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认定中的新问题

第一篇：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认定中的新问题

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认定中的新问题

刑法修正案

（八）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修改，主要涉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一、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认定

（一）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安全标准的理解与适用。食品安全法中存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这三种标准，那么在定罪时应依照哪个标准？笔者认为应依据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第一，这是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所决定的，地方标准的制定会影响刑法的平等适用，加剧地方保护；第二，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没有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但该标准仅能够在企业内部适用，属于企业的一种自律性标准。

肯定了该罪认定中的国家安全标准，那么对于尚未规定国家安全标准的，该如何处理？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生产经营食品。所以，在案件认定中，如果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尚未出台，仍然需要参考现行具体标准来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

除了上述三类标准，笔者认为，“安全标准”还应当包括行业标准。在行业标准的把握上，应当区分该标准是“从严”还是“补缺”.对于系从严规定的，不应当作为安全标准认定的依据，而对于没有国家标准的“补缺”性标准则可以作为安全标准的认定依据。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食品不断出现新品种，单纯依据国家标准势必造成大量新型犯罪难以控制，采用将补充性行业标准作为判断依据将有利于打击犯罪；而且行业标准作为行业内统一适用的标准，在判断上具有平等性和普遍性。

（二）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区分。“安全”与“有毒、有害”在认识上必然存在一部分竞合。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毒、有害的必然是不安全的，但不安全的并不必然是有毒、有害的。从性质上来说，食品安全标准是法定的标准，而有毒、有害是客观的事实，安全标准低于有毒、有害的标准，所以在具备有毒、有害性时就不再进行“安全标准”的判断。

二、食品安全犯罪“情节”的具体判断

刑法修正案

（八）分别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在刑事责任的加重承担上融入了对情节的判断。应当注意的是，虽然修正案

（八）第二十五条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和“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条件，但是在判断“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时，这两种情形仍然适用，因为删除并不是对原有条件的否定，而只是通过更科学的表述使得判断标准多元化。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对情节严重性进行考虑：（1）主观恶性，如是否为再犯、惯犯；（2）行为性质，主要表现于犯罪手段，如手段本身是否恶劣隐蔽，是否具有集团化的分工；（3）犯罪对象，如生产、销售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或与婴儿相关的食品；（4）危害程度，如造成人民群众恐慌，严重影响国家形象等；（5）涉案数额；（6）特殊时期，如在地质灾害期间或传染病防控期间。“其他严重情节”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补充，所以在解释上虽然不要求内容的相似，但在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上应当具有相当性。

以上仅提供了“情节”考量的因素，但在适用上仍然必须坚持罪刑相称，即情节轻重的把握。对此，笔者认为“其他严重情节”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补充，所以在解释上虽然不要求内容的相似，但在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上应当具有相当性，即从具体情节来看，行为虽未造成人体严重危害，但是从被害人数、涉案金额等方面考虑危害性并不弱于前者方可认定该情节。另外，“其他严重情节”分别存在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基于二者法定刑设置的不同，在情节的具体把握上也应当有所区分。

三、“并处罚金”的具体适用问题

食品安全犯罪作为经济犯罪，罚金刑的适用具有较好的预防效果，但是该规定也会引起司法实践中量刑标准缺失的疑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标准的，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1000元，但并没有规定最高限额，这使得“并处罚金”的适用空间过大。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需要建立一定的“量刑价目表”以明确具体情形下罚金的幅度或数额，实现量刑的规范化，为此需注意以下问题：第一，罚金的适用应当发挥“剥夺违法所得”的功效，在有销售金额的情况下，罚金数额与销售金额应当呈现出一定的梯度；第二，在没有销售金额的情况下，罚金数额应当考虑生产经营的数量和规模；第三，根据司法解释，罚金的适用应当综合考虑影响刑事责任的所有情节。但各个情节对罚金适用的影响力并不相同，应当从罚金刑“特殊预防”的目的出发，对情节进行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判断，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了相关罪名中“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的规定，即是让司法者对经济性与非经济性因素全面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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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司法认定非法传销犯罪要细化

司法认定非法传销犯罪要细化、准确

当前，我国的非法传销活动因为屡遭打击、取缔而不断转变方式，名目更加繁多，渠道更加广泛，组织更加严密，成员更加复杂，手段更加恶劣，已经发展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为了更有效打击传销犯罪，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将非法传销单独入罪，然而

刑法“题。

对完善非法传销行为的法律规制大有裨益行政立法。就行政立法而言和变相传销行为理机关一般把传销行为认定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安行政拘留。刑事立法方面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意见》、重的传销或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的批复》和《直销法》第225条)第明确规定,而且对于打击组织领导传销罪(七)”的规定较为笼统，,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认定并进行处罚,也将少数传销头目的传销行为定性为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进行治,目前打击传销犯罪的法律依据包括：2000。在上述法规及司法解释中4项进行处罚，“传销”，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导致对该罪的司法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存在很多问,《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中规定：《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条例》“进行罚款处罚。此外7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工商局、公安部、人民银行《关,”的主体以及各自的职责也很模糊。刑法第3条第,公安机关在打击传销活动中依1998年发布的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2005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情节严重”。工商行政管款第11项规定的《国务院关于禁止传《禁止传销条例》“、”情节特别严重“修正案(七”对传销“其他(《刑法》”没有)“增设了”“

修正案

1年以及只是将非法传销犯罪活动按照非法经营罪对于如何界定非法传销行为的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对传销的第一次刑事立法,使执法部门在查处传销违法犯罪案件时有了更加充分、有力的法律依据。

不容非法经营非法传销扰乱市场秩序

非法传销与非法经营有较大区别。非法经营罪和传销罪无论在内涵外延还是在犯罪构成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简单将非法传销行为归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存在不妥之处。非法传销案件并不都构成非法经营罪。

业欺诈手段，拉人头、收入门费牟利。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扰乱市场秩序，实际的商品交易，用非法经营罪惩处传销犯罪行为，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某些非法传销行为视为

些情节严重的传销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化了刑法的保障机能。它只是简单地解决了传销行为的定罪问题，体量刑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区分违法与犯罪界限的的识别和认定。同时，用非法经营罪规制传销，也无法体现罪名的区分功能，通过罪名所传递的信息,人们可以大致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②其次，非法经营罪没有揭示出传销诈骗的本质特点，不利于将传销犯罪与其他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现象予以区分。现实生活中，也有人以为刑法上没有

规制，而肆无忌惮地进行传销违法行为。如果单独设立

和教育功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有利于引导群众远离传销，有利于群众自己举报揭发传销窝点

罪名，更方便更有针对性地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大多数传销案件没有侵犯国家管理秩序，“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使非法经营罪演变成一个新的”“传销罪”，误以为传销最多是行政处罚，不受刑法“设立专门的非法传销罪，有利于民众了解传销的危害，”标准，“传销罪”“。③有必要增加传销罪这一首先，它是通过商且有经营活动和司法机关通过”,并将某“口袋犯罪”,从而弱与罪刑法定原则不协调。并没有解决传销行为的具情节严重不便于人们对传销犯罪，则有利于发挥罪名的威慑

将传销进行有效规制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专门法律加以规制。如日本1978年通过的《无限连锁链防止法》第五条规定：“开设或经营无限连锁链者处以三年以下徒刑或三百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或并罚，以劝诱加入无限连锁链为职业者处以三年以下徒刑或三百万日元以下罚款”。其第七条规定：“劝诱加入无限连锁链者处以二十万日元以下罚款”。韩国《直销法》第32 条第2 项明令：“任何多层次销售组织及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从事金钱经营，或打着经营产品和服务的幌子从事金钱经营。违反者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众议院2002年通过的《反金字塔式促销法》、加拿大

国香港地区制定的《多层次推销禁止条例》

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国完全可以将非常传销单独入罪，从而进行有效的规制。

解析非法传销罪罪刑规范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关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意见》第二条规定,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主要表现为

事无店铺活动,参加者之间上线从下线的营销业绩中提取报酬

以认购商品(含服务)等变相交纳入门费的方式

此获取回报;三是先参加者从发展的下线成员所交纳费用中获取收益

先后顺序决定;四是组织者的收益主要来自参加者交纳的入门费或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的费用;五是组织者利用后参加者所交纳的部分费用支付先参加者的报酬维持运作其他通过发展人员、组织网络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招揽人员从事变相传销活动。

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应结合传销涉案金额、用的手段、传销造成的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本罪追究的主要是传销的组织策划者，多次介绍、诱骗、1 亿韩元以下罚款1993年颁布的《多层次传销法》、我:一是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组织网络从;二是参加者通过交纳入门费或,取得加入、介绍或发展他人加入的资格传销发展人员数量、”。此外，美国 ,且收益数额由其加入的这里只有情,并以;六是对非法传销行为均单独定罪加以处罚，可见借鉴 传销中使胁迫他人加入传销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对一般参加者，则不予追究。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 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故对专门从事传销行为的公司，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对其组织者和主要参与人以自然人犯罪定罪处罚。此外，对于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组织领导传销罪”中的组织领导者该如何认定，主要看是否有组织领导行为，如果在传销启动期间，实施了确定传销发源地、工、提出宣传口号、提供活动经费等行为的作，对新加入者鼓动、威逼利诱等，充当打手胁迫他人加入的，属于组织领导者。④

传销活动发展的基础是依靠出售信任资源发展下线，严重破坏人际间的诚信基础，通过从思想上蛊惑人心，刑事犯罪及治安问题，通常是货币，侵犯了多个社会关系和法律客体，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

产所有权，随机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

非法传销犯罪法律适用要准确

“修正案(七)”

严重的，依规定构成非法传销罪，在最高院《批复》未废止的情况下，该情形可能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比较而言，于后者，而且，在非法传销行为构成犯罪又因传销行为触犯他罪的情况下，以一重罪论处还是按

理案件过程中，应针对不同的犯罪主体、下几种情况：

1、组织、领导以骗取财物为目的、以传销活动为外表的传销活动同时触犯集包装传销模式、从经济上引诱参与者深陷其中，呈现出“经济邪教其中，非法经营罪与非法传销罪的法定刑相差很大，”修正案“以非法传销罪和其它罪数罪并罚的疑问。采购传销产品、制定传销规则和分配办法、组织分;在传销实施中，积极参与传销人财物的管理工 参与者丧失伦理道德观念，引发大量”的特征，破坏社会稳定，犯罪对象是公民个人财产，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次要客体是公民财前者的法定刑明显高存在是按《批复》笔者以为，法院在审侵犯的不同客体和客观方面来定罪处罚，具体分一主要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生效后，对于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者，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

资诈骗、合同诈骗或者普通诈骗等犯罪的，应当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⑤

2、对于传销公司中的组织者或经营者，不能认定以骗取财物为目的，如果符合国务院颁布的《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第七条有关规定的行为，其经营行为违反国家规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符合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的，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3、对于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他们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应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结合案件具体事实加以认定，仅仅是一般违法的，最高院以司法解释或批复的形式加以明确。

“修正案（极参与传销组织、实施传销行为者未予入罪。

入传销组织的人员。

仍继续发展人员从事传销的，这些积极参与者都是骨干，影响执法的力度和有效性。其实，积极参与传销组织、实施传销行为与组织、领导实施传销的组织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大体相当，果认为后者达到严重社会危害程度，似无道理，建议在主体范围的确定上将积极参与者也纳入进来。

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就是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是没有溯及力。笔者认为，刑法不得溯及既往，这是罪刑法定的必然结果，在新刑法所规定轻于旧法的规定时，新刑法具有溯及既往之效力。作为刑法典，应当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二条的规定，较好地保护了行为人的权益。

可以给予行政处罚和教育，符合共同犯罪的，按照共同犯罪处理。建议)”将“非法传销罪”的主体确定为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者，而对积积极参与者是指多次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加其通常是发展人员较多、领取高额不法奖金的，或屡次被执法机关查获或采用诱骗、胁迫等不法手段发展下线的人员。一般在实践中，在传销组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若不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则会在有些情况下，前者的社会危害性甚至要大于后者。如有必要予以刑法规制，则将后者排除于非法传销罪之外 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既体现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又 七

第三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问题浅析

【论文提要】：食品安全是全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面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应运而生，这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充分利用刑事审判职能，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本文首先分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现状，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差异，提出司法实践中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建议。笔者认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础。当前，首先要做好刑事司法与《食品安全法》实施的衔接，修改和完善犯罪要件，加大犯罪的打击力度。然后结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食品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各部门间的工作协调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体系。

【关键词】：食品安全 犯罪 问题 理性之策

一、司法现状：在罪与非罪和宽严量刑间徘徊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和实施，预示着应该尽快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为一个新课题，展开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就是指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犯罪活动，它直接危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从犯罪构成上看，该类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是自然人，也可是单位；主观方面为故意，并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有关食品质量、工商行政管理等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包括社会公共安全；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非法经营行为等，并应达到一定的危害后果。由于目前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属性和特征，理论界没有统一认识，因此，在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造成一些不法行为逍遥法外。同时，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归属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之中，而忽视了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以至于造成不同地方的案件，处理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况。下面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处理的情况，窥视一下司法现状：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虎头蛇尾。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在全国引起轰动，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12人，轻、中度营养不良的婴儿189人，重度营养不良患儿28人。虽涉案2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最终主要被告人生产商池长板只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5万元，销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罚金2万元，这与该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显得不太相称，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2]

——没有记者暗访，“毒火腿”案何去何从？浙江金华火腿全国闻名。2003年10月底，因记者暗访发现永泰火腿食品厂曹锡平、曹锡洪兄弟用兑入“敌敌畏”农药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获刑。“毒火腿”真的是记者暗访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厂这一家生产？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为何之前对此无人问津？虽然内情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由此判断，曹锡平、曹锡洪兄弟因300只未销售出的“毒火腿”而领刑，只是代人受过而已。[3]

——广州苏丹红“元凶”罚人未惩企业。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生产、销售含有“苏丹红”成分食品添加剂数量为23万余公斤，销售金额400余万元，谭伟棠、冯永华作为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处罚金，应该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该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经营行为，同样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4]

——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园“陈馅月饼”和“毛发酱油”事件在“报道是否属实”的争执中“消化”；北京蜀国演义酒楼用福寿螺替换海螺，致70多人引发广州管圆线虫病，以酒楼民事赔偿宣告结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从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盐、油到各种中高档食品，几乎无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够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

——三鹿案件的查处，彰显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决心与力度，但罪名的适用却引起各界争鸣。2009年3月，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张玉军、耿金平、田文华等人分获重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处罚金。该案的查处，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对同一犯罪事实根据不同的参与环节，分别适用三个罪名引起争议。特别是对三鹿总裁田文华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有疑问，有的同志认为“三聚氰胺虽非剧毒，但根据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质，起码是非食品有害物质。这样，三鹿高管完全应该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5]田文华的辩护律师梁子侃则认为，三鹿案发后，无论是调查组还是媒体，都称之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华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可能更妥当。[6]

二、实践困惑：罪名竞合的选择与犯罪情节的认定

分析司法实践现状，之所以出现处理结果迥异，除了存在地方利益保护等人为因素外，根源在于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和对犯罪情节的认定上。

（一）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

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主要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等。刑法在此设置了两种形式的罪名竞合：

一是法条竞合。法条竞合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因刑事立法对法条的错综规定，导致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发生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7]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法条竞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间存在重合和交叉关系。

二是想象竞合。想象竞合也叫观念的竞合，是指基于一个犯罪意图，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情形。[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行为人为了牟取利益，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同时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罪名和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罪名，这就是一种想象中的竞合。

首先，在法条竞合时，要求重法优于轻法，适用处罚较重的罪名，但是由于各条文认定犯罪的标准不一致，而致实践中不好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慎重起见，司法机关往往习惯于以“疑罪从无、疑案从轻”的原则选择轻法。

其次，由于行为人在犯罪的各个环节所起作用不同，也可能造成选择适用罪名的差异。如三鹿奶粉案。“三鹿集团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进入市场后，导致众多婴幼儿引发泌尿系统疾病、多人死亡”这一事件，虽然从原料的购置到奶粉的生产、销售是三鹿集团一个完整的生产线，但是，因行为人在不同环节参与的程度不同，而致触犯的罪名不同：张玉军等人提供以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为原料配制原奶添加剂，构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耿金平等人给三鹿集团提供含有添加剂的原奶，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三鹿集团及主要责任人使用含有添加剂的原奶生产婴幼儿奶粉，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此细致的划段定罪，给司法实践出了一道难题：是适用共同犯罪理论？还是每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要进行划段定罪？

第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的多是选择性罪名，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包括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个罪名。从理论上讲，选择性罪名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开使用，但是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独立的生产伪劣产品罪。因此，在实践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应如何解决？

第四，对想象竞合犯，要求从一重罪处罚，但是由于该类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不同，可能导致犯罪主体和附加刑的差异，且有时可能很难作出孰轻孰重的判断，这时，对罪名选择也就大伤脑筋。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比较，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刑起刑点（三年以上）高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五年以下），但是二者的最高刑期（死刑）是一致的；同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且有罚金附加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假如一个犯罪行为在这二者之间产生竞合，该如何选择罪名呢？当然，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考虑，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难题。

（二）犯罪情节的认定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构成，一般都需要一个特定的客观要件，上面已对几个罪名进行了列举，不再赘述。理解和把握这些要件是确定罪名和科学量刑的关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有的要件本身存在瑕疵及一些职能机构的不健全，以致于造成违法分子得不到应有惩罚，无法实现打击犯罪活动的目的。下面着重谈一下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销售金额”的认定问题。

“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也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判处罚金的主要依据。但是，“销售金额”恰恰又是司法认定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只有着手销售才会产生销售金额，而在司法实践中查获的多数是在生产环节，销售金额无从谈起。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金华“毒火腿”案，由于记者暗访发现了加工中的“毒火腿”，然后在其即将进入市场销售时，一举查获，根本不存在销售金额。其次，即使有销售行为的，因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蔽，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小作坊没有正规的经营账目，造成侦查取证困难，具体销售金额同样难以查实，这是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得到查处的主要原因。生产伪劣产品按货值金额高于销售金额的三倍的标准，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这相对于销售者来说显失公平，也有违于立法的本意。同时，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时，并处或单处的罚金刑应如何计算？只能面对罪不能罚的尴尬局面。

第二，食品的卫生标准问题。

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同时废止，《解释》中规定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依据将不复存在，急需依照《食品安全法》出台新的标准。但是，《食品安全法》只是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并在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给食品生产经营者确定了具体经营要求和禁止性规定，并未对食品卫生标准作出解释。虽然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现行食用农产品质 3 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生产经营食品”，但并未对司法程序的依据作出解释。法律法规之间的不衔接，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难和困惑。

第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问题。

刑事案件的鉴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鉴定，如故意伤害案件的伤情鉴定，是由司法机关授权的机构行使，这样才能充分维护刑事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解释》第四条规定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行使，这是否有悖于刑事司法原则？卫生行政部门的鉴定结论是否能够直接运用于刑事审判？这是司法人员经常讨论的问题。

三、理性之策：食品安全犯罪理论体系的确立

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2009年年初，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罗云波教授在接受《食品指南》记者专访时讲到，法律和法规体系不完善，让人有空子可钻，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食品生产领域的掺杂使假为什么屡禁不止？原因就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以及执法不严格。[9]面对频发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需要大家通过多层次的调查研究，形成一套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理论体系，规范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完善犯罪情节的使用瑕疵，然后施以有效打击，才能维护良好的食品安全市场秩序。

（一）针对《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尽快作出配套的刑法规定

第一，从食品“卫生”到食品“安全”，并不是简单的词语更换，而是一种新理念的树立，是将食品事件正式纳入了社会安全的范畴。

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很难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食品卫生事件牵扯在一起。现在，三鹿案的判例和《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使二者产生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建议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章节里面增添危害食品安全的内容。第二，《食品卫生法》已经废止，与之相应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亦应随之修改，可变更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样就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不再存在法条竞合。第三，犯罪成本太低，是我国食品行业制假、售假猖狂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法》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刑事立法也要随之调整，应对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扩大罚金刑的倍数，彻底消除制假、售假分子重新犯罪的机会。第四，《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检验机构的设立作出了规定，建议刑事司法鉴定，应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中，由司法机关的委托认可后选择确定。

（二）修改“销售金额”要件

实践证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单纯把“销售金额”作为量刑依据是不科学的，尽管《解释》做了补充规定，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议。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将“销售金额”改为“经营金额”；[10]有的同志则认为，可根据生产和销售的不同环节，同时适用“经营金额”与“销售金额”两个标准。[11]笔者认为，适用“经营金额”同样不可取，所谓经营包括买进和卖出两个环节，因此，设定“经营金额”，有可能造成犯罪数额的重复计算。设定犯罪数额要件，要根据具体的犯罪行为来确定，这是立法的本意。《食品安全法》第九章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中，一直是适用“货值金额”进行处罚，因此，我们可以将“货值金额”确定为生产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标准，这样，一方面可以与《食品安全法》的处罚相衔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的不科学的说法。而对销售伪劣产品的或即生产又销售伪劣产品的，应定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标准仍沿用“销售金额”。需要说明的是，设置的“货值金额”犯罪标准可以稍高于“销售金额”。对于其他的将“销售金额”作为罚金刑标准的罪名，可以增加一项内容，即“产品未销售的，并处或单处货值金额的**至**倍罚金”。

（三）规范对单位犯罪的处罚

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中大多数都将单位列为了犯罪主体，但是，不知何种原因，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均将单位犯罪排除在外。追究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有利于保障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健康。[12]三鹿集团是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中国企业500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就是这样的大型企业，在其触犯法律时，仍不惜以其破产为代价而予以严厉惩处，这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讯号：一切危害食品安全、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严惩。由此，笔者认为，各地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均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不为违法行为做保护伞、开绿灯，加大对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和惩治，坚决清除一切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动。

（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防控机制

不法食品企业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罪魁祸首，但社会监管和防范体制的不健全，却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强，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空间。因此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食品的安全隐患，不能单纯地依靠司法机关的打击和惩治，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法》从理顺监管体制、建立风险监测制度、统一食品标准、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强化食品企业责任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下一步需要各有关的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工作间的协调和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机制。同时，应不断加强食品的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识。要经常性地通过各种媒体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宣传食品安全法律知识，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等。应尝试把食品安全纳入职业教育规划，努力培养食品安全专业人才；把食品安全常识列入中小学的教育课时，引导学生不买街头无证商贩出售的各类食品；加大对公众的食品科普教育，教育公众掌握简单的食品质量识别方法和正确的食品加工烹调方法等等。只有我们把预防食品安全的工作做到前面，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

【参考文献】：

[1] 2009年3月1日新华社记者张景勇、周婷玉、吴晶撰写的《食品安全法诞生历程：从“基层民声”到“国家大法”》一文。[2]根据新浪网的资料整理。

[3]根据金华新闻网的资料整理。

[4]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内容整理。

[5]王文琦撰写的《问题奶粉是伪劣还是有毒？》一文，2009年1月1日《广州日报》。

[6]南方报业网2009年2月2日《田文华上诉否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要求撤销》一文。

[7]高铭暄《刑法专论》（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94页。

[8]同注（7），392页。

[9] 2009年第三期《食品指南》杂志。

[10] 《人民法院报》（理论专刊）2001年12月17日杨万明、刘为波撰写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完善》一文。

[11]网络资料，《也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销售金额》，作者解春。

[12]高铭暄的《我国刑法单位犯罪几个问题》一文。

第四篇：对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看法

简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认定及防控措施

匡梓精、旷聪云

引言：2011年6月，海峡两岸警方与柬埔寨、印尼等国警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成功摧毁了一个特大跨境、跨国电信诈骗犯罪集团，一举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598名（其中大陆居民186名、台湾居民410名、柬埔寨居民1名、越南居民1名），捣毁诈骗窝点106处，缴获银行卡、电脑、手机等一大批作案工具1。该案的告破警示了我们目前的高科技诈骗犯罪处于猖獗状态，严重的干扰了社会的经济秩序。笔者注意到，该诈骗犯罪集团在作案中虽然使用了众多的欺诈手段，但是其犯罪的最终实现都是通过使用信用卡。因为犯罪分子与被害人之间是没有直接接触的，犯罪分子往往是通过各种方法骗取被害人的信用卡信息，进而使用高科技手段取走被害人的钱或者欺骗被害人自己将钱汇往其指定的信用卡账号。因此，这种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的行为应该越来越引起我们的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并不等于就是信用卡诈骗犯罪，而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量刑相比其他犯罪差别较大，比如，在湖南省，盗窃1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信用卡诈骗10万元，只能在10年以下量刑，一般而言只能判到5至6年。事实上，司法实践中由于信用卡诈骗犯罪经常和其他犯罪纠结在一起，很难去区分，因此，正确区分信用卡诈骗犯罪和其他犯罪对于实践和理 1 参见网易，《公安部成功破获跨境电信诈骗集团抓捕598人》，网址http://news.163.com/11/0611/23/76A9RLBL00014JB5.html，于2011年7月11日访问。

论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犯罪构成

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2

1、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既损害国家的信用卡管理制度，也损害银行以及信用卡的有关关系人的公私财物所有权。但是从我国刑法将该罪划分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来看，该罪侵犯的主要客体还是国家的信用卡管理制度。

2、客观要件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了四种信用卡诈骗犯罪情形：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该条并且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12月颁布施行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冒用他人信用卡及恶意透支的情形进行了明确，该解释规定：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 2 张军，《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版，第610页。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两院的解释还规定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其中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

（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3、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年满18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

4、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上只能是由故意构成，并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却无诈骗故意，即使违反有关信用卡管理规定获取了财物，也不能以犯罪论处。如不知是伪造、作废的信用卡而使用，善意透支，误用他人信用卡等，均不能作犯罪论处。需要注意的是，此罪的主观故意是一种诈骗，如果行为人是基于其他的犯罪故意而使用信用卡来最终实现其犯罪目的，在实践中是不能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笔者将在后面进行论述。

二、司法实践中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困惑

案例一：2010年8月26日，被告人朱某应被害人曾某的要求，以其朋友王某的身份证为曾某在中国建设银行某支行开设了一张银

联储蓄卡，在办理手续时，朱某偷偷用自己的手机号码开通了该卡的手机银行业务。同年9月8日晚，朱某与被告人何某、胡某在一起玩时，朱某查看到曾某的储蓄卡内有10余万元钱，遂向胡某和何某提出，此款系他朋友的，一起从卡上转点钱用，何某、胡某表示同意。次日凌晨，朱某通过手机银行从曾某卡上转出106000元至胡某的卡内，当日，三人从胡某卡内取出二万元，朱某、何某各拿一万元，次日，胡某独自从卡内取出了一万五千元，并刷卡消费了一千元。同月11日，公安机关将朱某、何某抓获，胡某则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以盗窃罪起诉至法院，法院最终以信用卡诈骗犯罪进行判处。

对于该案的处理有较大的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该案应该定信用卡诈骗犯罪，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犯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案应该定盗窃犯罪，理由是该案的犯罪分子主观上是一种秘密窃取的故意，其只是使用了信用卡进行实现其犯罪目的，因此，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案例

二、2000年一月某一晚九时许，日光大厦保安人员胡某正在值班，是时某业主拣拾到工商银行银联卡一枚，并将其交付给胡某。胡某得卡后，遂生歹意，于次日私自前往银行，猜套出密码，并取走

并款项两万九千余元人民币。后案发，后公安局以盗窃罪将其逮捕，检察院以职务侵占罪起诉，辩护人以不当得利不构成犯罪为其辩护，法院最后以信用卡诈骗罪进行判处。

关于该案的处理出现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定盗窃罪，理由是胡某采取猜套密码的方式秘密窃取被害人的钱财，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该以盗窃罪进行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定职务侵占罪，理由是胡某在作案过程中利用其当保安的职务便利，获取了非法利益，应当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第三种意见认为应该定信用卡诈骗罪，理由是胡某冒用他人信用卡，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案例

三、2006年3月，被告人王某在崇义县刘某的电站工作期间，先后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中心邮寄给该电站负责人刘某的两封信，私自将信件拆开，发现并获取了信件中的信用卡和相关资料及密码，之后将信件和信用卡等物藏于家中。而后，被告人王某冒用刘某之名与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电话联系了解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并将信用卡激活。随后，王某冒用刘某信用卡支取现金。自2006年3月至6月，被告人王某先后冒用刘某信用卡支取现金、刷卡消费，共支取和花费信用卡资金计人民币38634.20元。

对被告人王某构成何罪，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构成盗窃罪。认为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在代刘某签收后取得信件的行为并不构成对信封内的信用卡和密码的完全占有，因为信件作为封缄物，其内容物的占有应视为原所有者，被告人王某对信件中 的信用卡和密码只能构成辅助占有，因此，被告人王某私自开拆信件秘密取得信用卡及密码的行为违反了财物占有人的意志,侵犯了刘某对信用卡等的占有,应认定为盗窃行为，其后被告人王某冒用刘某的名义，通过支取现金和刷卡消费的形式使用信用卡，非法取得较大数额的财物，根据《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盗窃罪定罪处罚，因此被告人王某构成盗窃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认为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在代刘某签收后已经合法取得信件的占有，因而其取得信用卡和密码的行为为非法侵占，被告人王某在非法侵占取得刘某的信用卡以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刘某的名义，以支取现金和刷卡消费的形式，骗取了较大数额的财物，根据《刑法》第196条的规定，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从上述的几个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对于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认定是比较复杂的。虽然说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规定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但是由于信用卡诈骗犯罪容易与盗窃等相关犯罪纠结在一起，造成了在实践中不好把握。

三、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信用卡诈骗犯罪

笔者认为，在一个案件中，要定信用卡诈骗犯罪还是其他犯罪，最根本的是把握两点：

1、行为人主观上是什么犯罪故意？也就是说，要注意区分行为人究竟是基于单纯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故意还是基于其他的犯罪故意，信用卡诈骗行为是否只是实现其其他犯罪故意的手段。如果信用卡诈骗行为只是实现其他犯罪的一种手段，就要视具体

情况来定罪。从目前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可以印证笔者的观点。如刑法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为盗窃罪，司法解释规定拾得信用卡并使用的为信用卡诈骗罪。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因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因为使用信用卡的行为是盗窃行为的后续行为，因此，应该定盗窃罪。而拾得信用卡本身并不违法，但是行为人却拿着信用卡去冒用，冒用的行为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该定信用卡诈骗罪。

2、注意按照刑法理论中有关牵连犯、吸收犯等理论来进行处理。笔者在此通过对前述案例的分析来说明如何准确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

关于案例一的处理似乎第一种意见很有道理，因为三被告人的行为似乎符合两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因为该案的被告人朱某在替被害人曾某办理信用卡时就偷偷用自己的手机号码开通了该卡的手机银行业务，说明朱某在此时就已经具有了窃取他人钱财的故意，朱某后面伙同他人转走被害人钱财是这个犯罪故意的延续，因此，朱某通过手机银行转走被害人钱财只是实现其最初犯意的手段。而两院司法解释规定的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情形并不属于该案例的情形。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所谓的钓鱼网站，一旦有人上钩，该网站经营者即可窃取到被害人的信用卡资料，然后迅速通过网络将被害人的钱转走；还有现在较为猖獗的电话诈骗，犯罪分子一般是多人，一些人冒充银行职员，一些人冒充警察之类的，谎称有人在拿被害人的信用卡进行非法活动，为了确保被害人 的钱财安全，要求被害人在电话中输入信用卡账号、密码等相关信息，从而获取被害人的信用卡资料并转移走被害人钱财。这些情形就是该司法解释规定的比较典型的情形。

关于案例二，笔者认为被告人胡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犯罪。理由是：第一，被告人胡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因为胡某取得信用卡的行为并不是秘密窃取，而是基于他人的委托，胡某后来获得钱财在主观上并不是秘密窃取的故意，而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故意。因此，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第二，被告人胡某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因为胡某侵吞的并非是其所在单位的钱财，虽然说胡某的行为跟他的职务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他并不是利用职务侵吞单位财产。因此，胡某的行为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第三，被告人胡某趁保管他人信用卡之便，冒用他人信用卡，符合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案例三中的被告人王某实际上构成了两罪，即侵犯通信自由罪和信用卡诈骗犯罪。王某的行为并不能按照盗窃罪处理，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邮电工作人员非法开拆他人信件并从中窃取财物案件定性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非邮电工作人员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并从中窃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应按照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依照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从重处罚。该案中，王某并没有从信件中直接窃取到财物，而是在随后另外的犯罪行为中获取了财物，因此，王某的行为不符合该批复第二条的规定，不能按照盗窃罪处理。而根据该批复第三条规定，非邮电工作人员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并从中窃取汇

票或汇款支票，冒名骗取汇兑款数额较大的，应依照刑法关于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和诈骗罪的规定，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在该案中，王某的行为虽然跟第三条规定极为类似，但是我国刑法是禁止类推的，笔者认为对于王某只能是按照牵连犯的规定从一重罪处理，以信用卡诈骗犯罪判处是合适的。

四、对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防控措施

信用卡诈骗犯罪是一种较为新型的犯罪，该类犯罪的犯罪分子一般属于高智商，并且团伙作案多，涉案金额比较大，因此，社会危害性较大。因此，对该类犯罪进行重点防治是极为必要的。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

1、加大对信用卡诈骗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从我国目前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对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量刑并不是太重，笔者在前面也提过，相比于盗窃等犯罪，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量刑幅度算轻的，但是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危害性并不小，希望这个能引起立法者的注意。就目前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高发状态来看，要加大对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从而起到良好的一般预防的作用。

2、加大对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的宣传力度。政府要通过电视和网络等媒体加大对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的宣传力度，使人们及时了解到犯罪分子通常的诈骗手段，从而提高警惕，不再受骗。并且要提醒民众注意保护自己的信用卡信息资料，不要让这些信息轻易外传。

3、加大对电信营运商、银行等相关单位的监管力度。目前一些诈骗分子得以得手的原因是因为犯罪分子利用了电信等单位的漏洞，如一些犯罪分子通过软件可以将自己的号码显示成某些政府机关的号码，这就说明电信的系统存在某些漏洞。还有一些单位设计的转账或者取款的程序过于简单，也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从而造成客户损失。因此，对于在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当中存在过错的相关单位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且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阻断犯罪分子的犯罪途径。另外就是政府必须要求相关单位加强对客户的提醒义务。笔者发现，现在的腾讯公司经常在聊天界面上出现反诈骗的提示信息，一些银行也在ATM机旁边贴出纸条进行提醒，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第五篇：严惩食品安全犯罪

严惩食品安全犯罪：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张景义

刘雯雯 制图

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样强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恶性食品安全事件频现，让百姓不敢吃

三聚氰胺牛奶、地沟油、苏丹红咸鸭蛋、硫黄馒头、有毒胶囊……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名词，已经变得越来越耳熟能详了，让人颇觉无奈。

这种无奈的背后，是近年来重大、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出现的现状，是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严峻形势的忧心忡忡。

专家指出，食品安全事件不断，首要原因是不法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利益与道德相冲突时，一些企业往往会选择利益。其次是监管不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的是分段管理制度，但有时由于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造成环节之间脱节，给不法企业留下可乘之机，从而出现‚几个部门管不了一头猪‛的尴尬现象。

‚舌尖上的安全‛一再失守，失去的不仅是部分民众的健康和生命，还有可能失掉民众的信任，失掉政府的公信，最终失掉人心。食品安全，不仅揪着老百姓的心，也牵动着中央高层的心。2014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蒙古一家乳制品企业考察时就强调：‚食品企业要生产出高质量的放心食品，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提及食品安全问题时也强调：‚决不能再出现问题奶粉那样的信任危机。‛

人民法院重典治乱，让百姓放心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面对频频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重中之重。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裴显鼎介绍，过去几年里，人民法院持续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不断加大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让老百姓从不敢吃到放心吃。

首先，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过去三年来，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合理调配审判力量，确保危害食品安全案件顺利审结。如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袁一和程江萍非法销售‚地沟油‛案、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范光非法销售‚瘦肉精‛案、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陈金顺等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等等，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活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一些大案要案挂牌督办、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等方式，确保案件顺利审判。

其次，针对实际问题深入调研。近年来出现的新类型危害食品、药品犯罪，给审判工作带来不少法律适用方面的疑难、复杂问题。为更好地完成审判任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专题座谈会、个别访谈、收集案例和实地考察等形式展开调研。2013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是长期调研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该《解释》通篇体现‚严‛和‚厉‛两个字，对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展示强大的威慑力。另外，注重司法公开与法制宣传。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审判信息、直播庭审、接受媒体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社会公布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成果，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充分发挥了刑事司法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功能。

治乱须用重典。人民法院立足司法、审判职能，重拳出击，必将为百姓餐桌筑上一道牢固的安全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