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

第一篇：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

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在我市呈上升趋势，每年以8%-12%的速度攀升，仅去年全市就办理此类案件41件54人。涉案金额虽然不大，平均到每个犯罪嫌疑人也就1万多元，但因其涉及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其危害程度是相当大的。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问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

我们对近两年来我市办理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梳理研究，纵观这些案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可见一斑。

1、经济问题。

2、滥用职权。

1、村干部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因其处在国家政权的最基层，全面管理辖区村务，同时受政府委托，行使部分行政管理权，如代征，代缴税金，发放扶贫救济款，计划生育管理等，权力不小。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少数村干部把权力作为资本与群众搞等价交换，在土地开发利用、审批村民建房用地、建筑工程发包、村级企业承包等项目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如北市区梁庄村书记、村长、会计3人私自将本村征地款60万挪用给他人，收取好处费3万元。又如刘家营村在签订打井合同时公开招标流于形式，书记、村长从中收受贿赂2万元；有的不在其职权范围内，就以去上级部门为其打通关节为名，公开向群众索要财物。更有甚者在审批二胎指标上也大肆索贿，不给好处不办事，如某村主任肖某在任职期间无视国家的政策、法规，公开倒卖计划生育指标，每个指标卖2000元至3000元，只要有钱交罚款或向其行贿，就可以多生、超生，在村里，超生户比比皆是。

3、违反政策构成犯罪。

少数村干部利用集体公款给乡镇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送礼，美其名曰“为父老乡亲致富跑跑路子”，实则为自己找门子、跑关系，甚至为自己建关系网、树保护伞，以此“壮胆”，办起事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不仅在职期间个人及亲属办事方便，而且为自己下台留后手。如某村支书刘某，任职期间，以为“村办企业跑销路”的名义用集体公款向乡领导及企业局负责人大肆行贿，寻求靠山，铺路子。刘某卸任后，利用企业改制的政策，将该村办企业廉价收购，依靠任职期间用集体公款疏通的关系，很快成为村里的“爆发户”。

二、危害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群体的同时，派生出一个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村官”群体，而这个群体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社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如果这个群体出了问题，其带来的社会危害则是十分巨大的。日前，人民网称“村官腐败”正在打造“腐败航母”，应是媒体向社会发出的一个言之成理且言而有据的警示，也反映出了人民群众对农村基层组织犯罪频发的现状产生的担忧。

1、“村官腐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是广大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党员干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些人就是党和政府的代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农村基层组织腐败行为严重违背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郑重承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勤政廉政、扎实践行‘三个代表’”的誓言，使党和政府陷入言而无信、欺骗愚弄群众的地步，导致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在贯彻落实中走了样，动摇党和政府对农村和农业工作的绝对领导，极大地破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影响基层党政组织战斗力、凝聚力作用的发挥，使党和政府逐步丧失民心人心，出现人心向背。

2、影响阻碍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由于镇、村干部工作面向基层，直接与农民群众打交道，他们的违法犯罪往往触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了干群关系，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破坏了农村改革的深入进行，阻碍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小康建设步伐，严重影响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

3、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引发上访，影响各级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乱收费加重了农民负担，村务公开不够，财务不透明，干部胡支乱用引起农民不满，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因此产生的村民联名举报，集体上访，重复上访甚至越级上访居高不下，直接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严重败坏和否定党和政府数年来全力抓党风廉政建设已取得的成果。近几年我市北市区民营科技园区和高教园区建设以及城中村拆迁改造等引发了蔡庄村、郭庄村、大西良村、城苑村、东康庄村、留守坟村等地的农民集体上访。小刘庄村换届选举、马家园村换届选举前后都出现了群体性上访事件。在河大新校区工程、郭庄村拆迁工程和城苑村拆迁工程中，几百名情绪激动的村民手持铁锹，木棒、石头等冲击护场人员。在郭庄，一村民将汽油瓶点燃冲向护场人群。刘守坟村部分群众对拆迁不满，抬着死尸，打着标语到区政府办公大楼大厅上访。韩庄乡大西良村、小刘庄村农民集体上访所反映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本村的土地征用费不知道怎么花的就没有了。百楼乡蔡庄村民集体上访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对村财务状况不清楚，村支书个人有若干财产，怀疑村干部贪污、侵占集体财产。

4、给农村社会治安带来负面影响。倘若素质低下的“村官”非但不思进取，反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作奸犯科、为所欲为，那么，“官逼民反”就不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和谐更无从谈起，会导致出现各种不公平公正现象，增加和激化农村各种社会矛盾，严重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

三、对策

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公平，而“村官”在经济层面上的腐败，已经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的公平规则。构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稳定，而“村官”在权力层面上的腐败，已经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秩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稳则国家稳；农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治则国家治。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就不能对农村社会的这种不和谐音符充耳不闻；农村要实现社会和谐，就不能对藏身于反腐败“真空”地带的“村官腐败”视而不见，因此，全社会各阶层、各有关部门都有责任、有义务下决心、花大力气从根本上铲除这种不和谐音符。

（一）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战斗力、凝聚力。

1、把好选人关。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须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一规定对推进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在现实中，少数自然村民主政治环境差强人意，直接选举流于形式，甚至“变了味”，与立法精神大相径庭，使农村基层组织不纯。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必须要加强党对此项工作的领导，保证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以健康顺利地发展，保证选出有一定政治觉悟，廉政勤政，能带领村民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村干部。

地方党委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有关党的政策、党纪党规选好村党支部人选，政府有关部门要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认真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发挥自身职能作用，对村委会直选工作加强领导。首先要强化宣传教育，注意引导、疏通选民的思想情绪，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及时化解民主选举中的各种矛盾，为换届选举顺利进行提供成功的思想保证。第二、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把关，对村党支部推荐和通过其他渠道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资格审查，报上级审核后将结果向全体选民张榜公布，对经审核取消预备人选资格的要及时向选民说明原因。第三、政府有关部门还可根据当前城镇、乡村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问题，积极组织他们到农村去锻炼，广泛参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经济发展等工作中去，同时还要踊跃提名让其参与竞争村干部职务，积极创造机会将其知识优势转化为创业优势。第四、可积极开展农村“两委”主要领导由国家工作人员担任的试点，使农村“两委”主要领导逐步实现专职化。第五，建议在行政学院或相关的高等院校，开办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专业，将农村“两委”主要领导岗位的培训，纳入国民教育序列，进行正规化教育。最后要对选举工作中出现的利用家族、宗派势力，或采取威胁、欺骗、贿赂等手段，非法拉选票破坏公正选举正常进行的要严肃查处和纠正，保证选举工作沿着合法轨道发展。

2、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村官”素质。目前，农村“两委”班子成员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及施政能力普遍都跟老百姓的要求相差很远。少数村干部整体素质难以担当领导村民发展经济的重任，极个别的甚至不具备正确处理村务的能力。因此，对农村“两委”班子岗位培训要及时。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束后，各乡镇要及时对全体村干部集中或分批进行岗位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和在岗期间定期培训。重点内容是党在农村的党建、土地、计划生育等一系列农村政策、法律知识和适应新形势下农村工作需要的有关业务培训。为保证培训效果，上级党委、政府可抽调党校、经济职能部门、政法部门等单位人员组成农村支教团进行各乡镇、村的巡回授课。同时结合在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教育活动，对他们进行学历教育、法纪教育、警示教育、典型教育等政治、文化思想教育，各项教育措施要常抓不懈，多管齐下，努力提高其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素质，提高其施政能力和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定期对“两委”主要领导进行政治理论、组织领导能力、文化科学知识、经营管理、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考试考核。

（二）建立监督制约机制。首先，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定岗定员，明确职责，分权制衡。有的村村干部职数偏多，队伍庞大，职责不清，效率不高，村民供养负担过重，村干部待遇也未得到相应提高。各级政府应根据农村税费改革的要求，将为农民减负工作与精简村干部队伍结合进行。对村干部的精简要广泛吸取村民的意见，从本地实际出发，严格定编，将享受固定工资、误工补贴的人数及标准加以控制，并适当予以缩减；对村干部的工资，要根据村里的经济发展状况适当浮动，体现绩效挂勾的原则；对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会计、出纳四职要实行专人专岗，不宜兼职，以实现党务、村务、财务三种权力的分权制衡，相互监督。其他职务可实行一职为主，交叉任职的办法，使队伍精干、高效。

另外要加强监管、制约。一是要加强财务管理。实现财务电算化。政府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的支持，在农村逐步实现电算化，各项村务经济收支必须要记帐，帐务处理要以电脑记帐，财务公布以电脑自动生成，打印输出，财务资料报送以拷贝或网络传送，资料管理以磁性介质存储，以减少人为干扰，使会计反映更加科学、准确，确保财务制度的严格执行；定期进行财务检查，审计。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定期对村财务进行检查、审计，严禁私设“小金库”，私收乱制等经济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坚决处理。二是要深化村务公开、实行民主理财。建议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农村政务公开制度化。村务公开要实现热点问题透明化，要求对群众普遍关心的土地收支、救济款物的发放、干部报酬、个人借款等热点问题实行专项公布，凡涉及全村群众利益的事情，特别是财务收支、宅基地审批、当年获准生育的妇女名单及各种罚款的处理等，都必须定期向村民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并要认真接受村组代表的质询，建立对话和定期公开答复机制。要充分发挥村民理财小组的作用，为其提供条件，定期检查村财务资料，审核有关财务单据，督促村务及时公开，参与重大经济活动，实现民主管理。建立村民议事制度，村里的大事，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公益事业的兴办以及群众普遍关切的热点问题的处理等，都必须依据有关法规由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决定，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

（三）建立健全奖惩激励机制。

建立“两委”主要领导干部及“两委”工作的考核奖惩工作机制，将农村犯罪和农村稳定与经济发展等一并纳入考核范围，实行年度定期量化考核，兑现奖惩。政治上对农村基层干部关心爱护，对那些公正清廉，奋力工作，为农村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优秀村干部，开通职级晋升“专列”，予以提拔重用，宣传他们的精神风貌，在社会上形成尊重基层干部、乐于从基层工作干起的风气。建立适合农村基层特点的激励机制，使村干部干有所为，退有所安，老有所养。提倡干部报酬同工作实绩挂钩，并保证兑现。对群众公认有突出贡献的干部，由政府财政划拨专项奖励基金进行奖励。建立定期向全体村民述廉述职制度，对被评为不合格、不称职的干部及时罢免、辞退。

（四）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加大整治力度。

乡镇纪检监察机关要避免产生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处理上产生可宽不可严的思想，而要把查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以权谋私、严重侵犯村民利益、经济违纪等案件作为办案的重点，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同时也要注重研究农村党员干部违纪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帮助划清政策界限，不断改进办案方法，逐步完善办案手段。要作到严惩违纪者，保护改革者，帮助失误者，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农村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和有力的保证。各级检察机关要严格执行2000年4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刑法》第93条第二款的解释，认真研究其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并在司法实践中加大对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查处力度。要抵制说情，勇于碰硬，打破宗族、宗派等势力对侦查、起诉工作的干扰，发现问题一查到底。同时要讲究办案艺术，正确适用有关政策、法律，在取证中要争取群众支持，不要激化各种矛盾，不能因办案方法的简单、失误而危及农村稳定，这是一个需要在办案实践中应高度引起注意的问题。同时各级检察机关应结合办案搞好预防工作，通过走村串户，印发宣传品，以案讲法等形式广泛宣传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刑法》第93条第二款的解释及相关法律法规，教育村干部知法、守法，依法办事；提高广大村民的法制意识，扩大举报和反贪力量的群众基础，鼓励村民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积极同危害国家、集体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做斗争。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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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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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2010-06-29 18:21:28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2)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

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在我市呈上升趋势，每年以8%-12%的速度攀升，仅去年全市就办理此类案件41件54人。涉案金额虽然不大，平均到每个犯罪嫌疑人也就1万多元，但因其涉及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其危害程度是相当大的。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今

天，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问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

我们对近两年来我市办理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梳理研究，纵观这些案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可见一斑。

1、经济问题。

在部分地区，村委会掌握着很大一笔集体资金，如村提留款、农副业收入、村办企业利润留成、罚款收入等等，同时控制着土地承包款、国家的救灾和扶贫款、土地税，公益事业捐赠等资金的使用。少数村干部私欲膨胀，利用职权，在财务上弄虚作假，贪污挪用，主要表现为：在收费环节做手脚。有的村村干部向农民收款无正式收据，以白条代替发票，不少收费不入帐或少入帐，从中截留侵吞，以”加班费”、”误工费”等名目乱发补贴，自己”奖”自己。如沿河村96

年至2003年的白条占支出总数的53％，徐河桥村已1年半没建账，党支部3名成员私分交通局建电站占地款，偷发工资2万元，单从账面上无从发现犯罪痕迹；少数村干部在国家规定上交税费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将这部分非法资金转入”小金库”，私设帐外帐，供极少数村委会干部挥霍，如菜园村虽未更换过会计但就有4套帐，各套帐之间又相互牵连，村属企业帐目与村财务“互通有无”，管理混乱，形成了很多的呆帐、无头帐，会计从中大钻空子，利用重复记帐的方法肆意侵占公款；虚报冒领，向国家资金伸手，极少数村委会干部不仅把平时个人请客送礼、接客招待的费用设法变换为公务招待公费报销，自用自批自报，有的还在上报的统计数字上造假，涉及到扶贫款，救济款就会想方设法多要、多报、少发，乘机发困难财，为自己捞好处。

2、滥用职权。

1、村干部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因其

处在国家政权的最基层，全面管理辖区村务，同时受政府委托，行使部分行政管理权，如代征，代缴税金，发放扶贫救济款，计划生育管理等，权力不小。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少数村干部把权力作为资本与群众搞等价交换，在土地开发利用、审批村民建房用地、建筑工程发包、村级企业承包等项目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如北市区梁庄村书记、村长、会计3人私自将本村征地款60万挪用给他人，收取好处费3万元。又如刘家营村在签订打井合同时公开招标流于形式，书记、村长从中收受贿赂2万元；有的不在其职权范围内，就以去上级部门为其打通关节为名，公开向群众索要财物。更有甚者在审批二胎指标上也大肆索贿，不给好处不办事，如某村主任肖某在任职期间无视国家的政策、法规，公开倒卖计划生育指标，每个指标卖2000元至3000元，只要有钱交罚款或向其行贿，就可以多生、超生，在村里，超生户比比皆是。

3、违反政策构成犯罪。

少数村干部利用集体公款给乡镇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送礼，美其名曰”为父老乡亲致富跑跑路子”，实则为自己找门子、跑关系，甚至为自己建关系网、树保护伞，以此”壮胆”，办起事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不仅在职期间个人及亲属办事方便，而且为自己下台留后手。如某村支书刘某，任职期间，以为”村办企业跑销路”的名义用集体公款向乡领导及企业局负责人大肆行贿，寻求靠山，铺路子。刘某卸任后，利用企业改制的政策，将该村办企业廉价收购，依靠任职期间用集体公款疏通的关系，很快成为村里的”爆发户”。

二、危害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群体的同时，派生出一个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村官”群体，而这个群体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社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如果这个群体出了问题，其带来的社会危害则是十分巨大的。日前，人民

网称“村官腐败”正在打造“腐败航母”，应是媒体向社会发出的一个言之成理且言而有据的警示，也反映出了人民群众对农村基层组织犯罪频发的现状产生的担忧。

1、“村官腐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是广大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党员干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些人就是党和政府的代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农村基层组织腐败行为严重违背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郑重承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勤政廉政、扎实践行‘三个代表’”的誓言，使党和政府陷入言而无信、欺骗愚弄群众的地步，导致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在贯彻落实中走了样，动摇党和政府对农村和农业工作的绝

第三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问题浅析

【论文提要】：食品安全是全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面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应运而生，这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充分利用刑事审判职能，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本文首先分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现状，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差异，提出司法实践中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建议。笔者认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础。当前，首先要做好刑事司法与《食品安全法》实施的衔接，修改和完善犯罪要件，加大犯罪的打击力度。然后结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食品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各部门间的工作协调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体系。

【关键词】：食品安全 犯罪 问题 理性之策

一、司法现状：在罪与非罪和宽严量刑间徘徊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和实施，预示着应该尽快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为一个新课题，展开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就是指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犯罪活动，它直接危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从犯罪构成上看，该类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是自然人，也可是单位；主观方面为故意，并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有关食品质量、工商行政管理等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包括社会公共安全；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非法经营行为等，并应达到一定的危害后果。由于目前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属性和特征，理论界没有统一认识，因此，在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造成一些不法行为逍遥法外。同时，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归属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之中，而忽视了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以至于造成不同地方的案件，处理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况。下面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处理的情况，窥视一下司法现状：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虎头蛇尾。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在全国引起轰动，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12人，轻、中度营养不良的婴儿189人，重度营养不良患儿28人。虽涉案2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最终主要被告人生产商池长板只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5万元，销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罚金2万元，这与该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显得不太相称，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2]

——没有记者暗访，“毒火腿”案何去何从？浙江金华火腿全国闻名。2003年10月底，因记者暗访发现永泰火腿食品厂曹锡平、曹锡洪兄弟用兑入“敌敌畏”农药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获刑。“毒火腿”真的是记者暗访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厂这一家生产？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为何之前对此无人问津？虽然内情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由此判断，曹锡平、曹锡洪兄弟因300只未销售出的“毒火腿”而领刑，只是代人受过而已。[3]

——广州苏丹红“元凶”罚人未惩企业。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生产、销售含有“苏丹红”成分食品添加剂数量为23万余公斤，销售金额400余万元，谭伟棠、冯永华作为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处罚金，应该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该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经营行为，同样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4]

——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园“陈馅月饼”和“毛发酱油”事件在“报道是否属实”的争执中“消化”；北京蜀国演义酒楼用福寿螺替换海螺，致70多人引发广州管圆线虫病，以酒楼民事赔偿宣告结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从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盐、油到各种中高档食品，几乎无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够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

——三鹿案件的查处，彰显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决心与力度，但罪名的适用却引起各界争鸣。2009年3月，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张玉军、耿金平、田文华等人分获重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处罚金。该案的查处，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对同一犯罪事实根据不同的参与环节，分别适用三个罪名引起争议。特别是对三鹿总裁田文华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有疑问，有的同志认为“三聚氰胺虽非剧毒，但根据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质，起码是非食品有害物质。这样，三鹿高管完全应该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5]田文华的辩护律师梁子侃则认为，三鹿案发后，无论是调查组还是媒体，都称之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华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可能更妥当。[6]

二、实践困惑：罪名竞合的选择与犯罪情节的认定

分析司法实践现状，之所以出现处理结果迥异，除了存在地方利益保护等人为因素外，根源在于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和对犯罪情节的认定上。

（一）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

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主要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等。刑法在此设置了两种形式的罪名竞合：

一是法条竞合。法条竞合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因刑事立法对法条的错综规定，导致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发生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7]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法条竞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间存在重合和交叉关系。

二是想象竞合。想象竞合也叫观念的竞合，是指基于一个犯罪意图，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情形。[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行为人为了牟取利益，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同时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罪名和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罪名，这就是一种想象中的竞合。

首先，在法条竞合时，要求重法优于轻法，适用处罚较重的罪名，但是由于各条文认定犯罪的标准不一致，而致实践中不好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慎重起见，司法机关往往习惯于以“疑罪从无、疑案从轻”的原则选择轻法。

其次，由于行为人在犯罪的各个环节所起作用不同，也可能造成选择适用罪名的差异。如三鹿奶粉案。“三鹿集团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进入市场后，导致众多婴幼儿引发泌尿系统疾病、多人死亡”这一事件，虽然从原料的购置到奶粉的生产、销售是三鹿集团一个完整的生产线，但是，因行为人在不同环节参与的程度不同，而致触犯的罪名不同：张玉军等人提供以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为原料配制原奶添加剂，构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耿金平等人给三鹿集团提供含有添加剂的原奶，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三鹿集团及主要责任人使用含有添加剂的原奶生产婴幼儿奶粉，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此细致的划段定罪，给司法实践出了一道难题：是适用共同犯罪理论？还是每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要进行划段定罪？

第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的多是选择性罪名，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包括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个罪名。从理论上讲，选择性罪名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开使用，但是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独立的生产伪劣产品罪。因此，在实践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应如何解决？

第四，对想象竞合犯，要求从一重罪处罚，但是由于该类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不同，可能导致犯罪主体和附加刑的差异，且有时可能很难作出孰轻孰重的判断，这时，对罪名选择也就大伤脑筋。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比较，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刑起刑点（三年以上）高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五年以下），但是二者的最高刑期（死刑）是一致的；同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且有罚金附加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假如一个犯罪行为在这二者之间产生竞合，该如何选择罪名呢？当然，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考虑，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难题。

（二）犯罪情节的认定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构成，一般都需要一个特定的客观要件，上面已对几个罪名进行了列举，不再赘述。理解和把握这些要件是确定罪名和科学量刑的关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有的要件本身存在瑕疵及一些职能机构的不健全，以致于造成违法分子得不到应有惩罚，无法实现打击犯罪活动的目的。下面着重谈一下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销售金额”的认定问题。

“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也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判处罚金的主要依据。但是，“销售金额”恰恰又是司法认定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只有着手销售才会产生销售金额，而在司法实践中查获的多数是在生产环节，销售金额无从谈起。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金华“毒火腿”案，由于记者暗访发现了加工中的“毒火腿”，然后在其即将进入市场销售时，一举查获，根本不存在销售金额。其次，即使有销售行为的，因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蔽，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小作坊没有正规的经营账目，造成侦查取证困难，具体销售金额同样难以查实，这是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得到查处的主要原因。生产伪劣产品按货值金额高于销售金额的三倍的标准，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这相对于销售者来说显失公平，也有违于立法的本意。同时，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时，并处或单处的罚金刑应如何计算？只能面对罪不能罚的尴尬局面。

第二，食品的卫生标准问题。

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同时废止，《解释》中规定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依据将不复存在，急需依照《食品安全法》出台新的标准。但是，《食品安全法》只是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并在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给食品生产经营者确定了具体经营要求和禁止性规定，并未对食品卫生标准作出解释。虽然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现行食用农产品质 3 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生产经营食品”，但并未对司法程序的依据作出解释。法律法规之间的不衔接，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难和困惑。

第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问题。

刑事案件的鉴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鉴定，如故意伤害案件的伤情鉴定，是由司法机关授权的机构行使，这样才能充分维护刑事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解释》第四条规定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行使，这是否有悖于刑事司法原则？卫生行政部门的鉴定结论是否能够直接运用于刑事审判？这是司法人员经常讨论的问题。

三、理性之策：食品安全犯罪理论体系的确立

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2009年年初，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罗云波教授在接受《食品指南》记者专访时讲到，法律和法规体系不完善，让人有空子可钻，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食品生产领域的掺杂使假为什么屡禁不止？原因就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以及执法不严格。[9]面对频发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需要大家通过多层次的调查研究，形成一套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理论体系，规范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完善犯罪情节的使用瑕疵，然后施以有效打击，才能维护良好的食品安全市场秩序。

（一）针对《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尽快作出配套的刑法规定

第一，从食品“卫生”到食品“安全”，并不是简单的词语更换，而是一种新理念的树立，是将食品事件正式纳入了社会安全的范畴。

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很难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食品卫生事件牵扯在一起。现在，三鹿案的判例和《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使二者产生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建议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章节里面增添危害食品安全的内容。第二，《食品卫生法》已经废止，与之相应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亦应随之修改，可变更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样就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不再存在法条竞合。第三，犯罪成本太低，是我国食品行业制假、售假猖狂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法》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刑事立法也要随之调整，应对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扩大罚金刑的倍数，彻底消除制假、售假分子重新犯罪的机会。第四，《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检验机构的设立作出了规定，建议刑事司法鉴定，应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中，由司法机关的委托认可后选择确定。

（二）修改“销售金额”要件

实践证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单纯把“销售金额”作为量刑依据是不科学的，尽管《解释》做了补充规定，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议。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将“销售金额”改为“经营金额”；[10]有的同志则认为，可根据生产和销售的不同环节，同时适用“经营金额”与“销售金额”两个标准。[11]笔者认为，适用“经营金额”同样不可取，所谓经营包括买进和卖出两个环节，因此，设定“经营金额”，有可能造成犯罪数额的重复计算。设定犯罪数额要件，要根据具体的犯罪行为来确定，这是立法的本意。《食品安全法》第九章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中，一直是适用“货值金额”进行处罚，因此，我们可以将“货值金额”确定为生产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标准，这样，一方面可以与《食品安全法》的处罚相衔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的不科学的说法。而对销售伪劣产品的或即生产又销售伪劣产品的，应定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标准仍沿用“销售金额”。需要说明的是，设置的“货值金额”犯罪标准可以稍高于“销售金额”。对于其他的将“销售金额”作为罚金刑标准的罪名，可以增加一项内容，即“产品未销售的，并处或单处货值金额的**至**倍罚金”。

（三）规范对单位犯罪的处罚

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中大多数都将单位列为了犯罪主体，但是，不知何种原因，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均将单位犯罪排除在外。追究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有利于保障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健康。[12]三鹿集团是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中国企业500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就是这样的大型企业，在其触犯法律时，仍不惜以其破产为代价而予以严厉惩处，这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讯号：一切危害食品安全、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严惩。由此，笔者认为，各地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均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不为违法行为做保护伞、开绿灯，加大对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和惩治，坚决清除一切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动。

（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防控机制

不法食品企业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罪魁祸首，但社会监管和防范体制的不健全，却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强，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空间。因此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食品的安全隐患，不能单纯地依靠司法机关的打击和惩治，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法》从理顺监管体制、建立风险监测制度、统一食品标准、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强化食品企业责任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下一步需要各有关的部门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健全完善监管、预警、风险检测等各项机制，努力做好工作间的协调和配合，共同构建食品安全防控机制。同时，应不断加强食品的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识。要经常性地通过各种媒体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宣传食品安全法律知识，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等。应尝试把食品安全纳入职业教育规划，努力培养食品安全专业人才；把食品安全常识列入中小学的教育课时，引导学生不买街头无证商贩出售的各类食品；加大对公众的食品科普教育，教育公众掌握简单的食品质量识别方法和正确的食品加工烹调方法等等。只有我们把预防食品安全的工作做到前面，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

【参考文献】：

[1] 2009年3月1日新华社记者张景勇、周婷玉、吴晶撰写的《食品安全法诞生历程：从“基层民声”到“国家大法”》一文。[2]根据新浪网的资料整理。

[3]根据金华新闻网的资料整理。

[4]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内容整理。

[5]王文琦撰写的《问题奶粉是伪劣还是有毒？》一文，2009年1月1日《广州日报》。

[6]南方报业网2009年2月2日《田文华上诉否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要求撤销》一文。

[7]高铭暄《刑法专论》（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94页。

[8]同注（7），392页。

[9] 2009年第三期《食品指南》杂志。

[10] 《人民法院报》（理论专刊）2001年12月17日杨万明、刘为波撰写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完善》一文。

[11]网络资料，《也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销售金额》，作者解春。

[12]高铭暄的《我国刑法单位犯罪几个问题》一文。

第四篇：农村基层组织经验材料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最基层的代表，一切工作与党的形象是紧密联在一起的，因此在工作中只有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一）善谋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纽带，又是各种矛盾的交点，只要上级党组织的大政方针一定，农村基层党组织就必须贯彻执行，当群众对某些政策不理解，不合自己意愿时，他们往往会把矛头指向基层党组织，不是闹，就是吵，严重的甚至上访，这就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善谋事”，做到事先有考虑、有准备，而这种考虑又不能无边无际，而要客观实际，基层党组织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首先吃透政策。而不能凭感觉，靠经验。否则，即使考虑得再多，谋划得再好，其结果也只能是顶起碓窝耍狮子，费力不好看，不仅不能很好完成任务，弄不好还会闹笑语，惹麻烦。农村基层党组织出谋划策，处理问题如何，直接决定着农村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的成败。因此，在工作中，一定要做到超前思维，透过复杂多变的形势，预见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千方百计想好解决问题的点子。在工作中不能见子打子，哪里黑了哪里住，瞎子放羊随它去。一定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想方设法帮助农民致富，群众富了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天下顺治在民富”。

（二）会办事。农村基层党组织打交道的对象就是广大农民，这当中既有遵纪守法的群众，也有个别不讲道理的法盲，既有通情达理的文明家庭，也有个别胡搅蛮缠的农户。办的事有公事、私事、大事、小事，听的话有真话、假话、好话、坏话，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具体工作中务必做到处处留神，时时在意，讲究工作方法，“俯下身子为官，挺直腰干做人”把依法办事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结合起来，学会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善于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对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要用政策稳定民心，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走样，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把政策宣传到户、到人，不断增强群众的政策观念，让农民知道，农村基层党组织，解决矛盾、处理问题、干工作做事情，靠的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意志。其次是用感情解民忧，农村基层党组织千头万绪的工作，吃、穿、注行随时都离不开资金，在这方面让群众个个满意是不可能的，很多情况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把群众的实际困难放在心上，尽可能体贴照顾，哪怕到农民农里坐一坐，摆谈几句龙门阵也是一种安慰和鼓励。另外就是要考虑如何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思想上减轻他们的压力，教育他们克服“等、靠、要”的思想，树立起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的信心。三是为政清廉，取信于民，当前由于个别腐败现象的负面效应，群众看到的阴面较多，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形象有一定的损害，这样必须加强正面教育，宣传好的典型，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做到廉洁奉公，“公生明，廉生威”、“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如果不能廉洁自律，不仅要失信于民，败坏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甚至自己也会翻身落马，被人耻笑。只有做到廉洁自律，基层党组织的威性和群众的信任才会随之而来。要坚持原则，伸张正义，敢于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三）能成事。“空谈误事，实干兴帮”。农民群众最讲实际，他们衡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标准，也就是看你的工作过程，看你到底干了哪些事，结果怎么样，群众最讨厌那些混天闲谈，一事无成的人。所以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尽可能地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事情的成败，往往是衡量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标准，基层党组织，办事要有主见，遇事能决断。当群众遇到举棋不定、左右为难的事情时，往往都看干部，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了解政策、法律，与农民相比有见多识广的优势，提出自己的主张，果断决策，关键时刻不犹豫。要注意发动群众，群策群力，脱离群众什么都办不成，注重遇事同群众商量，办事同群众联系，有事要群众支持，做任何事情要因地制宜，立足自身和本地实际，不能生搬硬套，办事要量力而行，步子过大容易摔跟头。一口饭绝对吃不成胖子，做好事要根据自己的实力，确保成功率。

二、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农民的心坎上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在基层，薄弱点和难点在农村，在改革力度加大，各种矛盾相对集中的情况下，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就会失去思想保证，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农村的各项工作中去，做到农民的心坎上，一位基层干部说：“电通、路通、水通，不如人的思想通”，对思想政治工作总结及非常精辟。

（一）分类把握，确定重点，有的放失地开展思想教育，在具体细致中走向深入。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农民奔小康为中心，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政策法制教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思想境界有高低之分，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的人们，其生存状况、思想状况也千差万别，这就决定我们在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时，要注重层次性，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有针对性的对农民进行教育引导。

因人制宜。例如，对农村党员、干部、先进分子要加强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教育，要求他们身体力行“三个代表”，对一般群众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及科学文化教育，对先富起来的群众要引导其致富思源，扶贫济困，对困难群体，应多鼓励、多扶持，着重进行“自尊、自立、自爱”和艰苦奋斗教育，对外出务工人员要引导他们遵纪守法，艰苦创业。

因地制宜。山区农村幅员辽阔，居住分散“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通常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不仅会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而且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般而言，经济较发达的地方，群众思想活跃，价值取向多样，重点进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教育，边远地区民风淳朴，但相对封闭容易被封建迷信钻空子，应多进行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及对外开放教育。

因时制宜。现阶段，农村存在的主要矛盾是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缓慢，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较多，重点应放在如何帮助农民增收，维护社会稳定上，把握不同群体的特征，认真分析不同人群的心里特点和思想状态，抓住带倾向性的问题进行分析，因人施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多做“自选动作”，少做“规定动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千家万户，做到每个人的心里。

（二）改进作风，多办实事，把教育群众寓于服务群众之中，使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纽带，让干部受教育，农民得实惠。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因此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要求，现在农民中的许多思想问题是由于实际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引发的，如果不解决实际问题，群众势必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实践证明，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实事，建立血肉相连的党群、干群关系是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基矗群众的“行路难”、“上学难”、“饮水难”、“用电难”、“看病难”、“通讯难”是农民急盼解决的难事大事，也是老百姓眼中最大的实事实惠。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困难，办理群众急需办理的事情，是赢得百姓支持拥护，改善干群关系的有效催化剂，是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最有效的方法。

2、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尊重民意，是做好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村上每办一件公益事业，总是提前谋划，交给村民代表讨论，拿到群众中酝酿宣传，条件成熟，再召开社员大会。若有95%的人赞成，事情就办得，而且能办好。事业办成后，人们形象的叫做干部向群众“抽条子”，搞好竣工决算。“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一是要注意群众切身利益；二是办事业帐目要公开；三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村民自治，用他的话说叫“港人治港”，干部张网，干部收网；四是干部要敢把自身拿去让群众掂量。”始终以农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兴办公益事业为重点，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系列公开；每季度公布一次财务和村务；群众对公布的内容可以随时查阅。由于真正做到了公开化、实行了民主、充分尊重了民意，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建设热情。

3、为政清廉，赢得民信，是做好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扎实抓好廉政建设，认真落实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要求干部做到“七管好”、“七做到”、“七不能”。即：管好自己的脑，做到头脑清楚，不能异想天开；管好自己的心，做到心想工作，不能自私自利；管好自己的手，做到办实事办好事，不能见利忘义；管好自己的脚，做到走千家万户，不能去的地方不去；管好自己的嘴，做到多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说的不说，不该吃的不吃；管好自己的眼，做到放眼世界、眼观十路，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管好自己的耳，做到耳听八方，不能听不进批评意见、一意孤行。

第五篇：创新农村基层组织

大胆创新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模式

钤山镇白芒村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当前农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结合创新社会管理，根据《党章》有关规定，理顺农村党组织的设置工作，村支部升格为村党总支部，下设四个支部，各支部设有村民理事会，打破了几十年来一贯制的一村一支部的基层组织设置模式，由按农村行政村设置的党支部改变为以区域链为主，产业链、义务链相结合的方式设置党组织，通过基层党小组组租联建，包括优势互补联建、强弱帮扶联建、村企联建方式，为建立健全城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机制和城乡党员动态管理一体机制做了先行探索。

钤山镇白芒村为了使此次农村基层组织改革创新真正落实到位，不流于形式化，由镇党委牵头，村支部委员参与组建了村支部组织改革创新探索小组，在县委组织部组织远的指导下，不断深入基层，入组到户与党员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真正处理好了改革创新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把党的总体方针政策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

据悉，钤山镇白芒村此次创新农村基层组织设置工作中体现了“两不变，两加强”坚持了“干部不变、关系不变、强化领导、强化监督”原则，升格后的村党总支部，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将从体制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村党总支是村级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领导和支持村委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老年人协会等组织团体。同时，通过完善村党总支部领导下的村两委班子联席会议、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等制度，发挥村党总支对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督职能。

钤山镇白芒村打响分宜县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第一仗。理顺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工作意义重大，是进一步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保障，是我县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