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监狱与感恩
监狱与感恩
爷爷是一名警察,在西安监狱工作;我小时侯,爷爷经常带我去他的办公室;时间一长,各个办公室都有我的小脚丫,但,惟独监区没有。我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或监区的铁网或岗楼,能看见身穿统一囚服的犯人在集合或开会或劳作,但,周围有很多身背冲锋枪的武警和腰扎手枪的警察,在警戒。那时我问爷爷:“爷爷,他们为什么被关押在这里?”爷爷说:“因为,他们犯了罪,危害了人民!”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犯罪?”爷爷说:“因为,他们不听家长的话!”我问:“他们晚上能回家吗?”爷爷说:“当然不能!他们白天晚上都不能回家,要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直到刑满为止!”从小我就知道:监狱是威严的地方,是关押坏人的地方;要听家长的话,不做危害人民的事!
从小我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爷奶精心地养育着我,细心地教导着我;现在,爷爷早已离休,爷奶都年愈古稀了。上小学低年级时,我还能每个星期五晚上和星期
六、星期天在爷奶家,陪陪他们,逗逗他们;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习加重,每个星期只有一天在爷奶家;步入初二后,学习实在是太忙、太累、太紧,有时,两个星期才能回爷奶家。每次我回爷奶家,还未上到二楼,就听见爷爷、奶奶在四楼的家门口召唤我;每次我离开爷奶家,爷爷、奶奶总是在四楼的阳台上挥手送我。召似海,送似山(写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爷爷、奶奶不行呀,孙女必须要走呀,孙女要学习,惟有孙女学好本领,才能报恩于您们!每次我路过西安监狱回爷奶家时,总是想起爷爷敲打我的话:“我们不可能成为像扬利伟那样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但,我们决不能成为人民的罪人!”
监狱,使我明白了做人;爷奶,使我明白了感恩!
第二篇:学校与监狱
多一所学校,少一所监狱
——学校法制教育之我见
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第三中学
张彪
教育是一个复杂而又开放的社会系统。“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已正式写进现行宪法,法制教育作为实现这一治国方略的重要途径而被吸纳到学校教育系统当中,成为学校教育内容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学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我们认为,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的基本途径。法治精神是指尊崇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法治精神是推动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是一种可以沉积的民族文化。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学校法制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学校法制教育为国家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和守法公民。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中国二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历程表明,法治需要执法公仆,需要护法忠臣,需要弘法良才,“必须造就一大批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所有这些法律人才的摇篮就在学校,根本途径就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包括法律教育)。同时,开展法制教育,使社会成员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尽管自1986年开始的三次全国性的普法宣传和正在进行的“四五”普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最富有实效的途径仍然是学校的法制教育,无论从“英才教育”意义上,还是从“普及教育”意义上,唯有学校法制教育才能持久而有效地担当起培养“法治英才”与“法治公民”这一历史使命。
再次,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学生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以来曾经高达73%。他们以“财”、“色”、“霸”为作案目的,以暴力型、故意型、团伙型为主要方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初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举的几个实例,更让我们对在校学生的法律素质充满忧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社会变革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学校多年来忽视甚至放弃法制教育的结果。“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这也是学校对建设法治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尽的法律责任。
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法治社会中,是否具备法律素质,有无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是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一项基本标准。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个体受教育年限的逐渐增长,学校已成为个体社会化必经环节。法制教育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强化学校法制教育,提高学校法制教育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法治化进程。
1.把法制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大学有专门的
法律教材外,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内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全部散见于德育类教材中,作为学校德育内容的一个相对次要的组成部分,不系统、不全面、无规律,缺乏内在连续性。孰不知,“道德人”与“法律人”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有道德的人会因为不懂法而触犯法律,而不道德的人却会因为了解法律而不敢犯法。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时,也是把有道德和有纪律(合理理解就是有法纪)并提的,而且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把纪律纳入道德范畴之意。同时,德育概念本身也没有包括法制教育,学校德育广义理解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狭义理解仅指品德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指政治立场、观点、态度以及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仅指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而品德教育旨在培养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德育的三大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涵盖法制教育内容。另外,比较美国、德国与瑞士等国的学校教育,尽管也强调道德或宗教教育,但法制教育却是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传统,它与道德或宗教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写、专业设置还是教师配备上都有区别。可见,把学校法制教育内容变相为德育内容,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样,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实践本身就在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杠杆、以智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再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无疑于彻底否定了法制教育的重要地位。
2.把法律素质排除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如前所述,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法律素质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没有明确提出“法律素质”概念,也没有对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当前的学校素质教育也没有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认识上只承认“法律意识”或“法制观念”的存在,在实践中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熟不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政治理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今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同样要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推进器,这种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培养法律职业群体和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
质人才。如果素质教育理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无视法律素质的存在,不重视法律素质的研究,学校教育实践仍然沿用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就必然影响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
3.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教学。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法律知识教学是法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法律知识教学不能代替法制教育,知法者并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护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现在知法犯法青少年大有人在,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模仿犯罪,不少青少年模仿影视小说中罪犯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犯罪;二是反侦查,比如作案时带手套,伪造证件,破坏现场等等。所以,把传统学校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已是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学校法制教育构建
法制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功用与学校教育忽视法制教育、不重视法律素质培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教育是为社会主义化建设服务的,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理所当然地要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培养大批的民主法治人才和守法护法公民。学校教育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改革那些与民主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教学体制,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当前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法律素质必须着手以下几方面的构建。
(一)完善素质教育理论
九十年代初期,国家以法律性文件的形式大力倡导“改革人才教育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在全国形成了“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高潮。从实质意义上讲,素质教育应该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进一步诠释和具体化,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培养和发展所有学生的各种素质,而“全面发展教育”是它的基本实现途径。传统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智育和体育是素质教育的几个重要途径,但决不是全部途径,80年代教育改革增加了美育和劳动教育,九十年代又大力推行心理教育。素质教育的途径随着社会
进步以及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完善,九十年代末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又为学校素质教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法律素质教育,这是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加强法律素质方面的理论研究,明确法律素质在个体综合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法律素质的基本内含、层次和养成规律,对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科学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
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之所以没有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没有法制教育课程,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使法制教育成了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比如,许多学校仅仅是每一学期或学年请校外的“法制辅导员”举办一至二次法制讲座。其实,法制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一样,具有自身的认知规律和结构体系,没有相应的课程就难有法制教育实效。因此,教育决策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让法制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中,使法制教育在学年编制、课时分配、学周安排和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加以明确,把“软任务”变成“硬任务”。这不仅是法制教育地位使然,也是课程化的一个客观要求。同时,要加快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法学院校开设一定比重的教育学科,在师范院校增加一定比重的法律课程,从而使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有机会进入教师队伍,使师资队伍具有相应的法律素质,最终使学校法制教育具有可靠的智力资源保证。
(三)探索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提高法制教育实效 法制教育与学校德育一样,不能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概念的掌握,而应把重心放在素质的提高上,养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行为习惯。为此,在认真完成正规法制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需要努力探寻其他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我们通过对多所中小学校法制教育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法制教育活动应该可以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除了正规课程教学外,还可以包括:1.利用学校部分教师和校外司法专业人员的法律智力资源,开展“周末法制教育系列讲座”,制定计划并严格执行;2.帮助学生建立法律协会,进行有关法制方面的学习讨论和实践;3.组织青少年学生旁听各类案件的审理,切身感受违法与制裁、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4.在法官和检察官的协助指导下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实践提高素质;等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丰富了校园生活,减少了违法违纪行为,对建设良好校风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实行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
依法治校既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种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学校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实行依法治校,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章办事,就能在校园内形成讲求民主、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自觉维护校规校纪的良好氛围,这是一种强大的隐性课程,它能使置身于其中的全体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认真学法、自觉守法、善于用法、勇于护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法制教育事半功倍,最终实学校法制教育培养目标。
总之,学校法制教育所具有的弘扬法治精神、培养法治人才以及预防与减少违法犯罪等特有功能,奠定了它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当前学校法制教育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难有实效。学校教育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就必须从学校教育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高度重视法制教育,包括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强化法律素质;建立科学的学校法制教育课程体系;努力探索学校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营造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
第三篇:33研究室与监狱
监狱与研究室——陈独秀追求人生的双重场所
陈独秀(1879—1942)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而又十分特殊的领袖人物,一方面,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乃至随后的革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由于他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退让的右倾政策,以及组织托派组织,并成为托派领袖,在1929年被中共中央被开除出党。
一.乱世之中求真理,探索之路获赞誉
对于陈独秀而言,其个性刚烈、执著,待人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这种性格决定了陈独秀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民族解放之路,也决定了他个人最终的命运。
陈独秀早期曾与章士钊等上海主编《国民日报》,章士钊曾经是这样评价陈独秀的,说他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他,“不峻之阪弗上”,越是艰难越向前。正因为这样的个性,陈独秀在离开章士钊之后,于1904年3月份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并组织秘密反清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但在接下来的1906年至1911年9月的5年时间里,陈独秀很少出现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活动中。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独秀”的名字开始见诸于刊物。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认为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众多知识青年所仰慕,但为顽固旧势力所忌恨,其言论被视为异端。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篇短文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反帝爱国传单时被捕入狱,一时成为社会焦点,诸多进步人士为营救他而奔走呐喊。
1919年6月19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当局被迫释放陈独秀。出狱后,陈独秀很快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陈独秀不是最早的,但在思想界中其影响却是最大的,他带动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毛泽东称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不久,“南陈”和“北李”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他被选为首任总书记并连任五届。
二.性格决定命运,成“托派”毁个人声誉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但是,到大革命后期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对陈独秀的批评日益激烈,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他。陈独秀满腹怨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中共中央分歧甚大。1929年9月,陈独秀组建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反对派”。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斥陈独秀为“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但仍称他为同志。陈独秀拒绝接受批评。10月27日,王明以“慕石”的笔名在红旗发表论陈独秀一文,称陈独秀是“无产阶级的叛徒”、“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1931年,蔡和森在论陈独秀主义中也称陈独秀为“可耻的投降者,顽固的叛徒”。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再次引起社会关注。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及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国际人士呼吁释放陈独秀。中共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多次予以报道,但当时依然称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反共”先锋。国民党方面并未因陈独秀已被共产党开除而宽恕他,对社会舆论也置若罔闻。在法庭上,陈
独秀受审时的自辩书逻辑严密,慷慨激昂,成为某些学校的教材。在监狱中的5年时间里,陈独秀开始静下心来作些学术研究,用自身行动来证明了他之前的“研究室与监狱”宣言,并写下金粉泪组诗56首,以嬉笑怒骂的形式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国民政府腐败罪行。
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后,国民党要人曾多次拉拢他,但他不为所动。中共也派代表与他会谈,希望他承认以往的错误。不久,陈独秀去武汉,发表了一些抗日主张。11月20日,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一文,一方面承认其观点与中国托派的主张已大有区别,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另一方面仍批判他“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的俘虏”。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回国不久的王明坚决反对与陈独秀进行谈判,并给陈独秀安上了“杀人犯”、“汉奸”、“领取日本津贴”等罪名。有人提出这不是事实,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很快,在解放周刊、群众周刊以及刚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上出现了一些把陈独秀说成是汉奸的文章。最典型的是史学界经常提到的康生于1938年1月28日在解放上发表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和无党派进步人士首先站出来为陈辩诬,一时又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陈独秀极为恼怒,奋力反击。后来经周恩来多次做工作才使此事不了了之。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历史对于陈独秀的评价始终各说一词,但毋庸置疑的是,陈独秀对近代中国的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奋笔疾呼影响了当时的一批人,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同志等革命家。
(叶根发编写)
第四篇:监狱与警务运行机制创新
监狱与警务运行机制创新
2010年以来,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以构建场所警戒机制为切入点,积极探索提升监管场所安全效能的有效路径。通过实行“7×24”警务运行模式、建立“指挥中心、监区、现场”三级警戒框架、整合人力和物力资源等一系列措施,着力创新警务运行机制,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将上海监狱场所规范化建设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7×24”模式保安全
“7×24”警务运行模式是指:所有监狱实现每周7天警力的全覆盖和1天24小时的全天候有效控制。为使警力每周每天都能均衡分布,他们采取了“错时轮休”等符合实战需要的作息方式,充实双休日、节假日警力,确保监管场所警力的科学、有效分布。实现了警务运作模式由静态向动态、由机关化向实战化的转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现有警力效能,实现警力的科学配置。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郑善和介绍说:“要加强监狱场所警戒机制,就必须以场所稳定为目标,建成一个反应敏捷、指挥专业、通讯畅通、装备精良的全天候、动态的场所警戒运行机制。”
提篮桥监狱在执行“7×24”模式时,将值班分为了日班和晚班,白天重点巡查服刑人员劳动现场和服刑人员留监场所,夜间则着重对服刑人员学习和生活现场加强巡查。提篮桥监狱加强民警下班、双休日和节假日的值班警力,确保了监狱全天候的安全。记者在该监狱行政部门保安值班室看到,墙上贴有详尽的《值班安排表》,不仅各个日期的值班时段标明清楚,而且具体落实到个人。提篮桥监狱监狱长刘金宝表示:“这样的值班安排更为合理,而且使值班人员的责任更加清晰,保证了‘7×24’模式的有效运行。”
指挥中心促串联
“叮铃铃——”上海市南汇监狱的指挥中心电话响起。监区一号门门卫打来电话请示是否放行车辆。坐镇指挥中心的指挥员徐平当即通过大屏幕仔细检查车辆情况,检查车辆无误后发布了放行命令。只见一号门徐徐打开,车辆才得以离开。整个过程流畅、规范、有条不紊。
按照“南汇监狱装卸车辆出监狱流程”,在任何出监狱车辆开动以前,民警必须首先清点装卸车服刑人员人账。民警确认无误后,带车民警才能向指挥中心请示出监狱。在此之后,车辆还必须经受两道门的检查,最后通过了指挥中心的放行指令才能够离开。重重把关确保了监狱安全,而整个过程其实已经牵涉了指挥中心、监区、现场三级平台。
指挥中心通过“定位”,将各个部门涉及警戒职能的工作进行了高效、集约的串联,建立起健全的工作机制,以便于快速反应、统一指挥。南汇监狱监狱长戴卫东表示:“指挥中心是监狱场所警戒的管理中枢,具有先期指挥、狱情监控、协调警务、警戒信息处理等职能。指挥中心的集成平台大大加强了我们监狱管理的效率。”
资源整合应危情
不久前,上海市周浦监狱进行了一场应急处置实战演习:是日上午10时整,监狱突发狱内断电事件。仅仅两分钟后,总务科在确认情况便立刻向上级报告,监狱长、总指挥许仁有当即指示启动监狱应急预案。一时间,防暴队加强了监区巡查;武警中队执行突发停电事件处置方案;警卫大队控制住监狱大门的人员、车辆进出;后保处迅速联系供电公司并安排专人接引;各监区则及时将罪犯收监、提前准备了照明物资、安排好用餐和用水。
周浦监狱副监狱长卜少华表示,演习中各部门之所以能够反应迅速、应对如流,完全要归功于场所警戒机制对监狱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充分整合。
根据上海监狱系统现代警务机制建设的要求,各监狱必须建立警卫队,且警卫队中40岁以下的中青年民警所占比例不得低于30%,这确保了警卫队有充分的技能训练和较强的应急处突能力。另一方面,“平战结合”的训练方针和每支防暴队人数不少于40人的规定则保证了监狱在“战时”拉得出一支打得响的处突防暴队伍。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第五篇:监狱人民警察的概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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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狱人民警察的概念(一)人民警察 1.人民警察的概念
警察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人民警察是全国统一的整体性组织,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
2.人民警察的组成
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我国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
(二)监狱人民警察 1.监狱人民警察的概念
监狱人民警察是指依法从事监狱管理、执行刑罚、改造罪犯工作的人民警察。监狱人民警察是我国人民警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严守纪律,清正廉洁。
2.监狱人民警察的组成
根据我国《监狱法》、《人民警察法》的规定,监狱人民警察主要由以下人员组成:(1)各级监狱管理机关的公务员;(2)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公务员;(3)各类监狱科研和教育机构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
二、监狱人民警察的特征
(一)监狱人民警察具有的人民警察所共有的特征
监狱人民警察是国家行政力量的重要部分,具有阶级性,掌管社会治安,是具有武装性质的纪律部队,执行武装性质的任务,配备武器装备。因此,监狱人民警察具有人民警察所共有的国家性、武装性、治安性特征。(二)监狱人民警察具有的除人民警察所共有的特征之外的特征1.功能特殊性
监狱人民警察是国家的一支重要刑事执法力量,在功能上具有特殊性。国家的刑事诉讼活动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五大程序。从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目的角度来看,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根本目的是预防和打击犯罪、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监狱人民警察担负的刑罚执行工作任务又尤为重要。前面四道程序的中心任务,是抓捕犯罪人、认定犯罪、判定刑罚,而更重要的是刑罚执行。只有通过刑罚执行,才能将国家的判决落到实处,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的公民,实现刑罚的根本目的。可见,刑罚执行工作才是刑事司法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因此,这种特殊的行政管理及其功能,是监狱人民警察所特有的。
2.角色多重性
监狱人民警察由于工作需要,虽然在警察身份上具有唯一性,是行使国家职权的特种公务员,但在社会角色上却具有多重性。在执行刑罚的工作中,他们不仅是刑罚执行的具体落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hlbe.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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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者,也是教育者,担负着教育改造罪犯的行刑教育工作任务,同时还是组织者,担负着组织罪犯劳动的行刑劳动组织工作。作为监狱人民警察,只有全面履行工作职责,充当好多种角色,才能把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分子,改造转化成为守法公民,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3.任务艰巨性
监狱人民警察执行刑罚惩罚改造罪犯的工作中,改造罪犯成为守法公民的转化过程是非常复杂与艰巨的社会工程,这是由工作对象所决定的。
监狱人民警察具有任务艰巨性,主要是因为:
(1)监狱人民警察面对的是危害社会的特殊群体——罪犯,他们不仅犯罪性质复杂、犯罪手段多样,而且有过犯罪体验,思想意识及行为习惯都具有一定的反社会性。
(2)监狱人民警察不仅长年累月同罪犯打交道,而且要改造他们,这是所有工作中最艰难的。
(3)监狱人民警察管理监狱活动具有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还有社会协调手段、教育手段等,只有充分运用多样化手段和综合治理手段管好监狱,才能奠定改造罪犯的工作的基础。
4.环境特定性
监狱人民警察执行刑罚惩罚改造罪犯的工作是在监狱环境内进行完成的,具有工作环境的特定性。其主要表现为:
(1)工作场所特定性。监狱人民警察代表人民政府在监狱里实施监督管理,维护社会治安。
(2)工作对象特定性。监狱人民警察的工作对象是依法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
(3)监狱的封闭性。由于工作对象的特殊和工作岗位的需要,高墙、电网、特殊设施和特殊的犯罪群体,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工作环境,监狱环境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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