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招投标领域腐败案件调研报告[五篇范文]

第一篇：工程招投标领域腐败案件调研报告

一直以来，招投标领域都是社会公众关注度高、反响强烈地重点领域，各地也先后在工程招投标领域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探索解决切实可行措施，可以说近年来国家在遏制招投标领域腐败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大地成效。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加快，信息技术等手段日趋先进，我们在实践工作中仍然存在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各类腐败突出问题，各项制度还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一、招投标领域腐败案件发案特点

（一）招标人权力过于集中。

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涉及多环节、多部门，从近几年的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出，招标方涉案人员多为单位“一把手”、分管招投标工作的领导，或是从事招标项目的具体经办人员，他们掌握着项目的“第一手”资料，且有权决定招标项目的具体需求和参数，这就会导致潜在投标人为谋取中标，主动向招标方这些人“示好”，其结果往往出现虚假招标、规避招标、“萝卜”招标等现象。如：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等人通过操纵招标，为投标人量体裁衣腐败案件。

（二）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机取巧。

有些招标项目因标的金额较大，容易让人产生利润可观、“油水多”的想法，从而引起一些投标人之间相互抱团，串通一气，群体围标或者中标后转包给其他人施工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从而形成窝案、串案。如：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一起水利系统腐败窝案。

（三）评标专家私下收受好处。

评标评审环节是工程招投标过程的核心环节，评标委员会的水平更是决定评标结果质量的关键因素，好的评标评审委员会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评标规则进行评审，但现实工作也存在评标委员会中个别评标评审专家与投标人存在利益关系或与投标人事先约定收受好处费，在具体项目评标过程中为其提供便利，帮助其中标。

（四）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工程招投标后期监管是规范工程建设项目依法履约的必要手段，如果监管者的监督管理流于形式,未能充分发挥其制约作用，或者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则往往会造成工程建设过程中挂靠、违法分包、转包等现象频频发生、屡禁不止。不仅易滋生腐败，更易给工程质量还隐患，危及人民财产安全。

二、招投标领域腐败案件发案原因

（一）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表述不明确，难把握。

我国招投标立法工作起步较晚，各地还处在边干边摸索的现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加快，工程建设项目越来越多，招投标领域出现的问题也会日益增多，相关法律法规难免存在滞后现象，很多问题未必能找到相对标准的答案，这就给一些人得以钻空子的机会。

（二）违法违规行为形式多样，难查处。

随着招投标形势的不断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如工程招投标活动中投标人为谋取中标，通常会采用挂靠资质、围标串标、业绩造假等各种违法违规方式，而招投标监管部门受执法力量和相关线索条件限制，难以查证，查处工作实难开展。

（三）评标评审委员会为临时组织，难监管。

依据法律规定，工程招投标评标评审委员会是由5人以上单数组成，从评标专家库内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以随机抽取方式确定。这些评标专家组成临时评标委员会，且工作单位分布较为分散，系统监管有一定难度。如：芜湖市某项目评标专家私下收受投标人好处费，评标时为其倾向打分，让其中标。

（四）标后履约监管不到位，难执法。

各地招投标领域监管体制不一，有的分散在各行业监管部门，有的统一集中在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部门,没有统一固定的监管模式，这就容易造成标后履约“多头监管无人管”的局面。如：现在很多中标人中标后，在项目履约过程中存在大量变更现象，边施工边变更或者通过变更施工设计图纸来达到变更工程量等目的，从而增大项目决算金额。此类现象在标后较为普遍，往往中标人为达到变更的目地，会想方设法给项目业主或监管工作人员一点“好处”，造成标后监管形同虚设。

三、招投标领域腐败案件防治对策

（一）加强学习，完善制度。

一是招投标工作者应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做好学懂、弄通、做实，吃透内涵。二是对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出台应对措施，从源头上遏制招投标领域腐败案件的发生。

（二）紧跟形势，分类处置。

一是灵活运动多种形式，做好提前防范。如在招标文件中明确约定在招投标环节发现哪几类问题做废标处理。二是运用“互联网+科技”手段，积极探索解决新形势新问题。三是加大执法力度，联合各部门力量共同打击工程招投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威慑力。

（三）探索方式，创新监管。

一是定期对评标专家开展专题培训。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等培训方式，让评标专家真正掌握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评标专家的评标水平。二是借助信息化手段提升评标质量。如：远程异地评标、通过跨市或跨省分散抽取不同地区专家等方式，由各异地专家共同组建评标委员会对当地交易项目进行评审，可以有效解决部分地区的“评标常委”问题。三是针对实际问题出台评标专家监管办法，运用评标现场监管、联合社会监督等多种形式真正把评标专家管起来。

（四）部门联动，形成合力。

一是通过地方立法，从法律层面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领域的各环节监管部门职责进行明确，厘清职责、完善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标后履约监管职责不清、相互推诿扯皮等难题。建立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围标、串标等联动查处机制，制定相关预防和处罚制度，让投标人不敢围、不敢串。二是，加强对中标企业标后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尤其是对低价中标企业的工程质量、工程量变更等方面严格把关，让中标企业无“小聪明”可耍，无“漏洞”可钻，做到真正净化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

第二篇：扶贫领域腐败案件20起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

集中曝光24起典型案例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时间：2018-04-27 07:00

1.河北省灵寿县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失职问题。2017年9月，灵寿县开展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识别“回头看”工作，2018年1月完成录入工作，经核对发现存在严重误差，有51名非搬迁人员被录入系统，需搬迁的59人却未能录入。2018年3月，县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魏海青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县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主任梁风斌受到诫勉谈话处理。（河北省纪委监委）

2.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马家沟村党支部原书记贺飞飞骗取扶贫资金等问题。2016年12月，贺飞飞在协助信义镇政府实施养殖扶贫项目过程中，虚报144只羊，骗取扶贫资金7.2万元用于个人支出；贺飞飞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18年1月，贺飞飞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违纪资金已被追缴。（山西省纪委监委）

3.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巴彦哈达嘎查原嘎查达敖日格乐截留牧民低保资金等问题。2016年10月，敖日格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牧民乌某“一卡通”中的9029元低保款等提现后予以挥霍。此外，敖日格乐还违规将嘎查牧场私自划拨给他人无偿使用，收受“好处费”10万元。2017年12月，敖日格乐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

4.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河北村党总支原副书记李井伟工作不尽责问题。2016年3月，李井伟在担任村文书期间，负责贫困户补助慰问金发放工作，上级下拨的贫困户补助慰问金1.4万元到村后，没有及时发放到贫困户手中，部分资金超过一年未发放，造成恶劣影响。2017年12月，李井伟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补助慰问金已发放到贫困户手中。（吉林省纪委监委）

5.黑龙江省五常市常堡乡南岗村党支部原副书记田保平以为村民办理低保为名骗取钱款问题。2014年8月至2015年6月，田保平先后5次以为村民办理低保为名，骗取村民张某等5人共计1.49万元，用于个人支出。2018年1月，田保平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违纪资金已被追缴。（黑龙江省纪委监委）

6.安徽省涡阳县涡南镇胡碱村计生专干张红梅截留贫困户粮补资金问题。2017年5月至8月，张红梅先后5次私自从贫困户曹某某惠农补贴资金银行存折上取出粮补款共计5700元，用于个人支出。2017年10月，张红梅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违纪资金已被发放给贫困户。（安徽省纪委监委）

7.安徽省临泉县谢集乡财政所原副所长魏文明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2012年至2014年，魏文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伪造材料，先后以其岳母、兄弟等3名亲属名义申报危房改造项目，将套取的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共计4.6万元据为己有。2018年1月，魏文明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安徽省纪委监委）

8.江西省寻乌县南桥镇罗陂村党支部原书记谢明红截留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等问题。2012年至2014年，谢明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截留2户村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和8户村民土坯房改造建房款共计12.21万元，据为己有。2017年7月，谢明红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其犯罪问题受到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江西省纪委监委）

9.河南省桐柏县平氏镇曹庄村党支部原书记李林卿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2012年至2015年，李林卿利用职务便利，与他人合谋虚报危房改造资料，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6.78万元。2017年3月，李林卿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河南省纪委监委）

10.湖北省浠水县残疾人联合会主任科员熊跃良、康复部主任余海燕失职失责导致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专项资金被套取等问题。2014年至2016年，熊跃良、余海燕未认真审核浠水县某康复中心申报0-6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对象身份和康复训练时间，导致该中心虚报套取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专项资金30.22万元和康复补助资金8万元。2017年12月，熊跃良、余海燕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湖北省纪委监委）

11.湖南省隆回县政务中心驻滩头镇石门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柳红，石门村党支部书记刘云祥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履职、不作为问题。2017年6月，湖南省脱贫攻坚督查组到隆回县滩头镇石门村督查时，发现石门村三年帮扶规划、计划、总结、贫困户花名册等基础资料缺失；贫困对象动态调整没有进行公示公开；贫困户“一户一档”资料大部分是在省督查组到达前一天临时填写的；帮扶手册在督查当天临时填写，没有发放到贫困户手中；驻村帮扶工作队没有按要求驻村。2017年6月，刘云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柳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湖南省纪委监委）

12.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粮食局军粮供应站主任、驻蛇形山镇泉山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刘睿等人违反工作纪律问题。2017年，刘睿和帮扶工作队员毛卫凡在驻村帮扶期间，3次在工作时间到村民承包的鱼塘中钓鱼，造成恶劣影响，且在接受组织调查时未如实向组织交代问题。2017年8月至10月，刘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毛卫凡受到行政记过处分。（湖南省纪委监委）

1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汪甸瑶族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黄荣意扶贫工作弄虚作假问题。黄荣意在扶贫工作中，不学习扶贫文件、政策，经常不参加乡扶贫业务培训会。2017年，黄荣意负责填写的贫困户《扶贫手册》错漏较多，并虚报脱贫贫困户收入，造成恶劣影响。2017年10月，黄荣意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

14.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原副镇长陈小飞在扶贫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陈小飞作为分管扶贫工作的副镇长，履行脱贫攻坚工作职责不力，该镇扶贫工作混乱，向非扶贫对象发放扶贫资金42800元，漏发、重发扶贫资金5125元，将不符合条件的21名村民纳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017年11月，陈小飞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由副科级降为科员，违纪资金已被追缴。（海南省纪委监委）

15.重庆市云阳县盘龙街道阳明村原党支部委员、综合服务专干余小平在贫困户危房改造中吃拿卡要问题。2016年2月，余小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需要到上级“打点”为由，向该村3组已实施危房改造的贫困户余某某索取现金5000元，并据为己有。2017年5月，余小平辞去阳明村综合服务专干职务，9月，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重庆市纪委监委）

16.重庆市黔江区中塘乡原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赵正成在土地复垦工作中收受“好处费”等问题。2011年至2015年，赵正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给予复垦农户关照为名，收受复垦农户“好处费”8.2万元；采用虚增土地复垦面积等方式，造成国家土地复垦款损失40.98万元。赵正成还存在其他违法问题。2017年11月、12月，赵正成先后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重庆市纪委监委）

17.四川省宜宾县双龙镇双龙社区党支部书记梁刚祖等人优亲厚友问题。2016年12月，梁刚祖和双龙社区主任胡自炳在开展低保清理工作中，明知梁刚祖的妻子、妹妹和胡自炳的女儿等11户不符合条件，但未予清退，导致14人违规领取低保资金共计5.79万元。2017年12月，梁刚祖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胡自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四川省纪委监委）

18.贵州省册亨县移民局在易地扶贫搬迁审计工作中弄虚作假问题。册亨县移民局在确定2016 年第二批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时，为应付审计，随机从“十三五”规划的搬迁名单中抽取3642 人上报审计组，造成重复纳入易地扶贫搬迁名单89 户334 人。2017年8 月，县移民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业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7 年11月，县移民局副局长庞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贵州省纪委监委）

19.云南省巍山县巍宝山乡合作村村委会原主任杨凤良骗取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2015年底至2016年3月，杨凤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使用虚假材料申报“巍山县2015第二批农村危房改造项目”，骗取危房改造项目补助资金3.15万元。2017年10月、11月，杨凤良先后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云南省纪委监委）

20.云南省双柏县妥甸镇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原主任苏光宏在危房改造加固工程中优亲厚友问题。2015年，苏光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未向分管领导报告、未按规定程序集体研究的情况下，虚构危房改造加固施工承包合同，将妥甸镇农村危房改造加固工程承包给其堂弟施工。工程完工后，未验收就支付工程款。2017年10月，苏光宏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和免职处理。（云南省纪委监委）

21.陕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礼泉县分校原校长徐景云套取国家扶贫专项培训资金问题。2009年至2014年，徐景云多次通过伪造农村劳动力培训学员补助发放表、家政服务学员补贴发放表等方式，套取阳光工程培训补助、农民工培训专项补助、家政服务就业培训专项补助等扶贫专项培训资金共计116万元。其中，个人侵占14.77万元，其余用于单位招待费、交通费、购买烟酒等支出。2017年5月，徐景云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陕西省纪委监委）

22.甘肃省静宁县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总站原站长方俊贤等人套取挪用水利扶贫资金问题。2014年，静宁县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总站在实施总投资48万元的提灌维修养护项目中，仅花费0.91万元更换了部分闸阀、维修了部分观察井之后，方俊贤指使副站长刘工良、会计杜建军编造虚假施工合同和验收资料，将该笔项目资金全部套取挪用。此外，该管理总站还私设“小金库”21.15万元，其中15万元被方俊贤挪用于其本人购买贵金属。2017年12月，方俊贤受到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刘工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杜建军受到行政记过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甘肃省纪委监委）

23.青海省民和县大庄乡哈家圈村党支部原书记高庆贵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等问题。2012年至2016年，高庆贵先后以其父名义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9万元，冒领村民养老金、高龄补贴共计8137.59元，违规给3户非贫困户享受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借款各8000元。2017年9月，高庆贵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青海省纪委监委）

24.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马莲乡巴都沟村党支部原书记虎生慧虚报冒领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2015年至2016年，虎生慧不符合危房改造条件，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其妻子和个人名义先后两次占用危房改造指标，领取补助资金2.2万元。2018年1月，虎生慧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

第三篇：治理金融领域腐败调研报告

治理金融领域腐败调研报告

金融腐败，可以理解为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利用经营金融业的权力如资金配置权进行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小团体)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金融腐败，是世界各国金融系统面对的共同顽疾。金融腐败，同样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期间阻碍中国金融健康发展的一颗毒瘤。

金融腐败的根源是对货币资金这种稀缺性资源的垄断性配置。金融腐败这颗毒瘤所带来的破坏性比一般腐败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仅是损害了社会规则的公平性、助长奢侈之风等等，而且金融腐败降低了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损害正常的金融秩序，加剧金融风险，造成资本外逃等，这都会直接阻碍资本形成，抑制经济增长，可能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并且导致国家财富流失，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银行作为金融领域中最主要、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是一架特殊的风险机器，经营、承担和驾驭着各种风险，其腐败问题是金融领域中最普遍、最常见的腐败问题，银行业腐败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的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近年来，银行大案频发，高管屡屡落马：中行“高山案”、建行“张恩照事件”、中行“王雪冰事件”、农行“内蒙古案件”、中行“森豪被骗案”等等相继曝光。案发频次之高、涉案金额之巨、牵连各方之广，前所未有，银行业成为了金融领域腐败的重灾区。银行业腐败案件频繁发生，不仅给银行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资金损失，而且也严重破坏了金融秩序，影响了银行业的持续、稳健发展。如何有效遏制各类腐败案件的发生，是银行业有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通过对我行自身的案例剖析，我行对当前商业银行腐败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就商业银行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提出部分意见和建议。

一、当前商业银行腐败问题的特点规律

通过分析各个商业银行腐败案件，我们不难发现是：商业银行的腐败问题有着其普遍特点和共同规律。

第一，大案要案占比高，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近年来，商业银行违法金额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万元的案件屡屡发生，造成的损失惊人，潜藏的风险巨大。就我行自身而言，2006年上海分行存单诈骗案涉案金额超过了6000万元，2007年石家庄分行盗窃票据案的涉案金额8000万元，而2002年上海分行的票据诈骗案涉案资金更是达到惊人的2.96亿元，金额之大，让人触目惊心。

第二，利用职权搞腐败的人数上升。一些银行中高级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绞尽脑汁为自己谋私利，侵吞国有资产，最终纷纷落马。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金融腐败案件中的职务犯罪的比例达到了80%以上。高森祥，原我行深圳分行行长，一个中国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便是一只典型的以权谋私的“金融蛀虫”。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辉煌业绩”：1989年1月至1990年7月，深圳泛信公司通过向高森祥贿赂，在贷款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先后21次获得经高森祥批准的人民币贷款2790万元和美元贷款1704万元；1989年1月至1990年6月，广东省茂源公司通过贿赂，先后经高森祥批准获得人民币贷款3100万元；1988年10月至1990年6月，香港永宁公司通过贿赂，经高森祥批准，获得人民币贷款1970万元、港币贷款350万元、美元贷款40万元„„从1988年10月至1990年7月，高森祥无视银行规章制度，搞人情贷款、以贷谋私，先后给十四家单位贷款和担保贷款共计52笔，收受贿赂港币168.90万元、人民币66.23万元、美元5000元，并肆意挥霍，供养情妇，给银行造成近2亿元的损失。在我国的银行腐败案件中，涉案的不管是高级管理官员，还是一般员工，绝大多数是利用其拥有的职务权力或岗位便利来牟利。李秉政，原我行青岛分行资产保全部第一清收小组组长，在任职期间，利用重组贷款管理人和还款手续执行人的岗位便利，对青岛分行向青岛辐照中心发放的680万元重组贷款进行挪用，并被其取走用于个人挥霍，最终被绳之以法。

第三，内外勾结、团伙作案、窝案串案现象普遍。为了骗取商业银行巨额资金，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分子总是想方设法通过贿赂或者利诱手段，拉拢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共同实施犯罪或者为其犯罪提供协助。由于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熟悉金融业务及操作程序，知道如何规避银行规章制度的约束和监管，他们的参与使金融犯罪更加隐蔽，更容易得逞，社会危害性更大。我行2002年上海分行2.96亿巨额银行承兑汇票内外勾结诈骗案、2007年石家庄分行盗窃票据案、2006年上海分行存单诈骗案等等均是内外勾结的产物，对银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四，犯罪手段专业化、职业化，狡诈隐蔽，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实施犯罪的案件不断出现。2006年上海分行存单诈骗案件中，就是浦东分行客户经理韩巍在企业资金存入我行后，向企业交付伪造的定期存单，私自截留真实存单，获取储户预留在银行的印鉴卡复印件，随后通过高科技手段，在金融凭证上伪造存款企业印鉴，将存款转出，先后盗划了浦东分行三户企业账户内共计人民币60,050,763.76元的存款。其伪造技术高明，连印章验伪器也没有识别出伪造的印鉴。

第五，犯罪组织性强、计划周密，资金流转复杂，追缴困难。特别在上海分行存单诈骗案件和石家庄分行票据盗窃案件中，我行经调查发现，资金一旦转出，其流转过程相当复杂，且流转速度很快，造成巨额资金无法收回。显然这是犯罪份子经过了相当长的精心策划完成的，组织性强，分工明确。

第六，银行内部管理松弛，岗位监督不力，给犯罪人员可乘之机。部分银行经营网点盲目追求业务规模和发展速度，有章不循、监督流于形式、日常检查缺位，最终导致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原我行成都分行人民南路支行库管员李伟，在2003年6月趁另一金库管理员在上班时没有锁闭金库外库门时，开始了直接进入金库盗取现金的犯罪行为。以后，只要金库外库门没有锁闭，李伟便出入金库窃取现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李伟共作案13次，盗窃库款272万元，全部用于个人炒恒生指数、购买体育彩票、购买个人住宅、汽车、金银首饰和家电、家具等。屡屡得逞却没有被及时发现，反映出分支行在现金和金库的日常管理和内部控制存在严重的问题，案件不可避免。案发后，李伟自己承认，人民南路支行新成立，支行的金库管理上存在许多漏洞，营业部主任和另一名库管员对库管业务不熟悉，且另一库管员在上班时很少锁闭金库外库门，这为他以后的犯罪留下了可乘之机。此外，作案期间，李伟经常出入期货公司、彩票销售点，大肆挥霍所盗资金，生活铺张浪费，其消费档次明显与收入水平不符，这均没有引起支行领导的重视，甚至李伟曾涉嫌非法期货交易被公安机关传讯过，支行竟然也毫无察觉，足见支行对员工疏于教育和管理，对李伟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商业银行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

商业银行腐败问题的发生，就其根源来说具有必然性，它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监管环境的综合反映，更是一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薄弱、内部控制失效长期积累的结果。但商业银行腐败问题的发生，就其过程来看又有其偶然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管理环节的松懈，一项制度执行的违规，都有可能酝酿成重大案件。

（一）金融体制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业的改革是相对滞后的，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金融体制上依然存在大量的隐患。例如，商业银行所有者主体缺位，“一长制”现象严重。这种制度容易扼杀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权限的制衡机制，主要责任人行长或董事长权力过大。有的“一把手”素质不高，缺乏民主作风，在行内独断专行，而人事挑选权的存在又形成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一旦“一把手”出现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寻租、钱权交易等情况。

（二）金融系统监管体制仍不完善。

金融监管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依据社会公众赋予的权力，作为人民和政府的代表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划、管理和监督，维护金融市场的运行秩序与相对稳定。金融监管当局在依法获得金融监管职权之后，便拥有了对金融市场秩序、金融机构行为以及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进行管理和监督的“垄断”权力。如果这种垄断性权力失去控制或者无法履行，那么金融监管官员和金融机构的人员就有进行金融腐败的条件和机会。

首先，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其实是监管机制上的附属物，既不能独立于政府部门，又不能独立于被监管机构，独立性缺乏。其次，金融监管机构缺乏人事约束机制。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人员流动的随意性很大，大量的金融监管官员“下海”经营金融机构，少数金融机构负责人“上岸”到监管部门任职。久而久之，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经营机构可能陷入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中。

再者，金融监管理念有偏差，监管制度存在缺陷。目前金融监管的指导思想存在一定偏差，为了给社会留下一个控制风险的好印象，金融监管机构可能会尽量避免触及风险背后的诸多恶性问题。另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制度，使得各个金融分业监管机构之间缺少完善的协调机制，导致监管真空和灰色交易地带的形成，犯罪分子有空可钻，资金转移成为可能。

（三）社会公民职业道德意识薄弱。

中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社会公民真正的职业道德意识十分淡薄，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道德观念的培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不够牢固。目前，我国社会职业道德评价和奖惩约束机制不健全，职业道德缺失行为盛行，大家对于养成良好职业道德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体会不深。不讲道德的企业和个人照样可以生存和发展，坑蒙诈骗者也有一定的市场。

（四）商业银行内控管理存在漏洞。

1．经营理念错位，风险意识淡漠。随着金融业竞争的日益加剧，不少银行盲目追求业务规模和发展速度，忽视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存在“三重三轻”：即重任务考核，轻思想教育；重业务指标完成，轻案件防范和内部控制；重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防范，轻操作风险防范。

2．执行制度不严，内部管理松弛。“十案九违规”，多数案件与制度执行不严、内部管理松弛有直接关系。制度刚性不强、执行走过场，硬制度、软执行，有章不依、逆程序操作，以人情或习惯代替制度，违规操作较为普遍。就会计柜台业务和信贷业务为例，在会计柜台业务方面表现为：现金、金库、重要业务凭证印章、重要空白凭证、柜员尾箱管理不严，银企对帐和事后监督滞后，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流于形式；在信贷业务上表现为：“三查”制度和审贷分离制度流于形式，重贷款发放、轻贷后管理，关系贷款仍未得到有效遏制，越权放贷屡禁不止。

3．制约机制滞后，岗位监督不力。监督体制滞后于业务的发展，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制约和监督。岗位监督流于形式，没有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管预防体系。“临时工不敢监督正式工、新职工不敢监督老职工、一般职工不敢监督领导干部”的现象还十分突出，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内部人作案。

4．稽核职能弱化，日常检查缺位。稽核部门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能独立行使监督职能，难以对管理层的经营管理状况进行有效监督。稽核队伍的数量和素质难以满足银行业务飞速发展的要求，稽核监督的质量难以保证。5．银行技术防范手段相对落后。对有组织、有预谋犯罪，缺乏识别能力，银行从业人员识假辨假能力、手段不强，如对印章鉴别、保函信件识别等仍处于人工操作主观判断，使犯罪分子屡屡得手。

6．对从业人员法制宣传教育薄弱。有的单位重视业务发展，轻视思想道德教育，有的单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对员工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个别员工在金钱和物质的利诱下，不惜以身试法走上犯罪道路。7．纪检监察机构工作体制不健全。现行的商业银行纪检监察工作体制运行中存在不少障碍：纪检监察机构设置缺乏独立性、纪检监察监督容易流于形式、纪检监察人员素质的不适应岗位要求„„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使现行架构下的纪检监察工作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三、针对商业银行防治腐败的措施和建议

商业银行腐败问题的防范和治理任重道远，需要商业银行自身上下齐心协力，在思想认识、制度完善、经营考核、监督检查、人员任用、责任追究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加强。结合我行实际工作积累的有用经验，提出有关防治商业银行腐败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一）把好“教育关”，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实践表明，学习和教育欠缺或不够，思想防线不牢固，腐败和案件就容易滋生。商业银行腐败问题的防范和治理，需要加强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反腐倡廉教育，强化面向全体从业人员特别是重点部门、要害部位和重点人员的反腐倡廉教育，将合规文化、风险文化教育与反腐倡廉教育相结合，不断扩大反腐倡廉教育的覆盖面，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逐步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格局，努力形成符合银行实际的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要特别注重“反与倡”相互促进，既要严肃批判腐败行为，又要与评先、评优等活动相结合，让反腐倡廉工作深入人心。

（二）把好“制度关”，加强内控制度管理。完善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完善规范从业行为的制度，完善资金运营和金融、投资等管理制度，完善对违纪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制度，加强对制度的执行力度。在规范运作、不断完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用制度规范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三）把好“监督关”，完善监督检查机制。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的结果。要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人员的监督，加强对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加强对经营业务合规性的监督。整合各种监督力量，围绕重点监督内容、加大监督力度，保障监督效果。

反腐倡廉工作离不开群众的支持，特别是离不开是工会、共青团、民主党派、离退休老同志等广大群众团体的监督支持，要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逐步形成权责明确、程序规范的监督制约内控机制。设立意见箱、网上意见栏和廉政举报电话，逐步建立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障群众依法举报、申诉的权利。

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强化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实践证明：社会舆论监督是遏止腐败现象的有效手段之一,应当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特别是传播媒体的监督。媒体舆论的监督能及时揭露腐败分子的丑恶行径,对用权人的心理形成压力，使其不敢肆意妄为。

（四）把好“责任关”，强化责任体系建设。要注重“谁主管，谁负责”的领导方式。明确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密切协同、齐抓共管的惩治和预防工作机制责任机制。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关要求，抓好责任分解、责任监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四个环节的工作，逐步完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责任清楚、目标明确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要千方百计增强责任制的可操作性，认认真真地加以考核，严肃公正地予以追究，从而增强反腐倡廉工作的威力和透明度，让广大干部员工心中始终有一把看得见的宝剑，提高他们对反腐倡廉工作的信心。

（五）把好“查处关”，大力发挥惩治效用。重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充分执行重大案件调查报告和剖析报告的“一案双报”制度。健全案件问责制，严格做到重大案件的查处查清违纪违法违规问题和有关领导责任的“一案双查”机制。加大案件专项治理力度，严肃处理违纪违法违规行为，突出办案重点、提高办案质量，对各类违纪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及时报告、及时查处、及时通报，做到有违必纠、有错必罚、严肃查处。在查处金融领域腐败过程中，以查处三类案件为重点：一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违规案件以及有影响的大要案件；二是基层干部严重以权谋私、侵害员工合法利益的案件；三是信贷业务中失职渎职案件，严厉惩处腐败分子。

（六）把好“纪检关”，强化纪检监察职能。商业银行应努力加强金融纪检监察功能，发挥综合监督优势。首先，要提高纪检监察部门的独立性，减少金融纪检监察部门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其次，要加强金融系统纪检监察部门的力量，金融纪检监察干部不但要对纪检监察业务熟记在心，还要钻研新的金融业务技术，真正成为金融工作的行家以及纪检监察战线上的精兵强将； 再有，要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开展金融纪检监察工作，在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与时俱进，紧紧围绕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犯罪、腐败行为和监督制约机制上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开展工作；同时，商业银行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当好组织协调的角色，加强与风险管理、稽核、审计、人力资源等部门的协调，充分发挥监督部门的整体合力，充分发挥金融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综合监督优势

当然，商业银行腐败问题的防范和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不但只是商业银行自身抓好完善内部控制，还需整体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企业产权改革，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要加强对现有金融机构的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业的透明度，形成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抑制金融腐败。要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所有人的缺位问题，其根本途径在于深化产权改革。

（二）要完善外部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中国的金融反腐败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从源头上遏止金融腐败，就是加强对金融部门权力的监督约束，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约束机制。遏止金融腐败，需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遏止金融腐败，需要强化金融监管市场机能，减少行政性审批，实行政务公开，增强金融政策。遏止金融腐败，需要加大金融监管官员工资收入制度的透明度，并对监管人员的流动管理也要有适当的约束，要在监管系统内定期实施对监管人员的地域轮换。遏止金融腐败，还要加强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健全确保金融业稳健经营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竞争的机制。

中纪委杭州培训中心08年第13期学员[中信银行总行党群监保部李宇辉]

第四篇：工程建设领域调研报告

关于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查办案件工作的调研报告

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查办案件开展调研的通知后，我县立即组专项人员对工程建设领域案件查办工作进行了认真调研和总结，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2009年以来，我县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信访举报24件，立案查处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的案件16件，其中土地使用权审批和出让方面7件，招标投标活动方面4件，工程建设实施和质量管理方面2件，物资采购和资金使用方面3件。给予党政纪处分24人，其中10名乡科级干部。

一、主要工作措施和特点

（一）统一认识，坚持把查办案件工作摆到突出位置，作为治理工程建设领域问题工作的中心环节和重中之重来抓，以铁的纪律维护政令畅通，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

（二）在查办案件工作中，我们注重三个方面：一是注重认真排查案件线索。注意从群众举报、项目稽查、财政监督、项目审计、执法监察和媒体报道等渠道发现案件线索，从排查工作中发现和梳理案件线索，深挖细查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二是突出办案重点。紧紧盯住项目审批、招标投标、物资采购和资金管理使用等腐败问题易发 1

多发的部位和环节，从严查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干预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的行为，从严查处索贿受贿、贪污私分、截留克扣、挤占挪用的案件。注重查处在项目申报审批、建设实施中搞弄虚作假、虚报投资完成数以及报大建小、报小建大、搭车建设等行为。同时坚决查处在招标投标活动中规避招标、虚假招标、围标串标、违规变更合同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查处在土地使用中违反规划计划、未批先用、征地补偿安置和补充耕地不到位、侵犯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加强办案协调配合。执纪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业主管部门在查办案件中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建立完善有关部门参加的案件查处协调机制，实行情况通报制度，搞好信息共享、案件协查和案件移送工作。通过集中查处一批违纪违反案件，并适时向社会公布，形成震慑腐败的舆论氛围。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着重解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规干预招标投标、城乡规划审批、土地和矿业权审批出让以谋取私利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突出问题，坚决遏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

（二）对已掌握的重要线索，要快查快结。对其中涉及市管干部的，要及时报告市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继续加大办案力度。要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在工程建设领域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严肃查

处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工程建设项目的违纪违法案件，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既要坚决惩处受贿行为，又要严厉惩处行贿行为。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要适时公布重大典型案件查处情况，公开曝光一批重大典型案件。

（四）健全协调机制。纪检监察机关、检察、公安、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要完善情况通报、案件线索移送、案件协查、信息共享机制，形成查办案件的合力。

（五）加强督促检查和行政问责。县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深入基层，深入现场，加强对重点项目、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检查，掌握工作进度，督促工作落实。对治理工作迟缓的部门，县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重点督查，促其整改；对拒不自查、掩盖问题或弄虚作假的，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对因工作失职、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对涉嫌犯罪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五篇：招投标仍是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重点(精)

招投标仍是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重点

工程建设领域是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不但发案率居高不下,大案、要案突出,而且犯罪手段趋向隐蔽,花样不断翻新。在国家为拉动内需而启动新一轮大规模工程建设之际,有效防范商业贿赂等腐败犯罪,是应对金融危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就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市场交易行为,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笔者认为,应对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高发态势,需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针对工程建设领域的“危险源”,探寻工程建设领域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等腐败现象的治标治本之策。

改革管理体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治理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长效机制的构建,首先要从改革管理体制着手,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从源头上设臵商业贿赂的“防火墙”。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规范政府权力调控市场的约束机制,严格控制、限制权力对资源配臵的不当干预。完善审批方式,规范审批程序,公开部门和机关及人员的职权、办事程序、过程、结果、监督方式,对政策制定、决策和执行过程实行“阳光”作业,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和监控机制。推行电子政务、网上审批制度,建立信息管理平台。

加强工程建设领域互联互通的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主要包括:建立招投标信息管理系统———围绕建设市场的信誉评价、项目考核、合同履约、黑名单等市场信用记录,建立信用档案,公开信用情况,对有行贿记录的单位或者个人,采取限制市场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企业资质等级、吊销企业资质证书,直至清出工程建设市场。实施履约考核———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由招标人(建设单位对中标人在工程质量、廉政建设情况等履约情况实行全过程跟踪考核,考核成绩提交主管部门备案,并作为在招标评审过程中信誉评分的依据。建立和使用信用档案———对参与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和履行合同的从业单位和个人建立信用档案,进行信用评级,作为资格审查、评标阶段对投标人进行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和

对投标人是否符合市场准入的评判依据之一。建立科学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2006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但由于设臵了“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经人民法院裁判”的前臵条件以及局限在“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领域”,录入范围太窄,导致这项工作在许多地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必要通过协作机制,利用各种信息平台,整合资源,将相关信用信息纳入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

创新监督机制,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反思传统的被动式监督机制的失效,笔者认为,需要围绕容易滋生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的环节,实行贴近、主动和无缝隙的监督,才可能达到良好预防效果。

系统构建中突出重点。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工程建设领域最容易腐败的有多个关键环节———招标投标、转包分包、资金拨付、设计变更、工程验收、经营权转让等关键环节。这些应当成为现阶段监督机制构建的重中之重。

强化主动性,创新监督机制。针对新一轮的工程项目建设,有关部门应拓展预防工作思路,积极参与到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或者投资金额巨大的公共工程的运

作中去,进行实时的预防性监督。考虑到现阶段的商业贿赂犯罪,作案手段越来越专业化,常利用专业知识技能和环节繁多、操作复杂的业务程序,将受贿行为隐藏在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可以吸收会计师、工程师和律师等专业人士组成预防商业贿赂的“智囊团”,为预防和查办商业贿赂犯罪出谋献策。

建立商业贿赂风险预警机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发现和采集商业贿赂的预警信息并根据风险的大小、影响程度、轻重缓急,有针对性地处理。普遍性问题教育防范在前,实现关口前移;倾向性问题健全制度制约在前;苗头性问题提醒在前。

重视中介组织腐败现象。招标代理机构串通投标、审计、评估、会计事务所,通过虚假审计、评估、工程咨询洗钱,不但使中介行为失去了公正性,而且为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必须通过监管加强这些中介机构的责任,对

违规的中介机构应给予罚款、撤销责任人员的执业资格、吊销其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招投标环节仍是预防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的重点

工程建设的所有环节都可能存在商业贿赂,但目前最突出的还是在工程项目的招投标环节上。其主要通过规避招标、干预招标、虚假招标、围标串标、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等手段,进行权钱交易。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预防,对混乱的招投标市场应予以重点监督。

建立统一的招投标市场。改变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市场部门管理的格局,将所有的工程项目统一集中管理,做到信息公开化、交易公平化、行为规范化和管理制度化。

确定招投标监督的重点。目前,大型工程大都是国有投资,而规避招标、虚假招标、围标、串标等突出问题也主要集中在国有投资工程,根据这一现实情况,招投标监督的重点应当是以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项目;在对象上,要以招标人、招投标代理机构和评标委员会为重点,建立统一的专家库,由招投标中心随机抽取,从根本上杜绝标底泄密。

防止评委腐败。针对一些评委被买通、评委不负责任或者评委不具有独立性等现象,应有针对性地预防评委腐败。通过充实专家评委库,对专家进行动态管理;对招投标的操作程序进行更规范的技术设计,达到保密目的;及时公示评标结果。

加强工程变更的控制,也是预防腐败的重要内容。应明确变更设计的权限和程序,强化对变更设计工程的监管。变更设计应在不降低技术标准、不改变使用功能、不大规模增加工程造价、不延长施工工期的原则下进行。对批准变更的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工程质量和工程数量,认真核实上报数量的真实性,杜绝弄虚作假、虚报数量的行为,做到施工图纸与实地相符。此外,工程的变更应报纪检监察部门备案,接受监督。

工程转包、分包的监督。禁止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分包,一经发现直接收受财物的,应以受贿行为定性,如果没有收受财物,应以滥用职权论处。必须建立对工程分包的监督制度,解决工程招投标以后的违法转包、违规分包导致的各种腐败问题。提高工程分包的透明度,严禁“转包”,不得分割工程将项目整体转给他人实施,或者将项目分割。

将查办与预防违纪违法案件有机结合起来

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治理必须强调执法执纪的严肃性,强化对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的惩治。必须强调惩治违法违纪的有效性、必定性。遏制腐败现象, 事先预防与事后惩罚要相互结合,不可软硬失衡。对权钱交易、商业贿赂应该严格执法,即对所谓“小腐败”也不能放过(当然不一定要承担刑事责任,少一些“下不为例”,彰显治理腐败现象中的法治权威。

应适当提高腐败行为的违法成本。目前,行贿受贿活动的“低风险,高收益”,具有“示范”和感染效应。加大商业贿赂的法律成本,是遏制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的重要手段。首先,加大对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力度。既要坚决惩处受贿行为,又要严厉惩处行贿行为。既要惩治个人违法犯罪行为,也要惩处单位腐败行为,尤其是对涉嫌犯罪的单位,行政处罚力度必须加大。同时,考虑到商业贿赂不仅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且也是一种侵权行为,直接侵害了其他经营者正当竞争的权利。由于行为人采取商业贿赂的手段进行竞争,使得诚信的竞争者丧失了优势,难以进入市场或者丧失市场,对这部分损失,行为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对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犯罪者的刑罚制裁不能放松。不但腐败所获得的利益应彻底追缴,而且应加大对犯罪者的财产刑处罚力度。

(作者系南京大学经济刑法研究所所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工程建设成权钱浸染高发点中国重拳治理工程腐败

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多发易发,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发展环境,影响党群干群关系

文/张小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新近印发了《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对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作出部署。

工程建设领域资本密集、涉及面广、管理环节多、队伍成分复杂,极易产生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和暗箱操作,使其成为腐败问题高发、易发的重点领域。近些年来,“工程建起来,干部倒下去”的案例在不少地方屡有发生。

当前,在应对金融危机,实施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的大建设热潮中,如何确保“工程妥上马,干部不落马”,已成为所在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面对的新挑战。

工程建设权钱浸染高发点

梳理我国工程建设及其管理活动中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至少有七个方面:项目决策劳民伤财。研究表明,工程建设项目规划、决策阶段的累计投入,只占项目总投入的10%左右,却决定了90%的总投入。因此,按照民主、法定的程序决策,在工程建设中至关重要。但实际工作中,却存在不少“三拍工程”(拍脑袋决策、拍胸口保证、拍屁股走人、“三边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最终出现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

审批环节吃拿卡要。一是相互勾结以权谋私。开发商在拿到土地后便勾结有关人员,或擅自修改规划方案,或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或提高容积率,牟取非法利益。二是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一些机关单位对企业和群众“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的建成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工程建设报建审批中的违纪违规问题。但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故意设臵或人为抬高门槛,使一些审批事项在进入电子监察系统之前被人为“卡”住,其实质仍是“权力寻租”。

征地拆迁弄虚作假。工程建设的征地拆迁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腐败问题集中出现的一个环节,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征地干部不认真核对有关征地

数据,甚至收受贿赂,相互勾结骗取征地款。二是有的村干部利用工作之便虚报青苗补偿款或私分征地款。三是有的村民借工程建设之机抢种抢建以求获赔。

工程发包人为干预。一项工程从立项开始,就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条子工程”、“人情工程”、“家族工程”等现象屡见不鲜,为少数掌握工程决定权的人提供了以权谋私的空间。

招标投标暗箱操作。由于监督管理不到位,工程建设公开招投标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比如,建设单位规避招标。有的肢解工程,化整为零;有的表明倾向,度身招标;有的将工程定为“献礼工程”,以工期紧而指定施工单位。还有,施工单位不正当竞争。如挂靠高资质企业,骗取中标;收买相关人员合谋中标;组成临时联盟围标串标;中标后将工程分包、转包;等等。

采购物资中饱私囊。物资采购占建筑施工企业总产值的60%~80%,因此,各方人员争抢物资采购权和供应权。建材采购存在的回扣现象,导致建筑行业大宗物资采购中出现“舍优求劣”、“舍廉求贵”等现象。而施工建设单位弄虚作假的手法也五花八门,导致出现典型的“豆腐渣”工程。

工程结算暗藏玄机。工程结算、工程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相互串通,多计工程量,多算工程款,损害国家利益。甚至出现“钓鱼”工程,即申报项目时故意降低投资总额,待开工后再不断追加投资,导致项目建成之时就是工程亏损之日。

透析这些表象,可归纳出四个特点:一是群发性。大建设、大发展时期往往也是腐败问题高发易发阶段。二是广泛性。违纪违法案件涉及面广,往往出现跨省市、跨行业的腐败大案,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三是共生性。带有贿赂性质的“攻关”行为在行业内成为半公开的“潜规则”,因而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件,往往一查就是一窝。四是隐蔽性。近年来,腐败分子防查能力增强,认为只要做到“一对一”私下交易,谁也讲不清,想方设法逃避法律的严惩。

现行制度缺陷的隐患

众多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法纪法规不完善、执行力弱化及监管不到位有直接的关系,而其多发、易发、群发现象的产生,也有其行业的特殊原因。

法规制度不健全。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的现行法律法规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即原则规定多、具体细则少,禁止规定多、配套罚则少,部门规定多、适用规范少,导致罪与非罪界限难以区分。

监督制约不到位。工程建设中的招投标活动,按行政隶属分别由各地的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监督,缺少一个统一、权威的管理监督机构,对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招投标活动,都难以做到有效监督。同时,对工程建设的监督实质上是一种“同体监督”,即监督由建设部门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出现违规行为,也要由同一主管部门来查处,这种体制孕育着廉政风险。

惩治打击不严厉。一方面,认定标准缺失。对串通投标行为缺乏有效的认定依据,串标行为容易逃避法律制裁。另一方面,违规成本低。比如,刑法第223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因此,串标行为即使被认定,只要情节不是特别严重,一般情况下处罚力度并不严厉。此外,查办案件难。执纪执法机关获取线索少,调查取证面对诸多困难。

行业管理不规范。工程建设行业的特殊性导致商业贿赂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工程建设市场是买方市场,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易发生无序竞争;建设施工商大都是挂靠性质,建设施工周期短,资金周转快,利润

率较高;一项工程涉及设计、监理、施工等多个层面和招标投标、资金拨付、物资采购等诸多环节,管理难度大。这些特点使其易滋生腐败。

值得关注的是,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根本的原因还是个别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思想信念不坚定,价值观念扭曲,道德底线失守。

找准惩防兼治的制高点

继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和海西经济圈之后,我国北部湾城市经济正在“弯道超车”,有希望成为“第五经济增长极”。其中广东湛江市在未来三年将实施8大重点工程、建设8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元。确保“工程妥上马,干部不落马”,相关地区的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中央纪委的部署,结合实际采取有效治理措施。

对策一,规范市场秩序。包括强化准入监管。引导市场主体自觉加强并购整合,做大做强,减少无序竞争。建立“黑色档案”,对不诚信企业,限制、取消其进入工程建设市场的资格。同时强化招标监管。推进电子招标投标试点,遏制围标、串标行为。建立资深专家委员会,通过工程复评、随机抽评、标后监管等形式,加强对市场招投标活动的评审监督。还要强化资金监管。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确保工程建设资金封闭运行,杜绝“吃拿卡要”和“跑冒漏滴”的问题。推行代建制,减少行政干预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对策二,排查廉政风险。督促项目法人和相关职能部门围绕项目建设土地规划、征地拆迁、招标投标、行政审批、资金使用、施工建设等关键环节、重要岗位,查找在业务流程和制度机制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和可能发生腐败行为的风险点,提出防控措施,形成以岗位为点、以程序为线、以制度为面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并将重大工程列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专项预防的重点,以挂钩联系、对口帮扶的办法,防范廉政风险。在手段上,可研发重点工作、重点项目督查督办电子监察系统。

对策三,强化责任追究。督促相关部门进一步清理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手续,缩减审批时间。督促各重点项目建设、施工单位与各级政府签订责任书,做到定时间、定目标、定责任、定奖惩,保证项目落地落户、按时开工竣工。加大明查暗访工作力度,对执行不力、互相扯皮而影响和延误项目推进落实的单位,第一次给予黄牌警告,第二次报上级领导批准调整主要领导职务。

对策四,加大办案力度,保持查办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案件的高压态势。重点查办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案件,突出查办职能部门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吃拿卡要的案件,严肃查办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钻政策空子中饱私囊的案件,坚决查办在征地补偿、拆迁安臵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

同时,针对重点项目建设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注重把握政策,强化警示训诫。及时对重点岗位、重点环节、重点人员进行提醒和警示,做到多打预防针、少动大手术。

对策五,加强服务监管。坚持作为不越位、指导不干预、服务不替代的原则,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既要坚持原则性,督促相关部门确保项目审批依法合规、资金监管公开透明、工程建设安全可靠;又要把握灵活性,对建设工期紧、建设任务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重点项目,为了保时间、保进度、保工程,可以在“集体讨论决定、决策公开透明、相关部门监管”的前提下,从实际需要出发,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保证项目工程建设尽快启动,顺利实施。□(作者为中共湛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