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政府双失灵下的“三农”问题

第一篇：市场、政府双失灵下的“三农”问题

市场、政府双失灵下的“三农”问题

近年来，人们在复杂的矛盾冲突带来的教训中有所进步，知道中国的问题原来不是所谓的农业问题，而是以农民问题为主的“三农”问题。这当然令人欣慰。但是，最近参与“三农”问题讨论的人们一般还都习惯于约定俗成地根据经济科学所规范的学术语境提出政策意见。有些比较激进的甚至对家庭承包制也予以否定。根据十多年

在农村调研中得到的粗浅的感性认识，我试图藉此文提出假设：无论计划还是市场，当这些外来制度面对高度分散而且剩余太少的传统小农经济时，都有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因此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相关假设则是：无论集权或是民主，当这些政治制度面对高度分散的小农村社制的社会基础时，也都由于交易费用过高而难以有效治理；因此才需要重建以社区自治为主的农村管理体制。也许，正是这两个问题没有被正确认识，也没有来得及讨论解决办法，中国的三农问题才面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

一、市场为什么失灵

因为知识有限，我只能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要素的配置入手进行讨论：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第一要素是土地。而在我国农村，土地事实上是在不断减少，并且人口在不断增长，就产生了两个现实问题：

其一是土地面积减少使之成为高度稀缺资源，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越是稀缺、其价格就越高；并且，越是稀缺资源，私有化的制度成本也越高。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在我国又天然地与传统村社的血缘地缘关系结合，就导致土地产权客观上以社区为边界。

其二是任何多少从事过农村政策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土地“双重功能”。这形成于一般发达国家难以见到的“政府退出”。亦即：农村自发大包干使得政府赖以提取农业剩余的集体化制度解体时，政府的理性选择是“退出”，从此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公共开支，而转由耕地来承担；并且随人均面积不断下降，必然使耕地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这种公共品职能为主。这也是我国农地的社区所有制的成因之一。

在以上两个限制性条件约束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村社所有、家庭承包制度，这个制度在20年改革过程中不断修订和完善，最后被1998年中央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发布的“跨世纪的文件”确立为“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决定了农村土地既不能实现完全个人意义上的私有化，也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地交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本来不是建国以来才有的现象，而是宋明以来的长期问题。但中国在100年的近现代史上追求重工业导向的工业化，必然造成城乡二元结构，则是今天的人们面对的最起障碍作用的基本体制矛盾。在其约束下，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不可能大规模转移，又进一步使得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到2000年，仅中国农村就有五亿劳动年龄人口，加上不列入统计的“半劳动力”估计有六亿以上。而农业仅仅需要一亿多，至少有三、四个亿劳动力需要转移！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得不顺畅，甚至回流农业，再加上土地不断减少，那么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只能递减到零以下。尽管农业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比已经连续4年是负值，但劳动力投入仍然不可能减少，农民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只能被迫减少劳动时间（一般每年的农业劳动少于100天），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吃饭，不消费，结果是一个活劳动的基本生活消费，也就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都得由土地产出来保证（假如他没有外出打工的话）。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资源严重短缺的地方，农业甚至不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第三个要素是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所有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与之相应出现的两个情况是：一方面，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这已经导致农业资金每年至少净流出几千个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银行，也不可能向高度分散、从事高风险生产的小农，提供既难以审查监督、又无利可图的小额信用服务。这种官方金融从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退出”，又导致农村出现大面积的高利贷，我自1988年以来从事农民合作金融研究，逐渐理解了政府金融退出小农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去年开展的15个省民间信用调查，则进一步揭示了高利贷占领农村的普遍性和历史比较意义。

上述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和常识性的。由此可以认为，一般性地谈市场经济的ABC，对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意义不大。按说我们是最早提出农村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的，那是在十多年前，面上的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是，人们需要“与时俱进”，因为“情况是在不断变

第二篇：政府如何解决市场失灵

政府如何解决市场失灵

摘要：市场不是万能，存在固有的弱点，当市场出现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时，我们就称之为市场失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不适合社会的需要，尤其是经济危机频发，所以更不能放任自流，从而就需要政府的调控，需要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尤其是，我国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更需要政府来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弥补市场失灵。

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概括来说，就是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由称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来决定采取哪一种手段抑或采取综合手段。然而，政府在运用这些手段时，除了政府失灵外，这些手段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有时也可能会扰乱经济的发展。

关键字：市场失灵，宏观调控

经济手段

法律手段

行政手段

弊端

经济手段是政府在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借助于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经济杠杆是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价值形式和价值工具，主要包括价格、税收、信贷、工资等。也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的调整来影响和调节经济活动的措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在宏观调控中最常用的经济手段。国家还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规划、计划等。对经济活动参与者进行引导，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手段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是政府最经常使用的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市场失灵，也给中国中国的社会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房价越来越高，甚至高的离谱，充斥泡沫，又如人们逐渐富有，私家车越来越多而造成的大气污染，直到最近的大范围的雾霾，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面对市场失灵的种种表现，政府通过调节个税起征点来减小贫富差距，通过征收二套房产税来抑制炒房需求，通过征收车辆购置税来抑制车辆的需求，弥补私家车通行造成的负外部性。这些都是政府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弥补市场失灵的表现。

然而，经济手段往往是政府最常用的手段，通常也是效果最明显的，但是经济手段也存在很多的缺陷和弊端。因为宏观经济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时候可能会出现对经济形势的误判，又或者当经济手段起作用的时候，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等等的问题。所以政府运用经济手段的时候要准确的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充分考虑经济政策发生作用的时间，同时更要征求广泛的意见。

法律手段在很多时候是和经济手段同时运用发生作用。比如当政府运用税收的杠杆的作用调节个税起征点的同时，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和保证政策的严明性。

法律手段是指国家依靠法律的强制力量来规范经济活动，保障经济政策目标的手段。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立法和司法，调节和规范经济活动。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在于，把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纳入法制轨道，依法调控，增强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了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约束力，对需要长时间坚持的政策也应将其纳入法制轨道，使重要政策转变为法律，以加大执行的力度。法律手段的基本内容包括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市场行为法律制度、宏观经济管理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等。

而面对市场失灵，法律手段通常都是迅速而有效。比如通过修改税法来调节宏观经济，解决宏观经济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又如在通过《刑法》、《民法》、《经济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来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弥补因为利益驱动而造成的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也为其提供法律保障。

同样，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也存在着很多弊端。比如可能会过多的干预市场的发展，造成经济发展的固化，失去灵活性，甚至市场混乱。所以，政府在运用市场手段弥补市场失灵，调控宏观经济时，应该本着高度的谨慎性原则，充分掌握了解市场运行的情况，征求多方的意见，方可做出法律性的决定。

相对于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调节经济手段。

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行政手段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很常见的，比如工商局的检查，税务的查税，政府的命令等等。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具体性、非经济利益性、封闭性等特点。

行政指令方法具有一定长处，不能忽视。一能维持行政管理系统的集中统一，便于充分发挥行政组织的管理功能。二是具有一定弹性，能比较灵活地处理各种特殊问题。三有利于政府直接领导、协调和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业的发展。

行政手段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可随处可见，比如为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实行单双号限行，为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为解决高房价问题，限制购买第二套房的措施，等等。

同样，行政手段的运用也会有很多局限，一是不利于发挥下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适当地单纯运用它，就会形成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下级有职无权，养成对上级的依赖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被动习惯和消极意识。二是信息传递迟缓，失真率记。如果发讯者的权威小，则信息传递缓慢，接受率低；尤其在机构庞大、层次繁多的情况下，则必然信息传递拖延、失真。因此，对于行政指令方法，不能单纯依靠，而应与法律、经济、思想教育诸法有机配合使用；特别须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命令指示，防止主观主义、瞎指挥和简单强迫命令。

总之，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需要根据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在保证市场的基础作用的同时，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三篇：政府如何解决市场失灵

政府如何解决竞争失灵

我们知道只要有市场就有竞争，竞争失灵也会连带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包含两种意思，一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这种情况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二是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

市场失灵的型态 ：不完全竞争市场 独占 独买 寡占 卡特尔 买方寡占 独占性竞争 差别取价（差别定价）价格吸脂策略。

造成市场失灵的二个主要原因为：成本或利润价格的传达不适切，进而影响个体经济市场决策机制；次佳的市场结构。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外部负效应问题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失业问题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等。

如果市场失灵达到一定程度市场的正常作用就会丧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也就失灵了。此时市场一般不能完全自行解决问题，为了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政策来约束在这种情况下的欺诈行为。在宏观调控时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政府尽量不参与资源配置；二是一旦参与要以市场的手段来进行。针对市场失灵的表现，作为经济主体的各级政府，发挥应有的经济职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首先，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还要承担起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而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垄断问题和其他不正当竞争问题，政府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场，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当务之急是完善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要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研究，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第三，政府还需要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以国家的宏观目标和总体要求为主要依据，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调节收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币值稳定、货币供求总量的平衡。

第四，政府要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距，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使各个地区协调发展，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的评价和调整。通过转移支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势群体，调节公众的心理平衡，达到维护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

第四篇：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政策

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政策规制

摘 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既可以依靠市场自由调节，也可以依靠政府干预。然而，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性和后天性失灵。中国客观条件复杂，市场失灵不易克服，因此现阶段应当主要依靠政府干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在探讨环境问题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给出政策规制的逻辑依据。在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时，应当注重改善政府的决策运行机制，同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监督机制。关键词：环境污染；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政策规制

任何一个经济体，无论市场成熟度有多高，都难以避免地面临着市场失灵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市场失灵最明显的表现在于负外部性，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体现尤为突出。对于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应该基于什么样的理论逻辑来给其下定义，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把握什么样的原则，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

在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个体所做出的自由选择往往会产生诸多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对他人造成了非自愿承担的成本。环境资源的本质是公共物品，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以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在环境资源使用过程中“搭便车”的普遍现象。由于经济人的利己天性，对于没有价格的公共物品，经济人在使用环境资源时，并不受环境资源成本的约束，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失效，因此环境资源必然是过度利用的，而过度的利用必然会为他人带来非自愿承担的成本，即外部性，例如烟雾、噪音、有毒气体、农药残留、化学排放物等环境污染现象。虽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并无充分明确的认识，主要是由于环境系统具有复杂性。人们对于环境的认识程度远远不能够激发人们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换句话说，人类目前所作出保护环境的反应，都是在缓解严峻的环境问题而并非保护环境。这样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人类保护环境缺乏动力、缺乏一致性，甚至成为污染者继续污染行为的诱因。

上述污染现象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由于使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的出现以及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市场的运行机制受阻，不再能够通过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的变化，自主的达到资源配置零机会成本的配置状态，出现市场失灵。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市场失灵都得到纠正的。只有当修正环境污染的危害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修正当前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产生外部性的成本时，环境污染的市场失灵才会得到纠正（Francis Bator，1957, 1958、Harold Demsetz，1967、Ronald Coase，1960）。如果修正的收益大于成本，则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会针对环境的溢出效应作以变动；如果修正的收益小于成本，则不改变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所造成的外部影响被视作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尽管受污染者深受烟雾、有毒气体或者河流中化学排放物的危害，但是与改变导致不良外部影响的现有结构所需成本相比，他们所受的危害则不值一提。如果对于要求水或空气质量的人来说，无污染的水或空气都不能得到充足的意愿去支付它，水和空气质量维持污染现状则被认为对整个市场是有效率的。

二、环境规制中的政府失灵

当市场机制在环境领域内不能正常运作时，政府应当站出来进行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处于理想状态的政府可解决环境中的外部性问题，例如，政府可以向污染者征收环境税，即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进行征税，用税收来纠正污染者的生产活动对他人造成的成本外溢，即使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环境税起源于英国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庇古税”方案，通过矫正外部性资源配置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我国的实践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级政府为了改变环境污染现状而做出的努力。然而，政府的作为并不能完全弥补市场的失效以维护公共利益，甚至还会损害公共利益。由于现实中的政府并不能达到理想状态，并不能做到在处理公共物品外部性问题上完全公平、公正、公开，从而造成政府失灵。这是因为政府作为一个“人治”机构，对环境这一复杂系统问题不能给予全面了解。在这种环境知识不健全基础上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具备科学性，对于规制收益是否能够大于成本的问题也没有科学、系统并全面的预测方法以及衡量标准。因此，政府对于环境问题常常不作为。

同时，政府机构人员作为特殊的经济人，同样具有“利己”的特点。在市场机制依然有效运行时，“利己”必先是“利他”的，但在市场失灵，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其“利己”行为经常演变成为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在中国表现尤为突出，主要有：第一，地方政府的政绩衡量最直观的是以该地经济发展状况为标准，中国的这一考评制度就造成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不能落实而成为一纸空文。为了达成既定的经济目标，一些政府官员坚持环境污染说客的立场，这毫无疑问地会被一些污染厂商和企业主群体所追随。这些政府官员只看到政绩考评的私人眼前利益，放弃公共的长远利益，不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他们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当地能带动经济增长但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不予管制。第二，在中国，很多地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应当作为调控各种行为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在环保领域中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就应当发挥调控作用。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制定并贯彻标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将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政府克服失灵，有效干预环境保护的最佳途径。为规避和弥补市场失灵，标准环境规制政策所寻求的规范必然性受到两个问题的冲击。

第一，复杂性。人们需要通过可预见性及易处理性来发展有目的的帕累托政策，该政策能够解释人们行为决策中的最优选择。但是复杂性否认了可预见性与易处理性存在的必要性。最优化模型并没有为人类行为（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提供不可或缺或令人信服的支撑。这是由于，事实上每一政策规定一定来自于政策预测。政策规定都是由说明算法（explanatory algorithms）推导出的，且认可说明某结果如何得出的详细原因。也就是说，政策规定同机构设置变动有关，而机构设置变动为当前个体或群体的选择范围做出了规定。政策规定实施后，即机构设置变动发生后，会确定性地带来各种结果。

同时，由于存在复杂性，判断当前此经济体是否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就不是那么必要了。若还未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则帕累托原理支持下的规范——改进政策，只是基于学者的理论设计所做的临时变更或权宜之计。复杂性并不能阻止现在的人们抓住改善未来的机会，只是迫使我们在实施规范必然性时更加谨慎，因为这会成为政策路径依赖的基础。因而，对于制定环境政策目的的考虑，中国政府应当做到着眼于环境问题现状，同时考虑环境问题的未来发展状况，即兼顾当期以及未来，平衡眼前与未来之间的收益。

第二，模糊性和矛盾性。政策制定者对某一污染物污染程度的认定需面对双重挑战：第一，M是否为污染物；第二，污染物M污染程度的界定。环境政策实施的前提为污染物具有直观的定义，然后才能具体划分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包括排放物的具体构成和浓度）。由此可见，环境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拉锯战”其实是不必要的浪费行为。只有进行细致研究以确定某污染物排放或浓度的有效程度后，理论争辩才具有实际意义。问题集中于我们假设环境问题是否需要有明确的判定标准。现实中，即使获取庞大的污染数据，也难以修正模糊性问题，因此要准确界定污染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的症结往往不在于数据，而可能在于语言表述。污染不具有必要的准确度以作为衡量标准。虽然理论上对准确性的追求颇高，但是在政策制定进程过中，过于追求准确性是不合理、不现实的。因此，建立在模糊性基础之上的环境政策，往往缺乏连贯性。总之，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充分考虑面对的模糊性问题。对于环境污染的界定，环境工作者应当给予相对明确的界定，但在制定与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能过于苛求准确性。

为单一的政府官员政绩评估系统，除经济标准之外，也应将环境标准列为政绩评估标准之一，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从此能够积极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去牺牲环境。另外，健全法制建设，通过立法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遏制政府官员出于一己私利的寻租行为，使政府能够行之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 Bator, Francis M.The simple analytics of welfare maxim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 47(3): 22-59.[2] Bator, Francis M.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8, 72: 351-379.[3]Bromley, Daniel W.Sufficient Reason: Volitional Pragmatism and the Meaning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6.[4] Coase, Ronald.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3: 1-44.[5] Cropper, Maureen L.Has economic research answered the need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0, 39(3): 328-350.[6] Demsetz, Harold.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5): 347-359.[7] 张琳.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考察[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08(5):24-27.[8] 陈英姿.市场失灵的调控对环境资源有效配置的影响[J].环境科学动态, 2004(1): 47-49.[9] 许庆明.试析环境问题上的政府失灵[J].管理世界, 2001(5): 195-197.[10] 高明.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环境规制问题研究[J].生态经济, 2011(12): 46-50.

第五篇：浅析“三农”问题

浅析“三农”问题

班级：xxx姓名：xxx学号：xxx

内容摘要：“三农”问题是指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地域、以农业为纽带相互交织为一体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三农”问题的存在是严重影响着国民的素质，社会的稳定，及国家经济的发展。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农村工作的重点。本文将分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一些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三农”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解决对策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二）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三）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二、“三农”问题对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而且关系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全与稳定。我国八亿多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口多，幅员辽阔。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村的繁荣与稳定，意味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三农”问题不解决，意味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将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影响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发展将日益严重。我国农业发展将面临严重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耕地资源将减少，水资源将不足，草原面临退化，水土流失，农田污染等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人类文明也是从农业文明开始的。人类要生存，首先要吃饭，所以说农业是根本。农业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发展的基础。农业为工业其它各部门提供劳动力。农业又为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提供原料，农业的高度发达，将为工业提供丰富廉价的原料，促进工业的快速发展。

三、“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1、工农产品剪刀差。建国初期,为了发展工业,政府对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发展工业。

2、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被筑起了一道高墙,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农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凸显。

3、是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指导下,多数地方政府重视重工业发展而轻视轻工业,重视生产性建设而轻视非生产性投入,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二）政策原因

从发展上看,农村经济超常增长后,出现了滑坡。农业内部积累机制弱化,短期行为严重。政策因素也造成了不利于粮食生产形势,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下降。地方财力增加,但地方投资却明显向城市倾斜。全国工业投资大幅增加,但为农业服务的农用工业投资却不断下降。在城市工业经济过热增长中,投资膨胀和消费

基金膨胀导致持续通货膨胀。农村基本设施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税费体制不合理。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不足日益暴露。

（三）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相互分割、相互对立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了城乡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上的巨大差异。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定在小块土地上，使单位面积上的劳动力过多，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农业生产率、农业机械化水平十分低下，经营规模化难以实现，农民的小农思想意识浓厚，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四）工业化和城市化具有明显的外生化特征

过多地依赖政策的支撑，而这种支撑往往以农村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政府对农民的反哺工作又严重滞后，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长期以来，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广大工人与农民勒紧裤带，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改革开放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随着改革向城市的转移，农民工进入城市，促进了全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

（五）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

乡镇企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以及国际现代化农业对我国小农经济的挤压，造成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改革开放之初，外资规模小，试探性强，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我国农村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外资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如服装、玩具等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外贸出口和农村承包责任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墨西哥抢走了我国在北美的贸易份额。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一）加快城镇化进程

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实现城镇化,最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益,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

（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要放弃计划思维，树立市场理念，确立服务职能。实行县乡干部直选制度，使基层干部受上级领导，对下级负责。切实精简政府人员，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文化素质、管理素质和社会道德素质。

（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

取消现行户籍制度，实行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制度，恢复宪法赋予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利。有条件、有步骤地将进城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纳入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之中。废除农业各税，实行城乡统一的财税政策。取消一切农民负担，从根本上遏制乱收乱摊行为。开征高消费税、社会保障税，提高赠予税率和遗产税率。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计划生育政策

逐步废除退休工资制度，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三制的原则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失业而有所助。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增长，加大计划生育的宣传力度和执法力度，消除城乡差别。只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才会积极配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五）改革现行教育体制

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修改《义务教育法》，实行12年义务教育，在中小学开设科普课程并纳入高考。实行高校招生全国各省市统一的录取分数线，以扩大在农村的招生规模。颁布《义务支教法》，创立国家助学基金和支教基金，保障困难学生入学，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支教、任教。改革农、林院校的学科设置，培养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高新科技发展所需的农业人才。

（六）实行行政区划改革

实行行政区划改革，促进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加快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调整省级区划，把特大省区分割成几个省区，废除地市级行政机构，实行县辖市改革，缩短政府管理链，提高管理效率，以利于发展中小城市，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七）实行土地规模经营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组建行业协会和农民协会，促进农产品的流通，维护农民利益，增强农民在农产品市场上的主体地位，为完善农村市场，保护农民利益创造条件。

五、总结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

难。这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切实解决好。虽然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坚定信心，奋力开拓，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在广大农村实现，三农问题也一定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