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生产力学会第一届生产力理论与实践优秀成果评奖意见

第一篇：江苏省生产力学会第一届生产力理论与实践优秀成果评奖意见

附件一：

江苏省生产力学会第一届

生产力理论与实践优秀成果评奖意见

各会员单位:

为了检验近年来我省生产力理论与实践的成果,表彰在这一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员,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决定开展第一届江苏省生产力理论与实践优秀成果的评奖活动。

一、评奖的组织与领导

为了加强领导、确保质量，由学会领导、理事单位和秘书处领导组成“江苏省生产力学会第一届生产力理论与实践优秀成果评奖领导小组”，聘请有关专家、学者组成评审组。学会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

二、奖项设置

1、名称：江苏生产力理论与实践优秀成果奖

2、等级及名额

特等奖：3-5名

一等奖：20-30名

二等奖：70-100名

3、对象：各会员单位及会员

三、评奖范围和要求

1、评奖范围和时限：

1）因此次乃首届评选，所以，在评选时限上适当上延，凡

1在2003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期间公开发表的,由参评者独立完成,集体完成,参与完成的生产力理论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成果均可参评。

2）生产力理论与实践优秀成果奖是指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著作和论文的评选根据创新的情况、发行量、社会评论、报刊转载、影响力等因素综合考量评选；企业界人士所研究开发的发展战略、管理创新等以卓有成效的实践成果为背景的成果,包括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的课题、案例总结、发展项目、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项目、管理创新工程等,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论文、著作等。

2、一个作者可申报多项成果，但限于名额，每个申报者只能评取一项成果奖，与他人合作者，可另增一项。

3、两人及以上合作者的成果获奖者，每人发给同样写有合作者名称的获奖证书，但只发一份奖金。

4、已获得中国生产力学会往届全国优秀生产力理论与实践成果奖的成果，因受名额限制，不参加申报评奖。

5、凡申报的论文或著作，均需经作者所在单位或专业研究会推荐。

6、凡申报的论文、著作每项需交评审费人民币100元。

四、申报程序及时间安排

1、申报时间自2007年12月1日开始，至2007年12月12日截止（邮寄申报者以寄发的邮戳日期为准）。申报评奖的个人或集体，均需将申报表发至我会E－mail:fgc@nuist.edu.cn，邮件主题注明“××（单位名称）评奖申报表”。

同时，将签有单位推荐意见并盖章的申报表一式三份，已发表文章的封面、目录、文章、封底复印三份并加盖单位公章，或著作材料，随评审手续费一并寄、送至南京市宁六路219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发展规划处（江苏省生产力学会秘书处），邮编：210044。

2、2007年12月15日，由专家组成的评审组开展评审工作。专家评审组应对所有申报的成果填写评审意见表，提出是否获奖、获奖的理由，最后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评出获奖项目和等级。

五、评审工作原则与要求

1、评审工作人员均应努力工作，认真负责，遵守纪律、保守秘密；

2、评审工作人员应始终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择优录取的原则；

3、评审人员必须遵守“坚持标准，认真负责，客观公正，不徇私情”的原则和纪律；

4、评审人员在评审本人成果时必须回避；

5、所有工作人员不准向外泄露在评审过程和投票表决中出现的不同意见。

江苏省生产力学会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二篇：新时期生产力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1

新时期生产力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1）

发布时间：2005-7-6信息来源：

生产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展开，学界对生产力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具时代特色，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兹举其要者述评如下：

一、对中共三代领导人生产力思想的合理化发挥

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适应，学界不断地从中共三代领导人的生产力思想中挖掘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特征，既为现阶段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构建了充分的理论背景，也为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

对于毛泽东的生产力思想，学界的观点比较统一。多数学者对毛的生产力思想持一分为二的态度，都认为毛在一段时间内不但重视通过革命来解放生产力，在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很重视发展生产力，从而论证了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并为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吹响了号角，只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连贯下去。

相对而言，邓小平的生产力思想在三代领导人当中是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学界对它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这些研究较好地概括了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的五个方面：生产力主体论、第一生产力论、根本任务论、动力论、评判标准论。邓小平的生产力思想是对毛泽东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两者的差异也就是邓小平在毛泽东生产力思想基础上的发挥之处。有些学者从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对发展生产力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的认识等方面，分析比较了毛、邓的生产力观，较为充分地论证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为树立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作了系统的理论铺垫。

关于江泽民的生产力思想，多数学者认为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尤其是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并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的任务，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过程中，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方面有新的建树：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在合理布局中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党建纲领，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前提。

二、从生产力要素说到系统说的发展

当前，学界对生产力“二要素论”与“三要素论”的纷争现已渐趋平息，“多要素论”已经成为了学界的通说。但现阶段的学者们在把目光投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对实际发挥着重

要作用的某些要素，尤其是一些非物质性要素，是否就是生产力要素的问题，仍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声音。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对生产力趋向广义化的理解，提出了诸如生态、环境、制度、思想政治工作、报刊„„也是生产力的观点。虽然也有学者对此持谨慎的态度，认为信息与劳动力、劳动工具一样，也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应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但组织、管理等则不属于生产力范畴，它基本上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有的还应属于上层建筑。还有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制度等非物质要素不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形态和环境，不是生产力，更谈不上是第一生产力。但从总的说来，生产力要素“广义论”者占据主导地位。

生产力的要素分析毕竟只是生产力内涵的一个侧面，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和认识生产力，有必要对生产力进行系统的分析。系统论的提出及完善，既是对生产力“多要素论”的发展，又是对生产力要素“广义论”的深化。究竟生产力能否成为系统?或者说能否提出“生产力系统”的概念，曾经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其中薛永应研究员“三篇十论”的概括最具有代表性：生产力系统构造篇，包括：因素论、组合论、整体论、量化论；生产力系统运行篇，包括：环境论、成长论、流动论、规律论；生产力系统优化篇，包括：工程论、战略论。“三篇十论”构成了生产力系统严密而完整体系框架。但生产力系统论主要还是侧重于对生产力体系自身静态联系的把握上，尚缺少对生产力发展的动态考察，这就给生产力研究的动态视角留下了空间。

三、从对生产力的静态规定到动态规定的延伸

生产力“三阶段(高度)论”的提出，把生产力研究从静态延伸向了动态。这些学者把“系统生产力”当作生产力发展的第一高度，认为“系统生产力”理论只是一种静态的生产力理论，是“解剖式的生产力”理论，还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生产力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可操作性。生产力发展的第二高度是“市场生产力”，“市场生产力”才是一种动态的生产力。“市场生产力”就是要用市场经济方式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流动。但这种形式的动态生产力还有很多方面的不足与缺陷，在处理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着无法协调的多种矛盾。时代呼唤一种更高的动态生产力形态。“绿色生产力”的提出，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第三高度，也是对时代发展要求的一种回应。熊映梧教授与他的高足孟庆林教授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创立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绿色生产力”是一种高境界的生产状态和生产结果，是—种既合乎自然规律，又合乎人性的生产力性质。

笔者认为，关于生产力阶段的划分，是对生产力发展过程的回顾与理性思考。“绿色生产力”的提出，结合了可持续发展与跨越式发展的双重优点，这种“绿色生产力”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还体现在精神上；既是一个地区物质生产力的表现，也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综合因素的表现。这种“绿色生产力”还应表现在纵横联系的特征上。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相比，它体现在具有普遍的竞争力上；相对于过去而言，它表现为社会的进步；而对于将来，它则表现为具有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途上。遵循“绿色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地区，不仅现在具有竞争的优势，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将处于竞争优势的地位。

四、从对生产力的低形态认识到高形态认识的深化

有学者从生产力形态更替发展的本质特征出发，分析了生产力形态的依次转化：第一，从原始的以劳动者自身的肢体为工具的对象化形态，过渡到古代的以手工工具为中介手段的对象化形态；第二，从古代的以手工工具为中介手段的对象化形态，过渡到近代以普通机器体系为中介手段的对象化形态；第三，从近代以普通机器体系为中介手段的对象化形态，过渡到现代以智能机器体系为中介手段的对象化形态。多数学者直接从表现形态出发，把生产力发展形态分为自然生产力、土地生产力、机器生产力、科技生产力四种形态。这些分类，反映着人们对生产力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认识过程。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科技生产力标志着人类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那就是知识经济，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当前学界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上。首先，在生产力与知识经济的关系上，国内学者的口径基本一致，大都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知识经济具有—致性。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的实质在于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质的飞跃，其实质是科技创新，也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还有学者从知识经济的发展、内涵、特征三个方面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知识经济的—致性。其次，充分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强调了人，尤其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在生产力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和核心作用。如有学者指出，知识经济与产业革命以来的工业经济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的差异，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人重返生产舞台的中心。我国尊重人才的政策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

分析生产力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生产力主体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总是伴随着生产力主体——人的解放和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继承、延续、突破和交互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创造性活动。“知识经济”的提出，更加充分地说明了生产力主体的重要地位。

五、从生产力的区域视野到全球视野的拓展

生产力交互发展的本质特性必然导致生产力突破区域的限制而形成世界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而全球化也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当前学界几乎都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到了全球化的背景之中。

首先，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是生产力及其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向。有些学者从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全球交往活动来理解“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传递。近年来，随着电脑国际互联网的出现，这种认识更加具有代表性，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还包括人类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冲破自然空间和时间的阻隔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自由交往活动。这种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概括也较为全面。因为生产力以及构筑其上的上层建筑与各种社会意识的交互激荡必然出现全球化的趋势。

第三篇：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三农”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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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三农”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潘 珍 林 东

来源：《海峡科学》2008年第09期

[摘要] “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新型科技中介机构的代表，应充分抓住“三农”问题对科技服务迫切需求这一有利时机，将服务领域从原来的中小企业向“三农”服务领域延伸。该文以福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三农”的实践为例，探索生产力促进中心如何更好地服务“三农”。

[关键词] 服务“三农” 生产力促进中心

“三农”问题始终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008年，中央连续第五次出台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体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新型科技中介机构的代表，福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积极探索服务新领域，在为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特别是为“三农”提供专业化服务创出了新路子，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初步实现了功能社会化、组织网络化、服务产业化的建设目标。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三农”的优势

当前农民最需要的科技服务包括四类，分别是技术和市场信息服务、农业产业化全过程服务、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对科技中介服务有强烈的需求。一批新型的科技中介机构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比如各类技术市场、各类农业技术协会、农业科技园区等。

生产力促进中心与传统的农技推广体系相比，具备为“三农”服务的独特优势，表现为：

（1）2002年，国家颁布《中小企业促进法》，确立了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法律地位，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各级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积极推动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在政策、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2）生产力促进中心是以市场需求和农民需求为服务导向，服务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3）近年来，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数量迅速增长，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已初步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地方和行业相结合的服务网络体系，其中超过一半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分布在农村基层，更容易通过这个网络服务“三农”；（4）生产力促进中心是具有政府背景的科技中介机构，注重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与许多专家、教授建立了热线联系，因此容易整合资源，搭建综合网络体系，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2 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三农”的实践

福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通过构建福州市“三农”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即“三农”信息服务平台、技术服务平台和培训服务平台，积极探索创新“三农”服务的新模式。

2.1 “三农”信息服务平台

信息平台通过英特网实现信息交互共享，包括在线视频点播系统、专家咨询服务系统、农业技术培训系统、福州市农业专家库管理系统、福州市农业项目库管理系统和远程视频教育培训系统等六个模块。信息平台将与气象局合作，为农民生产提供及时的天气预报；与大的批发市场价格联动，为农民买卖交易提供实时讯息；与移动公司合作，通过电话、手机等目前农村较为普及的信息交流通讯设备，为农民和农业科技工作者提供便捷获取农业科技知识的途径；与媒体合作，制作远程教育视频课件；与农业部门、科研院所合作，及时发布农经动态、政策法规以及病虫害预告等；与县（市）区合作，建设具有当地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信息平台，包括罗源县食用菌网站、闽侯工艺品网站等。

2.2 “三农”技术服务平台

福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根据县、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特点，积极探索与县、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合作，带动并扶持各县区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

福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根据罗源县食用菌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秀珍菇基地县，并根据该产业在罗源县的发展瓶颈，积极探索与罗源县生产力促进中心合作成立罗源县科源食用菌技术服务中心（简称“科源中心”）。“科源中心”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实行企业化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科源中心”建立食用菌菌种培育中心和食用菌示范基地，主要承担食用菌新品种引进、菌种提纯复壮；食用菌技术咨询、指导；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培训；新品种、新栽培模式示范推广及市场开拓等工作。同时“科源中心”注重与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紧密合作，建立平台发展的长效运行机制，聘请省、市食用菌资深专家和市直有关部门领导，成立专家顾问组，为“科源中心”的发展提供指导性方针和建设性意见。

“科源中心”的建设有利于“扶持一个产业，壮大一域经济，致富一方百姓”。“科源中心”运作后形成一定的服务群、服务项目和服务收入，并形成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进而发挥福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的作用，带动并发展壮大县、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2.3 “三农”培训服务平台

福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在福州市科技信息大楼开辟专门的场所，作为信息平台演示和远程视频会议总控制中心，在试点镇村设立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利用数据传输网络把分布于福州市各试点镇村的多媒体会议终端连接起来，专家可以直接在线授课、答疑，与各终端的农民进行实时交流，实现一点对多点的远程、实时、交互培训功能。

福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根据各县区农民的实际需求情况，让农民“点菜”，专家“上菜”，邀请在榕高校、科研院所相关领域的专家、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为农民送技术、送信息、送知识。在培训上重视质量，采取点对点、上门培训等多种培训方式。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三农”面临的问题

福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按照科技部“建设一个中心，扶持一个产业，壮大一域经济，致富一方百姓”的要求，积极探索与县（市）、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合作服务“三农”的新模式，扶持区域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同时，生产力促进中心在服务“三农”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3.1 大部分生产力促进中心是由政府创办的，是政府职能的延伸，运行方式上机制不活、人浮于事，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其服务过程属被动型，而不是主动出击。很多县（区）级生产力促进中心属于“挂牌”中心，因此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不健全、服务不规范、缺乏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短期化行为严重。

3.2 服务“三农”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多部门、多领域。农业服务机构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组织和协调，且只重视一般的技术推广普及和简单的技术服务，没有形成技术创新和技术服务的整体优势，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共享。

3.3 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投入不足且没有固定渠道。多数生产力促进机构经费短缺，甚至有些县区生产力促进中心没有经费。资金短缺使生产力促进中心无法提升服务的软硬件条件，限制了生产力促进中心进一步服务“三农”。

3.4 生产力促进中心普遍存在着人才短缺、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缺乏问题。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总体素质偏低，结构不够合理，良好的业内竞争局面和激励、创新机制尚未形成。

3.5 社会各界对生产力促进中心这一非营利组织缺乏了解，对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价值的认同程度不高，这也成为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过程的一个障碍。4 提升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三农”的对策建议

4.1 营造良好的政策和发展环境

政府要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生产力促进中心为“三农”服务，尽快出台和完善相关有利于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大对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投入，营造有利于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生产力促进中心自身宣传和政府的强力推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促进生产力中心健康、快速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三农”。

4.2 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一个生产力促进中心的资源、条件和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将每个中心和相关的农业科技机构联系在一起，充分整合资源，形成战略伙伴或战略联盟，其作用将会更大，“组织网络化”的目标也才能真正实现。加强全市生产力促进机构与科研单位及其他农业科技机构的协调合作，进行经验交流、优势互补，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包括信息资源、专家资源、网络资源、各种数据库资源等。

4.3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

以“福州市„三农‟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为依托，联合相关涉农机构和涉农资源，在全市建立上下贯通、横向相连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通过信息平台把农业新技术、农村新政策、农产品市场新信息及时送到农民手中，切实解决服务“三农”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4.4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生产力促进中心是一项开拓创新性的工作，是以技术和知识为服务资本的组织，员工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服务的质量。因此要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高度，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吸引、凝聚优秀人才加入生产力中心团队，优化人员组成；将学历培训、资质认证和素质提高作为战略性问题，进一步完善培训机制，提高业务和管理水平。

第四篇：“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的法治内涵与实践路径

“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的法治内涵与实践路径

摘要：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是以国家刑事法律为依据、以国家工作人员罪与非罪为尺度的法治思维，不仅是对预防工作阻却职务犯罪、防止生产力要素蜕变的确信，而且是建立在法律事实基础上以减少负值为产出正值的效能判断。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要坚持把查找直接引发案件的主客观原因作为办案内容，把帮助发案单位整章建制作为法定职责，把防止同一类案件在同一单位重复发生作为基本要求，把为地方党委政府当好预防工作参谋作为战略任务，确立“有案必办”前提下以立案数是否下降为预防工作效果的评价标准，构建职能化为基础、专业化为主导、效能化为重心、法治化为保障，社会各界积极配合、人民群众有效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

关键词：职务犯罪；检察预防；出生产力；法治内涵；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3?A100?A7

“预防职务犯罪也出生产力”(以下简称“预防出生产力”)是总书记2013年“两会”期间参加江苏省人大代表团讨论时提出的重要思想[1]。这一思想既是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价值的肯定，也是对预防工作效果的明确要求。与打击职务犯罪相对应的预防工作既是司法领域的非诉讼活动和检察机关的专项职能，又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由于这一司法活动派生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其理论准备不足。因而在预防工作的基本属性、职能定位、效果评价等方面至今仍未形成共识，总体上还停留在政治思维和政治热情层面。如何认识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的法治内涵，理解预防职务犯罪与出生产力的关系，把握新时期预防职务犯罪的基本定位，从内在逻辑上实现预防出生产力，这些事关总书记指示能否真正落实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论是实务部门工作部署还是理论研究文献，均鲜有涉及。为此，笔者拟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预防出生产力”的法治内涵

其一，“预防出生产力”是建立在法治思维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法治思维是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的思维，而不同于以政治信仰、经济规则、道德纪律等为依据和标准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非法治思维。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是典型的以国家刑事法律为依椐、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罪与非罪为尺度的法治思维。从犯罪学的角度看，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其不当行为只要没有达到犯罪程度，就不应受到国家的刑罚追究。因而，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管理者，其生产力要素的性质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只有当职务行为构成犯罪的时候，生产力要素才发生质的蜕变，由生产力的能动性因素变成破坏性因素。预防职务犯罪是对已然的构成犯罪的职务行为的打击处理和未然的可能触犯国家刑律的职务行为的防范。因而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可以理解为通过预防工作阻断、隔绝、排除职务犯罪因素、防止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或受到犯罪侵害，使这类极具管理能力的生产力要素不因犯罪而蜕变，从而取得“出生产力”的预防成效。

其二，“预防出生产力”是对职务犯罪直接危害的确信。在社会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最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劳动者。作为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一般是最具知识才干和能量释放的人，是劳动者中间的引领者、指挥者和管理者。而职务犯罪则使他们中一些人的劳动者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者蜕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者。而这种蜕变是以职务行为的法律评价为依据、以其职务行为构成犯罪为标准的。国家工作人员劳动者性质

收稿日期：2013ㄢ2?A8；修回日期：2014?A3ㄢ2

作者简介：吴建雄(1954)，男，湖南津市人，法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二级高级检察官，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与检察学；王力(1990)，男，江西九江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的蜕变，必然导致生产力另外两个要素：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即生产力资源发生变化――职务犯罪人掌管的资源由“公共”变为“私有”。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是国家集体财产变为私有，或直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见表1)。国家工作人员劳动者性质的蜕变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职务犯罪的直接危害，其他间接损失和危害都以此为基础。

其三，“预防出生产力”是对防范职务犯罪法律效果的肯定。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效果，是依法适用惩治和防范措施后，取得的犯罪得到控制、生产力蜕变受抵御的直接效益。它是预防职务犯罪政治、经济、社会等效益的基础，是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首要价值。这是因为，无论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还是整个国家，职务犯罪的有效控制和消减，都会取得多层次的综合效益。如政治效益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经济效益是净化发展环境，社会效益是促进社会诚信、净化道德风气等。但这些效益都是宏观的、抽象的，它必须由一件件腐败犯罪案件的有效查处，一件件腐败犯罪案件的及时预防，一个个国家工作人员犯罪风险的有效防控为支撑才能实现，而这正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司法预防的具体体现。通过预防措施的实施，有腐败犯罪犯意的人打消了“犯罪”念头，正在实施一般腐败行为的人中止了向“犯罪”发展，轻微腐败犯罪者或严重腐败犯罪者有了中止犯罪或投案自首的“自知之明”，发案单位、领域通过查办案件和采取预防措施没有或减少了同类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等等，这就体现了预防职务犯罪的直接价值(见表2)。

表2反映的职务犯罪查办情况看，立案数逐年有所回落，但起诉、判决数逐年提升。立案数和起诉数的这种变化，客观反映了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折射出预防职务犯罪的可期待性。

其四，“预防出生产力”用法律事实评价实践效果。长期以来，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评价因存在犯罪“黑数”实际处于虚化状态。“黑数”论者认为，由于客观上存在潜伏的、未被发现的案件，就不能认为某单位查出多个案件，该单位的实际发案就多；某单位没有查出案件，该单位的就没有发生案件。因此，对预防效果的评价只能以“上了多少警示课”“写了多少案例分析”“提了多少预防建议”等预防措施为依据。这种预防效果的虚化，不仅阻碍着预防措施的落实，而且成为制约预防工作的瓶颈。②既然以客观存在的职务犯罪为依据无法评价预防工作，特别是无法确定预防职务犯罪的具体成效，那么，以职务犯罪的立案数来检验预防工作的成效便成为必然选择。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志着有证据证明其犯罪事实存在。依此可以推断，一个查出案件的单位，客观上肯定发生了案件；一个没有查出案件单位，客观上可能发生了案件，也可能没有发生案件。两相比较，用职务犯罪的立案数来检验预防工作成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便不言而喻。

其五，“预防出生产力”的法律效果可以量化。法

表1中部某省2008―2012年职务犯罪造成经济损失情况表(单位：万元)

贪污 贿赂 挪用公款 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 其他 合计

2008年 7 668.13 24 526.68 21 494.89 32 462.27 4 993.48 14 839.7 105 985.15

2009年 8 079.53 35 200.84 12 202.51 11 113.51 21 337.37 4 823.17 92 756.93

2010年 5 725.28 36 746.73 17 574.16 19 503.83 46 389.06 5 595.05 131 534.11

2011年 7 519.07 26 618.22 15 298.37 13 756.72 15 259.77 3 317.7 81 769.85

2012年 10 060.29 74 580.98 20 963.57 11 620.16 15 733.97 8 810.94 141 769.91

合计 39 052.3 197 673.45 87 533.5 88 456.49 103 713.65 37 386.56 553 815.95

表2中部某省2010―2012年查办职务犯罪情况统计表

内容年份 立案(件)逐年比 大案(件)要案 大要案

占比 挽回经

济损失

(亿元)起诉 判决

(件)逐年比

(人)厅级(件)逐年比

2010 1 611 ㈢.5% 1 014 117 12 78.2 3.588 948 27.4% 819 0.1%

2011 1 605 ?A.4% 1 070 127 8 74.6 4.191 950 0.2% 828 1.1%

2012 1 371 ㄢ4.6% 925 102 10 74.9 5.314 966 1.7% 865 4.5%

合计 4 587 3 009 346 13.093 2 864 2 612

律效果即建立在法律事实基础上的实践效果，其表现为用职务犯罪的立案数来检验预防工作。可以通过“预防出生产力”的构成公式和测算公式来进行量化，籍以评价一个单位、部门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实效。其测算公式是：某领域职务犯罪生产力减损的平均值，比照某领域所属单位职务犯罪生产力减损的平均值，某领域生产力减损的平均值高于某领域单位生产力减损的平均值部分，即为产生的“预防生产力”。如以我国中部某省为例，全省五年农田土地整理建设投资为300亿元，共查处职务犯罪人员600余人，造成经济损失3亿元。等于每投资5 000万元查处1名职务犯罪人员，每名职务犯罪人员造成经济损失50万元。

二、“预防出生产力”观照下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特征

第一，预防对象的特定性。职务犯罪预防的对象主要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并围绕“职务”和“犯罪”进行。预防职务犯罪与预防腐败的对象不尽相同，预防腐败的对象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公共权力运行的场域及其工作人员或与之相关的公民。而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对象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职务犯罪的领域和部位，二是法律规定的诉讼环节。前者主要指检察机关正在查办和已经办理完毕的职务犯罪案件的发案单位，职务犯罪高发、多发和易发的行业和领域，社会关注热点和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和领域，容易产发职务犯罪的关键环节、关键岗位、关键部位；后者主要指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民行监督、执法监督等检察业务所涉及的领域。对那些廉政建设好，从未发生过职务犯罪的单位，不能因其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而视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点领域，只能根据职务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二，预防手段的法定性。预防职务犯罪是以执法办案为依托、以减少和限制职务犯罪的发生为目的而采取的各种防范性、控制性、警示性、预测性的措施和行为，是法律监督职能的职权活动。[2]其主要措施有：一是检察建议，即依据查办职务犯案件形成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剖析，提出检察建议，防止同类犯罪再度发生。二是法律咨询，即采取建立重点部位重点人员档案、广泛收集和利用同职务犯罪有关的信息资料、对已经掌握的案件线索进行筛选和管理等方式，为相关机关、部门或单位提供避免职务犯罪风险的法律服务。三是预防调研，综合运用办案成果和有关信息，把职务犯罪监督成果转化为企业管理和廉政建设的决策参考。四是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

第三，预防对策的针对性。根据预防工作实际对预防对象采取相应的工作措施，其主要包括预防工作教育对象、预防制度建设对策、预防监督对象等。预防腐败或预防职务犯罪都必须根据阶段性工作形成相应的工作措施。一般性预防腐败对策是建立在上级要求、问题预测、比较借鉴等基础之上，隐含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职务犯罪预防则是根据查办案件发现的具体漏洞问题而制定的预防对策，具有毋容置疑的准确性。有的放矢地开展监督教育和制度构建，并着力把对策措施加以落实，才能有效堵塞和解决诱发犯罪的漏洞和缺失。实践表明，制度预防具有天然的优越性，阻隔犯罪形成必须要靠理性的制度设计并加以正确实施，否则，无以从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生成的土壤和条件。

第四，预防效果的法律性。职务犯罪预防效果的法律性是以刑事司法对犯罪行为的抑制价值为基础的。刑事司法的任务是查清案件真实情况，运用法律制裁犯罪，恢复被犯罪破坏的法律秩序。首先，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抑制其再次犯罪的心理和能力。其次，刑事司法对于潜在的犯罪人可以起到一般预防作用。最后，刑事司法对于守法者可以加深其对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认识，对犯罪形成本能的厌恶感，从而长期地不实施犯罪行为。作为刑事司法组成或延伸部分的职务犯罪预防，其效果与一般腐败预防相比，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和可判断性，即在由群众举报职务犯罪的数量高低、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的数量多少、起诉判决职务犯罪的数量多少、发案单位职务犯罪再度发生的数量多少等具体数据的比较中，实现对预防效果的价值判断。而预防腐败的效果，一般靠民意测验、问卷调查等方式，而最能令人信服的是法律效果，即要看职务犯罪的发案率是否降低。

第五，预防价值的多元性。首先，职务犯罪预防的直接价值，就是防控和避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风险，实现对生产力的保护。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相当于一个人体黄金量的飞行员付出的还要多得多，更多的是我们倾注的大量精神、精力。”[3]职务犯罪的主体都是最具知识才干和能量释放的劳动者，如何保护这些干部不被腐败侵蚀、确保其在党和国家的事业中释放正能量，也是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任务。其二，预防职务犯罪的核心价值，是促进对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腐败是涉及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严肃查办和有效预防职务犯罪，无疑是对社会稳定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推进。其三，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价值，是凸显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定位。检察权的“控权性”在国家政治体制的层面，表现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就是这种监督和制约的具体体现。

三、法治视野下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发展进程

(一)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基本成效

各级检察机关按照党中央关于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努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要求，在不断加大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力度的同时，更加重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针对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新特点、新动向，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机制，从总体上适应了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

首先，预防工作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司法服务大局使命。各级检察机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自觉把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放到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进一步延伸办案职能,认真查找监管漏洞及隐患,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预防、警示和教育功能；把预防的触角从重点工程专项预防、重点行业系统预防延展到基层农村社会管理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和盲点问题。深化检察机关的预防网络、预防制度、预防教育工作机制。全国已建立警示教育基地2 780个；建立和完善行贿档案查询制度，201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查询89万余次，同比增加41%。[4]这些带有法律监督性质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的法定手段，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行政等预防手段相结合，增添了预防腐败社会化体系建设的法治含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其次，预防工作推进了预防腐败综合治理体系的形成。各地党委把预防职务犯罪纳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总体格局。至今，全国大部分省、市、县成立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湖南等地方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议或决定，采取视察、评议和执法检查等方式，监督政府、法院、检察院依法行使职权。检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为基础，以查找漏洞为关键，以检察建议为手段，以决策建言为参谋，促成相关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相结合，构建预防职务犯罪风险防控网络，形成以规范权力运行为核心、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落实预防职务犯罪管理措施的工作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检察机关专门预防与纪委、审计、监察等各预防成员单位、部门参与的社会预防相结合的工作网络，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及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与联系，共同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最后，预防工作强化和拓展法律监督的职务犯罪防范功能。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定位，决定了检察机关不仅与审判机关共同分享司法权，而且是国家政治格局中的权力制约机制。[5]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既有事前预防，即结合具体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或者组织到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预防教育，对预防对象产生一定的警醒和阻遏作用；又有事中预防，即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存在影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促使完善规章制度，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及时发出检察建议。还有事后预防，即在职务犯罪发生以后，向发案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等。可见，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不仅是单纯的事前的预防性监督，而且是事前、事中、事后的综合性的预防。

(二)法治思维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一，在持续升温的政治热情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职能边界模糊不清。政治热情是受政治信仰、政治责任等支配的一种激情，其产生的正能量对工作的推进、任务的完成都是必要的、有益的。职务犯罪预防当然也需要这种正能量。但如果这种正能量过度释放，就会使法定的职能边界遭到突破，使刑事法律意义上的犯罪预防，泛化为政治道德意义上的教育预防。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开展了以“五进”为内容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创新，即为一例。③“五进”活动，从内容到形式，基本上是脱离执法办案的廉政教育活动，超越了法律监督的职能边界。职务犯罪预防是法律监督的非诉讼活动，属司法预防的范畴。因而职务犯罪预防一般应同执法办案紧密结合起来，其预防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正在查办和已经办理完毕的职务犯罪案件的发案单位，职务犯罪高发、多发和易发的行业和领域，社会关注热点和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和领域，容易产发职务犯罪的关键环节、关键岗位、关键部位等。

其二，用预防腐败的思维方式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难以推进决策部署和行动上的法治化。人们往往习惯于将预防职务犯罪等同于预防腐败，用政治层面的思想、道德、体制、机制等建设来思考预防工 作。[6]政治思维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当然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思维，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会迷失方向。预防腐败的思维方式是以党的宗旨和廉政规则等为依据的处理相关人和事的认识和判断。以预防腐败的思维模式来预防职务犯罪，最大的弊端就是司法机关的职能错位和预防工作的效能虚化。显然，仅有政治思维是不够的。犯罪预防作为一种司法预防，是以刑事法律为依据，以罪与非罪为尺度的法律监督活动，只有职务行为构成犯罪和可能犯罪，才是开展司法预防工作的逻辑起点，它要求在查办职务犯罪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使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腐败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党政纪教育下，防控犯罪风险；使可能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单位，通过采取预防措施消灭犯罪因素；使职务犯罪的发案单位实施针对性的预防教育和建章立制，防止犯罪再度发生。这才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思维。

其三，单纯以反腐倡廉的目标要求评价预防工作，容易出现重政治效果，轻法律效果的倾向。职务犯罪预防同样需要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和预防特点的工作措施和评价机制。但纵观检察预防决策要求，似乎与党政机关没有什么区别。同时，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考评也一直停留在 “预防建议”“预防咨询”“预防授课”“预防报告”等层面上。而如群众对职务犯罪的投诉是增加还是减少，职务犯罪的立案数是增加还是减少，发案单位同类犯罪立案是增加还是减少，同一领域、同等条件下不同单位立案数的比较等，这些体现预防法律效果的数据，在所有的预防工作业务指导统计中均未提及，客观形成了重政治效果、轻法律效果的倾向。

四、“预防出生产力”语境下的职务犯罪预防策略与路径

“出生产力”语境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进路，应围绕“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预防目标[7]，坚持以法定职责和法律边界为本位，强化法治思维，把握工作重点，落实职能责任，提高预防效能，大力加强专业化建设，努力推动预防工作的立法完善，将司法预防融入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之中，依法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

(一)“四位一体”之预防策略

用“出生产力”的价值目标审视当下预防工作，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把“政治热情”与“司法理性”结合起来，把政治层面的“大预防”与司法层面的“小预防”结合起来。实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体现司法能动品格的查案预防、警示预防、建制预防、咨询预防“四位一体”基本策略。

1.查案预防

查办案件兼有特殊预防功能，它通过案件的侦查，揭露、证实犯罪，增强犯罪的揭露和惩处机率，改变犯罪心理结构，从而达到遏制犯罪发生的预防目的。立足查案抓预防是由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性质所决定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熟知职务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对发案单位或系统在体制、机制和管理上的漏洞有着切身的感受。显然，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工作，既有其独特的职能优势，又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同时，查案预防因其亲历性、客观性的特点，在整个预防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强化查案预防效能，必须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8]和“以打促防”[9]思想，实现依法惩治犯罪、不构成犯罪者免受刑责和在办案中查找监管疏漏等三重目的。

2.警示预防

它是依托办案开展的、以威慑为主的思想教育和释法说理活动。简言之，检察机关通过对职务犯罪主体的惩办及对个案的剖析，强化刑事法律的震慑、教化功能，昭示正义与良知，形成控制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促使有犯罪动机的人悬崖勒马，使无犯罪念头的人心灵受到洗礼，从思想上铲除职务犯罪的土壤，堵塞职务犯罪的机会。古话“惩一儆百”“以儆效尤”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听一听，管半年，看一看，管一年”，也就是警示教育效果的直接反映。通过警示教育，特别是警示教育基地，可以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心灵净化之地，自律自省之所。在实践中，警示预防要以发案单位的预防教育为基本职责，并向发案单位、行业系统适度延伸，从而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目的。

3.建制预防

它是以检察建议为手段，帮助发案单位分析犯罪成因，总结监管漏洞，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权力行为的检察职能活动。具体而言，作为针对发案漏洞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建制预防是对构建“不想为”“不敢为”“不能为”机制、“权力进笼”的具体落实[10]，体现出规范性、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特点。作为建制预防的法定手段，检察建议在实体上至少包括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应当消除的隐患和违法现象，以及治理防范的意见、建议等。程序上采用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检察建议文书格式，经检察长审核签发，同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备案，并主动了解落实情况。预防建议因其广泛适用性和相对实用性，已成为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方式。

4.咨询预防

它是综合运用办案成果和相关信息，把职务犯罪监督成果转化为党政领导机关决策参考和相关单位风险防控的司法服务活动。既是促进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的方式，也大大拓展了检察机关介入社会预防领域的途径。预防咨询既包括检察机关对单位、公民的询问、建议作出解释与答复，也包括检察机关与其他预防主体之间就制定预防对策、实施预防措施而进行的征询与协商行为。[11]其中，风险防控式的咨询预防，是检察机关顺应相关部门特别重大项目建设领域防控职务犯罪风险诉求而开展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则是检察机关深化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要探索。此外，检察机关通过与有关行业、系统、部门、单位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一定程度上使预防咨询常态化，如及时为行政执法案件提供刑事法律咨询等。

(二)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1.以职能化为基础

这是检察预防工作法律监督属性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重要体现。检察预防工作必须与办案结合起来，并以案件的查办为基础，实现由个案到类案的适度延伸，借以强化法律监督预防功能。唯此，检察机关强化了内设机构的分工合作，形成检察长领导下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协调机制、各业务部门工作责任制、查办案件和预防工作的联动机制，将预防职务犯罪的任务落实到法律监督和查办案件工作的各个环节。预防机构自身要集中精力抓好预防对策研究，加强与各部门的配合协调，建立健全各司其责、协同、联动的预防机制，发挥各自职能优势，不断加强和推进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工作。各业务部门要结合案件的查办，依法履行警示教育、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查处职务犯罪的检察职能。

2.以效能化为重心

简言之，就是所有的预防措施和手段，都必须在减少和防止职务犯罪的发生上见成效。预防工作要“接地气”，具有可操作性，使每一项对策措施都能落地生花，就要坚持在“有案必办”前提下，以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立案数是否下降为预防工作效果的评价标准，深入了解职务犯罪行为的演变过程，有针对性地搞好剖析，写出个案分析报告，包括犯罪原因、手段、存在问题及预防对策；深入隐蔽部位、群体，对职务犯罪多发、易发部位、环节，与有关单位配合，搞好防范措施，通过实在、具体、形象地讲事实、摆证据、明是非、释法理，使其受到警示告诫。真正把检察预防工作的着力点和着眼点从政治层面的“大预防”转移到司法层面的“小预防”上来。

3.以专业化为主导

这是推进检察预防职能化的现实需要。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既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同时涉及机制、体制以及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预防工作具有很强的思辩性、实践性和专业性，因而也对预防工作特别是履行预防职务犯罪职能的干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其具备相应的检察业务素能，而且要了解掌握从事预防工作所需的相关理论、知识、方针和政策。因此，必须重视预防业务特有能力的养成，不断提高检察队伍的专业化素养，不断提高掌握犯罪特点、规律以及综合运用预防手段、防患于未然的能力等等，以较强的专业素质，推进以法律监督为职能特征的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

4.以法制化为保障

即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向人大提立法建议和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使预防工作的责任主体有法可依。一是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预防职责。建议在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督性质，并赋予检察机关预防调查、检察建议等相应权力，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范各业务部门的预防职责；法院组织法也应原则规定审判机关结合审判职务犯罪案件开展预防工作的职能责任。二是明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的预防职责。建议全国人大以《决定》形式规范检察机关和各部门、单位在查办案件、预防教育、整章建制、强化监督等方面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三是将网络反腐纳入到法治化轨道。建议在全国人大《决定》中设专章规范网络反腐的制度衔接，建立统一、权威的网络举报和揭露平台，引导网络舆论理性反腐，整合社会反腐资源。四是加强人大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监督检查，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监督支持。

注释：

① 本文表1㈢?L灶?＞?来源于中部某省检察院案件管理处统计科。

② 有观点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即防范职务犯罪的发生，黑数是已然发生的犯罪，因此，从逻辑上讲似乎控制和减少犯罪“黑数”仅为查办职务犯罪的目的。笔者不以为然，认为“黑数”只是一种可能发生职务犯罪的主观判断，不是已然发生的犯罪。

③ “五进”即针对机关、企业、乡村、学校、社区不同的特点开展法治宣传和预防教育。参见陈正云：《在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载“正义网”，访问时间：2014年1月26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 我很以为然[N].检察日报, 2013?A3ㄢ,(01).[2] 苏栋文, 黄树清.防城港市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的做法和启示[J].今日南国, 2006(24): 9596.[3] 顾雷鸣, 王晓映.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侧记[N].新华日报, 2013?A3?A9,(01).[4] 戴佳.去年检察机关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89万余次625家单位1 253名个人受到处置[N].检察日报, 2013?A3?A2,(01).[5] 梁木生, 苟红兵.论我国检察权的定位[J].政治学研究，2008(3): 2232.[6] 陈正云.预防工作要实现理论实践制度创新[N].检察日报, 2013?A8ㄢ2,(03).[7]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工作规划[R].中国新闻网, 2013?A8㈢9.[8] 刘复之.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C]// 中国反贪调查(第1卷).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141.[9] 韩杼滨.在全国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C]// 中国反贪调查(第1卷).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240.[10]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R].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3?A1㈢4.[11] 李宪民.浅析预防咨询[J].人民检察, 2002(10): 5455.The law ruling connotation of the Prevention of Duty Crime Mak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its approach for implementation

WU Jianxiong, WANG Li

(Law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01, China)

Abstract: The prevention of duty crime mak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takes the national criminal laws as the foundation and takes the yardstick of state personnel’s crime and noncrime as the law ruling thinking, is not only an assurance towards the prevention work which can prevent duty crime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vity elements, but also an efficiency judgment, which is based on the legal facts, and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value in order to make the positive value.The prevention work of duty crime of the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should always take finding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reasons which can directly cause the case as the main content of handling the case, and take helping the case arising unit to make the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as the legal obligations, and take preventing the reappearance of similar case in the same unit as the basic demand;and take being a good adviser of prevention work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as the strategic mission;and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criterion, that is on the premise of any case will be dealt with , to see that if the case registration number has reduced, which can be the evaluating standard of prevention work;and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attern which will take the function as the basis, the specialization as the leading factor, the efficiency as the core, the legalization as the guarantee, the whole society should cooperate positively, and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shoul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it effectively and actively.Key Words: duty crime;the procuratorial prevention mak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the law ruling connotation;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编辑: 苏慧]

第五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和精神生产力理论与国际文化新秩序构建

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和精神生产力理论与国际文化新秩序构建

论文摘要：人类文明的演进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是文化与自然的矛盾的有机统一。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世界各种文明的互动交融和冲突排斤日益突出，由于文化价值观对人们的行为取向有重要影响，导致现实世界的价值主体多元化与生态要求一体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价值观为指导，建立和谐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就成为建设和谐世界的当务之急。而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前提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基本方略是和谐共存共荣，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和精神生产力理论的现实启示。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全球化;国际文化新秩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部智慧与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文化对全球化的至关重要作用。甚至认为，“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由全球化所描绘的巨大的转型式进程。除非从文化的概念性词汇去着手，否则，就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全球化到来之际，世界各种文明间的关系呈现了互动交融和冲突排斥的复杂局面．这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也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如何使这种局面朝着有利于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方向发展．关键是要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按照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国际文化秩序是指以一定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领域的规范、运行程序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判断一种国际秩序的性质，主要是看这种国际秩序赖以形成的利益基础是什么，这一秩序的存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那么所谓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就是建立在大多数国家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公正、合理的秩序。本文以文化全球化为参照系，依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精神生产力基本立场和方法．对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问题做粗浅探讨。

一、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前提：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人类文明的演进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是文化与自然的矛盾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明确提出了“三种生产”的观点。认为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人的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而且三者是同一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并且认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共l生和文化个f生的具体的、历史的、完整的、统一的文化整体”，又表现出了“文化一般”、“文化特殊”、“文化个别”等特性。

可见。多种文化形态以其特有的个性和位置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历史的进步和繁荣。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形态问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不管是基于“文化一般”意义上的融合、共生，还是基于“文化特殊”、“文化个别”意义上的排斥甚或冲突都表现得尤为突出。依据马克思的生态文明理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自然作为人“欲望的对象”，即人的本质力量可以对象化的存在物。主张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认为只有这样，人与自然才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才是．“自

然界的真正复活”。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已经站在唯物辩证的高度注视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着眼点是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本质、自然的本质。但如果就此我们认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只是要关注生态的危机、环境的污染、物种的灭绝等“自然”变化，较少或者没有考虑到“人”的变化、文化的变异，不从文化的深层次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自然生态环境的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不可能的。就本质而言，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说到底，是人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观念的危机，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并表现为由这一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生产模式、消费方式、社会规制。不难看到，人与自然关系在国际间最后变成人控制人、人掠夺人的奴役关系。这样，现实世界的价值主体多元化与生态要求一体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生态危机正是这种冲突的反应。当前的生态危机与其说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产物。不如说是人与人利益冲突的结果。

那么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看法各异。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客观的看法应该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固然使现有的各种文明增添了一些共同性的成分，带来诸如全球性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那样的新事物。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相反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同时也看到强劲有力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文明的多样性并不会因为经济全球化而消失。世界将会呈现“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局面。正如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的：“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

文化多样性的根源在于文明的差异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由于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以及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政治、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形成不同的文明类型。正是有了这种差异性，才产生了相互对话、交流、借鉴和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交流、融会中不断前进的。不同类型的文明既有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共同的本质和特征。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分越来越多。构成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文明发展的同质化现象。在多样性中形成融会和普遍性，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发展中也可能出现更大的差异性，甚至发生磨擦和冲突，这就是文明发展的异质化现象。我们既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差异、矛盾、冲突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们统一、共存、互通的一面。我们对待文明多样性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文化是人类的“社会遗传密码”，它把社会和人本身按一定方式不断复制出来，它不会因为个人、群体乃至一代人的逝去而消亡。当人类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多样性的文化就像多样性的基因一样，具有极大的调整、适应、变异的潜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交往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全球化导致的“世界历史”形成后，人类文化的传承空间大大拓展。“文化走向了世界，并通过世界来传承，这样，文化的积累就不是一个国家、民族内部的纵向积累，同时更突出地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多样文化之间互相交流而形成的横向积累。”人类文明成果具有共有性和独特性两大特点。一方面，它们是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它们又总是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民族特点，甚至人文地理环境相结合。人类在其发展史中创造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每种文化都在历史长河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文化多元并存的思路是基于文化自觉而形成的。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就是说，文化自觉是人类对自身前途命运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是因为，人是文化的生成，人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追求，使人的活动从本质上说来是一种文化活动。在社会发展变革时期，文化自觉具体表现为文化价值选择和构建过程中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它要求将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所以，文化自觉就是人的自觉、理性的自觉。整个人类历史都证明，所有文明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各种文明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各种文明都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并不是所有文明都以相同的节奏去发展，但是它们都继续存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并以平等的身份成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既然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和平等性的特点，那么，文化多元并存就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可见，文化多元并存正是人类基于文化自觉而形成的理性选择。

二、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方略:和谐共存共荣

目前，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些西方国家自恃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妄自尊大，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当成是全人类最完美和至高无上的价值，无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和多样性存在的客观事实，假借人权幌子干涉别国内政，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争夺人才资源保持竞争优势，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而其他国家则希望保持自己文化的特点，争取文化生存权，由此就产生了文化侵略与文化反侵略、文化渗透与文化抵抗之间的冲突，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见，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以文化力为焦点的较量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国际关系演进的深层根源正是文化这种软力量在发生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更新文化价值观，要从对立走向对话，从冷战思维转向和谐思维，确立起以尊重文明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化价值观，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

另一方面，建设和谐世界，具有丰富的内涵，它要求:在政治方面，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实现各国之间的平等和谐;在经济方面，建立平等互利、共同繁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和谐世界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在安全方面，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与安全;在文化方面，建立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在生态方面，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人类生存和发展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其中，文化问题相对于政治、经济、安全、生态等直接关涉各国切身利益的问题来说，具有一定独立性，而且文化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因此，以新的文化价值观为指导建立和谐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应该作为建设和谐世界的一个突破口。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承认并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客观存在。承认文化多样性，高度肯定文化多样性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动力作用，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时代潮流，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客观需要。人类文明6000多年的历史，是不同种类、各具特色的文化不断生息和繁衍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辩证互动中演进的。

各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条件、观念体系、理想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心理、国民素质、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差异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每一种文化都是在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中产生，都为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历史进步作出过贡献，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受到尊重。在多样性的文明形态中，不同的文明虽然存在着历史长短之分、发展阶段不同之别，但是没有高低优劣的区分。承认、尊重、维护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使各国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继承和发扬其文化传统，发展各自的独特文化，这是建立和谐的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内在要求。

(二)促进公平正义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形成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对国际文化格局的结构具有重大影响。同样，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与国际文化秩序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作用。正因如此，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关键是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这是建立和谐的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必然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提出的国际新秩序的目标也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目前，国际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旧秩序依然占主导地位，有违联合国宪章和基本国际法准则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行为屡禁不止，国际公平正义原则远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事实证明，当一种文明要强加到其他文明之上的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就会爆发冲突和战争。和谐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必须是以公正和正义为核心的文化新秩序。世界和谐文化属于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认同，其发展与人类幸福的增进并行。“和谐世界是把利益和文化冲突约束在最低限度的稳定、和平与安宁的世界。只有在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中，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良睦运行和协调发展，人类的多样性文明才能合作、共赢，互相包容。

(三)在制度和规则层面上推动文明对话机制的建立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和交流出现了全新的情况，任何国家和地区要想离开文化交往来发展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加强文明对话，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胡锦涛指出的:“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建立文明对话机制是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当务之急。开展并加强文明对话，是避免不同文明在交往中出现矛盾、碰撞、摩擦，乃至对抗的现实选择和重要保证。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这是一种客观事实。这种差异和矛盾既可能走向争端和冲突，也可能通过对话和交流达成共识、和睦相处。文明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有利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

解和在此基础上的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减少文明之间的误解，防止不同文明之间的敌视，进而促进各国之间建立平等互利、互信合作的关系，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平等化。

推动文明间的对话要求世界各国树立一种全球意识，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推进全球治理。文明间的对话需要有各方面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需要以平常心看待对方的文化，而不是从心理上有一种先人为主的自身文化优越感。增强全球意识，推进全球治理是借助于国际法的力量，确认全球伦理责任，建立一种稳定世界秩序的全球合作模式。它意味着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以及从地区到全球层次解决共同问题的新方式。

推动文明间的对话更要在制度和规则层面实现创新。国际社会是一个统一体，任何行为主体的行为均要去维护统一体的稳定健康发展，这里面法制规章的约束力显得尤为重要。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就是对各国利益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进行一次尽可能公正的制度再安排。因此，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应尽可能在文明对话中发挥倡导、协调、平衡、监督、裁判的作用，完善旧有的涉及文化层面的各种规章，照顾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保证更多样文化的平等地位。允许每个国家自主选择其文化价值观和发展方向，进一步规范世界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扶持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地位。另外，各种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文化交往和文明对话中可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还要重视和保护好这方面的资源，让各种力量都为推动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做出贡献。

(四)实现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使各种文明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在规则趋同、观念趋同的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要想保持生命力，成为人类文化多样性视野中的活性分子，只有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从根本上完善和发展属于文化共性的知识、自由、平等、组织和制度理念，使之融人本民族文化之中，才能在全球化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并使各自的民族文化保持活力。

发展与进步是世界和谐文化成长的动力。世界和谐文化必须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本质要求和历史趋势。人类文明的存在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人类不断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过程。世界不同文化和文明不仅需要各个国家与各个民族的代代相传，而且需要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可以说，任何一种文化、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都是与其他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因此，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不应凭借背后的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优势，去阻碍、封锁其他人类文明精华的传播。只有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缩小各国发展差距，推动各种文化共同进步，才可能真正迎来和谐世界。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和精神生产力理论为我们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源自人的文化价值观，人的文化价值观最终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导向。因此，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世界的前提，是要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它是促进多种文明共生共存共荣的前提和基础，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出路，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础仍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联合国宪章精神的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已经被赋予反映新型国际关系的内容，越来越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经过世界人民的努力，最终建立起来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应该是从当今世界多样文化共生的实际出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的规则和保障机制，是各个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