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市场失灵问题之解

第一篇：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市场失灵问题之解

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市场失灵问题之解 ——“创新券”政策运行机制与工具构成

2014年01月07日 20:21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2月下 作者：郭铁成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创新券于2004年出现于荷兰，很快扩散到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2010年，我国开始有学者研究创新券政策；2011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人员进行了初步研究，于2012年2月提交调研报告，建议在我国实施创新券政策。2012年9月，江苏省宿迁市包括该市的区县在我国首次实践了创新券。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市杨浦区、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省淮安市、河南省焦作市、广东省清远市、浙江省长兴县等一些市县和公共服务平台纷纷推广使用创新券。2014年，上海市拟在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一区十八园推行创新券；广州市也把实行创新券作为“十二五”科技服务业规划的重要举措；北京市科委软科学计划专门立项，研究创新券的实施方案；江苏省科技厅也在研究全省实施创新券的方案。

创新券的本质和特点

创新券（Innovation vouchers）是政府免费向中小企业发放，专门用于购买知识机构创新服务的权益凭证。其使用方法是，企业按合同获得创新服务后，向提供创新服务的知识机构付券，知识机构持创新券到政府财政部门兑现。

创新券是国际通行术语，也有少数国家或地区称之为“研究券”、“知识券”、“科技券”、“创新与能力券”等。创新券政策的本质是普惠性的公共投入。创新券的使用主体是企业和知识机构，投入主体是政府，或者说是政府为企业购买创新服务。有的国家或地区把创新券政策称为“创新券制度”、“创新券计划”、“创新券项目”，本文统称为创新券政策，简称为创新券。

成熟的公共投入政策种类很多，但创新券这种新兴的公共投入政策却与众不同，其特点如下：

政策对象是中小企业。传统科技政策的对象偏好是“四大”——大院、大所、大校、大企，特点是扶优扶强。即使是科技扶贫资金，也是投给贫困落后地区的大户、能人、富村、强企，只有如此，才能实现重点突破，跨越发展。而创新券的政策对象是中小企业，特点是扶危济困。它解决的不是重点突破、跨越发展的问题，而是普遍创新、全面发展的问题。

政策导向是企业需求。传统科技投入模式是先研发、后产业化，研发时没有企业用户，论文、专利等科研成果需要另外增配资金加以转化；在转化的过程中还是没有企业用户，最后很多成果无法转化。创新券突破了这种研发模式，在研发的起点就引入最终用户，把企业用户需求作为创新项目的来源，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

政策工具是福利券。与其他政策工具不同，创新券的政策工具是福利券，免费向中小企业发放。票面标有一定金额，代表相当额度的货币权益，其物理形式是纸质券，也可以是IC卡或电子券。创新券不是金融证券、企业证券，而是政府证券或政府机构证券，由政府所属机构发行；不是一般证券，而是专门证券，专款专用；不是上市流通的证券，而是实名制非上市证券，不能流通、交易和让渡。

政策任务是购买服务。与其他政策任务不同，创新券的政策任务不是设立科技计划项目、资金奖补或税收减免，也不是提供设施、设备等实物产品，而是政府对创新服务进行采购，以此惠及广大中小企业。

政策基础是全面发展。与其他创新政策的基础不同，创新券的政策基础是普惠性发展，通过资助中小企业创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促进公平竞争，扩大社会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创新券的工具构成

创新券的政策工具是福利券，但福利券并不仅仅限于一张纸或卡，而是包括纸或卡背后的一系列政策内容。创新券政策工具的构成如下：

资金来源。创新券的资金来源是国家财政。2009年荷兰创新券预算为2650万欧元，2012年丹麦创新券预算为1969万欧元。就中国情况来看，创新券资金来源主要是省、市、县三级财政。

创新券一般都要求企业配套投入，但配套投入是由创新券政策引致出来的，即使数量较大，也并不改变创新券财政资金的性质。随着发展，将来可能会有社会资金进入创新券，但仍然不会改变创新券主体是财政资金的性质。

中国创新券的资金可以省、市两级财政为主，以中央、县级财政为辅。中央财政的投入主要用于中央政府相关管理机构运行费用，以及对一部分财政困难地区实行创新券的转移支付。县级财政投入主要用于配套或低成本的“软”创新。有条件的地方，应整合政府各部门资金，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新兴产业引导资金、新型工业化专项资金等，统一安排创新券资金；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从科技经费中划拨一部分作为创新券资金。创新券资金额应根据当地情况测算、确定。

主要类型。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创新券可以划分为单一券和联合券、普通券和专项券、科技券和奖补券、A券和B券等。

按使用创新券的企业数量，可分为单一券和联合券，也称为基础券与扩展券。荷兰、爱尔兰等国采用这种分类。单一券面额较小，用来解决单个企业发展的创新问题；联合券面额较大，用来解决若干企业的共性问题。荷兰的联合券针对较大项目，由参加企业联合申请；爱尔兰的联合券采取若干单一券联合使用的方式，最多可将10家公司的单一券合并起来使用；新加坡首期创新券也允许10家以下非亲属企业联合使用创新券。

按创新券支持的领域，可分为普通券与专项券。瑞士等国采用这种分类。普通券面向所有领域，专项券面向特定领域，如清洁技术领域等。

按创新券购买的内容，可分为科技券和奖补券。宿迁市采用这种分类，用于购买科技服务的创新券称为科技券；用于购买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等硬件设备的创新券称为奖补券。

按创新券资金的来源，可分为A券和B券。焦作市创新券资金在市县两级财政科技经费中列支，市本级财政资金为A券，区县本级财政为B券。A券与B券按1∶1比例配套，A券由市级财政兑现，B券由企业所在县级财政兑现。宿迁市没有区分A券与B券，但也规定区财政与市财政按照5∶5的比例进行资金配套，县财政与市财政按照8∶2的比例进行配套。

对创新券的分类，各地可参考上述一般分类，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券面价值。从实践经验来看，大额券面值一般是5万元人民币，爱尔兰的面值为5000欧元，瑞士的面值为7500瑞士法郎。最高面值可达人民币50万元，如荷兰联合券，最高值为50000欧元。宿迁市的奖补券大约为几十万元人民币，但这不是普遍做法，具有特殊性。

小额券一般为

一、两万元人民币。荷兰面值为2500欧元；新加坡首期面值为5000新元，现在为5000美元。宿迁市创新券面值为1万元人民币，每个企业获得创新券额度为5万元；焦作市创新券面值也是1万元。也有更低的面值，比如长兴县为1000元人民币，这也具有特殊性，不是普遍做法。

我国创新券的面值可以1万元、5万元人民币两种为主，使用时可以进行多种组合。

资金政企配比。丹麦等国小额券配比要求是1∶1.5；大额券配比要求是1∶3。宿迁市的配比要求也是1∶3，实际达到1∶10；焦作市市属企业配比不低于1∶1，县属企业不低于1∶2。

宿迁市根据奖补类创新券的特殊性，对配套资金另作规定。县（区）和园区配套资金要求1∶5，企业用于技术改造、信息化建设、节能降耗方面的配套资金比例为1∶8，服务机构不需要配套。

我国可采取“大配小不配”的原则，小额券不要求企业配比，大额券要求企业1倍以上的配比。

中小企业标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不同，如欧洲一些国家规定的从业人员标准是少于50人，新加坡的从业人员标准是不超过200人；新加坡的收入标准是年销售额不超过1亿美元。我国中小企业包括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围绕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特点制定。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2011年出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业企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各地可根据国家标准，结合本地情况，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标准。

创新服务机构。承接创新券项目的创新服务机构主要为知识机构，包括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研发机构、设计研发服务企业、技术转移服务企业、技术改造服务企业、创新能力服务企业等。

派发规则。主要有先到先得、随机发放、系统发放、普遍发放等。先到先得就是先申请的企业首先获得；随机发放就是在所有申请企业中随机分派，类似抽奖或北京市购车摇号；系统发放就是依靠科技局系统，根据管理部门推荐向企业发放；普遍发放就是直接向所有中小企业发放。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采取什么规则发放，其共性是无需专家评审。是否立项不由专家决定，而由需求决定；其效果也不由专家评价，而由市场评价。事实上，创新券项目如果采取专家评审，其成本会大大超过创新券面值，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行的。

有人认为，不搞专家评审不够科学，导致优秀的项目被淘汰。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就创新券政策来说，实践时间较短，肯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它不采取专家评审制，而把决定权交给市场，这不但不是毛病，反而是一大突破，即突破了对创新项目采取科研管理的失败做法，实现了科研管理向创新管理的转变。

我国创新券可以直接向所有中小企业发放，各地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门槛条件。

项目周期。创新券项目周期一般为半年至一年，最低不少于三个月，最多不超过两年。新加坡允许更改一次项目内容，但仅限一条。可更改内容包括结项日期、知识服务机构、预期结项成果等。鉴于创新的不确定性，我国可采取新加坡的办法，允许更改一次。

报销审核。创新服务完成后，知识机构凭券及相关材料到财政部门审核兑现。相关材料包括项目活动基本信息、项目支出情况等。审核程序和标准要从严掌握，必要时由财务专家评审。创新券的管理机构

创新券政策的实施，必须由专门的机构操作。就我国的情况来看，中央和地方都需要相应的管理机构。

中央政府管理机构。创新券管理由中央政府主管创新的部门负责，具体由政府创新部门的司局或所属非赢利机构负责。荷兰创新券事务由荷兰政府经济事务部及其下属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局管理；瑞士由瑞士创新促进机构（CTI）实施，该机构的职责是促进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合作研发、知识和技术转移；新加坡由贸工部及其下属的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SPRING）主管。

我国可成立中央政府创新券管理机构，具体分为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决策机构是国家创新券管理委员会，由创新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加；执行机构为国家创新券管理中心，可依托创新主管部门现有的相关管理中心，也可以建立新的机构。

中央政府创新券管理机构的职责是：总体设计和规划创新券政策、协调科技部门与经济部门、转移支付创新券资金。我国中小企业群体大、区域差异明显，在政策对象、政策任务、政策工具等方面会产生一系列共性问题，如科技资源贫乏地区创新券在科技资源富集地区使用，在财政制度上存在一定障碍；不同地区创新券不统一，使用、兑现存在一定障碍，需要提出统一解决方案；创新券政策涉及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大学等多个主体，需要宏观政策协调；老、少、边、穷地区经济落后，财力不足，创新券资金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地方政府管理机构。宿迁市设立了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科技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及各县（区）、开发区（园区、新城）组成的市创新券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全市创新券的政策制定、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决定创新券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重大事项。

管委会下设创新券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管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创新券的设计和运行监管，会同各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创新券年度工作计划及支持重点，拟订和完善创新券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完成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以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为依托，成立市创新券营运管理中心，负责创新券日常营运和管理，具体办理创新券的申请、发放、兑现材料受理及评审服务等工作。政府通过采购服务方式，支持其工作。

我国地方可从本地实际出发，借鉴宿迁模式，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建立相应管理机构。

创新券的政策难点

外资问题。创新券政策对外资能否开放？答案是肯定的。对于外资性质的服务提供方，应该完全开放，鼓励外资机构和外国机构为中国中小企业服务。对需要创新服务的外资中小企业，国际上通行做法是有条件开放，如新加坡规定，外资中小企业必须在新加坡注册并实体存在，本地股权占30%以上。

建议对需要创新服务的外资中小企业开放，但在其注册地、股权构成、创新发生地、解决本地就业程度、税收贡献水平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

预付问题。创新券的项目规模较小，一般不存在预付问题。但也有一些较大的创新券项目，对这样的项目，当企业、知识机构缺少启动资金时，创新券资金可否预付呢？新加坡允许预付，但预付金额不超过创新券全部的20%。

我国较大的创新券项目可以参考新加坡做法，允许部分预付。

资源共享问题。当前创新券政策尚处于摸索阶段，存在创新券资金用于购买设备的情况，但这并不是发展方向。创新券资金应该用于购买创新服务，而不是购买研发设备。但较大一些的创新券项目，如果有研发内容，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设施如何解决呢？方向是资源共享。

建议中央政府管理机构出台相应政策，规定凡承担创新券项目的创新服务单位，其科研仪器、设备、设施都应免费或优惠向该项目开放。

人员激励问题。创新券资金额度较小，能否调动知识机构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回答是肯定的，但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第一，中央政府管理机构出台相应规定，知识机构和科研人员每年必须有一定项目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达不到标准，不得申报国家项目。这一点，是由创新券的政策基础决定的。

第二，改革创新劳动薪酬制度。将创新券金额的60%～80%作为创新劳动报酬，支付给科研创新服务人员。

第三，引导创新服务机构从券外深度开发和接续开发中获益。

创新诚信问题。创新券政策的需求导向，解决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但这会产生另一个问题：企业与创新服务人员会不会内外勾结，制造虚假创新，骗取创新券资金呢？的确存在这个风险，但这个风险是可以消除的。

第一，项目公示，依靠广大群众全方位、全过程实时监督。

第二，信用评级，对优质服务的买方和卖方调高信用等级，优先支持。

第三，财政、质检、审计、监察部门进入管委会，对创新券项目全程督察。对骗取创新券的企业和知识机构，注销其创新券，追回骗取资金，在若干年内不再给予各级科技项目和政府各类奖补资金支持；严重者追究其法律责任。

与预算制度的兼容问题。创新券的投入方式，与现行预算制度存在不兼容之处，如由于创新券资金预算不能按时完成，容易造成资金占用成本过高或突击花钱等问题。建议改革相应制度，允许创新券余额向下年结转，或采取基金制。创新券的政策优势

从全世界来看，创新券政策的实施时间都还比较短，长期效果有待进一步的实践和评估，但初步效果已经显现。

创新资金惠及中小企业。实行创新券政策后，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受益率都超过50%，高的可达70%、80%。奥地利申请创新券的中小企业，70%都得到过研发资助。自2012年9月以来，宿迁市科技创新券惠及一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领取科技创新券的900家企业中，年销售额低于3000万元的企业的比例达到93%，首次获得市以上科技创新资金支持的企业的比例达到84%。2004年，荷兰“80%创新券获得者表示如果没有创新券其研究项目不会实施；87.3%创新券获得者在计划期内与研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而同期未获创新券的企业与研究机构的签约比例仅为8.3%”。①

科技成果惠及中小企业。新加坡G-Energy Global Pte公司用创新券向EWT-COI（Environmental and Water Technology Centre of Innovation）公司购买了技术支持服务，开发了网上监控能源消耗、网上监控建筑和设备的效能系统，节约了50%人力成本。使用这套系统的用户能够瞬间评估能源消耗模式，节约了30%能源消耗，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新加坡宝鲜然有机食品公司用创新券向新加坡理工学院（SP）购买了绿色食品技术可行性研究服务，开发出新产品宝鲜然三益粥，即含有不饱和脂肪酸、抗氧化剂和大量纤维的即食燕麦粥，该产品在香港、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热销，年销售额已突破百万美元。

新加坡Red Lips 公司用创新券向FIRC（Food Innovation Resource Centre）购买了技术支持服务，FIRC为其传统产品娘惹糕开展了延长保质期的包装技术研究，使该产品的保质期从1个月提升至6个月，迅速扩大了产品的销售范围，并走向海外市场。

宿迁楚霸体育器械有限公司原来制作工艺较为落后，拿到市科技局发放的“创新券”后，企业又配套资金50万元建立专门的研发实验室，在铸造工艺和电镀工艺上进行开发，四大车间全部用上了全自动的国内先进的生产线。一年后，公司产量猛增120%，吸引了10多个国际客户，销售利润达到2000万元。

提高了知识机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积极性。创新券政策在中小企业和知识机构之间搭建了市场之桥，极大调动了大学和知识机构服务企业的积极性。通过创新券项目为宿迁市中小企业服务的知识机构，不仅包括省内高校，而且包括中科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甚至还有来自海外的高等院校。

爱尔兰国家工艺设计学院为了吸引持券企业向该学院寻求合作，对创新券的具体使用给出更多优惠，提出企业可以通过若干接续性的创新券，获得大学为企业提供的持续改进方案；并在网上向企业展示其可以提供创新服务的具体领域，为中小企业寻求服务提供详细信息。荷兰代夫特科技大学、爱因霍芬科技大学则宣布，将为企业提供创新券面值一倍以上的科技服务。科研人员主动与企业联系，到生产一线寻找科研课题，并把科研资源导入企业创新活动。中小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的关系由之前的求之不得，转变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主动推介与服务。

提高了公共创新资金的使用效率。凡是创新券支持的项目，都是企业急需的研发设计、技术转移、技术改造、创新能力等服务；项目实施的结果，都给企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管理和高附加值。项目从用户需求中来，研究运用在企业生产中，不产生闲置的科研成果，更不存在成果产业化问题，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所谓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最大限度发挥了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创新券的资金投入只能用于购买创新服务，消除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避免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流失。

创新券的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如未使用，不会产生任何资金成本，避免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浪费。

创新券引致大量创新投资，增加了企业和知识机构的创新收益，成倍放大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效能，充分发挥了公共投入的杠杆效应。宿迁市共137个项目，兑现了科技创新券1026万元，带动科技投入1.32亿元，财政资金带动企业研发投入效率达1∶9.4，比预期的1∶3高出213%。预计2013年全年创新券投入可以带动科技投入3亿元，提高了全社会的研发投入，使其所占比例达到GDP的0.18%。创新券的政策趋势

近年来，创新券政策在许多国家实施，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很多发展，出现了一些共同的趋势。

从“硬”创新向“软”创新扩展。早期的创新券，其政策任务侧重于技术创新等“硬”创新，现在则扩大到“软“创新方面，几乎涵盖全部知识和技能领域。政策对象也从制造业扩大到服务业。最典型的是新加坡的创新券。新加坡创新券刚计划推出时，只包括技术创新领域，后来扩展至生产率、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等领域，名称也从创新券改为创新与能力券。这是新加坡创新券的最大特色。

新加坡现行的创新券可以购买6大类技术领域的服务，包括技术研发、技术支持、技术培训、知识产权诊断、知识产权法律诊断、市场分析等。

可以购买10大类生产率领域的服务，包括质量认证、安全分析和控制、管理改进、服务管理能力诊断、服务质量改进、暗访调查、生产率诊断和监测、生产率提高、标杆管理、能源效率检测和改进等。

可以购买6大类人力资源领域的服务，包括人力资源规划、人才招聘与评选、员工薪酬福利、企业绩效管理、员工培训与发展、员工职业生涯管理等。

可以购买4大类财务管理领域的服务，包括计划与预算、资金流动与营运资金管理、财务控制、财务评估和发展规划等。

从券内服务向券外服务扩展。早期的创新券，主要限于券内合同的内容，当前的趋势是更注重券内合同达成前供需双方的沟通、券内合同完成后的接续服务。

为了提高创新券项目的成功率，事先对合格服务提供单位进行认定，提供详细的服务机构和服务项目目录，以及具体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企业可通过网站信息迅速与知识服务提供者对接。如：新加坡2013年经过认定注册的财务管理领域服务单位有12家，人力资源领域23家，技术创新领域48家，生产率领域104家。这些服务单位以公司为主，公共服务机构只有20家。长兴县创新券与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合作，经上海平台认定注册的服务机构达800多家，创新券政策刚一实行，长兴县就有20多家企业与服务提供者达成合作意向。

新加坡的创新券在券内项目完成以后，一些知识服务机构仍需提供跟踪服务。如人力资源领域，按结项要求，项目完成后，企业在3个月内可获得5小时以上的跟踪咨询服务。又如技术创新领域的客户洞察服务，结项报告中明确要求服务提供者要为企业制定跟踪服务计划。若在该领域企业仍有服务需求，则可申请其他资助项目，如工具包项目。工具包与创新券相比，服务内容更全面、系统。工具包项目包括顾客服务工具包、财务管理工具包、人力资源管理工具包、市场工具包以及生产力工具包。以人力资源管理工具包为例，其服务内容有：人力规划、人才招聘与评选、员工薪酬福利、员工绩效管理、员工培训与发展、员工职业生涯管理、人才管理与继任计划、雇员关系。创新券项目与工具包项目的衔接，使企业可以获得比创新券项目更综合更深入的服务。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新加坡工具包的做法可以借鉴。我国创新券还可考虑进一步与其他资助项目衔接。如一些小型项目，可由创新券完成；而一些大中型项目则应由国家计划项目完成。对完成情况好，又有在本领域继续创新需求的企业，可向国家计划项目推荐。

从周期性申请、报销向即请即报转变。早期的创新券，一般都是半年或一年申请、报销一次，速度慢，效率低；当前的趋势是即时申请、报销，操作更便捷规范。

宿迁市的创新券，现在就可以做到随时向市科技局提交材料申请，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确定发放名单与金额，报管理委员会审批，由营运管理中心公示7天后发放。对于原属于宿迁市新兴产业引导资金、新兴工业化专项资金等相关政策规定奖励给企业的奖补类创新券，审批后由营运管理中心公示，按原渠道发放。

宿迁市的报销速度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每3个月报销一次。尚未做到随时报销，但正在向月报销努力。

从重立项、轻结项向宽进严出转变。早期的创新券派发是先到先得，或随机发放，我国的创新券发放则通过管理部门行政推荐、审核。现在的趋势则是宽进严出，即立项标准从宽掌握，不再搞行政或专家推荐、审核，凡有需求的企业都可以申请；但报销标准从严掌握，严格遵守兑现程序。

宿迁市创新券申请过程更为简单，所需手续简便。2012年9月底，首批向500家中小企业零门槛、广覆盖发放了2500万元科技创新券；2013年，面向400家中小企业，发放了2000万元科技创新券；面向116家符合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和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财政奖补规定的企业、园区、服务机构，发放了1872.4万奖补类科技创新券。长兴县创新券对所有中小企业都不设门槛，普遍发放。

但结项时，则要严格掌握标准。宿迁市责成市财政局作为全市创新券资金的监管部门，负责年度市创新券资金经费预算编制和创新券兑现。运营管理中心还会同市财政局成立由技术专家、管理专家和财务专家等组成的评审组，对创新券兑现材料进行初评。凡不符合国家财务规定和创新券项目合同要求的，一律不予报销；凡创新券使用考核为优秀的企业在下期创新券发放中优先考虑。

创新券政策在我国一些地方实施以来，有关地方政府，科技厅、委、局，广

大中小企业，众多大学、知识机构和创新服务企业，响应热烈，收效明显。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政府增加对创新的投入是很不容易的事，但长兴县一位副县长却说，创新券政策不怕企业花钱，而是怕花得不多。小小创新券何以有如此威力？原因就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计划项目体制，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项目体制，即政府按照企业用户需求安排创新计划、配置创新资源，大学、科研院所和创新服务企业按照企业用户需求开展创新活动，真正落实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创新券政策很可能是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必将释放出巨大的改革能量。

第二篇：且看创新融资解中小企业融资之痛

且看创新融资解中小企业融资之痛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是不争的事实，融资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小企业的瓶颈，是亟待解决的难题。6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也是今年以来央行第六次上调准备金率，冻结资金3600多亿，导致市场和银行间的资金面紧张，这让原本就面临融资难题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更紧张。

6月下旬，广东、浙江两省相继传出，因资金紧张、项目融资困难已出现中小企业接连倒闭的消息。据浙江省工商联的调查显示，“缺钱”在浙江民企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温州市发改委最近对229家骨干企业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有11.5%的企业认为融资紧张，66.2%认为融资有压力。

粤、浙两省中小企业的生存现状是全国中小企业现状的一个真实缩影。如何落实投资项目快速融资缓解资金压力，已成为中小企业的当务之急。然而，由于贷款信用低、无合适抵押物等诸多原因，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当前的民间借贷市场又不够规范，江浙等地民间借贷月息已高得惊人，中小企业的融资之路荆棘满布。

大钱不愿投资小企业，小企业吸引不了资金方，在这样的形势下，投融界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企业面前，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了一些新的途径。由最初的不为人知到现在的家喻户晓，投融界已当仁不让的成为投融资领域第一平台。

如果把投融资服务领域比喻成江湖，那么毫无疑问，投融界就是一个大侠，以其精湛的武艺、锋利的宝剑行走于投融资江湖，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在这段时间里，借助网络平台，整合各区域资源，在资金项目对接创新上，践行了“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并重，网络平台与传统媒体互补”的特色服务体系。此外，投融界敏锐地察觉到资本市场的变化，了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的现实困境后，积极地尝试创新各种融资方式，作为各种融资创新方式的开拓者和实践者，其立足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与企业亲密接触的精神值得肯定。

第三篇：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政策

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政策规制

摘 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既可以依靠市场自由调节，也可以依靠政府干预。然而，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性和后天性失灵。中国客观条件复杂，市场失灵不易克服，因此现阶段应当主要依靠政府干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在探讨环境问题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给出政策规制的逻辑依据。在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时，应当注重改善政府的决策运行机制，同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监督机制。关键词：环境污染；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政策规制

任何一个经济体，无论市场成熟度有多高，都难以避免地面临着市场失灵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市场失灵最明显的表现在于负外部性，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体现尤为突出。对于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应该基于什么样的理论逻辑来给其下定义，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把握什么样的原则，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

在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个体所做出的自由选择往往会产生诸多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对他人造成了非自愿承担的成本。环境资源的本质是公共物品，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以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在环境资源使用过程中“搭便车”的普遍现象。由于经济人的利己天性，对于没有价格的公共物品，经济人在使用环境资源时，并不受环境资源成本的约束，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失效，因此环境资源必然是过度利用的，而过度的利用必然会为他人带来非自愿承担的成本，即外部性，例如烟雾、噪音、有毒气体、农药残留、化学排放物等环境污染现象。虽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并无充分明确的认识，主要是由于环境系统具有复杂性。人们对于环境的认识程度远远不能够激发人们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换句话说，人类目前所作出保护环境的反应，都是在缓解严峻的环境问题而并非保护环境。这样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人类保护环境缺乏动力、缺乏一致性，甚至成为污染者继续污染行为的诱因。

上述污染现象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由于使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的出现以及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市场的运行机制受阻，不再能够通过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的变化，自主的达到资源配置零机会成本的配置状态，出现市场失灵。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市场失灵都得到纠正的。只有当修正环境污染的危害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修正当前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产生外部性的成本时，环境污染的市场失灵才会得到纠正（Francis Bator，1957, 1958、Harold Demsetz，1967、Ronald Coase，1960）。如果修正的收益大于成本，则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会针对环境的溢出效应作以变动；如果修正的收益小于成本，则不改变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所造成的外部影响被视作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尽管受污染者深受烟雾、有毒气体或者河流中化学排放物的危害，但是与改变导致不良外部影响的现有结构所需成本相比，他们所受的危害则不值一提。如果对于要求水或空气质量的人来说，无污染的水或空气都不能得到充足的意愿去支付它，水和空气质量维持污染现状则被认为对整个市场是有效率的。

二、环境规制中的政府失灵

当市场机制在环境领域内不能正常运作时，政府应当站出来进行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处于理想状态的政府可解决环境中的外部性问题，例如，政府可以向污染者征收环境税，即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进行征税，用税收来纠正污染者的生产活动对他人造成的成本外溢，即使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环境税起源于英国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庇古税”方案，通过矫正外部性资源配置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我国的实践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级政府为了改变环境污染现状而做出的努力。然而，政府的作为并不能完全弥补市场的失效以维护公共利益，甚至还会损害公共利益。由于现实中的政府并不能达到理想状态，并不能做到在处理公共物品外部性问题上完全公平、公正、公开，从而造成政府失灵。这是因为政府作为一个“人治”机构，对环境这一复杂系统问题不能给予全面了解。在这种环境知识不健全基础上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具备科学性，对于规制收益是否能够大于成本的问题也没有科学、系统并全面的预测方法以及衡量标准。因此，政府对于环境问题常常不作为。

同时，政府机构人员作为特殊的经济人，同样具有“利己”的特点。在市场机制依然有效运行时，“利己”必先是“利他”的，但在市场失灵，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其“利己”行为经常演变成为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在中国表现尤为突出，主要有：第一，地方政府的政绩衡量最直观的是以该地经济发展状况为标准，中国的这一考评制度就造成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不能落实而成为一纸空文。为了达成既定的经济目标，一些政府官员坚持环境污染说客的立场，这毫无疑问地会被一些污染厂商和企业主群体所追随。这些政府官员只看到政绩考评的私人眼前利益，放弃公共的长远利益，不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他们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当地能带动经济增长但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不予管制。第二，在中国，很多地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应当作为调控各种行为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在环保领域中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就应当发挥调控作用。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制定并贯彻标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将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政府克服失灵，有效干预环境保护的最佳途径。为规避和弥补市场失灵，标准环境规制政策所寻求的规范必然性受到两个问题的冲击。

第一，复杂性。人们需要通过可预见性及易处理性来发展有目的的帕累托政策，该政策能够解释人们行为决策中的最优选择。但是复杂性否认了可预见性与易处理性存在的必要性。最优化模型并没有为人类行为（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提供不可或缺或令人信服的支撑。这是由于，事实上每一政策规定一定来自于政策预测。政策规定都是由说明算法（explanatory algorithms）推导出的，且认可说明某结果如何得出的详细原因。也就是说，政策规定同机构设置变动有关，而机构设置变动为当前个体或群体的选择范围做出了规定。政策规定实施后，即机构设置变动发生后，会确定性地带来各种结果。

同时，由于存在复杂性，判断当前此经济体是否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就不是那么必要了。若还未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则帕累托原理支持下的规范——改进政策，只是基于学者的理论设计所做的临时变更或权宜之计。复杂性并不能阻止现在的人们抓住改善未来的机会，只是迫使我们在实施规范必然性时更加谨慎，因为这会成为政策路径依赖的基础。因而，对于制定环境政策目的的考虑，中国政府应当做到着眼于环境问题现状，同时考虑环境问题的未来发展状况，即兼顾当期以及未来，平衡眼前与未来之间的收益。

第二，模糊性和矛盾性。政策制定者对某一污染物污染程度的认定需面对双重挑战：第一，M是否为污染物；第二，污染物M污染程度的界定。环境政策实施的前提为污染物具有直观的定义，然后才能具体划分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包括排放物的具体构成和浓度）。由此可见，环境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拉锯战”其实是不必要的浪费行为。只有进行细致研究以确定某污染物排放或浓度的有效程度后，理论争辩才具有实际意义。问题集中于我们假设环境问题是否需要有明确的判定标准。现实中，即使获取庞大的污染数据，也难以修正模糊性问题，因此要准确界定污染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的症结往往不在于数据，而可能在于语言表述。污染不具有必要的准确度以作为衡量标准。虽然理论上对准确性的追求颇高，但是在政策制定进程过中，过于追求准确性是不合理、不现实的。因此，建立在模糊性基础之上的环境政策，往往缺乏连贯性。总之，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充分考虑面对的模糊性问题。对于环境污染的界定，环境工作者应当给予相对明确的界定，但在制定与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能过于苛求准确性。

为单一的政府官员政绩评估系统，除经济标准之外，也应将环境标准列为政绩评估标准之一，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从此能够积极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去牺牲环境。另外，健全法制建设，通过立法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遏制政府官员出于一己私利的寻租行为，使政府能够行之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 Bator, Francis M.The simple analytics of welfare maxim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 47(3): 22-59.[2] Bator, Francis M.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8, 72: 351-379.[3]Bromley, Daniel W.Sufficient Reason: Volitional Pragmatism and the Meaning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6.[4] Coase, Ronald.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3: 1-44.[5] Cropper, Maureen L.Has economic research answered the need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0, 39(3): 328-350.[6] Demsetz, Harold.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5): 347-359.[7] 张琳.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考察[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08(5):24-27.[8] 陈英姿.市场失灵的调控对环境资源有效配置的影响[J].环境科学动态, 2004(1): 47-49.[9] 许庆明.试析环境问题上的政府失灵[J].管理世界, 2001(5): 195-197.[10] 高明.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环境规制问题研究[J].生态经济, 2011(12): 46-50.

第四篇：市场、政府双失灵下的“三农”问题

市场、政府双失灵下的“三农”问题

近年来，人们在复杂的矛盾冲突带来的教训中有所进步，知道中国的问题原来不是所谓的农业问题，而是以农民问题为主的“三农”问题。这当然令人欣慰。但是，最近参与“三农”问题讨论的人们一般还都习惯于约定俗成地根据经济科学所规范的学术语境提出政策意见。有些比较激进的甚至对家庭承包制也予以否定。根据十多年

在农村调研中得到的粗浅的感性认识，我试图藉此文提出假设：无论计划还是市场，当这些外来制度面对高度分散而且剩余太少的传统小农经济时，都有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因此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相关假设则是：无论集权或是民主，当这些政治制度面对高度分散的小农村社制的社会基础时，也都由于交易费用过高而难以有效治理；因此才需要重建以社区自治为主的农村管理体制。也许，正是这两个问题没有被正确认识，也没有来得及讨论解决办法，中国的三农问题才面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

一、市场为什么失灵

因为知识有限，我只能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要素的配置入手进行讨论：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第一要素是土地。而在我国农村，土地事实上是在不断减少，并且人口在不断增长，就产生了两个现实问题：

其一是土地面积减少使之成为高度稀缺资源，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越是稀缺、其价格就越高；并且，越是稀缺资源，私有化的制度成本也越高。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在我国又天然地与传统村社的血缘地缘关系结合，就导致土地产权客观上以社区为边界。

其二是任何多少从事过农村政策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土地“双重功能”。这形成于一般发达国家难以见到的“政府退出”。亦即：农村自发大包干使得政府赖以提取农业剩余的集体化制度解体时，政府的理性选择是“退出”，从此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公共开支，而转由耕地来承担；并且随人均面积不断下降，必然使耕地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这种公共品职能为主。这也是我国农地的社区所有制的成因之一。

在以上两个限制性条件约束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村社所有、家庭承包制度，这个制度在20年改革过程中不断修订和完善，最后被1998年中央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发布的“跨世纪的文件”确立为“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决定了农村土地既不能实现完全个人意义上的私有化，也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地交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本来不是建国以来才有的现象，而是宋明以来的长期问题。但中国在100年的近现代史上追求重工业导向的工业化，必然造成城乡二元结构，则是今天的人们面对的最起障碍作用的基本体制矛盾。在其约束下，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不可能大规模转移，又进一步使得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到2000年，仅中国农村就有五亿劳动年龄人口，加上不列入统计的“半劳动力”估计有六亿以上。而农业仅仅需要一亿多，至少有三、四个亿劳动力需要转移！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得不顺畅，甚至回流农业，再加上土地不断减少，那么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只能递减到零以下。尽管农业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比已经连续4年是负值，但劳动力投入仍然不可能减少，农民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只能被迫减少劳动时间（一般每年的农业劳动少于100天），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吃饭，不消费，结果是一个活劳动的基本生活消费，也就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都得由土地产出来保证（假如他没有外出打工的话）。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资源严重短缺的地方，农业甚至不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第三个要素是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所有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与之相应出现的两个情况是：一方面，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这已经导致农业资金每年至少净流出几千个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银行，也不可能向高度分散、从事高风险生产的小农，提供既难以审查监督、又无利可图的小额信用服务。这种官方金融从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退出”，又导致农村出现大面积的高利贷，我自1988年以来从事农民合作金融研究，逐渐理解了政府金融退出小农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去年开展的15个省民间信用调查，则进一步揭示了高利贷占领农村的普遍性和历史比较意义。

上述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和常识性的。由此可以认为，一般性地谈市场经济的ABC，对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意义不大。按说我们是最早提出农村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的，那是在十多年前，面上的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是，人们需要“与时俱进”，因为“情况是在不断变

第五篇：中小企业创新研究之外部环境

第五章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创新

一、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中小企业的弱势地位

1.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国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二是不同所有 行业和地区之间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2.信用能力低，融资比较困难

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较差的主要表现是：①没有专门的资金供应渠道。②没有贷款担保或保险制度。③几乎没有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优惠措施。不仅如此，有些银行以中小企业实力弱、信誉差为理由，在发放贷款时还在有关规定之外附加某些苛刻条件，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的乡镇企业每年的信贷规模仅占总信贷规模的7%～8%，个体私营企业多数基本上得不到银行的贷款。

3.研究开发投入能力有限，技术创新受到制约。

我国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非常大，自身的原因主要是研究开发投入能力有限，对技术创新重视不够，缺乏合理技术创新战略等，外部原因主要是政府 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不够。

4．获取信息能力弱

许多国家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信息咨询服务，包括提供产业指导、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出口信息等等，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系统。

(二）政府应当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1．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宏观意义

•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就不仅具有微观意义，而且具有更重要的宏观意义。

这一宏观意义集中表现为：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助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如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2.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这种外

部环境的营造主要依靠政府的努力。中小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分可为法制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信用环境和资金环境五个方面，其中法制环境是指企业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发生经济和知识产权纠纷时，能否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 等；市场环境是指企业间的公平交易情况，是否存在着客户以大欺小的情况等；社会环境是指企业不合理摊派负担程度，对中小企业的社会观念，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服务情况等；信用环境是指货款能否及时回收，企业间拖欠情况等；资金环境是指企业融资难易程度。调查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对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的评价尚可，对资金环境和信用环境的评价不高，对社会环境的评价一般。

3.政府必须履行其制度供给的职能

在企业外部环境比较复杂，原有的格局被打破、新的制度极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履行制度供给的职能，主要包括：①制定并完善中小企业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运营提供制度规范；②为中小企业改制提供选择方案，必要时参与组织方案的实施；③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出发，实施对中小企业的管理，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4.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是国际惯例

有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内容广泛的政府支持和服务，包括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完善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和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技术支持政策、信息服务、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等等，为其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环境

（一）我国中小企业立法的特点

1.我国中小企业立法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

2．我国有关中小企业法律制度尚存在较大缺陷

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独立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尚未形成。其次，我国现有的中小企业政策法律措施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其法律效力等级相对较低。

（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法律体系的思考

1．加快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确立基本的法律制度

2.加强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方面的立法

3.加快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

4.依法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5.制定规范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6.完善和制定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法律，扩大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范围，提高服务质量

•中小企业规模小，分布面广，其要素、产权流动重组的频率远比大企业高。

同时，它们获得要素、信息的能力及所能承担的成本又是相当有限的。这就要求各种中介组织为中小企业在建立、运行、发展以及破产重组方面提供社会化的服务，如信息服务、培训服务、企业诊断和经营指导服务等，优化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

具体包括两个方面：①要严格执行《律师法》和《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规范，扶持一批专业化程度高、责任能力强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小企业提供客观、公正、独立的中介服务。②由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加快制定有关科技服务、培训服务、财务服务、企业诊断和经营指导服务等方面的专业化规章，使中小企业的服务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

三、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税收政策的完善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制定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所得税的优惠规定、投资税收抵免、对技术创新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对新建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财产税的优惠规定、减轻增值税、对某些特殊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降低收费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等，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

我国虽然也有这方面的法规政策，但极不系统且不稳定，政策效应也不强。特别是税费关系界定不清，政府预算管理混乱，企业的负担十分沉重，极大地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加快“费改税”或“费税分流”的改革步伐

•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过重是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除了规范性的税收之外，来自政府部门的各种非规范性的收费过多是中小企业最为怨声载道的事情。“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一度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危害很深。

（三）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支持

（四）促进中小企业出口贸易的税收支持

（五）促进落后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

•意大利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岛地区的手工业和中小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

小企业的发展对改变当地落后状况具有重要作用。

• 中小企业创新研究

• 政府为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制定一系列减轻税收的政策，如免除10年的动产税，免

除10年地区税；对工厂建设及转产所需进口的设备、机械和材料等免除关税；降低交易税。

（六）政府采购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公共部门的需求在其总需求中的比重占25%~60%，其需求的满足主要是通过政府的采购活动和向企业订货来实现的。许多国家明确规定政府采购或订货必须向中小企业倾斜，甚至明确了具体比例。

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

（一）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优惠措施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优惠措

施

•根据发达国家的做法，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优惠措施主要有：从组织

机构上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各种机构，提高融资效率；在贷款利率上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等等。这些 一般性的做法都可以运用，不应该在这方面强调什么“中国特色”。•

（二）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融资机构

•可考虑成立中小企业银行，在制度上规定其资金投向，主要部分应当用于中

小企业的发展。同时，应当将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这类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现存的国有商业银行应组建中小企业信贷部，成为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渠道。另外，组建一定数量的民

• 间金融机构，其服务对象以中小企业为主。通过这些金融机构的组建，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就会有较大的改善。

（三）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体系

•首先，建立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担保制度。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设立政策性的贷款担保机构专门为中小企业申请贷款提供担保，降低银行贷款风险。其次，设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基金、创业基金、风险担保基金等，主要用于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和抗拒自然灾害等项目的支出。

（四）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政府要为那些潜在市场前景良好、产品技术含量高、有发展后劲的中小企业拓

宽直接融资的渠道。在发行企业债券方面，应考虑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特点以及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在股票融资方面，应建立适合企业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发展的资本市场。

五、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技术支持体系的构造

（一）建立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开发与创新的组织体系

•1．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对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美国的“小企业管理局”（SBA）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负责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

服务和技术支持。在SBA内，设有专门负责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办公室，具体落实政府的科技计划，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

• 中小企业创新研究

• 转让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SBA除了向中小企业提供适当的信息和资料外，还

为中小企业解答一些技术问题，介绍技术专家或作为技术转移的中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中遇到的包括文件准备、资金申请、合作开发以及若干具体的疑难问题等都在政府的技术支持范围之内。

•2．建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地

•依托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以高科技

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园区，是推动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举措。政府通过建立这种技术创新基地，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投资与研究环境，吸引科技人才，促进产业升级。在这方面，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企业孵化器” ：是通过提供孵化场地、信息服务、资金筹措、管理咨询、经营

指导等形式，为新建的科技中小企业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有助于提高创业企业的成功率。

（二）制定科技计划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

•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制定了具体的科技计划以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美国

SBA制定了“小企业技术创新研究（SBIR）计划”和“小企业技术转移研究（STTR）计划”，从不同侧面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些计划都有许多政府部门参与，SBIR计划有11个政府部门参与并资助，STTR计划有5个政府部门参与并资助，计划实施的效果十分显著。

•台湾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中小企业辅导体系，其中“生产技术辅导体系”主要

是协助中小企业提升技术水准和引进新技术；“研究发展辅导体系”主要是协助中小企业单独或合作研发技术、新产品。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包括“推动新兴产业技术发展计划”、“辅导传统工业技术升级计划”、“推动产品品质提升计划”、“提升产品设计与形象计划”等。“推动新兴产业技术发展计划”

• 主要是为发展新兴产业和开发新产品而制定的，又分为“主导性新产品开发的办法”

等专项计划。“辅导传统工业技术升级计划”主要是为配合政府产业政策，协助传统工业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以增加产品竞争力而制定的，在其之下又根据不同产业部门列有专项计划，如“制药工业技术开发与辅导计划”、“纺织工业技术辅导与推广计划”等十余项。

• 中小企业创新研究

（三）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建设

•近几年来，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专门建立了与信息高

速公路相联的中小企业信息服务网，以便能使更多的中小企业以更方便的方式获取有关信息。欧盟建立了欧洲信息中心（EICS），使其成为中小企业的“首选信息服务窗口”，并不断改进网络的信息服务内容和质量，以满足各类中小企业的信息需求。此外，还通过“征求合作伙伴网”和实施“合作伙伴计划”，帮助

• 中小企业寻找跨国合作伙伴，推动中小企业国际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四）建立“官、产、学、研”相结合的R＆D投入机制

•据统计，OECD国家大多数中小企业一般不从事有组织的R＆D活动，R＆D的投入主要依赖于政府和大企业。但对我国来说，中小企业不进行R＆D投入是不现实的。比较理想的选择是建立“官、产、学、研”相结合的R＆D投入机制。政府应成为 R＆D的投入主体

•（据悉，我国的R＆D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0.50%，相当于美国的1.5%，不仅

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只有印度的64.1%），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对 R＆D的投入，建立专门的投资风险基金对高技术企业、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提供资助。同时，要鼓励和支持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积极开展R＆D活动，通过技术入股、技

术洽谈、专利和零配件招标、科技人才培训等多种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化方面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