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失灵案例

第一篇：志愿失灵案例

志愿失灵案例：

1.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内讧事件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以下简称“扶贫协会”），一个成立14年的有官方背景的NGO，因为“工资改革”而引发了内讧事件。自2007年7月31日起，不断有自称是协会高层的人士在网络上揭露协会财务混乱的内幕。与此相呼应的是，北京中辰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扶贫协会及其所拥有的北京中富达公司存在大量的财务违规操作。2006年全年费用明细单据显示，仅有两名工作人员的协会办公室，一年的总成本为309522.36元，秘书处的总成本为768622.94元。协会2006年有1600多万的收入，但其中只有5％用于扶贫项目投资。中辰兴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意见中称：“协会2005年7月以前，管理制度不完善，财务管理混乱，具体表现在：固定资产管理不完善，没有建立固定资产明细帐进行分类核算；总分明细帐设置不规范、不完善；没有编制会计报表；对账不及时造成的支出款项长期挂账；对外投资缺乏严格的审批程序，造成资产大量流失；财务人员变动频繁且没有按照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交接手续。”

此类非营利组织仍然“寄生”于政府资源。它们的工作效率十分低下：“到1995年底，全国性社团共有1810个……在1801个全国性社团中，真正能够很好地按宗旨开展活动的只占20%，也就是说，只有 400个左右；而基本上没有活动或内部矛盾重重，闹不团结的也在20%左右”。

问题：

从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内讧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官办非营利组织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2.“丽江妈妈”胡曼莉事件

90年代初胡曼莉因为收养孤儿而被其单位武钢集团树立为爱心典型，随后她于1992年在武汉正式注册了中国第一个民办孤儿院——中华绿荫儿童村。1998 年，胡曼莉与美国妈妈联谊会会长张春华及云南丽江政府合作建立孤儿学校。学校教师和常务副校长由丽江县教委委派，胡曼莉负责筹钱来支持学校。与学校同期成立的管理和善款接受机构“丽江妈妈联谊会”，除了胡曼莉外，其余成员全部是政府官员。

开学之后不久，学校混乱的账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张春华的推动下，丽江审计局2006年对“丽江妈妈联谊会”的财务进行了审计，结论是“在管理使用各项捐款上，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有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这次审计中，胡曼莉的丈夫段灿标提供了胡曼莉用孤儿名字开私人账户的证明文件，作假的票据证明等材料。张春华以善款使用违背捐款人意图为由将“丽江妈妈联谊会”告上法庭，从丽江中院到云南高院，张春华和她的“美国妈妈联谊会”两度获胜，法院责令“丽江妈妈联谊会将未按照美国妈妈联谊会捐赠意愿使用的907890元人民币如数返还”。2007年2月14日，丽江市民政局做出对“丽江妈妈联谊会”给予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1999年清华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非营利组织中，有一半以上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内部审计或不通过审计作定期的财务报告，只有14.7%的组织通过注册会计师等外部审计进行规范的年度财务报告，而10.9%的非营利组织没有年度财务报告制度。这反映出这类组织最突出的问题是营利化倾向严重。

问题：

“丽江妈妈” 胡曼莉事件反映出法定非营利组织所面临着何种困境？最突出的问题的问题是什么？

第二篇：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

我们认为政府失灵就是政府为了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无效调节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却由于财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致使政府应该进入的领域而没有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政府有心无力，调控手段缺乏力度，调控机制运转不灵，调控效果难以到位，从而造成了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社会保障能力偏低。亚当.斯密曾指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的”。有资料表明，一个巨富人的背后，至少有500 个穷人。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严重，必然影响社会稳定，这就客观要求政府营造“安全阀”。然而迄今为止，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体制仍不健全，很多地方的社会保障基金还未完全建立，覆盖面还不完全。

二是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偏低。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主要表现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打击预防职务犯罪、遏制权力寻租这两个方面。由于法制法规不健全、不完善，不法商人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加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个别公职人员特别是司法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势力、经济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致使我国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尽理想。

三是政府汲取社会资源能力偏低。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较低。

（二）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政府应该退出的领域而没有退出或没有完全退出，权力集中，责任无限，结果不仅没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扬短抑长，妨碍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仍然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有资料表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行政审批最多的国家，中央和中央各部门颁布的各种审批规定就有2500余项，至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颁布的种种审批项目，其数量也不在此下，致使政府仍然或多或少地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并对企业的产、供、销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导致市场运行主体（企业或私人）缺乏应有的自主经营权，活力不强，而且容易助长惰性，什么都找政府，市长昨天帮助跑资金、跑项目，今天到企业现场办公，后天接待职工上访。

二是政府仍然配置部分资源。政府配置资源，不但难以保证资源合理使用，而且资源的安全性也成为问题。始于1998年的国债建设资金至今已发行了9100亿元，尽管在拉动内需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审计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国债项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违规违纪问题。

三是政府越界抢夺市场和社会的职能。除了纯粹公共产品（如外交、国防）必须由政府承担提供外，我国政府还承担了许多应由企业或社会承担的准公共产品，不但滋生了腐败和浪费，而且扭曲了市场机制。

第三篇：浅析政府失灵案例——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

浅析政府失灵案例——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

一、政府失灵的简介

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化议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说政府做出了降低经济效率的决策或不能实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

二、鄂尔多斯房地产概况

随着呼包鄂城市群申请列入国家战略,依托丰 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之一的鄂尔 多斯具备了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其房地产市场 在近几年呈现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无论是房屋施 工面积、新开工面积还是商品房销售面积都处于全 国前列, 2010 年鄂尔多斯各旗镇总人口只有 160 万,全 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底鄂尔多斯市 中心区常住人口 66.8 万人。若按照 67 万人口计 算,仅 2010 年施工的房产就够为每个人提供 47 m2的住房。同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535.54 万 m2 , 这就意味着平均到市民,人均购买了约 8 m2 的住 房,而同期北京的人均销售面积只有 0.78 m2。鄂尔多斯是新兴城市,市区人口较少,住房空置 率居高不下。

三、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现状

2011年5月，一则出自鄂尔多斯政府的消息称，2009年和2010年投资额分别完成219.4亿元和280.5亿元。5年来，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766.3亿元，是“十五”时期的22.2倍，年均增长47.2%，建筑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有数据显示，2011年前11个月，鄂尔多斯市新开工1005.9万平方米住宅，加上前两年的续建项目，共有2225.3万平方米。房价却一直在下滑，鄂尔多斯目前房价以从高位迅速回落到3000／平方米上下。而此前，鄂尔多斯最贵的房子单价曾经高达2万／平米。2012年8月之后的鄂尔多斯，到处是停工的烂尾楼和焦急的讨债着。滞销之中，房价纷纷下降，而降价成为许多房地产商的选择。但是连降价都不能收回当初投资时，资金链就会断裂，市场面临崩溃。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原因分析

1.民间借贷体系的不健康发展

由于制度保障、机制安排等方面的漏洞和缺陷,高利贷 往往充斥着民间借贷市场,民间借贷纠纷常常与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有的人甚至 利用公众“暴富”心理将民间借贷异化为“炒钱”的游 戏,一旦借贷者资金链条断裂,就出现老板或资金掮客的“跑路”现象,这对地方经济的稳定形成了强烈冲击。2.产业结构单一

无论是在开发还是在销售层面, 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业都维持着较高的杠杆率和融资成本, 如此高的融资成本,依然需要通过资金的源头———煤矿产业来消化。然而自 2010 年以来,煤炭价格的持续走低以及不容乐观的房地产 形势却使得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体系面临了极为严峻的困 难。就煤炭行业来看,从 2012 年下半年开始,鄂尔多斯的 煤炭从近400 元每吨的价格,跌落到 200 元不到,伴随着“外煤进口” 的冲击,除大型国有煤矿之外,众多中小煤矿纷纷减产或停产。3.政府责任的缺失

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 央政府更多关注的是权力与利益的一致性,而降低了对地 方政府责任的同等要求,且对消极责任后果缺乏有效的追 究机制,这就促使地方政府在行使自主权力时,仅着眼于地方利益甚至部门或官员的个人私利,以至地方政府权力 运行的失范和失责现象严重。

四、鄂尔多斯房地产中的政府行为

与江浙民间资本支撑中小企业发展不同, 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流向的煤矿和房地产业,与当地政府 的政策和规划密切相关,” 通过采矿获利的煤矿主,依靠土 地补偿而一夜暴富的失地农民,拿着巨额的资金最先进入 民间借贷领域,鄂尔多斯地方政府开启的大规模基础建设 和房地产业又为日益壮大的民间借贷队伍提供了庞大的市场,这些资金 “源自煤矿,然后流进地下钱庄,再流入楼 市 , 形成了从地下地上的循环

（一）房地产开发过程中

1.政府职权越位和缺位

地方政府热衷于批租土地,包括征收农地用于大 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建设等,试图依靠房地产投资来带动本 地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土地收益、房地产税费来直接填充 地方财政缺口。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地方 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过于功利性地重视房地产对经营城 市的贡献,经营土地成为投资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的重要 法宝。[15]鄂尔多斯政府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在经济 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重视谋求经济的转型,而是令丰 厚的民间资金长期以来一直沉淀在本地,沉淀在房地产市 场,最终导致了本地房地产市场的泡沫。2.政府寻租行为

地方政府与房 地产利益联盟关系的存在,削弱了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 利益的代表者、实现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强化了其作为国 有土地代理人和以地生财者的经济人角色,这是房地产市 场中地方政府行为发生种种扭曲的症结。以鄂尔多斯为例,其房地 产的繁荣期主要集中在 2006-2010 年,这段时期的销售面 积均大于当年的竣工面积,即便是 2010 年 4 月 “新国四 条”的出台也没有改变其房地产市场火爆的现状,房地产 市场的繁荣离不开鄂尔多斯政府的支持及其与地产商的利益结盟。

（二）民间借贷问题中

1.政府忽视民间借贷环境体制建设

(1)中国缺乏一部专 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导致民间借贷合法性等基本问 题难以确认,民间借贷在实践中存在着较大的制度性风险。

(2)中国目前关于高利贷的规定仍是空白的: 既没有规定严格意义上高利贷的标准,也没有规定高利贷的 法律责任,这就为高利贷充斥民间借贷市场提供了契机。

(3)中国尚缺乏一整完善的覆盖政府、企业和个人的 社会信用体系,这就难以很好地解决民间借贷过程中所面 临的信用问题,一旦出现恶意违约现象,债权人的合法利 益就难以得到保障。2.政府对于民间借贷缺乏监管

由于难以统计 “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活动但未办 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的各类地下机构及个人,合规的民间 借贷中介仅仅是鄂尔多斯民间半隐蔽金融中的一小部分”, 加之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分割问题,鄂尔多斯政府很难对 数量众多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管。[13]与此同 时,“通过征地和拆迁的补偿将煤炭资源形成的财富一部分 转移到当地居民手中,又通过发达的民间融资实现再次增值”[14]10 的发展路径也使得鄂尔多斯政府抛弃了规范民间借 贷市场的责任,从而直接导致民间借贷规模的不合理膨胀 和扩大。

（三）政府的短期行为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是影响地方经济正常运行和增长的主要变量,随 着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央地权力关系的重新界定,地方 政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一方面,合理范围内的 政府利益往往是地方政府行为的驱动力,它能增强政府的 行政能力,激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负责而高效地开展工作;但另一方面,如果地方政府利益出现恶性膨胀,就会诱使 其做出短期的短视行为,即在制定当地经济发展规划和产 业政策时,“既不从中央宏观调控的大局出发,也不从本地 的比较优势出发,而只关心任职期间的经济发展和财政利 税,一味追求短期经济效益” 1.政府决策

现行政绩考核体系的设 计尚存在着 “重经济指标、轻社会指标,重量化指标、轻 质化指标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形 成片面引导,成为有些地方政府 GDP 至上政绩观的重要原因” 2.财政任务与行政任务的不对等

“负盈不负亏” 的财政激励方式使其受到 的财政责任约束较小,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和债务,地方政 府官员通常也不会面临重大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 府的理性反应便是动用一切财政或其他资源来实现行政责 任的最大化,例如从银行贷款支持企业的扩张,向社会集 资摊派从事某个公共工程项目等。地方政府热衷于“改造”“拆迁”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五、政府针对鄂尔多斯困境的应对措施

（一）减少政府短期行为

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完善绩效评估体系，完善以GDP 等经济指标为主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创新增加政府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公众满意程度等社会发展指标的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完善重视近期产出现状，绩效评价 指标的设置上突出能综合体现经济发展、人民生存状况、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长期效益指标,确保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通过加快财政责任立法，设立各级地方政府综合风险管理组织,建立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健全财政问责网络等措施，重视政府财政责任的建设,防止高速经济增长背后 的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出现。

（二）增强在民间借贷的政府责任

首先，构建完善的民间借贷制度环境。国家层面的针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的制定和出台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严格规范民间借贷市场资金的借贷利率,实行民间借贷备案制度。其次，加强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在建立民间借贷监测、通报和风险提示系统同时，建立民间借贷监 测、通报和风险提示系统，还应该及时制定一系列补救措施和应急方案,严厉惩罚 非法和违规的民间借贷行为,切实保障当地居民在民间借 贷纠纷案件中的合法权益和诉求。

（三）避免政府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寻租行为 确保地方政府正确履行其职权，需要反思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权力与责任的分工与配置,寻求体制化、法治化的解 决思路和解决道路。打破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利益结盟，健全和完善社会中介机构,打破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还需在完善政府责任追究制度 的同时,重视培养政府工作人员的自觉负责意识。

文献参考

［1］栾欣超：《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责任 —— 以 “ 鄂 尔 多 斯 困 境 ”为 例》《前沿》2014年10月

［2］任月君,郝泽露：《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的元凶探析》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2月

［3］《温州、鄂尔多斯房地产 风险成因、影响及启示》

［4］《高 和 资 本.中 国 民 间 资 本 投 资 调 研 报 告 ——— 鄂 尔 多 斯 篇》 [ R ].2011 年 4 月.

第四篇：制度为什么失灵

为什么有些出发点很好的制度会失灵呢？关键在于制度本身有没有内在的说服力和外在的强制力，有没有自我强化的动力机制。

法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理论上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树立法治权威的努力常常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从大的方面说，国家和地方颁布的一些法律法规常常得不到有效的实施；从小的方面说，我们所在单位制定的一些规章往往会落空。由此有人说，制度的力量是脆弱的，靠制度管人管事都是行不通的。其实，制度固然不可能像自然规律那样可靠、灵验，但是，它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相比，更加可靠；与普通的个人相比，更有力量。然而，为什么有些出发点很好的制度会失灵呢？关键在于制度本身设计得是否合理，有没有内在的说服力和外在的强制力，有没有自我强化的动力机制。

一项合理的制度必须具有内在的说服力。法律固然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是仅仅依靠国家强制力，法律是难以持久地实行的。只有那些能够反映社会生活规律、符合道德规范并能促进社会价值目标实现的法律，才能够赢得社会的一致认同，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从而形成一种尊重和维护法律的氛围。对于这些具有内在说服力的法律，国家强制力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一种排除作为个别例外的违法行为的工具。法治本质上是巩固道德的，但是用法治来改革道德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削弱制度的内在说服力的因素往往正是道德使命感或者是片面的道德要求。例如，美国１９２０年通过的宪法第１８修正案即禁酒令，是在很多具有高尚情操的法学家、社会学家特别是家庭妇女的推动下通过的，最终因无法执行下去而被１９３３年宪法第２１修正案取代，禁酒令在社会生活规律面前宣告彻底失败。再如，我们新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肩负了过重的道德改革使命，以致在引入高度危险作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既没有增设强制保险制度，也没有保留过错责任原则的适当空间，因而降低了内在的说服力，削弱了它的可执行性。

一项合理的制度必须具有外在的强制力。亚里士多德说，法治首先要有良法，然后要使良法得到很好的实行。要使法律得到全面的实施，就要及时地排除那些违法行为，就要有一定的执法机关。执法机关能否恪尽职守，不能靠道德来说服，只能靠严密的责任机制。这样的责任机制有两个要素，一是执法者独立于立法者；二是法律效力所及的人有权监督执法者并决定执法者的任免。就拿一个单位来说，制度的落空往往不仅仅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合理，更主要的是因为个别领导者集制定制度的权力和执行制度的权力于一身，因而制度的存废只在他的一念之间。这就造成了双重危险，他既不必慎重地制定制度，也不必严格地执行制度。如此一来，靠制度管人是假，靠人管人是真。这样的制度落空实质上是人治的必然结果。

一项合理的制度必须具有自我强化的动力机制。立法者为什么要制定良法？执法者为什么要严格执法？他们不都是圣人，对他们也要用胡萝卜加鞭子——这就是民主选举和公民的权利救济程序。出现个别的恶法或者执法不严现象，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机关来纠正，恢复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出现过多的恶法或者较多的执法不严，要有民主选举的程序来调整立法者或者执法者的构成，让那些能够制定良法和严格执法的人担当相应的责任。法律效力所及的人是真正的利益攸关者，只有他们深切地关心制度的制定和实行，把权利赋予他们，并设置有效的救济程序。这样的制度才有无穷的动力，才会得到全面的实施。

制度的力量不是天生的，而是设计出来的。只有那些具有内在的说服力和外在的强制力以及自我强化的动力的制度，才是有力量的、可靠的。所有的制度，大到国家法律，小到单位规章，在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清楚它的力量在哪里，否则就会失灵。

第五篇：让 “潜规则”失灵

让 “潜规则”失灵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私下里一谈起腐败现象都义愤填膺，但真的发现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却多是装作不知道，顶多背后发发牢骚，甚至有些人心底还暗生羡慕，觉得人家有能力、有面子。很多领导干部经常苦恼，一些事情明明不合规定，但如果顶着不办，亲友会怪他不通情理，朋友会说他不讲义气……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在起作用。尽管“潜规则”摆不上桌面，入不了条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行之有效。“潜规则”的滋生和蔓延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廉政文化的缺失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如何让“潜规则”失灵，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廉政文化的建设。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战略举措，对于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增强全社会反腐倡廉意识，形成廉荣贪耻的思想道德基础和文化氛围，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廉政文化是反腐的第一道关口，建立在人们理性之上的自律意识，是一道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思想道德防线。我们只要把守好这第一道防线，让腐败思想无从进入，无从下手，在违反原则的问题上做到“翻脸不认人”，那么“潜规则”也就不会再发挥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