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几个问题探究

第一篇：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几个问题探究

辽宁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论文

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几个问题探究

刘敬福

摘要：食品安全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说明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凸显。随着《食品安全法》的施行和现实情况，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也提出了新要求，以及刑法修正案

（八）的出台，反思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重构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有利于更好地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从而有效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一、食品安全的概述

（一）食品安全的定义

关于食品安全的定义，至今并没有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美国学者 Jones 曾建议把食品安全区分为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①绝对安全是指确保不可能因食用某种食品而危及健康或造成伤害的一种承诺。相对食品安全是指一种食物或成分在合理食用和正常食量的情况下不会导致对人体健康损害的实际确定性。

我国《食品安全法》出台以后，用“食品安全”一词替换了原来使用的“食品卫生”一词，将食品安全定义为“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这一变化体现了我国食品安全制度的进步，因为“食品卫生”一词仅指食品应当具有良好的性状，也就是食品要达到的标准和要求。而“食品安全”则有更广泛的含义，目前，国际社会对食品安全基本形成共识，是指食品（食物）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

综上，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是指食品在合理食用和正常食量的情况下，不应当损害或威胁消费者的健康。

（二）我国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首要物 ① 转引自王艳林《食品安全法概论》.[M].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第33页 质资料，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食品生产经营领域，一些人违背职业道德，社会责任丧失，只重视高额利润，为追求经济利益不顾一切，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屡屡发生。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令人担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食品种植、养殖领域，从内部因素来看，造成种植、养殖污染问题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农药兽药污染、化肥污染和禽兽粪尿污染。特别是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限制生产、使用的各种农药、兽药，给种植、养殖业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从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来源于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另外，由于国家和有关部门缺乏对作为食品原料的种植、养殖产品进行检疫的相关规定或者由于技术的原因无法检验，使得所生产的食品从一开始就是有毒、有害的。

2．在生产、加工领域，一些企业在无任何生产条件或很差的卫生条件下，无视国家法律的规定，私自生产、销售食品，这无疑对食品安全构成了很大威胁。一些企业虽然具备了卫生生产条件，但是在生产过程中管理不严，随意超标增加添加剂、防腐剂等，以达到延长产品保质期或者美观的目的。还有一些企业缺乏对产品的检验，很多不和格的产品未经检验就直接投入到了食品市场流通领域。

3．在市场和流通领域，一些经营企业贪图私利，蓄意出售过期或变质的食品。一些食品生产经营者也时常伪造标识、滥用标识、欺骗和误导消费者。除了食品经营企业和个人的问题外，一些食品批发市场也存在缺乏有效的安全检测手段和质量控制措施，使造假者有机可乘，甚至成为假冒伪劣食品集散地。

二、关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食品安全犯罪被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下，主要涉及两个罪名，即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综观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一）刑法体系的不完善 1.犯罪分类的缺陷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两个罪名，处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中。笔者认为有待商榷。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侵犯的客体都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食品卫生的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既然两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因而就有进一步区分的必要,因为主要客体决定犯罪的性质,从而也决定两罪在刑法分则中的归属。究竟哪一个才是主要客体呢？根据犯罪客体理论，所谓主要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所侵害的复杂客体中程度较严重的刑法予以重点保护的社会关系。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精神在于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此认识的基础上 ,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才是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客体。

2．刑法规定的空白地带

目前刑法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都是对作为的处罚，但实际上，食品安全法中，对于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些列的作为义务，是生产经营者必需遵守的，但在刑法中，却缺乏相应的对食品安全不作为的处罚。比如《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了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食品经营者发现其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经营，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食品生产者认为应当召回的，应当立即召回。并且，食品生产者应当对召回的食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并将食品召回和处理情况向县级以上质量监督部门报告。这条规定，是我国食品安全制度的一个完善，对于拒不召回的，目前只规定了行政责任，刑法还没有相应的规定。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当行为人的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有义务排除危险，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当行为人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时，一般作为酌定从轻量刑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由于《食品安全法》对于生产经营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那不履行该项义务造成危害的，应当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加强对食品安全的保护。

（二）刑罚设置的不完善 1.死刑适用是否必要 《刑法》第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依照本法第141条的规定处罚。第140条对生产、销售假药罪规定最高可判处死刑，笔者认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适用死刑过于严苛，不符合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和刑罚轻缓化的趋势，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理由是：第一，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经济犯罪对其适用死刑，未必能很好地实现刑罚目的，人们越来越认同现代社会是由个人组成，在个人本位的观念下，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国家为保护经济利益和经济秩序而采取剥夺人之生命权利的刑罚方式，使保护的权益与被剥夺的权益极不相称，有违人道。第二，刑法规定中食品安全犯罪可以适用死刑，体现了立法者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决心和重刑主义思想，然而针对性地剥夺犯罪人相应的资格或者能力，完全可以达到预防此类犯罪的目的，无需动用死刑这种最严厉的刑罚。第三，食品安全犯罪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如社会监管机制的滞后、不完善等原因，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存在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如果对这种犯罪适用死刑的话，其结果便是将本来属于社会承担的责任完全转嫁给犯罪者个人，这对犯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过分地倚重于死刑这一重刑，并不能达到有效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最终目的。

2.资格刑的缺失

资格刑，又称为名誉性、能力刑、权利刑等，是刑之最轻者。②我国刑罚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这是资格刑的一种，还规定了适用于外国人犯罪的驱逐出境，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格刑。

我国对于资格刑的适用范围较为狭窄，忽视了资格刑的作用。资格刑的优点是其他刑罚不可替代的。从我国刑法来看，资格刑具有以下优点：第一，惩罚功能。对于利用本人资格从事一定的犯罪活动和其所实施的犯罪玷污了其所拥有的资格，此时对犯罪人判处剥夺一定的资格刑罚，具有惩罚的意蕴。第二，警戒功能。通过对犯罪人资格的剥夺，还对其他具有同样资格的人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②陈兴良著：《刑罚适用总论（下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6 页。使之珍惜自己的资格，不从事可能导致资格丧失的犯罪。第三，防卫功能。对利用本人资格从事犯罪的人判处资格刑，可以有效防止其利用一定的资格进行犯罪活动。第四，评价功能。它体现了国家队一些严重犯罪的否定评价。③

食品生产经营领域是非常重视安全与规范的领域，进入这一领域，需要许可或者资格，对于利用资格从事犯罪的个人，适用资格刑，可以起到特殊育预防的作用。对于利用许可从事犯罪的单位，处以禁止其从事特定业务的资格刑，也是符合刑罚的目的的。

三、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完善

（一）犯罪分类的完善

应该将食品安全犯罪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客体。因而 ,把食品安全犯罪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更为妥当。

（二）死刑的取消

如前所述，无论食品安全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多大，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之生命价值相比，都位居其次，因此有必要取消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适用死刑的规定。修改《刑法》第144条最后的比照条款致人死亡或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剐严重危害的，依照本法第141条的规定处罚，将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最高刑设置为无期徒刑即可。

（三）增加资格刑的相关规定

我国刑法对于从事食品安全的犯罪人，并没有处以剥夺从事食品生产、销售领域的资格刑。在行政处罚中，规定了责令“停止生产营业”、“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一定数额的返款等，只有情节严重的，才会被“吊销卫生许可证”。这样的处罚仍然存在许多的不足，比如，对于那些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或者卫生许可证的个人，法律并不限制其再次申请的资格，其仍然可以从事食品生产、销售行业；对于那些无证经营的个人，其行为的危害性更大，却没有证件可吊销，只能处以 ③参见陈兴良著：《刑罚适用总论（下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8-259 页。罚款等经济处罚，行为人甚至可以再度从事该行业，将罚款转嫁给消费者。这些也都是食品啊安全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我国刑罚中应当增设禁止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人从事食品生产、经营行为。可以将该刑罚作为附加刑适用，根据犯罪情节和结果，分别处以附加不同年限的资格刑。比如，对于构成基本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可以附加五年以下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处罚；对于造成严重的食品中毒或者食源性疾病等食品安全事故的，附加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处罚；对于重大的造成多人人员死亡或身体健康严重损害食品啊安全犯罪的犯罪人，可以附加终身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处罚。

四、结束语

食品安全犯罪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影响对外贸易，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深化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认识，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措施，提高刑罚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威慑力，有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意义重大。

第二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问题浅析

【论文提要】：食品安全是全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面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应运而生，这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充分利用刑事审判职能，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本文首先分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现状，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差异，提出司法实践中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建议。笔者认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础。当前，首先要做好刑事司法与《食品安全法》实施的衔接，修改和完善犯罪要件，加大犯罪的打击力度。然后结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食品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各部门间的工作协调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体系。

【关键词】：食品安全 犯罪 问题 理性之策

一、司法现状：在罪与非罪和宽严量刑间徘徊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和实施，预示着应该尽快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为一个新课题，展开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就是指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犯罪活动，它直接危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从犯罪构成上看，该类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是自然人，也可是单位；主观方面为故意，并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有关食品质量、工商行政管理等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包括社会公共安全；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非法经营行为等，并应达到一定的危害后果。由于目前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属性和特征，理论界没有统一认识，因此，在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造成一些不法行为逍遥法外。同时，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归属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之中，而忽视了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以至于造成不同地方的案件，处理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况。下面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处理的情况，窥视一下司法现状：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虎头蛇尾。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在全国引起轰动，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12人，轻、中度营养不良的婴儿189人，重度营养不良患儿28人。虽涉案2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最终主要被告人生产商池长板只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5万元，销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罚金2万元，这与该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显得不太相称，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2]

——没有记者暗访，“毒火腿”案何去何从？浙江金华火腿全国闻名。2003年10月底，因记者暗访发现永泰火腿食品厂曹锡平、曹锡洪兄弟用兑入“敌敌畏”农药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获刑。“毒火腿”真的是记者暗访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厂这一家生产？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为何之前对此无人问津？虽然内情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由此判断，曹锡平、曹锡洪兄弟因300只未销售出的“毒火腿”而领刑，只是代人受过而已。[3]

——广州苏丹红“元凶”罚人未惩企业。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生产、销售含有“苏丹红”成分食品添加剂数量为23万余公斤，销售金额400余万元，谭伟棠、冯永华作为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处罚金，应该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该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经营行为，同样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4]

——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园“陈馅月饼”和“毛发酱油”事件在“报道是否属实”的争执中“消化”；北京蜀国演义酒楼用福寿螺替换海螺，致70多人引发广州管圆线虫病，以酒楼民事赔偿宣告结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从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盐、油到各种中高档食品，几乎无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够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

——三鹿案件的查处，彰显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决心与力度，但罪名的适用却引起各界争鸣。2009年3月，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张玉军、耿金平、田文华等人分获重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处罚金。该案的查处，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对同一犯罪事实根据不同的参与环节，分别适用三个罪名引起争议。特别是对三鹿总裁田文华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有疑问，有的同志认为“三聚氰胺虽非剧毒，但根据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质，起码是非食品有害物质。这样，三鹿高管完全应该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5]田文华的辩护律师梁子侃则认为，三鹿案发后，无论是调查组还是媒体，都称之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华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可能更妥当。[6]

二、实践困惑：罪名竞合的选择与犯罪情节的认定

分析司法实践现状，之所以出现处理结果迥异，除了存在地方利益保护等人为因素外，根源在于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和对犯罪情节的认定上。

（一）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

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主要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等。刑法在此设置了两种形式的罪名竞合：

一是法条竞合。法条竞合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因刑事立法对法条的错综规定，导致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发生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7]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法条竞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间存在重合和交叉关系。

二是想象竞合。想象竞合也叫观念的竞合，是指基于一个犯罪意图，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情形。[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行为人为了牟取利益，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同时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罪名和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罪名，这就是一种想象中的竞合。

首先，在法条竞合时，要求重法优于轻法，适用处罚较重的罪名，但是由于各条文认定犯罪的标准不一致，而致实践中不好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慎重起见，司法机关往往习惯于以“疑罪从无、疑案从轻”的原则选择轻法。

其次，由于行为人在犯罪的各个环节所起作用不同，也可能造成选择适用罪名的差异。如三鹿奶粉案。“三鹿集团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进入市场后，导致众多婴幼儿引发泌尿系统疾病、多人死亡”这一事件，虽然从原料的购置到奶粉的生产、销售是三鹿集团一个完整的生产线，但是，因行为人在不同环节参与的程度不同，而致触犯的罪名不同：张玉军等人提供以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为原料配制原奶添加剂，构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耿金平等人给三鹿集团提供含有添加剂的原奶，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三鹿集团及主要责任人使用含有添加剂的原奶生产婴幼儿奶粉，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此细致的划段定罪，给司法实践出了一道难题：是适用共同犯罪理论？还是每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要进行划段定罪？

第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的多是选择性罪名，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包括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个罪名。从理论上讲，选择性罪名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开使用，但是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独立的生产伪劣产品罪。因此，在实践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应如何解决？

第四，对想象竞合犯，要求从一重罪处罚，但是由于该类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不同，可能导致犯罪主体和附加刑的差异，且有时可能很难作出孰轻孰重的判断，这时，对罪名选择也就大伤脑筋。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比较，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刑起刑点（三年以上）高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五年以下），但是二者的最高刑期（死刑）是一致的；同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且有罚金附加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假如一个犯罪行为在这二者之间产生竞合，该如何选择罪名呢？当然，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考虑，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难题。

（二）犯罪情节的认定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构成，一般都需要一个特定的客观要件，上面已对几个罪名进行了列举，不再赘述。理解和把握这些要件是确定罪名和科学量刑的关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有的要件本身存在瑕疵及一些职能机构的不健全，以致于造成违法分子得不到应有惩罚，无法实现打击犯罪活动的目的。下面着重谈一下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销售金额”的认定问题。

“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也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判处罚金的主要依据。但是，“销售金额”恰恰又是司法认定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只有着手销售才会产生销售金额，而在司法实践中查获的多数是在生产环节，销售金额无从谈起。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金华“毒火腿”案，由于记者暗访发现了加工中的“毒火腿”，然后在其即将进入市场销售时，一举查获，根本不存在销售金额。其次，即使有销售行为的，因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蔽，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小作坊没有正规的经营账目，造成侦查取证困难，具体销售金额同样难以查实，这是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得到查处的主要原因。生产伪劣产品按货值金额高于销售金额的三倍的标准，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这相对于销售者来说显失公平，也有违于立法的本意。同时，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时，并处或单处的罚金刑应如何计算？只能面对罪不能罚的尴尬局面。

第二，食品的卫生标准问题。

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同时废止，《解释》中规定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依据将不复存在，急需依照《食品安全法》出台新的标准。但是，《食品安全法》只是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并在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给食品生产经营者确定了具体经营要求和禁止性规定，并未对食品卫生标准作出解释。虽然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现行食用农产品质 3 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生产经营食品”，但并未对司法程序的依据作出解释。法律法规之间的不衔接，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难和困惑。

第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问题。

刑事案件的鉴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鉴定，如故意伤害案件的伤情鉴定，是由司法机关授权的机构行使，这样才能充分维护刑事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解释》第四条规定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行使，这是否有悖于刑事司法原则？卫生行政部门的鉴定结论是否能够直接运用于刑事审判？这是司法人员经常讨论的问题。

三、理性之策：食品安全犯罪理论体系的确立

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2009年年初，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罗云波教授在接受《食品指南》记者专访时讲到，法律和法规体系不完善，让人有空子可钻，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食品生产领域的掺杂使假为什么屡禁不止？原因就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以及执法不严格。[9]面对频发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需要大家通过多层次的调查研究，形成一套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理论体系，规范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完善犯罪情节的使用瑕疵，然后施以有效打击，才能维护良好的食品安全市场秩序。

（一）针对《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尽快作出配套的刑法规定

第一，从食品“卫生”到食品“安全”，并不是简单的词语更换，而是一种新理念的树立，是将食品事件正式纳入了社会安全的范畴。

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很难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食品卫生事件牵扯在一起。现在，三鹿案的判例和《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使二者产生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建议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章节里面增添危害食品安全的内容。第二，《食品卫生法》已经废止，与之相应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亦应随之修改，可变更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样就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不再存在法条竞合。第三，犯罪成本太低，是我国食品行业制假、售假猖狂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法》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刑事立法也要随之调整，应对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扩大罚金刑的倍数，彻底消除制假、售假分子重新犯罪的机会。第四，《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检验机构的设立作出了规定，建议刑事司法鉴定，应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中，由司法机关的委托认可后选择确定。

（二）修改“销售金额”要件

实践证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单纯把“销售金额”作为量刑依据是不科学的，尽管《解释》做了补充规定，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议。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将“销售金额”改为“经营金额”；[10]有的同志则认为，可根据生产和销售的不同环节，同时适用“经营金额”与“销售金额”两个标准。[11]笔者认为，适用“经营金额”同样不可取，所谓经营包括买进和卖出两个环节，因此，设定“经营金额”，有可能造成犯罪数额的重复计算。设定犯罪数额要件，要根据具体的犯罪行为来确定，这是立法的本意。《食品安全法》第九章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中，一直是适用“货值金额”进行处罚，因此，我们可以将“货值金额”确定为生产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标准，这样，一方面可以与《食品安全法》的处罚相衔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的不科学的说法。而对销售伪劣产品的或即生产又销售伪劣产品的，应定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标准仍沿用“销售金额”。需要说明的是，设置的“货值金额”犯罪标准可以稍高于“销售金额”。对于其他的将“销售金额”作为罚金刑标准的罪名，可以增加一项内容，即“产品未销售的，并处或单处货值金额的**至**倍罚金”。

（三）规范对单位犯罪的处罚

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中大多数都将单位列为了犯罪主体，但是，不知何种原因，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均将单位犯罪排除在外。追究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有利于保障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健康。[12]三鹿集团是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中国企业500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就是这样的大型企业，在其触犯法律时，仍不惜以其破产为代价而予以严厉惩处，这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讯号：一切危害食品安全、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严惩。由此，笔者认为，各地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均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不为违法行为做保护伞、开绿灯，加大对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和惩治，坚决清除一切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动。

（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防控机制

不法食品企业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罪魁祸首，但社会监管和防范体制的不健全，却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强，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空间。因此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食品的安全隐患，不能单纯地依靠司法机关的打击和惩治，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法》从理顺监管体制、建立风险监测制度、统一食品标准、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强化食品企业责任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下一步需要各有关的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工作间的协调和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机制。同时，应不断加强食品的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识。要经常性地通过各种媒体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宣传食品安全法律知识，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等。应尝试把食品安全纳入职业教育规划，努力培养食品安全专业人才；把食品安全常识列入中小学的教育课时，引导学生不买街头无证商贩出售的各类食品；加大对公众的食品科普教育，教育公众掌握简单的食品质量识别方法和正确的食品加工烹调方法等等。只有我们把预防食品安全的工作做到前面，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

【参考文献】：

[1] 2009年3月1日新华社记者张景勇、周婷玉、吴晶撰写的《食品安全法诞生历程：从“基层民声”到“国家大法”》一文。[2]根据新浪网的资料整理。

[3]根据金华新闻网的资料整理。

[4]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内容整理。

[5]王文琦撰写的《问题奶粉是伪劣还是有毒？》一文，2009年1月1日《广州日报》。

[6]南方报业网2009年2月2日《田文华上诉否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要求撤销》一文。

[7]高铭暄《刑法专论》（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94页。

[8]同注（7），392页。

[9] 2009年第三期《食品指南》杂志。

[10] 《人民法院报》（理论专刊）2001年12月17日杨万明、刘为波撰写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完善》一文。

[11]网络资料，《也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销售金额》，作者解春。

[12]高铭暄的《我国刑法单位犯罪几个问题》一文。

第三篇：严惩食品安全犯罪

严惩食品安全犯罪：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张景义

刘雯雯 制图

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样强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恶性食品安全事件频现，让百姓不敢吃

三聚氰胺牛奶、地沟油、苏丹红咸鸭蛋、硫黄馒头、有毒胶囊……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名词，已经变得越来越耳熟能详了，让人颇觉无奈。

这种无奈的背后，是近年来重大、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出现的现状，是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严峻形势的忧心忡忡。

专家指出，食品安全事件不断，首要原因是不法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利益与道德相冲突时，一些企业往往会选择利益。其次是监管不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的是分段管理制度，但有时由于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造成环节之间脱节，给不法企业留下可乘之机，从而出现‚几个部门管不了一头猪‛的尴尬现象。

‚舌尖上的安全‛一再失守，失去的不仅是部分民众的健康和生命，还有可能失掉民众的信任，失掉政府的公信，最终失掉人心。食品安全，不仅揪着老百姓的心，也牵动着中央高层的心。2014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蒙古一家乳制品企业考察时就强调：‚食品企业要生产出高质量的放心食品，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提及食品安全问题时也强调：‚决不能再出现问题奶粉那样的信任危机。‛

人民法院重典治乱，让百姓放心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面对频频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重中之重。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裴显鼎介绍，过去几年里，人民法院持续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不断加大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让老百姓从不敢吃到放心吃。

首先，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过去三年来，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合理调配审判力量，确保危害食品安全案件顺利审结。如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袁一和程江萍非法销售‚地沟油‛案、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范光非法销售‚瘦肉精‛案、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陈金顺等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等等，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活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一些大案要案挂牌督办、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等方式，确保案件顺利审判。

其次，针对实际问题深入调研。近年来出现的新类型危害食品、药品犯罪，给审判工作带来不少法律适用方面的疑难、复杂问题。为更好地完成审判任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专题座谈会、个别访谈、收集案例和实地考察等形式展开调研。2013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是长期调研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该《解释》通篇体现‚严‛和‚厉‛两个字，对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展示强大的威慑力。另外，注重司法公开与法制宣传。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审判信息、直播庭审、接受媒体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社会公布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成果，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充分发挥了刑事司法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功能。

治乱须用重典。人民法院立足司法、审判职能，重拳出击，必将为百姓餐桌筑上一道牢固的安全防线。

第四篇：食品安全犯罪现象调查报告

食品安全犯罪现象调查报告

—以双汇发展公司为线

摘要：当今社会，食品安全已成为一重大问题。食品安全关乎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在老师的要求下，我以双汇发展公司为

主线，从其给消费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健康危害出发，针

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一次社会实践，对其展开调查并探

讨研究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键字：双汇瘦肉精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生命安全发展中国家监管失控法律制度不完善

正文：

一、双汇公司瘦肉精案件介绍

屡禁不止的“瘦肉精”再掀风浪，这次翻船的是中国肉类制

品行业的老大“双汇集团”。2011年3月15日，河北省孟州市等地的养猪场采用违禁药品“瘦肉精”死样生猪，有毒猪肉流入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事件经相关媒体曝光后引发广泛关注，号称“十八道检验、十八个放心”的双汇集团检验程序形同虚设，隐患重重。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双汇，一个长期被人们信赖的肉类品牌，竟然长期收购屠宰含“瘦肉精”生猪，从而使瘦肉精事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舆论地震，俗话说，“名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再度挑战居民的生存底线。政府部门救火式的督查，双汇令人侧目的道歉，舆论对企业良心的谴责，对严刑峻法的呼吁等，对这一幕幕我们已渐趋麻木。当人们的注意力已被另一些热点转

移时，食品安全仍然无解，食品安全在科技、社会、舆论、法律等诸多领域的困境依然不为人所知。

二、类似案件简介

1、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2008年9月，我国爆发了婴幼儿奶粉事件。由于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婴幼儿肾结石症，国家启动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级响应预案。三聚氰胺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其类似物有三聚氰酸。食品中三聚氰胺污染途径有：环境，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制成品餐具，非法在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造成肉类、奶类和蛋类食品中的残留，以及非法在食品中直接添加等。

时隔两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余波未了。7月9日，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检验出三聚氰胺超出限量值标准，检测结果显示，三份样品三聚氰胺含量分别为：215mg/kg、1397mg/kg、323mg/kg，分别超出限量值标准86%、559%、130%。青海省质监部门已查获这批问题奶粉，约达38吨。不仅甘肃，在青海、吉林等地，也在奶粉中发现了三聚氰胺超标事件。几乎同时在三个省发现严重超标三聚氰胺奶粉，这也是2009年底，上海熊猫奶粉、陕西金桥乳粉等多起三聚氰胺超“回魂”事件之后，仅时隔半年，又一食品安全恶劣事件。

2、苏丹红事件慈祥的肯德基大叔陆续被曝出有5种产品含有带苏丹红的调料。随后，肯德基的投资方百盛集团向公众公布了这一消息，并表示致歉。在肯德基51.18亿美元品牌价值

（据美国《商业周刊》）中，中国消费者无疑占很大比例。然而，长期以来建立的信任感，在那一刻面临坍塌之危。

3、地沟油事件地沟油，即将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或者将酒楼的剩饭菜（通称泔水）经过反复加热提炼出的油。这个加工提炼的过程就是去掉肉眼能看见的“赃物”，通过反复加热，会把残渣过滤或沉淀掉。经过这些工序提炼出的油是清澈透明的，肉眼看上去跟正常的油无任何区别，部分不法分子用于牟取暴利使其回流餐桌。据估计，目前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300万吨。而中国人一年的动、植物油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

三、原因分析

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食品生产消费大国，但食品产业的规模化、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和行业诚信道德体系完善程度还都较低。许多不法商人为了谋取暴利，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做出了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从苏丹红染色剂到“漂白”木耳，到人造化学鸡蛋，到“三鹿”奶粉，到地沟油，到染色馒头。。。一次次的食品安全危机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和健康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一次次的警钟响起，不得不让我们对此深思！

食品安全方面频频出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呢，以瘦肉精为例分析，瘦肉精到底有多严重？关于这个问题，郎咸平教授解释道，美国药品与食品监督管理局作为全世界最严格的食品案全监督

机构，在七种瘦肉精里面，他们批准一种可以使用，叫做莱克多巴胺，他们允许每一公斤的猪肉里面可以使用50毫克。虽然50毫克的瘦肉精不算多，但是这50毫克到最后会到猪的肝脏里面去，而我们只要吃到250克的猪肝就会中毒，可见有多严重。既然问题这么严重，难道美国政府就不知道吗？回答是肯定的，美国政府肯定知道这个危机，问题是药品监督它不是追求一个绝对的安全，而是在你不同的习惯和形态下，你的危险见到最低，这是他们的执法标准。因而瘦肉精的问题根本在于化工系统的监管失控。

总的来说中国食品安全方面频繁出现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农产品源头污染问题。主要是农业生产环境受到污染。工业的发展让农村环境受到污染。其次农民喷洒化学农药等被认为现代农业必不可少的手段也大大降低了农产品消费安全性；第二是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够，行业诚信道德体系建设滞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人们的财富在增加，但与此同时，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也在增加。于是乎，有些人便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弃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罔视食品安全问题，做出了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第三是政府部门缺位、监管不力。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农产品质量出了大问题或造成事故之后，政府主管部门才介入调查。这种“亡羊补牢”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消除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隐患。而且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第四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带来的问题。我国的食品法规存在许多盲区。国家的许多规章制度含有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内容，但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容上的重复和漏洞比比皆是，在流通环节和农产品的再次加工中给违法分子以可乘之机。第五是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成本不高，惩戒威慑力度仍需加大。我国对食品安全方面的惩罚不严，打击力度不够。低成本犯罪更是诱使犯罪的致命的诱惑，犯了法被抓到惩罚小，没被抓到利润巨大，无怪乎人们会对此趋之若鹜。

四、解决问题对策

一是强化对食品源头污染的治理。切实改善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好安全优质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确保农产品在干净清洁的环境中生产，从根本上杜绝有毒有害物质对农产品的污染。

二是切实提高企业诚信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这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所在。只要能够提高企业诚信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使他们自觉地遵守道德法律规定，化被动为主动，从内部，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这个问题。

三是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完善法制，联合执法。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建设，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证。加强对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此外，政府主管部门应切实改善行政效率，加强监管力度，改革现行体制，从根本上堵住问题农产品的源头。

四是依法严惩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保持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使严厉的惩处成为一把高悬头顶的利剑，包括生产经营者、执法者无论谁犯法，都要依法从严从重惩处，俗话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严厉处罚使犯罪分子付出高昂的甚至付不起的代价，真正起到震慑作用。

五是加强舆论监督，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对那些恶意造假坑害百姓的不法分子，要坚决揭露予以曝光；注意引导消费，保护和宣传那些守法经营的企业；做好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管理工作，防止极少数新闻媒体通过对个别问题的“炒作”误导消费者。让消费者掌握正确的食品安全消费知识，参与食品安全管理，最终使假冒伪劣产品失去消费市场。

总而言之，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不容乐观，需充分提高监管能力，完善监管机制，提高人员素质，严惩违法犯罪行为，从内部和外部双管齐下，从而有效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第五篇：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浅析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浅析

祁门县公安局查雪莲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也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其增长的势头，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未成年违法犯罪问题在各地仍然很突出。就祁门县这类犯罪来说，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2003年元月至今年10月，祁门县未成年犯罪人员共计79人，占全部抓获成员的14。6%，其中15岁以下52人，16—17岁27人。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如今失业、教育产业化、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加剧，社会矛盾日益激烈，未成年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归纳未成年犯罪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是合伙犯罪多。二人以上合伙犯罪占未成年犯罪的7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心理正处在未成熟期，有合群性，单独干一般胆子不够，一起干会形成群胆，另外就是合伙后使犯罪责任分散，心理压力要小一些。合群后的孩子更希望在群体里能够表现自己，树立自己勇敢以及对同伙的忠诚，在犯罪时他们的表现一般会更极端。这就使合伙犯罪时的暴力程度一般比单独干时更严重。

二是侵财犯罪占主体。主要表现在盗窃抢劫犯罪上，近几年抢劫犯罪有上升的趋势。盗窃犯罪主要以钱财为目的，采取撬锁、破窗等手段入室或溜门入室、顺手牵羊，一般不要大的物件，以好带的物品为主，作案的目标不太固定，随意性大，作案后不掩盖犯罪现场，只要能逃离就行，盗窃所得赃物不往家拿，全部挥霍或存放在同学朋友家中。盗窃摩托车供自己骑玩，也是如今未成年犯罪的一个新的特点。去年祁门县摧毁的一个盗窃摩托车8人犯罪团伙，其中7人是在校中学生，他们在两天之内利用晚上时间在本县用车锁匙捣开摩托车锁，盗窃摩托车10辆，这些被盗车被他们使用后有的抛弃在路边，有的则抛弃在田间地头。他们盗车的目的均为了骑着玩。这些孩子还未走上工作岗位，父母不可能花几千元买摩托车供他们骑玩，出于好奇就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是追求哥们意气，心狠手辣，不计后果。未成年人文化偏低，心理单纯，缺乏对事物应有的分辩能力，同时又处在盲目模仿、心理因素极不稳定这样一个特殊的生长发育期，因此在诱惑和陷阱面前，往往很难把握自己，在那些社会上混的小青年诱导下，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今年祁门县在打击恶势力犯罪中，查获涉案人员中有部分就是未成年人，他们受社会上无业人员影响，平时跟随他们吃吃喝喝，然后受他们教唆去寻衅滋事，今年元月以来涉案就达8起。

四是犯罪手段有些成人化。有些未成年人作案前精心策划，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一些从报刊影视上学到的反侦查手段被频频使用，使得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了明显的成人化特点。去年祁门县系列盗窃、抢劫加油站现金案件中，5名犯罪嫌疑人中有3人是未成年人，作案时先踩点，骑摩托车前往，并且携带砍刀、钢管等工具，作案后迅速逃离。

五是不悔改，重新犯罪的多。未成年人触犯了一般性的刑事犯罪，按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而劳动教养或少管往往要得到其监护人的同意，从而形成了打击处理的空档，再加上家长或监护人管教又不到位，使得他们不断地重新犯罪，抓了放，放了又抓，形成恶性循环，强化了其犯罪的心理。

六是年龄逐渐向低龄化发展，在校学生犯罪增多。祁门县从2003年元月至今年10月，15岁以下犯罪52人，占未成年犯罪65。8%，在校生犯罪28人，占未成年犯罪的35。4%。与前几年相比，未成年犯罪人员平均年龄下降，在校生犯罪增多。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

〈一〉家庭教育不当或忽视教育，使未成年人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一是家庭溺爱，造成孩子自私和偏激的心理而诱发犯罪。现在家庭多为独生子女，对孩子的过分溺爱和放任，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形成是非以及价值的基本判断，以致唯我独尊，任性忘为。

二是夫妻双方不和，家庭暴力发生较多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更大，主要是后天受父母的影响。

三是单亲家庭和面临崩溃的家庭，有些离异后的夫妻双方一般疏于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有的为了再婚而把子女推出门外，不管不问，还有的父母再婚后把孩子视为眼中钉，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孩子，使孩子在家庭中得不到温暖，最后有许多流浪在街头，成为未成年犯罪的后备军。

四是夫妻忙于生意或外出打工等而对孩子缺少管教，容易使他们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而诱发犯罪。

〈二〉学校忽视了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和品德教育。

目前犯罪已经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小学生也参与犯罪，现在教育产业化，应试教育的出现，学校只注重成绩，不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小学和中学大部分学校均未开设法律课，即使有的学校开设了

也只是流于形式，学生没有真正学到法律知识。真正说来，学生们大部分都还是法盲。有些孩子触犯了刑律还不知道。

〈三〉媒体和网络逐渐成为未成年犯罪的催化剂

大众传媒、非法出版物以及网络所描述的暴力、凶杀、色情的情节已无形中起到了教唆未成年犯罪的作用。而电子游戏一般内容又都是格斗、射击、打杀之类。而现在一些娱乐场所仍然没有按有关规定限制未成年人进入，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进入游戏厅、酒吧、歌舞厅、网吧等场所，耳濡目染，加上开支增加，容易诱发犯罪。

三、如何预防未成年犯罪

〈一〉重视家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未成年犯罪，家庭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母是子女的首任老师。从法律角度上说，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和教育责任人。家庭结构失调，家长不良言行的熏陶以及教育方法不当，都极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青春花季的少年，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塑性最强的时候，如果不能抓紧时机促使他们向好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反向，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孩子健全人格的确立离不开父母的呵护和关爱。各位父母在忙于自己的同时或在处理家庭关系矛盾问题时，请多为孩子考虑，请多关心孩子。

〈二〉督促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

当前社会应试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片面追求升学率，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学习好的学生只知读书，没有理想，缺乏法制观念，心理脆弱，一旦遇到挫折就灰心丧气，悲观失望，乃至误入歧途。如马加爵一案就值得反思的。另一方面基础较差的学生被编入慢班，于是厌学、辍学现象增加，流失生队伍不断扩大，长此以往，不仅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方针将变成一句空话，而且青少年犯罪问题将愈演愈烈。

学校教育部门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基本任务和当务之急是实施素质教育。一要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二要对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法制教育，开设法制课，在讲解法律知识的同时，应针对中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典型案例分析为主，循以善教；三是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达成对孩子教育的共识。学校应当将班主任定期家访或开家长会作为考核其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将关心帮教后进生、双差生或其他不良行为的学生的教师作为先进典型加以表彰，以彻底改变应试教育下只看重教师的教学成绩的不正常现象。

〈三〉加强立法，规范对未成年人的打击、教育和管理

如今法制不断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在不断完善，但对未成年人的管教还存在着欠缺，如何更有效地对未成年人起到挽救的作用，还值得大家深思。有许多做监护人的父母，并未尽到监护人的责任，当孩子触犯刑律后，有的并未认真加强管教。因而各地应当建立工读学校，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触法的孩子进行教育培训，使他们走出犯罪的误区，变成一代有用新人。

〈四〉规范各种传媒，清理整顿文化市场，给青少年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要注重对未成年的教育培养，还必须对文化市场加大力度进行清理整顿，对各种传媒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加以约束，可以开设一些未成年人观看的电视频道和网站。鉴于网吧、游戏厅对未成年人产生的危害，各地虽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对未成年人出入网吧等都作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定，但尽管如此，令不行禁不止的事依然屡有发生。因此如何使这一高科技的产物确定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限度，这就需要在网吧管理上下大力气，从而真正把未成年人堵在不健康的网吧之外，同时要加大对美容美发、桑拿等场所及有可能诱发色情活动的经营场所进行综合治理，做到不让污泥浊水侵蚀我们下一代。公安部八月份开展的打击网络色情犯罪，对净化互联网起到了积极作用，深受广大群众称道。

〈五〉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社区化管理

一些流失在社会上的未成年人，他们往往结伙租住在出租房内或者住在朋友家中，所以社区管理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社区对其辖区的居民更熟悉，较为容易掌握情况，所以管理起来更具有针对性。如何发扬社区管理的优势，实行更为有效的科学管理，使社区成为预防犯罪的一道坚强关口，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探索。

二OO四年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