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2020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2020

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党**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当其时。这对于向全党昭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初心初衷，对于汲取历史经验、明确宣传工作的职责使命，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了****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新成效，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开创新局面。

一、制定出台《条例》是提升宣传思想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的重大举措

****指出，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需要通过法治方式提升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条例》作为我们党第一部关于宣传工作的主干性、基础性党内法规，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宣传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制定出台《条例》，是继承发扬宣传思想工作优良传统、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诞生的。在近百年的革命历程中，我们党始终把宣传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大力宣传党的理论、党的政策、党的主张，坚持不懈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从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战略高度，把

宣传思想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思想的指引、行动的表率，带领我们取得了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条例》的出台，就是立足宣传思想工作的光辉历程和优良传统，充分吸收这些年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将党**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部署要求，通过高位阶党内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固定下来，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思想工作的前进方向和原则要求。

(二)制定出台《条例》，是坚持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宣传思想战线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党的领导是宣传思想工作的生命线，是宣传思想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党管宣传是一条铁律，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含糊、丝毫动摇。特别是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置身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鲜明党的旗帜、加强党的领导。《条例》把全党动手抓宣传工作的理念要求，进一步转化为加强党对宣传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规定，鲜明突出了宣传工作的政治定位，明确规定了做好宣传工作需要履行的政治任务，清晰界定了宣传工作机关和队伍的政治责任。这对于全面贯彻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用制度化方式巩固强化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贯彻落实了《条例》，是各级党组织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内在要求，是宣传思想战线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

(三)制定出台《条例》，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法治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把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立体式、全方位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6 年多来，党**制定修订 180 多部党内法规，约占现行有效**党内法

规的 **%。党内法规是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专门规章制度，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具有很强的刚性约束力。去年，党**印发《**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2022 年)》，明确将《条例》列入其中。《条例》的制定出台，是深入贯彻党**全面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决策部署的重大成果，也是宣传思想工作在法治化轨道上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必将大大推动宣传思想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以贯彻落实了《条例》为契机，推动宣传思想工作迈上新台阶

《条例》内容丰富、体系完善、要求明确，涵盖了宣传思想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我们既要全面学习、系统掌握，又要聚焦重点、突出关键，以《条例》的贯彻执行推动宣传思想工作有一个大的改观、大的提升。

(一)把稳思想之舵，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主心骨、定盘星。《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党委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宣传、研究阐释提出具体要求。我们要自觉担负起《条例》赋予的政治责任，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呈现新气象。要在学深学透上有新体悟，结合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更强的自觉、更高的标准学，以过硬的理论素养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武装工作，引导人们自觉主动学、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笃信笃行学，深刻领会科学理论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在深化转化上有新进展，增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充分发挥理论工作平台的作用，引导人们既掌握科学的思想体系，又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努力为创新理论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要在求实求新上有新成效，结合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大力推进形式载体创新，多从网络化、移动化上想办法，多在通俗化、大众化上下功夫，将思想内容呈现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图片、短视频、微电影，将思想传播融入新闻宣传、文艺创作、文化活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建好用好“学习强国”学**台，赋予创新理论可触可感的温度、鲜度和色彩。

(二)紧扣根本任务，将其贯穿融入宣传思想工作全过程各领域。《条例》第一次鲜明概括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这“一个高举”、“两个巩固”、“三个建设”，聚焦“宣传工作为什么、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体现了工作方向、目标和重点着力点的有机统一。

《条例》首次将“三个建设”作为宣传思想工作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命题。意识形态是思想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起着保证社会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和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旗帜作用”。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始终鲜明社会主义的性质属性，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确保红旗永不落地、政权永不变色。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着眼于保证物质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润物无声、久久为功，着力培养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现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适应和引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自觉。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要以文化自信为本，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与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占据道义制高点、增强国际话语权。这“三个建设”，既各有侧重、又内在统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内核性的，管方向、管根本，起着“稳定器”和“黏合剂”的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现在人的精神面貌、社会的文明风尚，是气象万千的正能量;中华文化软实力以前两者为基础，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文化主体性，构成了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

(三)增强责任担当，更好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条例》将这“15 字”的使命任务，明确写进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为我们立足新时代、找准新坐标、展现新作为指明了努力方向。着眼于将使命任务落细落小落实了，《条例》从理论武装、新闻出版、思想道德、文化文艺、网络建设管理、对外宣传、基层宣传等方面，明确了制度规范和行动准则。无论是理论舆论、文化文明，还是内宣外宣、网上网下，都要始终着眼于系统推进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都要在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性上下功夫，最终落脚到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目标。

(四)落实了制度规定，着力完善体制机制、提高工作效能。《条例》着眼长远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对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作出了十分具体、十分明确的制度规定。《条例》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对宣传工作负主体责任，要建立健全宣传思想工作领导机构，完善党委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体制，将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具体体现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各级宣传部门要履行专责、聚焦主业，在统筹做好理论武装、意识形态管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等工作的同时，适应机构改革后的新要求，指导做好文化

改革发展、新闻出版、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互联网建设管理等工作。坚持重心下移、资源倾斜，配齐配强基层工作力量，提高基层宣传阵地的整体效能。要把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摆在巩固基层阵地的突出位置，聚焦群众需求，整合优化资源，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

三、强化政治责任，有力推动《条例》落地落实了

**在印发《条例》的通知中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好宣传解读和督促检查，进一步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关于宣传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了**要求，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一)组织开展全面系统学习。要把《条例》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重要学习内容，安排专题学习研讨，纳入党员干部学习培训计划。宣传思想战线要学在前、用在前，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帮助大家准确把握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坚持把学习《条例》与学习领会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成果结合起来，加强对《条例》的宣传解读，让干部群众更好了解掌握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方针政策。

(二)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了。宣传思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履行政治责任，强化落实了《条例》是尽职、不落实了《条例》是失责的意识，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学好、吃透、用足。要对照《条例》逐条逐项找差距、找短板，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按照《条例》明确的原则、规定、要求来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精准发力、务求实效。

(三)着力推进宣传领域法治建设。以《条例》为主干，研究配套出台一批有

实践需求、有工作基础的党内法规，加快推动文化立法，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宣传领域法规制度体系。加强改进依法行政工作，进一步明确依法行政职责任务，完善机构岗位设置，加强人员力量配备，理顺工作职能、工作流程，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水平。

(四)加强对《条例》贯彻落实了情况的督促检查。《条例》规定，各级党委(党组)应当加强对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监督执纪问责范围。各地宣传部门要把推动实现“四个纳入”的政治责任扛起来，积极工作、主动对接，确保落实了到位，推动宣传思想工作真正实起来、强起来。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2020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

通知指出，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制定颁布《条例》，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标志着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好宣传解读和督促检查，进一步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党中央关于宣传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第二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和开展的宣传工作是抗战史和中共宣传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此一时期也是中共宣传理论和实践较为成熟的阶段，研究这一段历史，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宣传工作经验，对于今天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祖国统一及推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略作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一、抗日战争是“政治与军事搅在一起的战争”

战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角逐，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战时宣传工作对于巩固己方军心、民心，瓦解和摧毁敌国军队和人民的精神意志，加速其军事和政治失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就不可能成为军队。在战时没有它就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

[1]这里的政治工作无论就其内容还是从其形式来看，实际上主要就是宣传工作。对于抗日战争这样的实力悬殊旷日持久的战争来说，宣传工作尤其重要。

抗战前中日实力悬殊，无论是军事、国力还是心理，日本都强于中国，[2]同时，日本乃国力强盛，蓄谋已久。中国自近代以来屡受侵略，历经反抗，多遭失败，大敌压境，部分军民有畏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国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前途，瓦解敌军的军事政治攻势，坚定抗战信心，就成了抗战能否持久和胜利的一个心理前提。中共客观分析了双方形势，认为中国也有优势，那就是中国抗战是自卫战争，是本土作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日本劳师袭远，不得人心，必然引起中国民众群起反抗和国际正义人士指责。况且日本军队中大部分士兵和下级军官出身普通家庭，与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不同，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思乡情绪甚浓，若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必使其意志消沉，逐渐觉醒乃至厌战反战。只要能争取民心，瓦解敌军的军心，就能扬长避短，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3] 时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也说，中日武装力量悬殊，“如果不注意最大限度运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想单纯地拿刀矛对抗敌人的飞机、坦克，没有不被消灭的。”[4]

二、方针和政策

抗战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从大的方面讲，有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两个部分。宣传工作总的任务是巩固己方军心，分化瓦解敌军；但具体到不同的宣传对象和战争时段，其方针和政策又略有区别，试胪列之。

对内宣传是巩固军心民心，保持军队战斗能力的重要思想保证，正确认识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是克敌制胜的心理基础。这方面，中共领导和开展的宣传工作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前，蒋介石消极抗日，大片国土沦丧，中共宣传工作方针主要是抗日反蒋。第二阶段，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宣传方针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民族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精神动员。第三阶段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到抗战胜利，中共主要进行了抗战性质、前途，树立国民信心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

除了面向全国，中共还对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等做了广泛的宣传思想工作。如整风运动，彻底打破了王明为代表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使全党达成空前团结。在军队建设上，中共制定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原则、军民一致原则、优待俘虏原则。这些工作卓有成效，为中共的巩固发展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的对外宣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向国际宣传，揭露日本侵略暴行，增加国际同情与援助，瓦解法西斯侵略阵营，以达“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效；二是向日本民众宣传，促其觉醒，发起反战运动；三是向在华日军宣传，粉碎日本法西斯在军队中的欺骗宣传，促其认清形势，瓦解其士气，削弱其战斗力。

与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有所重合又须单独强调的是中共的对敌宣传。对敌宣传是指“对沦陷区的日伪军及伪组织、沦陷区人民的反战宣传”。[5]对敌宣传是中共对外宣传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初级阶段。抗战初期，中共的宣传工作尚不成系统，组织机构还不健全，除地方党的宣传部门外，还在部队的政治机关中设立兼职对敌的民运指导部（团级设股）和“专负破坏日伪军、处置俘虏等工作之类”[6]的敌军工作部（股），连队设包括文字宣传队和喊话队的敌军工作组。当时，宣传机构和干部都是兼职的多，专职的少，宣传方式方法也较为单调，研究敌情方面的工作还没具体展开。客观上敌方劣势尚不明显，主观上宣传经验不足是这一时期宣传成绩不佳的重要原因，中共中央也承认：“必须认识过去三年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微弱的”[7]尽管如此，这个时期还是制订了一些基本正确的宣传政策，如毛泽东提出与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再如中共的俘虏政策，“这是以事实向敌军宣传而又揭露敌军官对士兵欺骗的最好的办法。”[8]抗战初期，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日俘的六项命令；此后，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八路军、八路军总部又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命令，重申了有关日俘政策，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日俘政策对抗战胜利的意义。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是优待和释放俘虏。”[9]

发展阶段。1940年10月，中宣部颁布了《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指出了党内“重组织轻宣传”的错误思想倾向，认为“党的宣传工作落后于革命的发展和党的组织发展”，强调“宣传部门是党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领导战斗的机关，它同组织部门的工作有同样的重要性。”[10]此一时期，中共宣传工作有了重大进步，表现在建立健全了各级专职对敌宣传机构，充实和培训对敌宣传干部，县级以上各级党委的宣传部分设宣传科，“管理党外宣传，鼓动工作及研究敌、友宣传政策”[11]，各级党校和各根据地党组织也在有计划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推进整个南方工作和“延安推进整个北方工作”这两个对敌宣传中心。[12]

完善和高潮阶段。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对敌宣传工作，在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和宣传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都达到了较为成熟完善的阶段。1944年6月后，随着局部反攻的扩大，中共对敌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很多日籍干部也参与了宣传工作，“今后敌军工作，应该要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目前尚无日人干部及解放联盟组织的个别地区仍按原状进行敌军工作）。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13] 宣传重点也有变化，在争取瓦解敌方军心的同时，还要“争取日军”；在争取中下层官兵的同时，加强“争取伪军上级”[14]，出现了成批日伪军投诚反正现象。这一时期宣传内容更加生动具体，方式方法更为灵活机动，成效也更为显著。

在对敌宣传工作中，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中共宣传方针也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其方针即在于瓦解敌军，因为“我们的胜利，不单的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对伪军伪政权的宣传工作，其方针则是“启发其民族觉悟，争取他们同情抗日，直接或间接帮助抗日事业，以鼓励日寇，使其不能建立强有力的伪军和伪政权，并经过他们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对于沦陷区同胞的宣传工作，则应“寄以无限的同情。并揭破敌伪的欺骗与麻痹的宣传，揭破敌伪所用的欺骗与屠杀的两面政策。以提高其民族觉悟，使其不忘正在战斗中的伟大的祖国”。[15]

三、内容与形式

在抗战的不同阶段，面对宣传的不同对象，宣传重点和宣传内容自应有别。

首先说对内宣传工作。华北事变后，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把国民的抗日情绪推向高潮，引发了“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

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推动实现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抗战爆发后，国内不同程度存在两种论调即“亡国论”和“速胜论”，导致民心摇摆，事关革命成败。针对这些情况，朱德、洛甫、彭德怀、周恩来等先后撰文论述持久战问题。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两种错误论调，坚定和鼓舞了国民和军队的抗战信心。针对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行径，中共强调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告诫共产党员，“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16]，防止了党内存在的“左”和右的倾向，培养了党员的团结和统一意识；另一方面，中共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宣传思想工作，击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

从对敌宣传工作来看，随着战事进展和党的宣传组织机构的完善和宣传工作经验的积累，宣传内容也逐渐向纵深和宽广拓展。比如抗战初期，中共对敌军实际情况研究不多，对敌宣传工作针对性不强，成效不大。比如过于高调、主观地提出过高的口号：对伪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打日寇，不打自治军保安队”，“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寇”的口号。对沦陷区人民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和“没收伪军和日帝资产”等经济口号。

[17]对日军则提出“动员一切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仗，你们才能得到解放！”“‘回国去参加革命运动，才能得到解放！’这些口号为日军士兵所不易接受，要使日军打败仗的口号，更使他们发生反感。” [18]随战事推移，宣传内容逐渐丰富。《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就要求，对敌宣传除了前一时期宣传党的各方面方针政策外，还应有对敌对理论、政策和煽动的反驳和揭破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19]到抗战后期，宣传内容不仅丰富，而且生动具体。反攻阶段来到后，延安每周二五两次用日语罗马字播送宣传内容，用浅显通俗的文字广泛深入宣传延安日人解放联盟所通过的斗争《纲领》和《日兵要求书》，扩大联盟影响；开始用日人共产主义团体的名义（如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进行共产主义和启发阶级觉悟的思想宣传；揭露日军暴行，印成大量宣传品散发。[20]

从宣传形式来看，中共根据日军心理特点、觉悟程度和宣传环境，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运用宣传战法：将传统宣传方式与现代宣传技术相结合，灵活多变的宣传方法与富有感染力的宣传品内容相结合。从抗战整个过程来看，初期宣传形式或方法较为单调，后期则较为有效灵活，因篇幅所限，此不多赘，仅将对敌宣传的主要形式综述如下。

标语是对敌宣传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最简易的宣传办法”[21]。它的优点是条件限制少，不易破坏，无孔不入，感染性强。其内容多为唤起日军士兵思乡思亲之情，鼓动日军官兵情感对立，制造日军悲观气氛，宣传我党的俘虏政策。

发送传单也是对敌宣传的重要形式。它文体活泼，形式多样，内容集中，没有固定时间和篇幅。诸如叙事、议论、诗歌、歌曲、散文和书信等都可制成传单。

其他文字宣传还有画报、快报等形式。

口头宣传主要有阵前政治讲话，唱思乡思亲或反战歌曲。战前讲话，可动摇日军作战意志；包围敌军，可讲我军的俘虏政策，敌军宿营时则高唱歌曲，增其厌战情绪。另还有赠送慰问袋、开办日语广播、发行反战日文报刊等形式，前文相关论述中已谈到，也不多说了。

四、经验和启示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中共宣传工作最大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善于抓住不利于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把握宣传时机，集中宣传火力，加强宣传攻势。

具体而言，首先是在不同的战斗阶段，宣传政策和宣传重点因时而异；其次，深入细致研究

敌人的个性心理和群体心理及其国情，区分出不同的宣传对象和层次，因人而异地确定我们的宣传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形式和内容等；第三，在宣传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口头宣传与文字宣传、直接宣传与间接宣传穿插使用，多管齐下，形成宣传合力，取得良好成效。第四，在宣传工作中，中共始终依靠群众，形成运动，不仅群众参与到宣传工作中来，还将“敌人”引入宣传队伍。他们若受到中共各级各类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其对日宣传便有现身说法的效果。如当时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在各地的分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进步的团体和组织，就培养了不少这样的“敌人”。抗战反攻阶段，很多宣传工作都是由日本人来担任的，在瓦解争取日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2]

实践证明，抗战时期中共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对持久抗战和最终胜利起到了单纯军事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宣传思想工作和军事抗战如舟之双桨，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国民的一次精神动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重大改造，它唤醒了广大国民的民族自强团结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它不仅巩固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帮助奠定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而且为中共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民心；它不仅坚持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而且为中共在复杂情势下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总结。

[1] 八路军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和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转引自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卷，1981年，第1页。

[2] 可参阅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5月。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第437页。

[4] 朱德：《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30页。

[5] 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党史博采》，1995年12期，第21页。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

[7] 同上，第12册，第425页。

[8] 漆克昌：《抗日战争中的敌伪军工作》，《前线》15期，1941年5月，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卷，第313页。

[9] 甘泗淇：《一二0师抗战三年来的政治工作》，1940年9月25日，转引自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1页。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06-507页。

[11] 同上，第508页。

[12] 同上，第492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7页。

[14] 同上，第620页。

[15] 宋平：《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群众》第7卷第6期，1942年3月30日，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00-303页。

[16] 转引自王明钦、杨冰洁：《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宣传的社会心理功能》，《史学月刊》，1995年6期，第75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44、360页。

[18] 宋平：《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群众》第7卷第6期，1942年3月30日，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01页。

[1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08页。

[20] 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2页。

[21] 漆克昌：《抗日战争中的敌伪军工作》，《前线》第15期，1941年5月，转引自《战时

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13页。

[22] 《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6页，转引自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3页。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典型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典型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广大敌后军民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积极投身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及时发现和宣传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忘死，积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重大典型成为宣传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广泛开展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活动，是我党在根据地和广大群众中进行思想教育、推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对提高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促进边区建设，树立良好社会风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中，涌现了许多视死如归的抗日英雄，他们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如赵一曼、杨靖宇、左权、彭雪枫、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马本斋母子等，他们的事迹经我党宣传后家喻户晓，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最可宝贵的财富。

一、开展典型宣传的基本做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典型宣传的基本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事迹。1939年，毛 泽东、王稼祥、谭政、肖劲光在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的电报中，专门指示要注意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电文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罗瑞卿在总结战时政治工作时也指出：每场战斗结束后，都会收集到一些可歌可泣足以动人的英勇事迹，部队政治机关应当指定专人把在战斗中产生的英雄的事迹在报纸上加以宣传报道。1943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级宣传部要宣传敌后坚持抗战的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该指示还点名要求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要亲自写文章。

为了弘扬抗日英雄的抗战精神，八路军总政治部等编印了《八路军的英雄和模范》、《留守兵团的英雄和模范》、《战斗在晋西北的英雄们》、《战斗在冀中平原的英雄们》。新四军政治部等编印了《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

2、大力宣传平民英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轮。除对八路军、新四军中的英雄模范进行大力宣传外，中国共产党还特别注意对平民英雄的宣传，如民兵英雄爆炸大王李勇、神枪手李殿冰等，少年英雄王璞、温三郁等，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李杏阁等。

3、宣传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日壮举。全国抗战爆发后，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各爱国军队和各族人民，积极奔赴抗日前线。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青等爱国官兵为国英勇捐躯的感人事迹，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他们致敬，学习他们勇于为国捐躯的革命精神。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一部分人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我党指示要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国内外广为传播，说明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经过持久作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大力颂扬敌后军民抗战的英雄事迹，也要注意宣传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日壮举。

4、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典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根据地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在 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1）、在部队中树立和宣传359旅先进典型。八路军第359旅响应大生产的号召，开赴陕北南泥湾，将荒草遍地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了进一步激发敌后军民生产自救的热情，党中央及时树立了359旅这一先进典型，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毛泽东、朱德等亲自赴南泥湾视察，各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鼓舞。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此后各抗日部队迅速掀起了向359旅看齐的热潮，推动了部队大生产运动的开展。（2）在农业战线上推出了典型吴满有，开展了学习吴满有运动。吴满有是延安柳林二乡农民，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丰收致富，带头交公粮。自己是抗属，不但不要优待，而且担任优抗主任，优待别的抗属。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随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别通令各分区专员，县长，要他们“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组织开荒突击，生产竞赛，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产热情，产生更多的吴满有”。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指出吴满有是“我们今天发展生产运动中最好的榜样”，号召全边区的农民们，努力学习吴满有，展开伟大的吴满有运动。（3）在工业战线上，推出了典型赵 占魁。赵占魁是农具厂翻砂工人，是一个有很好技术的老工匠。他积极工作，兢兢业业，始终如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爱护工具，节约原料，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努力学习，帮助别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1942年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边区总工会也发出通知，号召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学习。（4）、开展典型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积极争当典型的劳动竞赛活动。1943年2月20日，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劳动英雄吴满有提出开展劳动竞赛。《解放日报》及时对此事进行了宣传报道。朱德、贺龙同志读到这条消息后立即电令边区所有部队积极响应吴满有生产大竞赛的号召。中共中央西北局也向各地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切实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接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各分区、县、市将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于是，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村与村之间、军民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伴随着“向劳动英雄看齐”的宣传歌声迅速在边区的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开展起来。

5、召开英雄表彰大会。举行先进典型表彰大会。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在延安举行了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在劳动大会上有185名农业、工业，机关、部队、合作社的劳动英雄出席，劳动英雄受到了尊敬和奖励。大会还 通过《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延安又举行了有476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出席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这些英雄都是在人民大众中有威望、有信仰、为人民大众所公认的英雄与模范人物。通过劳动英雄表彰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全边区生产运动向纵深发展。

6、积极开展典型人物的事迹报道。为了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积极营造学英雄、当英雄的浓厚舆论氛围，各级宣传战线的同志们及时把本地区、本部门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在铅印或油印报上、黑板报上、墙报上宣传，或谱写成歌曲，或编写成话剧演出。通过典型宣传，在边区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

7、重点开展向张思德、白求恩的学习活动。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亲自倡导下，广泛而持久地学习张思德、白求恩的活动。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一个普通战士之所以引起领袖的如此关注，是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44年9月21日，《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以新闻稿的形式在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上发表，1945年4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被鲜明地概括为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并写进“七大”报告。几十年间，“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的口号同张思德的名字一起响彻了中华大地。诺尔曼〃白求恩，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评价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赞扬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和人民极端热忱的崇高精神，成为中国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

对于抗日英雄的宣传报道，我党强调不但要让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知悉，而且要“经过延安和大后方的办事处，报导到全国和国际方面去。”抗战时期，我党对广大抗日英雄的宣传报道达到了“励气节，垂示范”的作用，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战意志和斗争精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以抗日英雄为榜样，投身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

开展典型宣传的主要经验

强调大力进行正面宣传。朱德指出：“在我们革命的军队中，人人都有蓬勃的上进心，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发扬与引导这种上进心，使其为革命战争而戮力同心。这就决定了我们部队的教育方法，重要的是拿出好的榜样教育与激励群众，而不是消极的申斥或近于恫吓的责备。” 鼓励开展英雄主义竞赛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朱德鼓励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普遍开展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运动，在战斗员之间，指挥员之间，各种人员之间，在各个部门、各单位之间，发动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竞赛，形成一种热火朝天的伟大运动，创造出更多的部队英雄和英雄事迹”。

对推出的英雄和典型要勤加教育。对于已经树立的典型，被大家尊敬是应该的，但容易滋生骄傲自满的思想，因此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否则，便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如晋察冀根据地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自满，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的代表选举中被群众淘汰，未能参加英模代表大会就是深刻的一例。1944年12月，毛泽东针对各抗日根据地准备出席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的代表选举中，晋察冀根据地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一事，致信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政治委员程子华指出：“关于李勇的落选，你们的处理是对的。值得注意者，是李勇的骄傲，主要的由于我们未能向他多作教育，使他不要骄傲。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开展典型宣传比开展平均主义宣传更加有效。整风运动期间,我党十分重视典型的示范作用。谭政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定的斗争目标下，对于联系具体的人一点来说，也只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的方法；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和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大浪淘沙，善于发现和及时推出典型，以典型的作用来激发大家的抗日积极性和战胜经济困难的勇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指出：“以群众所最熟悉的和最钦佩的群众英雄及其业绩来教育群众，以群众英雄的活榜样号召大家前进，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空谈，使教育产生出力量。通过典型的激励和启发，广大干部群众中间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毛泽东也指出：“用群众民选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有效果的，各地 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抗战时期开展的典型宣传工作，一切以取得抗战胜利为总目标，在激励广大军民的抗战斗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宣传工作的制度探索(精)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宣传工作的制度探索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把政治宣传工作放在首位，在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宣传内容、工作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宣传工作制度体系。关键词：共产党；农村；宣传；制度

中图分类号：G24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2-0096-02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为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提高全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始终把政治宣传工作放在首位，无论是对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管理机构，还是宣传内容、工作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包括宣传内容、管理机构、人才队伍、方针原则、工作方式、目标要求在内的宣传工作制度体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政治目标与任务，中国共产党制定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宣传制度，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政治性和科学性，为促进与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党管宣传”制度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积极开展组织队伍建设，在中央以及各级党组织专门成立宣传部门，负责对内和对外的宣传工作，并形成了“党管宣传”的制度体系。1921年中共一大后成立中央宣传局，1922年7月正式成立中宣部，后曾更名为教育宣传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和宣传委员会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如李达、蔡和森、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陆定

一、胡耀邦、丁关根和刘云山等先后担任或兼任中宣部领导之职。尽管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中宣部曾被撤销，但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宣布恢复职权，成为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和领导全国宣传工作的最高管理机构。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各级党委要始终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和改善领导。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体制。”[1]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中，除中央宣传部以外，各省、区、市、县和乡镇等地方党组织都设有宣传部门，负责地方的宣传管理工作。在我国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地区，各市、县和乡镇党委的宣传部直接面对农村和农民，积极从事政治宣传和思想工作，成为了党中央联系农村与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农村宣传部门的具体职责包括：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传达上级党委的最新指示精神，协助各级新闻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及时反映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呼声，负责社会的舆论引导工作。尽管农村宣传工作任务艰巨和条件艰苦，但广大基层宣传干部凭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对本职工作的热爱，长期活跃在农村的田间地头，为党的宣传事业忘我工作，为彻底改变农村面貌做出了巨大努力和重大贡献。

二、请示与报告制度

鉴于在解放战争时期，各地领导机关忽视对宣传机构的领导，新闻队伍中也存在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一些错误观点流行，给党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为此，毛泽东在1948年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随后中共中央在6月5日作出了《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规范。

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具体内容共有八条：（1）各地党报必须执行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的制度。（2）对于涉及政治性和政策性的社论、按语、问题解答等，由党委负责人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党委不能负责答复的问题，应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3）对于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问题的言论，报告中央批准后方能发表。属于地方性局部性的言论，亦应执行同样的原则。（4）新华总社对采用的稿件有删改权，凡各地要求新华总社向全国全文广播的重要言论，在新华总社广播以前，不得先在地方发表。（5）凡用党及党的负责同志名义出版书籍杂志，应送交党的有关部门审查。（6）各级党校和高级干部学校的政治性教材，应由其所属党委审查。（7）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都，每两个月向中宣部作一次政策性的报告，每半年作一次系统的情况报告。（7）报纸和报纸合订本及出版的书籍、杂志、教材和重要的传单布告，均应送中宣部两份。

虽然请示与报告制度主要是为加强党对新闻宣传的管理所建立的日常工作制度，但同样对农村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农村宣传工作也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新闻宣传的具体内容方面，还是在宣传对象与方法手段等方面，都与农村、农民密切相关，对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统一领导，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更好地动员、教育和团结广大农民群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宣传网制度

宣传网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全国范围内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宣传工作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制度。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正式开始实施建立宣传网的工作。《决定》指出：“必须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即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 [2]这一制度要求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团员和积极分子，根据统一确定的宣传方针、内容、任务和步骤，按地区和系统分工负责，采取各种宣传教育方式和途径，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时事政策与生产宣传，密切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开展深入广泛的宣传思想工作。

宣传网的主要职能和作用是：（1）领导组织。通过党对人民群众经常性的政治宣传工作，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与认识，提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积极性。（2）宣传灌输。在人民群众中宣传、普及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广大群众认识和了解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和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基础。（3）激励动员。赋予广大群众对国家事务的知晓、参与和监督的民主权利，成为动员人民参与和管理国家、社会各项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的有效机制和渠道。（4）信息沟通。既可以及时传达党中央和上级部门的指示精神，还可以搜集反映群众呼声和社情民意。因此，宣传网组织便成为了各级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对农民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渠道和工具。

随着宣传网制度在全国城乡的建立，对广大农村地区的作用和影响日益突出。由于农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闭塞和落后状态，农民文化水平较低，获取外部信息的机会很少，迫切需要通过宣传和教育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素质和发展生产力。根据《决定》的规定，在农村中建立宣传员传授站的制度，各县、区宣传委员负责定期召集宣传员及代表会议，分发和讲解宣传资料，传授宣传内容和方法，并对宣传员进行短期轮训等。广大宣传员和报告员以满腔的工作热情，深入到农民群众之中，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和深入浅出等方式，向农民群众讲解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宣传网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相继建立报纸网、广播网、出版网、学校网、电影网等制度，从而构建出规模宏大、纵横交错的宣传体系，形成了党的政治宣传工作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但是，这种宣传制度的形成是继承战争时期权力高度集中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产物，后来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重形式轻实效、重组织轻服务等，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宣传网组织甚至形成了独立于党、政、工、团之外的另一套组织机构。因此，宣传网制度在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被下令中止。尽管在文革之后也曾被一度恢复，但最终由于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与信息传播的现代化，以及政治与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进步，还是最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新闻发言人制度

2009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党委发言人制度”，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中宣部作为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最高机构，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予以高度重视，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亲自主抓，多次作出具体指示。中宣部设立新闻发言人的专门工作机构，制定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正式文件，并详细安排工作规划和具体流程，及时向国内媒体发布信息，负责受理国内外媒体采访，以及回答有关询问等。

按照党中央要求和部署，中央有关部门与地方党委积极推进和开展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和新闻发布工作，并将此作为2010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很快就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党中央各个部门和单位已先行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各省、区、市、县和乡镇也相继建立了党委组织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各地方党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新闻发布工作的具体要求，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对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安排部署，如对当地的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要求在24小时之内对外发布，新闻媒体和记者采访可直接联系采访单位新闻发言人或联络员，公众如有信息咨询、情况反映和批评建议等，也可直接联系相关单位新闻发言人或联络员。此外，有的地方党委还设置有网络新闻发言人与联络员，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新闻发布，回答有关咨询，查询办理结果。

邓小平同志指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3]对于农村政治宣传工作而言，党的领导是关键，而制度建设则是根本。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制度创新，是党的农村政治宣传工作取得长效性的重要保证。目前，由于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宣传工作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面临着许多新的困境和难题，但只要我们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努力培养一批党性责任强、政治觉悟高的宣传队伍，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就一定能够把农村宣传工作推向新的高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12-08.[2]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N].人民日报,1951-01-03.[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五篇：药品安全宣传工作

药品安全宣传工作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日益关注，药品安全宣传工作。要保证食品药品的安全有效，政府主管部门在加强监督管理力度的同时，也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消费者的自我防范意识，促使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形成社会合力，共同维护食品药品安全。

一、宣传工作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中的重要作用

（一）食品药品监管的特殊性要求加强宣传工作。对于宣传工作的作用，一般的理解是争取支持、引导舆-论、树立形象，但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具有特殊性，它需要公众的参与，需要公众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比如非药品冒充药品问题，如果公众没有查看“国药准字号”的习惯，没有区分药品与非药品的意识，仅靠监管肯定是不够的。从这个角度考虑，宣传其实也是监管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监管的重要手段。

（二）当前信息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与广泛性对加强宣传提出了挑战。互联网、大众媒介等快速发展为信息的获得和流动提供了及时、快速、便捷的条件，但大量不真实的信息的传播也容易误导消费者。如果由于政府缺位所导致的虚假食品药品安全信息泛滥，其危害是巨大的:这首先表现在毒害社会信息环境，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虚假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的广泛传播，在混淆是非的同时，极大地挤占了舆-论空间，污染了社会信息环境，造成受众因难以得到科学客观的食品药品安全信息而陷入混乱迷茫之中，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虚假的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在使公众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的真实状况产生错误判断的同时，也打击公众的消费信心，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极大地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因此，监管部门必须有效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做好宣传工作。

（三）有利于监管部门的形象的树立。近年来，人民群众对饮食用药安全的需求日益迫切。食品药品安全日益成为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如何使公众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认知和评价，直接影响到行政管理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而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满足了公众趋利避害的诉求和媒体新闻报道的需要，促进了政府与公众、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交流，增进了公众和媒体对政府工作的认可，优化了政府内外环境的共生、互动关系，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提升。因此，加大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宣传力度，让社会各界了解监管部门所做的工作，争取理解与支持，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二、当前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工作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目前，在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方面，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通过组织机关干部职工走上街头举行宣传活动，大力宣传食品药品安全知识、法律、法规；通过各种广场活动现场回答提问和接受投诉；利用有线电视台、报纸媒体等开展宣传；深入企业进行宣传，将监管与宣传相结合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还积极创新各种宣传途径，丰富宣传手段，努力将宣传工作做出实效。但不可否认监管宣传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宣传力量不足。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的受众分散在食品药品的生产、经营、使用、消费等各个环节，面广量大，需求复杂。但与庞大的受众群体相比，我们目前宣传中所做工作还是有限的，尤其作为基层监管部门，要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布置的大量监管工作，真正能用到宣传上的精力非常有限，无法满足公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和宣传工作需要，对外宣传工作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同时，一些干部职工认为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宣传工作则是局领导和办公室人员的事情，因此，平时就不能积极主动参与宣传工作，这样以来，势必会造成办公室人员孤军奋战的局面，不利于宣传工作有序开展，（二）宣传对象的针对性不够强。食品药品安全关系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宣传对象具有广泛性，因此在宣传中我们往往关注其共性而忽略对象的差异性。实际上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对于宣传内容、宣传方式的需求有很大差异，例如普通老百姓比较关心菜篮子里的食品,而高收入人群则比较关心超市食品，在众多的消费品中消费者最关注食品安全占70%以上，所以根据宣传对象的差异进行层次区分并进而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才能收到更大的实效。

（三）宣传形式单

一、内容单调。目前我们宣传的形式更多地局限于街头设摊咨询、悬挂横幅标语、发放资料传单，同时内容上还是以口号式的宣教为主，缺乏个性化、新鲜感和吸引力，难以将食品药品安全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公众。与此同时，受众又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要被海量的信息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四）宣传以自我为主，宣传与需求、服务、监管相分离。不注重从公众需求、监管对象的需要和舆-论关注的角度开展宣传，不能很好地寓宣传于监督、稽查和服务之中，把宣传与监督融为一体，容易主观臆测确定宣传内容和方式，以完成宣传工作为目标进行重复性、单一性的宣传，造成一定的社会资源浪费。同时对宣传工作很少进行有效的信息收集和反馈处理，出现为了宣传而宣传的工作状况。

（五）系统性宣传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的需求也越发迫切，甚至有人希望能够像看天气预报一样，了解食品药品的安全信息。这就对食品药品安全的宣传机制和长效机制提出了挑战，以改变运动式、临时性的宣传教育工作现状，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

三、提高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工作有效性的实践和探索

近几年来，我们在监管中初步形成了一套宣传工作思路、机制、方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宣传工作必须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探索新办法，谋划新举措，使各项工作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新的实践中开创新的局面，工作总结《药品安全宣传工作》。

（一）创新宣传工作的思维方式。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形式，宣传工作要从过去的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要从习惯于搞宣传战役，追求轰动效应转变为寻求长效机制，实现宣传工作系统化，追求润物细无声式的潜移默化功效；要从过多地单一依靠本部门进行宣传工作转变为更多地调动全社会资源进行宣传工作。在具体工作中，通过社区结对共建活动、与相关部门的合作、整合宣传资源、组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组织大型广场演出活动、召开新闻媒体座谈会利用媒体剖析典型案例等多途径多手段来整合社会资源，达到宣传的社会整体动员。

（二）采取分众化的传播手段，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传输不同的信息内容。通过调查问卷、现场提问与免费电话等方式了解信息需求，以实现分类宣传。如针对社区居民和家庭以一些常用知识为主，开设一些市民课堂等；对于学校则就学生午餐安全等给出专业意见；对于农贸市场则通过食品安全知识进农贸市场等活动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等。

（三）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其他宣传手段导向作用。在宣传形式上，利用报纸、电视（包括楼道电视）、显示屏滚动播放（主要是广尝超市、农贸市场显示屏）、广播、设立公益广告牌、社区宣传橱窗、编印发放宣传资料等，选择各种活动时机适时开展宣传活动。在宣传内容上突出政策法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职能、食品药品科普基础知识、食品药品真假鉴别、打假成果典型案例展示。对食品药品宣传的内容进行精心编排，增强趣味性，做到易读、易记、易上口，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帮助群众提高对食品药品安全认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和维权意识。如利用都市快报对分局开展的免费体验检查进行报道，以此警示群众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10年，我们还在广泛发动、严密组织、精心遴选的基础上，成功举办了一场以原创性节目为主的食品药品安全文艺晚会，多位领导亲临现场，得到群众广泛好评。充实宣传内容。在全社会大力宣传食品药品法律法规，普及用药安全知识，同时大力宣传开展专项检查和集中整治的重大意义，不仅坚持正面宣传，着力搞好引导。宣扬守法经营，增强安全用药意识，而且及时曝光违法违规行为，警示违规；不仅宣扬基本的药品法规政策，并且编辑通俗易懂的群众普遍关心的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信息通过短信的形式定期发送。例如针对讲座式促销保健食品导致一些群众数次上当受骗的情况，我们和主要报纸取得联系，将暗查暗访的资料提供给他们，共同策划，曝光推销现场和手段方式等，反响很好。

（四）进一步完善宣传机制。在健全宣传机制上下功夫，建立和完善宣传工作领导负责制。把宣传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全局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形成“统一领导、办公室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宣传工作目标责任制。每年年初制定全年宣传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宣传工作要点，并制定下发信息和新闻宣传工作考核评比办法，将宣传工作纳入全年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使得食品药品宣传教育工作“事前有计划、事中有检查、事后有评估”，提高宣传教育工作的主动性。建立和完善宣传工作全员参与制。提出“一手抓工作，一手抓宣传”的工作要求，强调宣传工作是常年性、全员性的工作，倡导建立全员宣传机制。建立和完善宣传工作经费保障机制。把新闻宣传工作当作一项基础性、带动性的工作任务来抓，不断增加投入，在宣传经费上予以充分保证。

（五）构建宣传平台，将宣传与需求、监管、服务相结合。通过搭建各种宣传平台优化宣传工作，形成系统合力，从而更好地达到宣传效果。

1、民-主监督平台。民-主监督平台是争取周围群众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理解和支持的重要途径，也是争取当地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领导对我们工作关心和重视的有效手段。邀请人大、政协、群众等相关群体通过视察、召开座谈会和汇报会、例会或定期走访相关对象等形式，向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相对人、群众等开展“面对面”的宣传，及时通报各类信息，邀请参与各类活动。通过这一平台，药监部门自觉接受监督，主动交流信息，2、大众媒体平台。要十分重视社会主流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的作用，要积极与其开展合作，借助其发行量大、受众多的优势，利用其载体大力宣传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成果和队伍建设事迹，扩大宣传影响力和覆盖面。与新闻媒体深度合作，引入媒体进行策划，让其不但成为食品药品新闻的报道者，更能站在食品药品监管者的角度参与策划和组织，就更能达到有效运用媒体手段，促进监管效能提升的目的，从而形成报纸、广播、电视“百花齐放”的立体宣教格局，让新闻媒体成为食品药品安全宣教的主阵地。

3、工作业务互动平台。将监管与宣传有机结合，在工作业务开展过程中积极策划，加强宣传。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公布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进展情况，积极利用各种工作业务交流平台如信息系统、工作网站等业务平台与群众、监管对象等开展交流，为监管工作提供更好的环境。

4、短信群发宣传平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本来是一项赢得民心的工作，但有时却难以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也频发不止，这与一些群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不够正确和科学有很大关系。如何通过持续的宣传教育让群众切实改变落后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这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沟通方式，而短信平台因其主动、快捷、持续的特点，以其高频率和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能确实增加社区居民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及识别假劣药品的常识，是监管部门可日常化的宣传平台。

5、企业合作宣传平台。积极寻求与企业的合作，如通过在不同行业(食品、药品)、不同类别(药品批发、零售等;餐饮业、超市卖尝集体供餐单位等)的企业中分别树立标杆的方法，来宣传先进、鞭策后进，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食品药品安全信息传播的目的所在。同时企业的参与在不增加受众信息获取成本的情况下，丰富了信息资源，拓展了传播渠道，其最终受益者还是公众，因而也易于被公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