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意义何在？如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形之手”又该做哪些调整？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林兆木。
紧迫性何在？
林兆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围绕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哪一方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决定》的最大亮点之一。这个新表述抓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1960 年全世界属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共有 101 个，到当前只有13 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绝大部分经济体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教训之一就在于未能准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些是过度依赖政府忽视市场作用，有些则是只重视市场忽视政府作用。
从国内实践背景看，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迫切要求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而当前经济发展中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如部分商品和要素价格扭曲、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服务缺失等，都与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干预不当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缺位，市场功能发挥不够有密切关系。
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最优途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的实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如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才能顺利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
记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林兆木：从《决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现在防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仍然存有。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过度干预，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又作为不够。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经济领域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行资源配置。
第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错配有很大关系。根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才能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第三，有利于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现在政府治理与市场功能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将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审批项目、招商引资等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政府把重点转到增强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也有利于铲除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土壤。
第四，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竞争更趋
激烈，主要发达国家正在推动新一轮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适合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要求，推动我国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记者：百姓能从市场与政府的新关系中得到什么实惠呢？
林兆木：这种新的关系不但是重大的理论发展，而且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价格更放开，竞争更充分，资源利用更经济、更有效。这就意味着，作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百姓能有更多创业、就业、致富的机会；作为消费者，百姓能有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可选择，得到更多实惠。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就要不越位、不缺位，做好该做的，管好该管的，解决对公共服务、市场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成员，百姓能得到更公平的上学就业机会，更安全的食品药品，更好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更干净的水和空气。
归根到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所有束缚，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政府不要当“运动员”，而是要当好“裁判员”
记者：怎样才能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林兆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抽象命题，它是贯穿《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主线。《决定》相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六个部分，都是紧紧围绕这个主线展开的。
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是基础。《决定》从多个方面提出改革举措，包括：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等。
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动放权是关键。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压力来自政府内部，面临着思想观点束缚、传统行为惯性与利益固化三大障碍。要破除三大障碍，《决定》给了我们“三字经”：“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放”，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交”，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凡是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交给市场和企业，凡是社会中介组织能承担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
记者：怎样理解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的“更好”二字？政府简政放权的同时，还有哪些是要补位增强的？
林兆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不是说市场是万能的、能够把一切交给市场；更不是认为政府对市场能够撒手不管。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讲道德、讲诚信的经济。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都不是要弱化市场作用，更不是要取代市场作用，而是要补充市场失灵，并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有序运行创造良好环境。对此，《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增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动共同富裕，补充市场失灵。”
换言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是要解决政府越位，即对市场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问题；另一方面是要解决政府缺位，政府要把该做的事做好，把该管的事管好。曾有一个比喻：在经济活动中，政府不要当“运动员”上场比赛，而是要制订比赛规则，当好“裁判员”，维持好比赛秩序。
第二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成思危
十八大报告有两句关键的话，第一句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近几年来，确实有人对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十八大报告明确了要坚持这个方向。
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用市场经济手段来提高效率，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公平。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率。为此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学习其他国家几百年来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些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好的管理方式，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来加以运用。因此我国现在有了股份制公司、股市、期货、风险投资等等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事物。
但是另一方面，要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此就一定要推进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依法治国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正在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向努力。从“有法可依”方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我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年期间，可以说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立法，包括物权法、破产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反垄断法、公司法（修订），证券法（修订），专利法（修订）等等。
经济法包括三大类别，一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二是规范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三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可以说我国都具备了。但关键是在于执法，而执法的关键是在于政府官员要依法行政，俗话说就是依法治官。如果政府官员不能够遵守法律，不能够认真地执行法律，依法治国就落不到实处。十八大报告里第二句关键的话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现在有一种误解，有的人说西方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甚至有人说是西方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西方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书中就明确指出：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见萧琛主译的《经济学》第18版第7页）。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市场主要应发挥好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主要应发挥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而这两只手之间谁强一点，谁弱一点，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大体上分三种类型，第一类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例如美国、英国等，政府对市场管得较少；第二类称为莱茵模式，例如德国，法国等，政府管得稍多一点，第三类称为东亚模式，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政府管得更多一点。我国政府管得比东亚国家又更多一点，政府对于市场一贯是处于强势的。
由此可见，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配合得好，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场的效率就会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因此十八大报告将这个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提出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这方面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就是说尽管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第一是不应违反价值规律，政府补贴和限价都只能是必要时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也不应该作为长期的政策。
例如前几年我国对汽油限价，有时比境外便宜，香港、澳门的人开车到深圳、珠海来加油，不但把油箱加满，还把带来的塑料桶加满；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我国着陆都要求加油。这不仅扩大了需求，使供求关系更加紧张，也造成了经济利益的外流。
补贴也是如此，几年前有一度猪肉涨价，实际上这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中，只要猪肉涨价自然就会刺激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不需要政府大量补贴。在这种情况底下，政府只需要补贴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因为低收入人群对猪肉涨价确实承受能力有限。如果补贴给生产者（养猪的农民），可能会过度刺激猪肉的供应，实际上也等于政府补贴了所有的消费者，包括从外国到中国来吃猪肉的消费者。实际上，补贴给生产者的结果，会促使猪肉供应超过需求，猪肉的价格下降。这时候不但增加了财政的支出，反而使得有些养猪的农民最后受到了较大的损害。
第二是不应违反供求规律，市场需求不是由主管部门的官员主观的预测和臆断来确定的，而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
在这方面也有一个例子，本世纪初我到浙江调研，听那里的同志说，当时他们从市场上感觉到电力缺乏，需要建设新的电厂。但是有关部门的官员说，按照弹性系数计算，我国的电力足够了，不同意建。结果是杭州有的工厂由于缺电只能一周开四天工；有的居民家里空调因没电开不了，夏天只好跑到防空洞里去避暑。这就说明我们官员的主观臆断，有时确实和市场实际需求有比较大的脱节，这样也会造成经济效率的下降。
第三是不应违反竞争规律。市场经济是鼓励竞争的，因为只有竞争才有进步，才能最后使消费者收益。显然，已经占有市场的企业是不欢迎竞争的。以前有一种提法是“反对重复建设”，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单纯反对重复建设的话，就会限制新的竞争者进入。后来这个提法改为“反对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就对了。只要新的竞争者合乎条件，又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就有可能迫使较差的、成本高的企业退出市场，最终使得消费者收益。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关键作用就是要反对垄断，鼓励竞争。反垄断不是一般地反对某个或某些企业占有垄断地位，因为有些行业本身门槛就比较高，不可能让很多企业进入。但关键是要反对这些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是反垄断法应该加以制裁的。
第二是改革审批制，我国是审批事项最多的国家，近年来虽然做了不少改进，国务院发布了六次减少审批事项的规定。但是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审批事项还是不少，有报道说超过1000项。
审批在不少情况下实际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不公平。审批的权力在政府手中，批不批都由政府来决定，不批的原因也不一定告诉申请者。民间流传一段俏皮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人加了一个横批，“不服不行”。后来又有人加了个备注，“说你行的人要行”。
虽然不可能完全取消审批事项，但实际上有很多事项是不需要审批的，对市场自己能调节的，企业能够自主的事项，审批只是加强了政府的权力，限制了市场的效率，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近年来建设、交通等部门腐败事件频出，当然有腐败分子个人的因素，也有制度上给他们机会的因素。
为此要大力改革审批制，减少审批事项，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审批改为核准或者备案。所谓核准制，就是政府把条件公布出来，在规定的时间里答复申请者核准与否，如果不核准，应当说明原因。所谓备案制就是申请者报备就可以去做，出了问题政府再查处。现在我国有些备案制实际上还有点变味，备案后还要主管部门同意，实际上是变相的审批制。要真正下决心改革审批制，就应当像邓小平说的，政府不应该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我国政府机关历经多次精简，还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主要是因为政府管事太多，只“精兵”而不“简政”，肯定达不到精简的目的。
第三，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中央不断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从对国民经济有益的补充到必要的补充；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报告提出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十七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在国务院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中提出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十八大报告中有一句话特别明确：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表明应当依照《宪法》和《物权法》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对待非公有制经济。
第一，同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就是在土地、资金、包括贷款等等方面，要一视同仁，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过去尽管说一视同仁，但是还是有“玻璃门”现象，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所得到的支持比非公有制企业要多得多。如果让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同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将会大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根据《物权法》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形成的市场主体都在统一的市场上运作并发生相互关系，各种市场主体都处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权利，遵守相同规则，承担相同责任。应该允许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要尊重市场的竞争规律，只有公平竞争才能够使得那些成本低，效益好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能够使消费者最终受益，同时也能够在股市中得到投资者的青睐，使得这些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融资，来加速其发展，同时也会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收益。
第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企业都不能用违法的手段侵犯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是我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另外十八大报告里还有一条，对非公有制经济讲的，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这一点也是首次提出来的。以前提法是鼓励民间资本参股中小金融企业。这次的提法不仅承认民营金融机构是合法的，而且还应加速发展。
我担任民建中央主席时曾经在2005年做过调研，提出要建立社区银行，因为一方面民间有大量的资金没有投资的出路，另一方面小企业需要资金又借不到钱，大银行不愿意借给民营小企业钱，因为有政治风险，市场风险，交易成本又高。而社区银行就可以为社区内的群众和小企业服务。社区银行最了解社区的情况，又没有历史包袱，要是有人失信了，他在社区里是无法立足的，在美国就有大量的社区银行。
要办社区银行，要有两条政策，第一条，实行存款保险，使存款人放心。在美国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户是强制银行给以保险的，我国的存款保险从93年开始提出，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国有银行认为不愿意因付保险费而增加成本。建议先要求社区银行实行存款保险，大银行不愿意可以暂缓实行。
第二，允许适当提高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这样才能吸引社区的人来存款。2005年时民建中央在国内外做了很多调研，建议在温州和天津先搞社区银行的试点，但是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有关部门没有同意。现在建立社区银行的条件基本具备了，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综上所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实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我期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能够迅速地将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化为行动，真正促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与潜力，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内容。
国内外市场环境变了，但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没有变
35年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释放了10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这种冲动与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9.8%的奇迹。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许多制造业产品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居民积累的物质财富数量相应地增加了，人力资本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知识与技术资源的流动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会对创新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需要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以保持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
要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不遗余力地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及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激励与配置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确定到完善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对市场认知不断提升、体制转轨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要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转型，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位置，这是由经济转轨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特征决定的。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主体尚未充分发育与成长起来之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的地方竞争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激励性作用。但是，各级地方政府毕竟不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政府主导型的地区竞争就不可能是效率竞争，而是一种不完全考虑投入成本、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规模竞争。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质就是要把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竞争转变为一种效率竞争。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将各级政府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是要极大地激发民间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以各种方式进入市场，成为竞争与创新的主体。这就需要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无疑，政府职能转变是破解这些因素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所以，新一轮改革仍然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入手，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降低制度运营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行业领域都已经对民间资本放开了，一些地区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准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许进入了，为什么民间资本还不能大量地进入呢?制度运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商事注册登记制度的流程过多、在流程中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过大，交易费用过高，那么，即使政策放开了，民间资本的进入也是比较困难的。在民间资本与知识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民间资源不能有效地动员并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与创业活动，那么，它就会大量分流与配置到与创造财富无关的非生产活动，甚至境外。在我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仍然需要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的现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损失。而降低制度运营成本可以极大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并通过低成本的资源进入与退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广东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与尚未改革地区的对比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1—9月，广东省进行商事登记制度的深圳、珠海、东莞与顺德等四个试点城市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为36.85万户，同比增长了64.11%，而尚未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区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下降了3.4%。如果以此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带动政府职能转变，那必将极大地释放全社会的改革红利。
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减少改革与尚未改革之间的不协调性
当前，我国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所说的边缘改革进入到了核心地带。这个核心地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一个经济领域中的体制机制与其他领域往往是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所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五位一体协同改革的统筹规划;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国内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顺序安排，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与垄断性行业规制化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成长之间的互补与互动等。当然，整体推进并不是一哄而上，这需要根据改革任务的难易程度、影响大小与环境条件进行分类，并找出重点、顺序与配套条件等。因此，当前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是保障改革有效推进的关键。
以约束权力为核心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建设
过往的改革经验与教训表明，体制改革往往会更多地强调政府向市场与社会放权，而没有更多地关注从制度上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如果约束权力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仅容易重走“放乱收死”的循环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也难以形成长期化信誉。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通过立法程序相对固定下来。增加变更这些法律条款的成本。制度的笼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约束机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来约束权力，如果财产缺少法律的有效保护，就容易导致政府侵占个人产权、个人之间相互侵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二是以权力约束权力。三是以社会监督约束权力。比如说，实施财务与政务公开作为对政府部门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建设与业绩评估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开，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等。把这三方面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实质性进展。
汇报人：xiexiebang
第四篇：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经济学支部
张晓春
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经济体制核心的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报告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更客观。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于市场经济极其重要。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必须是密切结合起来的。凡是市场主体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给市场主体去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是简单的政府职能削弱、强化市场功能，而是两者职能的重新界定，市场要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方面做到位。
3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依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断扩大而取得的。而现在我们的经济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又与市场不能充分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密切相关。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扩大内需上下功夫。中国正处在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历史转折期，而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要求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让二者各司其能，对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有很大帮助。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在于加快完善以生产要素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营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作用，打破过宽的行政垄断。
第五篇：建设服务型政府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建设服务型政府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作者：李志明
2013-3-25 6:15:48来源： 2013-3-25 学习时报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行政体制改革时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巨变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公共权力领域从职能范围到职能方式最终还有制度形式的相应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明确政府职能的边界，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来向市场和社会让渡空间，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权与私权之间边界清晰合理、分工合作有度的社会关系新格局，构建政府与社会、市场的新型关系。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瘦身，使政府职能转变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干预。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有限政府、强市场”的“小政府”模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管住管好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实现“有限政府、强市场”的“小政府”模式，尽量较少或取缔对市场经济活动不必要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强化并规范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市场运行规则的仲裁者、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者的角色，扮演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参与者的角色。事实上，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从早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向全面干预的政府（国家）体制再向适度干预的市场与政府体制两相结合的转变过程中，其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也相应地经历了从“守夜政府”的消极被动行政到“全能政府”的传统统治行政再到“有限政府”的现代新公共管理、服务行政的历史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其次，对于必不可少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要透明化或市场化。目前，我们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清理、取消大量的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二是对于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实行较为严格的过程管理和责任追究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的取向是最大限度地缩减掌握在政府手中、容易导致腐败的行政审批权。进一步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应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都不设前置审批；新设审批项目必须于法有据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论证；探索建立审批项目动态清理工作机制。对于从政府剥离出来的部分职能，应当通过委托、招标、合同外包等方式交给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主体来承担。加快培育相关行业组织，推动行业组织规范、公开、廉洁办事，在强化这些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等自律行为的同时，加强对这些组织的监管，防止在这些领域产生新的腐败问题。
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做到政府“掌舵”、社会“划桨”。在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高度统合的关系模式，“政府为社会、社会国家化”是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政府充当“全能政府”的角色。这种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结果，不仅导致了政府规模庞大但行政效率较为低下，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而且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越位与错位，政府“不该管的事管了，该管的事没管好”，直接造成了公民社会不发达，社会自治能力较差，整个社会公共责任机制薄弱。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机制，关键是要发挥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形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教育、扶贫、妇女儿童保护、环保、公共服务提供以及人口控制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进一步成熟，社会的自主管理能力将不断扩大，而国家和政府的管理职能将逐步缩小，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将进一步调整，其历史趋势将是“小政府、大社会”。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将其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由社会组织予以承接，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来弥补政府行动能力的不足或者在提供特定公共服务方面的效率不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从源头方面消除了政府在直接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腐败风险。这项改革，主要着眼于削减或转移职能，实现政府职能向社会领域分权。一是把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职能分开。通过合同的方式把政策执行职能交由专门机构或政府外公共组织甚至民间机构承担，政府专司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监督管理职能，政府开始转向一种“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桨）分开”的机制，实现政府“掌舵”、社会“划桨”的分工与协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有利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民主性、有效性，避免主观随意性并由此可以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竞争合同契约的方式，可以改变过去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执行主体偏私走样以及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腐败行为，增强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公开性透明性。二是逐步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公共服务市场化。转移政府职能，将部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让渡给社会中介组织或私人部门承担，引进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为公众创造更多更好的自由选择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机会。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分权与制衡。建立服务型政府，除了考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权，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斩断政府与这些主体之间的不当不法利益纽带，我们还需要着重研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认真解决好分权与集权的关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
这其中，首先，要合理划定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上限和下限。在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权体制下，中央集权的上限是：不能导致领导者个人的过分集权和独断专行，不能导致中央任何一个部门或机构的过分集权和独断专行；下限为：不得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能侵犯和剥夺地方自主权，不得侵犯和剥夺企事业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地方分权的上限是：不得危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得损害国家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得侵害中央的合法权威，不得妨碍国家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建立和发展；下限为：不得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侵犯和剥夺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
其次，科学配置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实现中央地方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制衡。对于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划分，我们可以遵循英国学者巴斯特布尔
（C.F.Bastable）“财政支出三原则”来作出划分：一是受益原则。凡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受益对象是全国民众的，则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凡受益对象是地方居民的，则支出应属于地方政府。对于一些收益超出了其所在城市的设施，如大型水库、发电站、港口等，则应将其支出责任划给更高一级的政府。二是行动原则。凡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实施在行动上必须统一规划的领域或财政活动，其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凡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的，其支出应属于地方政府。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支出职能的下放，可使其更为有效地提供基础设施，因为它们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当地的需要。三是技术原则。在政府活动或公共工程中，凡规模庞大且技术难度高的，其支出责任应归中央政府。否则，就应归地方政府。当然，除了科学配置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
事权，还需要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各地区财政均衡，以建立相对稳定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来源和分配机制。总而言之，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首要任务就是简政放权，包括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基层放权，等等。减少政府权力及其带来的寻租空间，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释放制度红利和改革红利，真正成为一个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