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第一篇：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定位，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两字之别，重若千钧，对我们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方向和路线图，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力，都具有重大意义。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自治区十届四次全会作出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提出了我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一个关键环节。破除思想观念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通过深化改革明确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真正做到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既不错位、越位，也不失位，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各级政府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务实简政放权，迅速清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市场可以办的，必须交由市场去办，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政府就放手不管了。既要发挥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依法优化公共管理服务与监督，保障市场有序公平竞争。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结合起来，形成加快“两个建成”的强大驱动力。

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实现我区“两个建成”目标，我们必须要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在八桂大地充分涌流。同时，政府要在健全法治、创造环境、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等方面下功夫，从而更好地吸引投资，吸引项目落地广西，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我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的支撑力量。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二篇：江平：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社会的归社会

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社会的归社会

政治权威是否有利于推动下一轮改革？中国经济红利怎样持续？社会自治与政府管制又如何协调？12月8日下午，萧功秦、华生、江平齐聚凤凰大学问沙龙，与200多位现场观众一起探讨中国改革的新方向。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以《处理好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江平说市场是以私权利为核心，政府是以公权力为核心，而社会是以自治为核心，自治性既有power的一面，也有right的一面，三者应该管哪些，必须要明确。

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江平认为在重大改革问题上，必须要法律为先，然后才能改革，同时，政府不能热衷于资源配置、市场准入的问题，要明确规定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在于宏观调控，一方面在于市场秩序管理，而且要保障市场平等竞争，不平等竞争就根本无市场可言。

如何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演讲重点，江平指出很多社会组织名为民间组织，实际上都是政府做后台，这样的社会组织很难起到相应作用，也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甚至政府还可以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征收土地等。江平认为各级人大、听证会和民意调查机构可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发表意见。

江平最后说，树立市场权威不是靠政府的章，“中国老百姓还仍然有一个迷信的思想，迷信政府，认为政府的权威性最高，其他的都不信任，这一点不仅要从政府来改变，从老百姓也要来改变”。

编辑：周东旭 以下为演讲实录：

国家、市场与社会各管哪些必须要明确

江平：我今天讲的是法治问题。法治可能有两种概念，一个概念是指政治国家的法治，或者叫狭义的法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门用一章谈法治建设，其中讲的只是政治国家的法治。还有更广义概念的法治，就是市场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法治，这就涉及到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广义的法治在三中全会决议中并没有专门作为一章来讲，但有关市场和社会的内容都涉及到了广义的法治。所以，这次我讲的题目其实是两个关系，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个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这两个关系是长期以来国家内部社会关系中矛盾积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的社会构成中，我们就是一个政府为主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正常，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正常。那么，如何调节好这种关系，是三中全会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讲到法治问题，实质说来涉及到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一个是公权力（power），另一个是私权利（right），这两个问题也涉及到法治的一个核心问题，讲法治，离不开两个关系，两种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西方谚语说属于上帝管的交给上帝，属于恺撒管的交给凯撒，这句话是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根本理念。所谓上帝管的交给上帝，凯撒管的交给凯撒，说明权力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够超越权限，属于上帝管的，即使人间再有能力的人比如凯撒也管不了，属于人间凯撒来管的上帝也管不了。

我们要区别社会管的是哪些，市场管的是哪些，国家管的是哪些，必须要明确。可以说市场管的主要是私权利，以私权利为核心；政府是公权力，是公权力的核心，公权力当然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的是什么？社会是自治团体，自治性就确定了它既有power的一面，也有right的一面，尤其是在社会关系中，确定哪些属于社会拥有的权力，哪些属于社会中应该有的权利，把二者的界限明确划分，这就是自治的特点。国家管的是公权力，市场管的是私权利，而社会应该管的是自治并尽到自治的责任。

政府和市场：法律权威与改革的两难关系

三中全会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现在解读已经很多，过去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今天改成决定性作用。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有本质上的差别，既然说是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在市场与权力的决定方面，市场起主要作用，发挥最根本作用。如果说两只手，一是无形的手，一是有形的手，无形的手是市场的手，当然应该是最重要的，只有当市场这只手不能起作用的时候，国家这个有形的手才能进行干预。

但是长期以来，国家这只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市场始终感觉到有很强的政府影子在起作用，这就是吴敬琏教授常说的，我们的市场还是一半管制，一半市场在发挥作用。半市场半管制的现象造成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调，或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扭曲。

怎么能够做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不是经济学家，只能够从法律法治方面谈一点意见。我认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好市场的改革和法律的关系。刚才萧功秦和华生两位教授都讲到，改革开放是从35年前开始的，35年来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到今天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好改革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在学法律的人来看，改革是比较活跃的，或者说改革无时不在，而法律相对说来是稳定的，怎么处理好法律的稳定和改革不断变动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是很难的，因为既然法律已经在那有规定，就得按照法律来办，要突破法律来改革，只有先改法律，然后才能改革。如果改革必须以改革法律作为前提的话，那太麻烦了，也就不可能实现改革。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改革总的说来是在前进，而法律相对滞后。如果一个人紧紧抱住法律不变，很容易形成法律教条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式的东西，法律就是条文，条文如果不变，那不就变成只有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其他一切都可以置之脑后？也不行。怎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思考。

在改革初期，我们用了一个办法就是授权，授权给国务院，在改革中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可以由国务院的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来调整，这看起来似乎解决了一些问题，甚至在一些经济改革开放区，也用了一些变通的办法，可以自己制定一些和中央不同的法规和政策来缓解矛盾。但是改革到了今天，再用这个办法不行了，不能够再授权国务院来制定一些法规代替法律，比如财税制度，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的税法，比如征收房产税有法律依据吗？哪个法律规定可以征收房产税，如果要征遗产税，哪个法律规定可以？如果连税种都可以由国务院自己来规定，等于破坏了法治。长期用这样的办法是不太可行的，所以应该找出一种突破的办法。

现在至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出这么一句话，重大的改革必须依法有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真是不错了。在重大的改革方面，不能够随便突破，也就是说在重大的改革问题上，必须先改法律，然后再来实践；而不能倒过来，先改革，然后再改法律，这是对法律权威性的尊重。

如果讲法治，讲依法治国，连法律都不尊重，随便可以违反法律，那还行吗？不行。我记得1986年通过《民法通则》，过了两年国务院颁布了一条东西，土地可以买卖，也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买卖、出租、抵押，原来宪法中的土地不得买卖，不得抵押，不得出租的规定不就是作废了，怎么办？第一步修改宪法，宪法不修改怎么行？宪法把这一条改了，紧接着把《土地管理法》中的这个条文也改了。当时我还在七届人大法律委员会，我就提出来，说《民法通则》也要改，其中也有这么一句话，有的领导就说，既然宪法都改了，《土地管理法》也改了，民法还改什么？到现在《民法通则》中仍然有这句话，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这实际上就是对法律的践踏，告诉人们这法律没有什么好遵守的，因为修改了之后它也不变，人们心目中法律的权威就破产了。这很重要，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要法律为先，然后才能改革。

政府和市场关系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涉及到政府到底管哪些，市场到底管哪些。如果这些不弄清楚，仍然会是政府的手伸得过长。这次三中全会破天荒第一次对政府宏观调控范围讲得很细，哪些属于宏观调控，应该由政府来管。也就是说属于微观的，当然不应该由政府来管，微观问题应由市场自己解决。

第二，涉及到市场秩序、公平竞争、公平交易方面的问题，政府也要管。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也写过文章，认为市场经济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自由的法治，一个是市场秩序的法治，市场自由当然是归市场自己管，而市场秩序只能是政府管。因为一个社会的秩序也好，市场的秩序也好，政府有权限，有能够制裁的强力措施，公权力在手，你要是破坏了市场秩序，就用公权力进行制裁，这是个人办不到的。

可是，涉及到资产配置的问题，政府手中拥有很大的权力，地方的各级政府仍然更多热衷于资源配置、市场准入的问题，而对于市场秩序却不太关心，为什么这样？这就是利益的所在。因为资源配制也好，市场准入也好，政府有批准权，有准入权，有行政许可，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如果政府拿到这一权力，各级财政收入就大大提高，所以一定要把利益渠道切断，也就是要明确规定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在于宏观调控，一方面在于市场秩序管理，这样才能减少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现象出现。

第三个问题也涉及到市场经济法治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竞争必须平等，如果市场是在不平等竞争情况下进行，就根本没有市场可言，也就不是一个真正能够称得上市场经济的东西。这次三中全会提到三个关系：

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始终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国务院通过了一次关于民营企业的规定，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后来又搞了一次，仍然不行，也就是说在各级政府的管理人员心目中，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根本就不是站在平等地位，仍然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亲儿子，而民营企业是异己的，这个东西不改变，二者就没有真正平等可言。我参加过一次天则所的研讨会，他们就认为如果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放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国有企业不是盈利很多，而是亏损了很多，为什么？民营企业的土地是有偿取得的，而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无偿划拨的，单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利益是不一样的。

二是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的关系，也不是站在平等起跑线上的。想想看，国有土地可以出让，收入由各级政府财政拿去，而集体土地不能够流通，除非是作为特定用途，作为集体企业、工业用地等，其他的不能够自由流通。这次提出可以自由流通，但仍然有很多问题不够明确，集体土地是集体的，如果流通了，应该算谁的？当然你可以说，所有权不能流通，只不过是经营权流通，但是如果把集体土地抵押了怎么办？抵押了还不了钱，所有权变不变？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总之这是妨碍市场经济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三是内资和外资的关系。在座的人可能都知道，从1978年制定了《中外合资企业法》开始，确定给外商企业很多优惠，而很多内资企业根本达不到给予外资企业的这些优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平等竞争？现在对于外资企业稍微做了某些限制，外资企业哇哇大叫了，说对他不平等了。我们的《公司法》里也明确讲，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但是适用具体哪些条文也没有说，实践中也存在困惑。同样都是公司，内资企业要完全按照《公司法》来办，外资企业就参照公司企业，《公司法》到底怎样决定也是个问题。

所以，在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解决好二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地法律完善，只有法律进一步完善，才能够使政府和市场进入了一个正确的轨道。

国家和社会：让社会回归自治

我今天讲的第二个关键关系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三中全会《决定》的第十三项中，有一句话叫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其中提到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不要看就这么短短的一些字，其中表现了很多新的思想，其中之一就是实行政社分开，政府和社会要分开，所谓分开就是各司其职，哪些应该是政府管的就由政府来管，哪些属于社会管的就由社会来管，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

另外，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责，职责就是有权力，也有权利，这二者要结合好，明确哪些属于社会组织的权利。从这一点应该看到，社会以自治为核心，我们研究的还很差，往往知道社会自治的含义，但是怎么实现社会自治，研究很少。过去有很多的社会组织都是名为民间组织，实际上都是政府做后台，有的是政府拨款，有的虽然不是政府拨款，但是负责人或领导人都是政府指定的，这样的一种民间组织或者社会组织，怎么能够起到社会组织应该起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物权法》在制定的时候，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集体土地由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关键怎么写，到底是用公共利益还是用国家利益，这是有争论的。大部分人主张应该写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如果要写因国家利益需要可以征收，那就麻烦了，国家利益就会产生歧义。我今天上午参加的一个活动还谈到党的利益，问题就来了，到底怎么看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够笼统用一句“三个不矛盾”来概括，“党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利益”，这是有些人特别爱用的一句话，如果这样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能够简单这么看。

党的利益也好，国家利益也好，都可能出现问题，或者说在党的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名义下，我们也做过一些坏事，文化大革命也好，过去的一些（其他事情），哪个不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所以，以国家的名义推行一些东西，包括征收老百姓的房子、征收集体土地，都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国家也会犯错误，党也可能出错，在历史上也出了不少错误，所以用党的利益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用社会利益没有问题呢？因为社会利益是公正的，既然社会需要，社会的利益需要，当然可以征用，从这一意见来说，用社会利益代替国家利益，是《物权法》中一个很重要的改进。

谁来确定社会公共利益？

当然马上也就会有问题，谁来代表社会利益？怎么来看待社会利益？由于政府和社会在实践中没有明确的分工，没有明确划分各自所管的范围，实际上凡是所说的社会公共利益，都是由政府来做决定的，政府说是社会公共利益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而且长期以来，我们所做的征用，几乎没有商业目的的征用，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名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公共利益就被滥用了。

到底怎么来确定社会公共利益，由谁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发表意见？其中至少可以分出三个层次：

第一就是各级人大，《监督法》（编者注：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规定就体现出人大代表代表选民的意志来体现出社会公益的性质。当时在七届人大的时候，三峡工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措施，为什么？因为当时对三峡工程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三峡工程牵涉到多少人要搬迁，多少土地可能被征收，这样的一个重大工程，如果没有民意作为支持，可能吗？当时表决有七百多位代表反对或弃权，也一定程度表明民意对它有不同的保留看法。后来《监督法》修改，有的人也提出这个问题，既然三峡工程可以到全国来表决，那么地方人大有没有权力决定哪些事项需要经过全民表决，或者是各级人大的代表表决，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空白。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重庆九龙坡的“钉子户”事件，有一个居民没有搬迁，在一个很高的坡上只剩那么一个房子，他所有的水和食物都要靠下面往上吊。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对重庆市政府的领导说，既然这是整个小区的拆迁，而小区又是危房，危房改造拆迁，为什么不能够以人大决议的办法来通过？要是通过人大决议，就可以减少一些阻力，至少他是经过了民意机构。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仍然存在不少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各级人大代表有很多不是真正由老百姓选出来的，也没有选民联系的机构和渠道，我们的代表很大程度上是官指定的，而不是老百姓指定的，不是老百姓的民意真正选出来的，在这一点上，缺点还很大。

第二，现在很多问题上都会有一个民意听证会，类似这样的机构或组织，比如涉及到物价的调整等，听证会要有各方面的代表参加，这就是一个听取民意的机构。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这点做的也不好，实际上很多方面还没有任何社会组织，社会权利肯定离不开社会组织，如果连一个社会组织都没有，谁来代表？我们有工会、商会、共青团、妇联等，但是没有农会，中国这么大的农业国家没有农会，至多在基层组织有农会，但是到了县一级或者市一级，甚至到了省一级，都没有农会。现在我们还缺少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这值得很好思考。社会组织如果不和政府脱钩，也会存在很多问题，现在的社会组织实际上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代表民间的社会组织，还不如说实际上是政府在那儿做决策。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不行。这次提了很好的一个意见，就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其中讲的是真正脱钩，而不是名义上脱钩。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就会变成真正的社会民间组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信息，至少在如何实现社会组织作用方面，特别强调了真正脱钩。

对于成立新的社会组织，大家都知道，过去新的社会组织的成立是很困难的，难上加难。当然，现在已经有些松开的迹象，至少在公共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都放宽了一些，批准设立也方便得多。大家都知道，西方国家在保护环境问题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没有很大的政府组织管理，凡是涉及到环境、地质等问题，民间组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日本的捕鲸队受到全世界很多人的反对，禁止滥捕鲸鱼，很多民间保护鲸鱼的组织，就在日本捕鲸队捕鲸时阻止他们。这种民间组织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只有发展了民间组织，才能够更好体现社会组织所应起的作用。

第三，在我们国家可能更加欠缺的是征求民间意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民意调查机构。国外有许多民意机构，而且这些民意机构的调查范围也很广，调查的问题也很深刻，有些也很尖锐，但是在中国很多都受到限制。我们对民间机构调查的范围限制得很严，连人大表决的投票结果有时都不公布，要是让民间调查机构来做调查人们拥护哪个领导，哪个领导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绝对是触犯纪律了，是不允许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不放开，怎么能够谈到真正的调查民意？在如何体现公共利益这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同样也很重要的就是要真正发挥民间组织在诉讼中的作用，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发生争论的时候，民间组织能够代表弱势一方来提起诉讼。《民事诉讼法》刚刚修改，规定在有些领域中民间组织可以作为群众利益或者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而提起诉讼，虽然开始比较少一点，像环境保护方面，允许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诉讼主体出现，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如果今后在保护社会利益方面能够越来越开放社会组织的作用，能够代替弱势群体为他们的权利而辩护，那么社会组织的作用就会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在社会中的威信也会大大提高。

树立市场权威不是靠政府的章

我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主体是明确的，市场主体就是企业，包括自然人等。政府的主体也是非常明确的，主体就是各级政府。唯独对于社会，主体是不明确的，谁是它的主体？是不是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社会组织又怎么划分？各种社会组织拥有哪方面的权利或权力？这些都是很不够明确的。

我们要健全市场经济的法治，除了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职责，该属于社会管的应该由社会来管。在通过《行政许可法》的时候，做报告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体现了国家关于市场社会在法治原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他说，“能够由市场自己解决的尽量由市场自身解决，市场不能够解决的由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只有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不能够解决的，才由政府来行使行政许可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如果贯彻下去，我们的市场社会能够很快完善。

但说是这么说，说完之后，各级政府还是紧紧把握住行政许可的批准权、许可权，造成在市场经济中仍然要盖这么多的章，只有经过政府的章才能够树立市场的权威，那就太可怕了。中国老百姓还仍然有一个迷信的思想，迷信政府，认为政府的权威性最高，其他的都不信任，这一点不仅要从政府来改变，从老百姓也要来改变。

第三篇：江平让政府归政府社会归社会市场归市场

江平让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 2013 年 年 12 月 月 8 日 14:00-17:0019245 人参与 256 条评论分享到：

江平

江平，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参加《民法通则》、《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制订，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以及《物权法》和《民法典》草案专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著有《罗马法基础》、《公司法教程》、《民法教程》，以及《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等。

江平：

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社会的归社会

政 治权威是否有利于推动下一轮改革？中国经济红利怎样持续？社会自治与政府管制又如何协调？12 月 月 8 日下午，萧功秦、华生、江平齐聚凤凰大学问沙龙，与 与 200 多位现场观众一起探讨中国改革的新方向。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以《处理好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江平说市场是以私权利为核心，政府是以公权力为核有 心，而社会是以自治为核心，自治性既有 power 的一面，也有 right 的一面，三者应该管哪些，必须要明确。

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江平认为在重大改革问题上，必须要法律为先，然后才能改 革，同时，政府不能热衷于资源配置、市场准入的问题，要明确规定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在于宏观调控，一方面在于市场秩序管理，而且要保障市场平等竞争，不平等竞争就根本无市场可言。

如何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演讲重点，江平指出很多社会组织名为民间组织，实际上都是政府做后台，这样的社会组织很难起到相应作用，也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甚至政府还可以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征收土地等。江平认为各级人大、听证会和民意调查机构可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发表意见。

江平最后说，树立市场权威不是靠政府的章，“中国老百姓还仍然有一个迷信的思想，迷信 政府，认为政府的权威性最高，其他的都不信任，这一点不仅要从政府来改变，从老百姓也要来改变”。

编辑：周东旭

以下为演讲实录：

国家、市场与社会各管哪些必须要明确

江平：我今天讲的是法治问题。

法治可能有两种概念，一个概念是指政治国家的法治，或者叫狭义的法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门用一章谈法治建设，其中讲的只是政治国家的法治。还有更广义概念的法治，就是市场社会或者说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法治，这就涉及到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广义的法治在三中全会决议中并没有专门作为一章来讲，但有关市场和社会的内容都涉及到了广义的法治。所以，这次我讲的题目其实 是两个关系，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个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这两个关系是长期以来国家内部社会关系中矛盾积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的社会构成中，我们就是一个政府为主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正常，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正常。那么，如何调节好这种关系，是三中全会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讲到法治问题，实质说来涉及到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一个是公权力（power），另一个是私权利（right），这两个问题也涉及到法治的一个核心问题，讲法治，离不开两个关系，两种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西方谚语说属于上帝管的交给上帝，属于恺撒管的交给凯撒，这句话是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根本理念。所谓上帝管的交给上帝，凯撒管的交给凯撒，说明 权力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够超越权限，属于上帝管的，即使人间再有能力的人比如凯撒也管不了，属于人间凯撒来管的上帝也管不了。

我们要区别社会管的是哪些，市场管的是哪些，国家管的是哪些，必须要明确。可以说市场管的主要是私权利，以私权利为核心；政府是公权力，是公权力的核心，公权力当然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的是什么？社会是自治团体，自治性就确定了它既有 有 power 的一面，也有 right 的一面，尤其是在社会关系中，确定哪些属于社会拥有的权力，哪些属于社会中应该有的权利，把二者的界限明确划分，这就是自治的特点。国家管的是公权力，市场管的是私权利，而社会应该管的是自治并尽到自治的责任。

政府和市场：法律权威与改革的两难关系

三中全会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现在解读已经很多，过去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今天改成决定性作用。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 用有本质上的差别，既然说是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在市场与权力的决定方面，市场起主要作用，发挥最根本作用。如果说两只手，一是无形的手，一是有形的手，无形的手是市场的手，当然应该是最重要的，只有当市场这只手不能起作用的时候，国家这个有形的手才能进行干预。

但是长期以来，国家这只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市场始终感觉到有很强的政府影子在起作用，这就是吴敬琏教授常说的，我们的市场还是一半管制，一半市场在发挥作用。半市场半管制的现象造成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调，或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扭曲。

怎么能够做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不是 经济学家，只能够从法律法治方面谈一点意见。我认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好市场的改革和法律的关系。

刚才萧功秦和华生两位教授从 都讲到，改革开放是从 35 年前开始的，35 年来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到今天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好改革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在学法律的人来看，改革是比较活跃的，或者说改革无时不在，而法律相对说来是稳定的，怎么处理好法律的稳定和改革不断变动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是很难的，因为既然法律已经在那有规定，就得按照法律来办，要突破法律来改革，只有先改法律，然后才能改革。如果改革 必须以改革法律作为前提的话，那太麻烦了，也就不可能实现改革。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改革总的说来是在前进，而法律相对滞后。如果一个人紧紧抱住法律不变，很容易形成法律教条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式的东西，法律就是条文，条文如果不变，那不就变成只有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其他一切都可以置之脑后？也不行。怎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思考。

在改革初期，我们用了一个办法就是授权，授权给国务院，在改革中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可以由国务院的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来调整，这看起来似乎解决了一些问题，甚至在一些经济改革开放区，也用了 一些变通的办法，可以自己制定一些和中央不同的法规和政策来缓解矛盾。但是改革到了今天，再用这个办法不行了，不能够再授权国务院来制定一些法规代替法律，比如财税制度，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的税法，比如征收房产税有法律依据吗？哪个法律规定可以征收房产税，如果要征遗产税，哪个法律规定可以？如果连税种都可以由国务院自己来规定，等于破坏了法治。长期用这样的办法是不太可行的，所以应该找出一种突破的办法。

现在至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出这么一句话，重大的改革必须依法有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真是不错了。在重大的改革方面，不能 够随便突破，也就是说在重大的改革问题上，必须先改法律，然后再来实践；而不能倒过来，先改革，然后再改法律，这是对法律权威性的尊重。

如果讲法治，讲依法治国，连法律都不尊重，随便可以违反法律，那还行吗？得 不行。我记得 1986 年通过《民法通则》，过了两年国务院颁布了一条东西，土地可以买卖，也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买卖、出租、抵押，原来宪法中的土地不得买卖，不得抵押，不得出租的规定不就是作废了，怎么办？第一步修改宪法，宪法不修改怎么行？宪法把这一条改了，紧接着把《土地管理法》中的这个条文也改了。当时我还在七届人大法律 委员会，我就提出来，说《民法通则》也要改，其中也有这么一句话，有的领导就说，既然宪法都改了，《土地管理法》也改了，民法还改什么？到现在《民法通则》中仍然有这句话，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这实际上就是对法律的践踏，告诉人们这法律没有什么好遵守的，因为修改了之后它也不变，人们心目中法律的权威就破产了。这很重要，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要法律为先，然后才能改革。

政府和市场关系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涉及到政府到底管哪些，市场到底管哪些。如果这些不弄清楚，仍然会是政府的手伸得过长。这次三中全会破天荒第一次对政府宏观调控 范围讲得很细，哪些属于宏观调控，应该由政府来管。也就是说属于微观的，当然不应该由政府来管，微观问题应由市场自己解决。

第二，涉及到市场秩序、公平竞争、公平交易方面的问题，政府也要管。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也写过文章，认为市场经济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自由的法治，一个是市场秩序的法治，市场自由当然是归市场自己管，而市场秩序只能是政府管。因为一个社会的秩序也好，市场的秩序也好，政府有权限，有能够制裁的强力措施，公权力在手，你要是破坏了市场秩序，就用公权力进行制裁，这是个人办不到的。

可是，涉及到资产配置的问题，政府手中拥有很大的权力，地方的各级政府仍然更多热衷于资源配置、市场准入的问题，而对于市场秩序却不太关心，为什么这样？这就是利益的所在。因 为资源配制也好，市场准入也好，政府有批准权，有准入权，有行政许可，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如果政府拿到这一权力，各级财政收入就大大提高，所以一定要把利益渠道切断，也就是要明确规定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在于宏观调控，一方面在于市场秩序管理，这样才能减少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现象出现。

第三个问题也涉及到市场经济法治的基础性作用，市 场竞争必须平等，如果市场是在不平等竞争情况下进行，就根本没有市场可言，也就不是一个真正能够称得上市场经济的东西。这次三中全会提到三个关系：

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始终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国务院通过了一次关于民营企业的规定，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后来又搞了一次，仍然不行，也就是说在各级政府的管理人员心目中，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根本就不是站在平等地位，仍然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亲儿子，而民营企业是异己的，这个东西不改变，二者就没有真正平等可言。我参加过一次天则所的研讨会，他们就认为如果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放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国有企业不是盈利很多，而是亏损了很多，为什么？民营企业的土地是有偿取得的，而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无偿划拨的，单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利益是不一样的。

二是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的关系，也不是站在平等起跑线上的。想想看，国有土地可以出让，收入由各级政府财政拿去，而集体土地不能够流通，除非是作为特定用途，作为集体企业、工业用地等，其他的不能够自由流通。这次提出可以自由流通，但仍然有很多问题不够明确，集体土地是集体的，如果流通了，应该算谁的？当然你可以说，所有权不能流通，只不过是经营权流通，但是如果把集体 土地抵押了怎么办？抵押了还不了钱，所有权变不变？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总之这是妨碍市场经济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从 三是内资和外资的关系。在座的人可能都知道，从 1978 年制定了《中外合资企业法》开始，确定给外商企业很多优惠，而很多内资企业根本达不到给予外资企业的这些优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平等竞争？现在对于外资企业稍微做了某些限制，外资企业哇哇大叫了，说对他不平等了。我们的《公司法》里

也明确讲，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但是适用具体哪些条文也没有说，实践中也存在困惑。同样都是公司，内资企业要完全按照《公司法》来办，外资企业就参照公司企业，《公司法》到底怎样决定也是个问题。

所以，在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解决好二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地法律完善，只有法律进一步完善，才能够使政府和市场进入了一个正确的轨道。

（江平：让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 2013 年 年 12 月 月 8 日 14:00-17:0019245 人参与 256 条评论分享到：

江平

江平，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参加《民法通则》、《公 司法》、《合伙企业法》的制订，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以及《物权法》和《民法典》草案专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著有《罗马法基础》、《公司法教程》、《民法教程》，以及《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等。

国家和社会：让社会回归自治

我今天讲的第二个关键关系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三中全会《决定》的第十三项中，有一句话叫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其中提到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不要看就这么短短的一些字，其中表现了很多新的思想，其中之一就是实行政社 分开，政府和社会要分开，所谓分开就是各司其职，哪些应该是政府管的就由政府来管，哪些属于社会管的就由社会来管，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

另外，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责，职责就是有权力，也有权利，这二者要结合好，明确哪些属于社会组织的权利。从这一点应该看到，社会以自治为核心，我们研究的还很差，往往知道社会自治的含义，但是怎么实现社会自治，研究很少。过去有很多的社会组织都是名为民间组织，实际上都是政府做后台，有的是政府拨款，有的虽然不是政府拨款，但是负责人或领导人都是政府指定的，这样的一种民间组织或者社会组织，怎么能够 起到社会组织应该起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物权法》在制定的时候，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集体土地由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关键怎么写，到底是用公共利益还是用国家利益，这是有争论的。大部分人主张应该写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如果要写因国家利益需要可以征收，那就麻烦了，国家利益就会产生歧义。我今天上午参加的一个活动还谈到党的利益，问题就来了，到底怎么看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够笼统用一句“三个不矛盾”来概括，“党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利益”，这是有些人特别爱用的一句话，如果这样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能够简单这么看。

党的利益也好，国家利益也好，都可能出现问题，或者说在党的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名义下，我们也做过一些坏事，文化大革命也好，过去的一些（其他事情），哪个不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所以，以国家的名义推行一些东西，包括征收老百姓的房子、征收集体土地，都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国家也会犯错误，党也可能出错，在历史上也出了不少错误，所以用党的利益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用社会利益没有问题呢？因为社会利益是公正的，既然社会需要，社会的利益需要，当然可以征用，从这一意见来说，用社会利益代替国家利益，是《物权法》中一个很重要的改进。

谁来确定社会公共利益？

当然马上也就会有问题，谁来代表社会利益？怎么来看待社会利益？由于政府和社会在实践中没有明确的分工，没有明确划分各自所管的范围，实际上凡是所说的社会公共利益，都是由政府来做决定的，政府说是社会公共利益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而且长期以来，我们所做的征用，几乎没有商业目的的征用，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名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公共利益就被滥用了。

到底怎么来确定社会公共利益，由谁来代表社 会公共利益发表意见？其中至少可以分出三个层次：

第一就是各级人大，《监督法》（编者注：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规定就体现出人大代表代表选民的意志来体现出社会公益的性质。当时在七届人大的时候，三峡工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措施，为什么？因为当时对三峡工程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三峡工程牵涉到多少人要搬迁，多少土地可能被征收，这样的一个重大工程，如果没有民意作为支持，可能吗？当时表决有七百多位代表反对或弃权，也一定程度表明民意对它有不同的保留看法。后 来《监督法》修改，有的人也提出这个问题，既然三峡工程可以到全国来表决，那么地方人大有没有权力决定哪些事项需要经过全民表决，或者是各级人大的代表表决，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空白。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重庆九龙坡的“钉子户”事件，有一个居民没有搬迁，在一个很高的坡上只剩那么一个房子，他所有的水和食物都要靠下面往上吊。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对重庆市政府的领导说，既然这是整个小区的拆迁，而小区又是危房，危房改造拆迁，为什么不能够以人大决议的办法来通过？要是通过人大决议，就可以减少一些阻力，至少他是经过了民意机构。在这 个问题上，现在还仍然存在不少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各级人大代表有很多不是真正由老百姓选出来的，也没有选民联系的机构和渠道，我们的代表很大程度上是官指定的，而不是老百姓指定的，不是老百姓的民意真正选出来的，在这一点上，缺点还很大。

第二，现在很多问题上都会有一个民意听证会，类似这样的机构或组织，比如涉及到物价的调整等，听证会要有各方面的代表参加，这就是一个听取民意的机构。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这点做的也不好，实际上很多方面还没有任何社会组织，社会权利肯定离不开社会组织，如果连一个社会组织都没有，谁来代表？我们有 工会、商会、共青团、妇联等，但是没有农会，中国这么大的农业国家没有农会，至多在基层组织有农会，但是到了县一级或者市一级，甚至到了省一级，都没有农会。现在我们还缺少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这值得很好思考。

社会组织如果不和政府脱钩，也会存在很多问题，现在的社会组织实际上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代表民间的社会组织，还不如说实际上是政府在那儿做决策。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不行。这次提了很好的一个意见，就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其中讲的是真正脱钩，而不是名义上脱钩。如果我们真的能 够做到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就会变成真正的社会民间组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信息，至少在如何实现社会组织作用方面，特别强调了真正脱钩。

对于成立新的社会组织，大家都知道，过去新的社会组织的成立是很困难的，难上加难。当然，现在已经有些松开的迹象，至少在公共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都放宽了一些，批准设立也方便得多。大家都知道，西方国家在保护环境问题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没有很大的政府组织管理，凡是涉及到环境、地质等问题，民间组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日本的捕鲸队受到全世界很多人的反对，禁止滥捕 鲸鱼，很多民间保护鲸鱼的组织，就在日本捕鲸队捕鲸时阻止他们。这种民间组织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只有发展了民间组织，才能够更好体现社会组织所应起的作用。

第三，在我们国家可能更加欠缺的是征求民间意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民意调查机构。国外有许多民意机构，而且这些民意机构的调查范围也很广，调查的问题也很深刻，有些也很尖锐，但是在中国很多都受到限制。我们对民间机构调查的范围限制得很严，连人大表决的投票结果有时都不公布，要是让民间调查机构来做调查人们拥护哪个领导，哪个领导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绝对是触犯纪律 了，是不允许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不放开，怎么能够谈到真正的调查民意？在如何体现公共利益这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同样也很重要的就是要真正发挥民间组织在诉讼中的作用，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发生争论的时候，民间组织能够代表弱势一方来提起诉讼。《民事诉讼法》刚刚修改，规定在有些领域中民间组织可以作为群众利益或者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而提起诉讼，虽然开始比较少一点，像环境保护方面，允许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诉讼主体出现，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如果今后在保护社会利益方面能够越来越开放社会组织的作用，能够代替弱势群体为他们的 权利而辩护，那么社会组织的作用就会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在社会中的威信也会大大提高。

树立市场权威不是靠政府的章

我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主体是明确的，市场主体就是企业，包括自然人等。政府的主体也是非常明确的，主体就是各级政府。唯独对于社会，主体是不明确的，谁是它的主体？是不是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社会组织又怎么划分？各种社会组织拥有哪方面的权利或权力？这些都是很不够明确的。

我们要健全市场经济的法治，除了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职责，该属于社会管的应该由社会来管。在通过《行政许可 法》的时候，做报告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体现了国家关于市场社会在法治原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他说，“能够由市场自己解决的尽量由市场自身解决，市场不能够解决的由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只有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不能够解决的，才由政府来行使行政许可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如果贯彻下去，我们的市场社会能够很快完善。

但说是这么说，说完之后，各级政府还是紧紧把握住行政许可的批准权、许可权，造成在市场经济中仍然要盖这么多的章，只有经过政府的章才能够树立市场的权威，那就太可怕了。中国老 百姓还仍然有一个迷信的思想，迷信政府，认为政府的权威性最高，其他的都不信任，这一点不仅要从政府来改变，从老百姓也要来改变。

谢谢大家。

（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二期，独家稿件，严禁转载）

第四篇：政府与市场关系

结合理论演变及我国现实情况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学院

2011 级

工商管理一班

摘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过程的剖析来分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并在分析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走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 :政府与市场;新“公共管理”理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各国实践表明,调整市

场与政府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探讨市场经济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剖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以及两者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这对我国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功能定位,建设民主、有效、服务的政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过程

在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础性体制确立以后,西方学者在政府与市场领域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按照理论取向的不同,可以把他们的观点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主张尽可能少的政府干预;二是主张全面广泛的政府干预;三是主张有选择的政府干预。从经济学说史与政府实践的历史来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自由市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互补整合的演变过程。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自由主义时期 自由主义时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主要观点就是强调自由经济,发挥市场经济自身的功能,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翻开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可见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认为,人们听命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其结果是无意中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人类需要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亚当.斯密的“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为政府发展的基本观念。政府在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干涉极为有限,仅限于制定维护市场秩序的法规,提供最低限度的政府扶助,履行防御外敌和保卫公共安全等职责直到 20 世纪初,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政府一直充当着“守夜人” 的角色。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的神话,市场的种种缺陷都暴露出来,市场失灵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2.国家主义时期 “市场失灵”之后,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弥补市场缺陷,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开始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政府取代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的广泛干预以及为缓解市场矛盾而逐渐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职能急剧扩张,政府公共部门的数量和公共支出迅

速膨胀。然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像设计者们当初预想的那样完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对滞胀束手无策,人们开始正视政府干预失败的恶果。

3.新自由主义时期 面对国家主义的“政府缺陷”或“政府失灵”,人们开始重新怀念自由主义,从而开始了自由主义更高层次的回归,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全面干预。新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市场的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指引国家发展的主导理论,英、美等国政府也回到保守主义政策上来,进行了较大调整。其总体趋势是寻求市场与政府的平衡, 在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也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

二、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任何需求的满足基本上都有赖于政府的计划和管理, 政府的职能范围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计划外的经济活动都被认为是不道德或非法的,如果说存在着所谓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也只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畸形市场。政府对经济实行超常规严密控制,完全否认和排斥市场的机制和作用。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政府的职能也随之分化和扩张,政府的专业经济管理机构就急剧膨胀, 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全能政府”。

在实践中, 传统的全能政府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已越来越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政府因为干预经济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政府以各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但由于政府官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以及其他社会要素的影响,使实施公共政策的结果与制订公共政策的意图大相径庭。其次,政府的全面干预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最后,全能政府会动摇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统治基础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同和信任。公共政策的低效率以及高昂的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的落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缓慢,必然会使人民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从而引发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 80 年代以来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到 1993 年开始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

到 200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与改革开放前截然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篇章。市场经济是一种承认市场主体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排除政府对市场行为、企业行为等进行干预的经济制度。它尤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它的政治含义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直接插手民间的事务。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它恰恰是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来创造市场经济所依托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职能是保障财产和经济自由,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 也不允许他人侵犯这种权利和自由。因此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不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即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不再试图将国家的经济活动纳入政府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因为政府确信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相关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市场将会是有效而公平的。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市场连带整个市民社会都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这种现状也要求政府交还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退出不应干预的领域,尊重市场、社会自身的力量,逐步培育市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该是实现有限干预的“有限政府”。

目前,“有限政府”、“ 服务型政府”理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采取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市场服务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机构中会长期存在着把自己凌驾于一切社会要素, 包括市场之上的弊端,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着政府是市场发展的动力的认识误区;同时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市场发育程度和自我管理水平较低,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我国现行的政府机构及其管理体制虽然经过若干次改革,但是从总体上说, 仍然是与比较落后的产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清。

三、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析与展望

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可见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新中国也植根于半殖民半封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未曾出现过所谓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会有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的蓬勃

发展和稍后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时,首先要明确, 我国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完善的市场,资源使用效率还很低下,竞争尚未充分,市场仍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不存在市场发育完善后带来的所谓“市场失灵”的危机。

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西方社会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干预、政府失灵现象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实上中国经济走过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首先,西方社会在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后实行的政府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为基础的,尽管“市场万能”的神话已经破灭,但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大发展、生产效率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等。西方的政府干预是对市场缺陷的补充,它所面对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其次,西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尽管是积极全面的,但相对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干预而言它的干预还是比较宏观的,方式也还是比较多样的,除行政手段外, 还包括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而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似乎也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社会经济几近崩溃、政府效能低下、社会全面停滞的所谓“政府失灵”状态,但笔者认为这种状态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曾经出现的“政府失灵”状态。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出现的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是沿袭苏联模式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实行的干预完全不同于西方“ 国家主义”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它是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的全面干预。

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演变的历史是短暂而独特的,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失灵”,也没有在此基础上随后出现“政府失灵”,因此要解决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根据国情，借鉴西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经验,寻找出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

1.以市场为中心,建设服务型政府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市场是社会的基础性的内容,而国家则是从社会产生的上层建筑,尽管国家最终将会消亡,政府的行政权力最终将回归社会,但只要国家政府存在,它就必须履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为社会服务,为市场服务。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政府职能应该围绕着市场优化,即应该在经济领域中寻求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其目的在于使

政府更恰当、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方面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2.立足社会及市场需要,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政府失灵导致的经济滞胀以后,普遍调整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90 年代以后,为了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政府效能,西方国家普遍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制度改革,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实践与西方流行的现代行政学理论“新公共管理”不谋而合。所谓“新公共管理”概念具有这样的基本内涵,它提出政府行政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追求公共服务的绩效和结果,使政府的决策能够体现社会的反应,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接近公众的实际需求,使决策增加适应性,行政增加效益性。西方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行政实践为我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1)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服务的目的性 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公平和竞争,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有限干预,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一切的观念,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调整政府的某些职能,使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目的更明确,从而提高政府效能。

(2)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新一轮的行政改革中,竞争机制已经被引入政府运行过程。政府履行制定政策的职能,而政策的执行则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盈利部门共同承担, 这一机制既体现社会公正、防止政府垄断,又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能。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了许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它们的出现为政府竞争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当然也包括面对市场的公共服务。

(3)改变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消失,事实上政府正是通过管理的方式来实现服务的功能。我国政府以往干预经济的手段比较

单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对经济实行全面直接的调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培育市场,改直接的微观调控为间接的宏观调控,给市场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必须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式,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灵活多变的干预,使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与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够相互促进。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因此寻找和确立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将是一个动态的艰难的过程,但无疑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 董琦.市场与政府:当代中西方行政改革的基点[J].甘肃理论学刊,2003(5):28-31.[2]黄泰岩,谢瑞巧.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J].宏观经济研究,2004(4):17-20.[3]曹文宏.论当代行政思维从“全能”到“有限”的转变[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1):94-95.[4]毛道根.论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当代财经, 2000(6):3-8.

第五篇：政府如何解决市场失灵

政府如何解决市场失灵

摘要：市场不是万能，存在固有的弱点，当市场出现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时，我们就称之为市场失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不适合社会的需要，尤其是经济危机频发，所以更不能放任自流，从而就需要政府的调控，需要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尤其是，我国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更需要政府来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弥补市场失灵。

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概括来说，就是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由称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来决定采取哪一种手段抑或采取综合手段。然而，政府在运用这些手段时，除了政府失灵外，这些手段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有时也可能会扰乱经济的发展。

关键字：市场失灵，宏观调控

经济手段

法律手段

行政手段

弊端

经济手段是政府在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借助于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经济杠杆是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价值形式和价值工具，主要包括价格、税收、信贷、工资等。也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的调整来影响和调节经济活动的措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在宏观调控中最常用的经济手段。国家还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规划、计划等。对经济活动参与者进行引导，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手段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是政府最经常使用的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市场失灵，也给中国中国的社会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房价越来越高，甚至高的离谱，充斥泡沫，又如人们逐渐富有，私家车越来越多而造成的大气污染，直到最近的大范围的雾霾，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面对市场失灵的种种表现，政府通过调节个税起征点来减小贫富差距，通过征收二套房产税来抑制炒房需求，通过征收车辆购置税来抑制车辆的需求，弥补私家车通行造成的负外部性。这些都是政府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弥补市场失灵的表现。

然而，经济手段往往是政府最常用的手段，通常也是效果最明显的，但是经济手段也存在很多的缺陷和弊端。因为宏观经济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时候可能会出现对经济形势的误判，又或者当经济手段起作用的时候，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等等的问题。所以政府运用经济手段的时候要准确的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充分考虑经济政策发生作用的时间，同时更要征求广泛的意见。

法律手段在很多时候是和经济手段同时运用发生作用。比如当政府运用税收的杠杆的作用调节个税起征点的同时，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和保证政策的严明性。

法律手段是指国家依靠法律的强制力量来规范经济活动，保障经济政策目标的手段。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立法和司法，调节和规范经济活动。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在于，把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纳入法制轨道，依法调控，增强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了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约束力，对需要长时间坚持的政策也应将其纳入法制轨道，使重要政策转变为法律，以加大执行的力度。法律手段的基本内容包括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市场行为法律制度、宏观经济管理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等。

而面对市场失灵，法律手段通常都是迅速而有效。比如通过修改税法来调节宏观经济，解决宏观经济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又如在通过《刑法》、《民法》、《经济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来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弥补因为利益驱动而造成的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也为其提供法律保障。

同样，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也存在着很多弊端。比如可能会过多的干预市场的发展，造成经济发展的固化，失去灵活性，甚至市场混乱。所以，政府在运用市场手段弥补市场失灵，调控宏观经济时，应该本着高度的谨慎性原则，充分掌握了解市场运行的情况，征求多方的意见，方可做出法律性的决定。

相对于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调节经济手段。

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行政手段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很常见的，比如工商局的检查，税务的查税，政府的命令等等。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具体性、非经济利益性、封闭性等特点。

行政指令方法具有一定长处，不能忽视。一能维持行政管理系统的集中统一，便于充分发挥行政组织的管理功能。二是具有一定弹性，能比较灵活地处理各种特殊问题。三有利于政府直接领导、协调和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业的发展。

行政手段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可随处可见，比如为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实行单双号限行，为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为解决高房价问题，限制购买第二套房的措施，等等。

同样，行政手段的运用也会有很多局限，一是不利于发挥下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适当地单纯运用它，就会形成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下级有职无权，养成对上级的依赖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被动习惯和消极意识。二是信息传递迟缓，失真率记。如果发讯者的权威小，则信息传递缓慢，接受率低；尤其在机构庞大、层次繁多的情况下，则必然信息传递拖延、失真。因此，对于行政指令方法，不能单纯依靠，而应与法律、经济、思想教育诸法有机配合使用；特别须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命令指示，防止主观主义、瞎指挥和简单强迫命令。

总之，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需要根据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在保证市场的基础作用的同时，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