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犯罪预防

第一篇：浅析犯罪预防

【内容提要】法律的 经济分析在西方近年来取得的迅速的发展，成为法律哲学和新制 度经济学 的重要分支，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被应 用于分析各个 部门法以及 重大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预 防犯罪，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犯罪理解为理性的活动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注重防范犯 罪的 司法活动的效率，提供了新的约束犯罪的思路。从而开辟了 不同于社会学和 犯罪学研究的新的预防 犯罪研究的范式。

【关键词】犯罪 预防犯罪 经济分析

一、引言

20世纪后25年，法 学理论的最重大发展也许是经济学被不断广泛的应用于法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第三版序言]，以前，法律经济学只是局限用于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应用经济学对法律进行的分析，也限于经济法领 域，如反垄断法和金融市场管制，现在，随着经济学开始对非市场行为的分析，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逐渐渗透于法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发展极 为迅速，犯罪的经济分析可以溯源至边沁，在相隔二百多年后，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第一次系统的、规范的对犯罪作了经济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 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犯罪可以从财富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判断和结论对犯罪的产生原因、运行过程、社会危害进行分析，并进而寻求实现有效率的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策略。在贝克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 和法学家开始对犯罪学和经济学进行交叉研究，犯罪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成果逐渐成熟.。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侧重于解释特定的刑法规则或政策存在的经济意义，预测特定的刑事政策将会产生何种后果，以及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提出相应的刑事政策意见，其中，犯罪经济学对于如何预防犯罪贡献了一些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分析方法以及提出了基于效率的预防犯罪的政策意见。

二、犯罪经济学对预防犯罪的分析

1、司法成本的运用

如同任何稀缺性资源，旨在预防犯罪的司法活动（在此采用广义的司法概念，包括警察、法院、监狱、检察机关的相关活动）是需要成本的，政府对于针对犯罪行为的司法活动的投入是有限度的，每一年，政府根据财政预算拨款用于预防犯罪，因此产生两个需要运用经济分析分析的问题，下文将分别论述。其一，投入越多的成本是否越能够制止犯罪行为。并且投入多少政府预算到预防犯罪中才能产生最大化的收益。对于前一个问题，需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并依赖于统计学和社会学抽样调查方法，在此，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结论，[2：150]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斯蒂芬·莱维特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探讨了一个社区中警察数量和监禁人数对于犯罪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警察对暴力犯罪，比如谋杀、抢劫等有最强的威慑效果，实际上，他估计暴力犯罪对警察的弹性大约是1.0，即一个城市的警力增加10%，有望使该城市的暴力犯罪下降10%，至于财产犯罪，比如入室盗窃、偷车，拥有更多的警察影响要小一些，弹性估计是0.3，意味警力增加10％，将促使财产犯罪降低3％。这样的研究结论

无疑表明政府对于司法活动的资源投入越多就越能使犯罪数量降低。但是，政府投入成本是有限度的，投入多少成本用于预防犯罪才是最有效率的？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当投入的边际成本等于获得的边际收益时财富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最后投入的一单位预防犯罪成本应该等于收益。举例来说，当投入10000元预防犯罪能产生因为犯罪未发生而获得的收益15000元，当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时，产生的收益为12000元，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收益为10000元，此时如果再投入10000元成本的话，产生的收益将少于10000元。虽然继续投入成本仍旧将减少犯罪，但是由于收益少于成本，财富使用最大化的标准将要求政府不再继续投入，与其将这些成本用于司法活动，不如将其用于其它方面更能阻止犯罪，能产生超过成本的收益，效率更高。（请记住，经济分析的目标就是财富使用的最大化）毕竟司法活动远不是预防犯罪的唯一方法。教育、反贫困措施都能够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这将在下文有所涉及。其二，投入的成本如何在不同的防范犯罪的司法机关进行分配。起到预防犯罪作用的机关很多，警察、法院、检察、监狱等机关都有预防犯罪的职能，那么，应该给每个机关分配多少司法成本才能达到最优配置呢？微观经济学中的等边际效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69]简单的表述就是效用的最大化的基本条件是每一单位成本在每一方面的支出产生的收益相同。具体而言，某一给定规模的法律实施预算范围之内，政府必须决定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理想的组合是劳动力或资本投入的任一方面每增加一元，将会提供增加相同数量的法律实施效应。如果在警察部门每增加一元，就产生出比用于法院同样一元更大的阻止犯罪效应，那么警察就会赢得投资。显然投入不能以如此少的数额进行衡量，但不可分割性问题或生产中的起伏，并不改变这一基本论点。

2、犯罪成本的制约

一定惩罚的方式和严重程度可以起到防止犯罪的效果，早在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的《立法理论》中就阐述了这一原理，边沁认为刑罚产生的痛苦要大于犯罪人犯罪所获得的快乐。否则对理性的犯罪人而言，将会产生犯罪的激励。现代经济学对于如何惩罚犯罪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的分析在边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由于犯罪罪名方式繁多，犯罪经济学的分析只是针对一般类型的犯罪进行）应用的分析工具是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理性的犯罪人会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当收益小于成本是，他将放弃犯罪，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他将选择犯罪，犯罪产生两种收益，财产收益和精神收益，[4：128]犯罪的成本来自于两个方面包括惩罚产生的成本和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为预防犯罪，惩罚产生的成本必须大于犯罪收益，对于犯罪产生的财产收益，必须给予剥夺且可以附加相应的罚金。针对精神收益，刑罚将会产生一种精神成本，主要是耻辱成本。从这一点来看，刑罚具有不可或缺性。同时惩罚的严厉程度要考虑两方面的情况，首先，惩罚几率越低的犯罪，惩罚应当越严重，因为犯罪人考虑的预期惩罚的成本是惩罚严厉程度乘以风险机率即惩罚机率。其次，不同程度的犯罪行为必须处以不同的惩罚，举例来说，如果普通抢劫也将面临死刑的话，这无异于鼓励犯罪人杀害被抢劫者，因为犯罪人此时从事其它的犯罪活动将不负担任何成本，[5：10]并且杀害被害人可以有效降低被惩罚的机率。

犯罪的机会成本主要用于分析财产犯罪，是指从事犯罪活动而必然损失的收益，犯罪人从事犯罪活动的时间和投入和其它资本可以用于正当的职业来获得收入，这就是机会成本。为了预防犯罪，必须增大犯罪人的机会成本，很明显，令人绝望的贫困增多了盗窃、抢劫等的犯罪。对他们而言机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反贫困的措施比如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使人们更容易的获得正当职业的收入，实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以有效降低犯罪。（我国一直提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在此方面深具经济理性）

3、内生制度的重视

前述两点的经济分析都是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一种边际分析方法，而关于内生制度的分析来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经验研究方法。制度分为外在制度和内生制度，外在制度是国家法律，内生制度包括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6：126－127]制度可以有效约束犯罪，通常人们习惯于依赖国家法律预防犯罪，确实，刑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有效减少了犯罪，但是，绝不能忽视内生制度的作用，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控制犯罪作用甚至超过国家法律，回想一下，古代中国乡土社会中仅依赖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就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基于此点，一方面要重视和挖掘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的作用来解决纠纷，防止犯罪。另一方面，外在制度对于稳定的内生制度应该具有兼容性，即国家法律应该不违背稳定的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否则，外在制度不仅不能有效预防犯罪，反而对于犯罪有生成作用，内生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可以迫使国家制度最终做出退让。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例子，美国政府1920年－1933年发布的禁酒令由于违背了习俗，造成了犯罪剧增，以至联邦政府不堪重负，结果不得不在宪法中以第十三修正案取代第八修正案，取消了禁酒。

三、结语

犯罪经济学基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和对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应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模型，对如何预防犯罪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对传统上属于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的领域以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树立了交叉学科研究的典范。虽然经济学分析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基于功利主义立场，但源于西方的犯罪经济学仍旧有其巨大价值值得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借鉴和利用。

【作者介绍】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2]米勒等著公共问题经济学》[M].楼尊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3]萨谬尔森《微观经济学》[M].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4]夏普等著.《社会问题经济学》[M].郭庆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M].杨欣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6]齐默尔曼.《经济学前沿问题》[M].孙静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沉默的证人》是我国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介绍犯罪心理学的电视剧。

犯罪心理学电影有

<七宗罪>

<开膛手杰克>犯罪心理学,too.还有希区柯克的电影,像<爱德华大夫>

<雨人>达斯廷霍夫曼主演的.<拿着剪刀奔跑>

<飞越疯人院>

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重要目的。然而，引导人们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该采取何种较为恰当的措施来预防犯罪呢？

荀子的性恶论阐述，人有着“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和“不知足”的恶欲，人性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故其主张利用后天的人为作用，例如用教育、道德和礼法（即法律）等来抑制人性的放纵。而以下大致也是不分先后次序的从这几方面展开浅显论述。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把法律制定得明确和通俗，这样普遍的民众都能轻易看懂和理解；应该集中全力去保卫这些法律，而不能用丝毫的力量去破坏这些法律，让民众们从感官上认识到法律的权威；应该使法律少为人的某些阶层服务，而让它为人服务，这样才不会让民众怀疑法律的公正性；应该让人畏惧这些法律，而且让他们仅仅畏惧法律，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畏惧，否则会更容易滋生犯罪。这是从立法层面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让光明伴随自由。知识传播地越广泛，它就越少滋生弊端，就越加创造福利。一个胆大妄为的骗子往往是一个平凡的人，愚昧的人民对他顶礼膜拜，明达的智者则对他嗤之以鼻。知识有助于鉴别事物，并促进各抒己见，使很多情感互相对照，相互改造。当光明普照国家的时候，愚昧无知的诽谤将停息，丧失理性的权威将发抖，法律蓬勃的力量将不可动摇。就如，当你看到自己交出去并丧失的那份自由将只是那种使他人受损害的有害自由时，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赞美立法者的仁慈与伟大。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使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而这往往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中国，法律的执行机构的资金来源受到了行政者的束缚，这使得他们难以更为客观地办事。贝卡里亚的观点：“组成执行机构的人越多，践踏法律的危险就越小，因为在相互监督的成员中，是很难徇私舞弊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威越小（尤其同冒险相比较），他们对于提高自己的权威就越不感兴趣”。这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权力的分散易于遏制权力的滥用，否则就易于使某些司法官员有空可钻，从而导致人民习惯于畏惧司法官员，而非畏惧法律。但是执行机构的人越多，就意味着支出的成本越高，也就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可能间接造成程序上复杂，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者的诉讼

成本。所以，这是个体制上的弊端问题，需要从体制上去改善。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奖励美德，这样才能促进道德行为的昌明。然而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过于崇尚圣人道德，类似于“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貌似只有做出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壮举才能获美德殊荣。而往往获得者不是倾尽自己的一生去完成某个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发明或创造，就是为了拯救和自己无血缘关系的生灵而献出生命、英勇就义，诸如此类，才会光荣地见诸媒体报端。人已不在，但精神长存，换来了屏幕前暂时的泪水、同情、钦佩、和震撼等，但过后谁又能保证这种情绪会持久地影响着旁观者，引导他们从此就与美德结缘?伟人头顶上的耀眼光环的确是一种诱惑，但是当你发觉自己还需要为柴米油盐发愁，还在为子女成长的投资深思，还在为父母的赡养费而担忧等等生活琐碎而分身乏术时，你还会做着那个为更广泛的群体奉献一些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的梦吗？恐怕你也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当然这并非在倡导人人为己的错误思想，只是有些好事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力所能及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某种程度而言，普遍性的道德观念正逐渐沦丧。反观现实，不免存在着这样一种怪现象“做善事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贴上一个怀疑的标签„这么好心帮我，是不是图谋不轨呢‟，又或是被认为是傻子，傻呆呆地舍己利人”。本应属于主流思想的美德就这样子逐渐被异化为“非主流思想”，不亚于远古时代的“异端邪说”，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

想要预防犯罪，最可靠也是最艰难的措施就是完善教育。这个论题太广泛了，很难较好地控制。纵观中国历来的教育史，一个人，从进入小学时就开始进行着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的灌输，初中、高中无一例外，更甚的是连大学都还要继续着政治条框的侵蚀。对众多学子而言，这无疑是不得不痛苦的累赘，酷似乌龟的壳，怎么也甩不掉，当真正甩掉之时亦是死亡之期。而有关道德知识、法律知识方面的教育却是少之又少，有种“门前冷落的凄凉”。也难怪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法律文盲会过半。法律意识的淡薄是最容易引发犯罪的，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某些犯罪者竟以不懂法来乞求执法者对其从宽处罚。“不知者无罪”这种侥幸心理促使一些法律意识淡薄者走向了犯罪的深渊。故此，结尾借用贝卡里亚的观点：教育不在于课目的繁多而无果，而在于选择上的准确，当偶然性和随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灵提供道德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摹本时，教育正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它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的和暂时的服从。

第二篇：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预防，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实施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已经成为各级党政领导部门重要工作，它也是我国司法制度从单纯打击走向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司法逐步成熟的表现。各地根据实际开展各种形式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然而，职务犯罪的预防方法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它既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加以指导，又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政策性，与传统犯罪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相对照，亦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犯罪学研究在方法上以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方法为主要手段，而职务犯罪预防研究在此基础上以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结果的实效性为主要手段，其方法都是实证性的，体现出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本质特点。它从多角度、多层次、多形式不断提出切合实际并充分有效的预防策略和措施。从方法论的理论角度讲，包容了唯物主义方法论、思维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等等。正确地把上述各种方法论有机结合，形成职务犯罪预防自己的预防理论和方法，达到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从事职务犯罪预防理论研究和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实践的有识之士的心愿。

一、职务犯罪预防方法的变化发展过程分析

二、哲学方法上的职务犯罪预防

如前文所述，职务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犯罪原因是一个多质多层次的、综合的、变化的，彼此互为作用的相关系统，它包含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自然环境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所以职务犯罪预防可以说是一门综合性工作，其方法是理论学科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它采取适当的形式从社会结构系统和人的行为系统及其各种关系中寻找出犯罪的种种因素和动力组合，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措施。而哲学知识对职务犯罪预防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所具有的理论化、体系化、系统化等特点，对创造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有现实指导意义。因而笔者认为，注意用哲学观点和原理指导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对预防效果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而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是人的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得到的对表面现象的认识。感性认识是上升到的理性认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占有十分丰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遵循正确的途径和运用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职务犯罪预防的目的是根据已经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找出发生案件的主客观原因，分析在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堵塞漏洞。寻找原因、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即预防方法的研究与适用，实际上就是认识论的具体体现。

当前全国检察机关普遍运用的从个案预防到专项预防，进而发展到行业（系统）预防，应该说是比较符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的规律。职务犯罪预防不论运用哪一种方法，要有职务犯罪案件，这是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基础，没有现成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事例，去搞预防就成了无末之弓、无源之水，好比造空中楼阁。要对犯罪人犯罪的心理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案发单位的状况要做到心中有数，尽可能去寻找犯罪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的心理发展轨迹。要了解案发单位各种状况，例如案发前状况，案发后状况变化等。只有这样，在大量占有案件事例的基础上，再选择正确的方法去加以分析、归纳，探究了案发原因，分析出在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从中得出规律、提出预防对策。使它以自身认识的整体性反过来引导人们对职务犯罪预防这个具体领域进行再认识，提供一种思维的出发点和原则。在大量占有第一手材料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后，相类似的职务犯罪案件一个个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对某一环节提出如何防范的对策，分析某一个案，提出相应对策，即个案预防。从认识论角度讲是职务犯罪预防的最初级方法。而从个案预防发展到专项预防，进而到行业（系统）预防，是人的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职务犯罪预防的高级阶段。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实践的同志都知道，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是在个案预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也就是说，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的效果比之个案预防来讲，其预防的适用范围更大，层次更高，效果更好。原因就是个案预防仅仅是从一个案件的发生进行分析，它可能只对案发单位起到防范作用，而专项预防则是在个案基础上对一类案件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它适用的范围扩大到不同领域相同环节，很显然，专项预防的作用大于个案预防；而系统（行业）预防则是在个案预防基础上对同一系统提出防范对策，其效果更具社会性和影响力。上海市检察机关根据前一阶段查办的大量职务犯罪案件中反映出财务管理制度的混乱现象，提出并实施了“会计委派制”和“村级财务代理记帐”；根据国有大型企业、基建领域案件多发的情况，提出并实施了“一级审计制”和“建筑市场准入制”等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党政组织的肯定，就是明显的例证。而这种预防方法的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无不反映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从方法论角度讲，预防效果的取得无疑是另外一个角度表现了积累材料和方法恰当的必然结果而已。

在强调哲学方法对职务犯罪预防产生作用的同时，不能把哲学方法笼统化。不同哲学学派形成不同的哲学理论，因而也有不同的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具体科学之上，它的有效运用，必须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要从实际出发。哲学方法的基本精神内涵于具体科学方法论中。分析、观察、归纳、判断在预防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唯物论的一种体现。同时，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中，既要注意犯罪人身上反映的个性，又要注意反映的共性，在研究预防对策时，注意从个案中归纳出共性的东西，这也是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具体贯彻。个案分析发展到专项预防，既是认识论的反映，又是辩证法的联系观点的体现。运用联系之观点使我们意识到，当前腐败现象不是个别现象，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社会走向，腐败的泛滥，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根基是否牢靠问题，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对策，对预防和遏制腐败具有全局意义。

三、科学方法上的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全国尚处在建言献策探索阶段。很多时候采用的方法基本上套用刑事犯罪预防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在共性上讲大部分适合职务犯罪预防，但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使得在研究和适用预防方法方面也有其特殊性。笔者认为，鉴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注意吸取和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十分重要。特别是当代新型科学理论和方法，例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济学业、心理学、伦理学、预测技术、调查研究学等，这些理论与技术，并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些传统科学之间交叉融合中产生的新型边缘科学，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笔者试从业已形成的检察机关预防方式方法，举例分析科学方法在职务犯罪预防上适用。

1.同步预防。同步预防是指在重大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检察机关在开工之初就介入，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预防对策，直到工程结束，做到预防和建设同步进行，其目的是为

了防止工程各个环节发生职务犯罪，实现“干部优秀、工程优质”的目的。应该说，重大工程同步预防是检察机关根据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高发的情况采取的类似刑事检察“提前介入”的一种方法。因其实效性明显而受到广大建设单位的欢迎。自上海检察机关于1992年首创这种预防方法并取得良好效果之后，全国各地随之呼应。在重大工程建设中主动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已经成为共识。这里，我们不妨冷静论证一下，同步预防为什么会产生明显的效果？受到建设方的欢迎？一方面，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高发态势不仅影响到建设单位的声誉，更使得建设单位在经济上蒙受了不必要的巨大损失。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损失完全是应该可以避免。于是运用经济学方法来尽量减少损失就成为必然，遏制减少职务犯罪，也降低了经济损失的风险，符合效益经济学的观点；另一方面，从新兴的控制技术看，同步预防采用提前介入的方法，随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设置防止犯罪的障碍，即加强了每个环节的管理，势必造成准犯罪人“不能为”的局面，因而有效地防止了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因为职务犯罪的发生，大都始于缺少控制，无控制或控制失效的情况后果。而同步预防恰恰利用控制技术，对整个工程的运作设置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既有预防控制（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监督机制、施工单位的廉政承诺等）有预防实地控制（预防干部参加工程例会、深入工地开展宣传教育等），还有预防信息的反馈控制（工地树立创“双优”活动示意牌，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向社会公开承诺廉政告示牌以及设置举报联系箱等），三个步骤有机结合，使同步预防既有声势又有实效。

2.预防宣传。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惩治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论断，深刻地揭示职务犯罪预防，最根本的是首先要解决好国家公职人员教育问题的道理。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指导人的行动，在我国，有许多职务犯罪都是由于犯罪人受到封建特权思想和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而为之。所以，大力开展预防宣传提高国家公职人员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预防宣传，实际上在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中，主要解决犯罪人的头脑中“不想为”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宣传工作历来是我党在关键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解决重大问题，统一干部思想的有力武器。在大力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今天，开展预防宣传显得尤为重要。但预防宣传与一般宣传有所区别，在宣传方法上，与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用心理学方法，可以通过对职务犯罪的心理成因、过程、发展、变化、心理变态等问题，开展有层次、有效性研究，从而得出具体的心理预防方法和对策。在宣传教育中，可以对某一案例的成因心理，进行因素分析与因素的调节与改善，使受教育者了解并掌握如何防止犯罪心理成形与发展，使他们在犯罪内心与动因之初，做好自身防范工作，用经济学方法教育国家公务人员会了解职务犯罪的“概率”是低，反过来使他们认识到职务犯罪成本很大。当前，职务犯罪成本教育受到普遍欢迎，听者感触颇深，无非是经济学方法起到了关键作用，运用得当，可以使犯罪人在犯罪之初通过对成本的计算后，头脑中产生“不想为”的思想。而伦理学的方法，主要是因为职务犯罪预防应该从伦理、道德教育抓起。虽然犯罪已经超越了伦理、道德的防线，但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注意这方面的教育，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江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当今干部队伍伦理道德低下、腐败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推出的职务犯罪预防公益广告，从其内容上分析，这种宣传方法，实际上包含了对国家公务人中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由此可见，虽然预防宣传的效果不能很快的体现出来，但“润物细无声”，从长远角度看，只要坚持不懈，其影响力不仅仅影响一代人，可能会影响几代人。

3.预防调研。调查研究作为我党的一项工作作风，历来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调

查研究在我党历史上，为新中国建立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法律领域的调查研究，往往是事后调查。因而，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未能全面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未能把调查研究技术，完全运用到了预防与打击犯罪工作中去。但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调查研究在职务犯罪预防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某种意义讲，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职务犯罪预防的概念分析：职务犯罪预防，就是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因素，运用各种手段和采取社会性、专门性的防治措施，限制、消除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原因与条件，以达到防止、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目的。这个概念的表述告诉我们，职务犯罪预防是要对犯罪原因、条件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分析为前提，才能得出防范的措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由此可见，在职务犯罪预防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全国检察机关经过将近十年的预防实践，在调查研究上形成比较有效的调研方法，例如专题调研、对策调研、立法调研、一般性调研等。这些调研方法运用不同的调查研究技术达到了最终的目的。例如，专题调研，即根据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暴露出来的带有共性的专门问题开展调研，然后制定专门制度或对策进行防范。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办了一起村干部利用村级财务混乱侵吞集体财产一百四十余万元的案件。该院根据案件暴露出来的村级财务混乱这一问题，在全区展开调查研究，在发现全区村级财务管理普遍存在类似问题的情况下，就如何改进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进行了思考，在区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的支持下，制定了“村级财务代理记帐制”的制度，经过试点后，因该制度既达到了预防村干部犯罪的目的，又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农村，得到区府肯定，并随之在全区得以推广。这个专题调研之所以成功，在于该院在调查研究中适用了正确的调查技术，他们运用了现代调查技术的两个主要方法，一是开展社会化调查，他们调查的范围是全区性，不是仅凭一案事例，从而获取了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的大量材料；二是讲究科学化调查。在获取材料，得出正确判断后，运用实验法，选择二个镇作为试点，以推断制度的可行性和实效性。从而为区府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运用哲学的、科学的方法指导职务犯罪预防方法，可以使职务犯罪预防的成效更明显。但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论研究，只有与职务犯罪预防的实践紧密结合，才能体现出其潜在的巨大价值。

第三篇：教育系统职务犯罪预防

廉洁自律，珍爱自我

-------教育系统职务犯罪预防讲稿 时间：2012年6月 日 地点：

授课人：徐立明副检察长 参加人员：

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受教育局领导的邀请，再次来到这里跟在座的各位共同探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隐忧险于明火、预防重于泰山”，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意义重大，我希望通过这一次次的预防讲座能使大家意识到职务犯罪的危害性，能唤起大家一些由心而发的思考的话也就达到了目的。

在讲课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当下被百姓形象地比喻为“新三座大山”的三大民生问题“住房、教育、医疗”。房价的高自然不用说，看病难的医疗问题也是诟病已久。可是“教育”，这个知识分子集中的行业，这个传统上远离尘世的一方净土。怎么就成了压在人民心中新的三座大山之一呢？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教育趋于商业化，有许多的利益群体牵扯到里面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教育行业”就曾被评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曾经的“清水衙门”现在是变得“荤”得很，“腥”得很了。曾经无私奉献、两袖清风、廉洁自律，为人传道 授业解惑高尚的教师形象也因为越来越多的教育领域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例被曝光出来而倍受人们的质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国之根本，在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危害更是不可低估。它不但有损学校在人们心中的良好形象，更平添了社会公众对莘莘学子能否“出污泥而不染”的担忧。因此，预防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已经成为教育领域必须正视的重大现实问题。今天我就我县教育系统的现状结合近年来我们检察系统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例跟大家一起探讨三个问题：第一，我县教育系统存在职务犯罪的主要问题；第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观因素及其预防；第三，如何预防职务犯罪问题。

一、我县教育系统存在职务犯罪的主要问题

1、教育生均经费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头费，该项经费由学校按预算比例执行，教育局只管大的方向。而每个学校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就不得而知了。目前，反映出来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该用钱的地方没有，虚开发票，头大尾小。

2、学生营养午餐问题，国家以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这本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可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是问题层出不穷。据报道，浙江永康反贪局近年破获一起教育系统贪污学生午餐经费的腐败窝案，涉案人员包括当地教育局原局长、12名中小学原校长等15人，涉案总金额达400余万元。已有11个校长获刑，最重的被判12年零6个月。这不是个案，在学生伙食问题上打主意的校长、老师就不在少数。各地新闻都有报道不少中小学生抱怨学校的饭菜难吃，学生家长反映孩子回家就喊饿，一些家长反映学校借伙食牟利，饭菜品种变化少，营养差，甚至有的学校将学生“口粮”补贴老师“小灶”。据反映在我们县个别学校就有类似的问题存在。这应该值得警醒。

2、学生“伙食”问题，不单我县查处有老师在油、米、猪肉及其他学生饮食材料的购买当中，采用多种手段去谋取蝇头小利，全国各地都有类似案例发生。特别是国务院启动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来”，学生营养午餐经费的注入，更是增添了这类犯罪产生的机会。国家以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这本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成了一些不良老师的发家致富之路。据各地新闻报道，不少中小学生抱怨学校的饭菜难吃，学生家长反映孩子回家就喊饿，一些家长反映学校借伙食牟利，饭菜品种变化少，营养差，甚至有的学校将学生“口粮”补贴老师“小灶”。浙江永康反贪局近年破获一起教育系统贪污学生午餐经费的腐败窝案，涉案人员包括当地教育局原局长、12名中小学原校长等15人，涉案总金额达400余万元。已有11个校长获刑，最重的被判12年零6个月。这不是个案，在学生“伙食”问题上打主意的校长、老师就不在少数。据反映在我们县个别学校仍有类似的问题存在。这是该值得好好反思了。

3、学生保险问题，2007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公司柳州中心支公司到柳州市十八中办理学生保险业务，先后给予学校保险回扣款8510元和6550元，学校报账员韦某报告后，时任校长黄某和时任书记刘某商量后，决定拿出部分保险回扣款，以发放保险劳务费的名义，按照不同的档次分发给学校领导、中层干部、班主任、校医等人。

2008年，书商张某、黎某先后向十八中推销教辅材料，张某分两 次将回扣款共计9852元交给时任副校长罗某；黎某则将1.3万余元转入罗某账户。黄某、刘某和罗某商量后，决定拿出部分回扣款作为加班补贴发给学校领导。

2010年11月，考虑到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并已退出所分赃款，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黄某、刘某、罗某三人犯受贿罪，分别被判免予刑事处罚。

4、校服、教辅材料的购置，这本是家长自愿的项目，主要由学校直接和供应商接触。有利益的地方必定会有。

2007年4月至2009年4月间，柳州市教育局订购组（以下简称订购组）原主任伍某、副主任刘某、会计程某、出纳黄某经预谋后，在负责柳州市中小学教材、教辅材料征订发行的经营活动中，在账外暗中收受教育出版社、广西新世纪图书有限公司等发行单位支付的各种名义回扣、手续费，并存入订购组私设的小金库，而后进行私分，至2009年4月间，订购组集体私分收受贿赂款共计12.5万多元，其中伍某分得2.6万多元，刘某分得2.3万多元，程某分得2万多元，黄某分得1.7万多元。另外，伍某和刘某还分三次收受某发行单位的“好处费”各6多万元。

2010年4月，柳南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伍某等4人犯单位受贿罪，免于刑事处罚；同时，伍某和刘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20多万元赃款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上面的问题只是近几年来，我县教育系统最突出的问题，像一些老的问题工程建设中收受贿赂，以各种名义收取家长好处费。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挪用手中公款，仍时有发生。学校在招生录取、教师聘任、校舍工程建设、教材购买、设备物资采购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2007年至2008年间，身为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院长的韦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授意鹿山学院教学部负责人黄某以“转学费”的名义收取家长给予的好处费，先后收取学生家长请托好处费共计55500元。

2008年7、8月间，鹿山学院将其第一食堂一、二楼餐厅对外公开招标过程中，原一楼餐厅承包人韦、王夫妇向韦某请托希望中标，韦某即交待担任评标委员会委员的顾某，要其在同等条件下照顾韦、王夫妇。韦、王夫妇顺利中标后，韦某收受韦、王夫妇送的150000元现金.2008年12月，鹿山学院对学院内超市的经营权进行公开招标。原承包人王某为了能中标，找到韦某，希望招投标中予以照顾。2009年春节前的王某现金人民币20000元送给韦某，韦某予以收受。之后在韦某的关照下，王某得以顺利中标。

2011年1月，柳州市中级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再审一审判决，即以受贿罪判处韦某11年有期徒刑。曾某，原柳城县沙埔中学校长。

1998年7、8月份，个体建筑工程老板黄某在沙埔饭店宴请曾某吃饭过程中，为感谢曾某将沙埔中学上雷分校教室建筑工程给其承建，送给曾某感谢费5000元。2000年至2006年间，曾某收受在沙埔中学承建校舍修缮工程的个体建筑老板陈某给的感谢费四次，共计7000元。2007年，承建沙埔中学教师宿舍集资楼的建筑老板黄某，为感谢曾某将集资楼给其承建，送给曾某回扣费10000元。1998年至2007年间，曾某先后收受了在沙埔中学承建工程的个体老板所给的感谢费合计22000元人民币。

2009年3月19日，柳城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曾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没收曾某退出受贿所得赃款人民币22000元，上缴国库。

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观因素及其预防

今天我们的目的是职务犯罪预防，是来跟大家敲警钟，提高自身抵御诱惑力的，不是来搞政治的，因此产生职务犯罪的社会不良风气，监管不力，制度不全等客观因素我就不想讲了。这种大方向的东西即使讲了，可能也会说有人在心里嘀咕“就我们一两个人的力量能扭转社会风气吗，能完善整个教育系统的体制吗？”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说有点消极，却也是至理名言。既然你们觉得没有能力去改变客观因素，那我就讲讲你们能改变、能完善的东西。

(一)主观原因。

第二，慎独。即自己独处时也要谨慎。《后汉书》上记载着一个“五知堂”的故事，说的是东汉杨震出任东莱太守时，他的学生昌邑县令王密为报答其当年的推荐之恩，一天晚上怀揣 6 金子来到杨震家中送礼。杨震不受，王密说：“幕夜无人知”。杨震说：“天知、神知、吾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羞愧难当，赶忙带上金子灰溜溜地走了。俗话说的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有些人总以为自己聪明，做事缜密，万无一失，岂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凡是用金钱作粘合剂的任何堡垒，在法律面前都将一攻就破，甚至不攻自破。

⒈思想道德防线溃败，以权谋私。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工作生活经历，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丧失了党性，与党离心背德，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私欲观念和特权思想作祟，思想变质、道德防线溃败，不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己任，反而处处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然后道德上滑坡，最后触犯刑律、落入法网。

2.自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职务犯罪者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使他们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俘虏，导致他们在思想上贪得无厌，行为上放纵自己缺乏自律。为所欲为，视党纪国法于不顾，最终背弃了党和人民锒铛入狱。

1、贪欲

德国剧作家、文艺理论家莱辛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仓鼠嘲笑蚂蚁：“可怜的蚂蚁们，为了屯集这么一点粮食，你们千辛万苦地劳作，忙活了整整一个夏天。这值得吗？真该让你们看看我的储备粮！” “听着，”一只蚂蚁回答道，“就因为你储藏的粮食比你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人类才要把你从泥土里挖出来，把你的粮仓掏空，让你用性命来替你那贪婪的强盗行为赎罪：他们这样做太合理了!”

所以，不能太贪婪——这是真理，当欲望大于生命的时候，生命必将遭遇威胁是必然的，这正如仓鼠。但对于人类来说，对仓鼠清壁坚野，使其暴尸四野也实在显现不出作有智慧的高等动物的优越：固然仓鼠可恨，但是用大于其罪恶的惩罚讨伐异己，也实在是另外一种罪恶。这也正如常人所说：“冤冤相报便冤冤相传！”再说，使人罪恶的是欲望，不从根本上治其贪欲，而满足于表面上的处置，即使治得了一时鼠患，也不能换来长久的太平！

2、不懂违法的代价。“什么人过得最快活”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问群臣：“天下何人快活？”群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言功成名就者快活，有言金榜题名者快活，有言富甲天下者快活„„朱元璋听后面露不悦之色。沉默片刻，一个叫万刚的大臣答道：“畏法度者快活！” 朱元璋顿时大悦，夸其见解甚独。

“畏法度者快活”，于今人仍有所启迪，尤其对于领导干部。大凡畏法度者即尊纪守法的人，必不肯违反法度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就用不着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半夜鬼敲门，更用不着担心东窗事发坐牢狱、掉脑袋。没有了这些费心劳神的 忧愁，自然就活得洒脱自在。

对自己小孩的影响 案例

对学生的影响 案例

3、侥幸心理

不是不知道什么叫贪污受贿，基于人的基本常识，都清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为什么却仍存侥幸心理。

12、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72、法律有时入睡，但决不死亡。

(二)客观原因。

1.社会的负面影响。体制改革为我们党和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给一些职务犯罪者有机可乘，他们钻制度的漏洞，混水摸鱼，在“空档”地区打“擦边球”，大肆进行贪污受贿;贪官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社会分配不公，“不捞白不捞”，对贪官惩治不力，受贿数百万也不会被处死。

2.监督乏力，监督机制不到位。权力高度集中，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弊端，给犯罪者提供了犯罪的空间和条件。而失去制约的机制必将产生腐败。虽然已建立各级人大、政协、纪检、检察机关、政府的监察审计和人民群众监督等多层次监督体系，并已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但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大部分监督机关不敢于监督、不善于监督，尤其是对 “一把手”的监督形同虚设。正如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被捕后所说 的：“官当到这个份上，就没有人管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①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监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又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有效地贯彻执行，使权力过分集中到个别领导者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容易产生特权现象，以及对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软弱无力。过大的权力集中膨胀了一些自恃大权在握者的个人意志，他们为所欲为，自恃无恐，骄横跋扈，违法乱纪，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终于铸成了胡长青、成克杰之类的高官和李乘龙、肖作兴等厅级干部走进了犯罪的深渊。李乘龙在案发后曾经说：“我任玉林市委书记5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话，如果我开始犯错误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也许不会走上死路”。可见权力作为双刃剑，既是造福社会的手段，又是腐败的根源。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权力失去制约，就必然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只能导致腐败。

②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表现在：个别单位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有些制度形同虚设，制度不健全，漏洞多，空隙大，内部管理混乱，财务账目不清，从客观上给经济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私设小金库，搞体外循环，账目不公开，“一支笔”审批，缺乏监督，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 了便利条件，成为滋生腐败和犯罪的温床。这不仅表现在行政、事业、经济管理部门，就连不起眼的村一级也因私设小金库，财务混乱，监督管理不到位，而出现了守业贤之类的贪污受贿职务犯罪。

③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舆论监督不够。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监督机构之多是世界上罕见的，几家监督机关的重复监督还不如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效率高。但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同时舆论监督也乏力，表现在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者的无所顾忌。现实中，对一些贪官的看法，群众意见归意见，提拔的还是照样提拔，助长了贪污受贿犯罪行为。

3.法网疏漏，执法不严，打击不力。

①廉政法制不够完善。财产申报是廉政法制的重要内容，可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法律。即使已有的法律，也因为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也难以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特别是经济职务犯罪。

②执法不严，打击不力。近年来，尽管查处了大批经济职务犯罪，特别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但由于立法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干扰，查处力度相对薄弱，对经济职务犯罪发案不报，包庇 袒护，打击不力，表现为立案少，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少，判决少，办案效果差等情况的发生，使得查处犯罪数与实际发案数相差很大。同时由于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虽然是从考虑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由于执法不严，影响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也达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使违法犯罪人认为有利可图，胆子越来越大，助长了犯罪的侥幸心理，从而出现了经济职务犯罪上升，涉案金额大，大案要案增多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4、制度

虽说教育系统近年来已经在不断的完善财务公开、校务公开。

构建预防机制。

1、自律

人的思想为行动的指南。

2、教育

3、完善机制

实际中也有很多困难，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面临着人少，难远，采购难的困境。大宗的采购可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进行，小宗的采购则由学校校长负责。监督管理。

4、打击

第四篇：犯罪预防与对策

犯罪预防与对策

1、我国现行打防并举犯罪对策解析。

我国现行打防并举犯罪对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基本内容。打，即打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防，即防范，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减少违法犯罪活动的积极措施和主动措施。打防并举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这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指导原则，它指出和揭示了打和防、指标与治本的辩证关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掌握的重点。

现阶段打防并举的重点应是坚持预防为主、重在治本的原则，就是要在宏观上把预防工作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最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注重从抑制和消除产生危害社会治安现象的具体原因和条件入手，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违反法律、纪律、道德等社会行为规范的现象发生，从而达到治本之目的。

预防为主，重在治本，是实行综合治理的必然要求。以惩罚为主，其作用毕竟是侧重于治标，而不是治本。可以说，我国已经把严惩犯罪作为整治社会治安工作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但是，我国刑事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却仍然持续大幅度上升，治安问题日渐增多，从这一角度来看，预防为主，重在治本原则的提出，也是对我国整治社会治安工作进行历史反思所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中央提出的“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这六个方面的工作，具体地体现了预防为主重在治本的基本原则，强调预防为主重在治本，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严惩犯罪，积极治标。刑罚惩戒也是一种重要的预防手段。正是由于这种辅助的事后的预防与积极的事前预防相互配合，才能使得预防为主重在治本的原则更为完善和切实可行。坚持预防为主重在治本，就要花大力气全面深入地认真研究和分析产生危害社会治安诸现象的各种原因和条件，特别是那些引发违法犯罪的具体的现实的直接原因和条件，并积极寻求消除这些原因和条件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

2、犯罪的情景预防策略评析。

情景的犯罪预防，就是对于某些高发生率的犯罪，直接通过管理、设计、调整的方式持久有机的改变环境，从而尽可能的使行为人认识到犯罪行为难度增加，被捕的可能性增大，收益减少，以此来减少犯罪。它是20 世纪70 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国家所倡导和实践的犯罪预防理念，情景预防理论包括四个组成部分：(1)一个建立在惯常行为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之上的预防理论；(2)一项立足于行为研究范式基础之上的标准方法论;(3)一套目标加固和犯罪机会减少的技巧；(4)一组评价预防效果包括研究犯罪转移的方法。具体措施包括目标的强化、防卫空间的设计、社区犯罪预防策略以及疏导和转移犯罪人远离被害人的策略等。

情景预防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情景预防的成功有赖于在实践中对情景预防理论的具体运用和落实。情景预防并不是针对某一类犯罪简单的通过改变环境来预防犯罪, 所以针对不同的犯罪类型, 情景预防的具体方法是彼此不同、各有侧重, 具体的预防手段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万变不离其宗”，情景预防的核心是通过提高犯罪行为的难度, 增加行为人被捕的机率, 减少犯罪的收益来预防犯罪, 因此理论的应用存在带有规律性的做法, 所以在实践中应掌握这一理论的精髓, 灵活运用, 而不必强求统一。总之, 情景预防是从外部通过改变影响犯罪人产生动机的情景因素来抑制动机的产生和行为的外化。犯罪既然是行为人人格对情景的反应, 因此这种仅消除利于犯罪的情景, 而未从本质上作用于行为人人格形成的作法, 难言彻底, 可以说只是从形式上而不是从本质上预防犯罪, 治标而非治本。它对于某些犯罪, 如醉酒者实施的犯罪, 人格障碍者实施的犯罪, 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 以及激情犯罪, 由于行为人对实施犯罪时的情景因素是否对自己有利、行为与收益是否合理往往甚少考虑或即使遇有障碍, 也会创造条件实施的犯罪收效甚微,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其它预防手段发挥作用。预防犯罪乃是一个综合多种力量, 运用多种手段,采用多种措施, 以防止和减少犯罪及减少犯罪的举措体系, 犯罪预防体系包括司法预防、社会预防和情景预防,所以在强调情景预防的同时, 不能因此就否定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在犯罪预防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和重要功能, 而要使三者在各自的空间充分发挥其作用, 有机配合, 共同预防犯罪。

3、我国现行少年司法制度利弊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学与犯罪学理论, 所谓少年司法制度就是根据未成年人(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出发点, 以预防未成年人再违法、犯罪为目的, 以不同于成年人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来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特殊的司法制度。1985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中提出对青少年犯罪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后, 社会各界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给予高度重视。

我国现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可以成为“社会·司法”模式，其特点是社区广泛参与帮助教育违反犯罪少年工作，将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预减到最小限度。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的优点主要有：第一、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在吸收了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的先进理念，根据我国国情，从少年犯的刑事审理开始发展起来的。第二、比较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第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贯彻从轻、减轻原则。第四、对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少年犯，有条件实行缓刑的尽可能宣告缓刑，使他们不脱离社会正常生活，在其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接受考察和帮助。第五、被判处有期徒刑需要执行的青少年送往专设的“少年管教所”。现在我国的少年刑事案件基本上形成了由少年法庭审理的格局。少年审判工作贯彻“寓教于审, 惩教结合”的原则, 对教育矫治少年犯, 预防少年犯重新犯罪起到了显著作用。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从开始至今的20 多年间,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等于说我国已有了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我国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但这两部涉及未成年人的专门法律仅有原则性规定, 无具体的措施, 可操作性弱，从总体上看,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规定甚少, 呈现对未成年人司法保障乏力的局面。目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缺乏完备的立法体系。从少年司法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言，主要以刑事司法为内容，有关非刑事性质少年司法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基本是空白。第二、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笼统，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和制度。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关于少年权益保护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道德、号召性条款多, 缺乏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 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没有详细明确的界定。第三、刑事单一化、审判单一化与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矛盾，没有形成独立于成年犯罪人的少年法律体系。我国大多数地区没有形成与少年审判相配套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辩护等制度，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形成和体现。

4、社区犯罪预防的定位及其功能。

社区是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居民主要的工作、学习、生活空间，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和滋生不安定因素，加之社区中的人、财、物比较集中，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标，因而社区成为犯罪行为的主要发生地。立足社区开展社会工作，可以完善社区服务，遏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而社区犯罪的减少，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也正是开展犯罪预防的目的所在。因此，可以将社区看作融治本和治标措施于一体的犯罪防控机制建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首先，犯罪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区中，直接的犯罪防范措施必须在社区建设中体现；其次，预防、打击犯罪，必须走群众路线，而群众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区中，因此犯罪防控必须融入社区建设；最后，对犯罪人的改造如缓刑、假释、管制等都需要人民群众的配合与监督，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和再社会化必须依靠社区。

社区在预防犯罪方面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开展社区社会工作，能够有效消除犯罪诱发因素

具体的生活环境是直接影响犯罪发生的社会因素。由于社区是社会成员生活的重要归宿，居住在社区内“社会人”的生存需求、政治需求、社会需求甚至精神需求都依赖通过社区得以实现。开展社区社会工作，逐步拓展社区服务内涵，可以满足社区成员的多种生活和精神需求，不断增强成员的社会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为人们创造安全、优美、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从而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的发生。

（二）开展社区社会工作，能够有效减少各种犯罪隐患

犯罪是社会生活中消极现象的一种集中反映，也是社会关系失调和社会结构失衡的一种表现。社区作为社会成员重要的活动场所，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集聚地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地，任何细小的不稳定因素碰撞，都可能演变为外化的犯罪行为。如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和再社会化必须依靠社区，从某种程度上讲，再犯罪率的高低，既取决于监狱的改造效果，更取决于犯罪人出狱以后的再社会化工作开展的好坏。开展社区社会工作，架设政府与社区成员的沟通桥梁，能够畅通倾听呼声、听取意见、为社区成员及时排忧解难的通道，使社会矛盾得到有效调节和控制，进而消除犯罪隐患，维护社会稳定。

（三）开展社区社会工作，能够有效净化犯罪产生的土壤

道德观念缺乏，法律意识淡薄等是犯罪产生的个体原因。社区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具有经济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参与功能、社会互助功能等基本功能，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发展社区社会工作，以社区这个基本的、微观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为基点，能够有针对性的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把犯罪治理的根本措施与犯罪防范与打击的直接控制措施结合起来，推动人们逐渐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形成互助互信的良好风尚，从而寻求一种有效的、操作性强的犯罪防控机制，减少诱发犯罪的个体因素。

第五篇：职务犯罪预防科

红桥区职务犯罪预防科电话：26523189，地址：子牙河桥北侧，挨着红桥区委院

1.需要有申请函

申请函格式如下：

天津市红桥区职务犯罪预防科：

我公司因--------------------------（写明原因和目的），委派-，经办人、、、、、、、、、、2.经办人介绍信

3.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4.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

5.所有准备的文件要加盖公司章，页面要用A4纸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