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 “潜规则”失灵

第一篇：让 “潜规则”失灵

让 “潜规则”失灵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私下里一谈起腐败现象都义愤填膺，但真的发现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却多是装作不知道，顶多背后发发牢骚，甚至有些人心底还暗生羡慕，觉得人家有能力、有面子。很多领导干部经常苦恼，一些事情明明不合规定，但如果顶着不办，亲友会怪他不通情理，朋友会说他不讲义气……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在起作用。尽管“潜规则”摆不上桌面，入不了条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行之有效。“潜规则”的滋生和蔓延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廉政文化的缺失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如何让“潜规则”失灵，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廉政文化的建设。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战略举措，对于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增强全社会反腐倡廉意识，形成廉荣贪耻的思想道德基础和文化氛围，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廉政文化是反腐的第一道关口，建立在人们理性之上的自律意识，是一道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思想道德防线。我们只要把守好这第一道防线，让腐败思想无从进入，无从下手，在违反原则的问题上做到“翻脸不认人”，那么“潜规则”也就不会再发挥任何作用。

第二篇：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

我们认为政府失灵就是政府为了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无效调节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却由于财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致使政府应该进入的领域而没有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政府有心无力，调控手段缺乏力度，调控机制运转不灵，调控效果难以到位，从而造成了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社会保障能力偏低。亚当.斯密曾指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的”。有资料表明，一个巨富人的背后，至少有500 个穷人。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严重，必然影响社会稳定，这就客观要求政府营造“安全阀”。然而迄今为止，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体制仍不健全，很多地方的社会保障基金还未完全建立，覆盖面还不完全。

二是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偏低。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主要表现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打击预防职务犯罪、遏制权力寻租这两个方面。由于法制法规不健全、不完善，不法商人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加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个别公职人员特别是司法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势力、经济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致使我国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尽理想。

三是政府汲取社会资源能力偏低。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较低。

（二）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政府应该退出的领域而没有退出或没有完全退出，权力集中，责任无限，结果不仅没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扬短抑长，妨碍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仍然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有资料表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行政审批最多的国家，中央和中央各部门颁布的各种审批规定就有2500余项，至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颁布的种种审批项目，其数量也不在此下，致使政府仍然或多或少地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并对企业的产、供、销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导致市场运行主体（企业或私人）缺乏应有的自主经营权，活力不强，而且容易助长惰性，什么都找政府，市长昨天帮助跑资金、跑项目，今天到企业现场办公，后天接待职工上访。

二是政府仍然配置部分资源。政府配置资源，不但难以保证资源合理使用，而且资源的安全性也成为问题。始于1998年的国债建设资金至今已发行了9100亿元，尽管在拉动内需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审计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国债项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违规违纪问题。

三是政府越界抢夺市场和社会的职能。除了纯粹公共产品（如外交、国防）必须由政府承担提供外，我国政府还承担了许多应由企业或社会承担的准公共产品，不但滋生了腐败和浪费，而且扭曲了市场机制。

第三篇：读《三国》《水浒》,看职场潜规

读《三国》《水浒》，看职场潜规

文学是人学，是典型化了的社会生活写照，社会百态、忠奸恶善，一应俱全，下面采撷几朵花絮以飨读者。

一，好员工要学会适时跳槽。员工一定要对公司忠诚吗？这是最大的谬误，例如林冲，作为全国最大的公司——朝廷，已经丝毫没有留林冲的意思了，跳槽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选老板比选公司重要。请诸葛亮出山前有三大公司可选：曹操、孙权、刘备。刘备连个地盘也没有，实力最差，公司风雨飘摇，诸葛亮看重了老板的忠诚，三顾之恩感动了他，跟刘备干，才华得到最大发挥，公司也由小变大，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将择主而事”。

三，利用一切关系人脉资源是成功的捷径。庞统因貌丑，被孙权摒弃，投奔了刘皇叔，刘备也以貌取人只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县令，一呆几年的光阴，幸好张飞发现了这个人才，后来见到刘备才拿出诸葛亮的推荐信，早干嘛去了！这么好的资源不用，光靠自己行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浮云”。

四，老板不一定总为公司的利益着想。宋江作为梁山在位最长的老板，他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坐更高的位子，以便为自己捞取更多的社会关系，因此，梁山集团及各位职员的利益，只是宋江实现自己利益的跳板与棋子，梁山接受招安成为必然。

五，后院起火永远是公司倒闭的一大根源。武大郎作为烧饼铺的老板，虽然生意微小，但能养家活命，无奈金莲红杏出墙，导致武大郎卿卿小命也没了。六，世袭制家族企业不会长久。刘备的儿子阿斗，扶不起来，孙家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曹家也被司马家族所取代，“家富不过三代”，选贤明的人接班才能保证公司兴旺发达。

七，健商比情商、智商更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如同一块木炭未燃烧就熄灭了，周郎雄姿英发，足智多谋，不假天年，吕蒙后起之秀，令人刮目相待，去是个病秧子。看人家司马懿，靠死了曹操、曹丕、曹睿三代人，谁活得长久，天下就是谁的了。

读《三国》《水浒》，看职场潜规则，不禁感慨万千。

第四篇：制度为什么失灵

为什么有些出发点很好的制度会失灵呢？关键在于制度本身有没有内在的说服力和外在的强制力，有没有自我强化的动力机制。

法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理论上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树立法治权威的努力常常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从大的方面说，国家和地方颁布的一些法律法规常常得不到有效的实施；从小的方面说，我们所在单位制定的一些规章往往会落空。由此有人说，制度的力量是脆弱的，靠制度管人管事都是行不通的。其实，制度固然不可能像自然规律那样可靠、灵验，但是，它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相比，更加可靠；与普通的个人相比，更有力量。然而，为什么有些出发点很好的制度会失灵呢？关键在于制度本身设计得是否合理，有没有内在的说服力和外在的强制力，有没有自我强化的动力机制。

一项合理的制度必须具有内在的说服力。法律固然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是仅仅依靠国家强制力，法律是难以持久地实行的。只有那些能够反映社会生活规律、符合道德规范并能促进社会价值目标实现的法律，才能够赢得社会的一致认同，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从而形成一种尊重和维护法律的氛围。对于这些具有内在说服力的法律，国家强制力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一种排除作为个别例外的违法行为的工具。法治本质上是巩固道德的，但是用法治来改革道德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削弱制度的内在说服力的因素往往正是道德使命感或者是片面的道德要求。例如，美国１９２０年通过的宪法第１８修正案即禁酒令，是在很多具有高尚情操的法学家、社会学家特别是家庭妇女的推动下通过的，最终因无法执行下去而被１９３３年宪法第２１修正案取代，禁酒令在社会生活规律面前宣告彻底失败。再如，我们新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肩负了过重的道德改革使命，以致在引入高度危险作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既没有增设强制保险制度，也没有保留过错责任原则的适当空间，因而降低了内在的说服力，削弱了它的可执行性。

一项合理的制度必须具有外在的强制力。亚里士多德说，法治首先要有良法，然后要使良法得到很好的实行。要使法律得到全面的实施，就要及时地排除那些违法行为，就要有一定的执法机关。执法机关能否恪尽职守，不能靠道德来说服，只能靠严密的责任机制。这样的责任机制有两个要素，一是执法者独立于立法者；二是法律效力所及的人有权监督执法者并决定执法者的任免。就拿一个单位来说，制度的落空往往不仅仅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合理，更主要的是因为个别领导者集制定制度的权力和执行制度的权力于一身，因而制度的存废只在他的一念之间。这就造成了双重危险，他既不必慎重地制定制度，也不必严格地执行制度。如此一来，靠制度管人是假，靠人管人是真。这样的制度落空实质上是人治的必然结果。

一项合理的制度必须具有自我强化的动力机制。立法者为什么要制定良法？执法者为什么要严格执法？他们不都是圣人，对他们也要用胡萝卜加鞭子——这就是民主选举和公民的权利救济程序。出现个别的恶法或者执法不严现象，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机关来纠正，恢复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出现过多的恶法或者较多的执法不严，要有民主选举的程序来调整立法者或者执法者的构成，让那些能够制定良法和严格执法的人担当相应的责任。法律效力所及的人是真正的利益攸关者，只有他们深切地关心制度的制定和实行，把权利赋予他们，并设置有效的救济程序。这样的制度才有无穷的动力，才会得到全面的实施。

制度的力量不是天生的，而是设计出来的。只有那些具有内在的说服力和外在的强制力以及自我强化的动力的制度，才是有力量的、可靠的。所有的制度，大到国家法律，小到单位规章，在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清楚它的力量在哪里，否则就会失灵。

第五篇：志愿失灵案例

志愿失灵案例：

1.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内讧事件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以下简称“扶贫协会”），一个成立14年的有官方背景的NGO，因为“工资改革”而引发了内讧事件。自2007年7月31日起，不断有自称是协会高层的人士在网络上揭露协会财务混乱的内幕。与此相呼应的是，北京中辰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扶贫协会及其所拥有的北京中富达公司存在大量的财务违规操作。2006年全年费用明细单据显示，仅有两名工作人员的协会办公室，一年的总成本为309522.36元，秘书处的总成本为768622.94元。协会2006年有1600多万的收入，但其中只有5％用于扶贫项目投资。中辰兴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意见中称：“协会2005年7月以前，管理制度不完善，财务管理混乱，具体表现在：固定资产管理不完善，没有建立固定资产明细帐进行分类核算；总分明细帐设置不规范、不完善；没有编制会计报表；对账不及时造成的支出款项长期挂账；对外投资缺乏严格的审批程序，造成资产大量流失；财务人员变动频繁且没有按照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交接手续。”

此类非营利组织仍然“寄生”于政府资源。它们的工作效率十分低下：“到1995年底，全国性社团共有1810个……在1801个全国性社团中，真正能够很好地按宗旨开展活动的只占20%，也就是说，只有 400个左右；而基本上没有活动或内部矛盾重重，闹不团结的也在20%左右”。

问题：

从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内讧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官办非营利组织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2.“丽江妈妈”胡曼莉事件

90年代初胡曼莉因为收养孤儿而被其单位武钢集团树立为爱心典型，随后她于1992年在武汉正式注册了中国第一个民办孤儿院——中华绿荫儿童村。1998 年，胡曼莉与美国妈妈联谊会会长张春华及云南丽江政府合作建立孤儿学校。学校教师和常务副校长由丽江县教委委派，胡曼莉负责筹钱来支持学校。与学校同期成立的管理和善款接受机构“丽江妈妈联谊会”，除了胡曼莉外，其余成员全部是政府官员。

开学之后不久，学校混乱的账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张春华的推动下，丽江审计局2006年对“丽江妈妈联谊会”的财务进行了审计，结论是“在管理使用各项捐款上，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有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这次审计中，胡曼莉的丈夫段灿标提供了胡曼莉用孤儿名字开私人账户的证明文件，作假的票据证明等材料。张春华以善款使用违背捐款人意图为由将“丽江妈妈联谊会”告上法庭，从丽江中院到云南高院，张春华和她的“美国妈妈联谊会”两度获胜，法院责令“丽江妈妈联谊会将未按照美国妈妈联谊会捐赠意愿使用的907890元人民币如数返还”。2007年2月14日，丽江市民政局做出对“丽江妈妈联谊会”给予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1999年清华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非营利组织中，有一半以上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内部审计或不通过审计作定期的财务报告，只有14.7%的组织通过注册会计师等外部审计进行规范的财务报告，而10.9%的非营利组织没有财务报告制度。这反映出这类组织最突出的问题是营利化倾向严重。

问题：

“丽江妈妈” 胡曼莉事件反映出法定非营利组织所面临着何种困境？最突出的问题的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