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村级班子分类管理问题研究（推荐）

第一篇：加强村级班子分类管理问题研究（推荐）

探索解决新形势下农村问题新途径

---加强村级班子分类管理

为进一步加强村级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建设温泉名城，着力为加快雄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本人充分利用组织科下乡工作的机会，以全县农村干部岗位培训班和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先后到60余个村调研了解情况，重点调研走访4个“百面旗帜”村和22个后进基层党组织，通过对26个村级班子和200来名村干部进行调查访问收集意见建议，以及县委组织部所掌握的情况。经综合分析，认真思考，形成此调研报告。

一、雄县村级班子基本情况和分类管理的雏形

目前全县共有乡镇党委9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共223个，红旗党支部14个，优秀党支部57个，合格党支部125个，基本合格党支部5个，不合格党支部22个；村委会223个，党支部书记221名、主任204名。

（一）雄县村级班子的基本情况。全县村级班子中“两委”干部共1102名，其中支部书记221名，占20%；村主任204名，占18.5%；支部委员599名，占54.4%；村委会委员503名，占45.6%；支部委员兼任村委会委员247名，书记、主任“一人兼”49名，占村党支部书记的22.2%。

（二）雄县村级班子分类管理的雏形。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班子建设情况不统一，且各村干部素质参差不齐，目前我县只在县委对村党支部班子进行了分类管理，而对村委会的管理仍存在白点区，目前我县将农村党支部分为五类进行管理：红旗党支部，优秀党支部，合格党支部，基本合格党支部，不合格党支部；而9个乡镇仅对本党委下辖的村级班子进行分类考核，考核结果比较模糊，并没有在乡镇形成统一的分类考核标准，而未对村级班子形成完善的分类管理机制。总体来说县委仍以先进和后进作为重点管理对象，而对中游的村级班子管理不作为重点管理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今年保定市 “抓两头” 的党建工作思路有关。

二、目前村级班子存在问题

应当肯定当前农村村级班子主体是好的，但是农村基层组织中尚存在许多不足。一是村干部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仍然不够。部分村干部思想观念陈旧，工作方法简单，缺乏依法行政、按章理事的自觉性。墨守成规，不求改革创新。一些村级班子缺乏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带领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增强收入方面办法不多、能力不强。发展经济的思路不清、路子不明。二是部分村“两委”班子关系不协调，工作合力不强。部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不能互相配合共同开展工作，存在拉山头，闹派性的现象。有的支书与主任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班子不协调，思想不统一，无法发挥出村级班子应有的工作合力。工作无法开展，群众无所适从，经济无从发展，基本失去了村级组织的战斗力和凝集力。三是村级干部队伍难稳定。农村工作环境艰苦，任务繁重，村干部待遇低、难落实，不少村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人心思动现象较

普遍，甚至干脆“撂担子”。四是部分村干部队伍青黄不接。近年来，随着经济、文化、社会的转型，青年新生力量处于分散、流动状态，村级组织难于对他们开展有效的教育和培养。部分乡镇对村干部后备人选的培养选拔缺乏硬性措施，真正有文化、有素质、有培养前途的人才很难选拔，后备干部队伍出现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有的村甚至找不到合适人选出来担任村干部。

三、加强和改进村级班子分类管理的积极探索

长期以来缺乏一套对村级班子科学管理、考核评价机制，不利于调动各方面工作积极性。通过分析本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村级班子实施分类管理，激发农村“两委”班子的干事创业热情，从而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一、初始考评、合理分类，强化村班子的工作压力。对全县223个村全面进行农村“两委”班子初始考评分类。由县委制定考核细则，乡镇党委根据考核细则，组织考评组深入各村，通过看现场、查资料、访群众、测民意，主要对农村“两委”班子建设、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村风村貌建设、党员群众评价、自身素质5个方面进行百分制量化考核。乡镇党委根据考评结果，按1：2：6：1比例划分一、二、三、四类村班子，由县委组织部审定后确定管理类别。

二、一年一评、分类指导，增强村班子的工作动力。农村“班子”分类管理不搞终身制，每年根据考评情况据实晋类或降类。每年12月底，由乡镇党委组织考评，采取公开述职、群众测评、组织考评“一述双评”方式，对本乡镇的村班子进行

年度分类考评，在保持类别基数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四类抓转化、三类抓进步、二类有提升，一类抓巩固”要求，加强分类指导，安排县领导与一类结对帮带，促其创先争优；对四类村实行重点管理，派后进工作队驻村，帮助其解决存在的主要不足，促其转化；对于三类村县委派包村干部，结合群众工作站工作，帮助三类村实现进步。

三、奖惩挂钩、激励竞争，激发村班子的工作活力。村级班子分类管理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结合农村干部职务补贴浮动机制，将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对年度晋类的村级班子，于次年每名村干部增加职务补贴100元/月，晋升一类的还给予一次性1000元奖励；连续三年保持一类的，村班子主领导优先推荐考录乡镇公务员或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两年的四类村级班子，由县委组织部长诫勉谈话，取消评先评优资格；连续两年降类或一年降三类的，每月村班子成员扣发职务补贴100元，视情况给予降职、免职处理。近年来，全县3名村支部书记被选拔进入乡镇公务员队伍。

实施村级班子分类管理，能够有效提高广大农村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村级班子建设和农村社会经济建设注入强基固本富民的“原动力”。

2011年9月26日

第二篇：基层法院干警分类管理问题研究

基层法院干警分类管理问题研究

一、如何认识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法院管理是法院外部资源获取和内部资源配置的权力结构关系和运行过程。一般来说，法院管理包括审判管理、政务管理和人事管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是法院管理模式的主导因素。法院管理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价值目标、权力主体、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外部权力的划分和职能配置是核心内容，权力划分决定了职能的配置，职能配置又决定着权力结构运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就是根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和不同岗位的职业特点，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和业务建设的制度。具体而言，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其负责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或独任审判案件等工作。审判辅助人员是协助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工作人员，包括执行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技术人员等，其负责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承担值庭、押解、看管等审判警务保障工作。司法行政人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工作人员，其负责各级人民法院政工党务、行政事务、后勤管理等工作。以上三部分人员统称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他们是在各级人民法院中纳入中央政法专项编制，依法履行审判、审判辅助、司法行政职能，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在编在职的除工勤人员以外的人员。实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原因主要是：法官管理要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我国法官队伍的管理目前等同于行政人员，许多法院的非审判人员占据着审判岗位，造成了案多人少、工作压力大、工资待遇低的局面。同时，由于法官的任免由当地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决定，容易在审判中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了提高法官素质，为实行法官单独序列管理和法官员额制提供条件。当前，我国法官管理体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即长期从事审判一线工作的法官相对其他行政人员在待遇和级别上很难得到晋升，容易造成法官追求行政级别的升迁而不是办案质量的提高，或优秀法官不愿意从事审判工作的现象。实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初衷是要将真正的优秀法官留在审判第一线上，建立起一支优秀的法官队伍，最终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

副院长受困于繁重的行政事务大都已不再独立受理案件，庭长、副庭长也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各自受理案件的数量。这些具有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资深法官脱离了审判岗位从事行政工作，一方面造成了既有审判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加重了一线审判法官的工作量，影响个体案件的审判质量。而且，法院系统内部辅助人员数额、构成配备的不合理，必然使得法官在办理案件的同时兼顾较多的审判事务性工作，如庭前调解、收集证据、送达文书、申请司法鉴定、草拟判决文书等等。这些工作也分散了法官审判的精力。

二、法院人员管理的基本原则

（一）“党管干部”是我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也是基层法院管理的首要原则。法院人员无论是法官还是司法辅助人员或是其他干警均是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管干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按照党的用人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并对各级、各类干部进行全面的管理和监督，以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党管干部的原则是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我国法院实行人员分类管理，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自成一统，分权管理，而是通过党组会议、党支部会议等对人事等重大事项进行管理决策。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是在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按照相应的管理权限，由相应的党组织部门进行分类管理。

（二）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法院是审判机关，法官是手执法槌者，法院工作毋庸置疑要以审判工作为中心，建立一套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官管理制度关乎司法改革成败。“法官在司法权运行中的主体性决定了其在法院管理中的中心地位。然而，由于在宏观管理体制内，法官的录用、考核、晋升、辞退依然参照公务员管理，与其他法院工作人员无本质差异，法官的中心地位无法得到有效体现，无法形成以法官为中心的人员组成结构、权力运行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于是在案件数量与日俱增的情形下，各地普遍依赖增加法官数量来减轻审判压力，促使法官数量急剧上升，法官大众化导致法官素质难以控制，案件质量难以保障，司法权威更加难以获得普遍认同。”

三、充分认识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阻力。

改革需要注重改革中的利益分析，照顾到合理的利益需求，充分评估改革的各种阻力，并寻找排除阻力和化解矛盾的最佳方案，为更好地实现改革的预定目标创造良好的条件。

（一）老法官既得利益可能会受损。要真正实现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意味着只有审判核心部门才应配置法官，其他包括、行政综合管理、执行等从事司法辅助职能、司法行政职能、政工党务职能的人员不需要也不应当授予法官身份。这意味着现有50%-70%具有法官身份的法院工作人员中将失去这一身份，同时失掉的是这个身份附随而来的职业保障和福利待遇以及未来可能实现的高薪。

而如今每年进入审判的案件只见增多不见减少，如果不能有效调动这部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那即使剩余的30%-50%是不可能保证案件质量的，甚至不能保证法院工作持续有效的运转。

（二）年轻干警军心不稳。年轻干警对于人员分类管理的抵触于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缺乏信心。年轻干警初入法院经验较少，相对于现有业务骨干在法官遴选开始就不具备竞争优势，法官员额制又会使得法官队伍相对固定化，因此其晋升路径和速度肯定会有所放缓，而现在的法官待遇确实差强人意，加之案件多，压力大，导致法院年轻干警士气低迷，不少人渐感前途渺茫，终免不了一走了之。

（三）法院自身权利受限，基层法院在现有的地方权力格局中话语权不足以自行开展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地方各法院的主要领导的人事任免权主要掌握在党委组织部门，法院的人事编制掌握在政府人事部门手中，法院自身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地方党委和政府通常难以理解法院与行政机关究竟有何不同，法官为何不同于一般公务员，更不可能让现在任属公务员序列的法官待遇有别于其他公务员。鉴于此，法院的人财物统一收归省级统管，并试图打破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严格对应的关系。但笔者认为省级法院可能依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并不是法院收归省管后就能迎刃而解的，省级法院同样需要至上而下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办法才能有效开展

第三篇：基层法院干警分类管理问题研究

基层法院干警分类管理问题研究

基层法院干警分类管理问题研究

一、如何认识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法院管理是法院外部资源获取和内部资源配置的权力结构关系和运行过程。一般来说，法院管理包括审判管理、政务管理和人事管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是法院管理模式的主导因素。法院管理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价值目标、权力主体、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外部权力的划分和职能配置是核心内容，权力划分决定了职能的配置，职能配置又决定着权力结构运行【1】。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就是根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和不同岗位的职业特点，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和业务建设的制度【2】。具体而言，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其负责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或独任审判案件等工作。审判辅助人员是协助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工作人员，包括执行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技术人员等，其负责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承担值庭、押解、看管等审判警务保障工作。司法行政人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工作人员，其负责各级人民法院政工党务、行政事务、后勤管理等工作。以上三部分人员统称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他们是在各级人民法院中纳入中央政法专项编制，依法履行审判、审判辅助、司法行政职能，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在编在职的除工勤人员以外的人员。实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原因主要是：法官管理要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我国法官队伍的管理目前等同于行政人员，许多法院的非审判人员占据着审判岗位，造成了案多人少、工作压力大、工资待遇低的局面。同时，由于法官的任免由当地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决定，容易在审判中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了提高法官素质，为实行法官单独序列管理和法官员额制提供条件。当前，我国法官管理体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即长期从事审判一线工作的法官相对其他行政人员在待遇和级别上很难得到晋升，容易造成法官追求行政级别的升迁而不是办案质量的提高，或优秀法官不愿意从事审判工作的现象。实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初衷是要将真正的优秀法官留在审判第一线上，建立起一支优秀的法官队伍，最终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

副院长受困于繁重的行政事务大都已不再独立受理案件，庭长、副庭长也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各自受理案件的数量。这些具有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资深法官脱离了审判岗位从事行政工作，一方面造成了既有审判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加重了一线审判法官的工作量，影响个体案件的审判质量。而且，法院系统内部辅助人员数额、构成配备的不合理，必然使得法官在办理案件的同时兼顾较多的审判事务性工作，如庭前调解、收集证据、送达文书、申请司法鉴定、草拟判决文书等等。这些工作也分散了法官审判的精力。

二、法院人员管理的基本原则

（一）“党管干部” 是我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也是基层法院管理的首要原则。法院人员无论是法官还是司法辅助人员或是其他干警均是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管干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按照党的用人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并对各级、各类干部进行全面的管理和监督，以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党管干部的原则是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我国法院实行人员分类管理，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自成一统，分权管理，而是通过党组会议、党支部会议等对人事等重大事项进行管理决策。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是在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按照相应的管理权限，由相应的党组织部门进行分类管理。

（二）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法院是审判机关，法官是手执法槌者，法院工作毋庸置疑要以审判工作为中心，建立一套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官管理制度关乎司法改革成败。“法官在司法权运行中的主体性决定了其在法院管理中的中心地位。然而，由于在宏观管理体制内，法官的录用、考核、晋升、辞退依然参照公务员管理，与其他法院工作人员无本质差异，法官的中心地位无法得到有效体现，无法形成以法官为中心的人员组成结构、权力运行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于是在案件数量与日俱增的情形下，各地普遍依赖增加法官数量来减轻审判压力，促使法官数量急剧上升，法官大众化导致法官素质难以控制，案件质量难以保障，司法权威更加难以获得普遍认同。”【3】。

三、充分认识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阻力。

改革需要注重改革中的利益分析，照顾到合理的利益需求，充分评估改革的各种阻力，并寻找排除阻力和化解矛盾的最佳方案，为更好地实现改革的预定目标创造良好的条件【4】。

（一）老法官既得利益可能会受损。要真正实现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意味着只有审判核心部门才应配置法官，其他包括、行政综合管理、执行等从事司法辅助职能、司法行政职能、政工党务职能的人员不需要也不应当授予法官身份。这意味着现有50%-70%具有法官身份的法院工作人员中将失去这一身份，同时失掉的是这个身份附随而来的职业保障和福利待遇以及未来可能实现的高薪。

而如今每年进入审判的案件只见增多不见减少，如果不能有效调动这部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那即使剩余的30%-50%是不可能保证案件质量的，甚至不能保证法院工作持续有效的运转。

（二）年轻干警军心不稳。年轻干警对于人员分类管理的抵触来源于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缺乏信心。年轻干警初入法院经验较少，相对于现有业务骨干在法官遴选开始就不具备竞争优势，法官员额制又会使得法官队伍相对固定化，因此其晋升路径和速度肯定会有所放缓，而现在的法官待遇确实差强人意，加之案件多，压力大，导致法院年轻干警士气低迷，不少人渐感前途渺茫，终免不了一走了之。

（三）法院自身权利受限，基层法院在现有的地方权力格局中话语权不足以自行开展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地方各法院的主要领导的人事任免权主要掌握在党委组织部门，法院的人事编制掌握在政府人事部门手中，法院自身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地方党委和政府通常难以理解法院与行政机关究竟有何不同，法官为何不同于一般公务员，更不可能让现在任属公务员序列的法官待遇有别于其他公务员。鉴于此，法院的人财物统一收归省级统管，并试图打破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严格对应的关系。但笔者认为省级法院可能依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并不是法院收归省管后就能迎刃而解的，省级法院同样需要至上而下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办法才能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梁三利：法院管理模式研究；南京理工大学；2014年）

【2】王 立：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路径与期许；国家法官学院，2015年。

【3】陈陟云：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

【4】张建伟：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利益纠葛；东方法学；2014年第五期。

第四篇：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实务研究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实务研究--在检察改革的整体规划中考查

内容摘要】

淡化行政色彩，增强司法属性是检察改革的必由之路。检察权的行政性与司法性需要进行归位和减负。检察人员的管理模式应由检察权的性质、内容及其配置决定。分类管理作为整合各项改革措施的基本载体，是推进检察职业专业化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检察权的功能更新为切入点，在检察改革的整体规划中考查分类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索相对合理的过渡模式，为试点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检察改革 分类管理 过渡模式

作者系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法律硕士

正文

关于现行检察机关管理体制的弊端及其根源，学界与检察界均作了深入地剖析和检讨。入世对检察职业专业化的客观要求，加上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和主诉检察官办案机制改革的推动，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已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没能全面落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项改革措施缺乏一个基本的载体，无法进行整合与互动。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由于需要的人事权和财政权的让步，无法在检察系统内部解决，基本上停留于思路和计划。笔者认为，分类管理的过程就是检察资源的再分配和利益冲突的调和过程，涉及管理体制、机构设置、职权运作、检务保障等重大问题。因此，这个基本载体非其莫属，各项改革措施可以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得到强化和深化，并相辅相成地推进检察改革的整体规划。

一、检察权的功能更新与相关检察改革

检察人员的管理模式应由检察权的性质、内容及其配置决定。随着学界对检察机关宪法地位及检察权性质研究的深入，以及司法改革的牵引，检察机关对检察权的功能进行了局部的更新。这种更新虽然仍囿于理论层面，但却是分类管理的动因和契机。笔者以为，检察权的基本内容应当分解为公诉权、诉讼监督权、侦查权和预防权四种。笔者赞同检察权具有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公诉权、诉讼监督权(包含批捕权)具有司法性，应当由具备司法官身份的检察官行使。侦查权与预防权具有行政性，应当由具备公务员身份的司法警察和司法行政人员在检察官的指挥下行使。

(一)公诉权的强化与主诉检察官改革

庭审方式改革后，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的法律地位更加凸显。通说认为，公诉权应当是检察权的核心和基础，而公诉人如陈兴良教授所喻，是“法官之前的法官”。为保障国家追诉权的统一正确履行，公诉权正逐步强化，如增加了量刑建议权、暂缓起诉权等内容。与此相应的是对公诉人素质要求的提高。周口“职业公诉人”试点更加明确了公诉人职业化与专业化的走向。公诉人中的精英分子被委以“主导审前程序、主办疑难案件、主持业务管理”的重任，赋予相对独立的公诉权，即产生了检察官序列中的典型：主诉检察官。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淡化了原有三级审批制的行政色彩，主诉检察官办案组成为检察权运作的基本组合。

(二)诉讼监督权的调整与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的定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机构改革后，原来的审查逮捕部门被侦查监督部门取代，说明审查逮捕已被视为侦查监督权的一项内容。近期关于民事行政公诉权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成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机制改革的热点，同时也出现了归属之争。笔者认为，应当从常规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能中剥离出来，归属刑事、民事、行政一体化的完整的公诉权，台湾当属此例。在检察官序列中，应当设立专职检察官行使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权，主诉检察官不再兼具诉监双重身份。笔者建议在机构改革中设立诉讼监督部门，内部再分成若干主办检察官办案组，专司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职能。

至于对内的诉讼监督权，应当由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行使，可以通过介入办案的方式实现。《意见》中要求，“推行和坚持检察长、副检察长亲自办案制度。担任领导职务的检察官要定期承办具体案件，包括主持侦查工作、出庭支持公诉等，加强对业务工作的指导”，“加强和改进检察委员会工作。改善和优化检察委员会结构，按照一定比例选拔政治强、业务精、议事水平高的资深检察官和优秀检察官担任专职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官法》中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应当从检察官或者其他具备检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这说明了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正在逐步趋向专业化，应当在检察权的运行中发挥更大的指导和监督作用。

(三)侦查权的完善与“检警一体化”设想

随着渎职犯罪主体范围的扩大，职务犯罪侦查任务更加繁重。侦查指挥中心和侦查人才库的建立从检察系统内部健全了指挥、协作机制，侦查模式转化体现了检察侦查权的完善。虽然仿效国外检察体制而主张建立“检警一体化”缺乏本土资源的支撑，但是在检察机关内部实行主办检察官指挥司法警察的“检警一体化”却切实可行。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现有的司法警察名不符实，应当通过分类管理进行重组。按照对履行检察职能的能动作用不同，笔者将司法警察分为侦查警察和执行警察两类。前者参与布控追捕，在搜查中发现关键物证、书证，有效保护案发现场等侦查辅助活动，并要求具备在检察官指挥下完成侦查任务的专业能力，作为主办检察官小组的配备力量，一般为严格把关录用的警官；后者以提押、看押、还押、送达、维持秩序和安全保卫为主要职责，一般由各业务部门根据需要调派，可以由向社会招聘的警员担任。

(四)预防权的创设与预防官员的专业化

“打防并举，以防为主”的方针提升了预防工作在检察职能中的地位。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法制化的进程中，创设检察预防权日益成为预防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者的正当期望。预防权强调主动性、整体性和实效性，应当归属行政权并在检察权体系内定位。具体预防权包括检察建议、特别调查、质询听证、信任表决、备案审查等。为保障预防成效，预防官员应当在犯罪学、心理学、金融、财会、网络技术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能够整合各种信息资源，为各种职务犯罪的隐患进行准确地诊疗。分类管理序列中，预防官员并不要求具备检察官身份，而应当强调“预防专长”。可以从选择和培养熟悉预防对象业务特点的专业预防员开始储备和造就预防人才，并打破检察系统内部的用人“瓶颈”，面向社会按照司法行政人员的任职条件公开选拔。

二、分类管理对检察改革的整合与促进

(一)分类管理与人事制度改革

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和轮岗。分类管理的分类的实现采取就是竞争上岗和双向选择的过程，即在差别的检察人员与差别的岗位之间通过“自然选择”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同系列、不同岗位的适格条件不同，按照学历、专业等任职资格要求，从高到低依次为：检察官、技术性司法行政人员、书记员、法警、服务性司法行政人员。除特定岗位指定选择由专业技术人员上岗外，具备高条件的检察人员可以优先选择低条件系列的岗位；同等条件的岗位，申请上岗人员可以和各岗位所隶属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双向选择；某系列现有人员已超编，或缺编职数少于申请该系列的人员总数的，应当采取竞争上岗的方式择优配置。针对归类后岗位和人员的变化，分类管理还预设了对类别之间转换的条件和途径，以实现特定的轮岗。换句话说，分类管理本身就包含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份，更便于操作和优化组合，提高整体效能。

当然，分类管理在检察官套用行政级别的现状尚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保障核定编制的各内设机构领导层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政治待遇配套改革的复杂性与滞后性，尤其是检察官等级制度目前虽然形同虚设但未来又有落实的可能，没有检察官身份的中层领导将在享受级别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存在晋升艰难或不能的风险。基于对政治前途的忧虑，后勤综合部门的领导普遍抵制分类改革试点，或想方设法往业务部门调整。导致相对适合在后勤综合部门任职的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流失”，从而损害到检察机关的整体效能。如果中层干部身份不同，轮岗制度可能难以操作。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办公室、政工(监察)科、检察技术科各设立一个检察官职位，将符合现行《检察官法》的学历条件要求的负责人直接归入检察官系列，就是兼顾了上述职权的质与量。当然，如果上述部门中的副职领导比正职领导更适合担任检察官时，正职只能适用资格保留。至于纪检组长，一般由地方纪委派任或委任，如果具备现行《检察官法》的任职条件，也可以作为检察官教官归入检察官系列。

(二)分类管理与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精简的原则下定岗定编。《意见》中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按照精简、统一、高效原则根据各地的人口数量和业务量科学地确定检察官的合理编制以及与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和司法警察的配置比例。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又提出了实行检察官员额制和准入制的改革思路。这充分说明了分类管理与机构改革的共同取向。分类管理可以在淘汰一批不适合从事检察职业的非专业人员和加强与法官、律师、警察及其他公务员的对口交流过程中实现减员。

在同一检察院中，检察权是通过设立不同的内设机构及确定各检察官的职务、职责实现分解与配置的。尽管出于检察一体化对口管理的需要，全国检察机关必须统一机构设置，但是由于内部各职能部门业务量的差别，检察官的利用率也明显存在差别。检察官作为人力资源及其消耗其他检察资源的整体利用率低下，这不符合检察权配置的效益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淡化部门界限，强化检察官办案组的独立性。分类管理以办案组作为基本组合模式，实现机构的精简。在保留常设机构的基础上，检察长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调派挂靠在不同内设机构的检察官办案组执行任务。同时，赋予负责的检察官必要的、相对独立的处分权，使之成为对案件负有一定的决定权、责权统一的检察权行使主体。办案组模式的灵活运转还有避免某项检察权长期由某检察官行使可能引发的徇私与威信下降。同时，也有利于在办案组之间形成可比的良性竞争，促进业务水平的提高。事实上，在办案高峰期或承办大案、要案时，往往也采取抽调的方式调配各部门的检察官，可以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办案组负责的检察官必须能胜任调派的业务工作。

(三)分类管理与办案机制改革

办案机制改革是在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在各业务部门全面推行主办检察官办案机制。主诉检察官办案组的运作模式向其它业务部门推广，这正是分类管理追求的目标之一。分类管理通过使业务部门的业务领导与行政领导重合，为建立检察官独立的办案工作机制创造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主诉检察官的条件、选任、职责、管理、考核、奖惩、监督及工作机制作出统一规定，这为分类管理的配套管理提供了蓝本。而随着分类管理的深化，主诉检察官办案制度将有可能向着法定化方向迈进，甚至写入检察院组织法。检察机关内部的行政管理职能虽然与法律监督职能相关，但从制度逻辑上应当是为了支撑检察机关实现其检察职能的，是辅助性的。要实现检察机关内部检察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的彻底分离，在业务部门以业务领导取代行政领导是关键的第一步，而过渡性的有效方法就是使二者一体化。一旦检察官等级制度兑现，可以直接套用，取消行政职务，不必再度调整中层领导。

关于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应当着眼于司法审查的本质属性，尽可能保持居中判断。因此，批捕权归由专司侦查监督的主办检察官行使，而引导侦查权则应归属主诉检察官，以便于其发挥审前主导作用。侦查机制改革则应当突出司法警察的侦查职能，将一部分现任检察官和非检察官序列人员转入司法警察序列，成为专门的侦查力量。

(四)分类管理与检察保障机制改革

针对经费保障不足问题，分类管理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一是精简检察人员，人均经费相对增加。二是检察官地位提高，便于申拨业务经费。三是个人素质和整体效能提高，降低办案和工作成本。四是分类后检察官以外序列的适格条件较分类前降低，部分非检察官人员安心本职工作，参加在职学历教育因更加理性化而呈现递减趋势。五是检察官的权威性及其严格的选任、考核、晋升机制，使得检察官为保障公正和维护形象逐渐与社会利益团体保持一定的距离；而由于检察官序列以外的检察人员已明确不得行使检察权，与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交易机会明显下降，使得拉赞助和应酬现象被有效扼制。六是检察人员综合技能的提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专职操作，使得行政技术装备得到充分利用。七是财务专业管理人员可以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突出重点，减少损失和浪费。

作为分类管理中的经费保障配套措施，应当在以下几方面与原有制度相区别：一是按照检察官等级、书记员等级、专业技术职称、警衔及行政级别配套级别和职务工资。二是按照公务员工资的1.5倍确定检察官基本工资标准。三是按照主诉、主办检察官的业务量核定岗位津贴。四是赋予主诉、主办检察官对下属一定限额内的奖励津贴支配权。五是将检察官序列对应的检察经费划归中央财政负担，实行统一标准，其余仍由地方财政拨付。

分类管理推动各序列人员的专业化进程，其关键内容应当包括：

1、人大常委会对除检察长外的现任检察官进行绩效考评并听取述职报告后，根据院检察官考评委员会提议，邀请当地资深的司法工作者、法学专家、人大代表进行纠问式考核并提出意见，经由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同意晋升、续职或者予以罢免。

2、面向社会从统一司法从业资格考试合格且符合《检察官法》关于初任检察官任职条件者中公开招录检察官，并组织录用者到国家检察官学院培训一定期限，结业后给予任命。

3、录用终身书记员，建立书记官等级制度，在最高相当于副检察长的行政级别以下的级别内，按照书记官的等级套用行政级别。

4、对司法行政人员套用政工师、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等技术职称。

5、在司法警察大队中分设经侦中队和执行中队，经侦中队由录用的警官组成，归属反贪污贿赂局、渎职侵权检察科指挥，按照《警官法》进行管理；执行中队由录用或聘用的警员组成，由院政工部门调派，参照保安的管理办法。

6、定期按比例向上级检察院输送优秀检察官，向其它单位或部门输送优秀法律工作者的可操作性办法。

7、惩诫机构和内律机制。

8、检察长与全院检察人员签定的聘任合同。最后，需要的是组织支撑，即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方案经地方党委同意，获得人大、政法委、组织人事部门的全面支持。

综上所述，分类管理从人、财、事三方面对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共同发展发挥了助推器的功能。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分类管理对于明晰检察机关职权，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和检察官管理制度，构建省级以下检察机关直接领导体制等理论研究及检察改革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分类管理的原则和过渡模式

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在具体设计和操作分类方案的过程中，应当兼顾过渡性与前瞻性。只有在现有体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设置一定的过渡期和缓冲带，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一)分类的原则与标准

在现有的检察制度及基层检察院的机构设置下，分类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以权定岗原则。用于解决检察官岗位的确定问题。将依法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务犯罪侦查权、逮捕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等检察权⑨，运用检察专业知识对管辖的客观事实进行查明、证明，做出法律判断，并具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岗位，以及内律机制中以监督制约检察权行使为主要职能的岗位，确定为检察官岗位，其余为非检察官岗位。

二是惯常参与诉讼原则。用于从非检察官岗位中分离出司法行政人员岗位。检察权的行使针对或集中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书记员和法警协助检察官完成具体诉讼活动中的特定任务，如制作讯问笔录、搜查、送达等，其职权由检察权直接派生并依附于检察权的行使过程，其行为对诉讼进程甚至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直接影响，受诉讼规则的调整，在有关诉讼文书及证据材料中具有签名的权利和义务，是诉讼活动的惯常参与人。而司法行政人员为检察官职权行为提供的后勤保障，如通讯、交通等，一般属于事务性服务而非诉讼协助，具有相对于诉讼的独立性，只有偶尔特定的技术服务如做出尸检、文检等鉴定结论、提供多媒体示证技术支持等，才参与个别的诉讼活动。

三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用于解决职责多元化的岗位或人员的归类问题。对于身兼数职即一人多岗的，应当以最密切联系的岗位归类。首先确定各岗位的类别，再确定该检察人员的专业、专长、工作经验与各岗位联系最密切的因素，最后，按照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与各因素具有最密切联系(暂时无法由他人替代或替代明显不利)的岗位，确定该检察人员的归类。例如，某检察人员专业是档案管理，在办公室兼任档案员、统计员、书记员工作多年，成绩最突出的是档案工作。初次分类时，全院找不到合适人选接手档案室。由于三个岗位中，档案工作与档案专业联系最密切且专业要求最高，该人员应当定岗为档案员，归为司法行政人员系列。对于一岗多责，即一个岗位的职责本身兼具检察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的，应当以最密切联系的职权归类。例如，在不设研究室的基层检察院，已具有检察员职称的办公室主任，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同时，还负责检察理论研究、检委会办事机构(对业务部门拟提请检察长提交检委会研究的申请进行预审，有权调阅案卷，提出是否有必要提交检委会的意见，为检委会决策提供法律参考)等可以归属检察职能的工作，如果具备现行《检察官法》的学历要求，精通检察业务，可以为业务实践进行理论指导的，属于检察职能强化、行政职能弱化的情形，应当归类为检察官系列。否则，归入司法行政人员系列。

四是专业含量优先原则。在检察权当中，要求专业技术含量最高的就是公诉权。根据司法实践，作为公诉人，主要应当具有以下能力和素质：

1、掌握基本的法学知识并应精通刑事法律。

2、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丰富的知识积累。

3、具备敏捷的思维能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4、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5、具备良好的文字功底和雄辩的口才。因此，应当将公认权交付给符合上述要求的主诉检察官及其助理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内部的人才运用上，公诉人的选择应当优先。其次，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也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问。在相当部分是依靠办案实践来学习法律的检察官队伍中，熟悉民商法、行政法的检察官实在是屈指可数。因此，民事行政检察权的配置也需要优先，才能分配给最能接近这项专业要求的检察官。再来就是能够指挥侦查，突破涉案公务人员心防的侦查人才，应当作为侦查部门的主办检察官或助理检察官。在这些专业含量高或者业务量大的岗位上，要改变单纯强调增加数量的作法，应当是质量优先，兼顾数量。

依照以上原则，分类标准及适格条件具体分解如下：

检察官：具体行使检察权或对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发挥必要的督导职能。前者为承办检察官，包括主诉检察官、主办检察官及助理检察官；后者为督办检察官，包括正副检察长、专职检委会委员、非承办检察官兼任的检委会委员、检察官教官。一个基层检察院可以设业务教官1名，由负责检察理论研究和检委会办事机构的办公室主任担任，可兼任检委会委员，对全院的检察业务进行指导，对本院的检察人员进行业务素质教育培训；另设政治教官1名，由负责政治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检察纪律监督，对检察业务的熟练掌握程度足以胜任指挥案件复查等专业督查活动的政工科长或纪检组长或监察科长担任。检察官应当符合《检察官法》要求的任职条件，其中主诉检察官和主办检察官必须通过统一的专门资格考试；检察官教官必须经上级院法律政策研究部门、教育部门或政工、纪检监察部门考评后授予教官资格；助理检察官协助主诉、主办检察官承办检察业务，可以是检察员或助检员。

书记员：根据检察官的指令和检察工作需要，协助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过程中记录、摘录，办理司法文书，整理诉讼档案、文书档案，处理其它诉讼杂务。除直接参与讯问、询问、法庭记录等诉讼活动的业务书记员外，设置作为检委会秘书的检委会书记员和协助检察执法执纪检查、调查的纪检书记员。要求具备法律大专以上学历，通过书记员任职资格考试及专门培训，熟悉检察业务及诉讼规则，并在速记和计算机应用方面有较高的水平。

司法行政人员：围绕开展检察工作需要而从事预防、政工、监察、行装、文秘、技术等行政管理和工勤事务。按工作性质分为服务性人员和技术性人员两类。按身份来源分为干部编制的公务员、事业编制的工勤人中和不占编制的聘任人员。在编人员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其中的预防员要求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计算机管理操作员要求计算机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兼职密码、统计、档案工作的要求通过国家一级以上计算机等级考试；会计人员要求财会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并具备从业资格；聘任人员应当是在当地相关行业或领域中具有较高权威和良好资信的专业人士。

司法警察：职责如上文所述。要求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符合《警官法》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编制分配原则及比例

一个基层检察院的整体编制应当根据辖区内人口数量和业务量科学设置并适当调整。在总编制确定的情况下，确定各系列检察人员的分类编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以岗定员原则。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先确定各种工作岗位及其职数。能兼职的岗位不占编制，同种岗位的职数在保证基本机构配置的前提下，不应超过本院该种工作的总量与本地区所有基层检察院中从事该种工作人员人均工作量的商数。在充分精简后，以专职岗位的数量确定人员编制。

二是加强业务原则。一方面通过充实人员强化业务部门，使业务部门人员编制占总编制的比例增加，重点保障行使检察权需要的检察官和书记员；另一方面通过严格控制检察官数量，使检察官编制占总编制的比例减少，实现少而优的精英化，淘汰低素质检察官，通过强化检察官职权和地位，提高检察业务的质量与效率。

三是固定搭配原则。以主诉检察官、主办检察官为核心组成办案组，根据日常业务工作需要配备相对固定的助理检察官、书记员，侦查部门的主办检察官办案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配备相对固定的法警。

四是社会化补充原则。为精简行政管理人员，将服务性、技术性人员分离，提高检察官、书记员以外检察人员的社会化程度。尤其当岗位需求超过编制范围时，可以通过实行部分司法警察、检察辅助人员、后勤服务人员聘任制进行补充。

分类编制应当根据基层检察院实际工作需要来确定，不必强调统一的固定比例。但是，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变更。笔者以为，上文所指的承办检察官总数不应超过全院干部编制的50%；如果全院原有干部编制明显过于庞大时，应当使各业务部门的检察官职数≤该部门全年受理案件总数÷全地区同部门检察官的人均办案数；检察官系列中，主诉检察官和主办检察官必须是检察员，鉴于检察官数量的固定和助检员晋升为检察员的趋势，检察员与助检员的比例也没有确定的必要；主诉检察官小组的搭配比例，根据业务量的需要可以是1名主诉检察官、1-2名助理检察官、1名书记员；侦查部门的主办检察官小组的搭配比例，可以是1名主办检察官、1-2名助理检察官、1名书记员、1-2名法警；其他业务部门的主办检察官小组，一般配备1名助理检察官、1名书记员；业务量相当少的部门，如检察技术科，可以设置1名主办检察官但不必成立固定的主办检察官小组，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参与其他小组协助办案，也可以抽调其他部门的助理检察官、书记员由其指挥；若属纯技术性的业务如法医鉴定，则可以和专职或聘任的技术人员组成专门小组；检察官教官各配备一名书记员；剩余的编制，优先分配给司法行政人员和法警中的领导岗位，以及兼有技术和保密要求的特殊岗位(如档案员)；对于司法行政人员中不足使用的人员(如文秘)或偶然使用的人员(如法医)，以及非检察官办案组的法警，可以采用聘任的方式配齐；会计和出纳可以是事业编制，也可以是聘任人员，或者由财政部门下派。

(三)初次定岗归类方法

1、检察官资格的延续、保留和免除

(1)符合现行《检察官法》要求的学历条件，且现在岗位行使检察权的，本人提出继续行使检察权申请，经检察长同意，可延续检察官资格；

(2)符合现行《检察官法》要求的学历条件，但现有岗位不行使检察权的，本人要求轮换到行使检察权的岗位，经检察长同意，并通过该岗位的任职资格考试后，可延续检察官资格；

(3)不符合现行《检察官法》要求的学历条件，但现在岗位行使检察权的，本人提出继续行使检察权申请，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保留检察官资格三年，逾期仍无法通过检察官续职资格考试满足任职条件的，经检察长决定或提请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其检察官资格；

(4)不符合现行《检察官法》要求的学历条件，且现在岗位不行使检察权的，本人要求轮换到行使检察权的岗位，经检察长同意，并通过该岗位的任职资格考试后，可以保留检察官资格三年，逾期仍无法通过检察官续职资格考试满足任职条件的，经检察长决定或提请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其检察官资格；

(5)因分工需要，仍然留在或调整到非行使检察权岗位的，适用三年资格保留，但按照所在岗位归属的系列进行管理，赋予其“双重身份”，条件是每年必须通过检察官资格“年检”考试，同时规定逾期未轮换到行使检察权岗位的，依照程序免去其检察官资格；

(6)主动提出放弃检察官资格，要求进入其他分类系列的，经检察长同意或提请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其检察官资格；

(7)依照现行《检察官法》的考核及惩戒规定，已不适合再担任检察官，但尚不必开除、辞退或调离检察机关的，经本院检察官考评委员会决定或由检察长提请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其检察官资格；

(8)当延续和保留检察官资格者超过检察官分类编制时，除正副检察长、检委会委员和已通过专门资格考试并在岗行使检察权的主诉(主办)检察官外，其余一律采取竞争上岗的方式定岗和精选；落选者不占检察官编制，适用资格免除，归入其他系列后，可以以预备检察官身份参与检察官补员竞争；

(9)预备归入检察官系列的延续和保留检察官资格者，必须通过本院考评委员会与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考核，经检察长或人大常委会重新任命，否则属于“不能胜任检察官”，适用资格免除。

2、非检察官人员归类的指定、竞争和选择

(1)定岗录用的专业(如计算机、档案管理)

人员，以书记员类别录用的非专业人员且尚未转正的，专门录用和已任命的司法警察，直接归入司法行政人员、书记员和司法警察系列，不参加定岗归类双向选择；

(2)分类前已符合现行《检察官法》要求任职条件的非检察官人员，在现有检察官系列存在职务空缺的前提下，经竞争和考核后由检察长任命，可及时补进检察官系列；

(3)当现任和拟任书记员人数少于书记员分类编制时，只要符合书记员适格条件的，一律纳入书记员系列；当现任和拟任书记员人数超过分类编制时，由按照分类定岗后需要书记员的部门负责人与书记员进行双向选择；落选人员可以参加司法行政人员和司法警察岗位的竞争和双向选择，或者选择“待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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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换届后党委班子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研究

换届后县委领导班子

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研究

结合县委换届，我县对县委领导班子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建立了县委常委分工负责制，做到了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并根据中央、省、市委有关规定，对县委常委会的相关制度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印发了《县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关于需要县委常委集体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常委会议服务工作规范》、《落实“树正气、讲团结、求发展”主旋律行为规范》、《县委书记办公会议议事规则》、《县委常委会学习制度》、《常委会委员廉洁从政准则》、《关于进一步转变作风的规定》等制度，进一步规范了议事和决策程序，全面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如何建立完善班子工作运行新机制，达到提高运行效率、扩大党内民主的目的，已成为当前县委领导班子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我县对换届后县委领导班子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

一、换届后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面临的新情况

（一）基本状况。换届后的县委常委会共有11人。常委分工情况：书记1名，副书记3名，其中1名兼任县人民政府县长（协助书记抓全面工作，主持政府全面工作），1名兼任纪委书记（负责党风廉政建设、政法稳定、精神文明、新闻宣传、统一战线、民族宗教、优化经济和旅游环境、城镇建设工作。负责与人大的协调工作），1名专职副书记（负责组织、干部和老干部工作、农业农村、扶贫开发、文化教育、国防建设、开放、社区建设、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负责与县政协的协调工作）。

常委7名，其中1名兼任组织部长（主抓组织、干部、老干部工作），1名兼任常务副县长（协助县长抓政府全面工作，主持政府日常工作），1名兼任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1名兼任政法委书记（主抓政法工作，协助分管副书记抓信访稳定工作），1名兼任县人武部政委（主抓国防教育、兵役、人民武装和军民共建、双拥工作），1名兼任县委办公室主任（主抓县委机关日常工作，协助分管副书记抓信访稳定工作），1名兼任农工委书记（主抓农业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协助分管副书记抓农村稳定工作）。县委常委均有从事企业、农业、政法、党务以及文化、教育和乡镇基层等某一个领域或几个领域具体业务和领导、管理工作的经验，班子专业配套、优势互补，整体功能进一步增强。

副书记、县委常委、政府副职都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胸怀全局，密切协作，分工不分家，形成合力。

（二）面临的新情况：

1、履行职责上：一是过去常委工作一般有副书记分管，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后，如果常委工作独立性不强，大事小事都向书记汇报，同时常委之间也需要书记协调，容易牵扯书记过多精力。二是过去对涉及面广的工作由副书记协调，受习惯性思维影响，现在常委特别是新进班子的常委对一些涉及县委、政府其他负责人分管范围内的工作，协调不容易到位，可能产生推诿现象。三是要解决常委分工负责既要有“责”也要有“权”的问题，防止责、权不对等。

2、规范决策上：一是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后，什么事情由常委个人决定，什么事情必须提交常委会集体决策，应该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规定，既要防止超越权限，又要防止敷衍塞责。二是常委间分工相对独立，客观上造成对其他常委分管的工作缺乏了解，如果再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机制，可能导致常委会的议事决策作用难以得到很好发挥；三是书记办公会如何在形式上改变，更好地发挥在议事方面酝酿讨论、统一思想的作用，值得认真研究。四是实行常委负责制，对班子成员素质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二、换届后县委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实践

换届以来，我县针对换届出现的新情况，从实际出发，在完善县委工作机制上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是班子内部分工情况：按照“授权充分、各负其责”的原则，首先结合每位常委的能力特长，进行合理分工，工作量大致均衡，责、权、利相互统一。同时根据所担任的具体职务，各有侧重。其次，结合每位常委的分工，落实好岗位目标责任制。按照任务指标化、责任明确化、完成时限化和质量具体化的要求，把各项工作目标分解到每一个班子成员，在负责自身分管工作的同时，都建立了乡镇、村、企业以及社区联系点，对联系点的党建、计划生育、招商引资、文明创建等中心工作都负有领导责任，做到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以个体目标责任的落实来保证县委整体目标任务的完成。使常委工作既做到职责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胸怀全局，密切协作，分工不分家，形成合力。

再次，进一步落实党政交叉任职。县委换届后，已实现了1名县委常委与县政府副职的交叉任职。

二是决策议事、协调方面。我县县委书记办公会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由县委书记主持，也可由县委书记委托副书记主持。酝酿需要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要问题；对涉及全县党建、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酝酿人事任免等事项，提交县委常委会审定；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及时研究，做出决定，并通报县委常委；必要时提交县委常委会审定；对县委常委会决定的重要事项的组织实施进行协调；负责处理一些可以不经县委常委会审议，但又不宜由县委书记、副书记个人决定的问题。书记办公会议商议问题时，应当经过充分讨论，如对议题产生不同意见，一般应当缓议，经进一步交换意见后再进行研究。会议确定的事项，由县委办公室负责督促落实。

县委常委会议一般两周召开一次，遇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召开。

必要时可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县委常委会议和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由县委书记确定。县委常委会议由县委书记召集并主持。县委书记因故不能参加会议时，可委托县委副书记召集并主持。县委常委会议的议题由分管副书记征求分管常委意见后提出，经县委办公室综合协调，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把关审阅后，由县委书记确定。县委常委会议召开的时间、议题一般应提前两天通知出席和列席人员，会议有关材料应同时送达出席人员。有特殊原因或不宜提前送达的，可在会场分发。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事先要进行充分酝酿和沟通，形成初步意见。凡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的议题，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论证。对涉及多个部门的议题，主汇报单位要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在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提交常委会讨论。特别是有关人事、机构、编制、经费方面的议题，提交单位须先同有关职能部门会商，形成初步协调意见并报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初审。对有关重大决策要听取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各乡镇党委、县直部门党组、党委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及社会各界群众意见。讨论决定干部问题，会前一般要与有关县领导沟通。对干部的任免和奖惩，一般应先提交书记办公会进行酝酿。对涉及县科级干部党政纪处分的议题，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经县纪委常委会讨论提出建议后，再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用、推荐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在县委全委会会议期间，由常委会提名，县委全委会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县委全委会闭会期间，由县委常委会研究提名，以书面形式征求全委会成员意见，根据多数委员意见，由县委常委会作出决定。近年来，我县公推团县委书记，采取了常委会票决制的办法；选拔任用东文山乡党委书记、其中口乡乡长、石亭镇人大主席，采取全委会民主推荐的形式，进一步扩大了选用干部工作的民主化程度，增强了选人用人的透明度，效果很好。

县委常委会议须有半数以上常委到会方能举行，研究决定干

部任免事项时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常委到会。常委因故不能参加会议，要提前向县委书记请假，可用书面形式表达意见。县委常委会充分发扬民主，做到畅所欲言。在对所议事项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由主持人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决策建议，进行表决。表决可根据讨论事项的不同内容，分别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投票或记名投票方式。赞成票超过应到常委人数的半数为通过。末到会委员的书面意见不能计入票数。

对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应认真考虑，如发生较大分歧，难以形成统一意见，除紧急情况外，应暂缓作出决定。对县委常委会集体作出的决定，常委必须坚决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也可以向上级组织报告，但不得公开发表同集体决定相反的意见，不得在行动上违背集体决定。常委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因故缺席，由县委书记、副书记或委托有关人员事先征求意见，会后通报情况。对应由县委常委会决定的事项，因情况紧急来不及召开常委会时，县委书记可商有关常委临机处置，事后应及时向常委会报告。县委书记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尤其要认真考虑和听取不同意见，善于集中正确意见，进行科学民主决策。

县委各常委对涉及分管工作的议题，要坚持从大局出发，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介绍有关情况，积极、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切实履行职责。对不属于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要认真思考，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是监督方面：完善了民主生活会、党内情况通报、重大事项报告、谈话诫勉等制度，强化党内监督。定期向县人大、县政协和群众团体通报工作和征求意见，重视办理人大、政协的议案、提案和反映的社情民意。对县委决定的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和经济活动，要求县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提前介入、全程监督；对确定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每月通报进展情况，跟踪督查。

三、完善换届后县委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思考与建议(一)抓好学习培训，培养复合型领导人才。要按照领导带头、健全制度、联系实际、坚持经常的要求，结合深化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活动，结合县情和本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的教育，增强班子成员执政求进的创新意识、执政为民的民本意识，以及与时代进步潮流相呼应的开放意识，与社会形态变革相协调的善治意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效能意识，努力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坚定的政治信仰，转化为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立场和科学方法，转化为立身做人的基本准则。

二是完善培训机制。要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根据实际工作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岗位领导干部的不同需求，科学设置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有效解决供需脱节、学用脱节、培训形式单一的问题。在继续抓好基本政治理论培训的同时，应重点加强目前县级领导干部较缺乏的市场经济、公共管理、法律法规、外经外贸、招商引资、城市管理等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增强培训的实效性、时代性。

三是要加强实践锻炼。要根据县级领导干部的不同情况，遵循干部成长的规律，有针对性地选择和实施实践锻炼方式。立足本职岗位锻炼才干。要把立足本职工作、履行好岗位职责作为锻炼县级领导干部的主要途径，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工作岗位目标责任制，对工作任务进行细化分解，定目标，压担子，在工作上放手放权，在管理上严格要求，使他们在履行本职工作的实践中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立足干部担当重任的需要外派挂职锻炼。坚持定期选派一部分县级领导干部到发达地区、上级机关，特别是到艰苦复杂的地方工作，到矛盾多、困难大、条件差的单位锻炼，使他们在不同工作环境的磨练中提高应变能力和组织领导才能。立足培养复合型领导人才多岗锻炼。加大县级领导干部轮岗交流力度，有计划地推进跨部门、跨行业交流、发达县级与欠发达县

级双向交流、重要岗位定期交流，使他们在不同岗位的锻炼中丰富阅历、积累经验、增强本领，努力建设善于治县理政的高素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强的保证。

(二)健全议事决策机制，严格确定决策程序。进一步健全提高议事决策水平的相关制度，充分发挥书记办公会的酝酿作用和常委会、全委会的决策作用。当前，要突出提高常委会的决策质量。从县级工作实际来看，第一，要科学界定决策内容和权限。要根据县委承担的职责，合理界定应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确保所有关系到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都纳入集体决策范围。同时，要明确界定决策职责，既要防止超越权限，又要防止敷衍塞责。在决定重大问题时，不仅要关注人、财、物的配置，还要关注建章立制、树立科学发展观等问题。第二，要严格确定决策程序。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十六字方针进行决策，并根据决策系统化的要求制定规范化的议事决策制度。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第三，要完善民主决策机制。要建立健全信息收集机制、决策方案咨询论证机制、决策方案讨论确定机制、决策纠错改正机制、决策落实督办机制、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等等。

（三）完善县委监督管理机制，强化对权力的制约。要在班子成员中通过民主生活会等正常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监督，形成自我监督约束机制。要突出对“—把手”监督，严格执行班子成员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领导干部应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接受支部和党员群众监督。要发挥党内监督机构的作用。探索建立常委分工公示、推进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制度。

要建立规范的常委会述职制度，完善述职评议制度，完善调整不称职、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制度，完善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党代表评议不称职责令辞职制度。尤其要强化对县级党政正职的监督，对县级党政正职要重点在干部选拔任用、重大问题决策和廉洁从政方面加强监督。督促他们正确行使权力，认真履行职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政绩。同时还要构建以考核执政能力为重点的县市区领导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

（四）完善县委选人用人机制，选好用准干部。一是逐步推行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由县委全委会成员民主推荐制度。二是完善选人用人“最终决定”制度。逐步将下一级地方党委、政府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纳入县委全委会或常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范围。三是建立选人用人情况通报制度。继续推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四是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评议制度。各级党委常委会和主要领导干部在述职述廉活动中，应把用人权的行使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在相应范围内进行评议；也可由党代会代表或全委会成员对选人用人质量进行评议。评议结果作为上级党委评价考核下级党委和主要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五是建立用人失误失察责任追究制度。包括推荐提名失误责任追究、考察工作失误责任追究、任用决定失误责任追究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