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司法认定范文合集

第一篇：干货!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司法认定

民事执行案件中的7项重要法规和8个操作要点

民商事纠纷通过审判程序确认的诉讼结果，最终需要通过执行真正得以实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现实中，诉讼中特别是债权人一方往往会遭遇“执行难”，即赢了官司却无法真正获得应有的财产和权益。造成执行难的原因很多，作为债权人的代理律师应避免消极无为被动等待法官，而是积极主动，通过充分掌握并娴熟地运用相关法律规定，对被执行人和执行标的信息了然于心，从而能较好配合并推动执行法官做好执行，使得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从判决书上真正落地。

需要掌握的民商事执行工作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

1.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三编有关执行的相关规定（简称《民诉法执行相关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2008年修订（简称《执行工作的规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文的规定（简称《查冻扣财产的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简称《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年2月4日开始施行的法释〔2015〕5号（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2015年2月4日开始施行（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16〕6号（简称《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法院的批复》）

一、哪些法律文书可以作为执行依据

执行工作直接处分的是公民和组织的财产权和非财产权，关系重大，非法律法规授权和确认不可为。因此，执行必须有执行依据。《执行工作的规定》第二条详细列举了法院的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即执行依据包括如下：

（一）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

（二）依法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有哪些:税务处罚相关决定)

（三）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有关规定作出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裁定；

（四）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关于追偿债款、物品的债权文书；

（五）经人民法院裁定承认其效力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

二、执行过程中代理律师需熟知有关法条，在执行的关键环节中积极把握时机并推动落实，协助法官工作以尽量减少执行程序瑕疵或其他导致执行久拖不决的主客观因素

（一）执行中法院应当出具的重要裁定和公示

1.《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百八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后十日内发出执行通知。执行通知中除应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还应通知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的义务。比如我们承办的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向被执行人即债务人发出了《限期履行通知书》，通知书上除了载明债务金额外，还限定1个月内履行义务，否则将拍卖抵押房产。

延伸关注：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如何计算？

2015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具体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公式为：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

2．依据2004年《查冻扣财产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时，出具的法律文书有：（1）执行裁定根据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在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作出裁定。这是执行中非常重要的文书，是律师实地了解抵押质押物情况、搜集财产线索时告知被执行人利害关系各方、争取相关部门配合和支持的书面依据和工具，虽然实践中有法官在执行开始阶段不发出执行裁定而是等到执结，我们仍然建议律师在执行开始时就争取主动拿到它。

3.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时，执行人员应当制作笔录。

（1）根据2004年《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法院执行人员应当制作笔录并具体对笔录包括哪些内容作了规定。执行实践中，执行法官会让执行双方前往法院做笔录，这是执行程序真正开始的标志，是法官对义务履行的告知、执行相关的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和送达方式的确认、执行财产现状的查明以及其他可能产生妨碍的事项的查明或明确。此时律师可协助法官及时查问抵押人出租抵押房屋的相关协议和入住证据等，为以后的程序做好准备。因此，正式进入执行后律师应当主动询问法官何时做笔录，以推动执行进程。

延伸关注：

（1）不得超额查扣财产。根据规定第二十一条，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债权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冻扣。否则，作为被查封方的代理律师可以特别留意并据此提出异议。

（2）已经被依法查扣的财产被非法占用的话可以申请排除妨害清场以利拍卖。根据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第三人未经法院准许占有被查扣财产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

4.评估和评估报告

执行程序初期，律师可以配合法官尽快查明被查扣财产比如房产的情况以尽快进入评估程序。法院启动评估程序后即随机摇出评估机构。律师应争取主动、配合评估公司尽快实地查看以出具评估报告。《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后，应当在五日内将评估报告发送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评估报告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我们办理的案件中，出现过被执行人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的，终因程序并无瑕疵反而是异议人伪造签名被我方律师识破并通知法院予以了制止。另外要注意及时跟进评估报告的送达，保证在第一时间送达各方，尽快进入下面的拍卖程序。

5.拍卖和拍卖公告

（1）进入拍卖程序后，拍卖前必须公告。《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拍卖动产的，应当在拍卖七日前公告；拍卖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的，应当在拍卖十五日前公告。

（2）此外，规定还要求拍卖前应当通知当事人和担保物权人，否则程序上有瑕疵。根据规定的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五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已知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在我们办理的另外一起案件中，在已经确定了拍卖时间和地点后，因拍卖行没有通知到第二抵押权人而被被执行人异议，导致中止拍卖。最后在拍卖行发函通知第二抵押权人后才得以重新启动拍卖。

6.变卖和抵债

三次拍卖均流拍后将进入变卖和抵债程序，变卖应当出具变卖公告。根据《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对于第二次拍卖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法院可以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抵债不成的，应当在六十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第三次拍卖流拍且抵债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第三次拍卖终结之日起七日内发出变卖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没有买受人愿意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买受该财产，且申请执行人、其他执行债权人仍不表示接受该财产抵债的，应当解除查封、冻结，将该财产退还被执行人。拍卖程序终结。

（二）涉及到查冻扣不同类型的财产，采取不同的执行手段

1.对动产，《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八条规定：查封、扣押动产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控制该项财产。查封、扣押的动产交付其他人控制的，应当在该动产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足以公示查封、扣押的适当方式。比如对汽车直接扣押、对其他动产采取贴封条的方式。2.对不动产，《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九条规定，查封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张贴封条或者公告，并可以提取保存有关财产权证照。执行实践中可以将执行裁定或公告张贴在所在建筑物大楼的入口处，也可以直接贴在被执行不动产处。

三、关于司法查封和轮候查封

（一）首先查封（也称首封）的为司法查封，后面的轮候查封相当于为实现司法查封而排队登记。司法查封失效后，按登记顺序的轮候查封自动生效为正式司法查封。具体见《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查封、扣押、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冻结即自动生效。

（二）查封、扣押、冻结效力消灭的情形。按照《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当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被查扣的财产已经被拍卖变卖抵债，以及因第三十一条规定解除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

四、查封期间

（一）查封期限延长根据2015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由此可见，比照2004年《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新法对查封期限作了延长，比如冻结存款的期限最长从不得超过六个月延长为一年，查扣动产期限最长从原来的一年延长为二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如股权的期限最长从原来的两年延长为三年。

（二）续封期限放宽上述条款的第二款规定，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没有了原来“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期限的二分之一”的限制。

延伸关注：关于股权冻结适用哪个期限？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3年”。从我们经办的案例看，在《民诉法司法解释》出台前的股权冻结期限裁定上记载的为2年，因此股权冻结实际上对应适用的是上述条款中的“冻结其他财产”，即现在股权冻结的期限不得超过3年。

五、执行中抵押权等担保物权和租赁权的处理原则

（一）依照2015年5月颁布的《执行异议复议规定》，查封成为法院认定与处分租赁合同的分水岭。查封以后抵押人自行出租的法院明确不予认可，而查封前将抵押物出租的则不同，法院会根据租赁合同和占有使用的证据来判别真伪作认定或处理。具体依据见该规定的第三十一条：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在上述法释未颁布前，法官对租赁合同的认定和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依据抵押合同对合同签订后出租不予认可，有的即便对查封后被出租的占用也不做涤除。以往的做法缘于《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规的“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具体见《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但是，对于什么情况下是条款所称会“影响”担保物权实现的情况呢？这需要法官根据事实加以判断，对确实会影响甚至阻却拍卖清偿应当及时对租赁占用予以及时涤除。否则仅靠担保物权人及律师一方的力量自行排除妨害，只会姑息恶意占有而拖延执行。

六、被执行人唯一一套住房的执行问题

（一）根据老的法规，比如2004年《查冻扣财产的规定》，如果执行标的系被执行人本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可以豁免执行，也就是一套住房不执行之说。该规定的第六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虽然第七条还规定，如果被执行人名下的唯一住房，超出了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必需的范围，人民法院可以执行。但因第七条规定得模糊，法官也不愿激化矛盾，故在执行中难以贯彻落实。

（二）后来颁布的《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通过对唯一一套房的认定和处理方式的明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僵局，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该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被执行人以执行标的系本人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对执行被执行人名下的唯一住房的情形，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具体情形包括： 1.对被执行人有扶养义务的人名下有其他能够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的；

2.执行依据生效后，被执行人为逃避债务转让其名下其他房屋的；

3.申请执行人已经按照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提供居住房屋，或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市场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五至八年租金的。

七、首封和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对查封财产的处置

（一）以往各地法院的处理规范和实践不一，直到2016年4月最高法颁布了《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法院的批复》，对这两种债权执行法院的处理原则和程序作了比较清晰的界定。从第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两层含义，第一，原则上首先由查封法院负责处分，但规定为了保证该债权上有担保物权等优先权利的实现做了程序和实体安排的平衡，故有了第二层规定，首封法院超过一定时间仍然未处分的，优先债权法院可以“要求移送执行”，属于强制性规定，以避免首封法院久拖不执。具体如下：

第一条：执行过程中，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冻结（以下简称查封）法院负责处分查封财产。但已进入其他法院执行程序的债权对查封财产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自首先查封之日起已超过60日，且首先查封法院就该查封财产尚未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的，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可以要求将该查封财产移送执行。

八、其他

（一）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的执行单位《执行工作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中作出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由审理案件的审判庭负责执行。

延伸关注：案例，某一审法院查封了被告某公司的股权，后被告下落不明而公告送达。二审法院迟迟未下判决。目前股权查封即将到期，续封应由哪个法院办理？按照这款规定，该案应当由二审法院的审判庭负责办理续封。而另一已经进入执行的案件，在房产被保全查封后，续封解封申请应当直接向执行机构的法官提出。

（二）执行中的一般授权代理和特别授权代理执行中为委托人申请执行款如何操作？依据《执行工作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委托代理的，应当向法院提交经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事项和代理人的权限。“委托代理人代为放弃、变更民事权利，或代为进行执行和解，或代为收取执行款项的，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因此，在律师已经有一般代理的情况下，在申请划转执行款等重要事项时，法院往往要求律师另外提交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申请书。有关代理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九条。

第二篇：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难题对策研究

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难题对策研究

吴玉光 张秀山 边学文 王 琦

【摘要】涉众型经济犯罪在实际办案中反映出来了在主观故意、犯罪数额、打击面大小、被害人工作和追赃等方面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第一，创新性地运用刑法基础理论，解决实体问题，其中“用间接故意理论创新解决主观方面的确定”、“对‘自愿被害人’坚决予以打击”的主张堪称本文的亮点；第二，综合运用诉讼法原理，正确处理程序性难题，其中“对犯罪总额，可采取‘就低原则’与‘优势证据原则’相结合的方法”则是作者的创新主张；第三，追求多个效果相统一，合理确定打击面。

【关键词】涉众型经济犯罪；犯罪目的；犯罪数额；共犯；被害人

一、司法机关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遇到的问题

（一）主观故意难以确定

涉众型经济犯罪，指被害人人数众多，以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为主要特征的犯罪，主要包括：非法集资类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型犯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等）；合同诈骗型犯罪（主要是以房屋中介形式进行合同诈骗等）。大多数涉众犯罪，如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均为目的犯，即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绝大多数的涉众犯罪分子在开始实施犯罪的时候，为了使受骗群众相信其“高额回报”的谎言，都会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内履行其承诺，以达到吸引更多资金的目的。当他们所吸收的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他们无力支付或故意拒不支付当初承诺的“高额回报”，但并不停止继续吸纳新的资金。而所有的嫌疑人在被传讯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辩称：他们所经营的项目具有产生高额回报的可能甚至是必然，完全可以实现其承诺，后来只不过是由于经营不善或出现意外情况才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其主观上有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往往成为罪与非罪的关键。

（二）犯罪数额难以确定

1．被害人不能尽数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涉众案件的被害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分布也较广，因此有些被害人并不知道案件的侦办情况，其本人也没有发现被骗，没有报案，因此没有及时参加到刑事诉讼中来，他们投入的资金也就没有被纳入涉案数额。另一方面，有些被害人在案发后仍存在侥幸心理，希望能让嫌疑人继续经营，以拿到其预期的收益，因此主动选择不参加到已经开始的刑事诉讼中来，给涉案数额的认定带来困难。

2．被害人实际投资数额难以确定。许多涉众案件的被害人在刚开始投入资金时如期拿到了高额回报，于是相信自己找到了“发财渠道”，想投入更多资金。此时犯罪嫌疑人往往劝说被害人将“红利”作为新的“资本”重新投资，而他们给被害人开具的收款证明却不能反映出这一过程，即收款证明反映出来的犯罪数额有可能高于被害人实际投入的数额。在案发后被害人出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大多都对此种情形予以否认，都说自己未获利，收款凭证中所载数额就是自己的实际损失数额；而嫌疑人却主张其中有先期返还的红利，或者本金已全部返还，收款凭证上的数额是其获得红利后继续投资额，自己的犯罪数额远没有那么高，甚至声称自己根本不欠某些被害人的钱。这种情况下难以取得其他证据，被害人实际受骗数额无法确定。

3．有些涉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机构和虽不十分规范却明晰清楚的“账目”，案发后，主要责任人对涉案数额的总数供述大体一致，并有相关的“账目”作书证。但由于前述两个原因，被害人证言所能证实的涉案数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有一定甚至是较大的差距。此时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被害人证言之间的矛盾能否看成是“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排除”，不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一定书证相结合能否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都成为确定犯罪数额的关键。

（三）打击面的大小不好把握

1．共犯如何确定

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传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组成形式上合法的公司，并有不同分工。案发后这些职业骗子则辩称自己未从被害人处接收存款，且其直接参与的犯罪数额无法确定；有些公司中有一些低层工作人员，只负责接受存款，开具收据，而基本上不参与其他活动，案发后辩称自己不知情，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常的工作。这些人能否作为共犯追究刑事责任，不同地区、不同案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亟待统一。

2．追究“层级”如何确定

涉众案件庞大的犯罪组织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其中下层的人员往往既是“害人者”又是“被害人”，他们在非法吸收他人存款的同时，自己也有大量资金投入，案发时有些人的损失甚至不比其他被害人少。如所有吸收过别人存款的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则打击面有些过大，如不全部追究，追究层级则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目前尚无可参考的标准。

3.“公众”的人数与数额双重标准如何把握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涉众案件之“众”有人数与钱数的双重标准。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个人非法吸收30万元或30户以上的，应予追诉。实际办案中发现30户很难达到，而30万元的标准却很容易突破。有些犯罪嫌疑人只非法吸收3、4户的存款甚至有的只是1、2户，数额就远远超过了30万元，这种情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就显得不是很恰当，不予追究又违背法律规定，有放纵犯罪之嫌，处理起来缺乏依据。

（四）被害人方面工作繁重

1．被害人态度对立严重，干扰司法

案发后被害人对案件的态度往往分为两派，一派对嫌疑人恨之入骨，坚决要求司法机关严惩；另一派则对嫌疑人仍存侥幸心理，认为再有一些时间，他们可能能实现所许诺的高额回报，因此要求司法机关撤销案件，释放嫌疑人，给他们机会和时间去实现他们的承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一方面多方上访，制造舆论给司法机关施压，另一方面与司法机关对立严重，有时也会发生冲突，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2.“自愿被害人”的存在由于涉众案件影响大，有些案件中政府为了平息群众情绪，维护社会稳定，拿出部分资金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但是，近来办案人员发现，有些被害人就是以往类似案件的被害人，他们先前拿到了政府的补偿，认为反正最后有政府支撑，最起码不会赔，能赚到高额回报更好，因此，不再是简单的“被骗”，而是自愿地把钱投入到非法集资人手中，成为“自愿被害人”。

3．取证工作量太大，以致证言取得不规范

由于涉及人员多、资金繁杂、无财务账目等因素，涉众案件取证难度很大。有些地方由于涉案人员太多了，工作人员一一录取证人证言需要的时间太长，他们就利用原有的传销层级，指定上线负责把下线的被害人姓名和涉案金额简单做一下登记，就作为证据使用。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难以达到据以定案的证据规格，案件质量受到影响。

4．追加诉讼现象较多

个别涉众案件有很强的跨地域性，有些被害人不知道嫌疑人已被公安司法机关查处，由于不知情而没有报案，等到案件程序结束后，其他的被害人发现自己被骗，又陆续报案，导致程序又重新启动，浪费司法资源。

（五）追赃困难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绝大多数涉案金额巨大，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犯罪为例，个案涉案金额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超过亿元的案件也在不断增多。受害群众的集资款项或是被非法集资者用于投资转贷、风险经营，或是被其非法占有、挥霍，案发后大部分资金已无法追回，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严重。如方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损失高达1.8亿元，目前追缴、扣押及冻结款物仅为100余万元。追赃少、变现难的窘境往往又是引发被害人集体上访、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直接诱因。

二、破解涉众型经济犯罪难题的对策

（一）创新性地适用刑法基础理论，解决实体问题

1．用间接故意理论认定被告人“非法占有的目的”

按照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目的犯没有间接故意。但是笔者认为，间接故意同样可以认定被告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吸揽他人存款的行为，使其产生了告知投资人所承担的风险和随时通报经营状况，特别是重大资金困难状况的义务。行为人明知自己无法支付高额回报，也明知自己将会因他人的错误而获得非法利益，却不明确告知投资人，任由他们继续注人大量资金，放任他人受损失而自己非法获利结果的发生。此时无论行为人先前支付了他人多少回报，主观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以共犯理论为基础确定追究层级及非典型共犯

(1)综合考察主、客观因素，合理确定追究层级

涉众案件的涉案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对于庞大的金字塔结构所涉及的人员追究到哪一级，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追究策划者、组织者、积极参与者的刑事责任一般没有争议，焦点在于中下层的大量人员。笔者认为，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逐个考量，而不应一刀切地决定追究到第几级。一方面要查清嫌疑人是否明知整个公司及其个人行为的性质，即是否明知自己或公司进行的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另一方面要针对其个人实际参与的行为，参照个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

(2)综合考虑主观状态及后果，确定是否追究实施骗术人的刑事责任

对那些推波助澜的所谓“宣传员”，首先要确定其主观上是否明知整个集体行为的非法性和欺骗性，如果本人也是被蒙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合法的经营行为，只是在宣传时有些夸大，则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而那些主观上明知自己在进行非法行为，客观上编造事实，虚假宣传，蛊惑他人，自己从中获得非法利益的，则应以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3．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对“自愿被害人”不予保护

“自愿被害”实际是一种寻租行为，“自愿被害人”在主观上不再是“被骗”，而是利用政府的爱民宗旨主动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他们是利用他人的非法行为谋取形式合法却实质非法的个人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讲，“自愿被害人”的存在对涉众型犯罪起了纵容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是看到他们大量投资，或者听了他们“绝对亏不了”、“政府不可能不管”的宣传才上当受骗。对这类人不仅在发还赃款时应予以区别对待，而且应该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必要时可以由金融机构给予行政手段的制裁。

4．综合考量社会危害性，兼顾人数与数额双重标准定罪

按照我国刑法理论，被告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相适应。前述两高《追诉标准》是2001年制定的，其关于数额的规定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形势。而且单纯的规定数额标准对于涉众案件并不完全恰当，应综合考虑其所涉及的被害人人数、主观故意状态、采取的手段及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等，全面衡量其社会危害性，最终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综合运用诉讼法原理，正确处理程序性难题

1．准确把握证明标准，合理界定“证据确实充分”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但这并不等于要求与案件事实有

关的每一个细节面面俱全，只要相互印证的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就可以认定。如书证与嫌疑人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其犯罪事实，只是由于某些原因被害人无法找到，缺乏被害人陈述这一证据，仍然可以认定犯罪事实。无可否认，能够搜集到被害人证言，证据更加完整、扎实，但不是没有这一证据就绝对不能定案，否则就有可能放纵犯罪。

2.“优势证据原则”与“就低原则”相结合确定犯罪数额

犯罪数额是涉众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但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十分精确的数额往往无法确定。仅就犯罪数额的确定这一环节来讲，可以借鉴民事诉讼法的一些做法。多个证据彼此矛盾，可以采取优势证据原则，即综合考量证据的证明力，采信证明力强的证据。如书证与证人证言、嫌疑人口供相矛盾，除非其能提出反证，否则以书证为准；多个证人的证言数额接近，而嫌疑人的供述却与之相去甚远，如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则采用证人证言。如各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相当，无法判定哪种证据占优，则采取就低原则。

3．增加公告程序，避免追加诉讼

在查处涉众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借鉴民事诉讼中的公示催告程序，设立公告程序。立案后，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活动的全部区域内，采用公告的方式督促被害人，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参与到讼诉中来，最大可能地一次性解决问题。

（三）追求多个效果相统一，合理确定打击面

1．多方合作，加大追款力度

处理涉众案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就是追缴赃款，挽回损失，做好这项工作的社会影响有时远远超过了查办犯罪嫌疑人本身。但这不是仅靠司法机关的力量所能实现的，需要健全的社会信用与金融制度的保障。公安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同时需要马上冻结、扣押其全部资产。当前的做法是只有司法机关提供出相应的账号，金融机构才予以协助，对嫌疑人的隐匿资产无力查封。尽管我国已经实行了银行账户实名制，但是仍需要个人账户单一制配合建立起信用制度，即每个人只能选择一家银行开办一个账户对其全部资产进行管理。如果建立起这样的信用制度，嫌疑人转移、隐匿资产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小，追款难度也会降低。

2．重视被害人工作，坚持原则，说服教育和严格执法相结合被害人工作实际上是一项普法工作。要把法律规定向被害人解释清楚，既为他们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为什么受到刑事追究并有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制裁，又要帮助他们反思自己的行为，避免今后再次上当受骗。对那些心存侥幸的被害人，则要揭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本质，打破幻想，说服他们依靠法律解决问题。

3．对没有特殊情节的被害人可以设计格式笔录，由被害人自行填写

涉众案件被害人证言取证工作量大，重复性高是客观事实，可以针对没有特殊情节的被害人设计成格式笔录，把需要告知的事项和询问的问题事先印制好，由被害人亲笔填写并签字确认。之后由办案人当场审核，不清楚的地方及时补充，这样既能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又能节约办案资源。

【作者单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0年第6期

第三篇：非法集资犯罪主要法律规定

非法集资犯罪主要法律规定

目前我国刑法规定了四种非法集资类的犯罪：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是意图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来营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1、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2、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3、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4、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5、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6、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7、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8、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9、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10、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11、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下列情形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1、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

2、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4、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二）集资诈骗罪

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意图直接占有所募集的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犯集资诈骗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个人进行集资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进行集资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追究刑事责任。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1、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2、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3、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4、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7、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8、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三）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指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以转让股权等方式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累计超过200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构成犯罪的，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定罪处罚。

（四）非法经营罪

违反国家规定，未经依法核准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募集基金，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股票、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债券，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四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调研报告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到国家、集体、个人等多重利益，我们把他称为涉众型经济犯罪。所谓“涉众，”是指涉及众多的受害人，特别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近几年来，此类犯罪在一些地区频繁发生，涉及人员多、时间跨度大、地域广，不仅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因而是一类最容

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最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最容易引起群情上访；最容易形成新的社会矛盾；成为影响地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在近年来的经侦工作中，虽然我们始终把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作为工作重点，但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抬头甚至扩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公安经侦职能部门要始终把打击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作为工作重点，防止蔓延坐大，应当采取有效对策防之蔓延。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滋生和蔓延的原因分析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体制改革后的民营公司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为当地农村百姓和下岗职工提供了再就业的重要场所。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有极少部分的公司企业披着“合法”的外衣掩盖“非法”的经济犯罪活动，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择手段筹措资金，疯狂在民间以高额利息诱骗群众投资，极大刺激群众现投现收益的愿望。但目前国家实行的是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银行存款利率低；收益少，民间投资市场活跃、投资需求望盛，相对狭窄的投资渠道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在客观上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

（二）伪装逼真，识别投资陷阱难度大。有部分公司在建立之初，为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有意夸大自已资金充足、实力雄厚，并拿出一套具有尖端科技性、效益性的虚假开发项目资料作为宣传攻势，骗取政府和社会群众的信任，从而导致公司在不具备开发物质和条件的情况下，却顺利取得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相关手续，为造大影响面和吸引力，邀请地方拥有‘权’和‘钱’一手统的各部门领导及社会各界同仁志士奠基同贺，采取这种极其诱惑性的伎俩，致使三种不同性格、不同工种的群众上当受骗，一种是下岗职工；二种是城镇无职无业人员及农村部分农民；三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前两种受害群众防范意识薄弱，主要是缺乏对不法分子公司业务经营和资信进行印证和深入了解渠道，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位置，无法作出正确判断，识别不到投资的陷阱，主观上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不法分子在运作之初就采取“折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拿后来投资者的钱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在这种高额回报的诱惑下，盲目从众、跟风上当。而第三种受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财迷心窍、贪图心切、有法不依、知法犯法，有的不仅把自已的积蓄搭进去，甚至到银行借贷也投了进去，除了因为不法分子的奸狡巨猾以外，是因为极个别国家工作人员贪婪，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主观上更是为不法分子助长了胆大狂为的野心。

（三）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协调配合机制不健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频繁发生、愈演愈烈，犯罪花样不断翻新，手段更加狡猾。因此，要加强监管，监管是源头的关键，是防范经济犯罪的根本。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不是公安一家的职责，涉及经济、宣传、工商、税务、检、法、银行、处非和统计等相关职能部门，要建立长效机制，协调配合、形成合力。针对这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要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理。近来我们在侦办此类案件中发现，投资群众往往把这类案件诉讼到法院寄予解决，法院立为“经济纠分”受理，此类案件涉众多、地域广，一拖半年一年，个别受害者半年一年没有等到法院的明确答复又才跑来公安报案，几经周旋才立案侦办，待去找犯罪嫌疑人时，人离搂空、早已逃之夭夭。这充分暴露了我们相关部门之间协作机制的不完善。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点

（一）花样不断翻新，手段更加狡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在十多年前，经管部门倡导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组织，每个乡镇设一个点，夫妻俩经营，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入股等活动，用间单的手段攫取钱财。后来又以造林、种植、养殖等比较单一的手段骗取资金。现在逐渐转变发展项目为投资入股、投资销售、投资加工等五花八门的招牌，最终未见一种项目品牌问世，所玩这些花招，实为想套取国家资金，可见欺骗性更强、手段更复杂，且单一手段和复杂手段并存。

（二）诡计多端、欺骗性强。不法分子在注册成立公司后，为了诱骗更多的群众上当，又相应成立了多家关联公司或分公司，以“合法”掩盖“非法。”为显示所谓“实力，”购买豪华气派小骄车；造建富丽堂皇时髦雅致别墅；设置规范内部组织机构；从董事长到总经理至财务总监、出纳、会计及副手，基本上由一家子或直系亲属及好友担任，把一家子安排到各科室

高管位子，是为掌握和动用公司资金的“制控”权。因此，对公司资金流进流出设置2套帐本，一套是收入“油水”帐；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自家人保管掌握；另一套是收支“流水”帐；不能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是应付税务等相关职能部门检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有问题让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因此，公司员工想要掌握或了解公司资金盈亏的底细，也只能是知其

然而不知所以然。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防范对策

1.建立长效机制。在市场经济转型的条件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不会被一次或几次查处就可遏制的，有可能抬头甚至扩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公安机关要积极向上级党委、政府反映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情况，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政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相关监督管理职能部门之间建立长期的、行之有效的协作机制，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建立长效机制最为重要。合理分工、相互配合、相互沟通、互通信息、达成共织、形成打击合力，提高打击效率。

2.加强宣传攻势。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墙报等形式宣传国家和政府对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有关法律和政策，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违法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设置专门咨询宣传点，帮助群众怎样识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和疑难点问题，教育群众远离非法集资和自觉抵制非法集资的诱惑，增强群众的法律、政策意识和识别能力，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以案说法、以案警人，营造打击防范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的氛围。

3.牢固树立情报导侦意识，掌握侦查工作主动权。面对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频繁发生的形势，以情报为主导的侦查方法，才能尽早制控、尽早出击。因此，在布控工作中要考虑周密，要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建立控制阵地，着力提高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主动发现和主动进攻能力，把情报信息贯穿于侦查破案工作的整个过程，同时利用隐秘力量提供的情报来追逃追赃和抓获犯嫌疑人。要强化对涉众型经济犯罪信息的收集，切实掌握此类犯罪的规律特点和发展趋势，积极实践情报研判、情报导侦的侦控方法，做到及时发现快速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

4.严厉打击、维稳一方。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是打击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的专业队伍，要着力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办案技能和执法水平，才能胜任担当此项工作。因此，严厉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要制订具体周密的侦查措施，积极开展探索和研究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作案手法、特点及规律，积极寻求更强有力的工作方法、手段和工作措施，要不断加大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侦破力度，坚决打掉涉众型经济犯罪中起主要骨干的人员，在实战中提高侦破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效率和质量，做到侦之能拘、拘之能捕、捕之能判的办案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发生，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第五篇：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调查思考

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调查思考

非法集资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这类犯罪由于涉案人数众多而影响大、危害深，如果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笔者在剖析近年来的一些典型案件之后，认为该类犯罪法律适用上有如下难点，同时提出对这些难点如何适用的思考意见。

一、中介人的追诉

非法集资有多种形式，其中之一是通过中介人去发布信息，宣传动员亲友等人参与集资。有的中介人牟取的提成或中介费多达数百万元，在非法集资活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因涉及人数众多，情况复杂，在处理时应注意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把握：

1.区分中介人实施非法中介的情节轻重，依法分类处理。中介人实施非法中介的情节，主要应考察介绍集资户的时间、人次、集资的金额、非法获利金额、介绍集资户的资金性质、集资户的损失、实施虚假宣传的程度以及其他关联情节。

2.区分中介人与非法集资主体的关系。如果中介人受非法集资单位聘任或雇佣专门从事中介工作，当其作用达到直接责任人员的程度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XX年1月《全国 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可以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论处。

3.区分中介人在非法集资中实施的行为。一是中介人与非法集资主体在非法集资活动上有共谋并实施了中介行为，如果非法集资主体是自然人，中介人员按照非法集资人员所犯罪名的共犯处罚；如果非法集资主体是单位，按照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共犯处罚。二是中介人与非法集资主体在非法集资活动中虽然没有共谋但实施了中介行为，如果中介人明知集资主体是集资诈骗或者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实施这些行为的，则以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犯处罚。如果中介人只有帮助非法集资的故意而不明知集资主体实施的是集资诈骗犯罪，则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

二、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分

非法集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是以单位集资的形式实施的，在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的认定上难以区分。笔者认为必须从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最高司法机关司法性文件的意见中准确把握。《纪要》指出：“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单位犯罪中的单位作了明确界定，同时对表面形式是单位犯罪依法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的情形也作出了明确 规定。关于单位的概念上述解释界定为：“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具备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纪要》进一步明确：以单位的分支机构、内设机构、内设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犯罪所得对分支机构、内设机构、内设部门所有的，该分支机构、内设机构、内设部门可构成单位犯罪。关于以单位名义实施，依法应按自然人犯罪处理的上述“解释”规定了三种情形：“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2.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非法集资过程中的犯意转化的界定

非法集资是一个动态持续过程，有的行为人开始阶段是只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但随着归还能力的变化，在集资过程中又产生了非法占为己有的故意。《纪要》指出：“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非法集资或者在非法集资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资金的故意，均构成集资诈骗罪。”把握这种犯意，除考察行为人有无携带集资款逃跑、挥霍集资款、使用集资款进行犯罪活动和拒不归还集资款、采取各 种手段逃避返还集资款的情形外，关键应考察大量集资时是否有归还能力。在非法集资过程中，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还大量集资的，可确立为犯意的转化点。对此，可从犯意转化阶段，行为人的资产状况、利率、金额和集资资金投向项目的预期效益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行为人已经处于亏损经营，又无归还的资产保障，非法集资的利率高、金额大，所投向的经营项目预期收益一般甚至根本没有效益，根本不具有归还集资款的能力，可以认定为此阶段犯意发生转化。犯意转换点非常明显的，前一阶段的行为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转化后的行为定集资诈骗罪。

四、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认定

《纪要》指出：“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但对于受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这里对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何把握其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有一定难度。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综合考察：行为人与主管人员有共谋，或在主管人员的授意下积极开展非法集资活动，策划并实施广告宣传的，或者在履行非法集资流程中的行为的同时，还实施了介绍、招揽集资户的行为的，应属于典型的较大作用。行为人的职务、岗位职责 与非法集资活动密切相关，但与主管人员无共谋，也没有实施具体的诈骗行为，或只是被动地接受领导指派或奉命参与实施了非法集资流程中的某些环节中的行为，不应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但行为人还实施了帮助隐匿转移资金、毁坏隐匿相关资料以规避归还集资款的行为，或者案发后在接受调查中实施了严重妨碍调查的行为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包括以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五、集资诈骗中的犯罪数额计算

对于集资诈骗犯罪数额的计算，《纪要》中有明确的意见，即“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术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的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但应当将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扣除。”这说明集资诈骗的犯罪金额是指将集资诈骗所非法集资的总额减去已经归还的本息，也就是案发时仍为行为人非法占有的非法集资额与用于支付中介费、手术费、回扣、行贿、赠予的金额之和。

六、非法集资不特定对象的准确把握

如何把握对象的不特定，笔者认为应从如下两个方面去综合分析：

1.集资户的抗集资风险能力。社会不特定对象往往缺乏 投资知识，难以承担集资款无法返还的损失风险，而针对特定对象的集资是指一些区别于社会公众具有较完善的投资理性和投资知识，抵御投资风险的投资人，牵涉集资对象人数较少，对此只能作一般民事纠纷处理。

2.集资主体集资行为的辐射力。如果非法集资主体所实施的非法集资行为所辐射的面连行为人都难以预料，就应视为面对不特定对象。比如内部职工的亲友、中介人的亲友等，应视为向不特定对象进行非法集资。

七、一罪或数罪

在非法集资过程中，容易发生数罪的情况，比如非法集资过程中的犯意转化形成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为非法集资而虚报注册资本成立公司，将集资款用于赌博等犯罪活动，为掩盖非法集资事实实施的相关犯罪等等。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数个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则按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论处。如果没有牵连关系的，则按数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