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2 政府参与市场

第一篇：案例2 政府参与市场

西沟乡政府养鸡

新疆乌鲁木齐县西沟乡村民王喜胜的结婚证是在养鸡场领的，因为这个乡的40名乡干部将办公地点移到养鸡场已经4个月了，并且到目前为止，乡干部们还没有回乡政府办公楼办公的打算。

在乡党委工作会议上，乡里决定：40名乡干部首先带头，每人养鸡2000只，用实际行动教育农民，也正好改变乡干部“光说不做”的形象。4个多月过去了，乡干部们以养鸡场“为家”，精心喂养，鸡苗茁壮成长。然而出于意料的是，市场却不太认可这批“示范鸡”。

新疆乌鲁木齐县西沟乡村民王喜胜的结婚证是在养鸡场领的，因为这个乡的40名乡干部将办公地点移到养鸡场已经4个月了，并且到目前为止，乡干部们还没有回乡政府办公楼办公的打算。

是什么原因促使乡干部如此“迷恋”养鸡场？乡长李保山告诉记者，乡干部一人养2000只鸡给农民做示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据了解，为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2000年乌鲁木齐县确定了24个发展项目，其中--项是全县养土杂鸡30万只。由于乌鲁木齐县南郊各乡农牧民增收从1999年开始减缓，县里把南郊各乡确定为发展养鸡的重点，并制定了一只鸡苗补助l元，协调饲料供给的扶持政策。

县里的规划得到了地处南郊的西沟乡的积极响应。李保山说，过去西沟乡农业只有“老三样”：大豆、小麦、油菜，养鸡肯定能加速农民致富的步伐。乡里一研究，向县上承诺：一年养8万只鸡。

然而，农民却不买乡里的账。任乡干部再苦口婆心，也不动养鸡的心。农民强调：没有规模养鸡的经验，从没有尝过养鸡致富的甜头。

看到农民观念如此难以转变，在乡党委工作会议上，乡里决定：40名乡干部首先带头，每人养鸡2000只，用实际行动教育农民，也正好改变乡干部“光说不做”的形象。

李保山告诉记者，干部养鸡，一则通过赚钱给老百姓吃颗“放心丸”，二则摸索总结经验，今后给乡亲做技术指导。

于是，正值8月9日前后的盛夏时节，西沟乡的干部们用工资做抵押，通过信用社每人贷款9500元，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养鸡“会战”，有的单兵“作战”，有的组成小组联合“喂养”。规模最大的要数距乡政府8公里处的一个部队旧营房，这里聚集了25名乡干部，他们建起养鸡场，分成了5个养鸡小组。

如今，4个多月过去了，乡干部们以养鸡场“为家”，精心喂养，鸡苗茁壮成长。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市场却不太认可这批“示范鸡”。据在部队旧营房养鸡并担任小组长的乡人大主任马红喜介绍，5个小组中，只有一个小组赚了钱，两个持乎，两个赔了。赚上钱的是因为那个小组鸡苗最先拿到手，鸡在国庆节前就长大上市了，赶上了好价钱。而国庆节后，鸡价一直下滑。持平的小组鸡-上市还算及时，倒霉的就是最近才卖的鸡了。

据反映，大多数乡干部在这场养鸡“会战”中都赔了钱，数额在1000元到3000元不等。马红喜告诉记者，市场行情难摸，如果价格还跌，大家就等等再养，如果行情好转，就继续养。“我们这5个小组还有5000只鸡的任务没完成呢，无论如何任务得完成。”他说。

但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乡干部已经没有了养鸡的心情。一位乡于部告诉记者说：“我本职工作没做好，几个月就花在鸡身上了，结果市场无情。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也搭进去了。”一位乡财务人员一听记者采访关于养鸡的事就急了：“别再跟我提养鸡的事!” 对此，农民们庆幸自己没养鸡之余，埋怨乡干部们丢了主业，如今他们想找干部办个事要跑好多路，还得到处找。

乌鲁木齐县有关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年养30万只鸡的计划是在做了周密的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的，乌鲁木齐市市场每天鸡的销量在5000只到1万只之间，乌鲁木齐县每年养的30万只鸡对市场简直不算什么。他想不通：为什么就西沟乡的农民提不起养鸡的兴趣，非得干部带头领养?他说，在其他养鸡的乡都没这种事儿。

对西沟乡干部的实践，他认为规模养殖是成功的，但没创造出效益，这一点让人感到遗憾，值得好好总结，不过干部集中养鸡的事再也不能发生了。

市场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有市场容量不代表你就能赚钱。有关专家认为，由于养殖同步的问题，乌鲁木齐县几个乡 的鸡几乎同时上市，对市价形成冲击，鸡价在近期内不大可能上升。但从西沟乡干部养鸡的教训得出的不光是如何养好鸡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管理经济的问题。在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政府为农民致富操碎了心，但却没有一个好结果，为什么?因为政府干了不是政府所擅长的和应该干的具体经济行为。

因为违背了市场经济这一行政决策环境的要求，西沟乡政府养“示范鸡”的决策只有以失败告终。

新疆乌鲁木齐县西沟乡政府为了带领村民走上致富的道路，积极实施县里养鸡的规划，由乡干部带头养鸡，为不愿养鸡的村民作示范，结果是市场并不认这批“示范鸡”，乡干部不仅赔了钱，耽搁了本职工作，还遭到村民的抱怨。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西沟乡政府养“示范鸡”的决策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决策环境的要求。

行政决策环境是指围绕政府行政决策这一主体的外部环境，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和作用于行政决策活动的各种客观因素的总和，具体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人口环境、民族环境、自然环境等。行政决策环境制约和影响着行政决策，它向行政决策主体提出要求，主体由此发现问题，确定决策的目标和方向，以使决策与环境相适应。行政决策，无论是其性质、原则、体制、目标、方案、方式、方法等，都要满足行政决策环境提出的要求，否则就会失败。

在众多的行政决策环境要素中，经济环境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它对行政决策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企业和个体拥有自主权，他们根据市场的要求决定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而不是根据政府的指示去生产，因为产品是否有销路取决于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全面介入经济生活，而主要是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的正常运行，防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在方式上，从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在手段上，从以行政为主转为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在范围上，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

在本案例中，新疆乌鲁木齐县西沟乡政府的决策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这一决策环境对政府的要求。

首先，西沟乡政府养“示范鸡”的决策是政府角色越位的表现。政府角色的越位是指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即超职责地行政。“越位”主要表现在，在市场能做到有效配置资源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仍然管住不放，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政府插手了，如政府部门直接干预企业人事安排和内部管理，过多地参与直接生产经营活动，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起争上市、争投资项目等，政府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或代替了企业和市场的职能。政府越位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养鸡与否以及养什么鸡应由村民自己决定。乡政府的职责就是培育完善市场，进行信息引导，及时准确地发布和传递各种信息，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合理的决策，而不是替企业和个人进行决策。但在本案例中，西沟乡政府却向县上承诺一年养8万只鸡，未经村民同意，直接替村民决策。

其次，西沟乡政府养“示范鸡”的决策导致了政府角色的错位。错位是指政府和企业、市场分工不清，政府行使了本不应由其行使的企业职能和市场职能。“错位”主要表现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复，机构“重复建设”带来政府管理行为的不合理、交错、重叠。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公众和政府是一种新型关系，政府掌舵，社会公众划桨，政府应把社会公众置于主体地位。在农业生产中，农民才是主体，是农村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发展农业，归根到底要靠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因此，必须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尊重他们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地位。政府主要应帮助农民分析市场行情，提供技术服务，指导农民种，引导农民调，帮助农民销，但不能代替农民决策，更不能在农民不愿接受的情况下，代替农民去干。但西沟乡政府在村民不愿养鸡的情况下，竟让40名乡干部带头，每人养2000只鸡，政府完全从掌舵的位置移到划桨的位置上了。

再者，西沟乡政府的行为造成了政府角色的缺位。所谓政府角色的“缺位”，是指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未能扮演好自己应有的管理者角色，未能履行好自己应尽的职责。“缺位”主要表现在，对于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没有实施有效的管理，应当由政府完成的事情政府没有完成，在市场无法调节的某些地方出现了“真空”。如在反价格垄断、反价格欺诈、制止不正当竞争、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方面，政府本应发挥作用，但在实际中却存在着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力的现象。在本案例中，乡干部本应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和科技服务，培育农民的竞争能力，引导农民顺利地进入市场，对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护，但乡干部们办起了养鸡场，全身心放在养鸡上，只有把本职工作放在一边了。

这样导致原有的工作无法做，出现政府角色的缺位。

乡于部本想带领村民致富，但结果却是赔了钱。据反映，大多数乡干部在这场养鸡'会战“中都赔了钱，数额在1000元到3000元不等。不仅如此，还因把精力放在养鸡E而影响了本职工作，遭到村民抱怨，村民埋怨乡干部们丢了主业，如今他们想找干部办个事要跑好多路，还得到处找。这就是未认清决策环境，违背决策环境要求而带来的结果。

作，遭到了村民的抱怨，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例子使我们深思：

新疆乌鲁木齐县西沟乡政府本想帮助村民走上致富的道路，但结果却是乡干部不仅赔了钱，而且还因为养鸡耽误厂本职工 第一，各级决策主体应认识到行政决策环境与行政决策的关系：行政决策受行政决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行政决策也对行政环境具有反作用。行政决策系统凭借自己的内部功能，不断从周围环境中汲取营养和能量一输入，确定系统的目标和方[甸，又不断通过决策向环境提供产品一输出，从而维护自己在环境中的生存活力。通过输人和输出，行政决策系统和周围环境不断发生关系，环境通过输入影响行政决策系统，行政决策系统通过输出反作用于环境，使环境发生变化。我们各级政府在制定决策时，一定要认清自己所处的决策环境，分析环境提出的要求使决策与环境相适应。

第二，分析和认清我国的行政决策环境是各级政府制定正确决策的前提。在众多行政决策环境中，必须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及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角色属性，中国的政府职能必须实行转变，要强调政府的宏观管理和社会的自我管理，尊重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政府不进行过多的直接干预，而是在必要时加以引导。

但愿我们的政府能够站在自己本应站的位置上，而不再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

(1)葛莉曼、郝磊：《市场不认”示范鸡"》，《中国青年报》2000年11月13日。

(1)张成福：《大变革一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与行为选择》，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二篇：如何参与政府采购投标

按照财政部现行有关规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投标活动，应该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注意收集政府采购公告信息。财政部现有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财经报《政府采购》周刊、《中国政府采购》杂志等媒体刊登政府采购信息。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购买招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完全响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密封的投标文件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并书面通知招标人。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开标时间、地点参加开标活动。与招标人联系，询问是否中标，或从财政部指定的媒体上了解中标结果。

按财政部现行规定，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载明的标的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部分工作交由他人完成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两个以上供应商可以组成一个投标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投标。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承担的工作和相应的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共同投标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招标人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行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公众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投标人如发现招标过程中有违规行为，可向财政部门投诉。

政府采购的方式很多：单一来源采购，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和询价采购。购买标书,按照招标要求制作投标文件,最后按照招标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开标,中标单位领取中标通知书.制作投标文件是一定要按照招标要求做全做细,有很的评分是很严格的,你没做就不会有分的,要是重点的地方给漏了,严重的就有可能被废标的!

在招标谈判中,如果是竞争性谈判的,二次报价是一定要多多少少的降点,要不评标的专家会很没有面子的

第三篇：政府行政管理案例

政府行政管理

案例：

1.去年以来，贵州省织金县在贯彻落实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中，积极采取措施，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取得较好成效。该县主要采取了七项措施。一是对拟提拔人员实行民主推荐，对民主推荐达不到 ２／３ 的不予列为考察对象。二是运用问卷调查、个别走访、个别谈话等形式，深入了解拟提拔人员在工作、生活、社会交往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对群众反映大的暂缓提拔。三是对拟提拔人员除在相关媒体进行一周公示外，还 要由县纪委常委会审核，未经审核的不能提交县常委会票决。四 对拟提拔人员实行县委常委会票决制，同时邀请县人大、政协领导成员参加，对得票数达不到２／３的，不予提 拔。五是建立 “谁考察、谁负责 ”的考察责任制，明确考察者的职责和失察者的责任。六是 对拟提拔或交流、轮岗人员，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共同下发审计委托书，委托审计部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做到 “拟提先审，审后再提；有离必审，审后再离 ；在任也审，审后 价 ”，对审计中发现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暂缓任命。七 在任命前，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对拟提拔人员进行任前教育，并签订廉政承诺书和进行廉政宣誓。截至今年４月，该县共对４５名拟提拔人员进行了任前教育.2.乡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因聚众打麻将被免职，市委办、市局级部门多名科级干部、办公室主任因公文运转不力或被免职或被责令停职检查„„昨日，记者从（四川省）巴中市效能办获悉，巴中市在行政效能建设中逗硬较真：自6月以来，该市已有12名干部受到处理，其中有10人被免职，两人被停职，并通报全市。一系列免职、停职事件的发生，在该市引起了极大震动，以整顿工作作风为重点、以提高机关行政效能为目标的行政效能建设正在巴中市全面开展。

案例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这对干部选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报告指出了关于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应该考虑的因素，只有干部队伍的质量上去了，干部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那么，如何才能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呢？

一 要选用德才兼备的干部

要选用政治上过硬同时又有本事的干部。德，什么时候都是第一位的。无德有才的人，可能使用一时，但不可能使用一世。不能为了一时的发展，而只求才不求德。但有德无才也不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个不能推动科学发展的人，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作风是德的外在表现。作风不好，凡事首先想的是自己，凝聚不了人心，形不成发展合力。现在，一些干部就是因为作风不实，工作上规划不周密，方法不科学，上马了一些不切合实

际的工程和项目，给群众造成了严重损失，也损害了党的形象，对作风漂浮的干部，不能重用。

德才兼备的干部必是真抓实干的干部。干，有实干巧干，也有蛮干瞎干。实干使群众得惠，蛮干只使个人得利。群众拥护的是巧干实干，反对的是蛮干瞎干。要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干者重用起来。选人用人时，要看科学发展，不要看一时发展，更不能单纯地看发展速度、一时效果，要听群众的反映。选人要选真抓实干的，用人要用科学发展的。要把工作出色、踏实干事的老实人提拔起来。把更多的眼光投向那些在艰苦环境和岗位上做出政绩的干部，保证那些扎实干事的老实人，能够被推荐上来，选用起来。树立让干事的干部受重用的用人导向。

选用干部要注重其一贯表现。人都有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那种不为己，只为群众考虑的，是要重点考察的对象；那种提拔前“夹着尾巴做人”，提拔后目空一切的人，要严加注意，不要被他们的表象所蒙蔽；那种只为己，而不为群众考虑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起用。要选用有位无位都有为的干部。有的干部，有位也好，无位也罢，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位没位一样干。而有的干部，没位时“大干”，有位时则不干。对于干事态度不同的干部，要加以识别。要选用台上台下都能干的干部。台上台下一样干并且干得好的干部，是组织部门应关注的。

二 要倾听群众的意见

要注意听取群众的评价。不管是什么样的干部，都生活在群众中，其思想先进不先进，工作出色不出色，工作作风好不好，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脑子里。离开群众，提高用人公信度，只能是空谈。选人用人要以群众的基本评价为基础，群众反映好的，认真考察，放手使用；反映差的，慎重使用。有的干部有事没事爱找领导，大事小事都想让领导知道。谁干事比较实，谁专门来虚的，上级领导可能不太清楚，但人民群众心知肚明。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就不能只选领导喜欢的，而要关注那些不事张扬、真抓实干的干部，让群众来评价所选用的人。选用干部，有群众基础，公信度就高，反之公信度就低。

要拓宽群众参与的渠道。有的工作，群众不是不愿参与，而是没有参与的渠道。在用人上，有时领导定了之后，公示几天，走走过场。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所公示的人有没有能力，都能走上既定岗位。这样做，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群众知道反映不反映一个样，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如果群众的意见真正能够得到重视，落到实处，干部也就不会先跑一步，而是先干一步了。所以一定要拓宽群众参与的渠道，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要让群众公认真起作用。有时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群众反映好的干部，却不是领导中意的干部。领导中意的干部，群众又“不感冒”。用谁不用谁，到底是领导说了算，还是以群众公论为取舍，是公信度高不高的关键所在。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我认为，当领导和群众的意见一致的时候，一定能够选出人才；当领导和群众的意见相左的时候，一定要让群众的意见起主导作用。实践充分说明，群众信任的人，能够得到重用，公信度就高。群众信任的人，得不到重用，公信度就不高。必须切实改变以领导喜好为用人标准的做法，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缺位时公示，选用前预告，推荐时署名，考察时真实，任用时权衡，上岗前试用，以选出最符合岗位要求的人选。

三 要严把选人用人关

要把好署名推荐关。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就要把好源头关。实行推荐署名制度，就是要把推荐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统一起来，使推荐者对推荐对象作充分了解，仔细考虑其长处与缺点，考虑推荐谁不推荐谁，是以德才推荐还是以利推荐。要规范推荐内容。每次推荐，要把岗位需求、任职条件、推荐要求及时间期限公示于众，使推荐者能够有的放矢，做到以德才推荐，不以利推荐，把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才推荐上来。要实行“阳光推荐”，把推荐者的基本情况和被推荐者情况都公示出来，让群众了解推荐过程和推荐结果，接受群众评议。使组织部门在评议中比较，在比较中选择。要延长推荐责任链条。推荐者所推荐的人，一旦被组织部门所选用，在任期前两年，推荐者要承担责任，不能“一推了之”。既然敢于推荐，就要敢于负责。保证所推荐的人，在一定期限内不“生病”，不出事。

要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一个人表现怎样，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要看他对群众的态度和感情，看他工作的出发点是不是为人民。对群众态度好，能够为群众服务，政治素质就高；为个人升迁、搞政绩工程，政治素质就不高，就不能选用这样的人。对于群众有反映的拟提拔对象，不论问题大小，性质怎样，在搞清楚以前，不要轻易作出定论。要善于从小问题中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能因为是小问题而置之不顾。有的干部，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他们信奉“小节无害论”。干什么都无所谓，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其实更能反映出他的真实面目，也是组织部门需要谨慎使用的人。

要追究任用失职行为。用人不当，造成失误，要追究推荐者的责任。用人失误要分清是推荐前就“有病”，还是上岗后才“生病”。对于推荐前就“有病”的，要查推荐人是事先不知，还是知情不报。对事先不知、以“健康人”推荐的，除给予党纪处分外，还要限制推荐人以后的推荐；对于明知“有病”，仍然推荐的，要查明其推荐的动机，取消其推荐资格。要追究考察者的责任。对干部问题，考察人员在考察期间，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未向组织反映，要给予考察人员以党内处分。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虽然选人用人决策是依据考察材料作出的，但是也说明决策者掌握情况有失误，没有真正了解所选的对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上就是在选拔任用干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公认度，保证国家干部队伍的纯洁与高效，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四篇：政府采购案例

案例: 2009年4月，某政府采购中心受某高校委托，组织该校图书实验楼冰蓄冷工程采购。甲公司发现公司资质不符合投标要求，便与乙公司协商并达成协议，约定由乙公司代为投标，中标后由甲公司实际履行采购合同，甲公司出资5万元给乙公司，而后由乙公司开具支票交给政府采购中心作为投标保证金，如果乙公司未中标，需将5万元返还给甲公司。

乙公司最终未中标，但甲公司要求乙公司返还5万元时遭拒。2012年5月，甲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向当地法院起诉乙公司要求返还5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乙公司以政府采购中心未退还投标保证金为由予以拒绝。甲公司于同年10月向法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希望政府采购中心出具已退还投标保证金的证明。后经法院调解，两公司于2012年11月达成协议，乙公司退还甲公司4.7万元，其余3000元作为资质使用费不再退还。

分析:本案有4个问题值得讨论：一是甲、乙公司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二是甲、乙公司间的协议是否有效；三是法院调解后使双方达成的协议结果是否适当；四是能否处罚甲、乙公司。

1.甲、乙公司行为属于恶意串通

从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甲、乙公司不仅对串通投标行为的后果有明确认知，而且达成合意并实际实施了具体投标行为，损害了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所以，两公司行为符合恶意串通构成要件，可认定为恶意串通。根据《政府采购法》

第77条规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2.甲、乙公司间的协议无效

甲、乙公司的行为，一方面直接损害了采购人和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两公司试图以自愿达成合作协议这一合法形式，实现让不具备投标资格的甲公司成为政府采购项目的实际履约者的非法目的，可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此外，两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有关供应商不得恶意串通的禁止性规定。换句话说，两公司的行为触犯了《合同法》第52条有关合同无效的四种情形，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即一个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则该合同就得承受自始无效、当然无效（即不论是否经过法院或仲裁庭确认，都无效）、确定无效（即无法经过当事人的补充或补正行为使之有效）和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

3.本案结案方式和调解协议内容失当

首先，本案诉讼标的权属不明。表面上看，甲公司提供了5万元投标保证金，乙公司和政府采购中心只是在采购活动不同阶段的实际占有者，甲公司应为所有权人。但是，因甲、乙公司并未约定是否需要对借用资质行为支付费用，双方产生纠纷，即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一个不确定的债权。此时，甲、乙公司便互相产生债权债务关系，适用债的抵消。另外，根据《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文件规定，投标人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由政府采购中心收缴后按法定程序上缴国库，那么此时，投标保证金应属国家所有。简单说，本案诉讼标的可能有3个所有权人。

其次，本案审理程序有瑕疵。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即使第三人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应通知其参加诉讼。本案中，政府采购中心作为投标保证金的代为收缴者，其在发现投标人违法行为后，事实上可以作为第三人（国家）代表，即便是在串通投标的行为事实尚未完全确认前，法院也应通知政府采购中心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非作为证人出现。

再其次，调解协议内容失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调解协议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案外人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本案调解协议的结果是将可能上缴国库的5万元投标保证金予以拆分，有可能侵害国家利益。此外，法院将诉讼标的中的3000元认定为资质使用费，缺乏合法借用资质的事实基础，属于不正当获利，且与《合同法》第58条规定不符。

最后，本案的调解结果回避了甲、乙公司串通违法这一事实，造成了以司法文书确认违法行为有效的假象。甲、乙公司非但没有为自己的串通投标行为付出必要的代价，而且还利用法律漏洞，明目张胆地要求政府采购中心出具相关证据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两公司继续采用此方式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社会示范效应极坏，不利于政府采购事业的健康发展。

4.政府采购行政处罚时限已过

根据本案事实，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据《政府采购法》对甲、乙公司予以处罚，但是《政府采购法》并未明确处罚的时限。因此，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考虑到甲、乙公司违法行为介于2009年4月至6月间，而政府采购中心在2012年10月才发现，超过了2年，因此即使政府采购中心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提起处罚申请，也不可能得到支持。

建议:

本案中，虽然对甲、乙公司的政府采购行政处罚时限已过，但是为了维护国家、采购人和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净化政府采购市场，政府采购中心可作为独立请求权人，向原审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处5万元投标保证金归政

府采购中心代管，并按法定程序上缴国库。理由是：提交投标保证金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属于民事行为，而政府采购中心于2012年10月接到法院调取证据申请时，才知道甲、乙公司的串通投标违法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和第137条规定，截止到2014年10月仍处于诉讼时效内。

此外，建议探索建立供应商诚信档案制度，对那些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受到行政处罚的供应商，在保证其不受歧视待遇的同时，客观记录其业已存在的违法违规事实。

第五篇：政府与市场关系

结合理论演变及我国现实情况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学院

2011 级

工商管理一班

摘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过程的剖析来分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并在分析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走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 :政府与市场;新“公共管理”理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各国实践表明,调整市

场与政府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探讨市场经济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剖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以及两者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这对我国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功能定位,建设民主、有效、服务的政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过程

在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础性体制确立以后,西方学者在政府与市场领域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按照理论取向的不同,可以把他们的观点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主张尽可能少的政府干预;二是主张全面广泛的政府干预;三是主张有选择的政府干预。从经济学说史与政府实践的历史来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自由市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互补整合的演变过程。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自由主义时期 自由主义时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主要观点就是强调自由经济,发挥市场经济自身的功能,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翻开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可见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认为,人们听命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其结果是无意中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人类需要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亚当.斯密的“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为政府发展的基本观念。政府在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干涉极为有限,仅限于制定维护市场秩序的法规,提供最低限度的政府扶助,履行防御外敌和保卫公共安全等职责直到 20 世纪初,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政府一直充当着“守夜人” 的角色。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的神话,市场的种种缺陷都暴露出来,市场失灵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2.国家主义时期 “市场失灵”之后,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弥补市场缺陷,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开始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政府取代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的广泛干预以及为缓解市场矛盾而逐渐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职能急剧扩张,政府公共部门的数量和公共支出迅

速膨胀。然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像设计者们当初预想的那样完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对滞胀束手无策,人们开始正视政府干预失败的恶果。

3.新自由主义时期 面对国家主义的“政府缺陷”或“政府失灵”,人们开始重新怀念自由主义,从而开始了自由主义更高层次的回归,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全面干预。新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市场的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指引国家发展的主导理论,英、美等国政府也回到保守主义政策上来,进行了较大调整。其总体趋势是寻求市场与政府的平衡, 在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也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

二、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任何需求的满足基本上都有赖于政府的计划和管理, 政府的职能范围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计划外的经济活动都被认为是不道德或非法的,如果说存在着所谓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也只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畸形市场。政府对经济实行超常规严密控制,完全否认和排斥市场的机制和作用。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政府的职能也随之分化和扩张,政府的专业经济管理机构就急剧膨胀, 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全能政府”。

在实践中, 传统的全能政府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已越来越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政府因为干预经济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政府以各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但由于政府官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以及其他社会要素的影响,使实施公共政策的结果与制订公共政策的意图大相径庭。其次,政府的全面干预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最后,全能政府会动摇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统治基础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同和信任。公共政策的低效率以及高昂的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的落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缓慢,必然会使人民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从而引发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 80 年代以来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到 1993 年开始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

到 200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与改革开放前截然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篇章。市场经济是一种承认市场主体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排除政府对市场行为、企业行为等进行干预的经济制度。它尤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它的政治含义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直接插手民间的事务。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它恰恰是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来创造市场经济所依托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职能是保障财产和经济自由,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 也不允许他人侵犯这种权利和自由。因此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不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即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不再试图将国家的经济活动纳入政府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因为政府确信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相关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市场将会是有效而公平的。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市场连带整个市民社会都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这种现状也要求政府交还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退出不应干预的领域,尊重市场、社会自身的力量,逐步培育市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该是实现有限干预的“有限政府”。

目前,“有限政府”、“ 服务型政府”理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采取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市场服务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机构中会长期存在着把自己凌驾于一切社会要素, 包括市场之上的弊端,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着政府是市场发展的动力的认识误区;同时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市场发育程度和自我管理水平较低,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我国现行的政府机构及其管理体制虽然经过若干次改革,但是从总体上说, 仍然是与比较落后的产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清。

三、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析与展望

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可见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新中国也植根于半殖民半封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未曾出现过所谓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会有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的蓬勃

发展和稍后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时,首先要明确, 我国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完善的市场,资源使用效率还很低下,竞争尚未充分,市场仍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不存在市场发育完善后带来的所谓“市场失灵”的危机。

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西方社会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干预、政府失灵现象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实上中国经济走过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首先,西方社会在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后实行的政府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为基础的,尽管“市场万能”的神话已经破灭,但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大发展、生产效率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等。西方的政府干预是对市场缺陷的补充,它所面对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其次,西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尽管是积极全面的,但相对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干预而言它的干预还是比较宏观的,方式也还是比较多样的,除行政手段外, 还包括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而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似乎也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社会经济几近崩溃、政府效能低下、社会全面停滞的所谓“政府失灵”状态,但笔者认为这种状态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曾经出现的“政府失灵”状态。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出现的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是沿袭苏联模式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实行的干预完全不同于西方“ 国家主义”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它是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的全面干预。

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演变的历史是短暂而独特的,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失灵”,也没有在此基础上随后出现“政府失灵”,因此要解决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根据国情，借鉴西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经验,寻找出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

1.以市场为中心,建设服务型政府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市场是社会的基础性的内容,而国家则是从社会产生的上层建筑,尽管国家最终将会消亡,政府的行政权力最终将回归社会,但只要国家政府存在,它就必须履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为社会服务,为市场服务。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政府职能应该围绕着市场优化,即应该在经济领域中寻求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其目的在于使

政府更恰当、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方面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2.立足社会及市场需要,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政府失灵导致的经济滞胀以后,普遍调整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90 年代以后,为了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政府效能,西方国家普遍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制度改革,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实践与西方流行的现代行政学理论“新公共管理”不谋而合。所谓“新公共管理”概念具有这样的基本内涵,它提出政府行政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追求公共服务的绩效和结果,使政府的决策能够体现社会的反应,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接近公众的实际需求,使决策增加适应性,行政增加效益性。西方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行政实践为我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1)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服务的目的性 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公平和竞争,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有限干预,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一切的观念,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调整政府的某些职能,使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目的更明确,从而提高政府效能。

(2)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新一轮的行政改革中,竞争机制已经被引入政府运行过程。政府履行制定政策的职能,而政策的执行则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盈利部门共同承担, 这一机制既体现社会公正、防止政府垄断,又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能。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了许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它们的出现为政府竞争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当然也包括面对市场的公共服务。

(3)改变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消失,事实上政府正是通过管理的方式来实现服务的功能。我国政府以往干预经济的手段比较

单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对经济实行全面直接的调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培育市场,改直接的微观调控为间接的宏观调控,给市场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必须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式,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灵活多变的干预,使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与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够相互促进。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因此寻找和确立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将是一个动态的艰难的过程,但无疑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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