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年会闭幕式上分组报告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年会闭幕式上的分组报告 尊敬的各位学会前辈、同仁，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受大会委托，由我负责向大会作本次年会分组讨论古代组的总结汇报。首先，我借此机会代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点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本次大会举办做出辛勤努力的会长单位武汉大学以及承办单位AA大学的各位领导和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年会古代组方向共收到 16 篇论文，其中赵梦涵、李维琳、曹旭华等教授提交的 7 篇论文作为大会主题发言，其余 9 篇论文在小组讨论中进行了交流。从分组情况来看，我们古代组人数最少，只有 16 人。近代组和现代组分别有 32 人和 25 人。我们人数比例是 1/5，但是在大会发言所占的比重仍然在 1/3 强。这说明古代组提交论文的质量和分量都是相当突出的。
我也注意到了本次大会论文集的分类情况，古代部分是 16 篇，近代部分是 27 篇，现代部分是 11 篇，综合类 10 篇。从数据上来看，这基本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现状和格局——近代经济思想史正在成为同仁们关注的重点，古代和现代经济思想问题相对薄弱。有关这一问题，曹旭华教授在昨天的分组讨论中发出了呼吁，建议学界同仁加大对古代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和拓展。
综观古代组 16 篇会议论文和讨论，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是主题突出。本次年会的主题为“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与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国际化研究”。
首先，古代组研究内容跨越了先秦至明清 2000 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在我们组体现出了清晰的脉络。AA 大学张海英教授提交的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和 AA 财经大学郑晓娟副教授提交的《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描述了明清之际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向，引发了小组全体成员的热烈反响。各位学者围绕“重农抑商”“义利之辨”等传统经济思想的变迁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讨论时间长达半小时之久。
主题突出第二点表现为齐鲁文化的议题。在 16 篇论文中，与齐鲁文化密切相关的至少有 8 篇，除赵梦涵教授之外，AA 大学的刘玉峰教授、马驰骋博士、AA 财经大学的周宇教授等齐鲁学者都已经在大会作了主题发言。如果按照赵梦涵教授在昨天大会上所分析的那样，本次年会至少古代组的所有论文几乎都与齐鲁文化有关。赵晓雷教授评价更加直接：齐鲁文化简直可以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一网打尽了。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古代经济思想尤其是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是无论如何绕不过 AA 这个地方的。儒墨道法兵阴阳纵横商，各学派的代表人物至少有一半出现在齐鲁大地上。没有 AA 人，就不会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灿烂局面，也就没有中国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一点，相信大家在参观考察完淄博曲阜两地之后会有更深切而直观的体会。
第二个特点是时代集中。在 16 篇论文中，先秦时期经济思想至少有 8 篇，分别是南京大学蔡一教授的《<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曹旭华教授的《<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赵梦涵、李维琳合作的《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王文素教授的《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朱德贵教授的《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边东平教授两篇《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和《荀子思想对现代金融监管的启示》、董平均教授的《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读《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秦汉时期 2 篇（周宇教授的《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岳翔宇博士的《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唐宋时期 2 篇（齐海鹏教授的《论陆贽的财政思想》、张华勇博士的《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明清时期 3 篇（张海英教授的《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郑小娟教授的《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马驰骋博士的《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古代经济思想综论 1 篇（刘玉峰教授的《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
这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的现象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注意，蔡一、曹旭华、张海英等教授都主张要积极扩大古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比如唐宋经济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时期，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还相对薄弱，很值得同仁们去大力发掘。当然我们这次也很高兴地看到，中央财经大学的王文素教授和东北财经大学的齐海鹏作为中国财政史和财政思想史领域的专家前来参会，丰富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和素材。
第三个特点是方法创新。这也是本次年会许多同仁看到会议论文集后的共识。在古代组里面，按照传统的人物线索进行研究的有 7 篇，使用比较方法的有 2 篇，基于地方志等文献研究的有 2 篇，使用现代经济学计量方法的有 1 篇。其中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同学提交的论文研究了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之间的关系，视角新颖，结合了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以经济史的事实回答了经济思想从哪里来的形而上问题，这正是昨天董志凯先生在发言中所倡导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AA 大学马驰骋博士用计量方法探讨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走的也是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结合的路子，由于使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更能够融入国际主流学术界中去。未来我们学科的国际化之路，需要鼓励这样的探索和尝试。
第四个特点是作者结构合理。我用 16 个字概括——千帆竞秀，百舸争流；老树新春，嫩芽吐绿。我们古代组的论文作者涵盖了老中青三代，蔡一教授风采不减，曹旭华、张海英等教授风华正茂，岳翔宇、张华勇等在读博士生茁壮成长。我们的队伍正在阔步向前。
最后，我特别想再次向我们组的蔡一教授表示敬意。蔡老在小组讨论中感慨到：看到这次年会中青年发展壮大起来，研究领域拓宽，深度加强，他很高兴。说我们现在可以以此告慰胡寄窗先生了。蔡老师回忆起 1980 年胡先生创办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一期学习班时，声音哽咽，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我们在座的人都非常感动，学科发展的使命感顿时像重担一般落在肩上。这个学科是凝结了多少代人的心血和情感在其中啊。借此机会，也请允许我冒昧代表年轻的学会同仁表个态，我们会全力坚守在这个学科，尽我们最大努力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传承下去。
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第二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
斯密的“两个人”假设与司马迁的“两者”描述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严清华 何 芳
[摘要] 根据斯密的理论假设，市场经济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其本质特征是理性“经济人”；另一个是管制市场的政府，其角色定位有如“守夜人”。无独有偶，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也将社会上活动的人描述为“两者”：一是社会经济的活动者，他们都是忙碌奔波的“利者”；一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即政府，其理想角色是充当一个顺应社会经济自发发展的“善者”。斯密的“两个人”假设与司马迁的“两者”描述既有同工异曲之妙，又有交相辉映之趣，比较二者，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 经济人 守夜人 利者 善者
一、斯密假设和司马迁描述的理论基础
（一）斯密假设的理论基础：自然秩序论
“自然秩序”本是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概念，斯密吸取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理论，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秩序，“坚信自然规律一直是古典学派的信条”，并认为“这些规律不但不与个人自由相悖，而且是它的直接结果之一。它们是使一切自由人紧密结合起来的自发性纽带”①。在斯密等人眼里，自然界、自然物、自然状态等等一切最初存在于人类的纯天然的东西的变化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这些规律的存在是客观的，有其必然性。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频繁使用“自然”一词，其内涵首先指的是“物”，“物”是天然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物本身所拥有的东西；但它并不排斥“人”，“人”被置于人类社会活动之中，其活动顺应市场的内在规律而不相违背，它们的共同特性是二者都具有客观性。
自然世界如此，经济世界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也同自然发展一样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秩序，也有其客观规律。斯密认为，在社会分工和交换中存在着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法则，这 ①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著，徐卓英等译：《经济学说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12页。种行为法则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在这种客观力量指导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的社会就是最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秩序，它通过每一个当事人按照其对这一秩序的认识而在自由行事时表现出来，是每个人的自由活动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他把自然秩序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依托，把经济规律所产生的经济秩序等同于自然规律所形成的自然秩序，认为这种秩序的形成也具有客观性、必然性，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斯密的“两个人”假设正是以这种自然秩序论为理论基础的。
（二）司马迁描述的理论基础：自然之验论
“自然之验”是指得到自然规律验证的活动与现象，其本质在于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司马迁认为经济活动有其客观规律可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①。在司马迁看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像流水一样有其自然规律，统治者不必对之进行干预，只要让人们各安其业、各从其事、各尽其能，物质利益规律就能自发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促进生产流通事业顺利发展，使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协调自发达到一个较为均衡的状态。
司马迁相当重视市场力量或价格机能的作用，把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交换活动看作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符合客观规律的行为。在他看来，“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就是一种完成符合自然规律的现象。当一种商品价格贱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使之价格上涨；反之，当一种商品价格贵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使之价格下跌。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的中间因素是物品的供求状况，而根本诱因则是人们的利益驱动。当物品价格比较低廉时，人们从追求利益的需要出发，大部分都会去选购廉价物品并使其需求量上升，此时供应商就会提高物品价格以获取更高的利益，这就必然导致这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反之亦然。司马迁认为这种现象出于人们的利己之心，会对经济起到自发的调节作用，符合“自然之验”。司马迁是把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物质生产的历史当作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去看待的，强调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这是司马迁“两者”描述的理论基础。
二、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与司马迁的“利者”描述
（一）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市场经济中利益的理性追求者 ① 《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凡引司马迁语而未另注出处的均见《史记·货殖列传》。“经济人”是指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的理性追求者。在《国富论》中，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这一范畴，但他认为每个人都以自利为追求目标，自利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个参与者的自利动机所推动，每个人对职业的选择形成了自然分工，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描述已透露出明显的“经济人”理论气息，这正是后人将“经济人”假设的功绩归之于斯密的重要原因所在。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蕴含了如下基本内容：
1．“经济人”从利己本性出发。斯密认为人性的本质是自利，人所追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从人的本性中产生出的自利追求是合符规律的行为。他指出：“任何一个想同他人做交易的人，都是这样提议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①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在他看来，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相互之间的交换都是出于自利心的驱使，他们不仅要明确自己的求利倾向，而且要承认他人自利心的合理性并利用他人的自利倾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说，求利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能予以否定。
2．“经济人”会促成社会利益的实现。在斯密看来，虽然每个人都有利己心，但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又都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达到一个并非它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的就是指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②这样，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考虑的虽然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然而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途径并进而促成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
3．“经济人”应该是理性的。“经济人”具有理性的性质是指一个正常的为自己谋生的人，他们正常的甘愿节省，正常的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努力，或者是为自己买卖寻找最好的市场等。在交换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能达到最大，这种趋势就是一种理性行为。每个人都是各自利益最好的判断者，对所面临的一切目标和机会都会选择一种趋利避害的手 ①②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段，以求取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值。除此以外，“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不能与道德、法律背道而驰，亦即“经济人”的自利不能采用违背社会道德的卑鄙手段来实现。
（二）司马迁的“利者”描述：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忙碌求利者
在司马迁的描述中，“利者”是指与生俱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忙碌奔波的求利者。司马迁认为逐利求富是所有人的共性，他描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社会上各类人的“逐利图”：农、工、商等人的活动自然是为了“求富益货”；就是“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也为的是“归于富厚”；至于“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鹜”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等等，也无一不是“为财用”、“奔富厚”。在司马迁笔下，凡社会人士，不分贵贱，不分老少，无一不是在为逐利求富而忙碌奔波着，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司马迁的“利者”描述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求利是人与生俱有的本能要求。司马迁认为，求富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天生就具有并不经过后天学习的本能要求，即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他看来，人们求利的本能要求是天经地义的，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生存，追求利益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破天荒地专门为春秋末至汉初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而致富的人做传，记述他们的言论、事迹和经验，富者被视为一代楷模。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因而他揭露那些为了求利而挺而走险的行为，包括“不避汤火之灾”，“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不避猛兽之害”，“不避刀锯之诛”等，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也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
2．求利途径和手段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虽然求利是人们的本能要求，但并非任何求利行为都是正当的。他把求利分为三等：“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从事农业而致富，“末富”是指从事工商业而致富，“奸富”是指“弄法犯奸而富”，他的基本看法是“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和“末富”是通过农、工、商等经济活动来致富，是获取财富的正当手段，这类致富途径和手段是无可指责的；而“奸富”则不同，是应明确予以反对的，包括“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对于这种手段不能放任，应该严厉打击。
3．求利结果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出现。司马迁意识到人们的自发求富活动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人成为巨富，有人又求而不得，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社会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贫富差距。他认为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这种差距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人们个人能力 的体现，即所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在他看来，富者，不是因为有人送给他们财产；贫者，也不是因为有人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出现贫富差距只是在于人们巧拙的不同。正是基于这一认为，因而他明确反对对富人进行各方面的限制，尤其反对夺富予贫。他的基本主张是“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即不能够也不应该夺富予贫。因为富者是有能力的表现，贫者是无能力的结果，我们不能打击有能力的“巧者”而支持无能力的“拙者”；同时有能力的人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会成为富者，而无能力的人即使赐给他财富他也会最终丧失，即所谓“不肖者瓦解”，因而统治者决不能实施打击富者的政策。
三、斯密的“守夜人”假设与司马迁的“善者”描述
（一）斯密“守夜人”假设：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
依据“守夜人”假设，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营造一个发展生产、积累财富的和平环境，防止外来侵略，维护国家治安，不必干预其他方面的发展。斯密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对政府角色进行定位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利己心的引导下，通过个体经济利益和动机的调整，经济活动就能够正常进行，社会总利益也能够得到实现，用不着政府直接干涉。
斯密的“守夜人”假设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政府“守夜人”的基本职责。在《国富论》中，斯密描述了政府的“守夜人”职责，其主要职责有三项：一是“保卫本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略与欺侮”；二是“尽可能保护社会所有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欺侮或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三是“建立和维持某些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①。
2．政府应在如何“守夜”上恪尽职守。斯密思考的重点不在政府是否是“守夜人”，而在政府应如何“守夜”这一问题上。在斯密所处的时代，连大英银行都是私人经营的，因而政府所能管的主要是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等。斯密提出了关于政府“守夜”的各种建议。以国防为例，斯密分析了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全民皆兵，以及农业文明的业余战士模式，认为当时情况下不需要政府专项财政开支来维持国防，但是随着制造业的进步和军事技术的复杂，就必须要由政府抽税来维持装备纪律严明的常规军了。再如，斯密分析政府怎么去维持运河、道路等公共工程才能花费最小、最经济。他认为，运河的通行税与其让委员会负责倒不如像其他国家一样交给私人负责，这样效果更好；而道路的通行税则不一样，因为运河如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507、508、516页。果修理不好是完全不能进行河上运输的，所以把道路交给委员会管理也并非下策。总之，斯密“守夜人”假设的重点是在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等方面政府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3．“守夜”并不等于政府对经济活动撒手不管。实际上，政府仍需通过各种手段来干预社会经济发展。第一，实施管制。政府通过法规来干预市场，政府管制的出发点更多考虑的是社会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范围包括酒类管制、食品和药类管制、劳动合同鉴定等。第二，运用财政手段。针对某些特定商品和特殊人群实施财政补贴或限制政策，如公共交通工具的补贴，老年人的补贴，还有在环境遭到污染时限制交通工具的使用等。第三，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如医疗，教育（中小学），农村的道路、桥梁以及供电供水的设施等。第四，实行收入转移。一种是与特定的支出相联系，比如买房，购房者可以享受政府的住房补贴，又如教育，上大学者可以享受大学提供的好处；再一种是不与特定支出相联系，而是针对某些特定人群实施的政策，如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等。
（二）司马迁的“善者”描述：政府履行职责的最佳选择
“善者”是司马迁对政府履行职责所做出的最佳选择的一种描述。他认为政府对于民间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做出五种优劣不同的政策选择，而其中最理想的是“善者”所选择的顺应民间经济自由发展，以保持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放任政策。各种政策选择的顺序依次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中，“因之”就是顺应民间经济的自由发展；“利道之”是对之加以诱导；“教诲之”是对之进行教化；“整齐之”是对之进行约束或限制；“与之争”是政府直接经营经济事业与民争利，这是最差的政策选择。
司马迁的“善者”描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１．“善者”应采用“因之”的放任政策。“善者”就是要让民间经济自由发展，而“因之”政策就是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主张放手商人活动，听凭人们追逐财富，发展生产，国家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财富，他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这就是汉初实行的“因之”政策，它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２．“善者因之”并非政府放弃管理和干预。司马迁将程度不同的干预用“利道”、“教诲”、“整齐”等概念加以概括，并不绝然反对政府对私人求富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干预，相反，他认为国家正常的管理和干预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实际上，当国家面临自然灾害，社会经济不能正常运行时，政府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就成为必要，亦即需要通过政府干预使得社会经济得以尽快的恢复和有序的运行。３．“善者因之”只是一种理想的政策选择。汪锡鹏认为：“司马迁‘善者因之’的思想是对工商业不加限制、听其自然发展的一种政策措施”，“文景时期，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实行的也不是什么‘因之’政策”，“司马迁对于工商业的态度前后相互矛盾”①。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善者因之”思想只是一种理想境界。
四、斯密假设和司马迁描述的比较与启示
（一）“两个人”与“两者”的简要比较
1．二者的主要内容与精神实质大体一致，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二者均承认人类的利己本性，并认为其本性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人本自利，此为自然赋予，它的存在有其客观性与必然性。斯密认为，符合人们利己要求的一切措施都会适应自然的发展，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也会不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司马迁也认为求利不是一件坏事，它对个人和社会都会带来积极效果。
其次，二者均认为国家不应干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完全放任其发展。承认人的利己本性，必然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涉。尽管斯密被描述成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但他从未否认过政府的作用。斯密把政府的基本职能视为经济自由的内在要求，在他看来，国防要比国富更重要，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宁，其经济的发展就失去了最为必要的保障。这点和司马迁的“国家无事”有相似之处。司马迁认为，汉初70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就是因为国家无事，无兵荒马乱，政治上也保持安定。所以他反对对商人的限制和打击。但他同时又认为经济过分自由发展会产生富豪兼并，竞相奢侈现象，出现“物盛而衰”的局面。因而，在《货殖列传》中，他对计然所讲的包括控制粮价以使“农末俱利”在内的各种干预措施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2．二者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与共同要求，有入木三分之奥。
二者均看到了在人们充分发挥个人的利己本性的前提下，自由市场的市场机制可以自发的调节利益关系，无需国家干预。斯密认为市场领域存在着一种自发力量，即“看不见的手”，它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的要求并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利益的增进。司马迁也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力，不需要谁去命令，自己就不停地运转。从其对价格机能的描述中既可看出，在他眼里物价变化与社会经济自动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物价的变动起着调节作用，使整个社会经济有秩序的运行，实 ① 参见汪锡鹏：《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质上就是看到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
3．二者基于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特色各异、交相辉映之趣。
斯密假说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代，当时的英国已基本成为以工场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国家；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还刚刚建立不久，商品经济还只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还远未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二者之间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背景还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反映到精神文化层面上，斯密时代已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如牛顿力学揭示了宇宙万物在运动、引力、能量守恒的自然法则下达到均衡的机制，经济学说方面，在斯密之前不仅产生了西欧重商主义经济学说，而且出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等一批经济学家；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中国尚未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在司马迁之前也没有一位像威廉·配第那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出现。
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二者自然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色。相比而言，从出发点上看，前者即斯密假设似乎更注重于揭示近代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内在驱动力，而后者即司马迁描述则在于谋求封建经济关系形成和确立时期的“商人地主的利益”①；从主要内容上看，前者似乎更注重于经济行为的利益性，而后者则更为关注经济行为的伦理性；从方法论上看，前者似乎更注重于理论推断与逻辑推演，而后者则更注重于事实陈述与实证分析。但二者却关注了同样的问题并做出了大体相同的阐述，呈现给世人一幅描绘市场经济内在关系与共同规律的亮丽图景，在今天看来，这幅图景堪称中西合璧，相映成趣！
（二）二者比较的现代启示 1．人之求利本性的启示
“经济人”与“利者”的核心在于“自利”和“理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遵循市场规则来追求各自的利益，能够保证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利本性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而且，求利本性应该排斥道德意义上的“自私”。因为自利并非纯道德意义上的“自私”。斯密和司马迁都面临过经济与道德的困境，其实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人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人的利己心与同情心作为一个相互对立的统一体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当代的理性求利者应该协调好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人的求利本性的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要求与目标取向。2．政府角色定位的启示 ① 参见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页。斯密和司马迁都有认为在遵循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干预必不可少。事实上，无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当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是不可或缺的，二相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只是从政府角色定位的角度来看，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度”。在我国转轨经济的条件下，相对于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而言，此时政府干预的范围应大大缩小，从“无所不管”转向“有限领域”，从“过度干预”转向“适度干预”，同时也要从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少干预”转向“加强干预”，使之成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有效政府。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需要重点从事的工作是：注重公共投资，加强基础性设施建设；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提高产业结构的效率；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保持区域稳定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提高其质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使政府职责得到正确有效的履行。
主要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2]《史记·货殖列传》，中国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严清华：《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前进出版社2004年版 [4]石世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胡宏斌、唐振宇、何继想：《“经济人”与现代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王明信等：《司马迁思想研究》，华文出版社2005版
[9]雪里埋：《政府不能只当城市的“守夜人”》，载《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4月22日 [10]汪锡鹏：《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1]吴俊培：《对斯密“廉价政府”的重新思考》，载《涉外财务》2005年第1 期
第三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
王昉 喻梅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 200433；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内容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对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所提交论文的学术观点以及所进行的学术讨论进行了概括性和综合性的介绍与总结。
关键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于2008年11月14日至16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本届年会由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承办。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本届年会。会议总结了上届年会以来学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就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改革学会领导机制，表彰优秀学术成果
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集体领导体制，促进学会各项工作更好地开展，本届年会进行了学会领导班子和理事会换届工作。对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1）采用轮值会长制度；（2）在学会现任理事中选举常务理事，以加强学会民主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学会运作效率。本届年会还进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五届科研成果奖的评奖和颁奖活动，以鼓励本学会的中青年会员发表优秀研究成果，促进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此外，集中和反映了2000—2007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优秀成果的论文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也在本届年会召开之前出版，并在年会上赠送给了每位会员。
二、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动向
本届年会学术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1）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2）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创新；（3）赵靖先生学术思想研究。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内容的深化和视角的更新
许多学者对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扩充和延展，大大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更为具体、细致。河南师范大学余德仁教授的论文《嘉道年间经世派的崛起及其启示》研究了嘉道年间“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包世臣的经世致用思想。北京大学周建波副教授以旅蒙晋商“大盛魁”为例研究总结了300年前晋商在蒙古地区开展业务时的经验和教训。山西财经大学阎应福教授的论文《先秦荒政 思想探讨》系统梳理了中国先秦时期丰富的救济灾荒思想。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和李维林副教授指出商鞅的农本思想和农业激励政策是对战国李悝“尽地利之教”农本思想的发展和制度化，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进取精神。南京审计学院蒋大鸣教授的论文《中国古代审计监督思想起源及其早期演变历史探讨》对中国古代以国家审计形态存在的审计监督思想的起源以及审计思想、实践在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演变作了研究。天津财经大学陈曼娜教授的论文《荀子社会分工思想的现代阐释》从社会分工角度系统梳理和理性分析了荀子的经济思想，并与西方的社会分工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河南商丘师范学院韩东京副教授《中国古代三脚账思想》一文从账簿设置思想与记账规律两方面梳理了中国古代不完全的复式记账思想——三脚账思想。上海师范大学夏国祥副教授在《近代中国田赋改革思想初探》指出中国田赋改革思想兴起于清末，发展于北洋政府时期，至国民政府时期达到顶峰，虽以西方财税理论为改革依据，但仍带有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烙印。西北大学彭立峰博士的论文《晚清海关关税思想研究》通过研究晚清中国关税思想演进路径，全景展示了中国关税思想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河北经贸大学张增强的论文《王茂荫货币改革思想探析》指出王茂荫的货币思想“达到了当时中国人对货币理论认识的最高水平”。
一些学者采用了新的视角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得出了新颖的见解和观点。武汉大学李守庸教授的论文《略说孟轲与亚里士多德经济思想之异同——从在商品价值中发现了等同关系说起》通过比较研究，指出两位东西方古代思想巨匠不仅都发现了商品价值表现中的等同关系，而且在分工和交换的起源、土地问题、分配问题和义利观等都存在许多共同之处。西北大学赵麦茹博士《孟子经济思想的生态阐释》一文从生态角度解读孟子的经济思想，指出其经济思想中富含大量生态因子的三大根基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与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哈尔滨商业大学朱德贵副教授的论文《论先秦时期“公平”和“诚信”经济伦理原则》从经济伦理角度出发重新解读了先秦典籍中的经济思想，归纳出处理经济与伦理的规则。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的论文《去伦理化的努力与中国近代经济学理念的启蒙——以严复译<原富>为中心》从严复的《原富》与原版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对比中，指出严复利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或破或立地阐释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去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伦理化的努力并不彻底。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杜长征博士等人撰写的《自强学堂商务门与中国近代第一次商学教育试验》一文，通过自强学堂商务门在晚清重商主义思想下的发展演变，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商学教育发展情况。
近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已不再局限于挖掘和整理中国经济思想 的历史遗产，而是在梳理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考虑传统与现实的结合，追踪理论热点、关注现实问题。这一特点在本届年会论文中也得到了体现。复旦大学徐培华教授的论文《经济发展与义利追求》联系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遇到的困难，指出应该利用儒家经济思想中的“义利观”、“以民为先”的思想来分析和处理当今的各种问题。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的论文《传统经济思想与正确财富观的建立——从三鹿事件谈起》，指出三鹿事件透露出当代经济活动中存在着“见利忘义”的不良倾向，因而需要用传统经济思想中“义利观”来重新树立当代中国人正确的财富观。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的论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探寻了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阶段社会主义思想的嬗变，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原因是中国具有的“均平”文化根基和社会基础。
2、民国经济思想的开拓和整理
民国经济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探索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从本届年会提交的论文来看，对民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已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既包括对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的经济思想的深入探讨，同时也有对某一方面专题的系统整理和分析。由武汉大学“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课题组主编的民国经济思想丛书已出版了《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民国产业经济思想史研究》、《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和肇庆学院丁孝智博士的合作论文《伍启元的经济思想》从物价统制论、抗战时期物价论、利用外资论、和谐管理论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近代著名经济学家伍启元的经济思想。特别指出伍启元的和谐管理论与西方管理理论的Y理论不谋而合，即使在今天也能给人新的启示。复旦大学孙大权博士的论文《刘大钧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研究了中国经济学社首任社长刘大钧的经济思想。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的论文《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利用区域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任美锷的中国六大工业区划方案，指出该区划方案是“民国时期最为系统、全面的工业区划方案”。武汉大学孙智君副教授的论文对民国学者吴景超的农业经济思想、工业经济思想和区域经济思想进行了评析。河南大学孙建国教授研究了民国学者于树德对西方信用合作思想和合作制度的传播与介绍以及他对近代信用合作思想的发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副教授和刘贵平的论文《民国时期保险思想的基本框架（1912－1949）》研究了该时期学者借鉴西方保险理论形成的比较全面的保险思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霞的论文《蒋介石的“三农思想”》指出蒋介石已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三农问题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河北经贸大学董平均教授和李银的论文《李大钊教育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基于唯物史观分析和评价了我国著名革命领袖李大钊的教育经济思想。
3、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的吸收和借鉴
应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研究经济思想史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南京大学蔡一教授的论文《<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运用西方经济学范式，从市场、货币、价格方面分析了《管子》中的轻重理论，认为轻重理论是 “中国古代可能出现的对市场关系最为完备并相当科学的理论概括”。复旦大学马涛教授和李绍东的论文《儒家的‘均平’观与现代经济分配和增长理论》指出儒家的“均平观”是一种相对而非绝对均平，文章利用现代经济学中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支持了这一论点。河北经贸大学李银的论文《从鄂君启金节看战国持节贸易》利用现代贸易理论分析出贸易许可制度与战国持节贸易的同源性。上海财经大学韩丽娟博士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金融组织选择思想（1927－1949）》一文中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将其划分为内生和外生两部分，构造数理模型分析内生金融为本、外生金融为辅的近代农村金融组织选择思想。上海财经大学毕艳峰博士的论文《中国近代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探索与争鸣》在工业化理论框架内，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上海财经大学喻梅博士的论文《中国近代两种会计制度长期并存的原因分析》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由民国时期会计学界的学术争鸣引发的两种企业会计制度在工商企业中长期并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探讨
经济思想史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学科界定应有范式框架的识别和限制，以实现分析技术的积累和理论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应遵循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范式问题和研究方法，是本届年会学术讨论的热点之一。谈敏会长在开幕词中总结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和学会发展的特点，指出古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仍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基础。上海财经大学赵晓雷教授的论文《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关于经济科学方法论的认识》遵循胡寄窗先生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一书中以“新的科学的起点”作为划分“五四”运动前后经济思想的分界基点的认识，对20上半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方法论的认识及其争鸣进行了梳理和评价。文章从经济学方法论一般认识、经济学方法论专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论著统计及对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之影响三方面展开论述，指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从内容涵盖的广度、理论认识的深度、以及论述的专业性而言，对中国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学理论范式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题为《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与地位》的论文从学术史角度出发，围绕着研究成果、学 术争鸣、学术价值等方面对奠基时期（1897－1948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主要贡献与历史地位重新做出了评价，并指出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范围将会转向建国前三十年和现、当代。上海财经大学熊金武博士在题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科学化及一些相关历史理论问题思考》的论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前途在于科学化，必须建立起科学的研究范式。北京师范大学张跃副教授的论文《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认为研究经济思想史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可寻，因而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经济、思想与历史》一文中指出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具体的方法应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定。北京大学张亚光博士在发言中也强调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走科学化、规范化的研究道路。武汉大学李守庸教授虽未参会，但仍委托其他老师向年会表达了他对于深化与拓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具备三个前提的观点：一是学术自由，能自由发表学术见解；二是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三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回顾与总结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仅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在经济理论和思想意识方面也实现了重要的进步。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进行回顾和总结也是本届年会的一项重要学术议题。海南大学王毅武教授的《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一文对十六大以来我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进行了概括，指出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继续完善，与新阶段科学发展观的系统阐述共同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新贡献。王毅武教授提交的另一篇论文《市场经济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支点、鲜明特点，指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和邓强的论文对邓小平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进行了总结，指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相关内容是新的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海南大学陈首哲的论文《论新时期新阶段》对十七大报告中的科学发展观进行了解读。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和周志平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对区际梯度推移理论的引进过程以及该理论发展演进脉络的梳理，指出未来研究的拓展方向。上海财经大学李超民副教授提交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新中国国防经济史进行了考察。《新时期国防经济史学术重点考察（1978－）》一文从国防经济理论体系角度对新时期国防经济史学术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和客观评价。《现代战争中的科技与经济因素：军委扩大会议与国防现代化学术（1975－1985）》一文系统梳理了新中国建立后两次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国防现代化学术思想，从学术史高度把握了新中国国防现代化思想过程。《观念与视 野：“17年”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学研究（1949－1966）》通过分析和勾勒17年中我国研究美国国防军事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展现了对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观念不断完整清晰、研究视野不断开拓、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化的过程，并对该时期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模式进行了分析评价。
北京大学张亚光博士的论文《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从学科设置、招生规模、学会活动进行了回顾研究，并以期刊论文为视角展开分析，总结出本学科研究经历“继承拓荒”、“深化发展”和“综合创新”三个阶段，研究对象由窄变宽，学术创新不断涌现的特点。西南财经大学的付志宇教授和贵州财经学院缪德刚的论文《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对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展望，指出中古思想研究亟待加强；研究方法单一；新老学者学术水平差异大等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现存的问题，并提出积极进行跨学科研究和开展学术争鸣等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建议。
五、赵靖先生学术思想研究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前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赵靖先生于2007年8月8日逝世。为了缅怀赵靖先生，本次年会特设“赵靖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专题。本届年会收到多篇研究赵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北京师范大学王同勋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新高峰——评介赵靖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一文指出赵靖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是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最全面、最系统、内容最丰富、具有最高水准的权威性的大型学术专著”，“不仅是赵靖教授数十年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本学科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海南大学王毅武教授撰文《老树春深更著花——赵靖先生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深切回忆和记录了赵靖先生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领域的支持与鼓励，对后辈学者的指导与教诲，对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的提倡。东北财经大学张守军教授的论文《赵靖先生与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了赵靖先生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一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出发，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同时指出赵靖先生在学科研究中的四个原则：即“坚持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出发分析经济思想”，“重视分析经济思想所反映的阶级利益”；“重视社会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思想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重视经济思想本身的纵的和横的联系”。河北经贸大学张一农教授撰写《学习赵靖先生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纪念赵靖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指出赵靖先生学术思想的主要精华是：提出了本学科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具有坚定的服务祖国和人民的理念。北京大学颜敏博士的论文以赵靖先 生1947－2005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学术道路和学术贡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进一步完善了学会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在学术研讨和交流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严清华副会长在闭幕词中用“三个一”来概括本届年会：一次规模超过前几届的盛会；一次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尝试；一次透露经济思想史研究乐观前景的聚会。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将以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积极进取、努力创新，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A summarization of the 13th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Wang Fang1, Yu Mei2
(1.Institute of Finance & Economics Researc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na)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topics 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13th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nd it also gives some summarizing and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some of the major theses presented by representatives and academic view points.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the 13th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第四篇：黄进教授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03年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黄进教授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03年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2003-11-26 15:04:1
5尊敬的韩老、各位老前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03年年会经过两天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即将就要闭幕了。在这两天的会议中，我们认真讨论了《民法典》草案国际私法篇、专题讨论了国际商事仲裁与国际民事诉讼问题，还进行了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及副会长的换届，各项议程均已完成。这次年会到会150余人，既有老友，也有新朋；既有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也有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同胞；有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也赶来与会，今明两天还陆续有代表赶来，这充分说明大家对学会工作十分热心，对学会换届工作的高度重视。可以这样说，今年的年会是继去年上海年会的又一次盛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是一次圆满的大会！
在这次年会上，学会进行了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及副会长的换届工作，韩老等老一辈学者、专家、教授，即我们中青年学人的老师，离开了学会工作的第一线，学会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我想强调的是，他们离开学会工作的第一线并不意味着远离我们，他们仍然是我们学会的荣誉会长或顾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始终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良师！
此时此刻，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一样，对于这些带领我们走进国际私法、学习国际私法、研究国际私法、传承国际私法、创新国际私法的老前辈们，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有许多许多的话要讲。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衷心的感谢和良好的祝愿。
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学会的创始会长韩德培教授，我们敬爱的韩老。我们学会发韧于1985年，创始于1987年，18年来，韩老带领我们学会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今天，我们的学会已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活跃的国际私法专业学术团体之一，中国的国际私法专业研究生教育在规模上已位居世界第一。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韩老的远见卓识，没有韩老的宽广胸怀，没有韩老的谋划运筹，就没有我们学会的今天。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衷心感谢韩老对学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其次，我们要感谢我们学会老一辈的其他学者、专家、教授，他们包括费宗祎老师、李双元老师、姚壮老师、朱学山老师、刘振江老师、钱骅老师、张仲伯老师、刘慧珊老师、章尚锦老师等。他们热爱学会、关心学会、爱护学会，为学会的工作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我们还要衷心感谢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对学会工作的强有力的领导和大力支持，没有司法部的领导和支持，我们的学会就会处于非法状态。同时，我们要衷心感谢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条法司、商务部条法司、CIETAC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们的支持使我们学会同国际私法实务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上面是我代表学会说的感谢的话。下面，我本人还想说几句感谢的话。自1985年协助韩德培教授和李双元教授组办第一次全国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担任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筹备组秘书，继而在1987年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成立时担任研究会秘书长开始，我一直是在韩老等老一辈国际私法学者、专家、教授的领导、指导和呵护下开展学会工作的。这么多年来，大家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次，承蒙大家厚爱，经过民主协商，推选我担任学会会长，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此，我对大家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力争不辱使命，做好学会应该做好的工作。
关于学会的工作，我想谈两点：
一是承前启后，加强团结。
根据学会章程，学会要团结全国广大从事国际私法教学、科学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人士，推动中国国际私法的学术发展和法制建设。由此可见，将全国国际私法界的同仁、各种国际私法力量团结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本身就是学会的重要工作。加强学会的团结，不仅是学会的宗旨使然，更是学会开展一切工作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一个学会不能团结，没有凝聚力，就不可能干成任何事情，说其他一切都是空话。
自1985年以来，在韩老这面旗帜的感召和带领下，学会始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把全国国际私法同仁，包括港澳台的同仁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学会的一切工作。团结已成为我们学会的光荣传统。我记得，1985年在贵阳花溪召开第一次全国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时，大家对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问题各抒己见，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当时作为会议秘书，看到这种情景很担心学者之间的团结，但事实上大家的友谊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我当时就感受到了我们国际私法学界的学术精神，那就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今天我们重提加强团结，对学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加强团结，首先要学会尊重，因为尊重是团结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一段话讲得特别好，就是要在全社会认真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而这四个尊重都是以尊重他人为前提的。我们希望我们学会的中青年学者要尊重老学者、老专家、老教授、老前辈，虚心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成熟、稳重和经验。前辈学者要虚怀若谷，提携后进。同辈学者更应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不求江山一统，但求各得其所、共存共荣。
要加强团结，还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一切热心国际私法学会活动的人，欢迎他们加入，成为我们国际私法大家庭的一员。这次换届，我们提出了一个任理事的资格条件，就是一定要热心国际私法学会的活动。对不热心学会活动的人，就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们了。今后，我们要求学会的理事尽量参加学会的活动，没有特别原因，一年不参加我们表示理解，两年不参加也可以理解，三年不参加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四年换届时才来参加就有点儿功利主义了。当然，学会还是欢迎他们的到来。总之，我们要团结一切热心国际私法学会活动的国际私法界的同仁。关于学会工作的第二点，就是继往开来，谋划发展。
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尽管这是针对国家经济建设而言的，但我想对我们学会的工作也是适用的。学会只有不断的发展才能欣欣向荣，学会只有可持续发展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今后学会工作要把推动我国国际私法学术发展、国际私法法制建设的发展、国际私法专业人才培养的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关于如何谋划学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我有三点想法，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1．走充实内涵的发展之路
就是在学会现有工作基础上，走充实内涵的发展之路。
首先，我们要办好一年一度的年会，年会是学会活动最重要的载体，是我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今后，我们要把年会开得更有效一点，更有针对性一点，更丰富多彩一点。
其次，进一步办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目前，办好年刊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质量，提高学术水平，扩大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我们要把年刊逐渐办成中英文双语刊物。同
时，进一步扩大国际私法同仁的参与度，也是进一步提高其质量和水平的措施之一。
第三，针对《民法典》草案国际私法篇和《仲裁法》的修订，涉外司法审判实践，组成若干专题研究小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研究报告、修订咨询意见。同时，组织起草《仲裁法》示范法。
第四，不时组织小规模的专题研讨会，地区性的小型研讨会，使国际私法学会的学术活动更加多样化。
第五，2005年是我国全国性国际私法学术活动开展20周年，2007年是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成立20周年。我们建议以“回顾历史、弘扬学术、推动法治、展望未来”为主题，筹备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和召开一次国际性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编一本图文并茂，包括若干老照片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发展史。
第六，加强同国际私法实务部门的沟通，进一步推动理论联系实际。
2．走国际化的发展之路
韩老在本次年会开幕式上总结学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时指出，学会工作有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国际学术交流不够，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三是没有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理论和学说。其中有两点表明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国际化程度不高，因此，走国际化发展之路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目前，学会国际化程度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原因，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加强同国外同行的联系、交流，需要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其他活动，需要请进来，走出去，更为重要的是，要用英文撰写国际私法专业文章，在国际上的主流法学杂志上发表。
3．走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首先，主要是要找准学会的定位，明确学会的功能，逐步在学会管理方面建立现代学会制度和运行机制，并通过修改学会章程将好的制度和机制肯定下来，从而始终保持学会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开展学会的工作。主要是要办好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网站，使之成为中国国际私法界的信息资源集散，会员交流沟通的一个重要平台。同时，要在学会和会员之间，会员与会员之间加强和实现通过互联网进行联络和沟通。
总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恒心开展好学会的各项工作。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加强团结，积极谋划学会的发展，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第五篇：第36届国际学校图书馆学会年会IASL2007报告
第36屆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年會IASL 2007報告
第36屆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年會，吸引了500位來自31個國家的參加者，參與86項會議、觀光、展示作品和社交活動。
今次年會是由中華台北圖書館學會和台灣國立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主辦。所有會議假座台北國立師範大學舉行，而聚餐席設華麗的圓山大飯店。台灣朋友們在整個組織工作方面顯示了他們的異常能力，使整個會議運作得非常暢順，加上他們的友善態度，使大家有賓至如歸之感。
在此衷心祝賀多倫多區域學校議會，榮獲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頒發2007LinksPlus圖書榮譽獎，及一張$1000美元支票，以獎勵他們出版“想像中的學習”小學圖書館主任及教師輔導學生學習指引。這份刋物在今次年會中展示，閱讀過的人不但為其內容喝彩，更引作發展及提升校本資訊素養的典範。再次恭喜多倫多區域學校議會(TDSB)和整隊員工為這傑出刋物所作的貢獻。
年會的主題演講由Jay Jordan, 希〃佐敦OCLC 的行政總裁主講，主題是 “數碼圖書館和電子學習”(Digital Libraries and e-learning).他以OCLC 能向全球提供數碼資訊作基點，先假設每間圖書館，無論能否負擔所需設備，均有權取存資源，故有沒有電子化設備群體之間的差距，便成為重要關注點。
肯希恪博士(Dr.Ken Haycock)在美國加洲聖荷西州立大學(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圖書館及資訊學系的辦公室，透過視像發表他的文章。他邀請所有參加者，把自己的計劃與持份者的計劃藉憧憬未來、對話及有目共睹的表現聯繫起來。他提醒大家，協作比內容或其包裝都應更優先考慮。取存資料及其工具同樣重要，而如何分享有關在思考及學習過程中有效地應用工具的資訊，是最優先要關注的項目。提倡及實踐是兩回事，兩者互相依賴，讓決策者明白學校圖書館於教育改革中獨特的角色
台灣國立師範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教授吳美美博士，則講述老師個人知識管理與全球數碼化學習庫的運用，她挑戰學校圖書館主任，需要精通一項基本的先進技能，以操作通用的科技工具。我們(圖書館主任)有責任幫助老師學習有效地使用資訊科技，以便於他們的科目中創造有效的學習情境，幫助個體選擇最適當資源或工具，尤為關鍵。指導新任老師使用資訊科技既提供促進合作的途徑，也能建立對圖書館主任的信任。
每天舉行的研討會很多，參加者可按興趣選擇參加。以下是我們覺得有趣的議題〆
1.巴巴拉(澳洲)報告一個有關下一代學習習慣和行為的持續性研究，研究對象是大學生如何取存和綜合資料。初步分析顯示，學生對科技的警覺性高，大部份學生能運用兩至三種取存方法，並能搜獲大量資訊。可是，越來越明顯地，學生未有對資料作分析和綜合整理所需要的能力，未能透過嚴密的思考或批判性的反思而從中有所創造。這研究仍在繼續進行 1
中。
2.亞瑟(葡萄牙)報告有關該國普遍缺乏協作性的計劃以發展閱讀策略和資訊素養。他請求學校圖書館帶頭使用資訊科技，更有效地把閱讀與教學計劃結合，在家庭與學校互動合作下，使學生對文學產生興趣。
香港的梁月霞報導成功地把協作教學融入小學課程中的策略。她具體舉出如何將資訊素養技巧融合課程內容。她利用彈性時間表和圖書館主任主動與老師合作等方法。
澳洲的Suzette Boyd報告關於採用澳洲研究委員會的資助，研究如何透過與教室老師合作教導學生產生資訊及避免抄襲。她概要地描繪發展學校團隊文化的步驟。
馬來西亞的Abrizah Abdullah 和 A.N.Zainab 報導有關中學生資訊溝通技能的準備就緒程度及運用網上資源和資訊的行為。此硏究的目的是評估學生發展可於校際、地區性及全國性的電子帄台上發佈的、協作性的數碼化專題研習計劃的能力。
美國的Ross Todd強調學校無論大小，採用何種形式的資源，都需要發展協作模式。他引3.4.5.6.用幾個最新的研究的資訊，顯示了學生論及他們對訊息的管理和建構知識的指導的需求。在這些新發展的教學法中，老師需要鷹架式的支援。
7.澳洲Elizabeth Greef關注實踐協作的定義、相關的研究、圖書館主任的關鍵角色及資訊整理模式。她展示了在她的學校行之有效的實際單元、計劃和活動模式。好一個理論與實踐結合的例子。
8.印度Naaz Kirmani報告在小學發展電子學習。她致力於評估學生需要的方法，理解全球基準和有關模式々她詳細地論述圖書館主任於這方面的領導角色。
9.國立台灣大學肄業生Chang/Liu/Tsai/Fan報告有關研究台灣小學生對資訊的需要和搜尋資訊行為。她會晤了新生國小和萬芳國民小學兩所小學的學生。他們的發現報導了台灣小學生資訊素養的刺激、來源、途徑和結果。
10.香港Peter Warning和 Carolin Sinclair報導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實行的研究，主要針對中學生對於搜尋資訊的能力(包括印刷品及電子資料)，然後分析所獲資料，以便對問題作出自己的回應。當中發現學生找尋資料是最容易的，但當沒有電腦的“剪下”和“貼上”功能時，學生則難以用自己的文字作回應。這顯示學生需要引導，以發展分析及綜合資料的技巧，以便成為成功的獨立學習者。以上亦確證巴巴拉較早前的報導。顯然，這問題需要全球的學校圖書館主任作建設性的處理。
年會展覽中，加拿大兒童圖書中心的展品吸引了不少人圍觀，參觀者非常熱衷於組織作家旅遊加拿大及會晤該地出版機構或作家們所選的出版機構。
年會中重要的一環是例行選舉公事，結果由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教授詹姆士.〄亨利(James Henri)當選總裁々而加拿大的區域理事長則由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系的馬琳博士(Dr.Marlene Asselin)擔任，其他職員，請瀏覽.已分派給各參加者的物品包括〆
1.年會的論文集光盤版
2.論文撮要，其索引已刊登在IASL的網頁上
3.從超過120份高中學校圖書館協會海報演示中輯錄了19份的光盤，這些841mm×1189mm的彩色海報，反映出學生對自己學校圖書館課的優勢的觀念，在觀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台灣圖書館史
5.台灣旅遊局光盤
6.一些學校活動光盤
各研討會演示資料光盤已經可供發售，方便大家參閱。
今年的拍賣會籌得$NT70,000(大約$2300美元)，作為領導發展基金及支援會員活動經費。今年，總裁挑戰每一位會員以及他們所屬的學會，籌募經費以支持一位發展中國家的會員或一個團體會員三年的會費。每捐助一千美元，便可贊助50名發展中國家的會員。本人(Gerald Brown)將促請安大略省學校圖書館協會認真考慮之。這是我們推動全球學校圖書的一種具體和切實的方法。執行秘書凱倫(Karen Bonanno)連同一個委員會將會鑑別受資助者，捐助團體將獲通知有關聯絡資訊及獲邀指導受資助者訂閱定期刊物、分享專業發展刋物及給予持續的支持與鼓勵。請隨意直接聯絡Gerald Brown 或秘書有關上述建議的跟進歩驟。
年會前後的旅遊活動，安排得非常豪華和舒適。郊外的景色實令人陶醉，地質的奇特，宗教聖地及歷史紀念館等，都令人歎為觀止。雖然這些旅遊景點只佔全島的小部份(台灣島是馬尼托拍巴湖(Manitoba)的1/6，人口有二千二百伍十萬)，它們已帶給人們美好的城市和鄉間生活的感覺。早在年會前到達台灣的人，無論是參觀宜蘭或日月潭，都發現其葡萄牙語名稱“美麗島”是多麼貼切，每位參加者都享受着美麗的風景和殷勤款待。
年會的星期二、四，安排參觀圖書館。Edith參觀了康橋雙語學校圖書館，對這私校的設備及圖書館藏留下深刻印象。
正式的閉幕典禮於星期五中午結束後，下午，大家參加台北市區遊，參觀了一所龐大的書店、百貨公司及目前世界最高的101大廈，從101大廈俯視全台北夜景，實引人入勝。
明年的第37屆年會將於2008年8月3日至6日假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San JoseState University)舉行。它將包括第12屆學校圖書館學的國際研究論壇。
年會的主題是透過學校圖書館進行世界級的學習和増進知識。年會統籌人是布蘭琪(Blanche Woolls)，可透過電郵bwoolls@slis.sjsu.edu.聯絡她。這年會在8月舉行，是希望能鼓勵多些人參與，隨後可參加多倫多IFLA 和OSLA合辦的有關資訊素養的工作坊，再到魁北克市參加8月10-15日的IFLA 會議。
在IASL年會遇到的都是來自世界各地同路人，大家正處理相同的問題，能與一班新朋友組織網絡，聽取大家的成功經驗，共同策劃推動專業前進，所以請大家在日曆上記下明年的約會(2008 IASL)，這約會令你有新靈感，重新振作和更新自己的。
知識是不足夠的々我們必頇使用它。
意願是不足夠的々我們必頇履行它。歌德
敬呈
IASL建會成員 Edith Doyle
IASL名譽大使 Gerald brown
200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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