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险人猝死原因的证明责任

第一篇：被保险人猝死原因的证明责任

被保险人猝死原因的证明责任

——江西新余中院判决新余农村合作银行诉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江西分公司等保险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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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被保险人家属、保险人、受益人在被保险人猝死的死因中均负有相应的证明责任。而被保险人家属、受益人仅需要完成初步证明责任，保险人则应承担此后完全的证明责任，保险人由于自身原因，对猝死原因的证明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案情

2009年1月22日，江西新余农村合作银行（下称合作银行）与肖继兵签订短期借款合同，肖继兵向该行借款200万元。次日，肖继兵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下称江西分公司）投保了200份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并约定肖继兵为被保险人，保险期间为一年，身故保险金在出险时如为借款余额内，则受益人为保险单载明的贷款人即合作银行；超出出险时借款余额部分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2009年2月16日凌晨，肖继兵呼吸困难经急救无效猝死。次日，肖继兵亲属约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余中心支公司（下称新余支公司）工作人员到新余市公安局刑科所法医室，要求该所对肖继兵尸体进行解剖鉴定以查明死亡原因，新余支公司以该所的法医鉴定不一定有效为由称应先请示省公司。当晚，江西分公司人员来到新余，但对尸体鉴定的相关工作未作安排，以致尸体解剖鉴定未果。2月19日，肖继兵被土葬。2月27日，合作银行提出理赔申请，江西分公司以肖继兵的死亡不属于意外伤害为由，作出拒赔通知书。合作银行向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江西分公司、新余支公司承担200万元的理赔义务。另查明，肖继兵尚欠借款1432477.34元未归还。

裁判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肖继兵和江西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肖继兵的死亡虽经医院认定为猝死，但猝死仅是一种死亡的表现形式，而非真正的死亡原因。为查明死因，肖继兵家属曾在肖继兵死亡后及时通知江西分公司，该公司虽到医院对肖继兵的死亡经过进行了初步调查，但未明确答复是否同意法医鉴定，也未告知当事人应当进行鉴定及法律后果，因此，江西分公司在履行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时存在过错，最终导致肖继兵的死亡原因没有查明。在江西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肖继兵的死亡并非意外伤害死亡的情况下，应当对肖继兵的猝死承担理赔责任。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合作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的受益范围仅限于借款余额部分，应按截止至2009年3月16日的实际借款余额1432477.34元计算保险金；新余支公司并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渝水区人民法院判决：江西分公司给付合作银行保险金人民币1432477.34元，驳回合作银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

江西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7月12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格式条款中相关概念的理解与认定

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由保险人即保险公司提供，其中相关的一些概念和释义由保险公司确定。本案中，保险公司对“意外伤害”进行了定义：“意外伤害”指的是“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而关于“猝死”，一般认为，其因包括病理性和非病理性两个方面。但猝死只是一种死亡表现形式，而非死亡原因。导致猝死的原因，可能是疾病，也有可能是非疾病，不能将猝死简单等同于由于疾病死亡。

本案中，保险合同虽然没有对“猝死”进行定义和释义，但对免责条款进行了约定，对“意外伤害”进行了定义，而非病理性的“猝死”并没有排斥在保险合同所定义的“意外伤害”的内涵和外延之外。保险条款中“意外伤害”的释义存在瑕疵，对非病理性猝死是否属于意外伤害未作出界定。而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当保险合同出现两种不同的解释时，法院应作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本案中的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猝死是自身疾病引起，不属于意外伤害的抗辩理由是不成立的。

二、“猝死”死因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及后果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一个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并不是猝死是否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范围，而在于猝死死因的证明责任。死者家属、受益人及保险公司均负有一定的证明责任，只有证明责任人履行了自己的相应的证明责任，就视为完成了举证的责任，反之，证明责任人没有履行自己的证明责任，就要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肖继兵猝死后，其亲属及受益人在第一时间通知了保险人，已经完成了初步证明责任，下面应由保险人对肖继兵的死因进行调查和鉴定。如果肖继兵由于疾病，或免责条款列举的情况导致死亡，则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反之，则保险人需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死亡后，其家属及时通知了保险人，履行了及时通知义务和初步责任。保险人接到受益人的通知后，理应积极协助、指导受益人收集和固定证据。但肖继兵家属及时通知保险人并申请了尸体解剖鉴定，保险人既未同意进行尸体解剖鉴定，亦未告知当事人相关法律后果，也没有要求和指导受益人进行尸检，更没有就死因调查采取必要的措施，导致死因没有查明。因此，保险人在证明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在最终没有证据证明或者不能排除肖继兵不是由于意外伤害死亡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即赔付保险金。

本案案号：（2010）渝民初字第00035号；（2010）余民二终字第00034号

案例编写人：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陈宝亚

第二篇：被保险人猝死的举证责任分配

被保险人猝死的举证责任分配

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

(2010)石民二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

（2010年8月19日）

【案情】

2003年5月至2009年4月间，被保险人陈某由其子为其投保定期寿险、健康险、意外伤害保险，受益人均为其子。2009年10月20日晚8时左右，被保险人被发现倒在一引流渠中身亡。因死因不 明，且保额巨大，保险公司要求尸体解剖检验。司法鉴定中心尸检结论为：陈某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保险公司正常赔付定期寿险、健康险，对意外伤害保险出具了拒赔决定通知 书。后受益人诉至法院。

【判决书正文】

原告：陈小某。

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

原告陈小某与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5月 24日立案受理。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10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特别授权代 理人，被告特别授权代理人、被告一般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陈小某、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 州中心支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小某诉称，原告父亲陈某于2009年4月22日向被告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受益人为陈 小某，保睑金额为250 000元。2009年10月20日，原告父亲骑自行车不慎掉入路边小河里死亡。原 告向被告申请理赔，但被告拒赔，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被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判决被告赔付原告保险金250 000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辩称，2009年4月17日，陈某在前一保险已经届满的 情况下，再次投保被告的意外伤害保险。被告于同日签发了保险单，本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 陈某。保险合同签订之时，被告已将保险单、投保单、保险条款的保险凭证交付给陈某。本案的意外 伤害保险条款第三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意外伤 害为直接原因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保险条款第十九条 第三项对意外伤害明确解释为：“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使身体受到伤害的 客观事件”。保险责任的界定表明，保险人只对意外伤害导致的被保险人死亡或全残承担保险责任，非意外伤害事故所造成的被保险人死亡或全残不属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

2009年10月20日，原告报案称，被保险人陈某溺水身亡。因其死亡原因无法硝认，在征得原告 同意后，委托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对陈某做尸体解剖检验，其后该鉴定中心于2009年11月30日出 具检验结论为：“陈某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猝死”。尸体解剖检验结论证明，陈某的死亡既 不是摔跌所致，也不是溺水身亡，这一自身疾病导致的猝死显然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据此，被告 对本案作拒赔处理合法有据，被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根据原告诉称、被告辩称，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并评判如下：

1．原告陈小某的主体资格。原告提交了身份证及户籍证明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被保险人陈 某与原告系父子关系，陈某死亡后，陈小某是保险合同受益人享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质证后对该两 份证据无异议，本院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认定陈小某享有原告资格。

2．陈某的投保、被告对陈某的保险情况。原告提交了被告经营的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个人人 身保险投保单一份、个人人身保险单一份、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一份，用于证明陈某的投保情况、被告对 陈某的保险情况。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三份证据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有投保人 陈某的亲笔签名，系陈某的意思表示。该证据证明陈某投保日期为2009年4月17日，投保的险种名 称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份数为25份，每份保险费14元。个人人身保险单系保险人签发给投保人的保险凭据，该保险单证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陈某，身故受益人及分配方式为陈小某，险种名称及款 式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自2009年4月17日0时起至2010年4月16日24时止，保险费350 元，保险金额250 000元。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证明投保入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保险金给 付的条件以及其他事项。被告也提交了相同的三份证据，证明对象与原告相同，原告质证后无异议。因此，本院采信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陈某于2009年4月17日向被告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保险 金额250 000元，保险期间为2009年4月17日O时起至2010年4月16日24时止，投保人、被保险人 为陈某，身故受益人为陈小某。

3．被保险人陈某的死亡原因。原告提交了石城县公安局横江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信》、江西 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尸体检验意见书》、石城县横江镇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事故证明》各 一份及陈某的四张照片，用于证明陈某的死亡属于意外死亡。被告质证后认为对原告提交的《死亡证 明信》、《法医尸体检验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有异议，被告认为 陈某的死亡原因经鉴定机构鉴定属于心脏病猝死，不属于意外死亡。石城县横江镇某村民委员会不 具备出具事故证明资格，陈某是从1米高处摔跌倒地，而并非原告所说的3米高处摔跌倒地。原告没 有对陈某四张照片的来源作出说明，且照片不能证明陈某的死亡原因。本院审查认为，《死亡证明信》 系石城县公安局横江派出所出县的，证明陈某已经死亡。《事故证明》系石城县横江镇某村民委员会 出具的，证明陈某有从高处摔跌倒地，已于2009年10月20日死亡。陈某照片四张，只能证明陈某有 受伤的痕迹。这三份证据只能证明陈某死亡的结果，不能证明陈某死亡的原因。为查明陈某的死亡 原因，被告在征得原告陈小某同意对陈某尸体解剖检查及检验（有被告提交的陈小某于2009年10月 21日签名的意见书为凭）的情况下，于2009年10月21日委托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对陈某的死亡 原因进行鉴定。该中心于同日对陈某的尸体进行了检验及解剖，并于2010年11月30日作出了赣济 司鉴中心[2009]尸检字第60号尸体检验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1)陈某全身多处擦挫伤，后枕部皮 下血肿，符合摔跌所致，但损伤尚轻，不足致死。(2)陈某的尸体解剖检查可见死者心脏外观钝圆，左 心室壁厚1.2cm，双侧心腔略扩张，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始段管壁增厚，管腔Ⅲ级狭窄，右冠状动脉扩 张，管壁弹性减弱；镜下检查见心肌细胞部分萎缩、部分代偿性肥大，心肌纤维断裂，心肌间质水肿，脂 肪组织浸润，血管扩张充血伴少量红细胞漏出；冠状动脉管壁增厚，纤维组织增生，脂质及泡沫细胞沉 积，管腔狭窄面积卣1/2以上，上述所见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的病理改变。(3)陈 某尸体中末发现溺死的征象及病理改变，不支持陈某溺死。(4)陈某尸体中未检出毒鼠强、有机磷农 药，安眠药成分，故不支持陈某中毒死亡。综上所述，陈某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 死，饮酒、摔跌或劳累可能系导致其冠心病发作死亡的诱发因素。因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及鉴定人 何某、杨某具有鉴定资格，鉴定中心对被保险人陈某进行鉴定时经保险合同中受益人陈小某同意，鉴 定程序合法，鉴定所依据的材料真实、充分，鉴定结论科学，原、被告均无异议。因此，本院采信江西济 源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赣济司鉴中心[ 2009]尸检字第60号尸体检验意见书，认定被保险人陈某系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

4．被告受理原告陈小某保险理赔申请及作出拒绝赔偿决定。被告提交了原告陈小某的人身保险 理赔申请书及拒赔决定通知书，用于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间受理了原告的保险理赔申请并作出不予赔 偿的决定。原告质证后无异议。本院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原告已向被告申请了保险理赔，被告 作出拒绝保险赔偿的决定。

本院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2009年4月17日，陈某向被告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保险份数25份，每份保险费14元。2009 年4月22日，被告出具个人人身保险单给陈某，保险单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为陈某，身故受益人 及分配方式为陈小某，险种名称及款式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自2009年4月17日0时起至 2010年4月16日24时止，保险费350元、保险金额250 000元。2009年10月20日，被保险人陈 某骑自行车不慎摔跌至路边小河中死亡。为查明陈某死亡的原因，2009年10月21日，原告陈小 某作出同意对陈某的尸体进行解剖检查及检验的意思表示后，被告于同日委托江西济源司法鉴定

中心对陈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于同日在石城县殡仪馆对陈某的尸体进 行了检验及解剖。2009年11月30日，鉴定中心作出了赣济司鉴中心[2009)尸检字第60号尸体

检验意见书，认定陈某的死亡原因为冠状功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饮酒、摔跌或劳累可 能导致冠心病发作死亡的诱发因素。原、被告收到鉴定机构的尸体检验意见书后均未提出异议。2009年12月2日，原告陈小某向被告提出了人身保险理赔申请，同年12月28日，被告以被保险人 陈某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不符合《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规定给付保险金的条 件为由，作出了拒绝赔偿保险金的决定。

本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事故是保险合同约定 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陈某向被告投保，被告向投保人出具了保险单，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 险种为意外伤害保险，双方形成了人身保险合同关系，合同充分体现了投保人与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其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受益人均应遵循保险合 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为陈某，被告为保险人，双方约定的保险险种为意 外伤害保险，而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三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日内以该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该 保险条款第十九条第三款对恚外伤害明确解释为：“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 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对被保险人陈某的死

亡原因进行了鉴定，认定陈某虽有摔跌损伤的事实，但其摔跌损伤较轻，不足引起其死亡，陈某死亡的 原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饮酒、摔跌或劳累只是可能引起陈某冠心病发作死 亡的诱发因素，而心脏病猝死是因心脏原因引起的自然死亡，属于自身疾病原因导致的死亡。因此，被保险人陈某的死亡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范围内的事故，故原告以被保险人陈某意外死亡为由，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七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三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小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陈小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温永能

市判员朝阳

代理审判员杨仓仓

二O-O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蒙庆

【评析】

本案的焦点是在被保险人猝死的保险事故理赔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保险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并没有做具体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适 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平常所说 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 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 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举证的第一阶段应由保险金请求人（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完成，证明事项基本包括：(1)保险合同有效存在的法律事实；(2)发生保险事故并且证明事故的性质；

(3)保险事故原因；(4)事故所造成的伤害；(5)被保险人依合同履行相关义务并具备理赔的条件。其

中，最为关键的是保险事故的发生、性质和原因。所谓对保险事故发生、性质提供证明和资料，就是对

客观事实进行举证，即提供事故发生的经过和所发生事故的性质证明文件。在被保险人存活的情况 下，由于被保险人亲身经历和感知了事故环境和致害物体，更接近客观真实昀事实，因而比保险公司 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但是，被保险人身故，受益人对事发经过并不知情，出现了举证困难。正是考 虑到保险金请求人可能遇到的举证困难，《保险法》为其设定了举证责任的限度，即“所能提供的”。本案中，受益人提供了派出所《死亡证明信》、村委会《事故证明》以及照片，尽管这些证据只能证明死 亡结果，但已经是受益人尽其所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进入第二阶段，由保险公司根据现有证据进一步调查事故性质和原因。本案 中，保险公司征得受益人同意后，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被保险人尸体进行解剖鉴定，得出心脏病猝死 的结论。因心脏病猝死属于自身疾病原因导致的死亡，与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不同，受益 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争议迎刃而解。

《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可以委托保险公估机构等依法设立的独立评估 机构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尸体检验是鉴别死亡原因的一种 有效的科学手段，但出于种种原因，会遭到部分家属的拒绝。本案系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明确约定，若保险金申请人与本公司对被保险人的死因有争议，双方均有权提请司法鉴定机构对被保险人进行 死因鉴定，另一方应当予以配合。本案芷是保险公司及时要求对被保险人进行尸体检验，被保险人的 真实死亡原因才得以明确，且最终得到法院的支持。

关于由谁对意外伤害承担证明责任的问题，部分法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曲解，把保险公司接受索 赔申请，当作保险公司接受并承认保险金请求人对事故发生的说明，把请求人对事故发生的陈述当成 事实证明，而免除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事实上，如果请求人不就其所能进行举证，保险公司是无法 对保险事故进行核定的，如事发地点没有一个很明确区域范围，保险公司就算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也 无法找到被保险人事故发生的确凿地点。当然，在要求保险金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同时，也应注意 到请求人的举证责任是有限度的。如何把握这一限度，关键在于保险金请求人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的原因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如果是因主观原因造成的，那么保险金请求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 后果；如果因客观原因所致，在保险金请求人初步证明发生保险事故的前提下，保险公司应根据现有 证据做下一步调查，若不能证明保险事故属于除外责任确定的情形，则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 责任。

第三篇：学生保险被保险人索赔证明、所需材料清单

被保险人证明

保险公司：

我单位于年月日投保贵公司学生平安保险。被保险人，年级班，性别，年龄周岁，保单号为。身份证号，因原因出险，特向贵公司申请办理理赔手续。

特此证明。

学校盖章

年月日

学平险理赔所需材料

住院治疗： 诊断证明、住院病历、用药明细、住院收据

其他检查报告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户口复印件

学校开具的学生事故证明

保单复印件

银行卡复印件（农行、工行、建行）、投保人身份证复印件

门诊治疗： 诊断证明、门诊病历、门诊处方、门诊收据

其他检查报告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户口复印件

学校开具的学生事故证明

保单复印件

银行卡复印件（农行、工行、建行）、投保人身份证复印件

转院治疗：转院证明原件

医保/农村等报销部分费用：报销部分发票可为复印件（须有留存单位章）已报销医疗费用分割单

意外残疾： 身体残疾程度鉴定表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户口复印件

学校开具的学生事故证明

保单复印件

银行卡/折复印件、投保人身份证复印件

意外死亡： 死亡证明或尸检报告

户口注销证明

全部受益人的身份证

全部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证明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户口复印件

学校开具的学生事故证明/相关部门开具的事故证明

保单复印件

银行卡/折复印件、投保人身份证复印件

烧伤烫伤： 烧伤鉴定证明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户口复印件

学校开具的学生事故证明

保单复印件

银行卡/折复印件、投保人身份证复印件

第四篇：被保险人同意投保团体保险的证明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团体保险的证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_ _ _ _ _ _ _ _分公司：

我单位以团体投保方式，在贵公司为员工投保保险（投保单号码：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贵公司销售人员已将被保险人必须表示同意并知悉保险事宜的相关法律条文、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及有关事项向我单位经办人_ _ _ _ _ _ _ _ _ _作了详细说明。由于我单位人员流动频繁，员工众多，操作起来非常繁琐；而且就在贵公司投保人寿保险之事，我单位已将保险责任、保险金额、保险费、责任免除、解除合同、受益人等有关情况告知了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视作被保险人已同意保险有关事由。因此我单位承诺：在保险有效期内，凡发生被保险人以未经其本人同意投保为由而引发的法律纠纷，与贵公司无关，本单位将承担相关责任。

投保单位盖章：

年月日

第五篇：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作为裁判规范指示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作出裁判，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规范的实质是在案件事实不明的场合，谁最终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要研究和探讨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

一、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和许多法律原则一样，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初期，人们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即主观上的证明责任.法学家们提出了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1）“原告应举证”：“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作出被告胜诉的判决”：“原告尽其举证责任时，被告就应以反证推翻原告所提出的证据”。当时，提出这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当说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原告通常是主张权利的一方，主张权利就应当提出权利的事实依据。

（2）“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责任。否定的人没有证明责任”（ei incumbit probatio，qui dicit，non qui neget）。“根据事物的性质，否定无须证明（”cum per rerum naturam negantis nulla probation sit）。这一原则源于罗马法中这样的法谚：“肯定者应证明，否定者不应证明（”affirmanti incumbit probatio non neganti）。①这两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恒定为以前一原则为主，后一原则为辅。也有以后一原则为主，前一原则为辅的。差异在于人们对原则的认识不同。因为，这两个原则，前者是从当事人的性质来划分的；后者是从主张者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上来划分的。

二、证明责任分配两大分类学说

（一）待证事实分类说

待证事实分类说（要证事实分类说）的基本思路是根据要证事实证明的难易，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具体做法是将事实按某种标准加以分类，以明确对哪些事实须承担证明责任，而对哪些事实无须承担证明责任。主要包括了，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和推定说.消极事实说（Negativentheorie）是将待证事实分为积极事实说和消极事实说，主张积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人则不承担证明责任。积极事实即肯定事实，也就是主张存在某种事实。消极事实即否定事实，也就是主张不存在某种事实。主张消极事实说的人认为，积极的事实容易证明，也能够证明。消极事实则不容易证明，也难以证明。例如：主张“没有认可”、“没有注意”、“无过失”、“不作为”、“没有到期”。这一类消极事实就很难证明，强迫主张消极事实的人承担证明责任必然有失公正。消极事实说直接来源于罗马法否定者无须举证的原则。

外界事实说将事实分为外界事实和内界事实两大类，主张外界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内界事实的人不承担证明责任。因为内界事实的证明是相当困难的。所谓外界事实是指人的五官能体察的事实，如物的大小、颜色、运动方式等等。所谓内界事实指人的心理状态，如知与不知、故意与恶意、真实与虚伪。按照外界事实说的观点，正是由于内界事实是人的内心活动，故难以证明。此说的缺陷虽不多，但却是致命的。人的内心活动通过间接① 有学者在谈到罗马法古老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时，也提到了两个基本的成文法则，即“主张者应证明，否定者无需证明”和“从事物的性质上，否定者不应证明”。没有提到原告应举证的原则。（见村上博巳：《证明责任の研究》，新版，第70页，有斐阁，1986。）实际上，村上所谈到上述两个原则实质只是一个原则。

事实仍然能够证明，并非不能证明，而且在双方均主张内界事实时，证明责任如何分担仍然无解。①

推定说实际上是消极事实说的进一步补充，该说主张，不能只按照消极事实产积极事实的划分来确定证明责任，还应配合推定才能实现科学的分配。主张没有推定的积极事实或主张有反对推定的消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反之，则不承担证明责任。例如，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返还贷款，理由是借贷期届满，对于借贷期届满这一肯定说，如果法院没有规定清偿期届满的推定时，原告就要对该事实举证，有关于清偿届满的推定地须证明.(二)法律要件分类说

法律要件分类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主张权利者，应对权利根据的事实举证；对方则应对权利妨碍的事实或权利消灭的事实举证。法律要件分类说是在韦贝尔、贝特曼和赫尔维格等人对消极事实说和推定说进行彻底批判后建立起来的。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法则仍然起源于罗马法注释法学家和德国普通法时代所承认的法则，即“原告应对诉的原因举证，被告应对抗辩事实举证”。主要包括有基础事实说与特别要件说。

基础事实说的分配法则是，各当事人应就各自在诉讼中主张的权利事实基础加以证明。基础事实说之所以在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这一学说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是方法论上的一次创新。以后几乎所有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之上的。由法国人布瓦西朗德（Boisssonade）起草的日本旧民法证据编中就采用了基础事实说的观点。②

特别要件说就是在基础事实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要件说的开山鼻祖是德国的韦贝尔（Weber）。韦贝尔认为：“主张权利存在的人，能够证明该权利的重要事实就足够了，相反，不必证明所有权利共同具有的一般要件。”[9]特别要件说的特色是将实体法上的权利发生、变更、消灭的要件，分为特别要件和一般要件，主张权利存在者，应就权利发生的特别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该权利的一般要件欠缺时，由被告主张并加以证明。主张已发生的权利变更、消灭的，应对主张权利变更、消灭的特别要件事实举证。权利变更、消灭所必须的一般要件事实则由对方举证。

（三）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的关系

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待证事实分类说把举证的难易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法律要件分类说不着眼于举证的难易，而是直接从当事人平等原则和事物的盖然性出发设置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根据当事人平等的思想，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适当地分担责任，才能达到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原告和被告都没有必要对全部案件事实予以证明，原告应对权利存在的事实举证，被告应对否定权利存在的事实举证才能实现诉讼的公平。从事物的盖然性考虑，主张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人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均有其盖然性，对已经发生的事物以“存在不变”为常态，以“消灭变更”为变态。常态为通常的现象，变态为异常的现象。前者为原则，后者为例外。如果让原告就权利存在以及权利变更、消灭的一切要件事实均加以证明的话，原告胜诉的可能性就极少，不利于保护私权。因此，原告仅对权利存在的要件事实举证，被告只就权利消灭、变更的要件事实举证，既有利于保护私权，又符合公平理念。①（日）松本博之：《证明责任的分配》（《新实务民事诉讼法讲座》第2卷第252页）。

①日本旧民法将证据规范规定在实体法中，民法修改时，立法者将民法中的证据编删掉，并纳于民事诉讼法中。

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在将要证明的事实进行分类后才决定其证明责任的分担这一点是相同的，只是对要件事实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以及如何分配方面有所不同。就是在主张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学者中，也因对事实划分的不同，而分为若干分支学说。

（四)其他证明责任分配学说因果关系说在实质上仅将拜特曼、霍尔瓦克对法律构成要件的三分类法简化为两分类法，-保留权利发生要件，将这种事实称为“原因”，将后两类一律划为权利欠缺要件，这种事实称为单纯的“条件”-双方当事人分担证明责任的方式与特别要件说一样，主张一方仅承担证明“原因”的责任。罗森贝克提出的规范说是依据实体法律规范之间的补充、排斥关系，将实体法中无数的法律规范分为权利发生规范、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三个基本分类在此基础上日，分配证明责任应当是：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相对方应对后两种事实负证明责任。

莱昂哈特的完备说的理论前提与规范说保持一致，差别在于此说仅将法律规范分为两类权利发生规范和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发生规范包含着权利妨碍规范。分配时，要求主张者要对满足权利发生要件的全部事实负证明责任，和规范说相比，主张权利存在方多了一份证明权利妨害规范事实存在的的责任。

三、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价值

证明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由谁提供证据证明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研究举证责任的过程中，从宏观上对影响和支配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价值做考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1、程序公正。在法律制度中，诉讼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人们通过诉讼来解决法律纠纷时，不仅期待案件处理结果与正义、公平的要求相吻合,也希望诉讼过程本身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因此，在建立民事诉讼制度时，无论整个诉讼程序的设计还是某项具体制度的建构，都应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举证责任分配也应当如此。这样一来，程序公正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派生了一系列的要求，例如原被告负担的举证责任大致均衡、应将举证责任置于有条件、有能力举证的一方、故意妨害举证的一方应该承担举证责任等。这些要求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条件，对于实现程序公正也是非常必要。

2、实体公正。进入20世纪后，工业事故、交通事故、公害事件增多，在这种压力下，以过错为基石的传统归责原则发生了动摇，一些国家对相当一部分案件实行无过错责任，另一部分虽仍沿用过错责任，但过错的证明责任转嫁到被告，如加害人需证明自己无过错才能免责。同时，立法者开始权衡双方经济力量，看哪一方是经济上的强者，哪一方是经济上的弱者，哪一方有能力承担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哪一方最需要得到赔偿。无论是无过错责任还是举证责任转嫁，都体现了法律向弱者倾斜，这种符合实体正义的立法精神突出表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范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现实体公正也应成为举证责任的一项价值。

3、诉讼效益。民事诉讼法解决民事纠纷需要一定的诉讼成本，诉讼结果的获得需要诉讼主体投入时间、精力以及金钱。因此，民事诉讼程序不能不考虑效益问题，即应该使诉讼主体在投入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产出更大收益，或在减少投入的情况下产出与以往相同的收益。举证责任的配置直接影响诉讼主体的诉讼成本的节奏，在进行证明责任分配时，应努力寻求符合诉讼经济要求，坚持提高诉讼效益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的状况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谓的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体现在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从证明责任的实质概念出发，这款规定引导出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方法，与其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倒不如说是对“证据提出责任”的分配。这样它“被打入冷宫”就很容易理解了。

随着对这个矛盾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具有“结果责任”意义的证明责任的基础上，又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则》里确认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的性质，以期作为《民事诉讼法》的补充，为实务操作提供规范。可是，在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问题上，由于在理论上没有较为合适的分配标准，导致立法者在制定时也回避了这一问题。换句话说，《证据规则》虽然肯认了结果责任，但是却没有规定分配结果责任的一般标准，仍然无法指导我们的实践。

在我国理论界，证明责任的分配理论也越来越受关注，但是，并未突破法律要件分类说所给出的分配原则，出现一种具有特色的学说。（当然，这种状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在分配问题上，取得大多数学者一致意见的是在证明责任分配途径上，从顾及我国的诉讼传统上应选择以立法方式而不是英美法中的“将分配证明责任的任务委任于法官”。

在分配证明责任的基本理念上，还有一些差异：有的学者倾向于以“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最高价值应当是公正”为本；有的学者倾向于以“确立一个抽象但明确的证明责任原则仍属必要”为本。前者还进一步认为，要考虑以下几方面以实现公正的价值：实现实体真实；诉讼地位平等；实现实体法立法目的；使裁判总体上接近客观真实；经济效率，即具有可操作性。并指出在这些因素出现冲突时应在确定序位的基础上，以序位在先者为主要依据，并

①尽可能兼顾多种要求。后者在后一种倾向引导下，有学者提出采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尤其

②是规范说作为原则，其不周全之处通过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或例外规定予以补正。另有学

者补充说，这不周全之处除了可以以刚才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例外规定”的法定主义形式，也可加进一点法官裁量主义的色彩，并提出设置“更为妥当”的中间裁定程序来指导操作。

从这两种观点的立场来看，它们实际上也是世界上两大法系的思维理念在我国理论界论战、融合的体现。

①参见《诉讼证明原理》吴宏耀 魏晓娜 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② 参阅《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法理》，张卫平/文，载于何家弘 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一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参考文献

[1] [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 [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3] 《民事诉讼法》江伟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4] 《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法理》 张卫平/文 载于何家弘 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一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5]（日）田中和夫：《立证责任判例研究》。

[6]（日）松本博之：《证明责任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