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涉众型经济犯罪呈职业化
涉众型经济犯罪呈职业化 顾志翔 史丽英 莫凡
涉 众型经济犯罪是指发生在经济运行领域，以高额回报等虚假信息为诱饵，以众多不特定公众为侵害对象，非法谋取巨额钱财，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并危及社会稳 定，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近年来，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合同诈骗为主的涉众型经济犯罪呈现高发态势，直接损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近日，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对近年来受理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了相应的预 防对策。
发案特点
犯罪涉及面广。从涉案行业看，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到金融、农业、养殖业、保健品、环保、高科技、房地产等多个领域;从受害群体看，几乎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其中以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和中老年女性居多。
形 式多样、手段不断翻新。犯罪分子编造各种名目，以高额回报、共同致富为诱饵，骗取群众资金，其手法多样，不断翻新。有的以投资联营为名，采取产权转让后再 返租手段进行非法集资;有的以中介机构非法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的形式，还有的以中介名义勾结当事人从事非法活动并从中牟利。如赵某非法经营一案，赵某于 2004年4月至2006年4月间，在其租住房间内私自为24名当事人办理跨国婚姻介绍活动，采取虚假手段骗取签证、护照等出境证件并从中牟取暴利，严重 损坏我国的出入境管理秩序，并给相关当事人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多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此类犯罪分子善于钻法律法规和经济管理活动 的漏洞，犯罪的预谋性强，作案手法越来越狡诈，非法活动的性质越来越难以识别。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以貌似合法的 经营活动掩盖其非法目的。不法分子为吸引更多的群众，编制各种名目，往往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来诱惑群众以骗取资金。
犯罪职业化。此 类犯罪的主要涉案成员多为有过非法集资、传销等违法犯罪的前科劣迹人员，从预谋犯罪到设立公司、招募人员到具体逐步实施犯罪，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涉案公司、企业内部都有着严密的组织分工，首犯大多隐藏在幕后操纵，犯罪各个环节采取单线联系，一个环节事发主要涉案人员即四处逃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 展，一些地方逐
渐出现专职从事资金筹集的“金融掮客”，一些涉案公司和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募集资金，都是由这些人具体策划实施，为犯罪活动提供专业技术支 持，并从中牟取暴利。
社会危害严重。这类犯罪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就是用后期收取的资金支付前期投资人的本金、高额回报及提成费 用，直至案件发生时，部分或大部分涉案资金已消耗于实施犯罪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大肆挥霍中，形成严重的亏空。查处中，能追回的损失相对较少，给受害群众经济 和精神上造成的损害严重，受害群众情绪不稳，极易受他人煽动。
预防对策
加大法制宣传和犯罪预警的广度与深度。结合涉众型经济犯罪典型案例，检察机关可以有针对性地向离退休干部、下岗职工等易受骗的群体以案说法，开展警示教育，使群众了解各种经济犯罪的形态和手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及时识破犯罪分子的谎言，使犯罪分子无处遁形。
借鉴扫黄打非的成功经验，加强预防监管机制的纵深化建设。可考虑在检察机关设立预防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专门机构，以多种形式加强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沟通交流，及时掌握民间非正常的投资动态，防患于未然。
对 各级政府中负有立项审批和招商引资权限的各专门委员会、部门和人员，加强案例培训，提升犯罪预防水平。从司法实践中看，利用政府部门的立项批文虚张声势蒙 蔽群众，已经成为一种新型诈骗犯罪手段。应当有针对性地对有关部门的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以案说法，引导其在行使审批权的过程中，适度地考查项目申请人 的投资实力，慎发批复性文件，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以避免相关案件案发后招致受骗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上访缠诉，导致案结事难了。
第二篇：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难题对策研究
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难题对策研究
吴玉光 张秀山 边学文 王 琦
【摘要】涉众型经济犯罪在实际办案中反映出来了在主观故意、犯罪数额、打击面大小、被害人工作和追赃等方面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第一，创新性地运用刑法基础理论，解决实体问题，其中“用间接故意理论创新解决主观方面的确定”、“对‘自愿被害人’坚决予以打击”的主张堪称本文的亮点；第二，综合运用诉讼法原理，正确处理程序性难题，其中“对犯罪总额，可采取‘就低原则’与‘优势证据原则’相结合的方法”则是作者的创新主张；第三，追求多个效果相统一，合理确定打击面。
【关键词】涉众型经济犯罪；犯罪目的；犯罪数额；共犯；被害人
一、司法机关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遇到的问题
（一）主观故意难以确定
涉众型经济犯罪，指被害人人数众多，以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为主要特征的犯罪，主要包括：非法集资类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型犯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等）；合同诈骗型犯罪（主要是以房屋中介形式进行合同诈骗等）。大多数涉众犯罪，如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均为目的犯，即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绝大多数的涉众犯罪分子在开始实施犯罪的时候，为了使受骗群众相信其“高额回报”的谎言，都会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内履行其承诺，以达到吸引更多资金的目的。当他们所吸收的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他们无力支付或故意拒不支付当初承诺的“高额回报”，但并不停止继续吸纳新的资金。而所有的嫌疑人在被传讯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辩称：他们所经营的项目具有产生高额回报的可能甚至是必然，完全可以实现其承诺，后来只不过是由于经营不善或出现意外情况才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其主观上有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往往成为罪与非罪的关键。
（二）犯罪数额难以确定
1．被害人不能尽数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涉众案件的被害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分布也较广，因此有些被害人并不知道案件的侦办情况，其本人也没有发现被骗，没有报案，因此没有及时参加到刑事诉讼中来，他们投入的资金也就没有被纳入涉案数额。另一方面，有些被害人在案发后仍存在侥幸心理，希望能让嫌疑人继续经营，以拿到其预期的收益，因此主动选择不参加到已经开始的刑事诉讼中来，给涉案数额的认定带来困难。
2．被害人实际投资数额难以确定。许多涉众案件的被害人在刚开始投入资金时如期拿到了高额回报，于是相信自己找到了“发财渠道”，想投入更多资金。此时犯罪嫌疑人往往劝说被害人将“红利”作为新的“资本”重新投资，而他们给被害人开具的收款证明却不能反映出这一过程，即收款证明反映出来的犯罪数额有可能高于被害人实际投入的数额。在案发后被害人出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大多都对此种情形予以否认，都说自己未获利，收款凭证中所载数额就是自己的实际损失数额；而嫌疑人却主张其中有先期返还的红利，或者本金已全部返还，收款凭证上的数额是其获得红利后继续投资额，自己的犯罪数额远没有那么高，甚至声称自己根本不欠某些被害人的钱。这种情况下难以取得其他证据，被害人实际受骗数额无法确定。
3．有些涉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机构和虽不十分规范却明晰清楚的“账目”，案发后，主要责任人对涉案数额的总数供述大体一致，并有相关的“账目”作书证。但由于前述两个原因，被害人证言所能证实的涉案数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有一定甚至是较大的差距。此时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被害人证言之间的矛盾能否看成是“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排除”，不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一定书证相结合能否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都成为确定犯罪数额的关键。
（三）打击面的大小不好把握
1．共犯如何确定
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传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组成形式上合法的公司，并有不同分工。案发后这些职业骗子则辩称自己未从被害人处接收存款，且其直接参与的犯罪数额无法确定；有些公司中有一些低层工作人员，只负责接受存款，开具收据，而基本上不参与其他活动，案发后辩称自己不知情，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常的工作。这些人能否作为共犯追究刑事责任，不同地区、不同案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亟待统一。
2．追究“层级”如何确定
涉众案件庞大的犯罪组织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其中下层的人员往往既是“害人者”又是“被害人”，他们在非法吸收他人存款的同时，自己也有大量资金投入，案发时有些人的损失甚至不比其他被害人少。如所有吸收过别人存款的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则打击面有些过大，如不全部追究，追究层级则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目前尚无可参考的标准。
3.“公众”的人数与数额双重标准如何把握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涉众案件之“众”有人数与钱数的双重标准。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个人非法吸收30万元或30户以上的，应予追诉。实际办案中发现30户很难达到，而30万元的标准却很容易突破。有些犯罪嫌疑人只非法吸收3、4户的存款甚至有的只是1、2户，数额就远远超过了30万元，这种情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就显得不是很恰当，不予追究又违背法律规定，有放纵犯罪之嫌，处理起来缺乏依据。
（四）被害人方面工作繁重
1．被害人态度对立严重，干扰司法
案发后被害人对案件的态度往往分为两派，一派对嫌疑人恨之入骨，坚决要求司法机关严惩；另一派则对嫌疑人仍存侥幸心理，认为再有一些时间，他们可能能实现所许诺的高额回报，因此要求司法机关撤销案件，释放嫌疑人，给他们机会和时间去实现他们的承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一方面多方上访，制造舆论给司法机关施压，另一方面与司法机关对立严重，有时也会发生冲突，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2.“自愿被害人”的存在由于涉众案件影响大，有些案件中政府为了平息群众情绪，维护社会稳定，拿出部分资金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但是，近来办案人员发现，有些被害人就是以往类似案件的被害人，他们先前拿到了政府的补偿，认为反正最后有政府支撑，最起码不会赔，能赚到高额回报更好，因此，不再是简单的“被骗”，而是自愿地把钱投入到非法集资人手中，成为“自愿被害人”。
3．取证工作量太大，以致证言取得不规范
由于涉及人员多、资金繁杂、无财务账目等因素，涉众案件取证难度很大。有些地方由于涉案人员太多了，工作人员一一录取证人证言需要的时间太长，他们就利用原有的传销层级，指定上线负责把下线的被害人姓名和涉案金额简单做一下登记，就作为证据使用。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难以达到据以定案的证据规格，案件质量受到影响。
4．追加诉讼现象较多
个别涉众案件有很强的跨地域性，有些被害人不知道嫌疑人已被公安司法机关查处，由于不知情而没有报案，等到案件程序结束后，其他的被害人发现自己被骗，又陆续报案，导致程序又重新启动，浪费司法资源。
（五）追赃困难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绝大多数涉案金额巨大，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犯罪为例，个案涉案金额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超过亿元的案件也在不断增多。受害群众的集资款项或是被非法集资者用于投资转贷、风险经营，或是被其非法占有、挥霍，案发后大部分资金已无法追回，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严重。如方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损失高达1.8亿元，目前追缴、扣押及冻结款物仅为100余万元。追赃少、变现难的窘境往往又是引发被害人集体上访、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直接诱因。
二、破解涉众型经济犯罪难题的对策
（一）创新性地适用刑法基础理论，解决实体问题
1．用间接故意理论认定被告人“非法占有的目的”
按照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目的犯没有间接故意。但是笔者认为，间接故意同样可以认定被告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吸揽他人存款的行为，使其产生了告知投资人所承担的风险和随时通报经营状况，特别是重大资金困难状况的义务。行为人明知自己无法支付高额回报，也明知自己将会因他人的错误而获得非法利益，却不明确告知投资人，任由他们继续注人大量资金，放任他人受损失而自己非法获利结果的发生。此时无论行为人先前支付了他人多少回报，主观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以共犯理论为基础确定追究层级及非典型共犯
(1)综合考察主、客观因素，合理确定追究层级
涉众案件的涉案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对于庞大的金字塔结构所涉及的人员追究到哪一级，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追究策划者、组织者、积极参与者的刑事责任一般没有争议，焦点在于中下层的大量人员。笔者认为，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逐个考量，而不应一刀切地决定追究到第几级。一方面要查清嫌疑人是否明知整个公司及其个人行为的性质，即是否明知自己或公司进行的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另一方面要针对其个人实际参与的行为，参照个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
(2)综合考虑主观状态及后果，确定是否追究实施骗术人的刑事责任
对那些推波助澜的所谓“宣传员”，首先要确定其主观上是否明知整个集体行为的非法性和欺骗性，如果本人也是被蒙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合法的经营行为，只是在宣传时有些夸大，则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而那些主观上明知自己在进行非法行为，客观上编造事实，虚假宣传，蛊惑他人，自己从中获得非法利益的，则应以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3．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对“自愿被害人”不予保护
“自愿被害”实际是一种寻租行为，“自愿被害人”在主观上不再是“被骗”，而是利用政府的爱民宗旨主动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他们是利用他人的非法行为谋取形式合法却实质非法的个人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讲，“自愿被害人”的存在对涉众型犯罪起了纵容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是看到他们大量投资，或者听了他们“绝对亏不了”、“政府不可能不管”的宣传才上当受骗。对这类人不仅在发还赃款时应予以区别对待，而且应该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必要时可以由金融机构给予行政手段的制裁。
4．综合考量社会危害性，兼顾人数与数额双重标准定罪
按照我国刑法理论，被告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相适应。前述两高《追诉标准》是2001年制定的，其关于数额的规定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形势。而且单纯的规定数额标准对于涉众案件并不完全恰当，应综合考虑其所涉及的被害人人数、主观故意状态、采取的手段及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等，全面衡量其社会危害性，最终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综合运用诉讼法原理，正确处理程序性难题
1．准确把握证明标准，合理界定“证据确实充分”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但这并不等于要求与案件事实有
关的每一个细节面面俱全，只要相互印证的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就可以认定。如书证与嫌疑人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其犯罪事实，只是由于某些原因被害人无法找到，缺乏被害人陈述这一证据，仍然可以认定犯罪事实。无可否认，能够搜集到被害人证言，证据更加完整、扎实，但不是没有这一证据就绝对不能定案，否则就有可能放纵犯罪。
2.“优势证据原则”与“就低原则”相结合确定犯罪数额
犯罪数额是涉众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但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十分精确的数额往往无法确定。仅就犯罪数额的确定这一环节来讲，可以借鉴民事诉讼法的一些做法。多个证据彼此矛盾，可以采取优势证据原则，即综合考量证据的证明力，采信证明力强的证据。如书证与证人证言、嫌疑人口供相矛盾，除非其能提出反证，否则以书证为准；多个证人的证言数额接近，而嫌疑人的供述却与之相去甚远，如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则采用证人证言。如各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相当，无法判定哪种证据占优，则采取就低原则。
3．增加公告程序，避免追加诉讼
在查处涉众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借鉴民事诉讼中的公示催告程序，设立公告程序。立案后，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活动的全部区域内，采用公告的方式督促被害人，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参与到讼诉中来，最大可能地一次性解决问题。
（三）追求多个效果相统一，合理确定打击面
1．多方合作，加大追款力度
处理涉众案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就是追缴赃款，挽回损失，做好这项工作的社会影响有时远远超过了查办犯罪嫌疑人本身。但这不是仅靠司法机关的力量所能实现的，需要健全的社会信用与金融制度的保障。公安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同时需要马上冻结、扣押其全部资产。当前的做法是只有司法机关提供出相应的账号，金融机构才予以协助，对嫌疑人的隐匿资产无力查封。尽管我国已经实行了银行账户实名制，但是仍需要个人账户单一制配合建立起信用制度，即每个人只能选择一家银行开办一个账户对其全部资产进行管理。如果建立起这样的信用制度，嫌疑人转移、隐匿资产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小，追款难度也会降低。
2．重视被害人工作，坚持原则，说服教育和严格执法相结合被害人工作实际上是一项普法工作。要把法律规定向被害人解释清楚，既为他们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为什么受到刑事追究并有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制裁，又要帮助他们反思自己的行为，避免今后再次上当受骗。对那些心存侥幸的被害人，则要揭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本质，打破幻想，说服他们依靠法律解决问题。
3．对没有特殊情节的被害人可以设计格式笔录，由被害人自行填写
涉众案件被害人证言取证工作量大，重复性高是客观事实，可以针对没有特殊情节的被害人设计成格式笔录，把需要告知的事项和询问的问题事先印制好，由被害人亲笔填写并签字确认。之后由办案人当场审核，不清楚的地方及时补充，这样既能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又能节约办案资源。
【作者单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0年第6期
第三篇：涉众型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及其适用
涉众型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及其适用
印仕柏 李春阳
2012-06-27 22:59:52
来源：《法学评论》2010年第5期
关键词: 涉众型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宽严相济
内容提要: 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涉案范围广泛、涉案金额巨大、犯罪手段带有欺骗性、危害后果严重等特点，在案件定性、证据收集、协调处理、社会矛盾化解等方面具有较大难度。在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过程中要运用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争取早发现、早处置，在司法过程中要做到区别对待、严格依法、统一平衡，自由刑与财产刑并重，慎用死刑。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呈现出高发态势，这类案件的受害人特别众多，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对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的破坏性特别大，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把握对这类犯罪的处理，具体处理过程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和可供借鉴的经验？为了有助于我国深入开展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打击与处理，我们在多年办理这类案件故而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加以分析和总结，期望能抛砖引玉。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涉众型经济犯罪并非刑法学意义上的类罪概念，而只是司法实践中对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侵害社会公众经济利益的一类犯罪的总称，具体是指涉及众多被害人，特别是涉及众多不特定被害群体的经济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上位概念是经济犯罪，一般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实施的危害经济法律秩序的行为，具体是指我国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因此，对于涉及不特定多数被害人的一般侵财型犯罪，不认为是涉众型经济犯罪。从公安部通报的典型案例[1]和媒体报道的案件来看，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合同诈骗、保险诈骗、组织领导传销罪[2]等罪名，此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以及证券领域的经济犯罪也存在着涉众因素。
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如下特征：
（一）涉案范围的广泛性
这是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第一，是指被害人人数众多且不特定。比如，涉众型经济犯罪之“众”是指该类经济犯罪涉及被害人人数众多，且往往为不特定的人。非法集资犯罪是典型的涉众型犯罪，它包括两个罪名，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这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均包括对象的不特定性。第二，是指涉及领域较多。涉众型经济犯罪往往涉及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农业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旅游开发、医药、证券等诸多领域。第三，牵涉到案件当中的部门、环节多。涉众型经济犯罪发展到一定气候，往往会牵涉到相关的审批单位、新闻媒体、公证机关、会计审计事务所以及金融机构等。第四，参与人员多元，而且往往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从犯罪主体来看，既有公司和家族式的企业，也有自然人结成的犯罪团伙，涉案人员往往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如非法集资类犯罪往往以公司、企业为组织形式，非法传销类犯罪也有明确分工，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而且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其组织性也越来越严密。从人员构成来看，包含了工人、农民、个体业主、职业经理人，乃至一些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如在广西北海“307”系列案中，传销案件的95名被告人中，包含博士2名、硕士2名、大学本科文化程度26人。
（二）涉案金额的巨大性
绝大多数经济犯罪皆为数额犯，即以数额较大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涉众型经济犯罪中所涉之罪也不例外，而且与一般经济犯罪相比，涉众型经济犯罪由于针对的是为数众多的被害人，这就决定了该类犯罪涉案数额往往特别巨大，其中又以非法集资类犯罪更为显著，如2002年7月至2004年12月间，辽宁营口东华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以其下属企业东华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发展养殖蚂蚁为名，承诺35%-60％不等的高额回报，通过在辽宁13个市（县、区）设立的分公司和代办处，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近30亿元人民币；湘西非法集资系列案涉案金额更是高达160余亿元。非法传销类犯罪往往也是如此，如北京亿霖木业公司案涉案金额总计16.8亿元。从媒体报道的案例来看，其他诸如保险诈骗、非法经营证券等涉众型案件的涉案金额也大多在百万元以上。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涉案金额之巨通常是其他普通经济犯罪所望尘莫及的。
（三）犯罪手段的欺骗性
大多数涉众型经济犯罪都是犯罪分子滥用已有的财富资源、优势地位，同时结合信息上的优势，采取各种手段来掩人耳目，欺骗被害人，从被害人处获取财物。主要表现为：1．编织光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给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在高档写字楼租房办公，以经营活动需要投资为由掩盖其非法行为。许多犯罪嫌疑人都给自己的头上编织美丽耀眼的光环，除了“明星企业家”之外，他们有的人还想方设法巧取、骗取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职务，以扩大影响力。2．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多种多样。公安部就公布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16种表现形式，[3]这些名目繁多、不断变换花样的犯罪方式，使人眼花缭乱，让普通人无法识别其犯罪的本质。如证券领域中以“炒股理财服务”为名的非法经营证券咨询业务犯罪、以提供“境外炒汇业务”为名的非法经营外汇业务犯罪和以“黄金期货交易”为名的非法经营期货犯罪等。3．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群众上当。如允诺高价回收、返租，定期高额返还红利或提成，支付高额利息等。4．虚假宣传。为了吸引更多的群众，犯罪嫌疑人往往采取欺骗的方式进行宣传，经常邀请当地主流新闻媒体报道企业，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发放传单，邀请群众观看企业宣传光碟，组织“投资大户”考察所谓企业的生产线或在外地的投资，吹嘘企业实力。一般群众缺乏深入了解加害人经营状况和资信的渠道，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很难准确判断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从而容易上当受骗。
（四）危害后果的严重性
一是涉案数额的巨大性导致损失巨大，难以挽回。很多赃款被犯罪嫌疑人用于非理性投资或者挥霍，群众经济损失惨重。二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涉及面广，特别是广大城市低收入居民和农民、下岗职工参与其中，一旦案发，这些群众势必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极易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导致群体事件的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三是严重破坏经济秩序。这类犯罪除了造成直接损失外，还导致当地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资金大幅减少，影响经济发展。此类犯罪更大的危害在于使民众滋生投机暴富心理，怠于正常的经营和工作，影响经济的复苏。
二、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案件定性分歧大
一是刑法规制和司法解释滞后导致犯罪定性存在分歧。如对于非法传销行为，即便是刑法修正案
（七）对传销犯罪进行规定后，具体什么是组织、领导传销行为以及要达到何种程度才构成犯罪还是缺乏明确解释，故而给这类犯罪的认定带来困难。二是民刑交织，即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交织，从而导致案件定性争议大。如在湘西自治州非法集资案件中，企业既有向外部集资的，也有向内部员工集资的，而向特定人的借款，既有办理合法借贷手续的，也有大量和非法集资手续一样的集资行为，是否要区分，如何区分就很重要。三是案件疑难复杂，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常常难以区分。如有的虽然是企业性质，但是采用家族式管理，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交织，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难以确定；有的非法集资类犯罪经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到集资诈骗的漫长转变过程，是定一罪还是数罪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证据收集和固定难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往往历时较长，证据繁杂，资金去向难以掌握，导致书证、被害人陈述收集困难，往往为核实一个案件的涉案金额及被害人人数即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连如何取证、如何装卷都大伤脑筋；此类犯罪往往多人共同犯罪，行为人之间经常订立攻守同盟，突破口供比较困难，甚至少数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打击，故意隐匿、销毁会计账簿和其他书证，导致证据缺失；这类案件的爆发大都具有突然性，且往往伴随着群体性事件，侦查机关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稳控犯罪嫌疑人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上，前期常无暇顾及或者忽视了对罪证的收集，从而给下一个诉讼环节带来困难。这就导致一些案件公安机关尽管报捕，检察机关经过严格审查，认为证据不足，不批捕比例较高，不捕退查后，案件仍难以取得新的突破，重新报捕率依旧比较低。
（三）案件协调难度大
一是管辖争议的协调难度大。有些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地域较广，各省市侦查机关各自为战，时常发生多头立案、争抢追赃的现象。因此，如果没有区域性或者全国性的协调指挥，办案就会发生扯皮从而导致效率不高的现象。管辖上的争议在公安机关立案，到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乃至法院审判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所以从一开始就加强协调和沟通便显得尤为重要。二是定性协调难度大。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对于一些案件的认定，需要省级主管部门或者省级联席会议予以明确定性，因此，基层发现此类犯罪的迹象时，还需要请示和报告上级主管部门，需要上下级之间的协调，另外，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间也可能意见不一致，也需要协调统一意见，如果思想不统一，认定周期长，就会导致案件处理不及时、不到位。
（四）办案压力大，“案结事了”难
首先，对于此类案件，各级领导、社会舆论密切关注，给办案带来很大压力；其次，由于这类经济犯罪案件大多数赃款被挥霍或者去向不明，或在市场中缩水，案发时群情激愤，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甚至引发静坐、游行、示威，拦车、阻断交通、围堵政府机关等具有对抗性的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威胁，这种社会影响面很难控制，也严重影响了侦查人员办案的精力以及案件的最终处理。最后，即便结案后对被害人的补偿也往往难以到位，部分人甚至会认为刑事立案影响了其兑付、获利，法院判决使犯罪分子不能履行其承诺，于是对司法机关的介人心存抵触，以致案件虽已判决但是事情远没有了结。
总的来说，就是案情难搞清，性质难确定，证据难收集，矛盾难协调，案结事难了。
三、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直线上升，直接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高发态势，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有学者指出，法律与政策互动，相辅相成，这是古往今来人类在治理犯罪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的宝贵经验。[4]针对我国转型期社会普遍的行为失范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考虑到涉众型经济犯罪相比起其他犯罪类型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更为显著，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把握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处理好涉众型经济犯罪，即要求“我们的司法官不仅必须是好的司法官，还应该拥有政治家的头脑和智慧。”[5]这时就需要明确具体的刑事政策来指导这类案件的处理。
学者们在探讨针对经济犯罪应持的刑事政策时，有所谓“严格主义”、“宽缓主义”之说。“严格主义”认为只有严厉的刑罚措施，才能有效地控制和抑制住经济犯罪，让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能越“雷池”一步，以此来保证市场的经济秩序，因此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应成为我国处理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的基调。具体体现在：其一，法网细密，规制全面；其二，处罚严厉，以儆效尤；其三，依法追诉，既往也咎。与此相反，“宽缓主义”则认为，对于经济领域内的活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赦免“原罪”，强调惩治违法犯罪要注意违法的具体原因与情况，采取适当宽缓的刑事政策，将一批违法行为“非犯罪化”，刑罚主要打击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通过对两者的比较，论者认为，对于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更应当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6]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处理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基调是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主要理由在于，1982年，继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出台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扩大了经济犯罪罪名，提高了部分经济犯罪的法定刑，从而决定了我国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基调。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运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则具体规定了认定与处罚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界限。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通知，强调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及时审理经济犯罪案件。1997《刑法》第三章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的罪名及偏重的刑罚。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1999年刑法修正案又对刑法中的经济犯罪内容作了补充，不仅增加了若干新的经济犯罪罪名，而且加大了对有关经济犯罪的处罚力度。该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刑事法律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基调没有变。[7]
我们认为，衡量刑事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减少犯罪，是否有利于增强群众的安全感，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正确适用刑事政策的前提是准确判断社会治安形势、刑事发案态势及案件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涉众型经济犯罪不同于一般经济犯罪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涉众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危害的巨大性。单纯的轻缓刑事政策不利于平抑此类案件频发的态势，不利于减少犯罪，不利于安抚受害群众。而一味的强调从严，则会导致对于经济领域的违法行为的处理更多地依赖于刑罚手段，不仅无法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在特殊预防上也会因为过于严厉而遭致犯罪分子仇视社会，使预防效果大打折扣，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尽管我国对于经济犯罪一度采取高压态势，但是分析《关于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及最高法相继发布的司法解释等文本及其出台背景不难发现，这些决定都是针对严重犯罪活动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加上这些文本产生于“严打”时期，因此，一味地强调“严厉”也就可想而知了。对涉众型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制定，不能基于对犯罪现象的本能反应，而要基于对犯罪规律的理性总结。根据我们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特征和处置困难的总结，对这类犯罪应采取的基本刑事政策，既不是严厉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宽缓，而应该是宽严相济，同时要根据需要采取相应的预防政策、司法政策、刑罚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中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是我国目前的基本刑事政策，它不仅用于指导刑事立法，同样用于指导刑事司法。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即对严重影响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应依法从严打击，从而保障国家和公共安全、社会安宁；对轻微犯罪或情节轻微的犯罪分子则应依法从宽处理，从而减少社会对抗，预防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对严重犯罪中的从轻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重情节也要依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宽严相济，在于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罚当其罪则是罪刑均衡原则的具体适用，旨在实现刑罚的公平正义。
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处理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的适用
（一）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要早发现，早处置，立足于“打早打小”
对于宽严相济的“严”，习惯上都是讲“严厉”，从犯罪预防和犯罪处置的角度来看，“严”还可以解释成“严密”、“严格”。从立法上讲，基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持续时间长、初期不易发现的特点，要严厉打击此类犯罪，不在于降低入罪门槛，而在于严密刑事法网，使各种涉众型经济犯罪都不会因为立法的不严密而无法追究责任。如前所述，刑法修正案
（七）将组织、领导传销行为从非法经营罪中剥离出来，单独定罪，表明国家在当前形势下对于非法传销类犯罪保持了高压态势，并通过界定行为而非单纯以数额认定犯罪，从而严密了刑事法网，加大了打击力度，给其他涉众型经济犯罪罪名的立法完善提供了借鉴。在总体上讲，保持对涉众型经济犯罪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也不在于重刑，而在于对犯罪案件严查到底，并防止死灰复燃。涉众型经济犯罪一般有一个萌芽、积累、膨胀、爆发的过程，往往潜伏期长，其蓄积的破坏能量大，此类案件本身伴随资金断链和泡沫的破灭而具有突发性，一旦爆发就会导致涉案群体的恐慌，因此要立足于“打早打小”，提前建立起排查、监管、预警以及查办机制，一旦发现有该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的存在，可立即组建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专门领导小组，制定处置工作预案，在第一时间立案侦查，公布真相，加强舆论宣传，将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消除群众的恐慌和猜疑。对不及时查处、执法不严的行为要开展法律监督，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机制，对该立（案）不立和不该立（案）而立的行为要进行刑事立案监督，对涉嫌渎职犯罪的要一律依法查办。这样一来，不仅警示、威慑了犯罪分子，同时也可以迅速平怨，抚慰受害群众，防止事态扩大，从而保障经济、社会秩序，维护好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总的原则和方法
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是要准确判断社会治安形势、刑事发案态势以及案件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比较复杂，案件的办理往往涉及到一个地方的全局，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大背景下要保障和促进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就不能单纯的就案办案。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司法人员面临的重大问题。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同时还与地方的社会稳定和群众利益直接相关，如何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办案的各个环节如何真正做到全力维护好社会稳定也是对司法人员的重大考验。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运用刑事政策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基于以上分析先掌握好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总的指导原则和方法。根据各地的实践和湖南省处理湘西自治州非法集资案件的成功经验，对于重大复杂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要把握的总的原则是：1．紧紧依靠当地党委和政府开展工作，切实维护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切实维护合法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经济损失；2．加强司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尤其是检警配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熟悉案情，引导侦查，对重大复杂案件进行专案管理；3．加强案件的请示汇报、对下指导和横向协调，慎重定性，把握适用法律的准确性、惩处打击的适度性和强制措施的正当性与必要性；4．熟练掌握处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法律和政策。总的方法是要根据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态势，建立相适应的高效运转的办案机构，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办案队伍，通过多方配合协作，包括区域协作、部门协作、上下协作、内外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三）在司法过程中贯彻落实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1．区别对待、宽严有度
在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过程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交织在一起，不严格进行区分就无法严格依据法律正确打击、合法保护。在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可以对涉案的企业、参与人员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待。具体包括：
(1)对不同性质的案件进行区分，以把握打击范围的适度性。首先要区分罪与非罪，解决哪些行为人罪，哪些行为不入罪的问题。主要是应判定案件中的行为到底是民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具体的打击范围。如对于带有民事欺诈性质的经济合同纠纷，就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不特定对象集资用于正常经营，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其次要根据罪名性质的不同，确定追究责任的范围。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的罪名非常之多，除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股票、债券、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原罪外，同时还会伴随或者引发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挪用资金、高利转贷、隐匿销毁会计凭证、职务侵占、贷款诈骗及贪污受贿、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等众多罪名。各罪名参与人员不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也有所区分。对于非法集资与非法传销来说，非法集资的涉案人员就相对要多一些，而非法传销的涉案人员主要是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的人员。
(2)对不同性质的涉案企业进行区分，以把握刑法调整的谦抑性。就企业来说，有些是为了犯罪而成立的企业，那么应直接追究自然人的责任，有些企业是主管人员为了牟取非法利益而故意犯罪，对涉案企业和主管人员都要有相应的惩处；在一些非法集资类案件中，有些企业最初是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正常经营，但经过一段时间高息揽存后，不堪利息重负，资金链断裂，故而发展成集资诈骗犯罪；还有部分企业由于从合法金融渠道得不到资金而误入歧途，但一直在控制风险。对于前一种类型的企业要依法严厉打击，对于后一种类型的企业要以企业能够持续发展、不特定公众的财产利益能够得到挽回为原则，对企业及主要负责人员应体现宽宥的一面，以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对那些纯粹以诈骗为目的、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而开展活动的企业则要坚决予以取缔打击。
(3)对人员实行分层处理。对于自然人犯罪的，要区分主从。对负主要责任，起组织、领导、决策作用的，要从严打击；对起次要作用且积极退赃、认真悔罪的，可从宽处理；对于一般参与人，特别是本身也是受害者的，要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可以考虑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单位犯罪的，要根据案件的性质和人员的作用大小实行分类处置。在单位犯罪中，实行分层处理时要注意区分几类人员：第一类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实际控制人。有些人虽然是法定代表人，但是不一定是实际控制人，故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区分；第二类是企业的高管，主要是相关业务的领导、组织者。有些高管主观上没有参与意思联络，或者主观不明知，还有些部门负责人在领导强令下从事某种行为，对此就要看是否具有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再判断是否予以人罪；第三类是企业的财会人员以及其他专门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包括会计、出纳以及直接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人，要根据这些人的表现具体分析，如通过判别其主观能动性来考察其主观恶性以及是否因此特别受到重用或者获利来考察其实际作用；第四类是社会中介人员、为犯罪提供帮助的其他人员。在一些非法集资犯罪中，有些中介人员本身也参与了集资，本身也是受害者，那么在其主观故意方面一般要排除非法占有目的，不宜认定为集资诈骗，而可以考虑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对于情节轻微的，原则上不入罪。
2．严格依法、罪刑均衡
贝卡利亚说到，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8]司法实践还表明，在罪刑均衡的范围内，刑罚威慑力是与刑罚轻重成正比的，一旦刑罚超出公正的限度，刑罚威慑力就会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因此，该严不严，严重犯罪就难以遏制；当宽不宽，人们就会对刑罚有抵触情绪，致使对抗性增加。宽严相济中的“宽严”应该是严格依法下的“宽严”，应当是在罪刑均衡原则指导下的“宽严”。判处较重的刑罚时，须是在对其罪行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在法律规定的刑罚幅度范围内进行的，而不是任意从重、加重处罚；从轻处罚，绝不是无原则地降格处理。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被告人，即便是在此类案件高发态势和严峻治安形势之下，也要注重罪刑均衡，防止升格或者降格处理，这样才能既威慑犯罪，又减少社会对抗因素。
3．协调处理、统一平衡
对不同地区的案件，要考虑案件的性质、情节等，同样的案件须同样处理；对涉及同一地区、同一性质的不同案件，更要考虑统一协调，不能有不同的处理结果。要发挥上级司法机关的指导作用，统一办案思想，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各地处理时，一定要注重均衡。这里的均衡既指罪刑均衡，也包括司法均衡，也就是在法律适用的时候保持统一。如何才能保证适用法律的正确统一？一是要对同一性质的案件进行统一协调处理，不能过于强调个案的独立性。要加强司法解释工作，要在独立办案的基础上，在司法机关内部加强沟通与协调，统一认识，统一标准。二是要注重发挥案例指导的作用。案例是法治的细胞，具有直观性，是看得见的法典，是摸得着的规则，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同案同判。[9]公众往往通过对案例的比较而得出司法处理的差异，对于同一性质的案件，如果不同地方处理差异悬殊，将会直接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同时也会留下不稳定因素。在处理中，主要应考虑以下两种平衡：
(1)企业间的平衡。一是整个地区涉案企业间的平衡。为了对同一时段、同一地区、同一性质的案件统一执法标准和尺度，平衡把握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均衡处理，上级领导部门要切实承担起指导责任；二是对同一性质企业追究范围的平衡。对于性质相同、影响一样的企业，追究责任的范围也应大致相当。
(2)犯罪嫌疑人间的平衡。对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平衡就是对于共同犯罪的主犯、从犯、帮助犯，对单位犯罪中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他们的涉案事实、情节严重程度、对犯罪行为的主观认识、事后表现等情况，在分层处理的基础上，力争公平处置，涉案数额相差无几、犯罪情节类似的犯罪嫌疑人应该得到同样的处理，例如，对某企业主管人员积极挽回群众经济损失后，不采取强制措施的，那么对其他企业的主管人员，只要积极挽回损失的，就应同样不采取强制措施。主管人员不采取强制措施的，自然该企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同样不需要采取强制措施。
还有一些案件中，中介人员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他们对经济犯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他们还从中获取了巨额的中介费。在确定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时，应该考虑到不同企业的中介人员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是否明知等主观方面，以及是否获利、获利的多少等客观方面，综合予以考量，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四）自由刑和财产刑并重，慎用死刑
经济犯罪往往属于贪利性犯罪，犯罪人主观上无不具有贪财图利的动机或目的，如果对其仅处以自由刑往往尚不足以遏制其再犯罪，因此，在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刑事司法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财产刑的运用。对有些情节较轻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刑法规定判处缓刑并处罚金刑，而不必将其投入监狱，避免在狱中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以及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对于判处一定自由刑尚不足以罚当其罪的，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并科相应罚金，以体现国家对其行为否定性评价的严厉性。
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案发之初，被害人要求严惩加害人的愿望和要求非常迫切，有些无法挽回巨额经济损失的案件，对严重经济犯罪被告人判处死刑确实迎合了民众报复心理的需要，满足了刑法的报应功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死刑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一般威慑作用和一般预防功能是有限的，因为死刑无法消除或减弱涉众型经济犯罪发生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行为人动辄处以死刑，将会造成一些地方采取通过死刑的适用来消除民怨的消极做法。贝卡利亚曾指出：“人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总是顺应着它周围的事物，随着刑场变得日益残酷，这些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了。”[10]易言之，如果经常见诸报端的都是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分子被处以极刑，那么很可能下一个依法本可不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就会被要求判处死刑或者司法官基于民愤而判处被告死刑。因此，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被告，适用死刑时一定要慎重。
【注释】
[1]参见《公安部严厉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载《证券时报》2006年11月24日第A08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从非法经营罪中脱离出来，根据最高法、高检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四）》，其罪名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3]参见《公安部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16种形态作面孔画像》，载新华网：http: //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11/23/content_367911.htm
[4]参见卢建平：《刑事政策与检察工作》，载《人民检察》2006年5月（下）。
[5]前注[4]，卢建平文。
[6]参见廖天虎、刘永强：《试论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定位》，载《科技信息（学术研究）》》 2008年第1期。
[7]参见刘华：《论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载《法学》2003年第11期。
[8]参见[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9]参见白建军：《案例是法治的细胞》，载《法治论丛》第17卷第5期。
[10]前注[8]，贝卡利亚书，第43页。
第四篇：高度重视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
高度重视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
依我国现实国情，建立有效的预防和打击涉众性经济犯罪机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涉众性经济犯罪的主要特征
第一，涉及面广，传染性强。涉众型经济犯罪之“众”是指该类经济犯罪涉及受害人人数众多，且往往为不特定的人。侵害对象的多众性和不特定性决定了该类经济犯罪存在范围的广泛性。从涉及的领域来看，涉众型经济犯罪几乎触及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行业，涉及农业、文化、旅游等诸多领域。从活动地域来看，涉众型经济犯罪已呈现出由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逐步渗透到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由城市蔓延到农村的态势。在传销犯罪活动中，犯罪组织者不断对参与人员进行“洗脑”。通过接受“教育”，许多参与人员从开始反感、抵制到逐步认同、接受，并积极参与，拉亲友、同学等下水，从受骗者变成骗人者，形成恶性循环。从涉案主体来看，涉众型经济犯罪不仅涉及为数众多的被害人，往往还牵涉到相关的审批单位、新闻媒体、公证机关、会计审计事务所以及金融机构等。
第二，手法多样，花样翻新。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群众投资需求，编织各种名目，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群众资金，其手法多样，不断翻新。其中包括：以养殖、种植、合作造林等为名目的“联营入股返利”；以投资展位、铺位、公寓式酒店经营权等为名目的“购后返租”；以促销为名的“消费返利”；以教育储备金办学、造林投资“绿色银行”等为名目的集资；以专卖、代理为名进行的传销以及利用互联网为中介进行的“网络传销”；以互联网为炒汇平台，大肆实施的非法外汇买卖活动；打着合作建房的幌子搞非法集资等等。
第三，隐蔽性强，具有较强组织性。为给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以实际经营活动掩盖其非法行为。一些公司采取在豪华写字楼租赁办公地点，聘请名人作广告、办理公证、投保等方法，骗取群众的信任。
第四，涉案金额的巨大性。与一般经济犯罪相比，涉众型经济犯
罪由于针对的是为数众多的受害人，这就决定了该类犯罪涉案数额往往特别巨大。从现已侦破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来看，涉案金额少的也有数百万元，多的则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
第五，犯罪类型的相对确定性。涉众型经济犯罪虽然涉案范围极广，但是其触犯的犯罪类型还是相对确定的。从目前出现过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存在类型来看，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犯罪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合同诈骗罪，出售假币罪等。
二、涉众性经济犯罪的生成原因
第一，经济原因。涉众型经济犯罪源于一定的社会矛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重大的、带全局性的矛盾和问题是我国涉众型经济犯罪发生发展的经济根源，当前的国内外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一是失业人数的增加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影响。在面向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现象，加上我国的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及其他配套的措施不完善，导致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下降，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失落感和心理失衡，诱发了大量的涉众型经济犯罪。二是农村闲臵劳动力的增加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影响。据统计，我国农村闲臵的劳动力估计在1.3亿人左右，在这一庞大的人群没有得到有效安臵的情况下，他们缺乏谋生的一技之长，极易铤而走险从事经济犯罪，从而造成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飙升。三是贫富差距的加大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影响。目前，我国有相当数量的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而人们普遍认为现有的暴富人群中相当数量是靠投机钻营、权钱交易及其他非法途径致富，其巨额财产里的合法劳动成份很低，很多人是靠非法手段一夜暴富的。此种现象对社会风气形成恶劣影响，并通过普遍性的社会攀比心理刺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增加。四是经济高速增长，刺激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产生。我国经济己经连续多年持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而我国的储蓄仍然处于负利率时代，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使得大量的热钱涌入金融市场。我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导致了很高的外汇储备，流动性过剩，老百姓手里有大量闲散资金，而目前我国的投资渠道单一，投资股票、基金、房地产成了这些资金的流通渠道。近几年来，股市和房地产曾经几乎失去理智地疯涨，几乎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现象，一夜暴富的神
话刺激着中国老百姓的心，在缺少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许多人的投资失去了理性。这也给犯罪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他们抓住老百姓的这种盲目的心理，钻规章制度尚不健全、管理漏洞多、金融监管不力的空子，用提供虚假的信息收取会员费、佣金或许诺给以高额利息、非法传销或者变相传销、非法集资等手段骗取老百姓的钱财，严重扰乱了我国金融市场秩序。
第二，制度原因。一是社会规制措施缺位及管理机制失调。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出现剧烈的冲突，加上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与盲目性，进而必然会导致大量的经济行为失范。二是公司、企业等经济组织内部监督制度的缺失。在公司、企业等经济组织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的今天，大量经济犯罪的产生与公司、企业的有效防范经济犯罪的管理机制和监督制度缺失密切相关，由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不长，在如何规范企业法人的外部和内部行为方面还缺乏足够经验，企业等经济组织守法的理念尚未形成，公司、企业内部大多也不重视防范经济犯罪。在经济犯罪的预防环节上出现了较大的漏洞。尤其是经营金融、证券、期货等行业的企业，企业内部监督制度的缺乏，极易导致重大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发生。
第三，价值观原因。一是拜金主义对经济犯罪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推行，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深刻地影响着全民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追求。其间，作为市场经济副产品的拜金主义价值观得到滋生蔓延。在社会生活中，金钱不光带来生活的舒适富足，也成为许多人衡量成就、社会地位、个人价值的标准。拜金主义思潮的蔓延和泛滥，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以图利为动机的各种经济犯罪。二是被害人自身原因。涉众型经济犯罪之所以层出不穷，被害人自身的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相当一部分群众缺乏法律意识和相关金融知识，对经济领域中的诸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且被害人往往缺乏对业务经营和资信进行印证和深入了解的渠道，加之贪利和盲从心理，使得投资行为往往缺乏理性。有些被害人在明知是投资陷阱的情况下，仍抱着侥幸心理冒险参与，最终导致自己上当受骗，利益严重受损。
三、涉众性经济犯罪的治理对策
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措施非常广泛而复杂，要从多方面、多渠道、多手段、多管齐下，才可望产生最佳的效果。
第一，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结构。社会学和犯罪学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刑法对于犯罪的防治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手段。犯罪是一种社会弊病，对于社会弊病，我们要寻求社会的治疗方法。社会政策的最终目的和基本功能是使社会处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状态，从而使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促进，使社会失范行为被控制在最小限度和范围之内。意欲有效防控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涉众型经济犯罪，也必须从社会本身寻找原因进而采取相应的社会政策。
第二，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制度建设。经济活动的发展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突破现有的法律法规，在尚无法律规范或规范不细的地带往往成为犯罪分子的温床。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实践发展的关注，加强法律和行政法规和有效衔接，积极行动，协作配合，及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法律预防与惩治经济违法与犯罪行为。在所有治理对策中无疑占有核心的地位，它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法律的制定、司法机关法律的适用，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指明方向；运用国家强制力对经济违法与犯罪行为分别予以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刑事制裁，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与其他防治措施相比，它具有足够的强制力与威慑力，对于防治经济违法犯罪行为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单位主体中，要强化其内部管理措施。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到一切按制度办事，通过制度抓管理，抓落实。要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制度意识，通过坚持规章制度，堵塞各种漏洞，杜绝隐患发生。要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运用监督手段推动制度落实，竭力扼制犯罪活动。
第三，司法对策。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惩治与防范主要还是通过有效的执法来实现。一是严格执法，确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司法机关往往只关注经济犯罪的“经济效益”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罚代刑、罚过放人、处罚偏轻的现象，很不利于防治涉众型经济犯罪甚至会助长犯罪。二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地区间的司法合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科技、交通、通讯的发展，跨地区间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更为突出，从而加强地区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显得极为必要。如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行为，有的地方就把这看成是“财神爷”，认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增加了“就业机会”、“繁荣了当地经济”，甚至给破坏经济改革的犯
罪分子戴上“创业者”、“能人”、“改革家”的桂冠。这种“犯罪有理”的怪论，为违法犯罪者撑起了一个巨大的地方保护伞，从而使这类犯罪愈演愈烈。要想对这类犯罪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各执法部门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消除各地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切实通力合作，共同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三是建立起发现、揭露、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网络。各地司法机关应该建立、健全“经济犯罪举报中心”，并与金融、税务、审计、工商、海关、纪检、监察等部门建立起一套多种形式的社会联系制度和案件移交制度，形成发现、揭露、打击经济犯罪的社会合力。四是做好经济犯罪的预测工作。做好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测工作可使司法机关对这类犯罪的司法对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提高司法工作的成效，将涉众型经济犯罪发展趋势、特点、类型等进行宣传，可使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做好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防工作。五是加强司法机关建设，增强打击经济犯罪的力量。确实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从而为刑事司法工作创造良好的刑事司法条件和环境。改革司法机关的内部制度，改变集体讨论、集体定案、无人具体负责的办案制度，给办案人员以较大的权限。提高打击各种新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水平，使侦查、检察、审判工作能适应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新情况，向专业化、知识化迈进。
第四，加强金融系统综合治理工作。涉众型经济犯罪多发性的关键在于：我国金融体制不够健全，引发企业融资困难，妨碍了我国经济正常有效的运行。为解决融资问题，一些中小型企业非法向社会筹集资金，但由于缺乏监管和雄厚的资本后盾，资本风险性大，一旦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失误，极易造成资金链断裂，无法确保资本增值和本金返还。要防范该类犯罪，就要深化金融制度改革，完善金融机制，监管金融活动。
第五，加大宣传，增强公民防范意识。涉众型经济犯罪在我国愈演愈烈，其直接原因是被害人欠缺相关专业知识，易被犯罪分子蒙蔽。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手法越来越具欺骗性，有些犯罪甚至还呈现出公开、半公开发展的态势。对该类犯罪在加强打击力度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防范宣传工作，提高公民认识一些涉众型经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能力，以避免落入犯罪分子设计的陷阱或圈套。作为公民个人，要树立“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观
念，要摒弃“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心态，在投资时候，要谨慎小心，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实践中，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面广、欺诈性大、组织性强、社会危害性大，常常造成被害人生活无着、谋生困难的严重后果，极易诱发被害人群体上访、请愿、集会甚至实施过激行为，酿成恶性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这与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目标显然是相悖的。
第五篇：防范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刑事犯罪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经济犯罪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出现的变化最大的一种犯罪形式，经济犯罪案件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其中涉众性经济犯罪较为突出。根据公安部的界定，涉众型经济犯罪，指涉及众多的受害人，特别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非法销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经济犯罪活动。另外，在证券犯罪、合同诈骗犯罪、假币犯罪、农村经济犯罪活动中也有类似涉众因素存在。涉众性经济犯罪案件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破坏经济秩序，降低政府公信力。特别是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日益蔓延形势下，更容易使金融、证券市场以及各商贸领域的经济活动产生波动，引发大量不安定事端，直接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目前，从涉及的领域来看，涉众型经济犯罪几乎触及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行业，涉及农业、养殖业、房地产、医药、文化、旅游等诸多领域。从活动地域来看，涉众型经济犯罪已呈现出由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逐步渗透到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由城市蔓延到农村的态势。从犯罪手法上看，手法多种多样，而且花样不断翻新，有以养殖、种植、合作造林等为名目的“联营入股返利”，以促销为名的“消费返利”，以教育储备金办学、造林投资“绿色银行”等为名目的集资，以专卖、代理为名进行的传销以及利用互联网为中介进行的“网络传销”等等。相应的犯罪形式主要表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合同诈骗罪，出售假币罪等。另外，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隐蔽性、组织性较强。因为为给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以实际经营活动掩盖其非法行为。防范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首先是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公民防范意识，其次是要充分发挥执法职能作用，有效实现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防范和打击。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手法越来越具欺骗性，有些犯罪甚至还呈现出公开、半公开发展的态势，因此，对该类犯罪的防范，首先必须大力加强防范宣传工作，逐步提高公民防范意识和能力。作为公民个人而言，要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理性投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集资、传销等，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实践中，涉众型经济犯罪常常造成被害人生活无着、谋生困难的严重后果，极易诱发被害人群体上访、请愿、集会甚至实施过激行为，酿成恶性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所以加强对此类犯罪的防范宣传尤为重要。在加强对公民进行防范宣传的同时，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惩治与防范主要还是通过有效的执法来实现。一要严格执法，确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司法、执法机关往往只关注经济犯罪的“经济效益”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罚代刑、罚过放人、处罚偏轻的问题，这一方面不利于防治涉众型经济犯罪甚至会助长犯罪，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对立法造成不良的影响，比如立法者可能会认为经济领域犯罪屡打不绝的原因是因为刑罚设置偏轻，那么立法上就有可能采取严刑峻罚，其结果必然导致刑罚超量投入。因此，加强严格公正执法意义重大，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二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地区间的司法合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科技、交通、通讯的发展，跨地区间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更为突出，从而加强地区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显得极为必要。各执法部门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协调一致，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消除各地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切实通力合作，协同作战，共同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三要建立起发现、揭露、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网络。要建立、健全“经济犯罪举报中心”，并与金融、税务、审计、工商、纪检、监察等部门建立起一套多种形式的社会联系制度和案件移交制度，形成发现、揭露、打击经济犯罪的社会合力。四要做好经济犯罪的预测工作。做好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测工作可以使司法机关对这类犯罪的司法对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提高司法工作的成效，同时将涉众型经济犯罪发展趋势、特点、类型等进行宣传，可以使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做好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防工作。五要加强司法机关自身建设，增强打击经济犯罪的力量。要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从而为刑事司法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要注重对办案人员的业务培训，使他们及时学习市场经济的专业知识，如产品、投资、金融、保险、税收、知识产权、广告、期货、破产以及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提高打击各种新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水平，使侦查、检察、审判工作能适应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新情况，向专业化、知识化迈进。总之，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的、带全局性的矛盾和问题这一产生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经济根源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和解决，加之当前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为确保经济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积极防范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