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危机传播面临问题和挑战（5篇）

第一篇：政府危机传播面临问题和挑战

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传播渠道的融会，对公关传播的内容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体文字、图象、声音等多媒体化成为 1 种趋势，不再是原本的报纸以传递文字信息为主，广播以传递声音信息为主，电视以传递图象信息为主的严格辨别，内容是不是丰富、新颖、独到、有趣等已成为新媒体之间竞争的焦点。首先，电子报纸、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移动电视、博客、播客等这些新媒体情势都有自己的内容要求，与传统媒体相比有很大差异，公关主体必须针对不同新媒体的特点制作出合适这些媒体传播的公关内容，以吸引公关目标受众;其次，对目标受众进行细分，与他们进行接触和互动，了解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为不同的目标受众群制作出满足他们不同需要的传播内容，并在内容贴切、情势创新、渠道多样上更好地加以掌控。

自媒体人群的口碑影响力不断加强，对公关传播带来了更多的不可控性。在利用传统媒体进行公关传播时，媒体的数量及信息发布模式较为固定，便于公关主体进行公关信息发布的内容及渠道的控制。但在新媒体时期，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特别是以博客、播客为代表的自媒体(自制造、自发布)，以互联网为平台，吸引了 1 大批以观点发布、舆论跟进、是非评价、进展关注为目的的网民的积极参与和互动，其口碑影响力日渐扩大。当其传播的信息对公关主体有益时，自然具有宣扬费用低、可信任度高、针对性强等优点，但其中常常充满着偏见、情绪化的言论，对公关主体不利，并且这类不利还会因其口碑影响力而被不断放大，对公关主体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些自媒体信息对公关主体而言属计划外信息，本身具有很强的不可控性。

信息发布的全时全球化，让负面信息传播速度更快。首先，新

媒体的快速发展及融会使得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剧烈，为了争取“眼球”，媒体记者对爆炸性新闻孳孳以求，这使得埋藏在社会组织内部中的危机隐患被触发的几率大大增加。其次，信息的自由发布也是负面信息快速传播的重要缘由。新媒体的中心控制系统常常只能对由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进行控制，但对普通受众在新媒体上自行发布的信息却缺少“守门员”、“把关人”，特别是博客、播客等自媒体情势，由于其信息发布渠道的特殊性及强大的影响力，常常更容易产生负面信息，并构成“胡蝶效应”使其快速传播，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总之，新媒体时期的来临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媒体技术的革新及渠道融会已成为现今媒体发展的显著特点和重要趋势。当下，不管是公关公司，还是社会组织的公关部，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发展现状及不断变化的公关受众群体，所需要的不但是技术上的跟进与投入，更需要在传播态度、传播理念上予以足够的重视和突破，才能在复杂的传播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浅析新媒体时期的公关传播 管文娟 ?

柠檬公关建有完善的名誉风险管理体系，和成熟的解决方案。触及从企业、政府和个人诉讼的各种危机问题，从产品召回和贸易纠纷问题，社区或政府名誉，产品缺点召回/事故/供货问题，企业 CEO不当言论、性骚扰，劳资纠纷、刑事起诉书、企业特务活动、员工自杀(死亡要挟)、核心成员离职、网络攻击(数据泄漏)、严重的事故、暴力冲突、幼儿园事故、养老院纠纷、负面评论 ?

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即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在危机产生前后全部进程中的信息传播交换活动，目的在于沟通讯息、控制舆论、解决危机和保护形象等。新媒体的普及利用增强了公众舆情和意见领袖在危机传

播中的影响力，同时也下降了官媒信息的舆论主导地位，削弱了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给政府危机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类背景下，应正确理解和掌控新媒体的信息传播特性，转变危机传播观念并完善危机传播治理体系。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新特点 ?

政府危机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新媒体是依托于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新式媒体形态，包括数字杂志、移动电视、数字广播、数字电影等类型的媒体。在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下，政府危机传播显现出新的技术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是危机传播网络化。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发展，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即时性、海量性和交互性不断增强，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对信息进行复制、转发和同享，使得危机传播显现出鲜明的网络化特点。2 是危机传播移动化。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使得信息传播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为公众随时随地获得信息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提高了危机传播的移动化程度。3 是危机传播全球化。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信息突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了跨国传播，加上新媒体智能语言翻译技术日趋成熟，推动了跨文化信息交换，使得危机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4 是危机传播交互化。微信、微博、BBS、Twitter 等社交网络平台为公众评论、分享、转发提供了便利，在提高信源、信宿传播多元化的同时，也提高了危机传播的交互性。

政府危机传播模式的颠覆和重构。新媒体改变了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也颠覆了传统的危机传播模式。在信息发布方面，危机利益相干者可以通过电脑、智能手机将危机信息迅速发到网络平台上，而受众则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即时接收、转发信息，构成人际间的次传播，使得政府、传统媒体不再是危机信息的唯 1 发布者。在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海量性和范围性，受众覆盖面远远大于传统媒体。另外，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极高的时效性。在信息受众方面，新媒体下降了信息发布的门坎，颠覆了传统媒体的受众概念，使受众兼具信息发布和接收的“两重角色”，进 1 步提高了受众群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新媒体在颠覆传统危机传播模式的同时，也重构了危机信息发布者、媒介、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使 3 者关系从以往的单 1 化单向传播转变成网络化双向传播，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新型传播环境①。在这类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对抗性解读，下降了政府在危机传播中的权威性，乃至在危机利益相干者的推动下构成不利于政府的舆论环境，给政府危机信息传播带来极大的挑战。

政府危机传播对策的响应和演变。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信息需要经过印刷或节目录制等环节，难以免出现“信息真空期”。在此期间，危机利益相干者可通过微信、微博、论坛等新媒体平台快速发布信息，拉大了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信息时间差。为了占据信息发布的有益地位，政府需要调剂危机传播对策，借助新媒体技术强化快速响应能力，并主动公然和分析危机事件的真实情况及发展趋势，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另外，新媒体的参与使危机传播出现了明显双向性，极大地提高了危机事件和影响的演变程度。公众在接收信息后，可以根据本身对信息的解读和判断，对信息内容进行删改、增加或重新阐释，并通过便捷的新媒体工具事前即时发布和同享，从而使危机事件信息的内容和情势在传播进程中产生演变②。面对这类情况，政府需要随时关注危机传播的发展态势，展开具有针对性的信息解读和研判，并展开及时、快速、有效的政府危机传播，以满足

公众对危机信息的需求，减少危机事件对政府及社会酿成的侵害。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的挑战 ?

政府的舆论主导地位降落。新媒体给信息传播带来了便利，不但拓展了公众在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上的讨论空间，而且增加危机传播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提高了公众讨论危机事件的自主性、即时性和交互性。新媒体的参与瓦解了以政府为危机事件信息发布主体、官方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公众为信息受众的传统传播模式，政府不再是危机传播中的唯 1 信息掌控者。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媒介融会趋势不断增强，公众群体内部人际传播愈来愈彰显出传播多元性、实时性和交互性的优势，逐步取代大众传播成为危机事件信息的主流传播渠道。这意味着危机传播的发布权和话语权出现分散化、下移化趋势，下降了政府的舆论主导权。

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弱化。虽然公众能够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渠道自由获得和发布信息，但在面对危机事件信息时，大部份公众常常希望可以从主流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上取得求证。主流媒体作为危机传播进程中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交换桥梁，承当着及时、正确引导大众舆论的社会责任，应当为公众显现具有权威性、客观性和前瞻性的危机事件信息。但是，很多主流媒体存在传播技术、机制和利益等方面的局限，在传播危机事件信息时容易遭到相干利益群体或政府的干预，进而出现集体“失声”乃至掩盖事件真相的行动。这使得传统媒体在危机传播中遭到公众的质疑，弱化了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致使谎言在缺少监督的新媒体平台上加速分散，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公众舆情的意见影响力日趋增强。在新媒体信息的推动下，公众逐步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化为主动的传播参与者，并自由地在各

个社交平台网络社区发表意见、传递信息，乃至引发其他参与者的关注和共鸣，构成范围化、集中化的交换讨论③。那些被官方媒体疏忽或掩盖的信息将会在这些平台上大肆传播，而且越是模糊、虚泛和诡异的信息，就越能吸引公众的关注。新媒体在危机事件上的热烈讨论和官方媒体的集体“失声”构成鲜明的对照，也加重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公众意识的觉醒，公众舆情的意见影响力将日趋增强，乃至成为影响危机传播的关键主体之 1。

意见领袖的信息传播作用不断增强。新媒体的普及促使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融入到人际传播中，构成了具有交换实时性和双向互动性的虚拟化社交关系。随着这类社交关系的发不断发展，虚拟社交圈子逐步出现具有良好人际关系并通过广泛提供信息而影响其他公众的“意见领袖”④。这些意见领袖常常是在群体当中学识渊博、信源广泛且思想精深的人，具有 1 定的号令力和影响力。如果意见领袖能够理性、客观地传播危机事件信息，并引导公众正确解读舆论信息，将有效营建积极的媒体舆论氛围，下降危机事件引发的负面影响。

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当前，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危机传播意识缺少、没有完善的危机传播机制和应对网络媒体挑战的措施。

1.缺少危机传播意识 ?

公共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分散性和不肯定性。这也就决定了政府危机传播是 1 种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肯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对这类传播，政府部门和官员除非已建立起 1 种强烈的危机传播意识，否则，危机产生后，绝无可能进行有条不紊的危机传播。

2009 年 6 月 17 日晚，涂远高死亡。由于死因离奇，所以有关该

事件的消息迅速传播。如果当地政府具有强烈的危机传播意识，这个时候正是进行危机传播的黄金时机。由于危机虽已出现，但尚处萌芽状态，只要及时公布真相，围观大众和死者家属心头的疑问自然会消失。可是，6 月 18 日整天，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危机传播的具体举动。直到事发后第 3 天即 6 月 19 日，石首市政府网站才发布题为《我市产生 1 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消息》，首次向社会公布这起非正常死亡事件。

危机传播“3T”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原则。也就是要“第 1 时间”告知公众危机信息。“石首事件”中，当地政府发布信息动作缓慢，这充分辩明他们危机传播意识的缺少。

2.缺少完善的危机传播机制 ?

政府危机传播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既是管理，自然需要完善的管理机制。

从 6 月 17 日事发到 6 月 20 日石首市政府发布公然信，大约 80个小时里，当地政府发布了 3 篇新闻稿，但 6 月 20 日，大范围的大众**开始，当地政府采取了用大喇叭现场喊话和散发传单的传播方式，却并未获得明显的效果，乃至聚集围观的大众愈来愈多。其实，不论是大喇叭还是散发传单，针对的都是具体的对象，而疏忽了这些具体对象背后的人群。

重大危机产生时常常造成信息分散，而使政府没法在紧要时刻迅速汇总信息。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控制和处理。再加上危机传播是 1 种突发的、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反应的活动，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匆忙应对只会致使更大的混乱。

“石首事件”中，不管是当地政府发布的第 1 篇公告和后来的公然信，还是现场用大喇叭喊话和发传单，都是被迫的应急之举。政府危机传播由于面向的是数量庞大的社会公众，所以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大众传播是政府危机传播的必定手段。可是，在“石首事件”中当地政府对大众媒体的应用 10 分有限，其缘由就在于当地政府缺少完善的、系统的危机传播机制。

3.网络媒体的挑战 ?

“石首事件”由 1 个青年厨师之死演化成 1 场大范围的群体性**，从内因看主要是当地政府长达 20 个小时的话语“缺失”而至。但其迅速由 1 个地方事件演化成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互联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网络时期的危机传播成了 1 个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话语场”。这也就给政府危机传播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

“石首事件”中，6 月 17 日到 6 月 20 日，某网站的 1 个贴吧中就出现了近500 个相干主帖。另外，网上还出现了不只 1 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网民发布的信息量远远超过政府的信息发布量，网民的声音在这 1 阶段淹没了政府的声音。而且这些网络上的信息其实不完全准确，有些乃至是谎言。比如，6 月 23 日 1 名学生在网上发布“永隆大酒店再现尸体”的虚假消息，结果社会上迅速流传起“永隆大酒店下水道发现两具尸体、挖出多块尸骸”等多个版本的假消息。虽然谎言被击破，但是，政府要对网上的海量信息逐条验明真伪是绝无可能的。1 旦虚假信息第 1 时间占据公众的视听空间，公众就有可能把“虚假”当“真实”，从而使危机升级。以后，政府要改变局面则须付出比在谎言出现前多几倍的努力。因此，网络媒体对政府危机传播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它比以往任什么时候候都更能考验政府危机传播的能力。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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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首事件”不难看出，政府危机传播已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可是，新情势下，政府危机传播还没有适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期的危机传播环境，其本身的危机传播意识和危机传播机制依然不能满足危机传播的现实要求。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如何建立起科学的危机传播意识，制定完善的危机传播机制以适应新时期危机传播的需要，是今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篇：新形势下我国政府面临的公信力危机问题研究

新形势下我国政府面临的公信力危机问题研究

【摘 要】本文以“塔西陀陷阱”为引子，分别对政府公信力的内涵以及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面临的公信力危机的表现、危害、原因与破解对策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危机；政府行为；公众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曾担任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一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陀陷阱”。2014年5月9日，总书记在参加兰考县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就曾以该“陷阱”为引子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可以说，“塔西陀陷阱”是政府深陷公信力危机的直观反映与体现。政府公信力的概念

何谓公信力？商务印书馆新修订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延伸到政府公信力层面，概括来讲，笔者认为，政府公信力指的即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支持与拥护的能力。它内在地包含了政府对公众信守承诺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两个层面，在本质上体现了政府与公众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国政府公信力危机的表现

公信力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厦门大学胡荣教授2011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把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从“很高”到“很低”依次赋值5至1分，农村与城镇居民对乡镇一级政府的信任度平均值分别为2.73分、3.07分，对县一级政府的信任度也仅仅为3.21分、3.27分。

长期以来，公众已经普遍形成了对于政府归责的习惯性、意见的整合性和态度的刻板成见，对政府制定的政策、发表的言论和政府工作人员均不信任：官民冲突时，错误肯定在政府；官员出错时，肯定是贪赃枉法；政府出台新的政策，肯定会与民争利„„诸如此类，使政府的很多良苦用心得不到支持，好心办不成好事甚至好心办坏事。政府公信力危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危害

3.1 动摇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托马斯?潘恩说：“政府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为了谋利就有权力去设立或经营的店铺，而完全是一种信任，人们给它这种信托，也可以随时收回。”――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公众将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政府而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政府在此过程中通过履行相应的职责获得相应的权益，也就是说，政府与公众二者存在一种契约关系，若二者丧失信任，契约关系将失去效力，导致政府的存在得不到公众的承认，失去行使权力的合法性。

3.2 阻滞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陷入公信力危机的政府将丧失价值引导的能力，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信任危机。公众会想法设法采取各种方式与政府周旋，抵制有关政策的依法贯彻并竭力规避法律法规的制裁。特殊情况下，一些民众在感觉个人权益受到侵害却无法得到来自政府的依法保障时，会转而寻求非法组织的庇护，甚至爆发反社会行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而为应对这种困局，政府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行政资源予以处理，往往付诸于更为强硬的管理措施，反而导致公众与政府之间陷入相互牵制的恶性循环。

3.3 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

一方面，公信力的缺失将使政府在引进外部资金、项目和人才时丧失说服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的市场行为将会更多地付诸制度外的非法手段如行贿、偷漏税等手段以维持利益获取的稳定性，从而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同时，因缺乏对政府的信任，公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务必会受到遏制，而公众的抵制与无视，又将继续拉大官民隔阂，固化一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维与行动模式，导致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与调整陷入困境。引发我国政府公信力危机的主要原因

4.1 客观环境使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与调整，利益主体及其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各种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相较以往也更为复杂。以此为背景，利益分配不均衡、社会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并由此滋生出各种矛盾和纠纷。

4.2 政府行为失范

4.2.1 政策制定的随意性

由于公共决策系统不健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缺乏综合性、系统性、长远性、可行性的考量，有些时候甚至仅仅依靠“一把手”的主观臆断，从而导致政策决策的不稳定，常常出现相似问题却依据不同标准处理的情况，增加了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也造成了公众对政府出台的新的政策决策的不信任。

4.2.2 行政伦理缺失

现实中，我国各级政府由于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处于垄断地位，便常常颠倒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主仆关系，变服务为掌控。一些政府基于部门或个人利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或者只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或者强行贯彻某些政策，破坏公平正义；或者只追求短期效益而不论长远发展，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主导思维，而经济建设型政府本具有与民争利的自然趋势――这是我国当前官民隔阂与冲突的症结。

4.2.3 政务信息不透明

社会学家G?阿尔伯特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流言传播公式：流言传播的强度=问题的重要性×不了解程度。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趋多样化，政府在信息垄断方面的优势正在不断减弱。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没有对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给予重视并采取措施，特别是在群体性事件、突发性责任事故发生时常常欺骗、隐瞒，导致各种流言与负面情绪在公众之间传播与传染，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4.2.4 约束监督机制不完善

首先，权力资源自上而下的流动方式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往往只对上级负责，忽视了民声民意，而所谓民主测评、民主生活会常常是走过场、走形式，虚有其名；其次，一些行政监督制度与办法往往只是原则性地指导，不能具体量化，或者量化指标不规范、不科学，缺乏可操作性；第三，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传播媒介的严格管控等顶层设计问题客观上限制了社会组织、媒体与普通公众民主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

4.2.5 政府工作人员作风不正不实

一是官僚主义。受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一些党员干部仍旧存在特权思想，把做官升官当作个人成就的体现和发财致富的渠道，把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能贪则贪，对群众需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甚至故意刁难、吃拿卡要；二是能力不足。由于忽视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一些政府官员在治理一方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能力不足问题，习惯照搬照抄，按文件办事、按领导要求办事，而在制定本地政策时，又喜欢搞“一言堂”、“家长制”，导致决策失误，损害公共利益。三是权限不明。受计划经济思维残存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习惯上大包大揽，不该管的也要管，管又管不好，造成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越位，固化了公众“万能政府”的观念，也打击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开创性发展。

4.3 公众认识的错位与狭隘

一方面，“万能政府”的观念导致公众习惯上把所有社会问题解决的希望放在政府身上，一旦政府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对政府产生怀疑。另一方面，随着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和服务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往往会忽视政府有利于自身的行为而专注于政府政策法规带给自己的负面效应，从而无法对政府绩效和行政行为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

此外，在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很多商业媒体为了制造噱头，吸引公众眼球，常常会故意夸大政府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负面形象，也因此加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我国政府走出公信力危机的路径选择

5.1 加强制度建设

“用制度管权、管人、管钱，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这是李克强在就任国务院总理后于国务院第一次廉政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强化制度建设，首先要确保制度的科学性、明确性、可操作性，杜绝为了完善制度而制定制度，杜绝语言模糊、标准笼统，杜绝给予制度执行人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5.1.1 构建政府信用体系

首先，建立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机制，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诚信教育，强化其信用意识、观念和思维，增强其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建立健全对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诚信考核机制，推行信用评级，建立官员诚信档案并提高对档案的信息共享。第三，强化失信惩戒机制，对凡涉及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依法予以严惩，对即使是无心失信或能力不足造成损失的官员也必须及时纠错与问责。

5.1.2 完善监督制约体系

首先，必须提高监督部门与机构的独立性，依法保障其独立行使监督权的职能，避免控制媒体与公众舆论。其次，要不断健全民主选举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监督机制，建立责任政府，实现各级政府对上和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第三，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治公权的裂变与倾斜，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权力运用与认识体系，确保行政行为的公平、公正、廉洁、高效。

5.1.3 健全干部政绩评判、选拔任用体系

一方面，必须打破官员考核自上而下的封闭性，加大“下评上、民评官”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加大民生事业指标考评比重，重点关注政府及其领导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成效。另一方面，应建立激发领导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动态管理机制，对政府岗位需求及各岗位所必须的基本素质进行科学分析，对不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坚决予以调整，大力选拔使用那些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好、道德水准高的好干部。

5.1.4 构建政治宽容机制

一方面，政府必须走出传统的唯我独尊、封闭决策的管理意识，落实好政务公开，完善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政法机关及社会组织的作用，逐步实现民主决策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化。另一方面，要开发利用多种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功能，增强与民众的有效互动，积极听取来自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确保民众话有处说、怨有处诉、难有处解，提高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1.5 优化政策决策系统

在制定政策决策过程中，政府绝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集中的精神，通过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听证等多种方式确保不同方面政策的相互照应与新旧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从而使整个政策系统能够保持长远的协同性与完整性，降低政策随意变更带来的社会风险，降低行政成本，同时使公众能够对政策变动趋向有一个合理地预期，对政策的后续变动做到处变不惊。

5.1.6 优化信息公开机制

为适应自媒体时代地到来和话语权的平民化，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信息主场的优势，纠正过去一味遮掩、隐瞒的做法，并完善相关的信息公开责任制，通过信息公开击退谣言与误解，以揭示真相、讲述真话和体察民情争取主动，赢取公众信任。

5.2 调整职能定位

5.2.1 划清权力边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核心就是要划清政府权力边界，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具体办法就是实施清单管理，在横向层面界定不同部门的权限，在纵向层面界定不同层级政府的权责边界，从而建立起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的运行机制，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与质量，避免失位与越位。

5.2.2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政府退出必然带来的问题是谁来接收原先政府的责任、填补公共服务的空白，这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作为政府治理赖以实现的“关键加入者”，社会组织提供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介入公共事务，从而有利于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帮助公众实现更为多元化的社会价值与共同利益。

5.2.3 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

政府职能的让渡并不意味着全面放手公共事务。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情、传统政府的强势地位和老百姓对政府的强烈依赖都决定了当前的社会治理不可能无限制弱化政府角色。

事实上，与其说政府退位，不如说政府重新定位来得更关键、更现实、更紧迫。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已稳居世界第二，与此相左，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因此，政府必须尽快从经济建设的错位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行政行为的着力点，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贯彻到日常工作的每个环节、每个部门、每个层次，以制度化的方式整合资源并通过服务供给社会。特别是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必须有所担当，凭借充分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赢取民心。

5.3 转变工作作风

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提高依法行政意识，知法守法，以法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法的精神来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绝不允许有领导批示、文件指示超越法律现象的存在。在行政行为触犯法律法规时，必须启动相应处罚机制，从而通过严格执法来维护法律的权威、尊严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讲，作为政府形象的直接代表，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不断强化依法用权、规范用权的意识，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为主要工作目标，切实把权力用在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其次，要充分认识与理解学习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勤于学习，乐于发扬民主集中的精神，善于汲取群众智慧，努力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与道德水准；第三，应重视物理形象与话语形象的塑造，以朴素大方的着装、干净整洁的外貌、心平气和的神态、富有智慧的语言获取公众好感，树立个人威信。结束语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已经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关乎党的执政地位。

近年来，党和政府就公信力的重塑制订了一系列科学的指导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其目的之一亦是通过推进依法治国，维护公共利益，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此外，八项规定的提出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地扎实开展、反腐败斗争地持续深入„„无不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面临的公信力危机的正视与倾力解决的决心和勇气，“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官民共治”的生态管理格局将在我国逐步得以建立，而我国各级政府也必将彻底走出深陷“塔西陀陷阱”的危机，实现官民互信。

【参考文献】

[1]汪大海.社会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01）：96-117.[3]许宁.提升政府公信力途径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01）：15-17.[4]赵冬晶，骆正林.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如何应对“塔西陀陷阱”[J].阅江学刊，2013（05）：113-119.[责任编辑：薛俊歌]

第三篇：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发布时间：2011-8-30 作者： 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编辑：江苏省中小企业网 http://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仍然突出，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和调控的艰巨性。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复苏，但复苏的进程很脆弱、很不平衡，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迹象。美国经济一、二季度环比折年率分别增长0.4%和1%，均明显低于去年四季度3.1%的增幅；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日本经济颓势仍将持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与此同时，刺激经济复苏政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凸显，通胀压力持续加大，主权债务问题日趋严重。不仅新兴市场经济体价格涨幅持续处在高位，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也整体走高；不仅欧元区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问题仍在恶化蔓延，美国、日本债务问题也日渐严重。一些国家在刺激经济复苏与治理通胀、防范财政风险等方面的决策面临两难，甚至陷入困境。此外，西亚北非政局持续动荡，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特别是近期标准普尔公司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事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全球经济复苏充满变数，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并将从不同渠道、不同层面影响我国经济发展。

从国内看，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发展方式依然粗放，投资与消费、工业与服务业比例关系仍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同时，影响当前经济稳定运行的不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价格总水平仍可能高位运行。从趋势看，全球流动性宽松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仍处高位，输入性通胀影响没有明显减弱；国内生产成本上涨压力依然存在，资源要素价格矛盾比较突出；再加上自然灾害、舆论炒作等因素都可能增强通胀预期，增加了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的难度。二是实现农业稳定增产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强。尽管夏粮、早稻获得丰收，但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目前正值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部分地区旱情较重，后期还存在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稳定秋粮生产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近几个月生猪存栏量虽有所回升，但总体水平还不高。三是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目前，高耗能行业依然保持旺盛增长势头，前7个月增幅达到12.8%，钢材、氧化铝、水泥、铁合金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3%、18.9%、19.2%和21.9%。同时，由于高耗能行业增长较快、机动车保有量增加较多，以及脱硝脱氮工程尚未大规模开展等，使得减少氮氧化物、氨氮等污染物排放的进展情况不尽理想。一些企业违法排污屡禁不止，重金属污染、水污染等重大环境事故呈多发高发态势。四是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不少困难。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41.6%，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3.8个百分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反映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比较突出。

与此同时，一些城市房价仍然较高，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压力很大；有的企业受利益驱动，在食品生产中违法违规使用添加物的问题比较突出；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道路、交通、煤矿、非煤矿山事故和建筑物、桥梁垮塌事件，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对此社会反映强烈。

第四篇：危机传播管理

危机传播管理

1.危机传播管理的三个基本原则：

一、“3T”原则

危机处理的“3T”原则是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的。

1．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

强调我方的调研、我方的见证、我方的事实。面对危机，不慌不忙，态度诚恳，据实力辩，据理力争，尽快把握局面。

2．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

危机处理时组织应尽快地不断地发布信息，填补信息真空，掌握活动主动权。

3．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

信息发布应全面、真实，而且必须实言相告。越是隐瞒真相越会引起更大的怀疑。但“提供全部情况”，也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提供所有的事实和细节，该全部提供的才全部提供，居心叵测的集团或个人造谣所生的虚假情况，没有必要提供。

二、公众为上原则

这是公共关系的核心原则，也是危机传播管理的核心原则。不遵循这条原则，那么，小危机也会转化成大危机。

三、维护信誉原则

组织的信誉是组织的生命，危机传播管理要严格遵守维护组织信誉的原则。案例：2000年10月10日。案例中富亚涂料厂的总经理为了证实对消费者的承诺，以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来维护企业的信誉，从而迅速化解了一场危机。

2.危机传播管理的基本程序

1.、赶赴现场，了解事实。

这是危机处理中必要的第一步，对有的危机事件的处理领导人还必须亲自出马。

危机发生后，可能会发生众说纷纭甚至谣言四起的困难局面。所谓“及时”，就是要牢牢把握好第一时间；所谓“全面”，就是不仅要了解5W的全部答案，要全面掌握对自己有利的、或利多害少的“事实”，也要了解对自己不利的、或利少害多的“事实”，好话要听，坏话也要听。所谓“深入”，就是要充分细致地了解事实，不仅要了解关于危机的种种细节，而且要掌握危机的起因说法、危机延续下去的各种可能，要对危机发展的各个阶段、介入的各个层面的情况都要有所了解和把握。

2、分析情况，确立对策。

这一步实际上是制定危机处理的方案，即如何对待投诉公众、如何对待媒体、如何联络有关公众、如何具体行动等。

3、安抚公众，缓和对抗。

安抚公众，缓和对抗是危机传播管理的关键一步。一个处于“危机”之中的组织，倘若想的是如何去掩盖、去搪塞、去自我表白，那么等于在给自己裹绳束，让自己跳陷阱，原本很快就可以度过的危机，可能成了一个甩不掉的烫山芋。即便你有千条万条减轻自己罪错的理由，值此“紧急的或困难的关头”，也应该先去安抚受害公众，真心诚意的取得他们的谅解，争取积极创造化解危机的可能和最佳结局。

4、联络媒体，引导舆论。

危机事件发生后，各种传闻、猜测都会发生，媒体也会纷纷报道。这时组织应委派“发言人”主动与媒介联络，特别是首先报道事件的记者，以“填补信息真空”，掌握舆论主导权。

5、多方沟通，迅速化解。

这一步主要是争取其他公众、社团、权威机构的合作，协助解决危机。这是增加组织在公众中的信任度有效策略和技巧。

6、有效行动，转危为机。

成功的危机处理不仅能消除危险，而且还能创造机遇，迅速获得公众的理解和谅解，进一步加强和优化公众关系。

3.危机传播管理“事实与价值模型”

危机传播管理图有两个一级路径，一个是事实路径，一个是价值路径。它们分别延展出两个二级路径，每个二级路径又有若干三级路径。

一、事实路径

（一）告知路径。

告知是指危机应对主体面向利益相关者发布危机信息的行为，是主体的单方话语在公共语境中进行传播并接受选择的过程。

告知路径包括：1．告知真相。2．充分告知。3．有效承诺。

（二）疏导路径。

疏导路径包括：1．议题管理。2．第三方介入。3．规避危机黑洞。第三方：危机涉及领域的权威人士、危机公众中的意见领袖。

（三）转换路径。

转换路径包括：1．前后一致。2．协同核心利益相关者。3．转移视线。前后一致要求组织认真回溯、深刻检讨危机发生之前的主张和承诺，并在危机中予以重申和维护。

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危机，有不同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组织进行危机公关时，要取得它们的大力帮助。

转移视线通常的做法有两个：一是把组织描绘成不公正坏境的牺牲品，以引起人们对替罪羊、真正责任者和其他问题根源的追问；二是“制造”新闻事件以引起公众新的关注，从而转移他们对危机的注意力，摆脱对事件无休止的纠缠。

以上是“危机传播管理事实与价值模型”路线图“事实路径”的三个二级路径和九个三级路径。

二、价值路径

价值之维的核心主张是重建信任。

（一）顺应路径。

顺应路径包括：1．倾听。2．合作非对抗。3．关爱弱者。

倾听是传播三部曲中“信息交流”的重要一环，是“意义沟通”和“价值劝说”的基础。

成功的危机管理，常常始于对抗，止于合作。

媒体和公众皆把保护弱者利益排在危机管理前三位的价值取向之一。

（二）引导路径。

引导路径包括：1．大局利益引导。2．公众利益引导。3．媒体报道引导。“大局利益引导”是指组织要把“自己人”引导至大局利益上来。

“公众利益引导”指向的危机公众的根本利益。

“媒体报道引导”指的是在危机中将媒体引导到组织与公众的共同利益上来。

以上三个三级路径，从传播过程来说，也是一个交流、沟通、劝说的过

程。

（三）重建路径。

重建是指在危机事件平息后的补强行为，除了于事实层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外，这一路向的根本目标是于价值层面修复形象，重建信任。

重建路径包括：1．补偿与救赎。2．重构话语秩序。3．晶化舆论。有形补偿是指对利益相关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害进行物质和资金方面的赔偿或救助，无形救赎是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精神抚慰。

重构话语秩序，一般通过媒体公关、事件公关、领导人公关和全员公关等危机公关路径获得。

如媒体公关即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见面会、安排媒体专访、投放新闻稿件等形式，传播组织新的发展理念和行动方针。

通过对组织美誉度、信任度、忠诚度的提高，总之通过组织的品牌建设，来晶化舆论。知名度归于事实之维，而美誉度、信任度、忠诚度等皆属于价值之维。

总之，危机传播管理的研究和操作的重心既然落在“传播”二字之上，那就应该落在传播的三部曲即信息交流、意义沟通、价值劝说之上。

第五篇：危机传播管理

从7·23动车事故看危机传播管理

三月双汇“瘦肉精”事件、重庆毒血旺事件、碘盐抢购事件、四月中石化天价酒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事件、蒙牛毒奶门事件、五月塑化剂事件、六月郭美美事件、下半年达芬奇事件、7·23动车事故、校车事故······201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的推动，社会飞速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其自身发展不确定性的加剧，各种社会风险充斥着我们的世界。

社会危机的此起彼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而信息爆炸的时代，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危机如虎添翼，其爆发频率和影响规模都有了爆炸性的增长，所有关于危机治理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都离不开信息传播的框架。

与信息包扎和危机高频发生相形见绌的是，社会组织尚未完善的管理缺陷和制度缺陷显露无疑，模糊的危机发展观使社会组织的控制体系在信息时代的危机面前形同虚设。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促使危机传播成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危机传播管理策略能够帮助政府和企业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做好预案、树立良好形象、降低危机负面社会影响。本文就以7·23动车事故为例，重点讨论危机传播管理机制的建立、对公共突发事件的信息监测、舆论疏导安抚提出策略。

危机传播是以传播学为核心，以政府、媒体、公众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传播学学科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危机管理中，在全社会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的过程。近年来，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迅速成长，对突发事件的危机传播管理提出了重大挑战，也间接促进了危机传播管理的发展。

一、回顾动车事故

2011年7月23日20时38分，杭深线永嘉至温州南之间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北京南至福州D301 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 3115 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这次特大交通事故共造成 40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可以说这是我国自高铁通车以来发生的第一起特大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温州当地群众在第一时间纷纷赶赴现场参加救援。23日深夜，有百余人前来温州血站排队献血，以挽救同胞的生命。凌晨4时许，两列动车未受伤的约1500名乘客基本疏散安置妥当。十一时，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率负责同志抵达温州，指导救援、善后和调查工作，成立调查组。24日，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被免职。24日晚，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传达有关信息，新闻发言人表示道歉。28日，国家总理温家宝抵达温州，查看现场，看望受伤人员，对伤亡人员家属表示慰问。26日，首个赔偿协议达成。调查组称，事故报告将在九月底公布，然而，截至12.27日，调查报告仍未面世。

二、事故发生后的信息传播

就受众来说，经过2010年的发酵酝酿，微博已经成为广大网民表达观点、播报新闻最快、最方便的平台，并以其随时随地发布信息的独特优势多次领先传统媒体披露重大事件。“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报道，微博以其信息的快捷与传播的迅速，“颠覆”传统传播模式，成为最早的信息源，充分显示了微博作为即时媒体的巨大作用和独特优势，不仅成为事故信息聚集点，同时参与舆论形成、发展和引导的过程。

微博在此次事故报道中空前火爆，将信息发布快、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然与事故之惨烈、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等因素有关，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微博在传播、沟通方面的作用及影响力、渗透力，确有超越传统媒体甚至电话、短信等通信工具之势。在此次事故报道中，新媒体明显快于传统媒体，微博甚至成为传统媒体新闻来源。

对管理者来说，网络技术的发展给政府的危机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我们现阶段对于网络舆论的监管和危机的处理手段及策略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所用手段基本是：利用搜索引擎压制、利用公关删除消息来源、结合事件本身制定根本性解决方案、利用公关彻底平息事件、网络舆论监控，通过管理手段切掉危机滋生的温床。

事故发生以后，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调查组的成立、领导们的都可以算作是比较有效的应对措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发布会上的不当言辞引发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和反感，由此也可以看出，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水平提高也是有效进行危机传播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危机传播系统的不同阶段 1.准备期

组织管理者特别是信息管理者应该做好几点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科学的 客观的危机传播管理。首先，网络的出现使公民自主获得信息的能力大大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对于文明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其次，公民意识的大幅度提升。有数据表明中国的网民是世界上最关注时政的网民，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也是公民对于自身社会责任感的体现。第三，传统媒体的力量依然强大。传统媒体几十年来积累的权威形象使其在深入报道和资源获取方面都得到认可，如何更好地巩固传统媒体的说服力、给予其更多真实 及时的消息应该是危机公关中的重要一环。2.危机潜伏期

通过尽量完善的技术手段对决策者进行必要的数据支持，同时培养决策者的舆情敏感度。

第一，建立舆情检测模型。有针对性的舆情关键词数据库和重点站点词频监控等。而政府部门需要提高舆论敏感度来进行舆情热点条目的分析，从而达到对于区域内公共事件发生的预判。第二，网络危机预警分级模型。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的易引发网络信息聚集和爆发式增涨的网络热点信息，如时政类、民生类、自然灾害类等分别给予适当的预警分级，可参考话题卷入人数、日讨论量、ip分布图等，并针对不同的级别给出参考的操作策略。统一的预警分级模型可以督促和加速各级决策者对于当下新的传播规律的学习和理解，加强执政能力 3.危机突发期

突发事件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避免谣言、掌握舆论主动权，否则在舆论上就会陷入被动。石首和瓮安事件，第一时间当地政府切断了网络，粗暴的行为更加激怒了关注的民众。南京公交车爆炸案，几小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舆论声音立即被发布会内容所指引。在第一时间选择开放信息的基础上，政府组织还应选择恰当的政府干预时机和政府干预方式。4.危机蔓延期

通常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危机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化解，因而在其必经的蔓延期中事件的处理和新闻的发布要避免相关的新的舆论热点的出现，如著名杭州飙车案中，通过舆情监测，在当地警方在新闻发布会给出70码的车速鉴定后，网络舆论达到峰值，甚至高于故突发期的舆论高峰。在舆论疲劳期，只有能够服民意的调查，处理结果发布对于突发的舆情危机才是最快的镇静剂。此外，这一时期应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影响力，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以深度调查、连载报道等方式，全面准确地回应各种舆论的问题。在技术层面，应该由信息管理中心，追踪热点信息源，并对政府和民间各方信息 进行统一汇总从而做好各阶段的舆情热点估计 5.危机解决期

首先，应及时做好数据的整体汇总，分析在此次危机中工作的得失，更新修改舆论监控系统的各项参数；另外，还应尽快进行组织形象修复，做好与媒体的沟通，制定形象公关的策略，在转移舆论关注后，选择适当时机进行正面的形象修复。

总之，我国政府和企业经历了很多危机事件，作为公众，我们感受到政府和企业在危机传播管理方面发生的变化。对于现在而言，这些危机事件都是一种历史的印记，过去的我们无法改变。我国政府和企业只有汲取历史危机事件的经验和教训，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完善危机传播管理的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不断强化危机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作出决策，把危机事件的影响减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