仅揪着老百姓的心，也牵动着中央高层的心。2014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蒙古一家乳制品企业考察时就强调：‚食品企业要生产出高质量的放心食品，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提及食品安全问题时也强调：‚决不能再出现问题奶粉那样的信任危机。‛

人民法院重典治乱，让百姓放心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面对频频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重中之重。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裴显鼎介绍，过去几年里，人民法院持续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不断加大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让老百姓从不敢吃到放心吃。

首先，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过去三年来，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合理调配审判力量，确保危害食品安全案件顺利审结。如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袁一和程江萍非法销售‚地沟油‛案、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范光非法销售‚瘦肉精‛案、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陈金顺等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等等，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活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一些大案要案挂牌督办、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等方式，确保案件顺利审判。

其次，针对实际问题深入调研。近年来出现的新类型危害食品、药品犯罪，给审判工作带来不少法律适用方面的疑难、复杂问题。为更好地完成审判任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专题座谈会、个别访谈、收集案例和实地考察等形式展开调研。2013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是长期调研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该《解释》通篇体现‚严‛和‚厉‛两个字，对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展示强大的威慑力。另外，注重司法公开与法制宣传。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审判信息、直播庭审、接受媒体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社会公布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成果，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充分发挥了刑事司法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功能。

治乱须用重典。人民法院立足司法、审判职能，重拳出击，必将为百姓餐桌筑上一道牢固的安全防线。

第二篇：严惩渎职侵权犯罪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严惩渎职侵权犯罪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市检察院负责人就开展“查办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活动答记者问

问：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什么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查办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专项工作？

答：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尊

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把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大力度。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今年月起用一年半时间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查办扰乱和破坏社好范文版权所有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专项工作。

问：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案件具体有哪些？

答：这方面的渎职犯罪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导致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犯罪案件，包括滥用职权案、玩忽职守案；一类是负有市场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人员渎职失职、徇私舞弊犯罪案件，包括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案，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案，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案，放纵走私案，商检徇私舞弊案，商检失职案，放纵制售伪劣商品案；一类是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徇私枉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包括徇私枉法案，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案，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案，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等。好范文版权所有

问：我市检察机关将如何开展这项专项活动？

答：我市的市场经济秩序总体是好的，但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我市检察机关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总体部署，深入开展这项专项活动，发现苗头性的渎职行为及时提出检察建议，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一旦发现渎职犯罪行为，坚决依法查办，绝不手软。

第三篇：食品安全犯罪现象调查报告

食品安全犯罪现象调查报告

—以双汇发展公司为线

摘要：当今社会，食品安全已成为一重大问题。食品安全关乎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在老师的要求下，我以双汇发展公司为

主线，从其给消费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健康危害出发，针

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一次社会实践，对其展开调查并探

讨研究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键字：双汇瘦肉精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生命安全发展中国家监管失控法律制度不完善

正文：

一、双汇公司瘦肉精案件介绍

屡禁不止的“瘦肉精”再掀风浪，这次翻船的是中国肉类制

品行业的老大“双汇集团”。2011年3月15日，河北省孟州市等地的养猪场采用违禁药品“瘦肉精”死样生猪，有毒猪肉流入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事件经相关媒体曝光后引发广泛关注，号称“十八道检验、十八个放心”的双汇集团检验程序形同虚设，隐患重重。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双汇，一个长期被人们信赖的肉类品牌，竟然长期收购屠宰含“瘦肉精”生猪，从而使瘦肉精事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舆论地震，俗话说，“名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再度挑战居民的生存底线。政府部门救火式的督查，双汇令人侧目的道歉，舆论对企业良心的谴责，对严刑峻法的呼吁等，对这一幕幕我们已渐趋麻木。当人们的注意力已被另一些热点转

移时，食品安全仍然无解，食品安全在科技、社会、舆论、法律等诸多领域的困境依然不为人所知。

二、类似案件简介

1、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2008年9月，我国爆发了婴幼儿奶粉事件。由于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婴幼儿肾结石症，国家启动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级响应预案。三聚氰胺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其类似物有三聚氰酸。食品中三聚氰胺污染途径有：环境，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制成品餐具，非法在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造成肉类、奶类和蛋类食品中的残留，以及非法在食品中直接添加等。

时隔两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余波未了。7月9日，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检验出三聚氰胺超出限量值标准，检测结果显示，三份样品三聚氰胺含量分别为：215mg/kg、1397mg/kg、323mg/kg，分别超出限量值标准86%、559%、130%。青海省质监部门已查获这批问题奶粉，约达38吨。不仅甘肃，在青海、吉林等地，也在奶粉中发现了三聚氰胺超标事件。几乎同时在三个省发现严重超标三聚氰胺奶粉，这也是2009年底，上海熊猫奶粉、陕西金桥乳粉等多起三聚氰胺超“回魂”事件之后，仅时隔半年，又一食品安全恶劣事件。

2、苏丹红事件慈祥的肯德基大叔陆续被曝出有5种产品含有带苏丹红的调料。随后，肯德基的投资方百盛集团向公众公布了这一消息，并表示致歉。在肯德基51.18亿美元品牌价值

（据美国《商业周刊》）中，中国消费者无疑占很大比例。然而，长期以来建立的信任感，在那一刻面临坍塌之危。

3、地沟油事件地沟油，即将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或者将酒楼的剩饭菜（通称泔水）经过反复加热提炼出的油。这个加工提炼的过程就是去掉肉眼能看见的“赃物”，通过反复加热，会把残渣过滤或沉淀掉。经过这些工序提炼出的油是清澈透明的，肉眼看上去跟正常的油无任何区别，部分不法分子用于牟取暴利使其回流餐桌。据估计，目前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300万吨。而中国人一年的动、植物油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

三、原因分析

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食品生产消费大国，但食品产业的规模化、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和行业诚信道德体系完善程度还都较低。许多不法商人为了谋取暴利，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做出了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从苏丹红染色剂到“漂白”木耳，到人造化学鸡蛋，到“三鹿”奶粉，到地沟油，到染色馒头。。。一次次的食品安全危机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和健康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一次次的警钟响起，不得不让我们对此深思！

食品安全方面频频出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呢，以瘦肉精为例分析，瘦肉精到底有多严重？关于这个问题，郎咸平教授解释道，美国药品与食品监督管理局作为全世界最严格的食品案全监督

机构，在七种瘦肉精里面，他们批准一种可以使用，叫做莱克多巴胺，他们允许每一公斤的猪肉里面可以使用50毫克。虽然50毫克的瘦肉精不算多，但是这50毫克到最后会到猪的肝脏里面去，而我们只要吃到250克的猪肝就会中毒，可见有多严重。既然问题这么严重，难道美国政府就不知道吗？回答是肯定的，美国政府肯定知道这个危机，问题是药品监督它不是追求一个绝对的安全，而是在你不同的习惯和形态下，你的危险见到最低，这是他们的执法标准。因而瘦肉精的问题根本在于化工系统的监管失控。

总的来说中国食品安全方面频繁出现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农产品源头污染问题。主要是农业生产环境受到污染。工业的发展让农村环境受到污染。其次农民喷洒化学农药等被认为现代农业必不可少的手段也大大降低了农产品消费安全性；第二是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够，行业诚信道德体系建设滞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人们的财富在增加，但与此同时，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也在增加。于是乎，有些人便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弃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罔视食品安全问题，做出了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第三是政府部门缺位、监管不力。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农产品质量出了大问题或造成事故之后，政府主管部门才介入调查。这种“亡羊补牢”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消除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隐患。而且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第四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带来的问题。我国的食品法规存在许多盲区。国家的许多规章制度含有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内容，但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容上的重复和漏洞比比皆是，在流通环节和农产品的再次加工中给违法分子以可乘之机。第五是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成本不高，惩戒威慑力度仍需加大。我国对食品安全方面的惩罚不严，打击力度不够。低成本犯罪更是诱使犯罪的致命的诱惑，犯了法被抓到惩罚小，没被抓到利润巨大，无怪乎人们会对此趋之若鹜。

四、解决问题对策

一是强化对食品源头污染的治理。切实改善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好安全优质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确保农产品在干净清洁的环境中生产，从根本上杜绝有毒有害物质对农产品的污染。

二是切实提高企业诚信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这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所在。只要能够提高企业诚信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使他们自觉地遵守道德法律规定，化被动为主动，从内部，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这个问题。

三是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完善法制，联合执法。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建设，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证。加强对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此外，政府主管部门应切实改善行政效率，加强监管力度，改革现行体制，从根本上堵住问题农产品的源头。

四是依法严惩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保持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使严厉的惩处成为一把高悬头顶的利剑，包括生产经营者、执法者无论谁犯法，都要依法从严从重惩处，俗话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严厉处罚使犯罪分子付出高昂的甚至付不起的代价，真正起到震慑作用。

五是加强舆论监督，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对那些恶意造假坑害百姓的不法分子，要坚决揭露予以曝光；注意引导消费，保护和宣传那些守法经营的企业；做好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管理工作，防止极少数新闻媒体通过对个别问题的“炒作”误导消费者。让消费者掌握正确的食品安全消费知识，参与食品安全管理，最终使假冒伪劣产品失去消费市场。

总而言之，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不容乐观，需充分提高监管能力，完善监管机制，提高人员素质，严惩违法犯罪行为，从内部和外部双管齐下，从而有效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第四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问题浅析

【论文提要】：食品安全是全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面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应运而生，这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充分利用刑事审判职能，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本文首先分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现状，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差异，提出司法实践中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建议。笔者认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础。当前，首先要做好刑事司法与《食品安全法》实施的衔接，修改和完善犯罪要件，加大犯罪的打击力度。然后结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食品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各部门间的工作协调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体系。

【关键词】：食品安全 犯罪 问题 理性之策

一、司法现状：在罪与非罪和宽严量刑间徘徊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和实施，预示着应该尽快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为一个新课题，展开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就是指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犯罪活动，它直接危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从犯罪构成上看，该类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是自然人，也可是单位；主观方面为故意，并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有关食品质量、工商行政管理等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包括社会公共安全；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非法经营行为等，并应达到一定的危害后果。由于目前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属性和特征，理论界没有统一认识，因此，在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造成一些不法行为逍遥法外。同时，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归属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之中，而忽视了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以至于造成不同地方的案件，处理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况。下面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处理的情况，窥视一下司法现状：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虎头蛇尾。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在全国引起轰动，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12人，轻、中度营养不良的婴儿189人，重度营养不良患儿28人。虽涉案2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最终主要被告人生产商池长板只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5万元，销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罚金2万元，这与该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显得不太相称，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2]

——没有记者暗访，“毒火腿”案何去何从？浙江金华火腿全国闻名。2003年10月底，因记者暗访发现永泰火腿食品厂曹锡平、曹锡洪兄弟用兑入“敌敌畏”农药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获刑。“毒火腿”真的是记者暗访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厂这一家生产？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为何之前对此无人问津？虽然内情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由此判断，曹锡平、曹锡洪兄弟因300只未销售出的“毒火腿”而领刑，只是代人受过而已。[3]

——广州苏丹红“元凶”罚人未惩企业。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生产、销售含有“苏丹红”成分食品添加剂数量为23万余公斤，销售金额400余万元，谭伟棠、冯永华作为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处罚金，应该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该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经营行为，同样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4]

——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园“陈馅月饼”和“毛发酱油”事件在“报道是否属实”的争执中“消化”；北京蜀国演义酒楼用福寿螺替换海螺，致70多人引发广州管圆线虫病，以酒楼民事赔偿宣告结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从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盐、油到各种中高档食品，几乎无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够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

——三鹿案件的查处，彰显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决心与力度，但罪名的适用却引起各界争鸣。2009年3月，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张玉军、耿金平、田文华等人分获重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处罚金。该案的查处，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对同一犯罪事实根据不同的参与环节，分别适用三个罪名引起争议。特别是对三鹿总裁田文华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有疑问，有的同志认为“三聚氰胺虽非剧毒，但根据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质，起码是非食品有害物质。这样，三鹿高管完全应该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5]田文华的辩护律师梁子侃则认为，三鹿案发后，无论是调查组还是媒体，都称之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华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可能更妥当。[6]

二、实践困惑：罪名竞合的选择与犯罪情节的认定

分析司法实践现状，之所以出现处理结果迥异，除了存在地方利益保护等人为因素外，根源在于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和对犯罪情节的认定上。

（一）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

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主要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等。刑法在此设置了两种形式的罪名竞合：

一是法条竞合。法条竞合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因刑事立法对法条的错综规定，导致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发生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7]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法条竞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间存在重合和交叉关系。

二是想象竞合。想象竞合也叫观念的竞合，是指基于一个犯罪意图，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情形。[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行为人为了牟取利益，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同时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罪名和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罪名，这就是一种想象中的竞合。

首先，在法条竞合时，要求重法优于轻法，适用处罚较重的罪名，但是由于各条文认定犯罪的标准不一致，而致实践中不好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慎重起见，司法机关往往习惯于以“疑罪从无、疑案从轻”的原则选择轻法。

其次，由于行为人在犯罪的各个环节所起作用不同，也可能造成选择适用罪名的差异。如三鹿奶粉案。“三鹿集团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进入市场后，导致众多婴幼儿引发泌尿系统疾病、多人死亡”这一事件，虽然从原料的购置到奶粉的生产、销售是三鹿集团一个完整的生产线，但是，因行为人在不同环节参与的程度不同，而致触犯的罪名不同：张玉军等人提供以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为原料配制原奶添加剂，构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耿金平等人给三鹿集团提供含有添加剂的原奶，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三鹿集团及主要责任人使用含有添加剂的原奶生产婴幼儿奶粉，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此细致的划段定罪，给司法实践出了一道难题：是适用共同犯罪理论？还是每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要进行划段定罪？

第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的多是选择性罪名，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包括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个罪名。从理论上讲，选择性罪名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开使用，但是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独立的生产伪劣产品罪。因此，在实践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应如何解决？

第四，对想象竞合犯，要求从一重罪处罚，但是由于该类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不同，可能导致犯罪主体和附加刑的差异，且有时可能很难作出孰轻孰重的判断，这时，对罪名选择也就大伤脑筋。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比较，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刑起刑点（三年以上）高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五年以下），但是二者的最高刑期（死刑）是一致的；同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且有罚金附加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假如一个犯罪行为在这二者之间产生竞合，该如何选择罪名呢？当然，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考虑，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难题。

（二）犯罪情节的认定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构成，一般都需要一个特定的客观要件，上面已对几个罪名进行了列举，不再赘述。理解和把握这些要件是确定罪名和科学量刑的关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有的要件本身存在瑕疵及一些职能机构的不健全，以致于造成违法分子得不到应有惩罚，无法实现打击犯罪活动的目的。下面着重谈一下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销售金额”的认定问题。

“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也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判处罚金的主要依据。但是，“销售金额”恰恰又是司法认定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只有着手销售才会产生销售金额，而在司法实践中查获的多数是在生产环节，销售金额无从谈起。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金华“毒火腿”案，由于记者暗访发现了加工中的“毒火腿”，然后在其即将进入市场销售时，一举查获，根本不存在销售金额。其次，即使有销售行为的，因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蔽，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小作坊没有正规的经营账目，造成侦查取证困难，具体销售金额同样难以查实，这是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得到查处的主要原因。生产伪劣产品按货值金额高于销售金额的三倍的标准，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这相对于销售者来说显失公平，也有违于立法的本意。同时，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时，并处或单处的罚金刑应如何计算？只能面对罪不能罚的尴尬局面。

第二，食品的卫生标准问题。

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同时废止，《解释》中规定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依据将不复存在，急需依照《食品安全法》出台新的标准。但是，《食品安全法》只是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并在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给食品生产经营者确定了具体经营要求和禁止性规定，并未对食品卫生标准作出解释。虽然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现行食用农产品质 3 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生产经营食品”，但并未对司法程序的依据作出解释。法律法规之间的不衔接，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难和困惑。

第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问题。

刑事案件的鉴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鉴定，如故意伤害案件的伤情鉴定，是由司法机关授权的机构行使，这样才能充分维护刑事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解释》第四条规定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行使，这是否有悖于刑事司法原则？卫生行政部门的鉴定结论是否能够直接运用于刑事审判？这是司法人员经常讨论的问题。

三、理性之策：食品安全犯罪理论体系的确立

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2009年年初，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罗云波教授在接受《食品指南》记者专访时讲到，法律和法规体系不完善，让人有空子可钻，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食品生产领域的掺杂使假为什么屡禁不止？原因就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以及执法不严格。[9]面对频发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需要大家通过多层次的调查研究，形成一套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理论体系，规范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完善犯罪情节的使用瑕疵，然后施以有效打击，才能维护良好的食品安全市场秩序。

（一）针对《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尽快作出配套的刑法规定

第一，从食品“卫生”到食品“安全”，并不是简单的词语更换，而是一种新理念的树立，是将食品事件正式纳入了社会安全的范畴。

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很难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食品卫生事件牵扯在一起。现在，三鹿案的判例和《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使二者产生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建议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章节里面增添危害食品安全的内容。第二，《食品卫生法》已经废止，与之相应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亦应随之修改，可变更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样就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不再存在法条竞合。第三，犯罪成本太低，是我国食品行业制假、售假猖狂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法》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刑事立法也要随之调整，应对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扩大罚金刑的倍数，彻底消除制假、售假分子重新犯罪的机会。第四，《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检验机构的设立作出了规定，建议刑事司法鉴定，应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中，由司法机关的委托认可后选择确定。

（二）修改“销售金额”要件

实践证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单纯把“销售金额”作为量刑依据是不科学的，尽管《解释》做了补充规定，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议。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将“销售金额”改为“经营金额”；[10]有的同志则认为，可根据生产和销售的不同环节，同时适用“经营金额”与“销售金额”两个标准。[11]笔者认为，适用“经营金额”同样不可取，所谓经营包括买进和卖出两个环节，因此，设定“经营金额”，有可能造成犯罪数额的重复计算。设定犯罪数额要件，要根据具体的犯罪行为来确定，这是立法的本意。《食品安全法》第九章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中，一直是适用“货值金额”进行处罚，因此，我们可以将“货值金额”确定为生产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标准，这样，一方面可以与《食品安全法》的处罚相衔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的不科学的说法。而对销售伪劣产品的或即生产又销售伪劣产品的，应定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标准仍沿用“销售金额”。需要说明的是，设置的“货值金额”犯罪标准可以稍高于“销售金额”。对于其他的将“销售金额”作为罚金刑标准的罪名，可以增加一项内容，即“产品未销售的，并处或单处货值金额的**至**倍罚金”。

（三）规范对单位犯罪的处罚

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中大多数都将单位列为了犯罪主体，但是，不知何种原因，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均将单位犯罪排除在外。追究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有利于保障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健康。[12]三鹿集团是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中国企业500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就是这样的大型企业，在其触犯法律时，仍不惜以其破产为代价而予以严厉惩处，这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讯号：一切危害食品安全、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严惩。由此，笔者认为，各地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均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不为违法行为做保护伞、开绿灯，加大对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和惩治，坚决清除一切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动。

（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防控机制

不法食品企业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罪魁祸首，但社会监管和防范体制的不健全，却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强，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空间。因此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食品的安全隐患，不能单纯地依靠司法机关的打击和惩治，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法》从理顺监管体制、建立风险监测制度、统一食品标准、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强化食品企业责任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下一步需要各有关的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工作间的协调和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机制。同时，应不断加强食品的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识。要经常性地通过各种媒体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宣传食品安全法律知识，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等。应尝试把食品安全纳入职业教育规划，努力培养食品安全专业人才；把食品安全常识列入中小学的教育课时，引导学生不买街头无证商贩出售的各类食品；加大对公众的食品科普教育，教育公众掌握简单的食品质量识别方法和正确的食品加工烹调方法等等。只有我们把预防食品安全的工作做到前面，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

【参考文献】：

[1] 2009年3月1日新华社记者张景勇、周婷玉、吴晶撰写的《食品安全法诞生历程：从“基层民声”到“国家大法”》一文。[2]根据新浪网的资料整理。

[3]根据金华新闻网的资料整理。

[4]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内容整理。

[5]王文琦撰写的《问题奶粉是伪劣还是有毒？》一文，2009年1月1日《广州日报》。

[6]南方报业网2009年2月2日《田文华上诉否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要求撤销》一文。

[7]高铭暄《刑法专论》（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94页。

[8]同注（7），392页。

[9] 2009年第三期《食品指南》杂志。

[10] 《人民法院报》（理论专刊）2001年12月17日杨万明、刘为波撰写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完善》一文。

[11]网络资料，《也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销售金额》，作者解春。

[12]高铭暄的《我国刑法单位犯罪几个问题》一文。

第五篇：食品安全犯罪现象（写写帮推荐）

食品安全犯罪现象调查

——以双汇发展公司为主线

3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饲喂有“瘦肉精”的生猪流入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报道，事件随即引起广泛关注，这是继“三鹿”之后又一次食品安全问题，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人们饭后的焦点问题。在四月中旬，温家宝总理在谈恶性食品问题时，提出：“应当注重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文化建设的研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由此可见，我们应当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信用、讲良心、讲责任的强大舆论氛围。

一、双汇“瘦肉精”事件案情介绍

双汇集团在全国12个省市建有现代化的肉类加工地，并在31个省市建有200多个销售分公司和现代物流配送中心，每天有8000多吨产品通过完善的供应链配发到全国各地。作为我国的知名企业，一直以来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在2010年底，双汇集团获得“中国食品安全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荣誉。经过双汇“瘦肉精”事件后，再回头看这个荣誉，广大消费者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双汇集团有限公司多次强调和宣称：从生猪的饲养、检疫到屠宰、加工，再到配送、销售，每一个环节无一不进行严格的监控，仅仅从生猪入厂到成品出厂，就要经过十八道检疫检查关；另外根据有关报道，双汇集团投入了数百万元从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引进了气相色谱仪、油脂水分自动测试仪等先进的高科技仪器，对各种重要指标进行检测，严格把关，其生产的所有肉制品都可放心食用。

今年，经3·15的严格检查，相关部门发现河南省孟州市等地的养猪场采用违禁动物药品“瘦肉精”来饲养生猪，含有毒素的猪肉流入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导致大量含有“瘦肉精”的双汇火腿的肉制品流入消费市场。调查采访之后，我们发现，针对“瘦肉精”的严格监管链条看似完备，号称有“十八道检验”关，实际上还是隐患重重。

事件发生后，双汇集团在其官网站上就“瘦肉精”事件给消费者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并责令相关公司停产自查。除此以外，针对媒体曝光的“瘦肉精”猪肉事件，河南省有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已经有数名涉及此事的违纪人员遭到停职或开除公职处理。

二、类似案情简介

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举国轰动。6月28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中国人名解放军 1

第一医院泌尿科收到第一例婴儿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的病例。至9月8日，解放军第一医院两个多月来共收留和治疗了14名患有同样疾病的婴儿。

与此同时，南京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日前也接诊了20多名因吃同一种品牌奶粉患上肾病的患儿，病情严重的已转至上海治疗。通过调查发现有数十名患儿涉及湖北、湖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陕西、甘肃、宁夏、河南等10个省份。因此 “怀疑喝同一品牌奶粉而导致宝宝患肾结石”的消息就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年轻妈妈的心头。让不少人联想起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事件。这个时候有专家表示此次疾病比四年前安徽阜阳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事件更为严重，因为它会导致患儿肾功能衰竭，容易死亡。9月11日晚，石家庄三鹿集团有限公司经自己检查发现08年8月6日前出场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收到了三聚氰胺污染，三聚氰胺是一种低毒性化工产品，婴幼儿大量摄入会引起泌尿系统疾患。在市场上约有七百多吨，三鹿集团公司决定立即全部召回8月6日以前的“三鹿”婴幼儿奶粉。

“三鹿”幼儿奶粉导致儿童死亡事件后，国家质量总局局长辞职，并撤换了相关人员。对儿童身体免费进行检查，及时治疗。要求有问题奶粉的厂家进行整改，以防再发生类似问题。

三、双汇“瘦肉精”事件的原因

瘦肉精是一种非常廉价的白色结晶粉末状物体，添加到生猪饲料中后，能提高猪的生长速度，增加瘦肉率，对于减少脂肪增加瘦肉作用非常好，瘦肉精能增加猪的单位经济价值，但有很危险的副作用，轻则导致心律不整，严重一点就会导致心脏病。瘦肉精的成分包括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硫酸特布拉林等等，它属于肾上腺神经兴奋剂。瘦肉精会导致恶心、头晕、四肢无力、手颤等中毒症状，尤其对心脏病、高血压患者危害更大，长期食用会导致染色体畸变，会诱发恶性肿瘤。

根据相关报道和实地考察，发现引起双汇“瘦肉精”事件的因素有很多，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瘦肉精”能提高猪的增长速度，增加瘦肉率，使得猪的肉色鲜红，脂肪层极薄，往往是皮贴着瘦肉，瘦肉丰满。因此，饲养生猪商希望通过最短时间就能把猪养大，并且使猪长得又壮又好，减少成本，卖的又好。同样，生产猪肉产品的厂商为了提高销量，同样希望收购喂有“瘦肉精”的猪，甚至他们还用更高的价格收购用含“瘦肉精”饲料喂养的生猪。

第二、生产猪肉产品厂商高价收购喂有“瘦肉精”的生猪，饲养生猪商听说这一点，就纷纷买瘦肉精去喂养生猪，不仅挺高了猪的增长速度和瘦肉率，还能获得更高的利润，这样一种“双利双赢”，谁又能不心动呢！

第三、根据中央新闻频道报导，我们发现中间的监督管理部门有很大一部分责任，他们为了一些私人利益受贿，不顾众多消费者的身心健康，给一些饲养生猪商放水。

第四、现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完善，是国内外企业存在大量不诚信现象的主要原因。一些行业发展水平低，监管部门存在许多漏洞，有些方面政府监管不到位，导致企业不诚信现象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双汇“诚信立企，德行天下”的企业信条如今倍显尴尬。

第五、目前中国经济体制面临着转型，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经营模式。若没有把诚信作为企业经营的模式的基本方针，类似的安全问题迟早会再次发生，2002年2月，农业部、卫生部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出台了《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药品目录》，将“瘦肉精”列为禁用药品，禁止在饲料生产和饲养过程中使用，并将“瘦肉精”列入例行监测计划，现今，“瘦肉精”再次出现在消费者的食品中，说明农业部的监管问题有待改善和提高。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新的案件立案追诉标志：对使用“瘦肉精”养殖生猪以及宰杀销售此类猪肉的人，将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然而，食品安全问题依然接二连三的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这说明了人们的法制观念欠缺，有些法制还不够完善；懂法的人执法不严，甚至去钻法律漏洞，知法犯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以双汇“瘦肉精”事件为例：

（一）企业自身解决问题的方案

1、对生猪进行逐头检验，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性。

从生殖、养殖、收购、贩运、宰杀到市场销售等环节进行严格的监管，实施生猪屠宰“瘦肉精”的逐头检验，旨在从源头抓起确保100%的安全。在厂里新增一些技术人员和设备，在“瘦肉精逐头检验”这道程序上严格把关，虽然增加了成本，但是双汇产品更加安全、更加让消费者放心。

2、建立严密的索赔机制，从源头抓起，加大监管力度。

制度中规定，双汇集团在生猪收购过程中，要做到猪头检验，原辅材料进厂时，逐批检查。要确保供应商供应生猪和原辅材料的安全，供应前要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保证不采购有“瘦肉精”的猪，不销售有“瘦肉精”的猪，凡是提供有毒有害等非食品原料的供应商，除按照国家规定的进行处理外，还要按“问题生猪”或者是“问题商品”价格的两倍进行索赔。供应商在提供各类物资时，必须证件齐全有效，如果弄虚作假，无论是供应商还是企业的职工，都要付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绝对不让一头有问题的猪和一批有问题的原料流入双汇集团。

3、每年开展一次以“食品安全”为主题的活动。

开展这一类活动，主主要是为了警醒每个公民“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在活动中，可以邀请肉类行业、食品行业、公共媒体等外部监管专家进行活动交流，对坚守食品安全的供应商、销售商进行表彰、奖励；设立举报制度，彻查、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的事件。

4、大力发展养殖业，确保生产线从源头到最后一道程序都安全。

为了完善双汇产业链，双汇集团应加快养殖业的发展，建立养殖基地。在大力发展自行养殖业的同时，进一步调整采购渠道，将采购重点向规模化养殖场转移，并签订长期合同协议，并同时签订生猪交售承诺书，保证食品安全的可追溯性；在原料采购方面，同样做到安全保障。

（二）国家政府部门的对策

1、政府应当严抓企业质量，在进行审批的过程中应当差人进行调查，检查情况是否属实，而不仅限于形式。把好每道关，不能让不法分子从中窃取私利，做到为民为己，坚守职责。

2、政府可以设立一些检测机构，让这些检测机构与各大食品集团签订协议，进行公开监督，这样，不仅是对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的一个完善，同时，对国内食品安全生产管理机制的完善与创新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3、政府应当健全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是食品安全管制的依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现今，有些企业商家对于利益的追求已近于疯狂，因此必须有强制性的法律条款对与行为予以限制。所以，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现有的国际食品安全法典为依据，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认真清理、补充和完善，修改出完整统一的《食品安全法》，制定出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可执行的法律条款，用来约束企业行为，从而减少和避免立法和执法上的互相冲突。

在“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后，三鹿酿成了使成千上万婴幼儿健康受到了更大的伤害，三鹿奶粉事件震惊中外，引起全民愤怒。2011年，双汇“瘦肉精”事件的袭来，引起消费者的恐慌。经过了这次食品安全犯罪问题，让人们懂得了绝不能以伤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应当将诚实守信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道德作为企业成长发展的基石。建立企业应当先建立信誉，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想要做大做强，久盛不衰，只有以诚实守信为根本，才能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