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论文[推荐五篇]

第一篇：浅析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论文

在1963年的《理论与实践》和1968年的《认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开始关注与海德格尔弗莱堡时期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相关的“生活世界”概念，并开始了对海德格尔的批判。1981年的《交往行为理论》和1985年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生活世界”这个主题，同时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也得到了强化和深化。本文试图以“动荡”和“前理论”这两个基本特征和要素为参照点，考察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与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之间的一些深刻差异，辨析前者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更好地理解“生活世界”。

一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形式语用学分析，目的在于通过理论反思获得生活世界之不变的一般的结构。（参见哈贝马斯，1994年，第165页；20xx年，第18页）它涉及到的“不是具有一定历史特征的具体的生活世界”，而是一种绝对的有效性（参见哈贝马斯，20xx年b，第350、375页），它所提供的形式主义的道德理论最终也是普遍主义的。所以，虽然他也使用了燜aktizitat（实际性、事实）和Geltung（有效、规范）这两个词，但是与将后者回溯到前者的海德格尔相反，他的最终目的在于后者，而理由是：Faktizitat是经验性的，Geltung是普遍的、先验的。

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生活世界表现为自我理解力或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储蓄库”，它是“由一种向来已经知道的文化知识储存组成的”（哈贝马斯，1994年，第171、173页），“生活世界当中潜在的资源有一部分进人了交往行为，使得人们熟悉语境，它们构成了交往实践知识的主干”，这是一个“由符号构成的世界”。（哈贝马斯，20xx年，第82、21页）可见，他所谓的“生活世界”作为行为主体的共同背景或视野，实质上是一个观念的储存库，意指“‘神秘’的知识共同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乃是一个“观念的世界”，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如果说在作为背景的生活世界与作为信念储存库的生活世界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不过是隐含的知识与明确的知识、不严格的知识与严格的知识、不完善的知识与完善的知识、非主题的知识与主题性的知识、常识与专家知识之间的区别。而且，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也是在“严格认知的意义上”来讲的，其根本标志是可以论证和可以检验。（参见哈贝马斯，20xx年a，第10、16页）就此而言，他并没有彻底地坚持前理论的立场和方法，而是依然坚持认识论、甚至是意识哲学的理路，依然试图“从概念、理论出发建构理论”。

三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划分为三大结构要素——文化、社会和个性。其中，文化被称为知识储存，社会被称为合法的秩序，个性被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这三个要素被称作生活世界的象征性结构。从内在方面来讲，这个结构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在理解的职能方面，交往行动服务于文化知识的传统和更新；在行动合作方面，交往行动服务于社会统一和联合的形成；在社会化方面’交往行动服务于个人同一性的形成。从外在方面来讲’这个结构使得交往行动者的表达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相协调。哈贝马斯还把社会看作系统加生活世界，从而包括文化、政治、经济三个子系统，而系统的环境包括内在自然、外部自然和其它社会组织。在现实生活中，生活世界与系统总是处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系统又可再分为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其中，前者的功能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其主要整合媒介是货币；而后者的功能则是协调生产关系，管理公众社会，其主要整合媒介是权力。生活世界则主要解决人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人们能在语言表达的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所以，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冲突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的关键在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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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马 克 思 文 论 作 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文学院

专业班级：B11汉语言文学四班

姓名：X X 学号：XXXXXXXXXXXXX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尽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

交往理性

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同阿多诺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83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在学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确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老一代法兰克福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甚至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上一个世纪的这一学术事件，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哈贝马斯的确修正、深化和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没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应当彻底画上一个句号。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也是一位对当代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1] 哈贝马斯著作颇丰，理论涵盖面极广，其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和文化理论。他秉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交往理论体系。哈贝马斯毕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他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证明了现代是社会进化不可避免的阶段，探讨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批判了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并提出了一种旨在克服这些弊病的方案，力图使西方民主社会获得稳固的基础向更为民主、自由和公正的方向发展。深入地分析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本质意义，对了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一、交往行为的概述

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本概念。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哈贝马斯把交往称之为“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概念是由三个论题构成的一个复合体，一个是交往合理性概念，一个是与“生活世界”和“系统”概念相关的社会概念，一个是关于现代性的社会进化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石是哈贝马斯的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就是理性化的发展，理性化是一个复杂的多样发展过程。哈贝马斯是以言语行为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的分析原型的，他认为交往理性蕴含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哈贝马斯认为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行动主要是基于语言行为而建立起来的主体间的理解和认同的活动，因此建立合理交往模式的首要任务是确立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一般理论是普遍语用学，这也是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基本前提。

哈贝马斯认为，与交往的、断言性的、自我表达的以及规范调节等四种言语行为相适应，社会行为也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目的行为。它是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表现为目的合理性的确定，或工具理性的选择，或是二者的结合，它遵循的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规则。第二，规范调节行为。它是社会群体成员遵循共同价值规范为取向的行为。第三，戏剧行为。它是行为主体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以便在公众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印象的行为。第四，交往行为。它是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语言媒介所达到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的行为。[2] 哈贝马斯指出，在人类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说话者要遵循三种有效性要求：真理的有效性要求、正确的有效性要求、真诚的有效性要求。这三种有效性要求分别指涉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

二、生活世界的建构

哈贝马斯的众多理论中，其核心理论是交往行为理论，而生活世界理论是这一核心理论的重要补充或社会哲学维度。同时，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交往行为是运作于生活世界境域内的行为，对交往理性的考察是不能离开对生活世界的考察的。“生活世界”是一种“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贮存”。对哈贝马斯来说，“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人类能够交往并制定出协调行为的准则，主要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一系列庞大的背景知识作为人类交往的指引，哈贝马斯把这些背景知识命名为“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所构成的。“生活世界”包括三种不同的解释性范式：第一，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方面的解释范式，“文化”指的是“知识储存”，行动者内在地拥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它能够起到在生活世界传播、保存和更新文化知识的作用。第二，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方面的解释范式，“社会”指的是“合法的秩序”。它能使行动者知道如何通过协调互动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第三，关于个性人格或自我及其存在方面的解释范式，“个性”指的是“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它是生活世界通过交往行动的社会化形成个体认同来满足个体成长的需求。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是以交往行动为基础，同时又以其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的、前逻辑性、前根据性的、非确定的本体论世界，它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这种知识借助语言而符号化、客观化，从而成为人们的共同的财富，并通过交往行为的三个方面，即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个性成长的需要。[3]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也是在交往理性下建构起来的。他指出,日常交往实践无法脱离的基本背景就是生活世界,同时日常交往实践又在建构生活世界。人们以生活世界为背景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是主体间通过理解达到共识的实践过程。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就是人们在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所必需的共同背景知识。

三、交往行为理论的启示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的贯彻来实现话语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创造一种屏弃一切强制、取消一切差异的所谓“理想的话语状态”，从而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以此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设想显然具有一种社会改良的乌托邦性质。但是，哈贝马斯在完成社会批判理论内部由意识的批判到语言的批判的过程中提出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对于揭示交往行为的运行过程、建立共同的道德规范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交往理性为起点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及资本主义文化缺陷的批判，对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以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具有建设性意义。同时，交往行为理论强调通过对话达成共识，通过共识的建立挽救晚期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弊病和危机，使西方法治的根基建立在和谐共容的对话机制之上，这对于转型时期中国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哈贝马斯主张人们应该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构建社会的和谐。由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在不放弃自我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这样才有利于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有利于构建理想化的合理性的社会，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216—P217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P.14—21，119—120 [3]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人民出版社，2005．P.152—155

第三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行动理论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传统与米德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当代语言哲学与批判理论的综合。这种综合的目的是克服现代世界中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裂。而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础上的普通语用学，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现代人走向自由的必要手段。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当代思想家中，像哈贝马斯那样致力于庞大的理论构建、在那么多领域作出深刻思考的人，几乎没有了。哈贝马斯的影响遍及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90年代在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动力之一就是来自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学说的特点，一是它的系统性，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在帕森斯以后，他可能是唯一致力于大理论构造的人；二是它的“对话性”，哈贝马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与近代和当代著名学者的对话中展开的。他的最主要的“对话”伙伴除了韦伯与马克思外，还有德国的伽达默尔，法国的列维•施特劳斯和德里达，美国的整个社会学派和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学派。

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德文版1981年；第二卷：功能主义理性批判，德文版1984年。中文版：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最系统的表达，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思想逻辑的框架。在本书中，“ 哈贝马斯以理论建设与对经典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历史重建相结合的方式”〔1 〕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本书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米德、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帕森斯的著作进行了分析，实现他自己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一、行动的概念

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中，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他区分出四种行动类型。〔2〕

第一种是目的性行动，又称作工具性行动。这是一种目标取向的行动，在比较、权衡各种手段以后，行动者选择一种最理想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哈贝马斯认为，在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所谓合理的行动，主要指这种行动。但这种对理性的规定太过狭窄，并且把批判理论导入一个概念陷井：如果手段—目的的合理性行为是使现代社会得以发展的力量（韦伯），那么当它对人类处于压抑状态时，还能否提供另一个合理性方案呢？因此应该对合理性概念进行扩展。

第二种是规范调节的行动，即一个群体的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动。规范控制行动严格遵守那些由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所具有的价值期望。第三种是戏剧式行动，它指行动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动。这种行动重在自我表现，通过自我表达达到吸引观众、听众的目的。“行动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方式进行自我表述，……想让观众看到并接受自己。”〔3〕

第四种是交往行动，它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四种行为侧重于世界的不同方面。工具性（目的论的）行动主要考虑客观的或外在的世界；规范控制的行动对应于社会世界。这个世界从本体论上说虽由行动者个人组成，但规范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戏剧行动与主观及外部世界相适应；在交往行动模式中，行动者“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4〕因此，交往行动比其它行动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因为它考虑了所有这三个世界。交往行动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这个世界哈贝马斯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即生活世界。

交往行动也是一种言谈行动。言谈行动又分为三种有效的断言（陈述）：在“命题内容”或涉及外部或主观世界方面，陈述是真实的；在关于现存的规范关系或社会界方面，陈述是正确的；在表明经验者的意图与其主观感受方面，陈述是真诚的。在现实的交往活动过程中，这三种有效断言能被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说明了交往行为比其它行为更合理。

哈贝马斯在文化与理解之间建立了联系。他说，理解过程“发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预先理解之背景中。这一背景毫无疑问是作为整体延续的；知识储备中只有行为参与者在特定时间里使用和陈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检验。在由参与者自己所作的环境定义内，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被检验的）陈述部分是由参与者们以对自我更新的环境定义的协调来处理的。”〔5〕

因而，在通过交谈活动而获得有效性要求的过程中，行为者使用现存的环境定义或创造一个新的、规定其社会关系之秩序的定义。这种定义既成为它们生活世界中知识储备的一部分，又成为据此提出、接受或反驳有效断言的标准。由此，在通过交往活动所 达到的理解过程中，生活世界用来判定有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的有效断言的一个参照点。这样，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的交往互动过程比工具型行动中包含着更多的合理性。他说：“我们有以下四个概念总结了达到理解过程的合理的结构特征，第一，行动者的三个世界关系和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题真实、规范正确和真诚可靠的断言；第三，在合理的动机之上达成的共识，……第四，达到理解的概念，即认为理解是对环境之共同定义的合作性协商的概念。”〔6〕

二、互动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

哈贝马斯首先继承德国社会学与哲学传统，他认为，交往概念没有确立，是近代德国学术史的一个局限。理解是德国哲学（解释学传统）与社会学（韦伯的行动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中心概念，但是，韦伯的四种行动的理论，行动主体始终是孤立的个体，即使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也不例外。而德国的理性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到伽达默尔，都将理解视为片面的，抽象的个体过程。理论的局限导致了对现代世界的不同展望，例如，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物化的理解，导致了对现代资本主义无能为力的悲观主义。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在理论上更加合理的，可以把现代人从悲观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交往理论，就必须在理论上重溯源头。这个源头来是米德的符号互动学派。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米德把理解视为一种面对面的、相互理解的互动过程，从而在行为理论中实现“从孤独的合目的性向社会互动的视角的转变”；由于米德否认理性范式为孤立的意识，因此他比任何一个当代学者更进一步把理性范式设计为交往行动，并阐述它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作用，也因此，他的思想必然被包括在任何一种社会重建的方案中。

哈贝马斯特别注意到米德理论的两个方面。第一，米德强调了作为个体的人与高踞于其上的社会和社区价值（理想、理性）的互动关系，而不像韦伯，把这种关系仅视为一种体现或实现的因此本质上是被动的关系。米德说：“我所一直尝试做的是使合理性回到某种行为类型上来，这种行为类型中，个体使自己置身于他所属的整个社区态度之中。这意味着整个群体都介入了某种有组织的活动，”个人的行动需要其他有机体的参与。当一个有机体对所涉及的其他有机体的态度作出自己的反应时，我们称为理性的东西产生了……当他这样做时，我们就称之为“合理性的”，从历史观点来看，理性根于社区之中，它一出现，就会转变社区生活本身。因为按照米德的说法：当进化过程在社会控制下完成时，它不仅变成了自我意识，而且变成了自我批判的。〔7 〕也就是说，理性重新评价各种价值，合理地解决社会冲突，而且尽力改进它的从中产生的整个社会秩序：“对冲突的合理解决需要重建各种习惯与价值，而这包含着对社区的超越，……社区成员们在特定的时空中可以置自己于社区现存的各种价值之外，并且同意已经变更的行为习惯，和对各种价值的重新表述。因此，合理化秩序建立一种思想在其中起作用的秩序，它的要求就是理性的要求。它是一种把任何合理性都包含在内的社会秩序…… ”

第二，米德用符号互动理论强调语言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符号互动者们已详细探讨过使人类的同一性得以形成的各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因而扩展了我们对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础的理解。

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交往行动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有三种解释模式，分别是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的、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的、个性导向或自我本体的。关于第一方面，行为者内在地具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关于第二方面，行动者知道如何组织社会关系，知道哪些协调互动的方式或模式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关于第三方面，行动者理解人们想要什么，人们如何行动，什么是正常与异常的行动。

三种模式对应于社会的三种功能需要：通过交往行为达到理解以实现传播、维护以及更新文化知识的目的；互动的交往行为的协调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交往行动的社会化以形成个人认同。因此，生活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文化、社会、个性，通过交往行动的三个方面，即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社会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个性成长的需要。他说：“为了达到人对其环境的理解，交往行动的参与者置身于一种他们既运用又更新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通过对有效断言的主观认识来协调其行动，他们依赖于自己在群体中的成员资格并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通过与能力者的互动，他们发展了童年所内化的价值取向并获得一般化的行动能力。”

在现实的社会中，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家庭及其他制度联系中的活动依赖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文化、社会与个性，不过进化的趋势是，生活世界分化为各自分离的文化，社会与个性的知识库，而系统分离为彼此区别的制度群，如经济、国家与法律，这种分化产生了将系统与生活世界再平衡再整合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危机。

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继承德国哲学传统，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化或社会合理化的进程，或人类的进步历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如何构想出解决方案，是哈贝马斯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德国先驱者的地方。在他看来，韦伯虽然首先引进意义概念作为行动理论的基础概念，“但他不是根据语言意义的模式来说明意义，而是根据一个最初幻想地想象出来的主动主体意见的意图来说明意义的。这种软弱的立场使韦伯远离交往的行为理论……不是以通过语言理解的、至少两个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个人内部关系作为基础，而是把一个孤立的行动主体的目的活动作为基础。”〔8 〕由于韦伯把工具性理性作为理性的全部，而不像哈贝马斯那样，把工具理性作为四种理性之一，所以，当工具理性过于发达，金钱和政治干涉人的主观世界，动摇人的意义感时，韦伯对整个理性化过程也失去信心，成了悲观主义者。韦伯的悲观主义影响到整整第一代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作了两点努力。第一，他把理性概念扩充为四种，而把交往理性远远置于其它理性之上；第二，他认为应该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寻找出路。这点同样受符号互动理论的影响。

哈贝马斯的基于其交往理论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其整个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在他看来，官僚化、法律化、中介化等等，是合理化的另一面。由于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种种律令，合理化进程产生的消弱交往的合理性基础，消弱了公众话语，引起了社会的系统障碍。由于每一价值领域都按其自身的逻辑演化，所以变得孤立隔绝，从不考虑其他领域的价值，结果：技术问题与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进程与社会进程相冲突。他说：“如今，讨论作为一种„事务‟已经形式化了；论证与反驳必须服从某种预定的法则：关于公共事务的共识差不多成了多余……。”〔9〕按照哈贝马斯，问题不是现代性和理性化本身，而是破碎的现代性和片面的理性化；走出困境，必须打破使各个价值领域分离的壁垒而又不破坏每个价值领域所特有的洞见。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如何“证明道德批判和审美批判的观点而又不威胁到真理问题的首要地位。”〔10〕如果这能够做到，那么就可以通过公众话语，尽力弥补潜在于我们交往之中的有效性要求，遵循普通语用学所阐明的种种规则。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是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著名批判。交往行动理论的最终目标可以理解为对生活世界的拯救或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通过语言组织起来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在由语言表达的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这种文化同一性既包括小规模的家庭、面对面的群体，又包括一些公众领域。在公众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公众言论互相参与和交换看法，以便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水平上产生一致意见。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主要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它们与生活世界之区别，首先在于它们不是靠日常语言组织起来的，而是靠货币与权力的中介组织起来的。本来，货币与权力应该为生活世界服务，即使人们能更有效地获得物品以支撑生活世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避免对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生活世界非理性互动的种种后果，哈贝马斯指出我们必须做到使系统重新定位安居于生活世界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造成法律与道德的强制手段，使市场与权力服从于人们的需求，而不是支配人们的需求。

四、普通语用学

怎样使系统再服务于生活世界呢？受符号互动论的影响，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有名的商谈伦理学。货币与政治权力无所不在，意义感的丧失，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的生活状况。现代的大多数社会理论家也都在考虑如何从公众的公共行动的角度，改善这种状况。在哈贝马斯看来，企图从政治行动上解决问题，那是就系统解决系统。解决问题的根源应该是生活世界，即用交谈组织起来的世界。换句话说，哈贝马斯提出的是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状况之改变的话语、言谈途径。让所有处于某一个情境中而对情境不满的人，自由地进入讨论这个问题的言谈之中，从而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共识是关键，这就是“普通语用学”。

首先，普通语用学是关于理想的话语环境的学说，在理想的话语情境中：“所有参与者无保留地追求加强语义的语言目标，以便达成共识，为各人所追求的行动计划能一致协调奠定基础。”〔11〕共识的范围越宽，合理性就越大。商谈伦理学要求那些参与合理话语的人应该以“说服普通听众并取得对一般言论的普遍赞同的意向”为目标。〔10〕那些拒绝参与正在形成的合理共识的人，无视在自由的交谈中表现出来的有效证据的人，以及不尽力陈述自己的观点并说服所有其他人最大限度地接受自己观点的人，都破坏了商谈伦理学的规范。第二，普通语用学是“普通的”话语学说。哈贝马斯头脑中的语用学是“普遍的”，它的目标是揭示在人类话语中支配合理性交往的最一般标准。通过批判韦伯的理论，哈贝马斯分离出三种最基本的话语形式或价值形式，这些形式在历史的合理化进程中逐渐变得自主。这三个领域是：理论领域——科学领域、道德领域——实践领域、表现领域——审美领域。在这三个领域中，交往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有效性要求运转：理论话语涉及我们命题的真实性，实践话语与我们行动的公正性相关，而审美的话语着重在我们能真诚地表达我们的情感。从分析的角度，可以把人类的交往形式归结为这三种话语，但是，哈贝马斯补充道，在现实的人类交往活动中，这三种话语是交织在一起的，真实性要求虽然是科学话语中起决定作用的要求，它在道德、审美的领域也是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也应用于其它两个领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按常规断言事实，诉诸规范，表达真挚，也就是说，我们提出并一再确定我们关于真理、正义和坦诚的有效性要求，通过这样做不断复制、延续着我们的规范的、文化的、私人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我们意义的根源，也是科学、道德、法律、艺术的母体。

在说明这些有效性要求时，哈贝马斯认为，它们都是未主题化的。要使它们主题化，与其说要通过理性和论证，倒不如说要通过策略性行为并求助于习惯。对这些非反思的要求提出质问并且用合理的方式解决它们，就是普通语用学的任务。普通语用学阐明了“合理性的程序概念”、“论证的实用逻辑”，从而达到“理解的过程的合理性”。普通语用学的基本前题是：任何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都包括潜在的、不受语境制约的、要求迫切的社会标准；要想交往行为完全合理，必须达到这些标准。它们是：

第一，理想的语言情境向每一个感兴趣的主体开放，使之可以参与话语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第二，它能摆脱强制、统治、权力游戏等纯粹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动机；

第三，它能把那些潜在于我们的断言中的认知性的、规范性的、表现性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区分出来，并且仅仅通过辩论达到这种区分；

第四，它能使人们自由地就民主意志之形成、政策连续的基础达成共识；

第五，它的结果是一项合理的同意，这项同意可以根据进一步的协商进行修正。

哈贝马斯认为，普通语用学所假定的标准，其有效性并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可由个体体验到和经历到的具体的过程。普通语用学是“重建性的理论”个案。通过迪尔凯姆论灵魂，皮亚杰、科尔贝格对道德增长的研究的分析，哈贝马斯总结说，走向交往合理性的运动，既是从神圣、超验（迪尔凯姆）走向实际的道德推理能力逐渐增长的个体发生学过程（皮亚杰），也是一个体现在个体道德能力之增长的个体发生倾向。而且，处于现代性中心的社会合理化趋向，它的明显特征是“以争论的重要性”代替“传统的重要性”，以“理论态度”代替“对权威的忠诚态度”，正是这种不懈的过程，把社会从“以合法化的神圣物为基础”推向以共同意志为基础，“这种基础是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并在政治性公众领域中靠辩论而一再得到确立。〔12〕这个过程在西方历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过程，显示出人类的进步与解放：人权、独立的司法制度，理论理性（认知要求）与政治实践（权力要求）的分离、自愿结社、以及其它种种标志走向合理的合法的交往形式的发展与进步。

注释：

〔1〕T.麦卡锡：《交往行动理论》英译本序言。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1页。

〔3〕〔4〕〔5〕《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28、135、141页。

〔6〕《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88页。

〔7〕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4 年版，第340页。

〔8〕《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354—355页。

〔9〕哈贝马斯：《公众领域的结构变革》，麻省MIT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10〕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398页。

〔11〕〔10〕《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295—296页、第26页。

〔12〕《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81页。

第四篇：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的理论旨趣论文

摘 要：人的存在是理解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的思想方式，它包含着三层意思，即作为教育活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作为教育思想方式的转变，强调人的存在是理解教育的思想路线；作为教育价值取向，它是一种心态、一种意向。这三方面的阐释，回应了关于教育面向生活世界观点的误读。

关键词：教育基本问题；生活世界；思想方式

在教育实践中，出现了违背教育目的的现象，比如“应试教育”，片面地把考试高分作为师生努力的目标。针对类似的教育问题，提出了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的论点，要求学校教育既重视传授科学知识，又要关注学生的情感，培育正确的价值观，塑造身心健康的社会公民。

其实，这些认识主要论及了教育方法的改变，没有揭示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的实质。因而需要分析学校教育观的矛盾，它是提出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的重要背景，进而以人的存在为视角解析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的理论旨趣。

一、学校教育观凸现的矛盾

学校教育观是关于学校教育目的、教育功能、教育本质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它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制约。而关于当前学校教育观的批评，主要认为是对人才观的片面理解，即传授知识、发展技能等同于人才的培养，未能重视学生关注自身与周围世界的意义，学校成了“知识的传真机”、“复印机”，这样，隐含着人才培养过程的诸多矛盾。

(一）教育价值选择的标准化与多元化的矛盾

教育价值观是指实施教育活动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价值取向，它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制约。长期以来，占据教育价值取向重要地位的是受到科学、理性观念的约束。

不能否认，教育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活动。但是，工业社会以来，由于重视理性、科学、技术、经济、物质财富，形成了“唯科学”的观念，它对学校教育产生了显著影响，不仅影响了学校选择教育内容，而且影响着学校教育的价值观念取向，比如学校坚持统一的育人目标，实行统一的教室、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试题等。当然，学校教育采取“统一”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为受教育者提供了规范统一的价值目标，有助于对受教育者加强思想控制与行为规范，以维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

但是，当前是全球互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学校教育必然要面临多元价值观念的冲突。一方面青少年学生思想开放，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也愿意接受；另一方面，他们缺少社会阅历，缺少社会生活经验，这样，在开放与选择、接受与拒绝之间陷入矛盾的处境，甚至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使学生面临着价值观冲突与抉择的困难。

（二)教育功能取向的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矛盾

教育功能的价值性主要指教育满足受教育者个体成长与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以塑造学生心灵、培养具有“教养”的人作为努力的目标，因而，教育就是要完善人的品性，培养高尚的人。与此相对照，教育的工具性是把教育当作达到某种世俗化目标的手段、途径，比如为了取得考试好分数等等。

其实，这二者是能够统一的。教育功能体现价值性，说明人是教育的目的，教育要以人为本，实现“成人”与“成才”目标的统一。坚持这一点，才能规范教育行为，保证教育活动的正确性、合理性，避免把教育变成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

事实上，在当前教育活动中出现了淡化教育功能的价值性、突出工具性的现象。尤其是有些人把教育当作获取名利的工具、手段，比如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意图非常明确，为了得到好的分数，考上理想的大学，找到理想的工作。这种情况在高等教育阶段仍然存在，例如大学生流行上课记笔记、考试考笔记的“应试学习”现象，目标就是为了取得考试合格成绩，拿到毕业文凭，大学教育变成是“文凭教育”，这是典型的追求教育工具价值现象。

(三）教育人才培养的职业目标与信仰目标的矛盾

学校培养学生掌握从事某一职业的技能与知识，使学生走出校门能够顺利就业，确立这样的职业目标并没有错。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学校的职业目标，不能把职业看作是一种不需要思想、不需要理想的“简单劳动”。

其实，学校的基本任务是使学生既掌握职业技能，又能坚守崇高的理想与信仰，进而使受教育者从职业活动中感受幸福，通过职业活动，推动社会理想的实现，这是学校教育必须坚持的理想与信仰。然而，当前学校教育出现了职业目标与理想目标的冲突。比如坚守崇高理想的受教育者，被认为是书呆子、不识事务、社会适应能力不强，甚至看作是教育的次等品。

这种现象在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比如，许多学校成立了专门的就业管理部门，对学生开展就业咨询指导、进行技能培训、开通考证渠道以及联合企业界等等，目标是让学生顺利找到工作，减轻就业压力。但是，不可否定，它使学生产生了认识误区，似乎学校的教育目标就是让学生掌握从事某项工作的职业技能，帮助其找到一份理想工作，相反，教育学生确立远大理想、增加中国传统人文知识修养等等，被轻视了或忽略了，结果，不能在学校中形成讲崇高理想、宣传人生信仰的浓郁氛围，更不要说变成是师生自觉自愿的人生目标了。

(四)教育管理的民主与集权的矛盾

启蒙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是治理社会的基本理念，它对学校管理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要求调动师生积极性，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确立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这一点，在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中已经很明确了。新课程确定的改革具体目标之一就是要“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要求现代学校落实民主、自由的教育观念，建构民主的师生关系，实施民主办学、民主管理。

其实在学校教育管理实践中，深受技术化、程序化管理思想的影响，比如，学校对学生读什么书、穿什么衣服、教师提问讲什么、集会讲什么话等等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学生破坏，否则属于违纪，学生个人“扣分”、所在班级“扣分”，甚至危及到教师的奖金与荣誉。这样的管理思路，对加强学校统一管理、确保教育教学的有序化、提高管理效率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学校管理对象是青少年学生，思想活跃，富有挑战性，这就使学校管理与学生个性成长造成冲突，结果，学校管理缺失了民主、缺失了亲近性。

同时，因为教育的“强权”与“集中”，学生对学校、教师奉若神明，视为权威，它不利于塑造学生主体意识、培养主体能力。因为人的主体性，最基本的一条是人要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做事的能力与责任感，而唯唯诺诺、缺乏主见、惟命是从、只求考取好分数不关心周围的人与事的学生，难以培养主体意识与主体能力。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实施民主教育，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开展民主治校，这是否就意味着让学生随心所欲呢?也就是说，如何体现学校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引导作用，这是现代教育面临的矛盾。

二、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的理论旨趣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学校教育观暴露的矛盾，关键是关于教育对象即人的教育的片面认识，这就要确立一种理解教育的思想方式，反思形成教育问题的根源。

因此，倡导教育面向生活世界，不是否定传播系统科学理论知识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是要求学校关注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增强学生的生活技能，提高生存能力，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

显然，知识未必能给人带来幸福生活，决定幸福人生的因素很多，但是，懂得欣赏与赞美人生，自主地安排生活，妥善处理人与社会的交往，这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教育面向生活世界，既不否定学校教育传授系统的现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又不否定教育过程中利用学生社会生活经验的积极意义；既强调教师在日常教育活动中提升教育教学能力，使教育活动更科学、更规范，实现理想的教育效果，又不否定教师深入到学生中间，以平常人的身份与学生相处，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所愿。所以，学校教育要使上述这些方面有机统一，以此展示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的理论旨趣。

(一)作为具体的教育活动：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目的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此阐明教育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与基础

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世界，从这一视角理解教育面向生活世界，教育属于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方式，具有客观现实性，不是抽象的理性或抽象的思辨活动，这与传统教育观有很大区别。

传统教育观把理性因素理解成是人的本质特征，寻求超验的理念看作是教育目的，也有观点指出教育目的是让受教育者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改善人的理性能力。虽然这两种观点有一些差异，但有共同特征，即预设了理论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分界以及强调理性是人的本质的基本立场，因此认为教育活动是通过传授理论知识使人得到完善，注重教育活动改善人的主观因素，并不关注学校教育、知识传授与社会结构协调统一的问题。这样理解教育，只能停留在理性层面。

当然，学校教育是传授科学知识的场所，人需要学习与掌握科学知识，否则，人是“空壳的”、是“无助的”，但是，人的成长又不能仅仅依靠科学知识，知识未必能使人变得崇高和富有教养，因为人的成长是“实践的”，抽象理论的灌输，只是为人的成长提供了条件，而人的成人与成才，必须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实现的。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展示人的个性、品质、才能的场所，由此至少从两方面感受到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的意义：一是揭示教育活动的现实依据，使教育避免成为空想与浪漫的幻想。二是强调教育活动客观现实制约性，不能脱离社会条件谈论教育活动，以避免把教育变成是主观的智力活动。

所以，英国洛克就此作了生动的描述：“一个人自己毫无真才实学，却填满了他人的思想和词语，可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一件事比这更可笑了。其结果肯定是徒然的，使自己的空虚欲盖弥彰，内心里面没有一点优雅的因素。”掌握了“别人思想与词语”，不能证明实现了人的成长。正是这样，洛克重视让儿童回归到日常生活之中，在自然中接受教育。比如，儿童玩玩具，不赞成到商店购买玩具供他们玩，而是强调教师或家长与儿童一起制作玩具。当然，洛克是从人的权利角度来分析教育重视人的发展的必要性的。他认为人的权利是天赋的、是自由的、是不可剥夺的，遵循人的天赋权利的学校教育，是人道的、民主的。

其实，让儿童制作玩具，往往理解成是人的权利或者说是提高儿童的动手能力，其实这只是从儿童外在变化的角度进行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还可以从更深层次把握它的意义。譬如从人的生存处境的视角思考这个问题，目标是培养儿童与对象物(玩具)之间的关系，使儿童在“玩”中、在与“对象物的交往”中确立“我能行”的自我意识，有了自我意识，就能够从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的角度分析自己的言与行。

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思路。它统一了个人与他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克服了从纯粹观念的人、精神的人的视角理解人的思想方式，确立了人是关系存在的辩证思想，即从运动、相互作用、联系和关系的角度把握人是丰富的存在者，这是理解教育价值必须关注的。

(二)作为理解教育的思想方式：教育面向生活世界，揭示人的存在是理解教育的思想方式，有助于准确把握教育的本质

现实的人是教育的基本出发点，确定人的存在是理解教育的思想路线。所谓人是现实的存在，是指人的活动是以一定的客观现实为前提，不能脱离客观现实社会生活环境谈论人的意志、欲望、理想与能力，不能把人的需要、理想、能力与客观现实生活环境割裂开来，教育是要培养人认识现实、超越现实的意识与能力，而超越现实并不是脱离现实。

因此，强调教育面向生活世界，首先是把生活世界理解成个体成长的现实场所。

学生是与世界紧密联系着的独立的个体，不是孤立的，而这种联系，既有观念的、思想的，又是观念、思想的现实化，比如，“我有能力摘到长在这棵树上的苹果”，这只是概念判断，说明“我”有了这样的意识，但如何使“我”的意识变成真实的能力(“摘到苹果”)，这必须要使“我”通过“摘”的动作与苹果建立关系，这就表明人存在于生活世界中，生活世界是形成观念、实现知识转化能力的着眼点，是成长的场所。

那么如何理解人在社会生活中成长?最简单的一点是考察人是否学会选择以及怎样作出选择。因为人每天都必须做出生活选择，关键是人作出的选择是机械重复的还是有所变化的，如果人能够主动变化地、独立思考地做出生活选择的人，则表明他具有了主体意识；相反，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不动脑筋、不肯负责、缺少风险与责任意识的人，谈不上具有主体意识。所以，应通过教育，增强学生选择生活的能力，让学生在选择生活中体现知识、能力与水平。就此而言，我国的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一书中就认为人不是认识者而是创造者。“创造性冲动是每个人的天然冲动，所以它是普遍必须的人生目的。各个人想做的事情的确因人而异，但是，不管每个人想做的是什么事情，他都力图使‘做’这一活动本身成为有创造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从所做的‘事情’而只能从‘做’的方式中发现生活的目的。对于每个人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可选择的对象(人各有所好)”，这意味着教育的任务不是让学生知道什么，而是要激发学生做什么，让学生懂得怎样做更有价值。这样，人就成了创造性的存在者。

无论怎么说，培养学生具有主体意识，能够从事创造性活动，现实社会生活是客观基础。学校教育只有面对现实社会生活，积极回答生活过程中提出的鲜活课题，帮助学生接触社会、认识社会、理解社会，提高选择能力，这样，生活世界才是实现学生成长的场所。

其次，强调教育面向生活世界，是把教育理解成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关系，师生互为主体。

分析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不能把生活世界等同于人的社会实践，如果这样理解，就无需说教育面向生活世界，只要继承原有的“理论联系实践”这一类话语就足够了。其实，强调教育面向生活世界，反对把追求分数、考试成绩作为教育目标，不再把教育看作是教师传授知识、提出德性品质要求的布道者，甚至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知识拥有者的角色，因而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师生关系还有更本质的内容，这就是现实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彼此分享知识、情感、志趣和信仰，双方以人的方式理解对方、评价对方，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彼此将对方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

再次，强调教育面向生活世界，培养改造社会生活的信仰与立场。

教育面向生活世界，并不是回到现实生活本身，而是强调教育培养的人具有批判与反思现实社会生活的意识与能力，这体现了教育具有超越性的特征，即教育活动就要让学生确立追求理想社会、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理想与信仰，有了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信仰，才能不断进取、努力工作、学习和生活。

当然，不能否定，教育的信仰与理想目标具有主观色彩，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的信仰活动超越了经验范围而为自己设立一个矢志不移的追求目标，并能自觉付诸行动的精神活动。因而，人的信仰目标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学校教育活动传授的信仰目标不是盲目的、无知的信仰，而是科学的信仰，它建立在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核心目标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培养人主动投身社会生活、改造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从这一角度说，教育的信仰在于唤醒人对社会承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进而使人坚定不移地确立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信念。

(三)作为教育的价值观念：面向生活世界的教育，是一种意向、一种“心态”

教育面向生活世界，是社会公众对教育的一种心态，希望教育培养社会有用之才，不要培养只说不做的“书呆子”，这必然要求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姻。

从这一角度说，教育面向生活世界，主要是为了正确认识并调整教育的不良心态，以便确立教育的理想目标。这样的认识思路，表明教育面向生活世界是一种符合社会现实的价值取向，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理解教育价值的心理意向，主要强调三方面意思：首先，教育面向生活世界是一种理想，不可能把日常生活变成是学校教育活动，不能否定学校教育的价值与地位，这是对待教育与生活世界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其次，教育面向生活世界的基本目标，是指教育关注师生在学校生活之外的其他活动空间的各种方面，收集他们的思想、行动、话语等材料，研究分析教育对策。再次，作为意向的教育面向生活世界，是强调要确立教育关怀人的终极目标，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

作为一种教育意向、一种教育心态，在具体教育活动中能够做到：

其一，实施因材施教，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教育对象复杂多样，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就要采取不一样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比如对于经常犯错误的学生、对于少管所的青少年，重要任务是帮助他们增强自信，使他们确立基本的社会规范，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进而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这一角度理解，教育面向生活世界，是务实地理解人才观的表现。

其二，面对专业分工的社会现状，帮助学生破除科学教育建构的精神枷锁。科学教育使学生懂得了科学的力量，但要避免使学生形成理性力量是绝对的、科学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念”，使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走向社会，成为社会的劳动者、建设者。而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是专业分工十分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每个人都要面临着专业化的挑战，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因此，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科学知识、帮助促进他们的专业水准外，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成为一名社会合格公民。社会合格公民，基本一条是具有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爱心、同情心、责任心，需要对自己社会生活状况的了解，不了解或无视学生日常生活状况，要让学生确认高尚的理想目标是十分困难的。

其三，面向生活世界的教育，要研究人与知识的相互关系，重视发挥知识对人的完善的作用，但要避免把人变成知识的奴隶、科技的奴隶。

不但要让学生掌握知识，改善学生的认知水平，而且要传播道德价值观，使学生既掌握求知的方法，又懂得为什么求知的道理，使学生懂得并明白做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规范与道德知识，避免出现“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第五篇：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

李佃来

在国内学者从不同方面积极讨论哈贝马斯思想的同时，市民社会问题却没有完全进入学者的 视野。这并不意味着该问题之于哈贝马斯思想来说无关紧要。实际情况恰恰是，它构成我们打

通哈贝马斯前期和后期理论、从而系统把握其思想体系的中心概念。对于当下全球范围内方兴

未艾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来说，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思想也不可绕开，它已成为一些西方市民

社会论者据以引证的理论资源和他们加以论述与评判的重要对象。因此，对哈贝马斯的市民社

会理论作出辨析梳理与准确定位，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总体上看，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着重 从历史角度分析市民社会特别是公共领域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后果，其思想集中体现在《公共

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7年）、《合法化 危机》（1973年）等较早著作中；第二个阶段则主要是从“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这个规

范的角度规约市民社会，从而强调对“理想的生活世界”的建构，这个阶段的思想重点集中在

《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年）等后期的著作中。一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我们把握哈贝马斯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思想的最重要作品。在这部 著作中，哈贝马斯主要是通过理想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结构以及功能问题而讨论市民

社会问题。哈贝马斯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 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

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

权力机关展开讨论。”（哈贝马斯,1999年，第32页）公共领域产生于公共管理与私人自律的 紧张关系地带，它一开始就针对王权，与之展开讨论甚至加以批判，目的在于捍卫商品交换和

社会劳动领域的私人化。因此，它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分离、相对立，本质上与市场领域一样，属于私人的自主领域。这样，整个社会结构就被区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包括市场领域和公共领

域在内的私人自主领域，一是以政治国家的身份而存在的公共权力领域。在该书的整个语境中，前一部分便是哈贝马斯所认定的市民社会。于是，我们便获得了哈贝马斯第一阶段市民社会

概念的完整理解：它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主领

域。它本身又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私人所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共领域，它

是一个社会文化体系，“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哈贝马斯，1999年，第29页）。其中，第一部分的内容构成了第二部分内容的基础，即“对

于这种‘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

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同上，第8 4页）易言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无论就其产生还是就其存在来说，都必须以商品交换和社会

劳动领域的自主化，即不受政治权威的干涉为基本条件。但第二部分的内容即公共领域却又构

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它“实际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

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同上，第59-60页）。具体来说，私人构成公众以组建公共领域，“不仅意味着公共机构失去权力，变得威信扫地，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依赖关系在原则上不容

许继续存在”（同上，第41页）。亦即通过反对公共机关，公共领域承担起巩固资产阶级私人 的经济地位、使之免受政治权力任意干预的重要角色。就此而言，公共领域实际上是市民社会

中与政治国家发生关系的部分，亦即公共参与的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从而得以与之展开讨论、辩论乃至批判，因此公共领域成了市民社会派出的“全权代表”。这不仅丝毫不减损它的私人属性和批判力度，而且是对此的维护。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市民社会之公共领域的搭建，还为资产阶级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和依据。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法律、民主还是议会活动，要获得广泛的认可或同意即合法性支持，不能

以某种先定的观念为基点，而是必须在自由沟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机制下，引入公共领域之公

众讨论，通过公众舆论的方式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主要是通过约束

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定、民主的建制以及议会和政党的活动，“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理性的

’权力”（哈贝马斯，1998年，第129页），从而使市民社会之商品自由交换的一般利益——

这是用以评估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得到保障。在哈贝马斯这种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影响。其一 为由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开创的、强调经济意义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其二为由葛兰西所开

创的、强调文化意义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就前者而言，市民社会主要被界定为区别于政

治国家的、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领域，它“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黑格尔，第197页），实质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条件下个人的社会生活，因此“市民社会” 在这里和“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涵义；就后者而言，市民社会主要被界定为实施

“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各种民间组织的总和，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 会以及新闻机构等，它以文化的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统合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与行使强制

性权力的政治社会相呼应，构成了统治阶级强大的在野帮手。实际上，哈贝马斯所指市民社会 的第一部分基本上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所指涉的范围相重合，而第二部分则是沿着

葛兰西所开创的市民社会考察路向加以讨论的内容。

哈贝马斯的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即他所说的“ 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说，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它同样也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

别了开来”（哈贝马斯，1999年，第35页）。可是，这种情况只存在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私人才能以独立于公共权力机关的身份从事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

内的一切事务（这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根本表现）。到了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种情况发

生了根本改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政策和福利政策的大规模推行，过去是私人的事务现在

成了国家的事务，反过来，过去是国家的事务现在亦成了私人的事务，由此出现了“国家的社

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过程。如此一来，国家与社会就由分离走向了融合，市民社会结构

由此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公共领域也由此走向了崩溃，这使得表面上繁荣的资本主义隐藏

了重重危机，最突出的就是合法化危机，即资本主义国家再也不可能获得维持其生存所必不可

少的来自于公共领域的理性力量和来自于群众的忠心。基于这种认识，哈贝马斯不得不改变自

己的理论建构，转而将公共领域概念植根于一种新的范式之中，市民社会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

变，从而过渡到第二阶段。二

在第二阶段的市民社会讨论中，哈贝马斯通过普遍语用学的改造和交往范式的引入，将“公 共领域”概念与“生活世界”概念联系起来，由此向我们呈示出一个新的市民社会概念。在后

期重要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今天称为'市民社会的，不再像 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那里包括根据私法构成的、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之导控 的经济。相反，构成其建制核心的，是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它们使公共

领域的交往结构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中。组成市民社会的是那些或多或少自发地出现 的社团、组织和运动，它们对私人生活领域中形成共鸣的那些问题加以感受、选择、浓缩，并

经过放大以后引入公共领域。旨在讨论并解决公众普遍关切之问题的那些商谈，需要在有组织

公共领域的框架中加以建制化，而实现这种建制化的那些联合体，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核心。”（哈贝马斯，2003年，第453-454页）很显然，哈贝马斯在这里将第一阶段中包含的私人经

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剔除出去，使市民社会成为既独立于政治体系又独立于经济体系的纯粹社

会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的组织与机制。作为理性的领域和由话语交往织构的空间，市民社会

以非政治和非经济的规则进行自我调整和再生产，从而“维系并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 限”（参见哈贝马斯，1999年，“1999年版序言”第29－30页）。与早期分析不同，哈贝马斯现在认为，整个社会体系看上去由三个子体系所构成，即政治体 系、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其中，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走向了融合，并结为一体，构成了

力量强大的系统（system）；而社会文化体系则作为系统的对立与批判力量而构成了生活世界

（lifeworld），即市民社会的部分。

因此，如果说第一阶段架构的是一种政治国家（公共权力领域）-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公共

领域）的分析模式，那么，第二阶段则架构的是一种系统（政治＋经济）-市民社会（生活世

界）的分析模式。根据第二种分析模式，社会整体结构实际被区分为两大领域：一是以权力和

货币为媒介的政治、经济领域，二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化交往领域。前者植根于科层制的官僚

机构和经济组织中，后者则扎根于人们日常的以理解、沟通和价值获取为目标的活动中；前者

对应着目的–工具理性行为，而后者则对应着交往行为；前者发挥着系统整合（系统一体化）的功能，而后者则发挥着社会整合（社会一体化）的功能。

以系统-生活世界的市民社会分析模式来判断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哈贝马斯发现其危机

主要表现为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交往理性的侵蚀和吞噬，以及由此而造成的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因此，抵御政治和经济体系的

工具理性，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就成为修复或重构理想市民社会结构的必要前提。当然，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形式出现的危机，同时亦体现为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危机征候

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生成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错位，是那些

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浸润的思想家所一再批判的现代极权主义对公共空间的毁灭，它压抑了

人们对内心自由的向往和对生存价值的渴求。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些现代性的危机，人们对它 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如此一来，市民社会问题又在哈贝马斯这里过渡为一个现

代性问题，对市民社会结构的修复与重构又体现为对现代性之理性的重建。这是哈贝马斯第二

阶段市民社会理论所衍生的新含义。三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明显存在这样两个阶段，但并不表明前后阶段截然分开、毫无 干系。恰恰相反，前一阶段蕴含了后一阶段的核心观点，后一阶段的观点则构成了对前一阶段

遗留问题的解决和对前一阶段思想的发展。并且，在市民社会的合法性功能论证上，它们之间

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二阶段的市民社会概念将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概念中的

经济部分剔除出去，并将它归属于市民社会的对立力量之列。

这一区别同时表明，在第一阶段，除了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之外，哈贝马斯还明显受 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因而不单在文化维度上规约市民社会，同时也在经济

维度上界定市民社会。而在第二阶段，则明显看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即完全在葛兰西

市民社会概念脉络中把握市民社会问题，所以只是在文化的一维向度内定义市民社会。从中，我们又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哈贝马斯总体上是在葛兰西所开创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中讨

论市民社会问题，从而十分注重挖掘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

但是，哈贝马斯与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葛兰西把市民社 会界定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部分，它构成了政治国家实施文化和意识形

态统治的重要力量；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

构成了后者的对立与批判力量。其二，哈贝马斯与葛兰西都把市民社会看作是政治国家获取合

法性依据的主要基地，但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对于政治国家来说，其合法性的获致表现为

一个主动的过程，即政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取得人们的同意；而哈贝马斯由于把市民

社会视为某种程度上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力量，因此政治国家之合法性的获致表现为一个被动 的过程，即政治国家根据公众舆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而建立统治原则，以维护其合法性。其三，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破坏和改造，并寄希

望于重新建立一个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和谐统一的未来社会制度；而哈贝马斯则是立足于对

现有制度的批判，并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建来一方面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另

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四

市民社会概念何以会在哈贝马斯那里发生前后变化，从而被区分为两个阶段？这一问题又涉 及到另一个涵盖面更广的问题，即市民社会理论在思想史上为什么会有不同规定？对这两个问

题的准确回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特质。其实，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相通 的。这就是，人们对市民社会的思考总是基于自己所面对的现实历史，因而，每一时代思想家 的市民社会概念都是对其所面对的时代之现实的理论抽象。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西塞罗以及中世纪的理论家，在政治意义上将市民社会界定 为城邦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根本原因是，在欧洲的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政治国家和社会没有发

生分离，社会本质上依附于国家，政治领域之外不存在独立自治的私人空间，因而人们就很难

在政治意义之外定义市民社会。

黑格尔和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把它规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进行经济交往 的领域，这是对近代历史即自由资本主义历史的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市场交

换体系的形成，使得因商品交换关系而联结起来的私人领域成为一个整体，它要求摆脱封建独

裁统治，划定它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鸣锣开道。这里，新生的资产阶

级无疑是把私人财产权作为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把建立在私人财产所有权基础之上的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体系的发育程度看作是衡量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权威和与之相对抗程度的基本标准。这样，能够在政治国家之外获得独立生命品格和自身发展逻辑的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产生了，它自然指的是不受政治权威管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个一个的私人

自主领域。因而，如何保证这样的私人自主领域不受政治权力的干预就成为市民社会能否获得

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黑格尔和马克思才得以将市民社会与政治

国家在学理上进行分野，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才得以形成。这也正是哈贝马斯第一阶段

市民社会概念形成的现实背景。讨论的出发点恰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代。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思想家所谓完全自由的市场交换领域，绝非完全真实的历史存在，它只是一种思想 的抽象物，是早期资产阶级为摆脱封建特权控制而提出的一种理想性的集体要求；即使在自由

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市场交换的私人自主领域也未曾获致其纯粹形态。而早期资产阶级所极

为看重的、寄予希望极高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制度，对私人自主领域也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保护 作用。私人财产所有权虽然被普遍认定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政治国家仍然可以经常地

干预私人的经济生活领域。因而，对于私人自主领域来说，需要组建一个代表自己利益的“公 共领域”，使它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出使”政治国家，以此抵制与消解政治国家的干 预活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哈贝马斯又将公共领域这一文化活动的部分指认为市民社会的部 分。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一方面政治权力覆盖到私 人经济领域之上，形成国家的社会化；另一方面私人经济活动亦要求获得政治权力，形成社会 的国家化和私人经济活动的“再政治化”。这使市场社会的总体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重大变

化：一方面，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经基本结束，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消沉，而

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各种问题日渐突出；另一方面，社会的总体结构也发

生了根本性改变，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使政治权力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由分离走向了

融合，并开始结为一体，构成了目的-工具理性的双重体系，共同侵损着社会的文化领域，特

别是生活世界的交往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由商品交换关系而构成 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经济交往领域，而成为一个主要由人们的文化交往而构成的社会文化领域

。也就是说，随着平等公民权的扩展，原来仅仅由有产者的私人所构成的市民社会，逐渐被由

平等的大众所构成的市民社会所取代，这种市民社会的私人自律基础发生了根本改变，即私人

自律的基础由私人财产所有权变成了平等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文化交往权利。易言之，保障市

民社会独立性的力量已经主要不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私人财产所有权，而是建立在人们 的文化交往基础上的文化创生与抵制能力。因而，各种文化组织及其活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

市民社会的主要内容。这也便是哈贝马斯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概念发生变化并过渡到第二阶段市

民社会概念的真实原因，因为，与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概念不同，第二阶段市民社会概念直接面

对的是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了的晚期资本主义，是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理论把握，同时也是包

括葛兰西、帕森斯（当然也有哈贝马斯）等在内的一大批当代市民社会论者在文化意义上界定

市民社会的真实背景。因此可知，人们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总体

把握：当人们认识到原有的市民社会概念不能概括新的社会结构时，必然作出新的界定，以适

应变化了的情况。这使市民社会概念成为一个始终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的概念，也使它获

得了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哈贝马斯，1998年：《公共领域》，载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 等译，学林出版社。2003年：《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 译，三联书店。黑格尔，1982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 译，商务印书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责任编辑：刘奔

编后语这篇文章根据哈贝马斯的原著，将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研究，并 注意到理论的发展变化与现实的联系。这种研究可能有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哈氏的市民社会理

论。不过，文章似乎也留下某种疑点。例如，按照文中所述，哈氏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市民社会 的独立性已经主要不是建立在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以人

们的文化交往为基础的文化创生与抵制能力的基础上。这其中自然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商品交

换被“剔除”出市民社会，不再是文化交往的基础，那么作为市民社会独立性基础的文化交往

又以什么为基础呢？在这一点上哈氏的理论是否无懈可击呢？这也许是应该从对当代资本主义

现实的准确把握出发加以探究的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