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解决市场失灵

第一篇：政府如何解决市场失灵

政府如何解决竞争失灵

我们知道只要有市场就有竞争，竞争失灵也会连带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包含两种意思，一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这种情况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二是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

市场失灵的型态 ：不完全竞争市场 独占 独买 寡占 卡特尔 买方寡占 独占性竞争 差别取价（差别定价）价格吸脂策略。

造成市场失灵的二个主要原因为：成本或利润价格的传达不适切，进而影响个体经济市场决策机制；次佳的市场结构。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外部负效应问题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失业问题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等。

如果市场失灵达到一定程度市场的正常作用就会丧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也就失灵了。此时市场一般不能完全自行解决问题，为了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政策来约束在这种情况下的欺诈行为。在宏观调控时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政府尽量不参与资源配置；二是一旦参与要以市场的手段来进行。针对市场失灵的表现，作为经济主体的各级政府，发挥应有的经济职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首先，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还要承担起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而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垄断问题和其他不正当竞争问题，政府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场，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当务之急是完善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要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研究，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第三，政府还需要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以国家的宏观目标和总体要求为主要依据，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调节收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币值稳定、货币供求总量的平衡。

第四，政府要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距，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使各个地区协调发展，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的评价和调整。通过转移支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势群体，调节公众的心理平衡，达到维护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

第二篇：政府如何解决市场失灵

政府如何解决市场失灵

摘要：市场不是万能，存在固有的弱点，当市场出现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时，我们就称之为市场失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不适合社会的需要，尤其是经济危机频发，所以更不能放任自流，从而就需要政府的调控，需要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尤其是，我国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更需要政府来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弥补市场失灵。

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概括来说，就是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由称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来决定采取哪一种手段抑或采取综合手段。然而，政府在运用这些手段时，除了政府失灵外，这些手段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有时也可能会扰乱经济的发展。

关键字：市场失灵，宏观调控

经济手段

法律手段

行政手段

弊端

经济手段是政府在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借助于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经济杠杆是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价值形式和价值工具，主要包括价格、税收、信贷、工资等。也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的调整来影响和调节经济活动的措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在宏观调控中最常用的经济手段。国家还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规划、计划等。对经济活动参与者进行引导，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手段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是政府最经常使用的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市场失灵，也给中国中国的社会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房价越来越高，甚至高的离谱，充斥泡沫，又如人们逐渐富有，私家车越来越多而造成的大气污染，直到最近的大范围的雾霾，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面对市场失灵的种种表现，政府通过调节个税起征点来减小贫富差距，通过征收二套房产税来抑制炒房需求，通过征收车辆购置税来抑制车辆的需求，弥补私家车通行造成的负外部性。这些都是政府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弥补市场失灵的表现。

然而，经济手段往往是政府最常用的手段，通常也是效果最明显的，但是经济手段也存在很多的缺陷和弊端。因为宏观经济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时候可能会出现对经济形势的误判，又或者当经济手段起作用的时候，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等等的问题。所以政府运用经济手段的时候要准确的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充分考虑经济政策发生作用的时间，同时更要征求广泛的意见。

法律手段在很多时候是和经济手段同时运用发生作用。比如当政府运用税收的杠杆的作用调节个税起征点的同时，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和保证政策的严明性。

法律手段是指国家依靠法律的强制力量来规范经济活动，保障经济政策目标的手段。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立法和司法，调节和规范经济活动。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在于，把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纳入法制轨道，依法调控，增强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了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约束力，对需要长时间坚持的政策也应将其纳入法制轨道，使重要政策转变为法律，以加大执行的力度。法律手段的基本内容包括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市场行为法律制度、宏观经济管理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等。

而面对市场失灵，法律手段通常都是迅速而有效。比如通过修改税法来调节宏观经济，解决宏观经济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又如在通过《刑法》、《民法》、《经济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来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弥补因为利益驱动而造成的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也为其提供法律保障。

同样，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也存在着很多弊端。比如可能会过多的干预市场的发展，造成经济发展的固化，失去灵活性，甚至市场混乱。所以，政府在运用市场手段弥补市场失灵，调控宏观经济时，应该本着高度的谨慎性原则，充分掌握了解市场运行的情况，征求多方的意见，方可做出法律性的决定。

相对于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调节经济手段。

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行政手段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很常见的，比如工商局的检查，税务的查税，政府的命令等等。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具体性、非经济利益性、封闭性等特点。

行政指令方法具有一定长处，不能忽视。一能维持行政管理系统的集中统一，便于充分发挥行政组织的管理功能。二是具有一定弹性，能比较灵活地处理各种特殊问题。三有利于政府直接领导、协调和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业的发展。

行政手段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可随处可见，比如为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实行单双号限行，为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为解决高房价问题，限制购买第二套房的措施，等等。

同样，行政手段的运用也会有很多局限，一是不利于发挥下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适当地单纯运用它，就会形成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下级有职无权，养成对上级的依赖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被动习惯和消极意识。二是信息传递迟缓，失真率记。如果发讯者的权威小，则信息传递缓慢，接受率低；尤其在机构庞大、层次繁多的情况下，则必然信息传递拖延、失真。因此，对于行政指令方法，不能单纯依靠，而应与法律、经济、思想教育诸法有机配合使用；特别须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命令指示，防止主观主义、瞎指挥和简单强迫命令。

总之，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需要根据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在保证市场的基础作用的同时，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三篇：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

我们认为政府失灵就是政府为了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无效调节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却由于财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致使政府应该进入的领域而没有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政府有心无力，调控手段缺乏力度，调控机制运转不灵，调控效果难以到位，从而造成了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社会保障能力偏低。亚当.斯密曾指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的”。有资料表明，一个巨富人的背后，至少有500 个穷人。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严重，必然影响社会稳定，这就客观要求政府营造“安全阀”。然而迄今为止，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体制仍不健全，很多地方的社会保障基金还未完全建立，覆盖面还不完全。

二是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偏低。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主要表现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打击预防职务犯罪、遏制权力寻租这两个方面。由于法制法规不健全、不完善，不法商人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加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个别公职人员特别是司法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势力、经济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致使我国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尽理想。

三是政府汲取社会资源能力偏低。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较低。

（二）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政府应该退出的领域而没有退出或没有完全退出，权力集中，责任无限，结果不仅没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扬短抑长，妨碍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仍然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有资料表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行政审批最多的国家，中央和中央各部门颁布的各种审批规定就有2500余项，至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颁布的种种审批项目，其数量也不在此下，致使政府仍然或多或少地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并对企业的产、供、销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导致市场运行主体（企业或私人）缺乏应有的自主经营权，活力不强，而且容易助长惰性，什么都找政府，市长昨天帮助跑资金、跑项目，今天到企业现场办公，后天接待职工上访。

二是政府仍然配置部分资源。政府配置资源，不但难以保证资源合理使用，而且资源的安全性也成为问题。始于1998年的国债建设资金至今已发行了9100亿元，尽管在拉动内需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审计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国债项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违规违纪问题。

三是政府越界抢夺市场和社会的职能。除了纯粹公共产品（如外交、国防）必须由政府承担提供外，我国政府还承担了许多应由企业或社会承担的准公共产品，不但滋生了腐败和浪费，而且扭曲了市场机制。

第四篇：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政策

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政策规制

摘 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既可以依靠市场自由调节，也可以依靠政府干预。然而，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性和后天性失灵。中国客观条件复杂，市场失灵不易克服，因此现阶段应当主要依靠政府干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在探讨环境问题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给出政策规制的逻辑依据。在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时，应当注重改善政府的决策运行机制，同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监督机制。关键词：环境污染；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政策规制

任何一个经济体，无论市场成熟度有多高，都难以避免地面临着市场失灵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市场失灵最明显的表现在于负外部性，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体现尤为突出。对于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应该基于什么样的理论逻辑来给其下定义，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把握什么样的原则，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

在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个体所做出的自由选择往往会产生诸多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对他人造成了非自愿承担的成本。环境资源的本质是公共物品，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以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在环境资源使用过程中“搭便车”的普遍现象。由于经济人的利己天性，对于没有价格的公共物品，经济人在使用环境资源时，并不受环境资源成本的约束，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失效，因此环境资源必然是过度利用的，而过度的利用必然会为他人带来非自愿承担的成本，即外部性，例如烟雾、噪音、有毒气体、农药残留、化学排放物等环境污染现象。虽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并无充分明确的认识，主要是由于环境系统具有复杂性。人们对于环境的认识程度远远不能够激发人们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换句话说，人类目前所作出保护环境的反应，都是在缓解严峻的环境问题而并非保护环境。这样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人类保护环境缺乏动力、缺乏一致性，甚至成为污染者继续污染行为的诱因。

上述污染现象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由于使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的出现以及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市场的运行机制受阻，不再能够通过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的变化，自主的达到资源配置零机会成本的配置状态，出现市场失灵。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市场失灵都得到纠正的。只有当修正环境污染的危害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修正当前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产生外部性的成本时，环境污染的市场失灵才会得到纠正（Francis Bator，1957, 1958、Harold Demsetz，1967、Ronald Coase，1960）。如果修正的收益大于成本，则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会针对环境的溢出效应作以变动；如果修正的收益小于成本，则不改变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所造成的外部影响被视作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尽管受污染者深受烟雾、有毒气体或者河流中化学排放物的危害，但是与改变导致不良外部影响的现有结构所需成本相比，他们所受的危害则不值一提。如果对于要求水或空气质量的人来说，无污染的水或空气都不能得到充足的意愿去支付它，水和空气质量维持污染现状则被认为对整个市场是有效率的。

二、环境规制中的政府失灵

当市场机制在环境领域内不能正常运作时，政府应当站出来进行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处于理想状态的政府可解决环境中的外部性问题，例如，政府可以向污染者征收环境税，即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进行征税，用税收来纠正污染者的生产活动对他人造成的成本外溢，即使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环境税起源于英国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庇古税”方案，通过矫正外部性资源配置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我国的实践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级政府为了改变环境污染现状而做出的努力。然而，政府的作为并不能完全弥补市场的失效以维护公共利益，甚至还会损害公共利益。由于现实中的政府并不能达到理想状态，并不能做到在处理公共物品外部性问题上完全公平、公正、公开，从而造成政府失灵。这是因为政府作为一个“人治”机构，对环境这一复杂系统问题不能给予全面了解。在这种环境知识不健全基础上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具备科学性，对于规制收益是否能够大于成本的问题也没有科学、系统并全面的预测方法以及衡量标准。因此，政府对于环境问题常常不作为。

同时，政府机构人员作为特殊的经济人，同样具有“利己”的特点。在市场机制依然有效运行时，“利己”必先是“利他”的，但在市场失灵，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其“利己”行为经常演变成为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在中国表现尤为突出，主要有：第一，地方政府的政绩衡量最直观的是以该地经济发展状况为标准，中国的这一考评制度就造成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不能落实而成为一纸空文。为了达成既定的经济目标，一些政府官员坚持环境污染说客的立场，这毫无疑问地会被一些污染厂商和企业主群体所追随。这些政府官员只看到政绩考评的私人眼前利益，放弃公共的长远利益，不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他们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当地能带动经济增长但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不予管制。第二，在中国，很多地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应当作为调控各种行为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在环保领域中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就应当发挥调控作用。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制定并贯彻标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将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政府克服失灵，有效干预环境保护的最佳途径。为规避和弥补市场失灵，标准环境规制政策所寻求的规范必然性受到两个问题的冲击。

第一，复杂性。人们需要通过可预见性及易处理性来发展有目的的帕累托政策，该政策能够解释人们行为决策中的最优选择。但是复杂性否认了可预见性与易处理性存在的必要性。最优化模型并没有为人类行为（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提供不可或缺或令人信服的支撑。这是由于，事实上每一政策规定一定来自于政策预测。政策规定都是由说明算法（explanatory algorithms）推导出的，且认可说明某结果如何得出的详细原因。也就是说，政策规定同机构设置变动有关，而机构设置变动为当前个体或群体的选择范围做出了规定。政策规定实施后，即机构设置变动发生后，会确定性地带来各种结果。

同时，由于存在复杂性，判断当前此经济体是否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就不是那么必要了。若还未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则帕累托原理支持下的规范——改进政策，只是基于学者的理论设计所做的临时变更或权宜之计。复杂性并不能阻止现在的人们抓住改善未来的机会，只是迫使我们在实施规范必然性时更加谨慎，因为这会成为政策路径依赖的基础。因而，对于制定环境政策目的的考虑，中国政府应当做到着眼于环境问题现状，同时考虑环境问题的未来发展状况，即兼顾当期以及未来，平衡眼前与未来之间的收益。

第二，模糊性和矛盾性。政策制定者对某一污染物污染程度的认定需面对双重挑战：第一，M是否为污染物；第二，污染物M污染程度的界定。环境政策实施的前提为污染物具有直观的定义，然后才能具体划分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包括排放物的具体构成和浓度）。由此可见，环境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拉锯战”其实是不必要的浪费行为。只有进行细致研究以确定某污染物排放或浓度的有效程度后，理论争辩才具有实际意义。问题集中于我们假设环境问题是否需要有明确的判定标准。现实中，即使获取庞大的污染数据，也难以修正模糊性问题，因此要准确界定污染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的症结往往不在于数据，而可能在于语言表述。污染不具有必要的准确度以作为衡量标准。虽然理论上对准确性的追求颇高，但是在政策制定进程过中，过于追求准确性是不合理、不现实的。因此，建立在模糊性基础之上的环境政策，往往缺乏连贯性。总之，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充分考虑面对的模糊性问题。对于环境污染的界定，环境工作者应当给予相对明确的界定，但在制定与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能过于苛求准确性。

为单一的政府官员政绩评估系统，除经济标准之外，也应将环境标准列为政绩评估标准之一，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从此能够积极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去牺牲环境。另外，健全法制建设，通过立法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遏制政府官员出于一己私利的寻租行为，使政府能够行之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 Bator, Francis M.The simple analytics of welfare maxim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 47(3): 22-59.[2] Bator, Francis M.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8, 72: 351-379.[3]Bromley, Daniel W.Sufficient Reason: Volitional Pragmatism and the Meaning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6.[4] Coase, Ronald.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3: 1-44.[5] Cropper, Maureen L.Has economic research answered the need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0, 39(3): 328-350.[6] Demsetz, Harold.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5): 347-359.[7] 张琳.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考察[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08(5):24-27.[8] 陈英姿.市场失灵的调控对环境资源有效配置的影响[J].环境科学动态, 2004(1): 47-49.[9] 许庆明.试析环境问题上的政府失灵[J].管理世界, 2001(5): 195-197.[10] 高明.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环境规制问题研究[J].生态经济, 2011(12): 46-50.

第五篇：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

一、简介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说政府做出了降低经济效率的决策或不能实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或者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化议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说政府做出了降低经济效率的决策或不能实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

二、主要类型

（一）短缺或过剩。如果政府的干预方式是把价格固定在非均衡水平上，将导致生产短缺或者生产过剩。如果把价格固定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会产生短缺。反之，则产生过剩。

（二）信息不足。政府不一定知道其政策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也不十分清楚其政策的后果，难以进行政策评价。

（三）官僚主义。政府决策过程中也许高度僵化和官僚主义严重，可能存在大量的重复劳动和繁文缛节。

（四）缺乏市场激励。政府干预消除了市场的力量，或冲抵了他们的作用，干预就可能消除某些有益的激励。

（五）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化。如果政府干预的政策措施变化得太频繁，行业的经济效率就会蒙受损失，因为企业难以规划生产经营活动。

三、表现形式

（一）政府政策的低效率，也即公共决策失误

公共决策主要就是政府决策，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之处。在政府决策中，虽然单个选择者也是进行决策的单位，但是作出最终决策的通常是集体，而不是个人，以公共物品为决策对象，并通过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场（即用选票来反映对某项政策的支持来实现）。因此相对于市场决策而言，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存在着诸多困难、障碍或制约因素，使得政府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导致公共决策失误。公共决策失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短缺或过剩。如果政府的干预方式是把价格固定在非均衡水平上，将导致生产短缺或者生产过剩。如果把价格固定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会产生短缺。反之，则产生过剩。

2、信息不足。政府不一定知道其政策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也不十分清楚其政策的后果，难以进行政策评价。

3、官僚主义。政府决策过程中也许高度僵化和官僚主义严重，可能存在大量的重复劳动和繁文缛节。

4、缺乏市场激励。政府干预消除了市场的力量，或冲抵了他们的作用，敢于就可能消除某些有益的激励。

5、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化。如果政府干预的政策措施变化得太频繁，行业的经济效率就会蒙受损失，因为企业难以规划生产经营活动。

（二）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

1、缺乏竞争压力。由于官僚机构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没有竞争对手，就有可能导致政府部门的过分投资，生产出多于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

2、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行政资源趋向于浪费。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其次，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由无穷透支的可能性。

3、监督信息不完备。理论上讲，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权利让渡，因此他们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监督作用将会由于监督信息不完全而失去效力。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政府垄断，监督者可能为被监督者所操纵。

（三）政府的寻租

“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的一种再分配，因此，寻租具有非生产性的特征。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另一方面，寻租也会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官员的争夺权力，影响政府的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寻租主要有三类：（1）通过政府管制的寻租；（2）通过关税和进出口配额的寻租；（3）在政府订货中的寻租。

（四）政府的扩张

政府部门的扩张包括政府部门组成人员的增加和政府部门支出水平的增长。对于政府机构为什么会出现自我膨胀，布坎南等人从五个方面加以解释：（1）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外在效应的消除这导致扩张；（2）政府作为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者导致扩张；（3）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扩张；（4）官僚机构的存在导致扩张；（5）财政幻觉导致扩张。

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正如布坎南所说：“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四、政府失灵的原因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活动的结果未必能校正市场失灵，政府活动本身也许就有问题，甚至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决策的无效率、政府机构运转的无效率和政府干预的无效率。

1、政府决策的无效率。公共选择理论在用经济模型分析政治决策时指出，民主程序不一定能产生最优的政府效率。

第一，投票规则的缺陷导致政府决策无效率。投票规则有两种，一是一致同意规则，二是多数票规则。常用的投票规则是多数票规则。多数票规则也不一定是一种有效的集体决策方法。首先，在政策决策超过两个以上时，会出现循环投票，投票不可能有最终结果。其次，为了消除循环投票现象，使集体决策有最终的结果，可以规定投票程序。但是，确定投票程序的权力往往是决定投票结果的权利，谁能操纵投票程序，谁也就能够决定投票结果。再次，多数票规则不能 反映个人的偏好程度，无论一个人对某种政治议案的偏好有多么强烈，它只能投一票，没有机会表达其偏好程度。

第二，政治市场上行为主体动机导致政府决策无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政府是由政治家和官员组成的，政治家的基本行为动机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政治家追求其个人目标时，未必符合公共利益或社会目标，而使广大选民的利益受损。

第三，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政府决策无效率。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通常是指那些有某种共同的目标并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有组织的团体。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政策就是在许多强大的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下做出的。而这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还可能拥有部政党政治权势的利益集团，通过竞选捐款、院外有水、直接贿赂等手段，对政治家产生影响，左右政府的议案和选民的投票行为，从而市政府做出不利于公众的决策。

2、政府机构运转的无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机构运转无效率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缺乏竞争、缺乏激励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竞争导致的无效率。首先是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缺乏竞争，因为大部分官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是逐级任命和招聘的，且“避免错误和失误”成为政府官员的行为准则，故他们没有竞争的压力，也就不能高效率的工作。其次是在政府部门之间缺乏竞争，因为政府各部门提供的服务是特定的，无法直接评估政府各部门内部的行为效率，也不能评价各部门间的运行效率，更难以设计出促使各部门展开竞争、提高效率的机制。

第二，缺乏降低成本的激励导致的无效率。从客观来看，由于政府部门的活动大多不计成本，及时计算成本，也很难做到准确，再加上政府部门具有内在的不断扩张的冲动，往往出现公共物品的多度提供，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从主观来看，政府各部门对其所提供的服务一般具有绝对的垄断性，正因为有这种垄断地位，也就没有提高服务质量的激励机制。此外，由于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比较复杂，他们可以利用所处的垄断地位隐瞒其活动的真实成本信息，所以无法评价其运行效率，也难以对他们进行充分的监督和制约。

3、政府干预的无效率。为了确保正常而顺畅的社会经济秩序，政府必须制定和实施一些法律法规。但是，有些政府干预形式，比如政府办法许可证、配额、执照、授权书、皮纹、特许经营证等，可能同时为寻租行为创造了条件。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人为地制造出一种稀缺，这种稀缺就会产生潜在的租金，必然会导致寻租行为。寻租行为一般是指通过游说政府和院外活动获得某种垄断全或特许权，以赚取超常利润的行为。寻租行为越多，社会资源浪费越大。

五、政府失灵的出路

现行的选择机制是失灵的，那么出路何在？公共选择理论为此提出了两条思路：其一是市场化改革，其二，宪法制度改革。前一种思路主要是由公共选择理论中的芝加哥学派提出，后一种思路主要由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弗吉尼亚学派提出。

所谓市场化改革是试图通过把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政治市场来提高后者的运行效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路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明晰和界定公共物品——公有地、公海、公共资源的产权，借此消除在这些公共物品使用上的“逃票乘车”和掠夺性消费。(2)在公共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重构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3)重新设计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机制，使投票人尽可能真实地显示其偏好。所谓宪法改革，是试图通过建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规则来对政府权力施加宪法约束，通过改革决策规则来改善政治。在公共选择理论家们看来，要克服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避免政府失灵，最关键的是要在宪制上做文章，布坎南认为，要改进政府的行政过程，首先必须改革规则，因此，公共选择的观点直接导致人们注意和重视规则、宪法、宪法选择和对规则的选择。布坎南等等人着重从立宪的角度分析政府制定的规则和约束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规则或限制条件，即他们并不直接提出具体的建议供政策制定者选择，而是为立宪改革提供一种指导或规范建议，为政策制定提出一系列所需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使政策方案更合理，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

六、政府失灵的补救措施

综上所述，在现行的民主制度下，没有一种选择机制可以称得上是最优选择机制或有效率的选择机制。既然政治市场上现行的选择机制是失灵的，那么出路何在？公共选择理论为此提出了两条思路：其一是市场化改革，其二，宪法制度改革。前一种思路主要是由公共选择理论中的芝加哥学派提出，后一种思路主要由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弗吉尼亚学派提出。

所谓市场化改革是试图通过把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政治市场来提高后者的运行效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路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明晰和界定公共物品——公有地、公海、公共资源——的产权，借此消除在这些公共物品使用上的“逃票乘车”和掠夺性消费。(2)在公共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重构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3)重新设计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机制，使投票人尽可能真实地显示其偏好。

所谓宪法改革，是试图通过建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规则来对政府权力施加宪法约束，通过改革决策规则来改善政治。在公共选择理论家们看来，要克服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避免政府失灵，最关键的是要在宪制上做文章，布坎南认为，要改进政府的行政过程，首先必须改革规则，因此，“公共选择的观点直接导致人们注意和重视规则、宪法、宪法选择和对规则的选择。”布坎南等等人着重从立宪的角度分析政府制定的规则和约束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规则或限制条件，即他们并不直接提出具体的建议供政策制定者选择，而是为立宪改革提供一种指导或规范建议，为政策制定提出一系列所需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使政策方案更合理，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

七、治理措施

1、市场化改革。政府市场化改革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功过市场竞争和交换制度的运作而不是完全依赖政府权威制度的运作来实行政府职能的调整。①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化，②政府职员雇员化。

2、分权改革。分权是解决组织官僚化的有效途径，能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低效、增加官员与公众获得信息的机会，使社会系统减少或免受政府决策失误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政府失灵。

3、厉行法制。克服政府行为的自利性，避免政府失灵的关键是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权力限制，建立法治政府。

4、促进公民的参与与监督。

5、宪政改革

6、引入竞争机制

7、激励激励机制 8.改革税制 9.监督政府

八、对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在1982~1983、1987~1988、1993~1996年进行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仍未能完全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论给中国机 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改革的模式取向是由原来的政治型、管理型政府模式转变为民主型、服务型政府模式。当前在中国的政治市场中，公共选择理论中指出的有关政策失误因素仍然存在，科学决策和决策的有效实施还困难重重，政府干预引起的寻租活动依然存在，而且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同模式的政府行为也不可能在时间上截然分开，很容易出现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模式简单地移植到市场经济体制中去。而我们所期望的一种更有效率的新的政府模式，必须在新确立的基本规则之下才能形成，这正如布坎南所支出的：“要改变一种游戏，或者竞赛结果，改变参加竞赛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事改变竞赛规则。”传统政府体制的根本弊端不能对于某些具体操作上的失败，比如说，政府计划缺乏精确度和科学性，地方与部门间的相互隔绝等。其实，这些弊端都是过度集权的政府体制的必然产物，因此，单纯改变旧体制下的具体操作程序和环节而不在根本上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政府模式，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因此，为了更有效发挥政府管理的作用，矫正政府失灵，在当前政府改革中，特别有必要注重法律和制度建设。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灵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首先，要转变观念，摒弃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万能”的观念，正确认识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不能片面夸大，更不能一味的削弱，“东西方和南方的国民经济都需要明智的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政府干预的限度，确定政府干预的内容、范围和手段，发挥市场机制的主体性作用和政府干预的补充性作用。

政府失灵下的各国医改效果

（2）其次，引入竞争机制，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经济职能已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能，政府对经济中公共物品的垄断是导致滥用经济职能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在确定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经济职能时，应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的局面。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尤其是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等基础设施产业中引入竞争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以提高政府管理公共服务部门的效率和水平。

（3）最后，要加强政府的法治及监督制度建设，使政府行为法治化。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历险改革，注重宪法，法律，规则的建设尤其是公共决策规则的改革。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现代化社会也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运行必须靠法律来保证，政治的和社会的生活也必须靠法律来规范。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特别是公共决策的法制化及公共政策决策执行的法制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及随意性导致的不公正与腐败，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而政府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这也提醒我们除了强化政府的自律机制外，还必须加强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加紧制定有关监督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防止政府腐败和不公正。

十、全面辩证看待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论

虽然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论指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其政策主张也具有很好的见地和实践意义。但是公共选择理论本身就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其自身的有些理论体系比较混乱，无法自圆其说的。

对公共选择理论中政府失灵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人的行为动机针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经纪人假设前提，作者认为，各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多样的，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利己或利他。个人的动机中含有大量的对物质利益的自利的欲望，这种欲望渗透得既深又广，因而每个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都必须用某种方式对其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是，大多数人的动机中还包含着程度不同的慷慨因素、无私的品德因素、对他人义务的接受习惯和对金钱以外的回报的兴趣。因而人的动机不能归结为单一的自利动机。因而，攻关选择理论作为一种对政治行为动机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实的。不是基于对实际生活的观察，而主要是建立在形式化的假设前提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家们只从起作用的许多动机中选择一种动机，然后通过这个唯一的动机想象出一个充满生机的理论世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2）关于政治市场及政府的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建立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之上，而在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选举制度不同于西方，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单纯的照搬起源并成熟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不可取的。而且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在实现工业化，实现由传统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的过程中，没有政府的积极有效的干预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候政府作用的形式不同。“目前仍然贫穷的国家就不能指望仅仅通过被动地向世界经济开放，便如亚洲四小龙那样崛起。”

由此，在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论为我所用时，必须辩证的看待。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事情，不能急功近利的拿来做权宜之计，“看得见的手” 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实现工业化非常关键的一环，必须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