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为什么失灵

第一篇：制度为什么失灵

为什么有些出发点很好的制度会失灵呢？关键在于制度本身有没有内在的说服力和外在的强制力，有没有自我强化的动力机制。

法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理论上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树立法治权威的努力常常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从大的方面说，国家和地方颁布的一些法律法规常常得不到有效的实施；从小的方面说，我们所在单位制定的一些规章往往会落空。由此有人说，制度的力量是脆弱的，靠制度管人管事都是行不通的。其实，制度固然不可能像自然规律那样可靠、灵验，但是，它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相比，更加可靠；与普通的个人相比，更有力量。然而，为什么有些出发点很好的制度会失灵呢？关键在于制度本身设计得是否合理，有没有内在的说服力和外在的强制力，有没有自我强化的动力机制。

一项合理的制度必须具有内在的说服力。法律固然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是仅仅依靠国家强制力，法律是难以持久地实行的。只有那些能够反映社会生活规律、符合道德规范并能促进社会价值目标实现的法律，才能够赢得社会的一致认同，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从而形成一种尊重和维护法律的氛围。对于这些具有内在说服力的法律，国家强制力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一种排除作为个别例外的违法行为的工具。法治本质上是巩固道德的，但是用法治来改革道德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削弱制度的内在说服力的因素往往正是道德使命感或者是片面的道德要求。例如，美国１９２０年通过的宪法第１８修正案即禁酒令，是在很多具有高尚情操的法学家、社会学家特别是家庭妇女的推动下通过的，最终因无法执行下去而被１９３３年宪法第２１修正案取代，禁酒令在社会生活规律面前宣告彻底失败。再如，我们新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肩负了过重的道德改革使命，以致在引入高度危险作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既没有增设强制保险制度，也没有保留过错责任原则的适当空间，因而降低了内在的说服力，削弱了它的可执行性。

一项合理的制度必须具有外在的强制力。亚里士多德说，法治首先要有良法，然后要使良法得到很好的实行。要使法律得到全面的实施，就要及时地排除那些违法行为，就要有一定的执法机关。执法机关能否恪尽职守，不能靠道德来说服，只能靠严密的责任机制。这样的责任机制有两个要素，一是执法者独立于立法者；二是法律效力所及的人有权监督执法者并决定执法者的任免。就拿一个单位来说，制度的落空往往不仅仅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合理，更主要的是因为个别领导者集制定制度的权力和执行制度的权力于一身，因而制度的存废只在他的一念之间。这就造成了双重危险，他既不必慎重地制定制度，也不必严格地执行制度。如此一来，靠制度管人是假，靠人管人是真。这样的制度落空实质上是人治的必然结果。

一项合理的制度必须具有自我强化的动力机制。立法者为什么要制定良法？执法者为什么要严格执法？他们不都是圣人，对他们也要用胡萝卜加鞭子——这就是民主选举和公民的权利救济程序。出现个别的恶法或者执法不严现象，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机关来纠正，恢复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出现过多的恶法或者较多的执法不严，要有民主选举的程序来调整立法者或者执法者的构成，让那些能够制定良法和严格执法的人担当相应的责任。法律效力所及的人是真正的利益攸关者，只有他们深切地关心制度的制定和实行，把权利赋予他们，并设置有效的救济程序。这样的制度才有无穷的动力，才会得到全面的实施。

制度的力量不是天生的，而是设计出来的。只有那些具有内在的说服力和外在的强制力以及自我强化的动力的制度，才是有力量的、可靠的。所有的制度，大到国家法律，小到单位规章，在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清楚它的力量在哪里，否则就会失灵。

第二篇：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

我们认为政府失灵就是政府为了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无效调节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却由于财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致使政府应该进入的领域而没有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政府有心无力，调控手段缺乏力度，调控机制运转不灵，调控效果难以到位，从而造成了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社会保障能力偏低。亚当.斯密曾指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的”。有资料表明，一个巨富人的背后，至少有500 个穷人。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严重，必然影响社会稳定，这就客观要求政府营造“安全阀”。然而迄今为止，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体制仍不健全，很多地方的社会保障基金还未完全建立，覆盖面还不完全。

二是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偏低。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主要表现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打击预防职务犯罪、遏制权力寻租这两个方面。由于法制法规不健全、不完善，不法商人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加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个别公职人员特别是司法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势力、经济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致使我国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尽理想。

三是政府汲取社会资源能力偏低。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较低。

（二）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政府应该退出的领域而没有退出或没有完全退出，权力集中，责任无限，结果不仅没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扬短抑长，妨碍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仍然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有资料表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行政审批最多的国家，中央和中央各部门颁布的各种审批规定就有2500余项，至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颁布的种种审批项目，其数量也不在此下，致使政府仍然或多或少地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并对企业的产、供、销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导致市场运行主体（企业或私人）缺乏应有的自主经营权，活力不强，而且容易助长惰性，什么都找政府，市长昨天帮助跑资金、跑项目，今天到企业现场办公，后天接待职工上访。

二是政府仍然配置部分资源。政府配置资源，不但难以保证资源合理使用，而且资源的安全性也成为问题。始于1998年的国债建设资金至今已发行了9100亿元，尽管在拉动内需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审计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国债项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违规违纪问题。

三是政府越界抢夺市场和社会的职能。除了纯粹公共产品（如外交、国防）必须由政府承担提供外，我国政府还承担了许多应由企业或社会承担的准公共产品，不但滋生了腐败和浪费，而且扭曲了市场机制。

第三篇：让 “潜规则”失灵

让 “潜规则”失灵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私下里一谈起腐败现象都义愤填膺，但真的发现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却多是装作不知道，顶多背后发发牢骚，甚至有些人心底还暗生羡慕，觉得人家有能力、有面子。很多领导干部经常苦恼，一些事情明明不合规定，但如果顶着不办，亲友会怪他不通情理，朋友会说他不讲义气……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在起作用。尽管“潜规则”摆不上桌面，入不了条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行之有效。“潜规则”的滋生和蔓延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廉政文化的缺失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如何让“潜规则”失灵，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廉政文化的建设。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战略举措，对于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增强全社会反腐倡廉意识，形成廉荣贪耻的思想道德基础和文化氛围，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廉政文化是反腐的第一道关口，建立在人们理性之上的自律意识，是一道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思想道德防线。我们只要把守好这第一道防线，让腐败思想无从进入，无从下手，在违反原则的问题上做到“翻脸不认人”，那么“潜规则”也就不会再发挥任何作用。

第四篇：志愿失灵案例

志愿失灵案例：

1.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内讧事件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以下简称“扶贫协会”），一个成立14年的有官方背景的NGO，因为“工资改革”而引发了内讧事件。自2007年7月31日起，不断有自称是协会高层的人士在网络上揭露协会财务混乱的内幕。与此相呼应的是，北京中辰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扶贫协会及其所拥有的北京中富达公司存在大量的财务违规操作。2006年全年费用明细单据显示，仅有两名工作人员的协会办公室，一年的总成本为309522.36元，秘书处的总成本为768622.94元。协会2006年有1600多万的收入，但其中只有5％用于扶贫项目投资。中辰兴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意见中称：“协会2005年7月以前，管理制度不完善，财务管理混乱，具体表现在：固定资产管理不完善，没有建立固定资产明细帐进行分类核算；总分明细帐设置不规范、不完善；没有编制会计报表；对账不及时造成的支出款项长期挂账；对外投资缺乏严格的审批程序，造成资产大量流失；财务人员变动频繁且没有按照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交接手续。”

此类非营利组织仍然“寄生”于政府资源。它们的工作效率十分低下：“到1995年底，全国性社团共有1810个……在1801个全国性社团中，真正能够很好地按宗旨开展活动的只占20%，也就是说，只有 400个左右；而基本上没有活动或内部矛盾重重，闹不团结的也在20%左右”。

问题：

从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内讧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官办非营利组织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2.“丽江妈妈”胡曼莉事件

90年代初胡曼莉因为收养孤儿而被其单位武钢集团树立为爱心典型，随后她于1992年在武汉正式注册了中国第一个民办孤儿院——中华绿荫儿童村。1998 年，胡曼莉与美国妈妈联谊会会长张春华及云南丽江政府合作建立孤儿学校。学校教师和常务副校长由丽江县教委委派，胡曼莉负责筹钱来支持学校。与学校同期成立的管理和善款接受机构“丽江妈妈联谊会”，除了胡曼莉外，其余成员全部是政府官员。

开学之后不久，学校混乱的账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张春华的推动下，丽江审计局2006年对“丽江妈妈联谊会”的财务进行了审计，结论是“在管理使用各项捐款上，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有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这次审计中，胡曼莉的丈夫段灿标提供了胡曼莉用孤儿名字开私人账户的证明文件，作假的票据证明等材料。张春华以善款使用违背捐款人意图为由将“丽江妈妈联谊会”告上法庭，从丽江中院到云南高院，张春华和她的“美国妈妈联谊会”两度获胜，法院责令“丽江妈妈联谊会将未按照美国妈妈联谊会捐赠意愿使用的907890元人民币如数返还”。2007年2月14日，丽江市民政局做出对“丽江妈妈联谊会”给予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1999年清华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非营利组织中，有一半以上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内部审计或不通过审计作定期的财务报告，只有14.7%的组织通过注册会计师等外部审计进行规范的财务报告，而10.9%的非营利组织没有财务报告制度。这反映出这类组织最突出的问题是营利化倾向严重。

问题：

“丽江妈妈” 胡曼莉事件反映出法定非营利组织所面临着何种困境？最突出的问题的问题是什么？

第五篇：诚信的“金融逻辑”为何在中国失灵

诚信的“金融逻辑”为何在中国失灵

“打假” 和“造假”两个世界，最近好像冰火两重天，一方面是方舟子8月29日遇袭，舆论猜测可能来自于对方舟子打假的报复，虽然方的伤势不重，但也足以威慑热衷打假的人们；另一方面，8月25日唐骏通过大华建设借壳上市，并成为后者的董事长，实际上，即使在关于唐骏学历争议最高峰时的7月后两周，他作为总裁的上市公司—新华都股价不仅没跌，反而有些上涨。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打假者生命受到威胁，而作假者呢？当上市公司总裁的诚信受到质疑时，其股价为什么不跌反涨？

当然，如果仅仅是学历造假的偶发事件，没有公然宣扬“能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的价值观，没有伤害社会道德秩序、没有伤人伤物，没有形成社会造假气候，那也就罢了。可是，事情不止如此，如今，航空公司飞行员的飞行资历也有造假，婴儿奶粉也因造假有毒，茶油添加剂安全度也造假，食品饮料也有假冒……在一次次“假”“毒”波的冲击下，老百姓不只是视听疲劳，而且不安全感明显上升，而制约造假、行骗等道德问题的商业规则、惩罚机制，在中国看起来似乎也是失灵的，这就不但未能遏制造假的进一步泛滥，而

且加剧了中国社会当前的阶层分裂、价值混乱。

中庸之道可以休也

造假风之所以到今天这种广度，原因当然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造假的成本收益比太划算，超额利润太大，而即使造假被揭露，也不见得有处罚，造假的预期成本太低。

近年来造假故事太多。就以2006年最有名的“汉芯”事件为例，当年1月中，先是有人在网上透露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研制的所谓“汉芯一号”，是造假。经过媒体的广泛追踪报道，上海交大于2006年5月12日向媒体证实汉芯是假的，并通报表示陈进被撤销各项职务和学术头衔，国家有关部委也与其解除科研合同，并追缴一亿多元各项研究费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即使陈进欺诈多个部委及上海市政府单位，骗取了如此数额的科研经费，除了上海交大将其免职、免头衔外，没有任何机构对陈进追究法律责任、进行法律制裁。这类事件如此结局，冲击了社会的道德与法治底线，给法律的严肃性构成硬伤，同时，从另

一方面鼓励了未来的造假者。

2006年6月，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教授，因为学术造假，被校方“终止其聘用合同”、“解除教授资格”等处罚。那次已经是近年对造假处理得干净利落的了，但还是仅停留在“把骗到的还回去”的层面，没有其他处罚或刑罚，使作假的实际成本几乎为零。

据《新世纪》周刊追踪报道，湖南省质监局早在2010年2月就发现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但却一直没有公布。到8月20日，金浩茶油还在其网站声明,称网上论坛及微博出现的关于“金浩茶油被查出致癌物超标6倍”属谣传，公司承诺金浩茶油系列食用植物油质量安全可靠。

8月21日,湖南省质监局还向省内官方媒体通报了“茶籽油生产加工企业专项监督抽查结果”，称23家企业33种茶油产品抽检结果均为合格,其中包括金浩公司部分茶油产品。8月30日，《新世纪》详细报道了金浩问题茶油秘密“召回”的过程等问题,但这一问题掩藏时间已长达近半年。在接受采访时，省质监部门负

责人称，选择不公开是“维稳”需要。

从这几件以及其他众多著名案例中，我们看到造假成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包括政府权力过多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权贵联盟、司法不独立、法治不到位等等。由政府部门掌握“技术创新”资源、科研资源、教育资源、行业资源、学位资源等，寻租机会必然会多，造假的激励就翻倍甚至翻数倍。行政配置资源跟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大差别在于：后者看重经济回报，看“硬功夫”，而前者不在乎经济回报，主要甚至只在乎政绩，由于“政绩”既主观又不一定有形有色，不一定跟效率挂钩，所以，当行政权力挡道资源配置时，忽悠、造假反而更能让行政掌权者和陈进们双赢。因此，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配置的资源比重越高的社会，给造假带来的激励必然越高，在权力受媒体监督有限的社会里尤其如此。

正因为造假、忽悠更能让行政当权者和造假者各得其所，所以，一旦骗局被发现，从法律和行政上追究造假者的可能性就不会高，司法也不太会介入，因为如果司法和其他责任部门“太认真”，就会捅出太多权贵。就像陈进“汉芯”案一样，责任仅追到免除职务为止，而这职务本来就是骗取的。

当然，今天造假盛行，不全是制度所致，也还有文化观念因素，人们的观念并没完全适应新的社会结构。众所周知，中庸之道渗透中国社会两千余年，强调的是对事情不要太认真，包括对作假者不要太认真追究。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庸之道基本够用，也不会使社会造假成风，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在农业社会，行骗能获得的好处非常有限，跟现在的政府项目金额、上市公司市值、假药毒奶粉销售额完全不是同一个数量级，因此，造假的激励非常有限；其二，造假一旦被发现，其代价会很大，传统的中国以乡村熟人社会为主，村民又基本是世世代代为左邻右舍，所以，一旦张三造假被发现，不仅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会立即受损，而且其子孙后代皆受牵连，因此，造假被发现后的代价极高；其三，虽然农村社会可以中庸之道对待造假，但家族的家法、宗族的宗法不一定放过。关于宗法的冷酷无情，已有不少介绍和批判，这里不必多说。也由于在熟人社会，信息不对称程度低，造假不被发现的概率较低，造假者受到家族宗族处罚的预期一般较高。相比之下，在今天已相当城市化、人口流动已很高的中国社会，一方面，经济市场不仅跨越全国，甚至可以跨越全球，那么，造假、行骗所能带来的好处已经以亿、百亿计算，特别是有了股票市场以后，造假能带来的好处可以达上千亿，造假的诱惑是纯粹意义上的今非昔比。另一方面，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今非昔比，原来的熟人社会人口少，又是世世代代左邻右舍，不了解也很难。

可是，今天在城市即使是物理上的左邻右舍，也不见得彼此认识，更不要谈任何深交，这使得造假被发现的难度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从信息角度看，今天的造假预期成本比以前低。这样，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造假好处大大提高，而造假成本又比以前低，于是，造假不盛行也难。

也就是说，今天造假盛行除了制度因素外，不一定是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真的比以前低很多，而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结构改变了造假的利弊计算，新的利弊权衡可能使许多本来不一定造假的人也“理性”选择造假。

如何改变这一造假利弊平衡点呢？道德教育已经试过多年，舆论的谴责如果没有在现实层面兑现惩罚，只是披露造假事实、遭受公众舆论的讨伐，对造假者来说，基本不管用。而是必须从法治角度加大对造假、欺骗行为的处罚和刑罚。这当然不只是指提高对造假行为的刑罚力度，而是指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造假者进行一致的法律制裁，这也涉及到司法独立、媒体自由监督的制度问题，涉及到官与商必须分离的问题。如果对造假还是沿袭过去的中庸之道、沿袭司法不独立的传统，造假风基本不会停止，而只

会继续恶化。

“劣币驱逐良币”的股市激励

以前，当我们谈到信息浑浊、股东权益的司法保护不可靠、监管模糊不一致的股市只会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时，那个结论显得太抽象。但是，在看到唐骏学历造假争论深入的同时新华都股价照样上涨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股市对造假麻木、甚至通过高股价奖励，就是这样让“劣币驱逐良币”。

当然，或许股市的逻辑是正确、理性的，因为股市参与者或许知道更大的中国社会和权力部门对造假麻木，不会去处罚造假者，包括唐骏和禹晋永的言行照样被社会信任，他们推销的产品和服务被社会照买不误，而且如果上市公司真的有问题，相应的地方政府也不会袖手旁观的。于是，股市投资者没理由抛售问题公司股票！— 如果真是如此，只能说明股市所代表的“劣币驱逐良币”机制是更深层社会和制度问题的反

映，说明整个社会是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场所。

但是，从股市本身的机制设计看，的确也为造假者提供了方便。其一是单边市，即只能做多、不能做空股票。也就是说，即使大多数股民没法明白真相，只要有少数股民和机构投资者能够看清唐骏等人的不诚信，只要他们可以做空新华都，那么，新华都们、紫金矿业们的股价或许还不至于上涨！不管从民事诉讼角度讲，还是从实际利益角度，只要股价不跌，股东和董事会都不会有压力问责总裁迫使他下台。因此，做空等市场机制是问责传导链条的重要环节，一旦缺此，唐骏诚信可以一落千丈，但其掌管的公司股价可能继续涨，董事会和股东照样无动于衷！虽然现在的融资融券把做空的门打开一点，但效果非常有限。

其二是股东司法诉讼上的障碍，亦即，中小投资者向上市公司索赔的前置条件是已有行政处罚。但是，虽然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内幕交易较频，但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不多。为了保住股市价位、为了维稳，监管部门可能选择对作假欺诈、内幕交易不作为。这等于保护了造假上市公司和造假人，使上市公司

股价难以反映真实的投资价值。

其三，媒体对上市公司和其他造假对象做追踪调查时，时常受到对方的安全威胁和侵权诉讼威胁。结果，股市上的信息难以清晰和充分，使股票价格不是根据单个公司的好坏涨跌，而是跟着大盘同涨同跌。

根据我的计算，到近几年的A股市场，在任何一周中，平均有超过90%的个股是同涨同跌。当信息浑浊、股东权益不保护、监管不到位的程度如此之高，使个股价格的同涨同跌程度超过90%时，这个股市真的没法区分好坏，没法准确地奖励诚信好公司、处罚造假坏公司！股价上涨和下跌的通道都应该畅通，上涨通道保障诚信公司能得到奖励，股价下跌通道是确保坏公司能被问责处罚。

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经济都变了，制度也得跟着改革。只要中国股市的做空机制、信息环境、股东权益保护制度不发生变化，只要权贵联盟在一起，只要整个社会的制度架构和文化观念不发生变化，明天还会

是唐骏们风光，方舟子们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