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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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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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政府两种机制的交织和互补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常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完善社会主义第六届中公杯 金牌教练课程天天上(北京站)市场经济体制,既要以市场的良好运行为前提,又要以政府宏观调控的充分发挥为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准确把握和更好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公图书、试卷全场5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就是由经济主中公图书、试卷全场5折体依据市场规则,在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等作用下,自主决定相关经济活动,实现资源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的一种经济机制。由于三大机制,价值规律将为自己“强制地开辟道路”,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引导资源优化配置,这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根本原因。一般来说,市场机制具有五大功能:微观经济均衡功能,即市场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引导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紧随现实需求而变化,能够在微观层面调节供求关系及其平衡;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即市场可以迅速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效益高的领域和经济主体,直接影响资源短期调配;信号传递功能,即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市场供求、竞争强弱等情况,引导生产经营者快速决策;促进科技创新功能,即价值规律将促进经济主体竞争,刺激生产者不断改进生产资料、技术和管理,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即市场能够驱使生产者基于自身利益加强经营管理和内外部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在现阶段任何低估市场作用的观点都是不对的。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把握更好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几个关键环节:健全的市场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自主的主体决策和价格的市场形成。
进一步健全市场体系,就是要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房地产等要素市场,以及期货、拍卖、产权等特种交易市场,使之成为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有机整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但比较起来,我国资源性商品市场发育不充分,要素市场仍然相对滞后,特种交易市场亟待规范。这是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进展缓慢的一个根源。市场体系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平台,因此有必要加快完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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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就是要体现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基本精神,法有禁止坚决禁止,促进市场体系真正实现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市场秩序不规范,钱权交易,假、冒、伪、劣、黑,非自然垄断,以及操纵证券市场、侵吞国有财产、非法骗贷集资等非法经济现象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仍有不同程度存在。这些活动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严重侵害群众切身利益,严重侵蚀党和政府肌体,2015年国家公务员笔试辅导课程【面授】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头脑清醒,坚决抵制各种“经济犯罪和腐败有利于市场经济论”、“选择性反腐论”等有害观点。法治没有终点和死角,否则,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将被严重扭曲,甚至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竞争状态。
进一步推动自主的主体决策,就是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经过多年改革,总体上已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应进一步使之发展壮大,不能削弱,更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既要主要发展公有经济控股为主的混合所有制,以便巩固公有制为主体,提升国有企业的活力、竞争力和控制力,也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双轮并驱,有机结合,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有序推进价格改革。市场形成价格,这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中介环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我国的大多数资源性产品都实现了市场调节,但仍有改进的必要。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都要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阶梯电价、阶梯水价等政府定价范围则要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要继续完善农产品的市场形成价格机制,既要反对价格改革的踌躇不前,又要反对过激的“一步到位”。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总书记强调:“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5年国家公务员笔试辅导课程【面授】根本上是要杜绝政府对企业的不当干预。但市场起决定作用,不是要弱化和否定必要的政府调控作用,不是只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却完全捆死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事实上,市场功能具有两面性,比如,市场虽然具有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等,但发挥这些功能的同时却又伴随着市场调节目标偏差(如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发展目标等)、调节速度缓慢、调节成本昂贵、调节程度有限等弱点。市场自发调节具有滞后性,往往造成社会资源巨大浪费,并引起经济波动;市场资源短期配置功能特点,使得生产经营者往往只关注自农大西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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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短期收益,而不愿投资于回收资金周期长、但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基础产业,等等。克服市场弱点,必然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2015年国家公务员笔试辅导课程【面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应当担负起以下主要职责和任务。一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主要是要调节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促进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二是加强公共服务。市场的自发性和自利性,决定了市场主体不能有效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需要政府加强供给。三是科学引导市场。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四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总体关系,“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观念。五是促进共同富裕。主要包括促进充分就业,促进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公平,促进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三个方面。六是弥补其他市场失灵。比如,通过产业政策来缓解产能过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通过区域政策来推动经济布局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现在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仍然干预过多,宏观经济调控还不完善,市场监管问题较多,社会管理亟待加强,公共服务比较薄弱。转变政府职能,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及时制定和严格实施,加强政府对市场活动监管的有效性。
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包括深化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等等。要处理好大和小、收和放、政府和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比如,简政放权,要该放则放,该加强的还要加强;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应加强规范和引导;寓管理于服务,但不能使管理偏废,该管的还要切实管好。一切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目标,以符合实际、科学合理、更有效率为准绳,不能盲目跟风,也不能随意“翻烧饼”。
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既要加强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导向作用,又要优化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加强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分配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除了运用经济手段外,还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文化伦理等多种手段,进一步完善综合性经济调控系统,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求效益、转方式、惠民生,推进国民经济新常态的形成和发展。
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相辅相成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就不能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这就决定了政府职能转变对于市场作用的农大西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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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具有决定性意义。逐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逐渐纠正其越位、错位和缺位的过程。2015年国家公务员笔试辅导课程【面授】反过来,不能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本该由市场调节的地方,市场缺位可能造成政府越位;市场作用的不足和弊端,也需要政府来补足和克服,否则,也就谈不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更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去抑制“政府过度干预”,中公一对一课程全新上线又要用政府调节来纠正“市场机制失灵”。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克服由过度市场化引发的无序竞争带来的某些弊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引导、调控和监管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效果大大增强,在整体上保证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尤其是随着公有资本控股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结合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实现功能互补。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加强引导,使其健康发展,克服消极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服务。2015年北京市公务员笔试辅导课程【面授】
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与我们党提出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差别。比如:前者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彻底市场化,否定必要的政府干预,而后者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前者主张一切资源的长短期配置均由市场决定,而后者应限于一般物质资源和部分服务资源的短期配置为主,而非指地下资源等重要物质资源配置和某些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前者与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相联系,而后者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相联系;前者主张财富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完全由市场决定,再分配的力度越小越好,而后者强调财富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场作用大些,再分配中国家作用大些,等等。我们应当警惕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进行的各种新自由主义解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5年北京市公务员笔试辅导课程【面授】
市场和政府作用是互为前提、内在统一的,这就决定了改革过程中必须加强整体规划和统筹协调。现实表明,只有注重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顶层设计或目标模式,才能有效防止出现全局性错误或“颠覆性错误”。在此前提下,“摸着石头过河”是积累经验和探索具体办法,能够加快顶层设计目标的实现。鼓励先行试验和大胆突破,并不是主张乱闯红灯和狭隘的本位主义。使市场改革与政府改革相协同,整体推进与突破重点相结合,总体目标与稳步推进相统一,这是增强改革和发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方法论体现,需要在实际工作中高度重视。中公一对一课程全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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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意义何在?如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形之手”又该做哪些调整?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林兆木。
紧迫性何在?
林兆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围绕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哪一方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决定》的最大亮点之一。这个新表述抓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1960 年全世界属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共有 101 个,到当前只有13 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绝大部分经济体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教训之一就在于未能准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些是过度依赖政府忽视市场作用,有些则是只重视市场忽视政府作用。
从国内实践背景看,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迫切要求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而当前经济发展中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如部分商品和要素价格扭曲、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服务缺失等,都与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干预不当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缺位,市场功能发挥不够有密切关系。
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最优途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的实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如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才能顺利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
记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林兆木:从《决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现在防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仍然存有。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过度干预,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又作为不够。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经济领域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行资源配置。
第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错配有很大关系。根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才能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第三,有利于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现在政府治理与市场功能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将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审批项目、招商引资等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政府把重点转到增强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也有利于铲除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土壤。
第四,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竞争更趋
激烈,主要发达国家正在推动新一轮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适合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要求,推动我国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记者:百姓能从市场与政府的新关系中得到什么实惠呢?
林兆木:这种新的关系不但是重大的理论发展,而且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价格更放开,竞争更充分,资源利用更经济、更有效。这就意味着,作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百姓能有更多创业、就业、致富的机会;作为消费者,百姓能有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可选择,得到更多实惠。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就要不越位、不缺位,做好该做的,管好该管的,解决对公共服务、市场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成员,百姓能得到更公平的上学就业机会,更安全的食品药品,更好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更干净的水和空气。
归根到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所有束缚,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政府不要当“运动员”,而是要当好“裁判员”
记者:怎样才能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林兆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抽象命题,它是贯穿《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主线。《决定》相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六个部分,都是紧紧围绕这个主线展开的。
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是基础。《决定》从多个方面提出改革举措,包括: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等。
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动放权是关键。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压力来自政府内部,面临着思想观点束缚、传统行为惯性与利益固化三大障碍。要破除三大障碍,《决定》给了我们“三字经”:“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放”,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交”,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凡是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交给市场和企业,凡是社会中介组织能承担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
记者:怎样理解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的“更好”二字?政府简政放权的同时,还有哪些是要补位增强的?
林兆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不是说市场是万能的、能够把一切交给市场;更不是认为政府对市场能够撒手不管。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讲道德、讲诚信的经济。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都不是要弱化市场作用,更不是要取代市场作用,而是要补充市场失灵,并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有序运行创造良好环境。对此,《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增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动共同富裕,补充市场失灵。”
换言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是要解决政府越位,即对市场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问题;另一方面是要解决政府缺位,政府要把该做的事做好,把该管的事管好。曾有一个比喻:在经济活动中,政府不要当“运动员”上场比赛,而是要制订比赛规则,当好“裁判员”,维持好比赛秩序。
第三篇: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发布时间:2013年12月03日 06:36 |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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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如何理解总目标?如何准确把握总目标?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
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您怎样理解这个总目标?
江必新:总目标的作用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定位导航。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对此,各方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但是,对于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看法,有的认识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
为此,中央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总目标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可见,总目标不但关乎全面深化改革的前进方向,也是打赢这场攻坚战的决定性因素。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准确把握这个总目标?
江必新: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制度自信与完善发展的关系、道路坚守与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体系建构与能力提升的关系、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的关系、总体目标与根本目的的关系。
记者:怎样处理好制度自信与完善发展的关系?
江必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具体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顺应民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充分自信。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制度自信并不意味着制度本身完美无缺,不需进行任何改革。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本身需要不断加以弥补和改进。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变革,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国人民的制度自信。
记者:怎样处理好道路坚守与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江必新: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头等大事”,“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道路决定命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决定》重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回避矛盾,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遭遇的困难很重,可能的风险很大。惟有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走得通、走得久。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既改革不适应实践要求的体制机制,又不断构建新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
记者:怎样处理好体系构建与能力提升的关系?
江必新:体系构建指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即构建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发展和完善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能力提升,指的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也就是提高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解决中国各种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长期以来,我们十分重视制度建设,通过不懈努力不断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但在如何发挥好制度效能方面重视不够。所以在接下来一个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将要把治理能力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我个人认为,国家治理能力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能力:整合意志、凝聚共识之能力;维护秩序、确保国安之能力;发展经济、保障福祉之能力;化解矛盾、维护和谐之能力;保障权利、控制权力之能力;缔造人文、弘扬价值之能力;维护生态、保护环境之能力;依法办事、依法治国之能力。这些能力提升的过程,也就是我国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实际效能的过程。
记者:怎样处理好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的关系?
江必新: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但此次三中全会研究的是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
为了确保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决定》又强调了“六个紧紧围绕”的具体目标,即: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可以这样说,“六个紧紧围绕”,就是在道路确定、方向明确的基础上绘制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航向标。坚持“六个紧紧围绕”,就能够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记者:怎样处理好总体目标与根本目标的关系?
江必新:这里说的根本目标,指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三个让”中的前“两个让”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第三个“让”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来的。
《决定》把至关重要的这“三个让”组合起来,作为我们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根本目的,既有新意,更有心意,它表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面改革进程中,一以贯之地倡导劳动与资本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统一,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统一。
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要通过不断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来实现;都要通过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把社会财富的蛋糕不断做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来实现。
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样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根本目标,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性,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道路的坚守、对善治的向往、对未来的担当。
第四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与潜力,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内容。
国内外市场环境变了,但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没有变
35年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释放了10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这种冲动与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9.8%的奇迹。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许多制造业产品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居民积累的物质财富数量相应地增加了,人力资本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知识与技术资源的流动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会对创新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需要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以保持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
要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不遗余力地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及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激励与配置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确定到完善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对市场认知不断提升、体制转轨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要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转型,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位置,这是由经济转轨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特征决定的。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主体尚未充分发育与成长起来之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的地方竞争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激励性作用。但是,各级地方政府毕竟不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政府主导型的地区竞争就不可能是效率竞争,而是一种不完全考虑投入成本、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规模竞争。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质就是要把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竞争转变为一种效率竞争。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将各级政府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是要极大地激发民间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以各种方式进入市场,成为竞争与创新的主体。这就需要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无疑,政府职能转变是破解这些因素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所以,新一轮改革仍然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入手,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降低制度运营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行业领域都已经对民间资本放开了,一些地区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准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许进入了,为什么民间资本还不能大量地进入呢?制度运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商事注册登记制度的流程过多、在流程中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过大,交易费用过高,那么,即使政策放开了,民间资本的进入也是比较困难的。在民间资本与知识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民间资源不能有效地动员并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与创业活动,那么,它就会大量分流与配置到与创造财富无关的非生产活动,甚至境外。在我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仍然需要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的现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损失。而降低制度运营成本可以极大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并通过低成本的资源进入与退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广东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与尚未改革地区的对比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1—9月,广东省进行商事登记制度的深圳、珠海、东莞与顺德等四个试点城市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为36.85万户,同比增长了64.11%,而尚未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区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下降了3.4%。如果以此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带动政府职能转变,那必将极大地释放全社会的改革红利。
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减少改革与尚未改革之间的不协调性
当前,我国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所说的边缘改革进入到了核心地带。这个核心地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一个经济领域中的体制机制与其他领域往往是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所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五位一体协同改革的统筹规划;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国内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顺序安排,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与垄断性行业规制化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成长之间的互补与互动等。当然,整体推进并不是一哄而上,这需要根据改革任务的难易程度、影响大小与环境条件进行分类,并找出重点、顺序与配套条件等。因此,当前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是保障改革有效推进的关键。
以约束权力为核心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建设
过往的改革经验与教训表明,体制改革往往会更多地强调政府向市场与社会放权,而没有更多地关注从制度上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如果约束权力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仅容易重走“放乱收死”的循环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也难以形成长期化信誉。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通过立法程序相对固定下来。增加变更这些法律条款的成本。制度的笼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约束机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来约束权力,如果财产缺少法律的有效保护,就容易导致政府侵占个人产权、个人之间相互侵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二是以权力约束权力。三是以社会监督约束权力。比如说,实施财务与政务公开作为对政府部门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建设与业绩评估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开,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等。把这三方面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实质性进展。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五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成思危
十八大报告有两句关键的话,第一句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近几年来,确实有人对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十八大报告明确了要坚持这个方向。
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用市场经济手段来提高效率,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公平。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率。为此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学习其他国家几百年来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些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好的管理方式,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来加以运用。因此我国现在有了股份制公司、股市、期货、风险投资等等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事物。
但是另一方面,要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此就一定要推进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依法治国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正在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向努力。从“有法可依”方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我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年期间,可以说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立法,包括物权法、破产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反垄断法、公司法(修订),证券法(修订),专利法(修订)等等。
经济法包括三大类别,一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二是规范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三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可以说我国都具备了。但关键是在于执法,而执法的关键是在于政府官员要依法行政,俗话说就是依法治官。如果政府官员不能够遵守法律,不能够认真地执行法律,依法治国就落不到实处。十八大报告里第二句关键的话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现在有一种误解,有的人说西方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甚至有人说是西方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西方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书中就明确指出: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见萧琛主译的《经济学》第18版第7页)。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市场主要应发挥好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主要应发挥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而这两只手之间谁强一点,谁弱一点,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大体上分三种类型,第一类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例如美国、英国等,政府对市场管得较少;第二类称为莱茵模式,例如德国,法国等,政府管得稍多一点,第三类称为东亚模式,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政府管得更多一点。我国政府管得比东亚国家又更多一点,政府对于市场一贯是处于强势的。
由此可见,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配合得好,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场的效率就会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因此十八大报告将这个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提出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这方面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就是说尽管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第一是不应违反价值规律,政府补贴和限价都只能是必要时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也不应该作为长期的政策。
例如前几年我国对汽油限价,有时比境外便宜,香港、澳门的人开车到深圳、珠海来加油,不但把油箱加满,还把带来的塑料桶加满;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我国着陆都要求加油。这不仅扩大了需求,使供求关系更加紧张,也造成了经济利益的外流。
补贴也是如此,几年前有一度猪肉涨价,实际上这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中,只要猪肉涨价自然就会刺激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不需要政府大量补贴。在这种情况底下,政府只需要补贴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因为低收入人群对猪肉涨价确实承受能力有限。如果补贴给生产者(养猪的农民),可能会过度刺激猪肉的供应,实际上也等于政府补贴了所有的消费者,包括从外国到中国来吃猪肉的消费者。实际上,补贴给生产者的结果,会促使猪肉供应超过需求,猪肉的价格下降。这时候不但增加了财政的支出,反而使得有些养猪的农民最后受到了较大的损害。
第二是不应违反供求规律,市场需求不是由主管部门的官员主观的预测和臆断来确定的,而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
在这方面也有一个例子,本世纪初我到浙江调研,听那里的同志说,当时他们从市场上感觉到电力缺乏,需要建设新的电厂。但是有关部门的官员说,按照弹性系数计算,我国的电力足够了,不同意建。结果是杭州有的工厂由于缺电只能一周开四天工;有的居民家里空调因没电开不了,夏天只好跑到防空洞里去避暑。这就说明我们官员的主观臆断,有时确实和市场实际需求有比较大的脱节,这样也会造成经济效率的下降。
第三是不应违反竞争规律。市场经济是鼓励竞争的,因为只有竞争才有进步,才能最后使消费者收益。显然,已经占有市场的企业是不欢迎竞争的。以前有一种提法是“反对重复建设”,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单纯反对重复建设的话,就会限制新的竞争者进入。后来这个提法改为“反对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就对了。只要新的竞争者合乎条件,又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就有可能迫使较差的、成本高的企业退出市场,最终使得消费者收益。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关键作用就是要反对垄断,鼓励竞争。反垄断不是一般地反对某个或某些企业占有垄断地位,因为有些行业本身门槛就比较高,不可能让很多企业进入。但关键是要反对这些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是反垄断法应该加以制裁的。
第二是改革审批制,我国是审批事项最多的国家,近年来虽然做了不少改进,国务院发布了六次减少审批事项的规定。但是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审批事项还是不少,有报道说超过1000项。
审批在不少情况下实际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不公平。审批的权力在政府手中,批不批都由政府来决定,不批的原因也不一定告诉申请者。民间流传一段俏皮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人加了一个横批,“不服不行”。后来又有人加了个备注,“说你行的人要行”。
虽然不可能完全取消审批事项,但实际上有很多事项是不需要审批的,对市场自己能调节的,企业能够自主的事项,审批只是加强了政府的权力,限制了市场的效率,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近年来建设、交通等部门腐败事件频出,当然有腐败分子个人的因素,也有制度上给他们机会的因素。
为此要大力改革审批制,减少审批事项,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审批改为核准或者备案。所谓核准制,就是政府把条件公布出来,在规定的时间里答复申请者核准与否,如果不核准,应当说明原因。所谓备案制就是申请者报备就可以去做,出了问题政府再查处。现在我国有些备案制实际上还有点变味,备案后还要主管部门同意,实际上是变相的审批制。要真正下决心改革审批制,就应当像邓小平说的,政府不应该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我国政府机关历经多次精简,还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主要是因为政府管事太多,只“精兵”而不“简政”,肯定达不到精简的目的。
第三,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中央不断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从对国民经济有益的补充到必要的补充;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报告提出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十七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在国务院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中提出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十八大报告中有一句话特别明确: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表明应当依照《宪法》和《物权法》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对待非公有制经济。
第一,同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就是在土地、资金、包括贷款等等方面,要一视同仁,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过去尽管说一视同仁,但是还是有“玻璃门”现象,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所得到的支持比非公有制企业要多得多。如果让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同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将会大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根据《物权法》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形成的市场主体都在统一的市场上运作并发生相互关系,各种市场主体都处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权利,遵守相同规则,承担相同责任。应该允许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要尊重市场的竞争规律,只有公平竞争才能够使得那些成本低,效益好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能够使消费者最终受益,同时也能够在股市中得到投资者的青睐,使得这些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融资,来加速其发展,同时也会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收益。
第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企业都不能用违法的手段侵犯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是我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另外十八大报告里还有一条,对非公有制经济讲的,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这一点也是首次提出来的。以前提法是鼓励民间资本参股中小金融企业。这次的提法不仅承认民营金融机构是合法的,而且还应加速发展。
我担任民建中央主席时曾经在2005年做过调研,提出要建立社区银行,因为一方面民间有大量的资金没有投资的出路,另一方面小企业需要资金又借不到钱,大银行不愿意借给民营小企业钱,因为有政治风险,市场风险,交易成本又高。而社区银行就可以为社区内的群众和小企业服务。社区银行最了解社区的情况,又没有历史包袱,要是有人失信了,他在社区里是无法立足的,在美国就有大量的社区银行。
要办社区银行,要有两条政策,第一条,实行存款保险,使存款人放心。在美国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户是强制银行给以保险的,我国的存款保险从93年开始提出,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国有银行认为不愿意因付保险费而增加成本。建议先要求社区银行实行存款保险,大银行不愿意可以暂缓实行。
第二,允许适当提高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这样才能吸引社区的人来存款。2005年时民建中央在国内外做了很多调研,建议在温州和天津先搞社区银行的试点,但是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有关部门没有同意。现在建立社区银行的条件基本具备了,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综上所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实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我期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能够迅速地将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化为行动,真正促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