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脐血流监测与胎儿窘迫的关系研究论文5篇

第一篇：妊娠期脐血流监测与胎儿窘迫的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 目的 探讨妊娠期脐血流监测与胎儿窘迫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0年1月～2015年7月本院收治的710例足月妊娠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孕妇均在产前进行脐动脉血流检测，按照有无胎儿窘迫分为正常组（662例）与窘迫组（48例），比较两组的阻力指数（RI）、搏动指数（PI）以及脐动脉收缩期峰值和舒张期流速之比（S/D），并分析S/D值与新生儿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窘迫组的脐动脉RI、PI、S/D分别为0.67±0.02、1.75±0.19与2.90±0.45，显著高于正常组的0.45±0.03、1.35±0.17与2.12±0.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照S/D值将窘迫组分为两组，其中S/D<3组14例，S/D≥3组34例。S/D<3组中，新生儿Apgar评分<7分者1例（7.1%），S/D≥3组12例（3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D<3组发生羊水污染2例（14.3%），S/D≥3组18例（5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D<3组中，脐血血气分析<7.30者1例（7.1%），S/D≥3组14例（4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S/D值与Apgar评分、羊水污染及脐血血气分析结果具有显著相关性。结论 脐血流指标可准确地反映胎儿在宫内的供血供氧情况，可作为早期诊断胎儿窘迫及预后判断的可靠指标。

[关键词] 脐血流；胎儿窘迫；妊娠期

胎儿窘迫是指胎儿宫内缺氧及酸中毒引起的一种综合症状，是当前剖宫产的主要指征之一，也是造成新生儿出生窒息及围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1]。胎儿窘迫的监测技术有多种，脐动脉血流检测是近年来开始应用的一项新型检测技术，其运用多普勒超声技术检测各项血流动力学指标以掌握胎儿循环系统的总体情况，为预测胎儿窘迫及新生儿预后提供一条新的途径[2]。本研究对妊娠期脐血流的监测指标与胎儿窘迫的关系进行分析，旨在为临床及早发现胎儿窘迫并及时纠正提供依据。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月～2015年7月本院收治的710例足月妊娠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孕妇均在产前进行脐动脉血流检测。孕妇年龄22～41岁，平均（29.31±5.32）岁；孕周37～42周，平均（39.19±6.17）周；初产妇487例，经产妇223例，均为单胎妊娠。按照有无胎儿窘迫分为正常组（662例）与窘迫组（48例），两组在年龄、孕周、生产次数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采用Volusion 730 Expert彩色超声多普勒超声检测仪（美国GE公司），探头频率设为3.5～4.0 MHz。孕妇取平卧位，检测脐动脉血流频谱，记录阻力指数（RI）、搏动指数（PI）以及脐动脉收缩期峰值和舒张期流速之比（S/D）。比较两组的RI、PI及S/D，并分析S/D与新生儿预后间的相关性。

1.3 诊断标准

1.3.1 脐血流监测 RI正常值<0.7；PI正常值<1.1；S/D≥3为异常，<3为正常。

1.3.2 胎儿窘迫诊断标准[3]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诊断为胎儿窘迫：①胎心>160/min或<120/min；②破膜后羊水Ⅱ～Ⅲ度污染；③胎心监护异常合并羊水污染；④脐动脉血气分析值<7.30；⑤新生儿Apgar评分 <7分。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2.1 两组脐动脉RI、PI、S/D值的比较

窘迫组的脐动脉RI、PI、S/D值分别为0.67±0.02、1.75±0.19与2.90±0.45，显著高于正常组的0.45±0.03、1.35±0.17与2.12±0.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窘迫组S/D值与胎儿预后的相关性

按照S/D值将窘迫组分为两组，其中S/D<3为14例，S/D≥3为34例。S/D<3组有1例（7.1%）的Apgar评分<7分，S/D≥3组有12例（3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D<3组发生羊水污染2例（14.3%），S/D≥3组18例（52.9%），S/D≥3组羊水污染发生率显著高于S/D<3组（P<0.05）；S/D<3组有1例（7.1%）的脐血血气分析<7.30，S/D≥3组有14例（4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知，S/D值与Apgar评分、羊水污染及脐血血气分析结果具有显著相关性（表2）。讨论

胎儿窘迫在分娩期的发生率约为20%，伴大脑损伤及劳动能力丧失者约占1‰，给患儿及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负担[4]，因此早期监测胎儿窘迫并给予及时纠正，以避免带来不良预后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Fitzgerald与Drrmn在1997年首次成功记录了胎儿脐动脉血流信号，这一技术为了解胎儿和胎盘循环的血流动力情况提供了一种简便、有效、可重复、无创伤的检测方法，这对于高危妊娠的监测及围生儿结局的预测具有重要意义[5]。脐动脉是胎盘换氧的重要通道，宫内缺氧会导致胎盘绒毛与母体血流量交换下降，脐动脉血流量相应减少。脐动脉血流检测可通过对血流动力学指标变化了解胎儿循环系统状态，以判断胎儿宫内供血与供氧情况[6-8]。在脐血流指标中，S/D为脐动脉收缩期峰值和舒张期流速之比，其中S代表收缩期峰值流速，反映血流量，D代表舒张末期流速，反映胎盘血管阻力。正常妊娠过程中，随着孕龄的增加，胎盘循环阻力逐渐下降，血流量随之增加，早孕时S/D>4，随着孕周增长，到了30周后降至<3，表明胎盘逐渐成熟，胎盘内血管包括母体妊娠子宫血液循环部分的动静脉逐渐增多增粗，外周阻力下降，使脐动脉在舒张期时仍能维持足够的血流以满足胎儿的血供[9-11]。当脐血管阻力升高时，表示胎盘循环阻力增大，胎儿处于供血不足或慢性缺氧状态，且S/D值越高，危险程度越高。本研究中，窘迫组的脐动脉RI、PI、S/D值分别为0.67±0.02、1.75±0.19与2.90±0.45，正常组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0.45±0.03、1.35±0.17与2.12±0.34，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发生胎儿窘迫时脐血流阻力显著增大。Apgar评分、羊水污染及脐血血气分析均为胎儿窘迫的重要诊断指标。由于新生儿窒息是胎儿宫内窘迫的延续，脐血血气分析作为评价胎儿氧合和酸碱状况的最可靠指标，更是被公认为诊断新生儿窒息的金标准[12]。本研究中按照S/D值将窘迫组分为两组，其中S/D<3组Apgar评分<7分、羊水污染、脐血血气分析<7.30的比例低于S/D≥3组（P<0.05），提示S/D值与Apgar评分、羊水污染及脐血血气分析结果具有显著相关性。

胎心监测是临床产科应用最早的传统监测技术，通过对胎心变化的连续性监测，了解胎盘功能以及胎盘的氧储备能力，判断胎儿缺氧情况，但是胎心监测易受到多种外界因素如胎儿睡眠周期、母体体位等影响，假阳性率较高，从而影响临床诊断[13]。与胎心监测相比，脐血流监测相对比较稳定，孕妇体位对脐动脉血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仰卧时的脐动脉S/D值比坐位或侧卧位时高，提示仰卧时胎盘血管阻力增加，因为仰卧时子宫压迫腹主动脉，胎盘血流减少，阻力增加。本研究中所有孕妇在检查时均统一采用平卧位，以保持检测结果的一致性。既往对20例无并发症的近足月孕妇连续测定脐动脉血流和胎心率进行了研究，发现胎心率每增加20/min，脐动脉S/D平均下降20%[14]；对308例无并发症的晚期妊娠的脐动脉血流测定，发现个体间由于胎心率的变化引起的误差为15%～18%，故可认为胎心率对脐动脉血流的影响较小[9，15]。

综上所述，脐动脉血流检测具有无创、简便、重复率高等优点，脐血流指标可准确反映胎儿在宫内的供血供氧情况，可作为早期诊断胎儿窘迫及预后判断的可靠指标。

[参考文献]

[1] 杨倩.用胎心监测联合脐血流S/D检测预测胎儿窘迫的临床价值分析[J].当代医药论丛，2014，15（17）：49-50.[2] 耿晓慧.胎心监测联合脐血流S/D检测预测胎儿窘迫的价值[J].中国医药导报，2013，15（12）：63-64.[3] 周建斌，李婷，何银花.胎心电子监护联合脐血流S/D值在预测胎儿窘迫中的临床意义[J].中国现代医生，2013，51（12）：154-155.[4] 肖翠华.NST联合脐血流监测胎儿窘迫的临床意义[J].赣南医学院学报，2011，19（6）：786-787.[5] 宋兰芬，王永红.胎心监护联合脐血流检测预测胎儿窘迫的临床分析[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0，19（25）：17.[6] 冉爱冬.无负荷试验联合脐血流测定对妊娠晚期胎儿的监护及其预后评估[J].中国当代医药，2010，17（35）：169-170.[7] 贾丽媛.GDM孕妇脐血流S/D值与胎儿宫内窘迫及分娩方式的相关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2.[8] 杨建梅，易艳，李建华.胎儿脐血流监测在产科中的临床应用[J].中国妇幼保健，2011，21（27）：4274-4275.[9] 吴淑玲，彭小莲，蔡名利.胎心监护联合胎儿脐血流监测预测胎儿宫内窘迫的研究[J].中国现代医生，2011，49（34）：47-48.[10] 蒋秀.胎心监护联合脐血流S/D检测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胎儿监护中的应用[J].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2013，18（3）：307-308.[11] 周丽.妊娠晚期胎心监护与脐血流测定联合应用对胎儿预后的临床意义[J].实用妇科内分泌杂志（电子版），2015，（2）：196-197.[12] 阙贵珍，雷巧茹，何金杏，等.胎监联合脐血流S/D比值预测胎儿宫内窘迫的临床意义[J].中国医药科学，2015，5（10）：65-67.[13] 李霞，董应梅，唐莉.探讨B超脐血流测定与胎心监护诊断胎儿宫内窘迫的临床价值[J].吉林医学，2011，32（18）：3656-3657.

第二篇：音乐与诗歌关系研究论文

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样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颂》是这样，《雅》诗和《风》诗中的许多诗篇的产生也是如此，这在《诗经》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当前的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许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按口传诗学的理论，这些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创作中可以熟练地拿来套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所谓“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以旧俗。”（《毛诗正义》卷一）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音乐对《楚辞》文体的影响也是这样。与《诗经》有《风》、《雅》、《颂》的区别相类似，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区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如果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们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联而不可分离。《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招魂辞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种特殊的歌唱方式将一个人的魂招回。这种形式，应该是歌与诗的结合，而没有伴舞。《离骚》与《九章》都是屈原个人的发愤抒情之作。根据《离骚》后面的“乱”辞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颂》等分析，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创作初始就曾经配乐而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九辩》为《宋玉》模仿《离骚》、《九章》之作，其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比起《离骚》又小了些。关于《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又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ｍíｎ＠①，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天问》这首诗，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说来，《楚辞》中上述四种类型作品的分别，和音乐的亲疏远近关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从诗体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区别。《九歌》与乐舞紧密结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唤所招之魂的方式写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多用简短的语句和铺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语气词“些”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离骚》、《九章》、《九辩》同为屈原和宋玉的个体发愤抒情之作，诗的语言更适用于个人的口头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两句为一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个“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时兮，吾独悲此凛秋。”而《天问》则以四言为主，全诗以170多个问句组成，基本没有一个语气词。由此可见，音乐对楚辞语言形式的影响，与《诗经》是相同的。这说明，尽管《诗经》、《楚辞》的音乐演唱方式后人已无法知道，但是音乐对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可见，如此说来，认真地分析《诗经》中《风》、《雅》、《颂》这三种类型诗歌以及《楚辞》中四种类型诗歌的音乐形式特点以及其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和影响，是深化当前《诗经》和《楚辞》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ｈｕáｎ＠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曰下加文

＠②原字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三篇：浅谈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学风建设关系研究的论文

浅谈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学风建设关系研究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学习型党组织高校学风

论文摘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长期实践和不断探索循序渐进的历史课题，学风建设高校永恒的主题，二者密不可分、相互渗透、相辅相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本文以研究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学风建设关系入手，探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促进学风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在全党营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积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学习型党组

织,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这是XX对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具体目标和要求。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高校是人文荟萃之地,是高素质人才聚集之地,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重要职能,在先进文化的传承、知识的传播与创新、科学精神的弘扬等方面发挥着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样,高校所拥有的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资源优势也是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高校理应走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前列。

学风是学习者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具体体现，是学习者在求知目的、治学态度、认识方法上长期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精神倾向、心理特征及其外在表现。学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学风特指学生的学习风气，是学生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纪律的综合反映。内容包括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作风等几个方面。从广义上讲，学风包括学习风气，治学风气和学术风气三个方面。[1]学风是大学的灵魂和气质,是大学的宝贵财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育人资源。结合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是提高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保证,是实现高校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实现高校的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按照建设学习型组织的要求,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把科学理论武装,善于把握规律,具有世界眼光,富于创新精神作为高校人才的培养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同样需要优良的学风、教风和校风。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学风建设二者之间密不可分、相互渗透、相辅相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如何将其有机结合起来研究，成为我们面前的一项新的课题。

一、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学风建设的关系

1.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优良学风建设提供了政治保证

高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加强和改进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和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充分发挥我们党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对于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优秀人才高度密集的政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从实际工作方面来说，加强学生党建，保持党的先进性，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是促进学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促使大学生全面成长成才的需要，是切实发挥基层党支部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政治保证。

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学生的价值多元化，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西方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我国青年学生的渗透，尤其是现在随着高校网络的普及，各种信息良莠并存，各种错误思潮、观念混杂其间，极易感染青年学生，混淆学生的视听。这无疑将加大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学风建设工作也会因此受到较大阻碍。要保证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加强高校的学生党建工作，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挥党建工作对大学学风建设的政治引领作用。

2.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对优良学风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学生是高校优良学风建设的主体和内部动因，在高校中把政治立场坚定、学习优秀、综合能力强的学生吸纳到党组织中来可以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真正使学生党员在学习上起带头作用，在优良学风建设中起带动作用，真正起到“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效果。学风建设最终落脚点是班风和院风的建设，而学生党建的最基本的组织是党支部、XX、团支部，班团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推优”工作、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学风建设中要把党员和党团组织作为重要的抓手，发挥党员的表率和主力军作用，发挥党组织的强大凝聚力作用，把学生党组织作为优良学风建设的重要战斗堡垒。[2]

3.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学风建设具有统一性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学风建设在高校中具有统一的工作环境下和统一于培养优秀人才的工作目标。统一的工作环境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学风建设工作，都必须在校党委领导下，依托各级学生党团组织，在同样的社会环境、校园环境、教帅资源、实验室资源下开展工作，工作中同样要针对学生特点，又要按照人才培养规律，采用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工作方法。统一的工作目标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学风建设共同营造一种积极向上，拥有巨大的同化力、促进力和约束力的校风，共同具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目标鼓励学生奋发向上、培养学生健个人格与严谨态度的本质特征二者最终统一于培养优秀人才这一社会职能。

4.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学风建设的工作体系和基础不同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学风建设工作在实践中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工作体系与组织机构，学生党建工作一般由组织部领导，基层党委、党支部负责实施；学风建设工作一般由学生处、团委负责同时，二者又有着相对独立的工作内容、工作重点、工作方法与评价体系。基础不同，在学习型党组织健设工作中，重点在于发现和培养政治合格、素质过硬、成绩优秀的的学生骨干,依托学生党员与入党积极分子，在学生中宣传党的基本理论知识；学风建设工作的基础是所有学生，必须全面考虑学生的综合特点，尤其是学生中的贫困生、学习落后生等特殊群体的特点。

二、创建学习型党组织，促进高校学风建设的有效途径

1.要激发广大党员的学习热情。

党员是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主体，能否激发党员内在的学习热情，满足党员多方面的学习需求，在党内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事关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成败。要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创建活动，激发出每个党员的学习热情，挖掘出每个党员的学习潜能，增强学习意识，培养学习习惯，融学习于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其他活动之中，真正使学习成为党员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

2.加强检查监督,确保学风建设措施落到实处

良好的制度和机制,需要有力的执行、检查和监督。必须加大学风建设检查监督力度,探索高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对学风建设情况进行有效检查督促的办法,明确检查监督的职责,并在检查监督过程中要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对学风建设实施不力、学风存在严重问题的要追究其责任。系(院)主管教学和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要具体抓好本单位的学风建设,要组织本系(院)教师、班主任、辅导员对学生的学风情况进行“四查”,即查早起、课堂出勤、晚自习、宿舍秩序情况高校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要不定期带队对学生学风情况进行检查,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并研究和制定可行性对策,确保学风措施落到实处。

3.创新学风建设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文化活动

高校要挖掘学风建设的新载体,动员广大师生员工参与学风建设,为高校人才培养贡献力量。可在学生中开展以加强学风建设,提升学生竞争力为主题的评比竞赛活动,探索在学生党员中开展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党员活动,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的各种学术文化活动、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举办大学生学术论坛,激发学生的科研意识拨出专项经费,为学生设立科研立项课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学生更扎实地掌握好专业知识,为学风建设和学习型组织营造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

总之，高校学风建设思路与学习党组织建设相互结合，二者相互促进、辨证统一，实现办学道路由产学合作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转变，工作中心由以教学为中心向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转变，答理方式由集权向分权的转变，创建学习型团队和学习型校园。采取以科研带教风、以教风促学风的办法建设高等院校的优良学风。

第四篇：【松果论文】人文关怀与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关系研究

人文关怀与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关系研究

【摘要】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要结合当代社会环境背景，同时也要注重把人文关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落实大学生的心理疏导和引导的工作，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从而达到构建和谐高校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人文关怀；思想政治；大学生；政治教学改革；学生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教育工作者在学生管理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引导学生的思想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健康的人生观念成为了广大人士关注的焦点，其中，人文关怀就是有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措施。

一、人文关怀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人文关怀早在我国古代儒家文化中就已有研究和推广，这种人本思想倡导为政者和上位者必须重视人、关爱人、知人善用和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在西方的学校教育中，学校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强调人文主义和人格上的平等和尊重，体现的正是人文关怀在实践教育中的运用。马克思哲学也阐述了人文关怀的深远意义，如今，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的引导作用，实行人性化、尊重个性发展和个体差异和平等的教育方法，切实解决学生心理问题，帮助学生培养思想政治素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只有在平等、尊重人性的校园环境下，才能促使大学生关注自身、关怀生命和肯定自我，满足大学生的精神发展需求和主体自觉意识，从而形成健康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此外，通过人文关怀还能塑造大学生的独立人格，培养大学生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良好品质，把正能量传递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因此，高校教育者必须把人文关怀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真正满足大学生的成长需求，达到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境界、培养大学生的伦理情操、构建大学生精神家园的最终目的。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弊端

人文关怀要求教育者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动态，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单纯的单方面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必须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根据时代要求和社会背景，积极探讨更加符合大学生特点和需求的思想教育工作方法，切实解决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忽视人文关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高校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是绝对的权威者，在教学过程中单方面的向学生灌输理论与真理，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是庄严神圣、不容置疑的，无形中压制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主体意识，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完全体现不出来。第二是不能切实满足学生的自我需求。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当从学生的需求和兴趣为出发点，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教育内容，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广大学生。第三是忽视学生的情感需求。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停留如何规范管理学生的层面上，忽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忽视学生成长的所需的人文关怀，并不能满足学生的情感需求，对于塑造学生的人格魅力和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途径

（一）构建高校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如何落实高校思想教育工作对学生引导思想和疏导心理的功能是高校面临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其中，构建高校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是有效途径之一。构建高校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首先，高校要培养雄厚的教师资源教师，教师是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是传输正确思想政治观念的媒介。培养雄厚的教师资源不仅要提高教师自身的教育工作能力，与时俱进转变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还要注重

培养教师的敬业精神和高度职业责任感，从而主动关爱和帮助学生，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其次，高校要根据社会背景和校内实际情况，比如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需求强度的不同以及需求的目的等情况来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目标。总之，培养学生乐观、积极向上、自尊、自爱、自信的良好心态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共同目的。

（二）以人文关怀为指导思想进行学生管理工作

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人性化理念成为了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高校的教育管理也逐渐变得人性化，人文关怀成为了高校学生管理的核心，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成为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手段。高校在进行学生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要以平等的方式进行，做到尊重学生，关怀学生的实际需求，积极主动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和困难，做好预防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减少校内突发事件的发生，保障校园环境安全。其次，教育者在进行学生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要主动与学生沟通和交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同时高校的教育者要及时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校内热点话题，掌握学生的思想走向，及时对消极负面的谣言进行澄清，引导舆论的方向。此外，对于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教育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如违反学校纪律的目的，情节影响程度酌情小惩大诫，并及时疏导学生的心理压力，引导学生认识自身的错误，促使学生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上。

（三）利用网络进行道德和法制教育

随着网络在全球的深入推广，传统的教育模式早已淘汰于历史的洪流之中，遵守传统的教育者的权威性和信服力日益下降。高职院校除了通过组织知识讲座或者开设选修课等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学生在面对当今世界文化冲突、各种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时候，能明辨是非，判断对错，坚持真理。此外，高校可以利用网络，采用校园贴吧、校园论坛、教师博客等交流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与沟通，从而把正确的科学的思想理论灌输给学生，让学生在正确的引导下学会判断、选择，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和不良网络文化的侵袭。

四、结语

高校是培养建设和谐社会接班人的重要场所，广大的教育者肩负着培养优秀人才促进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责任，高校学生管理的人文关怀是高校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因而高校广大教育者必须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具有良好思想政治素质的时代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杨丽杰.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关怀[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10)

[2] 曹文涛,孙垠,马云香,汪琯琪.高校社会实践活动现状及发展趋势的思考[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2(21)

[3] 张鹏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21)作者：郑志杰（1979.9—）从事政治教学工作、学生管理工作10年，政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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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近二十年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研究述评论文

摘 要：近二十年来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研究者们对教育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提高个人就业收入中的作用，以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发生了某些转变，研究者们也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教育；就业；中国；述评；展望

教育与人们就业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经济学学科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强凋“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的属性被定为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教育的职能被定为“为阶级斗争服务”，中国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基本停滞。再加上当时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实行计划体制下的“统包统配”，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就业问题”，因而也就没有研究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思想的开放，为中国学者开展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的一些教育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出现了专门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章节。而且中国学者们随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自觉不自觉地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问题进行工了不同程度的考察和理性思考。本文旨在梳理近二十年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并对此一研究进行展望。

一、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冲破思想的禁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始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问题展开研究，初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角度探讨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社会就业的作用。首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教育学界开展了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不少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认为教育对生产力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得以发挥的中介，就是教育能够生产劳动力，即教育可以改变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增强劳动者适应和改变社会的能力，充分肯定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人们劳动就业的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其次，厉以宁教授从社会就业问题的表现形式，讨论了教育在解决一般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第三，靳希斌教授等学者借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教育与劳动力供求的关系，认为教育培养训练出来的熟练劳动力必须与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质量和结构相吻合，教育供求必须与劳动力的供求相协调，否则就会出现结构性就业问题。因而教育结构必须要与社会产业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就业结构相适应。

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这种探讨与研究，对于冲破“教育是上层建筑”的教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人们看到了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巨大贡献，教育事业才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级各类教育才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尚处于萌芽阶段，同时教育供给也严重不足，大中专毕业生仍然沿袭“统包统配”的就业模式，使得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即个人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大致就会有相应什么样的职业岗位。实践如此，理论自然也就集中在肯定和阐述教育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方面。

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提高个人工作收入中的作用不断显现出来。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中国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教育在解决一般性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教育可以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教育可以改变劳动观念、促进就业问题解决等。有的学者还对教育产业自身的发展对社会就业的拉动作用予以了重视，研究发现教育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延缓了各级毕业生的就业，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其次，中国学者还研究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教育如何通过改革发展来充分发挥这一作用，认为要改变传统的劳动就业观念，学校应当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自觉调整人才培养计划，调整专业结构，增强学校办学、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对劳动力结构的需求，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第三，中国学者运用西方教育经济学关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对—中国各级教育的收益状祝进行了估计和解释，为教育对人们就业收入的贡献提供了实证的依据。研究者们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显著增长的过程：根据抽样数据估算，1988、1995、2000年中国城镇职工教育明瑟收益率分别为3.8％、5,7％、8.53％，教育对就业收入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工作年限的影响，教育明瑟收益率虽然仍低于但也基本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明确中国学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设有摆脱单方面地从教育功能的角度来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束缚。教育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就业问题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考虑到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而不考察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教育对就业的作用机制，这对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三、近期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各级各类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教育供给严重不足、劳动力低质量供给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开始增加，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也开始受到普遍关注。这在中国应该说还是新生的现象。中国研究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至目前，这些解释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教育过度。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里曼把美国自70年代初以来的教育收益率下降、“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工人难于找到学以致用的工作”等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教育过度，即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并从供求双方的变化来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中国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现阶段也存在着教育过度现象，如赖德胜教授认为教育过度在中国表观为四个方面：一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二是被迫上学，即有相当大比例的考生报考研究生是出于一种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三是高能低就，即现在的高文凭者只能干以前低文凭者就能胜任的活计；四是高文凭者多有受挫感，人们把接受教育看成一种投资，是为了在将来获得理想的回报，但现实却是，毕业后工作并不能如人所愿，所干活计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工资比预期的低，领导似乎也并不特别重视。

二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赖德胜教授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劳动力市场。实际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还表现为不同行业间同工不同酬和相同行业不同地区间同工不同酬的差别。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和最终去向。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例，高等教育的招生是面向全国的，而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去向却是非全国性的。这突出表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自农村，但他们却把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当作工作的首选之地，很少回农村工作，来自城镇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想留在城市工作，这就导致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大大地超过城市对他们的需求，而在农村则是恰好相反，这是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

三是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出现三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各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处境不同，有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得工作，有的则感到压力很大；二是高层次和高学历毕业生挤占本科和专科层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状况；三是高等学校毕业生本身的综合素质不高，知识面比较狭窄。这三个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的供给结构有关，即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解决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根本的途径在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学校教育的专业和学科调整，并调整现有的教育结构，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的需要。

四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落后。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虽然说中国近几年高等教育规模突飞猛进，但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从业人员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5％左右，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4.7％。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5％，仅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步阶段，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而不少人认为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属于“伪问题”，表面的人才过剩只是相对过剩。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就业观念落后，在于毕业生的不良择业行为。在城市工作岗位增长逐步放缓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择业时希望能够找到劳动环境舒适、工资待遇优厚、上班时间合适、离家距离较近的城市工作，拒绝接受条件较差的单位和岗位，更不愿意到亟需人才的广大农村去工作，结果出现了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并存的局面。

在探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对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行业因素、学历因素、就业成本因素等。显而易见，上述解读中国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四种观点，其实际内容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在此我们存而不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解释了中国教育发展和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主张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思考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并已走出了单纯考察教育对就业肯定而积极作用的圈圈。

不过这些观点主要是集中考察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是从普遍性出发，对毕业生就业的总体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又无法据此解释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个体现象。同样是在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每一个毕业生都存在就业困难。这几种解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具体事例来印证，但都难以在整体上对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种种矛盾现象自圆其说。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其说服力也还是显得不足。

同时，上述有些观点既不合理也不合情。改善教育供给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既是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试图通过改善教育供给结构，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相一致，达到解决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不仅与教育培养周期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时差的事实不符，而且教育供给若纯粹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来决定，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又如，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人们确实需要转变就业观念，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的需要。但如果把接受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毕业生就总会对就业有一定的预期，希望找到一个“划算”的职业岗位。当然，毕业生的就业预期确实存在过高现象，有不合理的成分。但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毕业生择业观念滞后问题。作为研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又是如何形成的？就业预期居高不减的原因又是什么？到底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如果说是主观原因，那么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就不成立，即俗话说的“不懂事”；如果说是客观原因，毕业生就业预期过高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要求毕业生改变就业观念就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在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明显并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要求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到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去就业，也有不合情之处。

四、研究展望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对诸多问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回答和解释。这些研究对于充分认识现代社会中教育与就业的密切联系、肯定教育对劳动就业的价值、确立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优先地位、指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近期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在关照中国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并向更深层次发展。

目前中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居民教育需求，无疑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但对接受了教育的个人来说，则因此而减弱了因受教育而获得的“比较优势”，即接受教育的人越多，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排他性”就越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微妙的转变，实践的发展也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与内容，给中国的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首先，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现实的教育与就业关系中，接受相同教育的不同个体的就业处境往往并不相同；个体选择接受某一阶段的教育，其结果也有多种可能，至少有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工作岗位，也有可能相反。这意味着教育对人们的就业仍有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并且在教育规模扩展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有着内在根源。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由于其程度与范围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目前却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不能认识到教育与人们就业之间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传输给人们的仍然是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积极而确定性的影响，一方面就会使得人们更加盲目追求教育；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们形成对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的不合理预期，最终毕业生就业困难现象势必愈演愈烈。在理论上认识清楚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及其可能的程度与范围，才能帮助人们合理地进行教育选择和决策，并形成合理的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预期。

其次，教育对个人就业产生影响的机制及约束条件。已有的研究大都是对已经发生的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观察、概率统计和静态分析，而没能在动态上指出教育影响和作用于人们就业的方式和机制，又可能受到哪些条件约束。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能力，从而增加了对新的就业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纪律性，加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促进受教育者参加经济活动井做好工作的积极性。但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实条件下，劳动能力与劳动纪律性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工作场合，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当中，教育的作用在不断提高，但显然还要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甚至一些细小的因素决定了教育对个人就业影响效果的性质。

第三，教育规模扩展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大量的毕业生失业显然对社会稳定和教育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都是有着极大危害的。因而教育发展与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问题值得重视：中国目前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教育规模扩展所造成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诸多因素中，哪些是教育规模扩展之外的因素？如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经济快速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哪些是可以通过改革而避免的？与教育规模扩展因素相比较，哪些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教育规模扩展应有什么样的节奏，才能保证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协调？同时还需要正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对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承受力有多大？在追求教育规模扩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效益的同时，还有多少空间来关照不能顺利就业的毕业生？

第四，毕业生就业困难对相关问题的意义。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学科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毕业生就业困难将日益严重且长期存在，那么教育经济学学科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教育成本分担、学生贷款资助制度、教育供给与需求等，就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势必影响了中国当前的教育供求矛盾变化。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以前，教育供求矛盾的突出表现是教育入学机会严重缺乏，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是“能不能上大学？”但目前毕业生就业困难，表现在不同大学、不同学科门类的毕业生身上程度不同，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与学校的办学质量、社会地位直接相关，也和毕业生所学专业类型直接相关。出于规避“毕业即失业”现象发生的需要，人们现在更关心“能不能上好大学？能不能上好专业？”教育供求矛盾不再是数量上的矛盾，而是质量上和结构上的矛盾。数量上的矛盾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机会的供给来缓解。教育供求质量上和结构上的矛盾如何协调？不可能把所有的大学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也做不到让所有的学生都学习所谓的“好专业”，因而通过增加供给是不可行的。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缓解教育供求质量上和结构上的矛盾？

此外，中国毕业生就业状况评价指标体系、中国教育与职业匹配程度的估计与解释、中国毕业生就业率高低与工作收入状况的影响因素等问题也是亟需中国研究者们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