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对网络交流的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对网络交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 生活世界 公共领域 网络交流 指导
[论文摘要]哈贝马斯在关于交往行动的理论中,着重探讨了现代社会交往的合理化和公共领域的建构途径问题,分析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和人类理性实践性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改变生活世界的学术主张。这种现代交往观念有助于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寻求最现实、最合理的社会行动形式,并对建立网络公共空间、实现网络行动的合理化、强化网络语言的语用价值以及网人的主体性和道德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哈贝马斯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西方哲学家,在他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继承了由霍克海默开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集当代西方各派思想之大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与反理性传统的多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迥然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坚持一种批判的现代主义立场,在交往理性的基点上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这与其说是他思想发展轨迹上的“语言学转向”,不如说是重申现代性的一种努力。本文就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实质及其对信息时代网络交流的现实意义,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社会交往与交往行动的合理化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交流乃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抑或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体说来,在人类主体社会交往或社会互动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实践活动而进行的。质言之,人类主体在交往中形成了主体间或主体际关系并由此衍生出了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
如果说社会交往的实践性不容怀疑的话,那么,人类活动的类型大体也就被确定为生产与交往两个方面。生产和交往都是主体的实践活动,二者的区别在于,生产是主体的活动,交往则是主体间的活动。就交往而言,则可分为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两种。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分离的主要原因,而认为来自于下面的“合理化”力量才是社会交往形式的基础。这正是哈贝马斯在抽象的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概念中重点阐述的。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归依于现代性的沃土,以追求中间理论路径,即:既要走出主体哲学的老路,但又避免滑入虚无的后现代的理论。为此,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的第一卷中,主要借助马克斯·韦伯、卢卡奇和阿多尔诺等的理论资源,论证了所谓“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的命题,从而最终构建出“交往理性”学说。
何谓交往行动?交往行动,即交往行为,就是指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与“工具行为”相对的一种现代人的行为。它大致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产生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二是以符号或语言为媒介的行为;三是必须以社会规范来作为自己准则的行为;四是通过交流以求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的行为。简言之,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行动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工具行为”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交往行为”合理化的社会就是理想的目标。
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中,事实上蕴涵了黑格尔式的理性反思的意味,这是由交往规则而导致的合理化力量。这里,我们发现交往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1]。交往合理性或交往理性不是简单地存在于一种主体、或者一种体系的状态上,而是参与所应该维持的东西的结构化。受康德哲学体系建构的方式影响,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的理论应包括认识工具道德和审美理性等三种形式。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学术立场。而更不现实的是,他仅仅凭借上述经验性和主观性的立场就得出了社会现代化就是社会合理化的结论。
二、生活世界与主体的道德认同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分为两部分,即行动理论与社会理论。而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与“交往行动”相关联,是指建立良好的对话和交往的环境。在交往行动中,主体同时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发生联系,并相应地服从真理性、正确性与真诚性三种特质。不过,这种交往行动不是抽象进行的,而是一个与语言、文化的符号世界互动的过程。因此,语言和文化是构成生活世界的基本因素[3](P175)。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的结构和语言世界的结构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交往行动的参与者总是在生活世界的界域内行动,而不能游离于其外。他指出:“交往行动者不可能走出其生活世界境域。他们本身作为阐述者凭借言语行为属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语者和听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验场所;在其中,他们能够交互地提出要求,以致他们的表达与社会主客观世界相协调;在其中,他们能够批判和证实这些有效性要求,排除他们的不一致并取得认同。”[3](P194)这就是说,行为参与者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做出他们对行为环境的阐释并达成共识的。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源出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和舒茨的生活世界概念,却又与之有本质的区别。现象学的生活世界通常体现为一种先验的意识结构,这种意识结构为认识和理解活动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却缺少一种主体间的维度[4]。
与现象学相比较,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生活世界是作为本真的东西而给予主体的,并总是停留于背景之中;第二,生活世界具有“社会先验性”或主体间性;第三,生活世界作为一种处境是变动的,但作为一种理解的前提则是不可超越的[5](P130-132)。
然而,在现代化过程中,道德的地盘越来越让位于法律,“自由的丧失”已不可避免。哈贝马斯秉承韦伯的思想认为,“自由的丧失”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实质上就是生活世界的法制化,就是“将道德因素从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中驱逐出去”[5](P325)。
为了应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及其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和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以及“支离破碎的日常意识形态形式”,人们应该增强在道德和政治上的独立意识,要让自己来决定我们共同生活的规范。换言之,交往行动的社会整合力量存在于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以及“德行”之中。总之,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焦点可以重新概括为:(1)不断修正变动不居中的传统;(2)把制度所要求的合法性转变为用话语来制定和论证规范;(3)对于社会化的个人来讲,只有通过高度抽象的自我认同,才能解决把握住自我,而且还充满风险[6]。在此,哈贝马斯与《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作者吉登斯之间的看法是何其相似乃尔。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的结合,则是他寻求运用言语和行为实现“社会整合”的新尝试。
三、交往行动理论对网络交流的意义
如前所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理性逻辑和社会的解释工具,在许多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把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对哈贝马斯充满现代性交往行动话语体系的梳理,不仅可以推进对困扰中国问题的思考,而且也有利于现代社会交往行动的进行。
毫无疑问,网络交流行动乃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最具时尚性和特色的人类交往行为。从网络社会角度看,网络交流或网络交往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往行动的特点是不同的。因特网及其相应的网络趋势的出现和扩展,使得人类交往出现了虚拟性、多元性等特质。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交往模式的兴起,也对以迪尔凯姆、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享有当代最优秀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美誉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无疑对信息时代的网络交流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意义。笔者认为这种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交往行动理论有利于认识由因特网而导致的人类交往革命。很显然,网络技术已具备了人类传统交往方式无法比拟的全新特征,突破时间、空间和语言的控制,实现社会交往史的伟大变革已不是一句空话[7]。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并不像马尔库塞那样偏激,而是持一种适当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包括网络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变革是起积极作用的,离开了媒介工具的创新来理解交往理性,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种颇为公允的技术社会思想。
第二,交往行动理论有利于实现网络行动的合理化。诸如电子邮件、网络讨论组、远程登陆等网络行动方式,无疑构成了网络化生活的内容。集中反映了网络社会本质的网络行动,可以说蕴涵了网络社会交往生活中最复杂、最深刻的关系与结构[8]。一方面,网络行动使得人们在网络上发生互动并形成一定的网际关系;另一方面,网络行动使人们之间符号交流赋予了相应的目的性或合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十分重视在不同境遇下的实践理性问题。网络交流这种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交谈伦理问题,更须得到他的理论印证。
第三,交往行动理论有利于建立网络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一词往往可以在同等语境下使用。要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无法绕开公共领域这个概念。
所谓公共领域,无疑是相对于私人领域而言的,它作为一个生活空间和范式,在网络世界中呈现出具有理想型意义的社会特征。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网络交流过程中所蕴涵的现代民主精神对建构网络公共领域将发挥更加明显的作用。与此同时,交往行动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第四,交往行动理论有利于强化网络语言的语用价值。我们知道,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除了建立在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立场上之外,还是以“规范语用学”为基础的。反之,他在语用学研究上的重大转向,是与阐述人类交往的规范相关联的。因为从本质上说,任何理论的交流行为总是嵌于生活形式之中的。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和将言说的语用交流与超语境的原则统一起来的思想,对网络交流的话语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
最后,交往行动理论还有利于强化网人的主体性和道德认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所倡导的包含着交谈伦理的交往理性,无疑可以增强网络交流中人们之间的道德认同感,并且可以尽量避免在匿名情境下的失范性交往。换句话说,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运用,将有助于使网络行为从无序到有序,从而形成自由的网络交流模式和有“德性”的网络社会秩序
第二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行动理论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传统与米德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当代语言哲学与批判理论的综合。这种综合的目的是克服现代世界中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裂。而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础上的普通语用学,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现代人走向自由的必要手段。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当代思想家中,像哈贝马斯那样致力于庞大的理论构建、在那么多领域作出深刻思考的人,几乎没有了。哈贝马斯的影响遍及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90年代在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动力之一就是来自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学说的特点,一是它的系统性,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在帕森斯以后,他可能是唯一致力于大理论构造的人;二是它的“对话性”,哈贝马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与近代和当代著名学者的对话中展开的。他的最主要的“对话”伙伴除了韦伯与马克思外,还有德国的伽达默尔,法国的列维•施特劳斯和德里达,美国的整个社会学派和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学派。
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德文版1981年;第二卷:功能主义理性批判,德文版1984年。中文版: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最系统的表达,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思想逻辑的框架。在本书中,“ 哈贝马斯以理论建设与对经典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历史重建相结合的方式”〔1 〕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本书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米德、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帕森斯的著作进行了分析,实现他自己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一、行动的概念
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中,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他区分出四种行动类型。〔2〕
第一种是目的性行动,又称作工具性行动。这是一种目标取向的行动,在比较、权衡各种手段以后,行动者选择一种最理想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哈贝马斯认为,在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所谓合理的行动,主要指这种行动。但这种对理性的规定太过狭窄,并且把批判理论导入一个概念陷井:如果手段—目的的合理性行为是使现代社会得以发展的力量(韦伯),那么当它对人类处于压抑状态时,还能否提供另一个合理性方案呢?因此应该对合理性概念进行扩展。
第二种是规范调节的行动,即一个群体的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动。规范控制行动严格遵守那些由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所具有的价值期望。第三种是戏剧式行动,它指行动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动。这种行动重在自我表现,通过自我表达达到吸引观众、听众的目的。“行动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方式进行自我表述,……想让观众看到并接受自己。”〔3〕
第四种是交往行动,它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四种行为侧重于世界的不同方面。工具性(目的论的)行动主要考虑客观的或外在的世界;规范控制的行动对应于社会世界。这个世界从本体论上说虽由行动者个人组成,但规范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戏剧行动与主观及外部世界相适应;在交往行动模式中,行动者“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4〕因此,交往行动比其它行动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因为它考虑了所有这三个世界。交往行动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这个世界哈贝马斯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即生活世界。
交往行动也是一种言谈行动。言谈行动又分为三种有效的断言(陈述):在“命题内容”或涉及外部或主观世界方面,陈述是真实的;在关于现存的规范关系或社会界方面,陈述是正确的;在表明经验者的意图与其主观感受方面,陈述是真诚的。在现实的交往活动过程中,这三种有效断言能被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说明了交往行为比其它行为更合理。
哈贝马斯在文化与理解之间建立了联系。他说,理解过程“发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预先理解之背景中。这一背景毫无疑问是作为整体延续的;知识储备中只有行为参与者在特定时间里使用和陈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检验。在由参与者自己所作的环境定义内,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被检验的)陈述部分是由参与者们以对自我更新的环境定义的协调来处理的。”〔5〕
因而,在通过交谈活动而获得有效性要求的过程中,行为者使用现存的环境定义或创造一个新的、规定其社会关系之秩序的定义。这种定义既成为它们生活世界中知识储备的一部分,又成为据此提出、接受或反驳有效断言的标准。由此,在通过交往活动所 达到的理解过程中,生活世界用来判定有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的有效断言的一个参照点。这样,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的交往互动过程比工具型行动中包含着更多的合理性。他说:“我们有以下四个概念总结了达到理解过程的合理的结构特征,第一,行动者的三个世界关系和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题真实、规范正确和真诚可靠的断言;第三,在合理的动机之上达成的共识,……第四,达到理解的概念,即认为理解是对环境之共同定义的合作性协商的概念。”〔6〕
二、互动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
哈贝马斯首先继承德国社会学与哲学传统,他认为,交往概念没有确立,是近代德国学术史的一个局限。理解是德国哲学(解释学传统)与社会学(韦伯的行动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中心概念,但是,韦伯的四种行动的理论,行动主体始终是孤立的个体,即使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也不例外。而德国的理性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到伽达默尔,都将理解视为片面的,抽象的个体过程。理论的局限导致了对现代世界的不同展望,例如,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物化的理解,导致了对现代资本主义无能为力的悲观主义。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在理论上更加合理的,可以把现代人从悲观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交往理论,就必须在理论上重溯源头。这个源头来是米德的符号互动学派。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米德把理解视为一种面对面的、相互理解的互动过程,从而在行为理论中实现“从孤独的合目的性向社会互动的视角的转变”;由于米德否认理性范式为孤立的意识,因此他比任何一个当代学者更进一步把理性范式设计为交往行动,并阐述它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作用,也因此,他的思想必然被包括在任何一种社会重建的方案中。
哈贝马斯特别注意到米德理论的两个方面。第一,米德强调了作为个体的人与高踞于其上的社会和社区价值(理想、理性)的互动关系,而不像韦伯,把这种关系仅视为一种体现或实现的因此本质上是被动的关系。米德说:“我所一直尝试做的是使合理性回到某种行为类型上来,这种行为类型中,个体使自己置身于他所属的整个社区态度之中。这意味着整个群体都介入了某种有组织的活动,”个人的行动需要其他有机体的参与。当一个有机体对所涉及的其他有机体的态度作出自己的反应时,我们称为理性的东西产生了……当他这样做时,我们就称之为“合理性的”,从历史观点来看,理性根于社区之中,它一出现,就会转变社区生活本身。因为按照米德的说法:当进化过程在社会控制下完成时,它不仅变成了自我意识,而且变成了自我批判的。〔7 〕也就是说,理性重新评价各种价值,合理地解决社会冲突,而且尽力改进它的从中产生的整个社会秩序:“对冲突的合理解决需要重建各种习惯与价值,而这包含着对社区的超越,……社区成员们在特定的时空中可以置自己于社区现存的各种价值之外,并且同意已经变更的行为习惯,和对各种价值的重新表述。因此,合理化秩序建立一种思想在其中起作用的秩序,它的要求就是理性的要求。它是一种把任何合理性都包含在内的社会秩序…… ”
第二,米德用符号互动理论强调语言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符号互动者们已详细探讨过使人类的同一性得以形成的各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因而扩展了我们对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础的理解。
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交往行动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有三种解释模式,分别是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的、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的、个性导向或自我本体的。关于第一方面,行为者内在地具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关于第二方面,行动者知道如何组织社会关系,知道哪些协调互动的方式或模式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关于第三方面,行动者理解人们想要什么,人们如何行动,什么是正常与异常的行动。
三种模式对应于社会的三种功能需要:通过交往行为达到理解以实现传播、维护以及更新文化知识的目的;互动的交往行为的协调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交往行动的社会化以形成个人认同。因此,生活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文化、社会、个性,通过交往行动的三个方面,即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社会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个性成长的需要。他说:“为了达到人对其环境的理解,交往行动的参与者置身于一种他们既运用又更新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通过对有效断言的主观认识来协调其行动,他们依赖于自己在群体中的成员资格并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通过与能力者的互动,他们发展了童年所内化的价值取向并获得一般化的行动能力。”
在现实的社会中,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家庭及其他制度联系中的活动依赖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文化、社会与个性,不过进化的趋势是,生活世界分化为各自分离的文化,社会与个性的知识库,而系统分离为彼此区别的制度群,如经济、国家与法律,这种分化产生了将系统与生活世界再平衡再整合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危机。
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继承德国哲学传统,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化或社会合理化的进程,或人类的进步历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如何构想出解决方案,是哈贝马斯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德国先驱者的地方。在他看来,韦伯虽然首先引进意义概念作为行动理论的基础概念,“但他不是根据语言意义的模式来说明意义,而是根据一个最初幻想地想象出来的主动主体意见的意图来说明意义的。这种软弱的立场使韦伯远离交往的行为理论……不是以通过语言理解的、至少两个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个人内部关系作为基础,而是把一个孤立的行动主体的目的活动作为基础。”〔8 〕由于韦伯把工具性理性作为理性的全部,而不像哈贝马斯那样,把工具理性作为四种理性之一,所以,当工具理性过于发达,金钱和政治干涉人的主观世界,动摇人的意义感时,韦伯对整个理性化过程也失去信心,成了悲观主义者。韦伯的悲观主义影响到整整第一代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作了两点努力。第一,他把理性概念扩充为四种,而把交往理性远远置于其它理性之上;第二,他认为应该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寻找出路。这点同样受符号互动理论的影响。
哈贝马斯的基于其交往理论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其整个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在他看来,官僚化、法律化、中介化等等,是合理化的另一面。由于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种种律令,合理化进程产生的消弱交往的合理性基础,消弱了公众话语,引起了社会的系统障碍。由于每一价值领域都按其自身的逻辑演化,所以变得孤立隔绝,从不考虑其他领域的价值,结果:技术问题与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进程与社会进程相冲突。他说:“如今,讨论作为一种„事务‟已经形式化了;论证与反驳必须服从某种预定的法则:关于公共事务的共识差不多成了多余……。”〔9〕按照哈贝马斯,问题不是现代性和理性化本身,而是破碎的现代性和片面的理性化;走出困境,必须打破使各个价值领域分离的壁垒而又不破坏每个价值领域所特有的洞见。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如何“证明道德批判和审美批判的观点而又不威胁到真理问题的首要地位。”〔10〕如果这能够做到,那么就可以通过公众话语,尽力弥补潜在于我们交往之中的有效性要求,遵循普通语用学所阐明的种种规则。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是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著名批判。交往行动理论的最终目标可以理解为对生活世界的拯救或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通过语言组织起来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在由语言表达的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这种文化同一性既包括小规模的家庭、面对面的群体,又包括一些公众领域。在公众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公众言论互相参与和交换看法,以便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水平上产生一致意见。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主要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它们与生活世界之区别,首先在于它们不是靠日常语言组织起来的,而是靠货币与权力的中介组织起来的。本来,货币与权力应该为生活世界服务,即使人们能更有效地获得物品以支撑生活世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避免对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生活世界非理性互动的种种后果,哈贝马斯指出我们必须做到使系统重新定位安居于生活世界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造成法律与道德的强制手段,使市场与权力服从于人们的需求,而不是支配人们的需求。
四、普通语用学
怎样使系统再服务于生活世界呢?受符号互动论的影响,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有名的商谈伦理学。货币与政治权力无所不在,意义感的丧失,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的生活状况。现代的大多数社会理论家也都在考虑如何从公众的公共行动的角度,改善这种状况。在哈贝马斯看来,企图从政治行动上解决问题,那是就系统解决系统。解决问题的根源应该是生活世界,即用交谈组织起来的世界。换句话说,哈贝马斯提出的是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状况之改变的话语、言谈途径。让所有处于某一个情境中而对情境不满的人,自由地进入讨论这个问题的言谈之中,从而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共识是关键,这就是“普通语用学”。
首先,普通语用学是关于理想的话语环境的学说,在理想的话语情境中:“所有参与者无保留地追求加强语义的语言目标,以便达成共识,为各人所追求的行动计划能一致协调奠定基础。”〔11〕共识的范围越宽,合理性就越大。商谈伦理学要求那些参与合理话语的人应该以“说服普通听众并取得对一般言论的普遍赞同的意向”为目标。〔10〕那些拒绝参与正在形成的合理共识的人,无视在自由的交谈中表现出来的有效证据的人,以及不尽力陈述自己的观点并说服所有其他人最大限度地接受自己观点的人,都破坏了商谈伦理学的规范。第二,普通语用学是“普通的”话语学说。哈贝马斯头脑中的语用学是“普遍的”,它的目标是揭示在人类话语中支配合理性交往的最一般标准。通过批判韦伯的理论,哈贝马斯分离出三种最基本的话语形式或价值形式,这些形式在历史的合理化进程中逐渐变得自主。这三个领域是:理论领域——科学领域、道德领域——实践领域、表现领域——审美领域。在这三个领域中,交往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有效性要求运转:理论话语涉及我们命题的真实性,实践话语与我们行动的公正性相关,而审美的话语着重在我们能真诚地表达我们的情感。从分析的角度,可以把人类的交往形式归结为这三种话语,但是,哈贝马斯补充道,在现实的人类交往活动中,这三种话语是交织在一起的,真实性要求虽然是科学话语中起决定作用的要求,它在道德、审美的领域也是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也应用于其它两个领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按常规断言事实,诉诸规范,表达真挚,也就是说,我们提出并一再确定我们关于真理、正义和坦诚的有效性要求,通过这样做不断复制、延续着我们的规范的、文化的、私人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我们意义的根源,也是科学、道德、法律、艺术的母体。
在说明这些有效性要求时,哈贝马斯认为,它们都是未主题化的。要使它们主题化,与其说要通过理性和论证,倒不如说要通过策略性行为并求助于习惯。对这些非反思的要求提出质问并且用合理的方式解决它们,就是普通语用学的任务。普通语用学阐明了“合理性的程序概念”、“论证的实用逻辑”,从而达到“理解的过程的合理性”。普通语用学的基本前题是:任何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都包括潜在的、不受语境制约的、要求迫切的社会标准;要想交往行为完全合理,必须达到这些标准。它们是:
第一,理想的语言情境向每一个感兴趣的主体开放,使之可以参与话语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第二,它能摆脱强制、统治、权力游戏等纯粹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动机;
第三,它能把那些潜在于我们的断言中的认知性的、规范性的、表现性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区分出来,并且仅仅通过辩论达到这种区分;
第四,它能使人们自由地就民主意志之形成、政策连续的基础达成共识;
第五,它的结果是一项合理的同意,这项同意可以根据进一步的协商进行修正。
哈贝马斯认为,普通语用学所假定的标准,其有效性并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可由个体体验到和经历到的具体的过程。普通语用学是“重建性的理论”个案。通过迪尔凯姆论灵魂,皮亚杰、科尔贝格对道德增长的研究的分析,哈贝马斯总结说,走向交往合理性的运动,既是从神圣、超验(迪尔凯姆)走向实际的道德推理能力逐渐增长的个体发生学过程(皮亚杰),也是一个体现在个体道德能力之增长的个体发生倾向。而且,处于现代性中心的社会合理化趋向,它的明显特征是“以争论的重要性”代替“传统的重要性”,以“理论态度”代替“对权威的忠诚态度”,正是这种不懈的过程,把社会从“以合法化的神圣物为基础”推向以共同意志为基础,“这种基础是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并在政治性公众领域中靠辩论而一再得到确立。〔12〕这个过程在西方历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过程,显示出人类的进步与解放:人权、独立的司法制度,理论理性(认知要求)与政治实践(权力要求)的分离、自愿结社、以及其它种种标志走向合理的合法的交往形式的发展与进步。
注释:
〔1〕T.麦卡锡:《交往行动理论》英译本序言。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1页。
〔3〕〔4〕〔5〕《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28、135、141页。
〔6〕《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88页。
〔7〕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4 年版,第340页。
〔8〕《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354—355页。
〔9〕哈贝马斯:《公众领域的结构变革》,麻省MIT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10〕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398页。
〔11〕〔10〕《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295—296页、第26页。
〔12〕《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81页。
第三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马 克 思 文 论 作 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文学院
专业班级:B11汉语言文学四班
姓名:X X 学号:XXXXXXXXXXXXX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尽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
交往理性
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同阿多诺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83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在学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确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老一代法兰克福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甚至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上一个世纪的这一学术事件,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哈贝马斯的确修正、深化和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没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应当彻底画上一个句号。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也是一位对当代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1] 哈贝马斯著作颇丰,理论涵盖面极广,其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和文化理论。他秉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交往理论体系。哈贝马斯毕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他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证明了现代是社会进化不可避免的阶段,探讨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批判了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并提出了一种旨在克服这些弊病的方案,力图使西方民主社会获得稳固的基础向更为民主、自由和公正的方向发展。深入地分析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本质意义,对了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一、交往行为的概述
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本概念。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哈贝马斯把交往称之为“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概念是由三个论题构成的一个复合体,一个是交往合理性概念,一个是与“生活世界”和“系统”概念相关的社会概念,一个是关于现代性的社会进化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石是哈贝马斯的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就是理性化的发展,理性化是一个复杂的多样发展过程。哈贝马斯是以言语行为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的分析原型的,他认为交往理性蕴含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哈贝马斯认为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行动主要是基于语言行为而建立起来的主体间的理解和认同的活动,因此建立合理交往模式的首要任务是确立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一般理论是普遍语用学,这也是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基本前提。
哈贝马斯认为,与交往的、断言性的、自我表达的以及规范调节等四种言语行为相适应,社会行为也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目的行为。它是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表现为目的合理性的确定,或工具理性的选择,或是二者的结合,它遵循的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规则。第二,规范调节行为。它是社会群体成员遵循共同价值规范为取向的行为。第三,戏剧行为。它是行为主体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以便在公众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印象的行为。第四,交往行为。它是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语言媒介所达到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的行为。[2] 哈贝马斯指出,在人类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说话者要遵循三种有效性要求:真理的有效性要求、正确的有效性要求、真诚的有效性要求。这三种有效性要求分别指涉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
二、生活世界的建构
哈贝马斯的众多理论中,其核心理论是交往行为理论,而生活世界理论是这一核心理论的重要补充或社会哲学维度。同时,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交往行为是运作于生活世界境域内的行为,对交往理性的考察是不能离开对生活世界的考察的。“生活世界”是一种“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贮存”。对哈贝马斯来说,“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人类能够交往并制定出协调行为的准则,主要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一系列庞大的背景知识作为人类交往的指引,哈贝马斯把这些背景知识命名为“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所构成的。“生活世界”包括三种不同的解释性范式:第一,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方面的解释范式,“文化”指的是“知识储存”,行动者内在地拥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它能够起到在生活世界传播、保存和更新文化知识的作用。第二,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方面的解释范式,“社会”指的是“合法的秩序”。它能使行动者知道如何通过协调互动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第三,关于个性人格或自我及其存在方面的解释范式,“个性”指的是“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它是生活世界通过交往行动的社会化形成个体认同来满足个体成长的需求。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是以交往行动为基础,同时又以其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的、前逻辑性、前根据性的、非确定的本体论世界,它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这种知识借助语言而符号化、客观化,从而成为人们的共同的财富,并通过交往行为的三个方面,即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个性成长的需要。[3]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也是在交往理性下建构起来的。他指出,日常交往实践无法脱离的基本背景就是生活世界,同时日常交往实践又在建构生活世界。人们以生活世界为背景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是主体间通过理解达到共识的实践过程。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就是人们在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所必需的共同背景知识。
三、交往行为理论的启示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的贯彻来实现话语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创造一种屏弃一切强制、取消一切差异的所谓“理想的话语状态”,从而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以此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设想显然具有一种社会改良的乌托邦性质。但是,哈贝马斯在完成社会批判理论内部由意识的批判到语言的批判的过程中提出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对于揭示交往行为的运行过程、建立共同的道德规范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交往理性为起点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及资本主义文化缺陷的批判,对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以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具有建设性意义。同时,交往行为理论强调通过对话达成共识,通过共识的建立挽救晚期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弊病和危机,使西方法治的根基建立在和谐共容的对话机制之上,这对于转型时期中国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哈贝马斯主张人们应该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构建社会的和谐。由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在不放弃自我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这样才有利于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有利于构建理想化的合理性的社会,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216—P217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P.14—21,119—120 [3]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人民出版社,2005.P.152—155
第四篇:浅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浅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中
国的启示
来源:磁铁 http://www.xiexiebang.com
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 系统 生活世界
摘要:阐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其中“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生活世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核心概念,对西方社会的诊断是交往理论社会批判的集中体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启示作用。
一、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根本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批判和反对现代性是第一代批判理论的根本出发点,而哈贝马斯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却是批判与重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也是无法抛弃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并且它仍包含着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容,即有发展更新的内在潜力,所以它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现代性的问题,主要是理性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把着眼点放到传统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上。他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是工具理性,其本质更是交往理性。在他看来,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成员之所以把现代社会看的一团漆黑,批的体无完肤,是因为他们以为理性到了现代完全窄化为工具理性。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利用理性去主宰自然,而从不考虑理性的其它多种表现及各种形式应有的位置,现代性的难题由此而发生。交往理性区别于意识哲学的理性概念在于,它不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结构为前提,而是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前提。主体哲学的理性概念从结构上具有排他性、单维性和绝对性;相反,交往理性概念具有包容性、多维性和可错性。从交往理性概念出发,现代性并不必然是理性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难题的克服与解决需要一个新的立足点,这就是从“意识哲学”向“交往哲学”范式的转换,即从以自我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转向主体多元化的主体间交往理性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指行动者个人之间语言为媒介的互动,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行动者使用语言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如果说交往行为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那么交往行为中蕴含的交往合理性就构成了交往行为的中心。而所谓交往行为合理性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具有主体间性,在一定社会规范的指导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理解和协调一致的理性化行为。它把理性放在人际间广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考察,使理性凸现为交往关系的总和,由此决定了哈贝马斯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哈贝马斯强调的交往行为主要是基于语言行为而建立起的主体间的理解沟通和认同的活动,由此可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耍交往者重视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并能够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对话。
二、生活世界与系统
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交往行为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使交往概念完备化的不可缺少的概念,是行为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那么,何谓“生活世界”?何谓“系统”?两者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生活世界概念最先是由胡塞尔提出,哈贝马斯用它来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在《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中,哈贝马斯开宗明义指出,生活世界的结构一般具有三个层次即文化、社会、个性。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即“交往行为者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运动,他们不能脱离这种视野。作为解释者,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语言行为统属于生活世界。”他又指出,生活世界又是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和相互理解的“信念储蓄库”来支撑交往行为的,这体现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职能。
三、交往行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阶段,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或许有助于我国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应给予思考和借鉴。
第一,经济体制方面。,社会转型表现在社会现实中,往往从经济领域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必经阶段。然而如果市场经济潜在具有的“目的合理性”“工具行为”“以成功为指向”等工具理性意义而不能够加以正确的引导和限制,会导致许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惟利是图、道德沦落、人情淡漠都是可能出现的副效应。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市场经济,只能尽量去避免,把其副效应控制在最低限度。这就需要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来制约工具理性,使市场经济在更合理的制度下,更合理的环境中良性发展。市场经济作为企业间通过竞争与合作的经济合作关系来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方式,它所内含的多级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性质呼唤一种平等互利的新型交往模式。因而,首先必须确立和规范市场多级主体,重建市场经济新秩序、新规则,建构新的公平的交往体系,并以行政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建立统一完善的国内市场机制,保障良好的交往运行环境。
第二,政治体制方面。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单纯经济范畴,而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人自身的现代化的内在的庞大系统工程。中国传统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官僚主义的畸形发展往往导致官官相护、职权不分、腐败成风,中国百姓深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之苦,对政府、行政人员往往缺乏信任感。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应该更加完善我国的政治民主制度、法律制度,为交往行为主体间的沟通理解提供对称条件和交互期待,使所有人都平等参与并享有同等对称的话语自由和论证表达,而不能有压制他人话语自由和权利自由的话语霸权者,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促使“私法主体”和“国家公民”利益主张,多种价值诉求的矛盾冲突得到化解。
第三,人的发展方面。中国的现代化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而向纵深方向发展,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人们生活在繁华的城市中,感到的不是自由和解放,而是束缚和压抑。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改善,更糟糕的事情将会发生,商品经济的市场化会使资本和商品成为衡量和主宰一切的标准,科学的物化模式渗透到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成为支配生活世界的对象性力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一套以建立和睦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理论。他主张人们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争端和冲突,以“对话”的方式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基础上“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所以,我国在注重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还要加强对精神文明的建设,加强对公民道德的培养,发扬我国的互让互利,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使人们在平等互爱的环境中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第五篇:人力资本理论对西部开发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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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理论对西部开发的借鉴意义
作者:田素霞
来源:《科学与管理》2005年第03期
摘要: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劳动力身上的知识、技能及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投资,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要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因此,西部大开发中,要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只有人的知识和技能得到提高,其他要素才能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西部经济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