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解释》的理解与实践[定稿]

第一篇：《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解释》的理解与实践[定稿]

文章标题：《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解释》的理解与实践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类型多样化、作案手段成人化、行为性质严重化等特点，这就要求我们的审判工作作出相应的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该司法解释明确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最新司法理念，在定罪量刑两方面均有诸多内容变动之处，特此结合近些时候市区两级法院少年审判实践中相关案件的处理情况，总结如下。

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明确

少年审判要充分发挥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这一功能，首先必须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对象，树立正确的刑事审判价值理念。新的司法解释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体现了加大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的社会态度，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寓教于审”，形成审理未成年人犯罪崭新的司法理念。

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明确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原则，这是新司法解释的主旨，也是司法理念的一次进步。它兼顾了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保护和法律实施中的社会公正，实现了法律体系内部的整合与协调。《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设立司法保护专章对此加以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明确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原则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观规律，有助于实现挽救未成年人的制度设计初衷。未成年人案件主要表现为“无知犯罪”（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罪）和“犯罪交往”（主观无犯罪恶意，因交往了一些社会上有不良行为的人而参与犯罪），其犯罪动机相对单纯，大部分是为了获取财物或追求一时的逞强，抢劫、盗窃等侵犯财产型犯罪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主要犯罪形态。未成年人思想可塑性强，如果教育处罚得当，能有效地感化、挽救他们，如果简单地按照成年人犯罪处以刑罚，强调惩罚、打击，则仅仅是让社会公众仇恨犯罪的感情得到了宣泄，实际结果很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成长经历中的污点，把他们推向新的犯罪边缘，在刑罚上没有体现出他们相对较弱的社会危害性，也没有实现挽救未成年人的初衷和目的。因此应当慎用监禁刑，尽可能以非监禁刑等手段，代替监禁刑的实际执行。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一审刑事案件中，对于主犯刘某、高某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１９８７年出生的未成年被告人刘某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基本上等同于她羁押的时间，尽可能缩短监禁的时间。这一案件体现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时，对未成年人在刑罚上的区别对待。

二、关于定罪方面的新规定

（一）重申犯罪年龄的刑法意义

新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行为人在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前后均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能依法追究其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后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对其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同种犯罪行为，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对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适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人犯罪时的年龄具有重要的刑法意义，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在定罪量刑方面均有区别。在定罪方面，未成年人只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行为负责，所认定的罪名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则的范围。同一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犯罪时年龄不同，可能出现犯罪行为相同，但罪名不同的情况；也可能出现由于犯罪时间跨越年龄界线，某一被告人相同的犯罪行为可能分别被认定为不同罪名。在量刑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充分考虑年龄这一法定情节，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二）明确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规则

新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本解释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第二条规定，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周岁”，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算。第三条规定，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查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裁判文书中应当写明被告人出生的年、月、日。第四条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该条是关于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年龄问题证据规则的新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法律适用上有别于成年人，年龄对案件处理有重要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案子在客观上没办法将年龄彻查清楚，情况非常复杂，特别是对于一些外地人员。很多地方出生日期记载不准确，或是后补的，还有一些人为了早结婚、早工作、早当兵故意虚报年龄，一旦被指控犯罪就容易出现与年龄不符的刑事处罚。先前

人民法院一般是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或是自己主动查清，新司法解释规定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的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有效地避免了办错案误杀的可能。

（三）明确校园内轻微暴力行为的处理原则

校园内的轻微暴力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先前的法律法规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罪与非罪的界限不十分清楚。新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一般也不认为是犯罪。这说明新司法解释对于校园内的暴力行为进行了区别对待，轻微的暴力行为原则上不认为是犯罪行为。这里要注意被告人的年龄、“轻微暴力或者威胁”、“数量不大”、“未造成危害后果”这些限制性条件，上述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即使定罪，在量刑上也是十分困难的，如果生搬硬套成年人犯罪的罪名和犯罪构成要件，他们的刑期一般都较长，很难体现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的刑罚原则，明显与未成年人所应承担的刑罚责任不适合，因此对于情节较轻的校园内暴力行为一般不认为是犯罪。当然，新司法解释所明确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仅指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轻微犯罪，不包括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明显后果的严重犯罪，这类案件在实践中很明确的应当适用《刑法》定罪量刑，不属于本条解释所说的情形。

新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随意殴打其他未成年人、多次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本条解释在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动机的基础上，选择与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罪名加以处罚，体现了罪刑责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新司法解释第七、八条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将校园内的暴力行为按照行为的手段和后果进行分类，分别认定为无罪、寻衅滋事罪、抢劫罪的处理原则，为司法实践中处理相关案件提供了明确的裁判依据。

某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佟某（１９８６年出生）、袁某（１９８９年出生）、高某（１９８９年出生）、李某（１９８９年出生）在某学校内连续三天抢劫十余起，共抢得人民币３８余元，赃款被四名被告人挥霍。一审法院以抢劫罪分别判处四名被告人有期徒刑１２年、７年、５年、３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此案发回重审。按照新司法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上述案件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认定为有罪，是否构成抢劫罪还值得商榷。

（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盗窃罪

新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

（二）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或者被胁迫；

（三）具有其他轻微情节的。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者近亲属财物，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五）情节轻微的可不以抢劫罪处罚

新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六）偶与幼女发生性行为且情节轻微不算犯罪

与幼女偶尔发生性行为先前认为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司法实践中认识分歧较大。新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新司法解释所指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仅指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青少年之间的早期性行为，这类案件不同于带有明显暴力的典型强奸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存在罪与非罪的争论。新解释正确区分暴力强奸行为与青少年早期性行为的不同，将性行为低龄化这一社会问题别除于刑法视野之外，使刑法在对幼女进行法律保护的同时，考虑到男孩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司法公正，明确了未成年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和社会责任，贯彻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控制性行为低龄化趋势，给青少年以正确的引导，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协调与配合，不能简单的依靠刑罚手段加以解决。

三、关于量刑方面的新规定

（一）明确未成年人案件的量刑原则

新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这一条主要是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将其与成年人案件的处理方法相区别。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审查起诉的重点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成年人审查起诉定罪量刑的标准主要是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而未成年人不仅考虑危害后果，还要考虑犯罪动机和目的、犯罪诱因、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造成的危害可能重于成年人，但是犯罪动机可能只是好奇或者是贴补家用，主观恶性不大。这种类型的犯罪处以较轻刑罚就足够了，如果参照对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很容易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二）六种情形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免予刑事处罚

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在此基础上，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六种应当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犯罪情形，第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

（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

（二）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

（三）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

（四）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

（五）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

（六）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先前由于没有具体规定，上述情况一直属于可判可不判的边界情况，对其适用不同的刑罚也造成了量刑的畸轻畸重。司法解释出来后，再有符合上述几种情况的，就应当依法裁判。

某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李某（１９８６年出生）、赵某（１９８８年出生）、郝某（１９８７年出生）、韩某（１９８９年出生）在沈阳市某中学外先后四次以语言和暴力相威胁，抢得人民币２６８元。一审法院以抢劫罪分别判处四名被告人有期徒刑１０年、６年、５年、２年。这起案件被告人上诉期间正值最高人民法院新司法解释出台之际，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原审事实予以认定的基础上，适用新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十七条的规定，作出了二审刑事判决，将四名被告人分别改判为有期徒刑３年、１年缓刑１年、免予刑事处罚、免予刑事处罚。

（三）明确未成年人犯罪处以缓刑的标准

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时“可以”宣告缓刑的条件，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在此基础上，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量刑时“应当”宣告缓刑的情形，第十六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

（一）初次犯罪；

（二）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三）具备监护、帮教条件。

某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被告人金某（１９８８年出生）利用在某饭店当服务员之机，先后盗窃人民币１．５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３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考虑到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同时结合被告人的家庭和社区不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等多方面因素，认为简单的适用缓刑无法确实保证其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对其适用了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改判为有期徒刑６个月。

（四）不满十六周岁一般不判无期徒刑

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第十四条规定，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对实施被指控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成年的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前款的规定。

（五）放宽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标准

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假释。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已经成年的，对其减刑、假释可以适用上述规定。

（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罚金刑的规定

新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一般不判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判处，并根据犯罪情节，综合考虑其缴纳罚金的能力，确定罚金数额。但罚金的最低数额不得少于五百元人民币。对被判处罚金刑的未成年罪犯，其监护人或者其他人自愿代为垫付罚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第十九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有个人财产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监护人予以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被告人对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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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工作经验材料

立足审判延伸帮教全力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法院系统于2004年相继成立了4个少年法庭，负责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工作。近年来，各少年法庭认真贯彻“教育、挽救、感化”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提前预防、审中教育和判后帮教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在预防、挽救、矫治青少年违法犯

罪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萨尔图区法院刑庭被授予全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让胡路区等两个少年法庭被授予全市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有3名少审法官被评为全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或荣立个人三等功。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抢前抓早防患未然

为贯彻落实“两法一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相关司法解释，根据我市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特点，近年来，我们把消除青少年犯罪的隐患作为落实“两法一例”的大事来抓，在走向社会的超前教育上狠下功夫。

1、共建“法制校园”。为防止和减少在校学生犯罪案件的发生，少年法庭的法官们走出法院，走向社会，走进校园，利用审理案件积累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资料，到辖区开展各类法制教育活动。各少年法庭在二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与10余所学校建立联系，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40余次，受教育师生达1万余人次。

2、送法进社区。针对社区固定人口和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较多的实际，2004年以来，我们重点选派一批法官到社区担任法制辅导员，以生动的案例、基本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到社区讲法送法。我们还特地编写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工作手册》和《未成年人审判相关法律解释》两本书，帮助未成年人及其家长了解掌握基本法律知识，引导他们自觉遵纪守法，运用法律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加强法制宣传。我们积极与市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有关栏目进行联系，就未成年人为什么迷恋网吧、与父母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进行普法及警示教育。我们还创办了《油城少审信息》简报，及时反馈少年审判工作动态信息，通过对典型案例重点剖析，帮助广大青少年及青少年工作者增强法律意识，不断扩大法制宣传工作的社会辐射面。

二、立足岗位审教合一

案件审理阶段是教育和感化青少年的重要环节。为了更好地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近年来，针对我市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特点，我们大胆实践，充分利用审判岗位优势，加强庭前、庭审、庭后工作延伸，努力做好未成年人罪犯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

1、庭前调查实事求是。即审判工作向前延伸。我们在全市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中引入社会调查员制度，将以往由主审法官进行涉案未成年人品德调查改为由辖区固定的社会调查员调查，保证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更加居中。社会调查员于开庭审理前，就未成年被告人自然情况、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写成书面材料，在庭审时向法庭出示，作为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参考性情节，以达到对未成年被告人区别对待和教育挽救的目的。让胡路区法院少年法庭审结的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梁某，16岁，因琐事将朋友张某打成轻伤。庭审前，经法庭主持调解，梁某的姑姑替梁某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3000元。经查，梁某5岁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由于缺乏家庭关爱，梁某经常去网吧并结交了一些“社会朋友”。了解到梁某的身世和犯罪原因后，让区法院对其依法从轻处罚。

2、全面推行“圆桌审判”。即庭审工作的延伸。为帮助未成年被告人克服恐惧心理，我们突出“寓教于审、审教合一”的理念，积极推广“圆桌审判”方式，将原有的审判庭改造成课堂形式，诉讼参与人的席位都以课桌代替，使之不失法律威严又充满课堂气氛，让未成年被告人产生置身其中又重回课堂的亲切感受。法官的说服教育、检察官的循循善诱、社会调查员的客观评价、法定代理人的真情召唤及审判庭的特殊布置相互作用，实现了庭审中教育、挽救、感化相统一的目标。真情化雨，润物无声，那些失足青少年每每在法庭上痛哭失声，下定悔改决心，迈出了走向新生的第一步。

3、调查回访跟踪帮教。即审判工作向后延伸。为了使犯罪青少年感受到温暖和关爱，我们坚持做好庭审后的跟踪帮教工作。如让区法院判决的确梁某故意伤害一案，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为了使梁某顺利回归社会，走好以后的生活道路，让区法院刑庭庭长曲志霞、少年法庭庭长徐桂萍，四处奔走为梁某解决就业问题。几经周折，让区某洗浴中心的经理被她们的真诚所感动，同意梁某在该洗浴中心工作。目前，让区少年法庭仍坚持定期回访梁某，并帮助其克服心理矛盾，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近年来，经各少年法庭的积极帮助，一大批未成年犯人对生活前途恢复了信心，走上了健康生活轨道。

三、构建体系形成合力

预防未成年犯罪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不仅需要审判机关的积极努力，

第三篇：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工作经验材料

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工作经验材料

立足审判延伸帮教全力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法院系统于2004年相继成立了4个少年法庭，负责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工作。近年来，各少年法庭认真贯彻“教育、挽救、感化”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提前预防、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审

中教育和判后帮教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在预防、挽救、矫治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萨尔图区法院刑庭被授予全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让胡路区等两个少年法庭被授予全市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有3名少审法官被评为全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或荣立个人三等功。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抢前抓早防患未然

为贯彻落实“两法一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相关司法解释，根据我市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特点，近年来，我们把消除青少年犯罪的隐患作为落实“两法一例”的大事来抓，在走向社会的超前教育上狠下功夫。

1、共建“法制校园”。为防止和减少在校学生犯罪案件的发生，少年法庭的法官们走出法院，走向社会，走进校园，利用审理案件积累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资料，到辖区开展各类法制教育活动。各少年法庭在二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与10余所学校建立联系，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40余次，受教育师生达1万余人次。

2、送法进社区。针对社区固定人口和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较多的实际，2004年以来，我们重点选派一批法官到社区担任法制辅导员，以生动的案例、基本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到社区讲法送法。我们还特地编写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工作手册》和《未成年人审判相关法律解释》两本书，帮助未成年人及其家长了解掌握基本法律知识，引导他们自觉遵纪守法，运用法律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加强法制宣传。我们积极与市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有关栏目进行联系，就未成年人为什么迷恋网吧、与父母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进行普法及警示教育。我们还创办了《油城少审信息》简报，及时反馈少年审判工作动态信息，通过对典型案例重点剖析，帮助广大青少年及青少年工作者增强法律意识，不断扩大法制宣传工作的社会辐射面。

二、立足岗位审教合一

案件审理阶段是教育和感化青少年的重要环节。为了更好地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近年来，针对我市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特点，我们大胆实践，充分利用审判岗位优势，加强庭前、庭审、庭后工作延伸，努力做好未成年人罪犯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

1、庭前调查实事求是。即审判工作向前延伸。我们在全市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中引入社会调查员制度，将以往由主审法官进行涉案未成年人品德调查改为由辖区固定的社会调查员调查，保证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更加居中。社会调查员于开庭审理前，就未成年被告人自然情况、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写成书面材料，在庭审时向法庭出示，作为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参考性情节，以达到对未成年被告人区别对待和教育挽救的目的。让胡路区法院少年法庭审结的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梁某，16岁，因琐事将朋友张某打成轻伤。庭审前，经法庭主持调解，梁某的姑姑替梁某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3000元。经查，梁某5岁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由于缺乏家庭关爱，梁某经常去网吧并结交了一些“社会朋友”。了解到梁某的身世和犯罪原因后，让区法院对其依法从轻处罚。

2、全面推行“圆桌审判”。即庭审工作的延伸。为帮助未成年被告人克服恐惧心理，我们突出“寓教于审、审教合一”的理念，积极推广“圆桌审判”方式，将原有的审判庭改造成课堂形式，诉讼参与人的席位都以课桌代替，使之不失法律威严又充满课堂气氛，让未成年被告人产生置身其中又重回课堂的亲切感受。法官的说服教育、检察官的循循善诱、社会调查员的客观评价、法定代理人的真情召唤及审判庭的特殊布置相互作用，实现了庭审中教育、挽救、感化相统一的目标。真情化雨，润物无声，那些失足青少年每每在法庭上痛哭失声，下定悔改决心，迈出了走向新生的第一步。

3、调查回访跟踪帮教。即审判工作向后延伸。为了使犯罪青少年感受到温暖和关爱，我们坚持做好庭审后的跟踪帮教工作。如让区法院判决的确梁某故意伤害一案，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为了使梁某顺利回归社会，走好以后的生活道路，让区法院刑庭庭长曲志霞、少年法庭庭长徐桂萍，四处奔走为梁某解决就业问题。几经周折，让区某洗浴中心的经理被她们的真诚所感动，同意梁某在该洗浴中心工作。目前，让区少年法庭仍坚持定期回访梁某，并帮助其克服心理矛盾，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近年来，经各少年法庭的积极帮助，一大批未成年犯人对生活前途恢复了信心，走上了健康生活轨道。

三、构建体系形成合力

预防未成年犯罪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不仅需要审判机关的积极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配合及配合。因此，我们在工作中注重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联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巩固和扩大审判

工作教育成果。

1、建立“关爱基地”和“学习基地”。为了给失足少年提供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在犯罪的道路上止步，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自我反省，自我改造，2004年以来，让胡路区法院少年法庭呈请区政法委协调与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区司法局、区关工委等单位，建立了1个“关爱基地”和60个“学习基地”，对具备“没有前科，不是累犯，不致再对社会造成危害，家住本市，具有监护人”等条件的已判决的被告人，经法庭确认核实后移交“关爱基地”进行教育转化。“关爱基地”每天有帮教人找其谈话，每日写出改过心得，每月小结一次，还设立了考勤、请销假制度等。待考察期满，“关爱基地”根据被考察对象的具体表现，作出行为评定，少年法庭根据被告人原来的犯罪事实和情节，结合“关爱基地”提供的考察期间表现情况，对其作出适当的处罚。目前，城区“两放人员中共有失足青年111名，经“关爱基地”工作人员的耐心帮教，无一人重新犯罪。

2、促进“两条龙”工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教育和挽救未成年人犯，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充分发挥政法和社会“两条龙”帮教作用。即由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部门共同组成的政法“一条龙”工作体系和由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关工委等社会团体共同组成的社会“一条龙”工作体系。工作中，我们在提前预防、开庭审判及回访跟踪各个阶段都同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与联系，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机会，利用社会合力，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几年来，通过“两条龙”帮教体系的积极作用，共有32名未成年人犯重返小学和中学校园，24名未成年人犯走上了工作岗位。

回顾过去的工作，我们虽然在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对照兄弟单位的经验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领会会议精神，学习先进经验，立足审判岗位，发挥职能作用，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更好的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做出新的贡献！

第四篇：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工作经验材料

立足审判延伸帮教全力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法院系统于2004年相继成立了4个少年法庭，负责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工作。近年来，各少年法庭认真贯彻“教育、挽救、感化”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提前预防、审中教育和判后帮教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在预防、挽救、矫治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萨尔图区法院刑庭被授予全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让胡路区等两个少年法庭被授予全市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有3名少审法官被评为全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或荣立个人三等功。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抢前抓早防患未然

为贯彻落实“两法一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相关司法解释，根据我市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特点，近年来，我们把消除青少年犯罪的隐患作为落实“两法一例”的大事来抓，在走向社会的超前教育上狠下功夫。社会调查员于开庭审理前，就未成年被告人自然情况、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写成书面材料，在庭审时向法庭出示，作为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参考性情节，以达到对未成年被告人区别对待和教育挽救的目的。让胡路区法院少年法庭审结的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梁某，16岁，因琐事将朋友张某打成轻伤。庭审前，经法庭主持调解，梁某的姑姑替梁某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3000元。经查，梁某5岁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由于缺乏家庭关爱，梁某经常去网吧并结交了一些“社会朋友”。了解到梁某的身世和犯罪原因后，让区法院对其依法从轻处罚。

2、全面推行“圆桌审判”。即庭审工作的延伸。为帮助未成年被告人克服恐惧心理，我们突出“寓教于审、审教合一”的理念，积极推广“圆桌审判”方式，将原有的审判庭改造成课堂形式，诉讼参与人的席位都以课桌代替，使之不失法律威严又充满课堂气氛，让未成年被告人产生置身其中又重回课堂的亲切感受。法官的说服教育、检察官的循循善诱、社会调查员的客观评价、法定代理人的真情召唤及审判庭的特殊布置相互作用，实现了庭审中教育、挽救、感化相统一的目标。真情化雨，润物无声，那些失足青少年每每在法庭上痛哭失声，下定悔改决心，迈出了走向新生的第一步。

3、调查回访跟踪帮教。即审判工作向后延伸。为了使犯罪青少年感受到温暖和关爱，我们坚持做好庭审后的跟踪帮教工作。如让区法院判决的确梁某故意伤害一案，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为了使梁某顺利回归社会，走好以后的生活道路，让区法院刑庭庭长曲志霞、少年法庭庭长徐桂萍，四处奔走为梁某解决就业问题。几经周折，让区某洗浴中心的经理被她们的真诚所感动，同意梁某在该洗浴中心工作。目前，让区少年法庭仍坚持定期回访梁某，并帮助其克服心理矛盾，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近年来，经各少年法庭的积极帮助，一大批未成年犯人对生活前途恢复了信心，走上了健康生活轨道。

三、构建体系形成合力

预防未成年犯罪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不仅需要审判机关的积极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配合及配合。因此，我们在工作中注重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联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巩固和扩大审判工作教育成果。

1、建立“关爱基地”和“学习基地”。为了给失足少年提供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在犯罪的道路上止步，自我反省，自我改造，2004年以来，让胡路区法院少年法庭呈请区政法委协调与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区司法局、区关工委等单位，建立了1个“关爱基地”和60个“学习基地”，对具备“没有前科，不是累犯，不致再对社会造成危害，家住本市，具有监护人”等条件的已判决的被告人，经法庭确认核实后移交“关爱基地”进行教育转化。“关爱基地”每天有帮教人找其谈话，每日写出改过心得，每月小结一次，还设立了考勤、请销假制度等。

第五篇：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宁波市公安局、宁波市司法局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为正确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一步规范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活动，更好地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规定，结合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实践，制定本意见。

一、被告人年龄认定

（一）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着重审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年龄证据。对证据缺失或者不充分的，公诉案件应当通知公诉机关补充提供或调查核实；自诉案件应当自行调查核实，并记录在案。

经查证，确实无法查明被告人真实年龄，而根据被告人自报年龄或者推定作出认定的，应在裁判文书中注明 “自报”，或说明推定的理由。

（二）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查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并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写明被告人的出生年、月、日。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依法作出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认定和处理。

（三）被告人年龄的认定，原则上应采信被告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

对公诉机关仅以网载身份资料作为证明被告人身份情况证据举证的，特别是被告人系未成年，或者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节点认定存疑的，应要求公诉机关补充调查举证。但有其他证据（如照片）可以印证该资料所证被告人身份真实性的，可依据该系列证据予以认定。

骨龄鉴定是帮助审查判断被告人年龄的一种参考依据，一般不作为证据直接在裁判文书中采用。仅在经查证，确无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身份年龄时，可以作为推定被告人年龄的证据采用。

（四）被告人及其家属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其他证明材料证明被告人真实年龄，经查证属实的，应予认定。

其他证据与户籍证明存在矛盾，应向出具户籍证明的公安机关核实，并对其他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经查证，其他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没有明显瑕疵，但其证明效力难以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抗衡的，一般不予采信。

提供的其他证据相互矛盾，或者难以得到印证，证明效力明显低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的，不予采信。涉案证据对涉及刑事责任年龄节点认定有矛盾，确实难以判定真伪的，可以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五）对前述因被告人自报未成年，以及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而就低认定被告人年龄的，在量刑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从严掌握从轻处罚的调节尺度，一般不予减轻处罚。

二、法定代理人出庭

（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案后，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查清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的情况和联系方式，通知其到场旁听审讯。相关工作情况应记录在案，并与调取的法定代理人身份资料一起随案移送。

法定代理人无法或不宜到场的，可以经未成年人同意或按其意愿通知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朋友、社会工作者、教师、律师等合适成年人到场。

（七）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前，应依法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法定代理人无法出庭，或者明确表示不出庭，经书面通知仍未到庭的，可以通知有条件出庭的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代为行使法定代理人权责。通知及反馈情况，均应记录在案。

（八）经依法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以及其他可以担任法定代理人的人均未到庭的，人民法院除依法为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人外，可以邀请合适成年人参加诉讼，行使法定代理人的部分诉讼权利和义务，协助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帮教工作。

（九）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不到庭的，对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离开父母长期独立生活的被告人，可以视情认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劝导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撤销对被告人法定代理人的附带民事诉讼，劝导无效的，可以驳回起诉，但仍须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

对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以及依靠监护人生活的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被告人，监护人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并告知附带民事原告人在诉状中，只须将未成年被告人的监护人列为

1“法定代理人”即可，无须列为“法定代理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但对法定代理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应在裁判文书中予以阐明，并在判决主文中作出判定。

三、几种行为的定性及处理

（十）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与幼女自愿发生性行为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且在案件审理阶段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在量刑调节尺度范围内予以较大幅度的从轻、减轻处罚。

（十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手段，强行索要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数量不大的钱财，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十二）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共同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强行索取他人钱财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主观恶性不深，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大，案发后能如实交代并积极退赃的，一般应予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其中盲目跟从、在共同犯罪中未对被害人实施客观加害行为、分赃较少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可在量刑调节尺度范围内予以较大幅度的从轻、减轻处罚。

（十三）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随意殴打他人、多次对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非法占有、逞强争霸等多重主观犯意掺杂，以轻微暴力、威胁手段，多次强行索取他人钱财，符合寻衅滋事犯罪特征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但决定刑罚时应综合考虑，避免对其从轻处罚情节重复评价。

（十四）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偶尔实施盗窃、抢夺、诈骗行为，作案数额虽达到较大以上，但在构罪数额标准一倍以内，情节轻微，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作案事实并积极退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抢夺、诈骗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十五）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近亲属财物构成盗窃犯罪；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构成盗窃犯罪，但盗窃数额未达到巨大，被盗窃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伙同其他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上述行为，如共同盗窃中的其他未成年人起主要作用的，可对其他未成年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作用难以查清的，均可不按犯罪处理。

（十六）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但情节轻微，同时又不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1.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

2.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

3.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述行为。

四、量刑

（十七）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在具体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优先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十八）行为人在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前后均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能依法追究其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后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对其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应当依法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同种犯罪行为，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对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适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主要犯罪是在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可对全案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十九）对未成年罪犯只有罪行极其严重，且无其他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罪犯，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二十）对于未成年罪犯，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

对实施被指控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成年的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前款的规定。

（二十一）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但一般不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一般不判处财产刑。

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单处罚金”的犯罪，且有条件支付的，一般优先适用单处罚金。

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判处，并根据犯罪情节，综合考虑其缴纳罚金的能力，确定罚金数额。但罚金的最低数额不得少于五百元人民币。

对被判处罚金刑的未成年罪犯，本人暂时无力支付罚金，其监护人或者其他人自愿代为垫付的，应当允许，并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二十二）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积极退赃或者积极赔偿、取得被害方谅解，且具备监管、帮教条件的，应当适用缓刑。

（二十三）对罪行较轻，悔罪表现好，非惯犯或有前科，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优先适用免予刑事处罚：

1.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

2.系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的；

3.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的；

4.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5.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6.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二十四）对未成年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应着重调解，争取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配合，力求取得刑事和解。赔偿情况，应作为量刑的重要情节予以考虑。

五、非监禁刑的适用与执行

（二十五）进一步依法加大对未成年罪犯的非监禁刑适用。积极探索建立扩大外地籍未成年罪犯非监禁刑适用机制，适度放宽适用标准，着力化解“同案不同判”问题。

（二十六）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案后，应当及时通过司法系统内部联网信息平台或者以书面委托方式，委托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一贯表现，以及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等情况开展社会调查。社区矫正机构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工作。除特殊情况外，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社会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回复委托机关。

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认真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或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对未随案移送上述材料的，应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提供，或者就无法提供的情况进行书面说明。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或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其中，对本市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和移送起诉时未羁押的未成年被告人，除特殊情况外，应当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

（二十七）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可能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在庭审中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依据进行质证，听取当事人及诉讼参与各方的意见，并作为教育和量刑的参考。

对社区矫正机构明确表示被调查未成年被告人不适合适用非监禁刑的，一般不再考虑适用。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有异议，反映强烈的，或者公诉机关有异议的，可在休庭后，召集相关单位、人员以听证会方式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及非监禁刑适用条件进行核查，或者由人民法院重新调查

核实。人民法院根据核查情况作出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判决，但判决论理部分需要说明非监禁刑适用与否的理由。

（二十八）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同时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被告人可能判决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尽可能促成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

（二十九）对符合法定非监禁刑条件的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其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者长期暂住本市，愿意对其承担监管责任，且暂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愿意接受帮助监管、帮教，并出具社会调查报告的，一般可适用非监禁刑。

具有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亲属，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或者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同意接受监管、帮教证明的，人民法院应要求其同时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社会调查报告，并自行或者委托当地法院对相关证明、报告的真实性予以核查。经调查，该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的监管机构确实能够履行监管、帮教责任的，在落实判后移送执行交接事项后，可以适用非监禁刑。

（三十）对可能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法院在下判前，应帮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该未成年被告人判后入学、就业和落实帮教单位等工作，协助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制定帮教措施，防止出现判后监管失控情况。

（三十一）人民法院作出适用非监禁刑判决的，在判决生效后，应及时在司法系统内部联网信息平台内，根据要求填写输入相关信息数据；并在规定期限内，将判决的适用非监禁刑罪犯及其相关文书资料，移交社区矫正机构，办理移送监管手续，并与非监禁刑执行组织签订共同帮教协议。

（三十二）人民法院应制定、落实未成年罪犯判后回访考察制度。对判决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建立档案，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跟踪回访考察，帮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帮扶、教育，并将回访考察情况记录备案。回访考察原则上一年不得少于一次。

（三十三）本意见于下发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浙江省宁波市司法局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