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祭火

第一篇：新年祭火

新年祭火

崇拜火是蒙古民族的古老传统。在蒙古人看来，火是神圣的。一家一户的祭火，有继嗣之义，举凡婚娶大事、新年，都要祭火。围绕火盆、炉灶，有着

一系列祭礼和禁忌。

最隆重的祭火是在腊月二十三，传说这一天是火神密仁扎木勒哈降生的日

子。仪式非常隆重，往往在一两天前就开始洒扫庭院、房屋，准备祭品。

傍晚，夜幕刚刚垂下，家主点燃一把香，绕行住宅一周，来到装备好的火

撑子前，举香在火撑子左右各红祭三匝，把香插在火盆内，祭仪便算开始。

火撑子，蒙古语叫突力嘎，是一种腰缠三箍，上有四个支撑点的火架子。

火撑子架在火盆上，里边放干柴。有的不用火撑子，使在火盆里搭起四边形干

柴架。把蓝、白、黄、红、绿五彩布条，挂在火撑子或木柴的四眉上，分别代

表蓝天、白云、黄教、红火、绿色的生命。

火撑子前，铺一席白毛毡，摆一张木桌，白毡上用炒米撒成“”字型图

案，蒙古语称哈斯塔吗嘎，译意即玉玺。桌子中央的一只碗里盛着炒米、茶

叶、红枣、黄油、羊胸脯肉等，上插燃烧着的香。桌上还有一个盘子，盛着绵

羊的四根肋条、颈骨、灌肠、胸脯、羊尾……装盘的次序是用颈骨、肋骨垫

底，灌肠居中，再上是胸脯，最上是肥腴的大绵羊尾，盘中祭品在当晚的仪式

上用。碗中的祭品留待二十四日以后、大年初一以前，每日早晚两次向火撑子

里投祭，火撑子里的火至少三天不断。有的保持三个月，甚至到下一年祭火。

蒙古人将最小的儿子叫守火盘的人，即含接续香火之意。

参加祭仪的主要是家主和男孩。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可以参加，女孩和

外姓回避。供品也不赠出嫁姑娘吃。

祭火开始，参加者各端一个盛食品的小木盘或碗，坐地准备招福。

第二篇：一周年祭（范文模版）

一周年祭

今天是三月十五日。当我一早起床拉开窗帘，看见的，是明媚的阳光。

然而一年前的今天，却是下起了鹅毛大雪，那一天，是老爷离开的日子。

记得那一天凌晨5点，电话铃声打破了我睡梦中的沉寂。电话那头，是妈妈带着哭腔，断断续续的声音：“姥爷离开了”。瞬时，我的眼泪像头凶猛的野兽一般，轻易地翻越眼眶的阻拦，向外涌出。

我飞快地穿好衣服，来不及刷牙洗脸就夺门而出，一路狂奔。还没走到姥姥家门口，哭喊声就混杂成一片，远远地从屋内传来。我放慢脚步，心跳不知是因为剧烈运动后的正常反应，还是因为害怕面对即将见到的残忍画面开始狂跳。

家门口，一些人进进出出，手忙脚乱的身影让我有些慌乱。屋内飘出的屡屡青烟开始让我幻觉般的以为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梦境。这时候，弟弟捂着面，呜咽着从房间里走出来，靠在门边的墙上，顺势坐下。隔了几秒的时间，他强忍很久的情绪终于在那一瞬间崩塌，放声大哭起来。

看见这一幕，我的脚开始发软，还不等进屋就先哭来起来。

刚踏进家门，我便看见妈妈和另外两个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着，一边向面前的火盆里放纸钱。熊熊的火势让每一张放进去的纸钱顷刻间变成黑灰色的粉末，然后生成一缕青烟，缓缓上升。此刻的姥爷，正安详地睡在用门板搭建的简易床上，他穿着深蓝色的寿衣，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白布。布将他的脸挡住，让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看见露在布外面的那双厚实的手一动不动地任凭冷空气肆意地将他包裹。那一刻，我脑海里第一个冒出的念头竟是“他们怎么能把我姥爷冷着？”。

妈妈起身看见我，递给我一叠厚厚的纸钱，让我送送姥爷。于是我跪在弟弟身边，一边重复着他们的动作，一边任泪水冲刷我的脸。

突然，在我身后传来一阵刺耳的哭声，我回过头，看见一个老婆婆正跪在我们家门口。她带着一顶绿色的编织帽，背有些微微地弯曲，身边放着一根拐杖，由于她低着头，我看不见此刻她脸上的表情，只听见她那震耳欲聋的哭喊声。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愣了几秒钟，不一会，人群中有人认出那个老婆婆是我们社区出了名的疯子，于是三两步走到她面前野蛮地一把抓住她，朝她吼到：“你这个疯子可别在这闹”一边说着一边将她往外拖。

这时候姥姥说话了：“别管她，她是来送老头的”。听完这句话，大家全都面面相觑，不理解姥姥的意思。“老头生前救过她一命”姥姥解释道。话音刚落，所有人沉默了，抓着老婆婆手的几个叔叔也慢慢把手松开，老婆婆又一次跪在地上，旁若无人地哭着。

中午，姥姥坚持留老婆婆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于是她便和我们坐在了一起。就在那个时候，屋外突然开始下雪，鹅毛一般的大雪。记得那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谁也没见过三月中旬的天会下那么大的雪。人们不约而同的说，是老天在为姥爷的离去流泪。我向来不相信这类毫无科学依据的说法，可是，当我回头看见老婆婆那完全不理会周围人的讨论，自顾自地像小孩一样吃着饭的样子，再联想到刚才她哭得撕心裂肺的一幕，我信了。我相信姥爷生前的好，是足以让老天爷为之感动的。

之后几天，家里的每个人都忙碌着。只有我，每时每刻都跪在姥爷的遗照前不停地流泪，不停地烧纸钱，然后不停地在心里想着，今后的生活会有一番怎么的改变。奇怪的是，整个丧礼结束，我的体重居然比家里每个人都减少得多。

如今，一周年过去了，家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慢慢从去年的悲痛中走了出来，生活也回到了正轨。但每当我用力去回想姥爷的脸时，一句本不是姥爷说的话，却有模有样地浮在我的脑海：“瑶瑶，好好学习，好好照顾你姥姥”。

我正努力着，亦或者，我已经做到了。

第三篇：《甲申300年祭》

《甲申300年祭》书评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发表了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一天是意味深长的，正是在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这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有了一点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会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清军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物资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的，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明朝已经亡了三百多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忘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第四篇：圆明园150年祭[推荐]

火烧圆明园，150年了！这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痛定思痛，有些事应该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英法侵略军：摧残文化的犯罪记录！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始建于明代而历经有清以来六代皇帝150多年营造，占地350公顷，拥有中外建筑师精心设计建造的二百多座各式建筑，汇聚了中西文化瑰宝。不幸，1860年10月，这个文化宝藏被罪恶之手毁灭了！

它被毁于英法侵略军的抢掠和焚烧！1860年10月6日，法国侵略军占领了圆明园，7、8两天，英法两方联手抢掠。看看当时在场的法军翻译官的记录吧： “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式各样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1]

“炮兵们在这一场合分到的东西最多，因为他们有马匹，有弹药箱，还有车辆。他们利用了弹药箱的每一个角落，而当弹药箱都塞满的时候，他们又把放炮后用来冲洗炮管的水桶也都塞得满满的，最后他们甚至把直到炮口的整个炮身也都塞满了东西。”[2] 英军也不后人。他们与法军一样防守抢劫。同时，为了掩饰罪行，抢掠伴随着焚烧：

“十月十三日。今天早晨，派往宫殿的英国远征队才刚刚回来，他们随带的成千辆车子和驮兽也都满载着战利品回来了。„„

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伙烧了；他们还说，在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Very nice）。”[3] 18日开始，“火三昼夜不息”，整个个园子被彻底烧毁：

“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惟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他们比拟。”[4] 还应指出，侵略者不但焚烧了圆明园，还焚烧、抢掠了万寿山、玉泉山等处。

顺便说说，圆明园不但毁于侵略者，它还被跟在侵略者屁股后面抢掠的本国流氓、地痞和愚民彻底戮尸，剥去最后一件内衣。

19世纪，法庭无法审判胜利者。可是，任何权势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正直的人，正直的笔，记下了他们的罪行。

从当时到今日，这场灾难一直遭到中外有识之士一致谴责。作为文明罪人，他们将遗臭千秋万代！

丧失了的三次机会

如果把认识停留在谴责抢掠和毁灭文化财富，那就过于肤浅了。火烧圆明园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延续四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的巅峰和终点。应该追寻为什么战火会点燃并且最终烧毁了圆明园？

就英法方面而言，拓展世界市场的冲动难于抑制，难得的是对方提供了藉口。

大清帝国如果应对得体，这类战火可以及时熄灭，清政府可以获得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时间。不幸，它丧失了三次扑灭烈火的机会。

为什么战火没有在广州熄灭？

战火是1856年10月在广州点燃的。多数中外史家同意，这次战争的起因有四： 第一．英国谋求通过修改条约扩大对华贸易。

第二．广州官绅延续十多年的反入城斗争，致使英国领事官员和商人不能和其他口岸一样可以自由进入城区。

第三．亚罗号事件。

第四．广西西林教案，天主教神父马赖被杀，将法国拖入侵略军行列。

没有必要一一重述众所周知的事实。应该着重指出：归根到底，这是朝野上下封闭和无知造成的恶果。换句话说：灾难来自无知和文明的差距。

《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双方在谈判中博弈，结果取决于实力对比和交涉过程的智慧，逃避无济于事。

英国官员和商人要求进入广州城一再被拒，透过当时和后来蓄意涂抹的“民族大义”油彩，实质是令人脸红的封闭！用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楠的话来说是：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5]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入广州城！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父被杀在宏观历史架构中本来是两个不大的风浪，谈判解决并不十分困难。

从1856年10月23日英军进攻广州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这场打打停停的战争，有多次和平解决的机会，但都被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平等协商、一味拖延的蠢行耽误了。1858年1月5日，这位总督大人终于成为俘虏，1859年4月10日客死孟加拉；他没有看到更大的屈辱降临！

1859，僧格林沁的蠢行

1858年2月11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它三月底派出代表在上海谈判。清政府又一次说不，拒派钦差到上海谈判；要英法美回广东找接替叶名琛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俄国佬则到黑龙江去找黑龙江将军奕山；唯一理由这是天朝的固有规矩！这些洋人不愿按照清政府的调子跳舞，4月9日至13日分别北上。5月20日，两个多小时激战后占领了大沽、白河口等地；26日，兵不血刃进据天津。在武力胁逼下，5月28日，订立了丧失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俄《爱珲城和约》；6月13、18、26、27日，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字。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外交惯例：外交人员及其眷属，或长住，或随时往来对方首都；觐见皇帝采用西方礼节；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2.国际通行的习惯：外国人可以往中国内地游历和经商；信仰自由，保护传教士和教徒。3.通商的规矩：保护商人生命财产；交了关税后，再交2.5%的子口税，货物可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随意设卡收税；减少商船船钞。此外，要增开一批口岸。11月补充签订的《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更规定关税为值百抽五，鸦片每百斤纳税30两，即可合法进口。4不平等的特权：内河航行权；治外法权。5.赔款：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两百万两。

平等、不平等的条款混在一起，总算了结多年争端。约好一年后交换批准书，完成最后一道手续。

不料，二十来岁的咸丰皇帝耿耿于怀的是坚守华夷之辨，不让蛮夷的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北京的门槛都别让他们踏进。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6]，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接到“捷报”，咸丰皇帝立即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废！

愚昧带来灾难！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9月14日谈判在通州前线进行，9月17日清政府屈从英法的全部要求。眼看战争又要结束了。

1860年的九一八：点燃最后一根引线

9月18日，节外生枝：根据咸丰皇帝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的旨意，僧格林沁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礼等一行39人，送往北京，分别囚禁各处。扣留谈判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外交史上罕见；又一次犯下大错！

这位蒙古亲王的军队接连大败，北京被联军占领，咸丰皇帝怆惶出逃，恭亲王不得不签下城下之盟。被蛮横扣留的人质理应释放了。支吾几天，人质送回给人家后，大祸降临了！9月18日英法两国被扣留的人质一共39人，一个月后活着回来的只有19个。回来的也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如何虐待，本国记载，讳莫如深。身受或亲见的夷人留下的记录，瞩目惊心！

看看法国随军的科学工作者洛图尔的遭遇吧： “他的两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这些野蛮人用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的极其残忍的手段，不时地对着那些绳子浇水，使之保持潮湿，好让它越勒越紧’。”

“他一只脚好像缩小了„„两只手都伸不直，变成S形的„„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现在无法走动，因为他的隐私处整个被割掉，真是可怕。”[7] 再看看英国远征军司令格兰特（Generai Sir Hope Grant）的日记和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吧： “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并且都加以野蛮的待遇，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 “被囚诸人，手足绑系，三日不进饮食，其所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8] 对英国政府说圆明园的损失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然是对英法军队罪行的掩饰。说清政府残酷地虐待人质，为了报复，彻底烧园；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19世纪著名中国学者夏燮记载：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并其散夷数十人悉絷送京师，经刑部讯供，监禁大、宛两县狱。至是，以议和释之归，有监毙在狱者十余人，英酋愤甚„„夷兵再扰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带，火三昼夜不息，京师内外大恐。”[9] 另一记载大同小异：

“英夷因闻前被俘二十余人，分处各县监禁，内已死二十一人，忿甚，再毁圆明园未烬殿宇及万寿山、玉泉山、昆明湖等处。自初四晚至初六日，火光日夜不息，烟焰蔽天。”[10] 僧格林沁亲王当时的一份奏折更足于确认这一判断

“查该夷因前获之巴夏里等三十余名，已死过半，是以于初

五、初六等日，复又分股烧毁圆明园、三山等处，奴才望见烟气冲天，寸心如割”。[11] 还应指出：杀戮和虐待俘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出现，也几乎将和谈成果毁于一旦，二十年后重犯当年错误，步履蹒跚，令人心痛！

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历史是野蛮和文明的交战史。不但原人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地回归学术。这是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的唯一途径，也是显示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软实力——学术自由的标记。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魏源、王韬、郭嵩焘等人，敢于超越庸众，戳破中华文明远非蛮夷所可比拟的迷梦，大声疾呼中国不止在器物层面落后，而且文化和制度都已落后，只有变革和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可是，几十年间执掌权力的高层只有个别人听见了这类呼声，主旋律依然高奏：整饬传统纪纲就能重振天朝声威。

无论疆场厮杀还是谈判桌上樽俎折冲，“洋鬼子”咄咄逼人的是市场逻辑和彼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的交涉不再由地方官员负责；彼此的交往平等相待；税收和纠纷的解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如此等等。恃势掠夺领土、“赔款”和各种特权，则是顺手拈来的战利品。

咸丰皇帝及其臣子关注的焦点却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进京也免了，以免皇帝面前出现不愿三跪九叩的蛮夷，破坏了祖宗留下的规矩！为此甚至不惜开出关税全免的支票，在大臣强烈反对下才没有提出。[12]让中国人至今仍义愤填膺的鸦片合法进口问题，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13]咸丰君臣地下有知，一定惊异为什么子民日后竟然把这次灾难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当然是文化差别。不过，实质是文化和制度差距：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差距；朝贡体系和现代外交关系的差距。咸丰皇帝、僧格林沁亲王、两广总督叶名琛等酿成这次国家灾难的罪人，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他们是按照朝野上下一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行事的，至死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罪不在他们，问题出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百年来，不少中国人观察中外关系，往往只看到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愿坦率承认除此以外，还有文明的差距。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延绵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是爱国壮举，症结在于他们不了解广州官绅认为按照传统的规矩，外国蛮夷除了朝贡使者没有进入广州城的先例！即使两国条约有规定，其他口岸亦已习以为常，广州就是要坚守传统！他们不懂得现代工商文明不承认这些规矩，要以自己的力量冲破这些陈规陋习。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重估人的价值，是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保障制度的建立。臣民任由主子杀戮，公民可不能随意侵犯。在这次战争中，对人的价值认知的差距也暴露无遗。

例如，让法国兴师动众的马赖被杀案件，既惨无人道，又违反条约。据1874——1909年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马士（Morse, Hosea Ballou）在其公认的权威著作中指出，1853年马赖到广西西林传教：

“最初，他很受到本地知县的款待，甚至还受到他的鼓励。但在1856年2月24日，他却被继任的知县所逮捕并且被钉上脚镣，收进监狱；在25日，他从狱中被提出审讯，并遭受拷打，这种拷打照例是用来强迫中国犯人招供的；27日，他又遭受跪在铁链上的酷刑；28日，他被放入囚笼去处死，这种囚笼是用来吊死罪犯的；但因为他到29日还没有死，于是他就被斩首，尸体也被残酷地脔割，丢给狗吃了。”[14]

至今还有一些人撰写的文章，强调马赖在西林县做了不许教徒拜祭祖宗和奸淫妇女、勾结土匪等罪恶。其实，前者是信仰问题，无拳无勇的马赖不可能强迫教徒不祭拜祖宗；后者早已被杀害马赖的署理知县断定与马赖无关。叶名琛在1858年1月17日的奏折中说：

“据署西林县知县张鸣凤禀称：咸丰六年„„二月间，据尖客村团长禀报，有匪徒马子农等到村，妖言惑众，纠夥拜会，并奸淫妇女，抢劫村庄„„随将马子农拿获到案，据马子农供，系广东人„„与札开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则其非马神父可知。”[15]

按照法理，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公正审理，没有理由施加酷刑。拷打、站笼、砍头，按照19世纪的文明进展，绝对是耸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从70年代开始不少中国的维新先驱也严厉谴责了这些野蛮刑罚，清政府终于在1900年后的新政予以废除。更重要的是这违反了两国之间的条约。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16]马氏到西林传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与马赖一道遭受酷刑的还有25位中国教徒，其中两位被处死。大清帝国的官员尚未懂得人的价值。《孝经》假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但随即申明：“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人是父母和君王的附属品；何况在宗法专制体系下，人的权利及其保障制度的建立从未提上议事日程。在如是传统熏陶下，出现此般现象，顺理成章。

有一种论调：这些是不平等条约，没有必要遵守。问题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必须考虑不遵守的后果。如果你的实力等于或超过对方，这好办，迫使对方谈判修改条约。如果你仍然处于弱势，老老实实改革和发展自己是唯一出路！假如你干了违反人道和亵渎文明的蠢行，死不认错无法增加一分正义的光彩。

21世纪，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一百年，至多不超过二百年，随着互免签证成为各国常规，人可以在各国自由居住和工作，国界大约只剩下地理意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也许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刊登在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文史参考》2010年10月号（上），圆明园专刊第12—16页，10月5日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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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

（六）第3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 同上，第362页。

[3] 同上，第368页。

[4]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

（二）第4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45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版。

[6] 参阅拙作：《现代化与中国教科书问题》，《东方文化》双月刊2002年第6期，广州。

[7] 伯纳·布立赛：《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24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杭州版。

[8]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

（二）第393、3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9] 夏燮：<中西纪事>，《第二次鸦片战争》

（二）第3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0] 《第二次鸦片战争》

（二）第4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1] 同上，第155—156页。

[12]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2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上海版。

[1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540—541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上海版。

[1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二）第616页，中华书局北京版。

[16] 《国耻录——旧中国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编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第五篇：父亲十周年祭-

父亲十周年祭

一晃便是十个春秋，到了父亲十周年的祭日，但记忆的闸门总还翻腾在过去的岁月，我眼前是父亲慈祥的微笑，耳畔是父亲厚重的谆谆教诲声音，仿佛父亲不曾离我们而去，他就生活在我的周围，并用他关爱的目光注视着我的生活，关注着我人生的每一个脚印。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农民，初中毕业后安排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海州师范师资训练班，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音乐方面：二胡、风琴也很精通，每逢周围邻居适逢红白之事，都喜欢找我父亲记账，写对联，缺乏文化的农村被人们尊称为老夫子。其一生经历了土改运动的轰烈，文化革命的劫难，听父亲讲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另行安排乡里党委做文秘工作，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回到了教师队伍中来。

父亲中学毕业后，爷爷奶奶没有什么祖业可继，作为长子我的父亲，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补贴爷爷奶奶抚养六个子女家用，父亲并不怨天尤人，相反，更加勤农重教，笑对人生。记忆中，总是父亲忙碌劳作的身影。父亲一生酷爱《三国演义》、《论语》，一有时间就拿起《三国演义》、《论语》等古典小说大声朗读，并给我们讲故事，常常引来村庄上的孩子们长久围坐而不肯离去。待到我长大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后，才渐渐读懂了父亲了错位的人生必将催发人的心理日益趋向成熟、稳健、洒脱和豁达。

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怀念父亲就是回味自己成长的历史，也是探索家族文化底蕴对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我的祖父兄弟两个，我的家族在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常住居民，在日本入侵间，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在逃难中，被日本人杀害了，当年被害的还有祖父的兄长还有一位亲人，在当时疼失四位亲人，落难的祖父、祖母只能到远房的亲戚家暂时避难，在客居异乡间，祖母生下了长子――我的父亲。父亲正是在国难当头、内忧外患、家道衰落、兵慌马乱，积弱积贫的旧中国出生，因而其受教育是比较艰辛的。

父亲除了在私塾识字读书、诵读“四书”“五经”不到一年外，小学直接从二年级上起，由于家贫，其五给兄弟姊妹都没有能力受到很好的教育，只有父亲的大妹妹相对受到教育好些，年级轻轻就入了党，先居住于安徽省会城市。父亲作为一个平凡而善良的文化农民，让人感动和欣赏的是：那种对待人生的态度，具备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胸怀，即是在最阴暗最困苦的日子里，都能用豁达的胸怀，洒脱的人生态度，才使他遇事想得开，走过了春风秋雨，跨过了坎坎坷坷。由于他有文化而被乡邻经常请去服务，凡是婚丧嫁娶，写婚联、撰挽联，作祭文。

长子如父，在异乡教学期间，凭着其豁达的人格，正直的人品，在家境比较清贫的大家庭中，成就了三个弟弟的婚姻，也找到自己人生非常得意的大儿媳妇，在四方相邻中传为美谈！

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每一个为人父母者，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而在子女教育上均寄予深情的厚望。父亲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在教育子女的方式上自然有他独特的方法。我们姊妹兄弟众多，从小生活得很艰辛，衣食常常成了父母最头疼的事。我属于家中老二，按照中国农村的习惯，受到父亲的恩宠机会就少些。如果说有什么幸运之神的恩赐，那就是他从小对我学习的严厉和做错事后的责罚。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我吃妹妹的零食并撒了谎，受到了父亲一顿狠打，也是我记忆中最为严厉的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父亲教育我们：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必须有真本事；要学会吃亏，吃小亏才不至于吃大亏，凡事要让人三分。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心中常感庆幸。在人生的旅途上，父亲的教诲之音常常提醒我小心做事，谨慎做人，遇事沉着，宽容大度，他使我享益终身。

还有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就是父亲对我文化课的教诲。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学、初中时代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涛声中度过。那是一个践踏文化、蔑视文化、教育沦落的时代。运动来了常常让学生去向群众宣读毛选，就利用学毛选宣传的机会，辅以高声朗读和写字。朗读，不能有错别字，如果念错了，他就严加指正，直到念对念准了，如此使我受益非浅。

父亲是那种严厉并不苟言笑的人，我小时候很少记得他亲吻过我，也未见到他对我们过分的亲昵，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心胸狭隘、冷漠的人。一有时间给我和小朋友们讲故事。有时也在劳动之余和村庄上的老人们下象棋。作为一个孩子有时真想让他抱一抱，亲一亲，抚摸抚摸。然而常常令人失望，曾怀疑他是否喜欢我。父亲是很爱我的，每当看到我在学习中取得的进步，都会给与鼓励，当自己做了父亲后，才真切地体会到父亲育儿艰。其实，伟大的父爱往往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才体现出来，他并不表现在日常的亲昵和溺爱中。父亲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很深，他深深懂得“恩生害、溺生怨”的道理。因此在教育子女的方式上从不表现在日常的亲昵上，而往往是在我们做错了事、生了病或者学习不认真时，用严厉的批评和无微的关怀来表现蕴藏心中的爱，这比那种用奢侈、娇惯、纵容、包庇的“爱”更能教育孩子健康成长。

生活常常是苦乐相伴，而艰难的岁月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在我的记忆深处，小时候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很少有新衣穿，很少有好饭吃。上小学初中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有时仅靠供应粮和回销粮接济，而供应粮、回销粮都是红薯、豆饼之类的东西，常常吃了胃中发酸。借粮在我的记忆中是比较难堪的事，真正领略了“壮士穷途一饭难，一钱迫死英雄汉”的尴尬。父亲与亲戚叽叽咕咕说了半夜，亲戚很不情愿借粮食，因为那个时期人们普遍缺粮，亲戚害怕父亲借去后孩子多不能偿还，费了好大的口舌，勉强答应借一斗小麦，这样总算帮助我们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家中的生计只有靠父母亲艰难维持。少年时代缺衣少粮的经历常常使我难以忘却，父亲珍爱粮食，吃饭中不许我们浪费的谆谆告诫始终在耳畔响起，象钟一样时刻敲打提醒着我，时至今日，看到小儿吃饭浪费米饭馒头时，心中非常生气，接待看到满桌吃剩的饭菜，心中总是忐忑不安，怀有愧疚之心，期盼奢靡浪费之风好转，人人都能珍爱粮食，珍爱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尽管生活的艰辛，但他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虽然有重男轻女思想，还是尽其所力让每个子女受一点文化教育,不致成为睁眼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哥高中毕业没有参加高考参军至1990年我大学毕业，弟弟98年大学毕业，在长达近30年，这30年每一个孩子的升学升级、成家立业都是踩着父亲的肩头一步一步地在前进。况且这期间是我国农村最贫穷的时期，农民家庭收入微薄，教育抚养一个孩子的成长父母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是难以计算的。常常为了一学期的学费靠喂猪、养鸡来支撑。可以说我们大学的毕业，父母亲是用养鸡、喂猪来完成的，有时靠卖鸡蛋、卖生猪往往还凑不够一学期的费用，只有靠父亲找亲戚东挪西凑了。就是在这艰难的环境中，父亲使每个子女受到不同的教育，其中有二人接受高等教育，在落后的农村贫困家庭来说已经相当不易。

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的辉煌时期，父亲也是一样，他一生中活得最潇洒最开心的时期当属他的晚年。随着改革开放春天的来临，教育的阳光普照大地。恢复政策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光荣中共组织一员，先后多次评为先进教师个人，评上了高级职称，工资收入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自父亲晚年，更多的是富有的精神释放了久存的郁闷，展现了他乐观、大度、豁达的一面。随着我们兄弟大学毕业，相继走上工作岗位，家中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父亲也能做些心存已久的善事了。

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气贯长虹的壮举，一位普通而善良的老百姓，在平凡的世界里做了平凡的事，在他生活过的土地上能赢来敬重和思念，父亲也该瞑目九泉了。每每回忆起父亲，有一首诗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父亲的腰弯了，他把挺直的脊梁给了我；

父亲的眼花了，他把明亮的眼睛给了我；

父亲的皱纹深了，他把美丽的青春给了我；

父亲老了，他把不老的心灵给了我。

父亲，我永远感恩于您！

谨以此文，对父亲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