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马尔萨斯论文[合集五篇]

第一篇：中国的马尔萨斯论文

内容提要 在人口思想理论上，汪士铎与马尔萨斯有着基本一致的观点，即：认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贫困、**的根源在于过剩人口。汪士铎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汪士铎人口思想中的积极内容是：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人口每30年增长一倍的思想；比较科学地阐述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提倡晚婚和优生；提出了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富民思想；提出了与人口问题相关的重商思想。

关键词语 汪士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理论

汪士铎（1814—1889），字梅村，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清末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经过商，中过举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为业。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记》、《梅翁笔记》、《南北史补记》、《水经注图》等。留存下来的只有前三种，其中《乙丙日记》是一部谈人口问题的主要著作。

学术界曾经有人把清代乾嘉之际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先生认为：“洪亮吉并不能算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这个头衔应该归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汪士铎。”［1］我1994年在赵靖先生门下进修时，先生就这个话题亦提到过几次。笔者由此受到启发，于是试图把汪士铎与马尔萨斯进行对比研究，总结他们的共同之处，并进一步探讨汪士铎这个在建国以后学术史上历来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内容。

一、汪士铎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共同点

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比汪士铎早半个世纪，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封建贵族的代表，汪士铎则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两人都是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马尔萨斯同时还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汪士铎由于处在半殖民地时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资本主义思想某些方面的影响，对此并不陌生。他们两人的人口经济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

（一）认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

马尔萨斯认为，由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力的有限，而食物又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加上两性间必然的情欲不断加剧着人类的繁殖力，因此其结果，人口的增长势必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还把这二者之间增长的比例关系数量化。他说：“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2］

汪士铎也有和马尔萨斯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在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天地之力穷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他虽然没有象马尔萨斯那样，认为生活资料和人口是按日趋扩大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增加，但仍明确地指出“国家人浮于地者数倍”、“人多则穷［地不足养］”（《乙丙日记》卷三）。他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已经越来越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了，人多地少，因此导致贫穷。这与马尔萨斯的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

（二）关于生活资料低速增长的观点

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这就要回答为什么生活资料会增长得慢，而人口却增长得快。

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增长得慢的原因，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存在着一个肥力递减的规律。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收益会依次增加；但当投资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增加的收益（利润）就会依次减少。这里应当注意，马尔萨斯并没有排除农业生产技术的作用，只不过他认为那不会改变质的区别，农业生产技术只会有可能调节递减数量的进程。农业技术的改进，会使投资的增加和利润的递减“这两桩事情不一定老是采取一致的步调”罢了，因此“当资本一再投入土地时，它的利润最后总会渐次递减的”［3］。正是这种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造成了生活资料增长的缓慢。

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论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而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则缺乏这样一个看似“深刻”和“科学”的根据。但汪士铎虽然没有使用“土地肥力递减”这一名词，实际上也意识到了土地肥力和农业技术这两个问题，不过这二者在他看来全都是令人绝望的。他说：由于“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乙丙日记》卷三）一切可以垦种的土地都种植了庄稼，自然资源全都利用完了；农业种植技术已开发到了尽头，糠壳碎米，蔬菜瓜果完全充作主食，连草木都没有了，仍然不够吃，人为的力量已经毫无办法。在他看来，现有生活资料来源已经根本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了。

（三）关于人口高速增长的观点

为什么人口增长得快，马尔萨斯认为是男女之间情欲的客观存在。他说：“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现状。”［4］由于两性间情欲的无限存在，因此人口的繁衍和增长也是延续无限的。

汪士铎没有深究这方面的原因，但他却正确看到了中国特有的现实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中，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人们“拘守旧俗，牢不可破”（《乙丙日记》卷二），“俗喜人多”，“喜人多婚早”（《乙丙日记》卷三），“喜丁旺，谓为开族”（《乙丙日记》卷二）。这些落后的观念和习俗，无疑是中国广大农村喜早婚多育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今天，我国农村中早婚、多子、多福等旧意识观念仍是和汪士铎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情况一脉相承的。与这些封建落后思想进行斗争仍是目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尔萨斯的“情欲”论和汪士铎的“旧俗”论，都只是分析了人口增长的自然方面的客观原因，而忽视了产生过剩人口的社会原因。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决定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的时候，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就会对它起一种决定性的反作用。马尔萨斯所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剩人口，是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雇佣劳动制度中可变资本需求的过剩人口。而在汪士铎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土地和其它社会财富兼并现象的发展不断产生出大量丧失土地和失业的“游民”，很显然这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可见马尔萨斯和汪士铎的绝对过剩人口思想都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演变的决定作用，但他们还是正确指出了人口自然增长的部分客观原因。

关于人口增长率，马尔萨斯继承和发展前人以及同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提出人口在无妨碍条件下每25年增加一倍。汪士铎则继承和发展东方中国先驱者们的思想，提出在无妨碍条件下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这是一个十分有趣、有意义且相类以的观点。他们都强调这样的增长率是在无任何妨碍的太平时期，用汪士铎的话来说就是“盖承平久，孳息繁衍”（《乙丙日记》卷二）。因此他们探讨的实际上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即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贫困、**的根源在于过剩人口

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汪士铎，他们探讨人口问题，着眼点都是放在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上，而忽视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这样，当他们把这种人口理论用以观察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时，就自然而然地把现实社会中贫困、**的根源归之于人口过剩问题，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方面找原因。

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试图说明，由于食物供应赶不上人口增长，因此导致人口大量过剩，贫困、罪恶等社会问题都是由人口的过量增长这一自然原因造成的，与社会制度无关。汪士铎也说：“人多则穷”、“世乱之由：人多”

（《乙丙日记》卷三）。他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也看成是过剩人口的穷人的**。把人民的贫困、失业和被迫起来造反都归结为人口本身繁衍的过速过多。

二、汪士铎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主要区别

在抑制人口增长的途径（方法）方面，汪士铎和马尔萨斯在表面上看来有许多共同点，如都提到了战争、晚婚、禁欲等方法，但实际上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马尔萨斯将他的抑制方法分为两大类：积极的抑制和预防的抑制。积极抑制主要是一种自然力的作用，如贫困、饥荒、疾病、战争、瘟疫等；预防抑制则是人为的作用，如晚婚、禁欲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等，因此又叫道德抑制。

与之相比较，汪士铎提出的抑制方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更加强调人为的抑制作用。他提出溺婴、严格婚姻和生育制度、处罚、晚婚等主张全都是人为的社会行为。他也提到了马尔萨斯作为积极抑制方法的战争。但马尔萨斯主要地只是看到战争存在着造成人口死亡以至减少人口的客观历史作用，而汪士铎则是积极主张人为地使用战争来消灭现世的过剩人口（“作乱者”）。

第二，汪士铎更加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他所提出的人为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大多数都必须要依靠政府的强制作用才能作到，他自己更是寄希望于通过封建国家的政权力量来控制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虽然也讲到人为的作用，但他指的是人们具有推理能力，能理性地意识到人口过剩的未来结果，因而出于远虑的动机而采取的对婚姻欲望的一种自律的道德行为，而并非是一种受外在强制的行为。

总而言之，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撇开规范判断而就其实证性来说），汪士铎的过剩人口思想则更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由于马尔萨斯撇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来抽象地谈论人口过剩问题，这种高姿态使他不能正视眼下正逐步走上正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雇佣劳动而造成广大无产阶级“贫困化”这样一种私有经济关系本身——具有一种能控制人口过度膨胀、使其与生活资料增长接近于平衡的内在功能，因而徒劳地为他的制度发出人口过剩的呼吁。与之相比，汪士铎则略胜一筹。尽管汪士铎也是避开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来谈人口增长（过量的增长），他这样做正是把自已置身于封建的经济关系之中，从肯定封建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客观上指出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不具有控制人口增长平衡于生活资料增长的内在机制。虽然他跟马尔萨斯一样，也都使用了不十分可靠的数据和带有片面性的事实材料，但却不无益处地给人们敲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警钟——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人口过量增长的必然趋势！

三、汪士铎人口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内容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汪士铎基本是一个被全盘否定的人物。但认真挖掘他的思想，进行客观、公证、辩证的评价，在他的人口经济思想中也仍然存在着一些积极的内容。

（一）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人口每30年增长一倍的思想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产生“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的思想是很杰出的。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明末科学家徐光启。他在《农政全书》这部著名的农学著作中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5］这就是说，在太平时期，即没有什么大的兵荒战乱的条件下，人口的自然发展就不会少于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徐光启是从对当时明朝皇族繁衍情况的统计分析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所依据的事实比较特殊，但推而广之，却与普遍的情况基本相符。在世界人口思想史上，徐光启的这个观点比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1798年）初版时提出的在无障碍条件下人口约25年增加一倍的类似观点要早170多年［6］。

在这之后，比徐光启晚一个世纪的清代文学家洪亮吉，也提到了有关人口在二三十年间加倍增长的观点。他从人口在太平时期每隔一代就会成倍增加的事例出发，认为人口在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可能增加几倍，甚至二十倍。按他的说法推理，在二三十年间至少会增加一倍。

到十九世纪中叶，作为历史地理学家的汪士铎充分肯定了前人的这一观点，并加以发挥。他认为人口在无妨碍的情况下每三十年增加一倍是最基本的标准，“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1644）一人者，至今（1855）一百二十八人”。他还指出，在一些早婚盛行的地区，人口繁衍程度还要快一些，如他当时考察的安徽徽州，此地“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因此“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顺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二千零四十八人”（《乙丙日记》卷三）。早婚习俗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封建农村，因此汪士铎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每30年增加一倍，有的地方则可能每20年就增加一倍。汪士铎提出这个观点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产生。但尚无证据说明他那时已经知道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使风闻到一些，也不会确切了解他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具体说法。因此汪士铎的这一观点完全是继承他的中国前辈们的思想并加以发挥的。

关于人口在无障碍条件下每30年增加一倍，这有较为充分的理论和事实根据。从简单推理上说，只要一对夫妇平均生四个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经是一倍了。按照这样的出生率，如果是2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20年增加一倍；如果是3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30年增加一倍。在中国农村，男女青年20岁左右结婚，每对夫妇生3—5个成活孩子，几千年来都是极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国农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决定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在无重大的战乱、饥馑、瘟疫和社会制度制约（如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的正常太平情况下，人口每20—30年增长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国古今国情的。如1949年结束战乱后的新中国，当时人口四亿多，30年后的1980年便是八亿多，正好是30年增长了一倍。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思想是对人口运动自然规律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具体到人口“每20—30年增加一倍”的观点，后世学者们除了带有阶级偏见的批判外，在此问题上却尚无比前人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在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中，还谈到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人口增长过多会引起人口质量的下降，“人多而气分，赋禀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他认为农村人口二三十年增长一倍，人口太多，“然皆经商挑担无一中用者，多则气薄也”。他还举例说：“徽六邑，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故人多于他邑，而愚于他邑，贫于他邑”（《乙丙日记》卷三）。

他讲的“气”、“赋禀”主要是指人的身理素质，也包括文化知识等精神素质的内容，总起来讲就是人口质量。他把那些欢迎和参加太平军的农民也叫作“愚”，认为是人口太多造成素质低劣的表现，这反映了他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的一面。但抽象地看，他认识到了在一定的经济状况和生产关系条件下人口数量和质量成反比例变化的辩证关系，这一点是有一定的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三）提倡晚婚和优生

汪士铎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倡导晚婚的人之一。他认为应该“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乙丙日记》卷二），“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乙丙日主》卷三）。在当时封建的中国农村盛行十多岁就结婚生育风俗的情况下，他的主张已经够大胆气派了！他谴责当时中国农村中广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乙丙日记》卷三）的陈规陋习，劝说人们不要十五六岁就结婚，更不要十多岁就生育子女。他还提出要禁止“男子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乙丙日记》卷二），目的是要防止这些鳏夫、寡妇娶嫁之后又生育孩

子，增加人口。

为了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汪士铎还提出，所生育的孩子，“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乙丙日记》卷三）。溺婴无疑是一种极其残暴而不人道的行为，但从汪士铎的这一主张中还是反映出了他提倡优生的思想。

（四）使用药物的节育措施

在汪士铎所提倡的节育措施中，有一种是使用药物的办法。他要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乙丙日记》卷二），从而达到节育、和减少人口的目的。他并且还提出了独生子女的主张，说：“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乙丙日记》卷三）。使用避孕和药物，是一种能减少痛苦、且人道而行之有效的抑制人口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五）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富民思想

汪士铎说：“治民须欲民富”（《乙丙日记》卷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富民思想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经存在，在两千年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汪士铎这里本是毫无足道的。但汪士铎把富民问题和人口问题联系了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他举例说明人多的地方总是较人少的地方穷。治民要富民，这是先人已有的思想，而汪士铎认为富民的前提是要减少人口，“夫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乙丙日记》卷三），多少应该与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相适应。他的逻辑是，只有适量的人口才可富民，民富了国家也就好治理了，因此根本的问题还是人口问题。

（六）与人口问题相关的重商思想

中国近代受到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受这种经济条件的影响，即使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重商的思想，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汪士铎的重商思想有着极其特殊的含义。他提出重商的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商人不容易起来造统治阶级的反，即他所说的“士商机巧而无能为，农工愚狠，能为乱而心齐”（《乙丙日记》卷三）。第二，商人容易致富，经商是富民的一条有利途径，因此应该重视商业。第三，经商的家庭男子外出经商，夫妇同房机会少，因此可以减少怀孕，从而减少人口出生率。

从这三点来看，只有第二点是有关经济问题的，最后一点是有关人口问题的。但实际上前一二点在汪士铎看来都与最后一点的人口问题联系着。因为经商可以减少人口，人口少了就容易富裕，而人民富裕就不会造反了。他调查当时的皖南六邑，说“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乙丙日记》卷三）。那为什么其他地方会人少而富呢？他说：“推原其故，他邑人皆经商在外，故生子少，妇人独居故也。又或携眷迁徙，故人不多而富。”（《乙丙日记》卷二）可见汪士铎的重商思想本质上是与他的人口理论联系着的，经商是减少人口的一个办法，同时又能直接致富，人口少了，人民富了，又可保证国家的政治安定，从而达到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当然事实上不可能全国的老百姓都去经商，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也初步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下，经过商品经济的洗礼，人们可以改变观念，革新生活方式，控制人口增长，从而焕新社会面貌。这无疑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和进取精神的思想。

（2001年8月）

［注释］

［1］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623。

［2］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5。

［3］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子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4。

［4］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4。

［5］徐光启：《农政全书·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

［6］张纯元、吴忠观：《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6年，页78。

第二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读后感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读后感

读完马尔萨斯《人口论》，大家都会知道只要在讲人口中生活资料与人口增长的问题。其中，他把自己所发现的人口规律归结为三点：

1.人口增长必然被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些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

3.这些抑制，以及那些遏制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归结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

由于，他大概是在公元1800年出版的书，对于现在，有他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因为科学和学问都是会有时间的影响问题，人们有些东西很难预测到相对遥远的未来。

据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贫困与罪恶并非来源于制度，而是来源于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的差异。从“两个公理”出发的：“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马尔萨斯断言，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人口的增殖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要快。正常情况下，人口每25年以几何级数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长，因而人口增长势必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

我认为，这个是有缺陷的。他认为人类的贫穷与罪恶并非来源制度，而是来源于人口增加与食物增长的差异。我认为人心的贪欲是罪恶的来源，因为现实中有些人并不贫穷，但是他们还是很拼命去赚钱，这个，并且有些时候会在违法的情况下去获得收入，难道这个不是制度吗？一个国家的制度好坏，会影响国家的罪恶程度。

还有，虽然现在还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或者证伪“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率增长，人口几何级数率增加”，但是会有些缺陷。人口增长，确实带来很大问题。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土地有限，必然导致粮食产量达不到平衡人口增长，固然会导致贫穷。但我感觉人口不会是个算术级数率增长，可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保持平衡真的是不可缺少的。

在马尔萨斯看来，既然两性间的情欲必然存在，不能消灭，那么只有财产私有制和个人担负起养育子女的责任才可能使人们自制，不致妄行纵欲、生育过多的子女。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口还是高速 1

增长，虽然都是个人担负起养育子女的责任，但大家感觉人多就是力 量，就是可以产生很多财富，结果是孩子越多，生活过大约艰辛。或者说，这个中国特有的现状，但是非洲或者其他发展中或者贫穷的国家，人口增长真的很快。如人口增长模式中可知，高低高模式（过渡型，基本特点：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只要分布：农业社会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据马尔萨斯说：“一国的幸福取决于什么？其实，并非绝对取决于其贫富、历史的长短和人口的疏密，而是取决于食物增长的速度，取决于每年食物的增长同每年人口向平衡的程度。” 我却认为，这个是不完美的。因为人是有精神的，不是说物质的幸福才是幸福，不是说食物多才是幸福。比如说，食物增长了，但是人们付出的劳动时间增加，辛苦劳累，这个虽增加很多食物，但是对于增加食物的期望值与幸福度是在减少的。所以，我认为是不完全对。据马尔萨斯书中所说，工业的收入，仅仅是劳动产品增加造成的，不是土地产品的增加造成的，增加不会转会成食物。人民的食物不可能增加，对于国家是不利的。他也是在全球的背景下考虑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是有缺陷的。因为全球的经济条件下，国家可以进口食物，食物价格会增长，但不会比劳动活动的经济利益增加的快。因为根据国家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可以知道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所以不必担心食物会被垄断，然后无限的上涨。我认为，非食物性的生产劳动，是有利于人口的增长。因为，耕种的减少，但是技术的提升，还有现在的无土栽培技术，非食物生产是对农业影响不大。就如现在，农村不再是说要很多人耕种，因为机器可以代替人工，解放一部分生产力，给工业带来好处。然后，马尔萨斯好像在人口论中不怎么支持工业，感觉非农业的生产都会带来人口的贫穷与罪恶。比如说，中国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逐年提高，然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将保持不变，甚或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是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我觉的，这样的思想是不正确的。工业是可以带来财富的增加，然后人民可以根据自己财富购买生活所需产品，虽然其中会带来或者说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但财富的增加相当大一部分可以抵消这样的消极经济结果。制造业确实是功劳很大，就如几次工业革命，就明白其中的道理。有些知识，读了书，才会明白。但是，读书不要说作者的就是对，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如《庄子》中轮扁早就对桓公说过：“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而已”。重要的是获得一种整体性思维，一种穷源究底本质直观的基本学理，一种进入问题的入思角度和人性升华方式。统计1班冯善军111525150

2013.6.9

第三篇：读后感 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的先驱。他的著作《人口原理》是人口学的开山之作,其书的发表引起了许多国家对人口问题的重视。阅读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从它的产生背景来看，他的人口论，是为包括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内的英国统治阶级辩护的，是为了压迫广大的基层劳动人民而生的，但不得不得承认，他的理论中也有可被借鉴的东西。在《人口原理》这本书中主要由以下理论：

首先，是“两个公理”，他的人口理论将人类所固有的食欲和性欲这两种生理现象作为“两个公理”，并据此分析人口现象。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人类要生存，首先得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的需求，物质资料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人首先是生物的人。我国长期以来忽视人的自然属性，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把人当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就使人失去其存在的生物基础。性欲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是一种先天的，孔子说的“食，色，性也”，性就像我们饿了要吃饭一样平常，相比而言，弗洛伊德把性作为一种人类最原始、最根本的驱动力的观点是比较偏激的，但不是没有道理。它们是所谓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但是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的食物是十分有限的；人总是在繁殖的，而人类繁殖的能力是无限的。以有限的食物对无限的人口，因此，食物必然会短缺，势必会导致饥饿、贫困。而马尔萨斯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建立在“两个级数”的基础上。

其次，“两个级数”即人口若是不受到有效的抑制，便会以几何比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是以算数比数增加的。人口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是不平衡的，生活资料的增长难以赶上人口的增长，人均的生活资料便会下降，再者人口的增长会带给劳动力市场很大的压力，工人工资水平会下降且失业率会上升，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下降，渐渐陷入贫困状态。但是，他所认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将一些相关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事实上，人口在长期的发展中总是受到某种阻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大量的战争、疾病、瘟疫、灾荒、贫困等极大地抑制了人口的增长。到了现代，生育控制更是直接从出生的角度对人口增长施加了影响。

再次，“两种抑制”即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有两种方法：第一，积极抑制,罪恶和苦难缩短人的寿命,过度劳动、极度贫困、恶劣环境、城市拥挤、疾病和战争、饥荒和瘟疫等都会降低人口增长；第二,道德抑制,提倡晚婚、晚育、不结婚及严守性道德等办法来降低出生率。如果人口增长过快，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会起作用，工资会下降，食品价格会上升，人们会开拓新土地，改良旧耕地。当人口与食物的矛盾得以缓和时，新一轮人口增加又会重新开始，循环逻辑使人口围绕生活资料上下波动。

当前，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分布不均衡，仍然是困扰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提倡晚婚，男女在有负担能力的时候再结婚。晚婚可以提高父母的抚养能力，有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同时，人口生育时间的延后，相应地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因此我国把晚婚晚育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原则。马尔萨斯还看到贫困家庭生育率高，富裕家庭则相反。他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教育程度不同。因此，提高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无疑是极有价值的思想。简言之，我们应当历史而客观地看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通过批判《人口原理》中消极、错误的思想，吸取其合理内核，为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充分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长期性，这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实现人口与经济增长，资源环境、社会稳定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把人口更多地看做消费者的观点与马尔萨斯的思想如出一辙。认为当孩子能都创造出社会生产资料的，他们就是双重身份，既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财富的消耗者。而当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不丰富的时候，人口因素就是会影响整个社会建设资金积累的。

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国家人口的过快过高增长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政策使得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在近年来持续下降。这样的结果在一定程度减轻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但是这样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实行计划生育国策31 年以来，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逐年下降。第三次普查为2.1%，第四次普查为

1.48%，第五次普查为1.07%，第六次普查为0.57%。中国人口呈现“超低生育率”近10年一直维持在1.3到1.4之间。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即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才能使人口数量保持不变。在国际上，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称为“超低生育率”。人口占比出现“严重少子化”第六次普查0～14岁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比1982年数据下降17个百分点。国际上把0～14岁人口占比在15%～18%之间称为“严重少子化”。“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的现象必然会引起“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我国社会慢慢进入老龄化，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人口老龄化的严重，使得老人的数量急剧的增加，供老人的社会保障幅度就必然随之增大，社会劳动力的数量也会减少，创造人力资本的能力就会减小，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会不乐观；由于计划生育的实行，很多家庭都是独子家庭，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供养老人的负担会眼中加大。由于计划生育的实行所造成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出生性别比偏高状态下的女性赤字。由于要求少生少育，而很多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自古以来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养儿防老”观念使得很多家庭无论如何都想生一个儿子，而农村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低，在怀孕期间通过一定的途径可以检查出孩子的性别，如若是女孩，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放弃孩子，重新孕育，知道如愿的生一个男孩为止，就是现在，在我所生活的那个民风淳朴的小村庄，重男轻女的观念也还是根深蒂固。而种种这样的现象使得我们国家现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又会引起另外一系列的问题，孔子曰“食，色性也”，性欲是一个人的本能的生理欲望，而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使得很多人对性的需求的满足只能是通过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满足。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给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

二．社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的加重，使得现在很多的人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基金，有很大一部分将会是预支后代的，这样的情况会给现在社会和社会的年轻人增加很大的压力，社会支出中用于老年人保障的支出比重也会随之增大。

三．独生子女发展中的个性缺陷。由于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所以对孩子的万般宠溺会造成孩子发展过程中的很多不利的缺点，如独立性不强、与人交往能力差、心理承受能力差等，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但是现在这样的现状还需要很大的改善。

人口问题关系着整个国家和人们的命运以及发展前途。纵观世界各个国家，会发现很多的发达国家都在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就连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的日本也是，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人口的增长与国家的发达与否并不矛盾或有相关关系。亚洲人口密度最低的蒙古，却是最贫穷的地方。马尔萨斯理论存在着不足与误区，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看到科学技术的力量;二是对人口的定位片面。我们国家要在借鉴其正确的地方和与我们国家的实际相结合，切实的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我们的人口政策应该适应我们的人口现状不断的做相应的调整，一味的强调少生优生并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绝对良药。

读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有感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中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殊品格，它决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决不是终极的真理，而是发展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指导着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它又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发展。这中间经历了四个过程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的革命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与我们党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中华民族振兴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告诉我们，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离不开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我理解，这就要求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作用的党的理论活动，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要遵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要遵循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可以说，遵循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的特殊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又结合实际要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任务。

（2）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第二次伟大革命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也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修订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角度，对如何在实际中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作出的精辟论断。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指导原理和一般的指导原则，只能从总体上概括实际生活的一般现象和规律。这些基本原理、原则和规律，只有与各国不同时期具体的国情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鲜明地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使之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这个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科学回答，与毛泽东同志的深刻见解一脉相承，交相辉映。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3）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核心主题，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新任务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没有解决或没解决好的新课题。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历史方位也发生重大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世纪新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新的要求，党的建设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江泽民站在时代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理论洞察力，以新的视角深刻

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80年的奋斗历史经验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时代的挑战、社会的变迁、历史的责任、人民的愿望，要求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三个代表”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领导观和解决两大历史课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物质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整合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内涵统一起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方向和保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完成十五大确定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制定了正确纲领，同时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4）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中国的重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涵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在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升华，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根本核心，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期中国科学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根据国情、世界发展趋势总结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充分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第五篇：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

论文

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刘自坚

学号：

所在院系：津沽学院经济系国贸一班

任课老师：李朝阳

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历史之变迁

内容提要：鸦片战争的第一炮打响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的进程，这是曲折的进程，也是屈辱的进程。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中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反帝反封建，任重而道远。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透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改革走上了那条道路？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同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大英帝国殖民地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的版图。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再加上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社会制度落后、清政府曾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殖民主义者愤怒了，1840年2月英国正式发动侵华战争，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而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统治阶级的妥协，林则徐等提倡御敌的大臣相继被革职查办，各大海关关口相继失守、各大沿海城市被攻陷，船坚炮利的侵略者让战火在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陷入了长达一百多年水深火热的苦海！

当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伙同帮凶美俄，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以此来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古老中国又一次拿起笔，在世界历史这本大书上写下两个字“屈辱”。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华丽但腐朽的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再一次不战而败。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英法不断滋事，腐朽懦弱的清政府不痛不痒的还击着，马克思说：“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腐朽的清政府、懦弱的中国人民是在挫败入侵么？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1860年10月，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清政府代表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让这个原本就千疮百孔、病态恹恹的古老国度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生命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中国人残喘，西方人呐喊！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撞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面对西方使节，不可一世的乾隆皇帝曾夸下海口：“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而结果是什么？才不过换了两代皇帝，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凶残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海关关税由英国人规定，且作为抵押给英国人。中国海关最高行政首脑更由英国人担任。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为英国谋取了最大的利益。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清政府名存实亡，真正意义上成了洋人的朝廷。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官僚阶级产生了，即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官僚资本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倡导国强。安庆内军械所、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等官营军事工业。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再加上政府资金投入不足，不适应社会等因素，最终被曾、李带进了历史的坟墓。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即“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这块殖民地，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极小的缝隙里缓慢的成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迎来短暂春天。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耕地大面积荒废，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小农经济发展迟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封建小农经济不再有绝对统治地位。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取代了古老的织布机，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茶、桑等大量商品农业的出现和出口使粮食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鸦片战争后，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背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漩涡。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萌芽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二）无产阶级的出现

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

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三）社会思想解放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了109年战火煎熬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中华民族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等待我们继承和不断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