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统战部先进事迹材料05篇

第一篇：中央统战部先进事迹材料0

充分发挥工商联职能作用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

**市工商联、总商会

近年来，**市工商联、总商会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桥梁纽带和管理助手作用，坚持统战性，注重经济性，紧扣民间性，有力推动了遂宁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健康成长。2010年，全市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发展到98237户和6839户，从业人员达23万人，实现增加值280.93亿元，同比增长19.8%，占全市GDP比重56.7%，其中，实现民营工业增加值167.43亿元，同比增长27％；实交税金8.95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的29.8％。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遂宁经济增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工业强市的重要支撑。

一、借力统战性，打造参与新农村建设为特色的政治品牌近年来，市工商联在坚持抓好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积极组织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投身光彩事业，参与就业、再就业工程及新农村建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2007年，*委办发（2007）24号文件转发了《中共**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关于开展“百企帮百村”活动的实施意见》，得到民营企业家们的积极响应。截止2010年底，全市参与企业帮村活动的非公企业150余家，受益村190余个，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近7.5亿元，其中修建村道路210公里，整修塘、库、堰、涵洞等基础设施102个，改造中小学校8500平方米，建设村级文化室、医疗所28个，建优质生猪、无公害蔬菜、中药材、苗木花卉等特色产业基地120个，吸纳农民工8900多人，培训农民工48000余人，建立助学、扶贫救助基金6个，带动帮扶村农民人均增收近3000余元。百企帮百村活动的开展，有效整合了各方资源，加快了城乡统筹发展，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充分调动了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同时，我市还积极组织民营企业参与大型公益活动、慈善事业和体育赛事，先后组织为汶川5.12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及受“莫拉克”台风的台湾等灾区捐款捐物达8600余万元，为中华慈善遂宁论坛和慈善事业捐款600余万元。这些善举极大地彰显了民营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意识，为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借力经济性，打造以服务招商引资为特色的经济品牌近年来，市委政府把工商联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部门委以重任，把市工商联与市招商局一道作为对外招商引资、项目推荐的主要承办单位，每年到沿海及内地发达城市开展招商引资项目推荐会2-3次。同时，市工商联也充分利用工商联的组织网络优势和泛成渝经济区商会合作峰会平台，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加强与国内外商会的互访互动和交流力度。自2007年以来，市工商联不仅先后组织企业家到全国30多个省市商会学习取经，到韩国、日本，越南、泰国、缅甸，俄罗斯、乌克兰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商务考察，还邀请到辽宁、河北、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广州、广西、深圳、海南、贵州、云南、陕西、重庆、新疆等省市县区商会、企业家代表团，以及越南和乌克兰企业家代表团、香港湾仔中西区商会来遂考察，并先后与重庆九龙坡区商会、合川区商会、深圳市总商会、无锡市惠

州区总商会、辽宁本溪市总商会、陕西川渝商会、西安市总商会、汉中市总商会、山东滨州市总商会、四川德阳市总商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总商会、鄂尔多斯市总商会，以及乌克兰顿涅茨克市工商联合会和香港湾仔西区商会签订了友好商会合作协议。同时，通过考察协调，先后在广州、上海、深圳、北京、拉萨、西安、汉中以及川内成都、西昌等城市建立了遂宁商会或同乡会，使之成为链接和宣传遂宁的窗口。通过商会平台，不仅推进了我市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也全面完成了政府下达给市工商联的招商引资任务，连续多年获得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特别是我市引进的首家电子企业四川立泰电子公司董事长***被推选为市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市政协副主席后，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充分利用自身及在*投资商的信息资源和人脉网络优势，以客商引客商，以产业串产业，使**的电子产业从无到有并发展壮大，为建成**的微电子、电光源生产基地做出了突出贡献，连续四年被市政府评为招商引资突出贡献奖。目前，全市已累计引进投资3000万元以上电子企业225家，已建成投产61家，形成了27类100余个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电子产业增加值连年翻番，推动了**产业结构“从切薯片到切芯片”的转变，**已成为东中部电子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同时，通过商会平台引进并培育的四川高金食品有限公司和四川天齐锂业有限公司已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三、借力民间性，打造服务区域合作的商会合作峰会品牌 2006年，由**市政府与四川省工商联、重庆市工商联共同发起了泛成渝经济区商会合作峰会，并于当年10月在**举行了首届峰会和签署了《遂宁宣言》。之后，**一直将此作为品牌打造，在

市工商联、总商会设立了泛成渝经济区商会合作峰会秘书处，由市工商联、总商会具体负责商会合作峰会的承办工作。在全国工商联、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的重视指导下，泛成渝经济区商会合作峰会已成功举办五届，今年8月中旬将举行第六届。五届峰会参会企业达1200余家，各级商会组织50余家，分别来自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特别是全国工商联每届都派出领导到会指导，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多次派员参加峰会活动。五届峰会共促成100家客商与遂宁各区县园区集中签约，签约金额达126.25亿元。泛成渝经济区商会合作组织的成立和连续五届峰会的成功召开，创造了国内第一个跨区域民间组织协调发展的机制，为成渝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及其他经济区民间商会领导人之间、企业家之间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 进一步促进了泛成渝经济区民间组织及民营企业的对话与交流,深化了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成为成渝经济区与中国其他经济区交流合作的重要机制和重要交流平台，为推进成渝经济区发展，打造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作出了积极努力的探索。与此同时,通过承办商会合作峰会，不仅提升了川渝两省市工商联和**市工商联的地位和形象，更是全面展示了遂宁形象，促进了**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成为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交流与合作的枢纽和桥头堡。2007年以来，**市工商联连续四年获全省工商联系统综合先进单位、市委市政府目标管理考核优胜单位，2008年度全国工商联系统先进单位；党组书记***连续三年获优秀县级干部。

第二篇：1948-2015年中央统战部历任部长副部长

1948-2015年中央统战部历任部长副部长

中央统战部历任部长副部长中央统战部历任部长 李维汉（1948年10月-1964年12月）

李维汉（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校友结识，并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八七会议后，李维汉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解放后任中共统战部部长。有两子，分别是李铁映、李铁林。李维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主要著作有《李维汉文集》、《回忆与研究》。徐冰（1964年12月-1966年）徐冰（1903～1972年3月22日）

原名邢西萍，河北省邢台南宫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统战和政协工作的实践者。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央统战部业务工作停顿。1973年6月，中央决定由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三人负责中央统战部的工作，由刘友法牵头。李大章（1975年11月-1976年5月）

李大章（1900-1976年5月3日），名畅英、鸿相，号如章，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

早年毕业于合江中学，受“五四运动”思想影响，考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1927年回国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青岛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太行分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牡丹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四川省省长、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乌兰夫（1976年5月-1982年4月）

乌兰夫（1906～1988年12月8日），曾用名云泽、云时雨，化名陈云章。男，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人。乌兰夫同志出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1906年12月23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1988年12月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杨静仁（1982年4月-1985年11月）杨静仁（1918~2001年10月19日），甘肃省兰州市人，回族，青年时代，他就追求进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宣传委员。1941年，杨静仁到达延安，入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并担任第一班党支部书记。同年8月，中央派他到回民骑兵团任党代表和团政委。他同其他回族共产党员一起，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将这支部队锻炼成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45—1949年间，杨静仁历任陇东外情组副组长、中共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机关游击队队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阎明复（1985年11月-1990年11月）阎明复（1931~），男，辽宁省海城县人，系中共情报专家阎宝航之子。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慈善总会会长。上海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著有 《美国慈善一瞥》 一书。丁关根（1990年11月-1992年12月）

丁关根（1929年9月~2012年7月22日），江苏无锡人，1956年7月入党，1951年8月参加工作，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毕业，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2012年7月22日6时2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王兆国（1992年12月-2002年12月）

王兆国，男，1941年7月出生，河北丰润人，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动力机械系涡轮机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副书记。刘延东（2002年12月-2007年12月）

刘延东，女，汉族，1945年11月生，江苏南通人，1970年3月参加工作，196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杜青林（2007年12月-2012年9月）

杜青林，男，汉族，1946年11月生，吉林磐石人，1964年7月参加工作，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2012年9月-2014年12月）令计划，男，汉族，1956年10月生，山西平陆人，1973年12月参加工作，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任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2014年12月22日，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12月31日，被免职。孙春兰（2014年12月-至今）

孙春兰，女，汉族，1950年5月生，河北饶阳人，1969年11月参加工作，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统战部历任常务副部长 李

贵（内蒙古临河人，1977.09-1986.05）平杰三（河南内黄人，1979.01-1982.04）蒋民宽（江苏吴县人，1990.09-1995.07）刘延东（女，江苏南通人，1998.09-2002.11）梁金泉（河北定县人，2003.04-2006.01）朱维群（江苏建湖人，2006.01-2012.06）张裔炯（上海人，2012.06-)中央统战部历任副部长 柯庆施（1939年2月—1943年3月）南汉宸（1940年—1943年3月）刘

晓（1944年9月—1948年9月）刘长胜（1944年9月—1948年9月）李维汉（1946年12月—1948年9月）高文华（1948年9月—1949年5月）徐 冰（1949年7月—1964年12月）廖承志（兼，1949年11月—1958年4月）刘格平（回族）（兼，1951年12月—1958年4月）齐燕铭（兼，1951年11月—1954年12月，1978年4月—1978年10月）

于毅夫（1952年11月—1958年6月）平杰三（1954年6月—1966年12月）转常务 汪

锋（兼，1954年8月—1960年11月）

张执一（1954年6月—1968年1月，1979年？月—1982年4月）

许涤新（1955年7月—1966年12月）龚饮冰（1956年9月—1961年10月）

薛子正（兼，1958年3月—1966年12月，1979年1月—1980年7月逝世）刘

春（兼，1960年10月—1966年12月）方

方（兼，1961年10月—1966年6月）金

城（1961年3月——1966年12月）张经武（1965年12月—1967年4月）刘述周（1965年5月—1966年12月）杨静仁（回族）（1978年4月—1982年4月）刘澜涛（第一，1978年12月—1980年2月）童小鹏（1977年9月—1982年4月）熊向晖（1978年9月—1980年2月）刘宁一（1979年7月—1980年2月）方知达（1979年1月—1982年2月）江

平（1982年4月—1986年5月）李

定（1982年4月—1989年12月）万绍芬（女）（1988年12月—1992年6月）武连元（回族）（1986年5月—1992年6月）宋

堃（1988年3月—1991年9月）张声作（1988年12月—1992年10月）

刘延东（女）（1991年10月—1998年9月）转任常务 李德洙（1992.09—1998.03）

郑万通（1993年4月—1998年10月）胡德平（1998.10—2003.04）

张廷翰（1996年12月—2003年4月）田鹤年（1998年10月—2003年4月）朱维群（1998年10月—2006年1月）转常务 黄跃金（2003.09—2012.04）去向江西政协主席

楼志豪（2003.04—2010.12）陈喜庆（山东惠民人，2003.04-）斯

塔（四川德格人，藏族，2006.08-）杨

晶（内蒙古准格尔旗人，蒙古族，2008.05-2012.03）升任国务委员

全哲洙（吉林龙井人，朝鲜族，2008.05-）尤兰田（女，天津市人，2008.11-2011.06）林智敏（女，浙江永康人，2012.06-）

第三篇：中央统战部结合实际进一步规范工作作风具体措施

中央统战部结合实际进一步规范工作作风具体措施

2013年1月，中央统战部印发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具体措施》，从八个方面制定了23条措施。3年多来，中央对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提出新要求，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央统战部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措施进行了修订。

新修订的《措施》从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外事出访、严格文稿发表、严格接待标准、规范联谊交友、厉行勤俭节约、加强督促检查九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规范，贴近统战工作实际，力求深入、具体、易操作。比如，在改进调查研究方面，注重统筹协调，要求避免多个调研组到同一地区调研；突出问题导向，要求既要到工作开展好的地方去总结经验，更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的地方去调研解决问题。在精简文件简报方面，进一步从严控制篇幅和数量，同时要求提高文件、简报的质量，切实做到简明、规范、实用、管用。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方式，新修订的《措施》结合统战工作实际，在会议活动、培训及公务接待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要求严格控制接待标准和陪餐人员。

新修订的《措施》在原有基础上还增加了整治“四风”的内容，明确提出“八个严禁”。即严禁违规用公款吃喝、旅游和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禁违规用公款购买赠送节礼，严禁违规发放津补贴等，严禁公车私用、私车公养，严禁违规接受礼品礼金等，严禁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严禁违规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同时要求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抓住“四风”问题线索严查快办，并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进行实名通报。（驻中央统战部纪检组）

第四篇：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陶斯亮

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

陶斯亮

2015年第2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87年，我的医生生涯正如日中天，当了20年医生的我眼看要修成正果，突然间一切全变了，一直栽培我的院长在手术台上突发脑血管意外，我的航船失去了动力。不甘心混日子的我决心放弃心爱的专业，转业到中央统战部一局当了一名处级调研员。

这是一片崭新的天地。到部里后，经常见到一些名字如雷贯耳的人物：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程思远、周培源、梁漱溟、周谷城、贾亦斌、谢冰心、吴祖光、萧军、王光英、吴阶平等等。开会议论的全是国家大事：听党外人士对教育法、新闻法、经济改革、知识分子政策、港台问题的讨论；参与过胡适故居是否应该修复、周作人汉奸案能否平反这类重大问题的报告起草；甚至有幸去中南海听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

从1987年到1989年，我在统战部虽然只有两年，却一头扎进了我们党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回想起来，还真是全心全意（却又是徒劳无功）地做了一些事。其中，我身处几个重大历史关头，目睹了各方各面、党内党外、上上下下的政治表现，经常萦绕于心。将这些做一番梳理和反思，想必有其特殊的价值。

组建六局（党外知识分子局）

1987年3月初进中央统战部一局时，真有找不到北的感觉，幸而党外知识分子处的处长熊运藻将我要了去。热情而又经验丰富的老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信任。从此，我与党外知识分子结缘，有的至今仍是私人朋友。

上世纪80年代，被文革中止活动的8个民主党派还来不及有什么像样的发展，总人数不过30万左右，而党外知识分子有2000多万。不仅人数庞大，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处于某种政治觉醒和要求独立思考的状态。在遭遇多次整肃后，他们灰头土脸、意志消沉，但是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接连几个大动作，重燃了他们的希望之火，多年被压抑的愿望和政治要求，同党内高层改革派的主张出乎意料地契合。到了80年代中后期，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卫界、社会科学界，以知识专长服务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且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立政治需求的群体。他们当中，涌现了成批的代表性人物，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8个民主党派。这种态势，给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全新的任务，统战部仅仅在一局（民主党派局）设置一个党外知识分子处，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工作需要了。

1988年10月12日，中央统战部六局又称党外知识分子局正式挂牌成立。熊运藻和我均任副局长，局长暂时空缺。

虽然刚成立的六局不大，但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台湾《中国时报》用的标题是《统战部新机构，增设第六局专事怀柔被冷落的读书人》。

从1987年春到1989年5月实际停止工作，我仅做了两年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而我在副局长岗位上才不过半年时间。扪心自问，可以用两个“一腔热血”来概括我这两年的工作：一腔热血地为党的统战事业卖力；一腔热血地为知识分子服务。至于孰轻孰重，还真没去多想，因为我不认为二者有矛盾。但实际上这里有个“屁股和脑袋”的问题，这是我以后被醍醐灌顶后所悟到的。

我相信“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新时期的统战方针，更牢牢记住了阎明复部长的一句话：“统战部的工作就是团结服务，修桥补路。”

我还记住了吴阶平的一句话：“像周总理那样去做知识分子工作，这就是标准。”吴医生是周总理的主治医生，后来当了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知识分子独特的诉求与发声

上世纪80年代末已是“众声嚣嚣”，知识分子总体上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虽然也有种种不满，但是对国家还是充满希望。正如一位知识分子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有牢骚，对政府有意见，但乃是屈子之骚，焦大之骂，是为了楚国和贾府啊！”

当时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待遇问题，所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调侃。对这一现象，我曾有过这样一段概述：“我国有知识分子2500多万，其中科技专业人员只有868万（均为当时数字），占全国总人数的0.78%，而全国却有文盲2亿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本应很宝贵。然而事实不然，一组数据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出知识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49元。从增长率看，工人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5.5%，而工程技术人员工资平均增长率仅为11.5%。这种倒挂现象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工人工资的5～6倍，这符合规律。连赵紫阳同志也认识到体脑倒挂问题，并说此问题不解决长期吃亏的是我们。”后来邓小平对老布什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看来改革的一大失误是没有重视教育和知识分子待遇低下。”承认这一现实是需要大智慧的。

在我们举办的座谈会上，知识界最强烈的呼声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有位院士说：只希望在书店看到一本“我要求不高，好书，能够立即掏钱买下来。”我在北大见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学界泰斗，对他们简陋的着装好生惊讶。北大老同学向新生这样介绍：“在校园里你看谁穿的最破谁就是顶级教授。”

1988年，在1214期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刊发了一篇文章《但为教师求一屋》，描述了北京37中教师刘××住房的悲惨景象：夫妇二人均是师院毕业的中学教师，在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低矮霉臭的小屋里居住了17年，儿子身高1.7米，但床只有1.4米，睡觉只得长期弓成虾米状。阎明复部长看后很动情，立即批示“请知识分子处商市委统战部，先解决刘老师的住房困难，解决一户，安定一大片”。（写这个批示时，党外知识分子局尚未成立，所以批到一局的知识分子处）后来我们找北京市给解决了。

当时别说是普通教师，就是知名人士生活条件也都很差。如著明音乐教授沈湘，三代人挤在两间小屋里，连钢琴都放不下。作家梁晓声一家三口住在北影筒子楼一间小屋里，除床外只能放一张矮饭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就是趴在矮饭桌上写出来的。而更凄惨的还是1982年从香港回京定居的知名老编辑经明士，他终身未娶、孑然一身，又被亲戚抛弃，住在一座破败的高层建筑里，大门对着垃圾桶，又脏又臭，非人所居。大名鼎鼎的红学家周汝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家里破破烂烂，让人看了唏嘘不已。

知识分子第二个不满是教育问题。当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直到2012年教育经费在GDP中比例才首次超过4%这一国际最低标准），百岁老人雷洁琼曾怒斥1987年教育经费被挪用。国家对教育的不重视，造成大批儿童辍学，上大学更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正是对当时进大学的写照。由于教师收入低，队伍不稳定，人才大量流失，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令人感动的是，有识之士忧虑民族兴亡甚于自身的贫困，北京三中的聂老师含泪说：但最让我“尽管我们是知识分子里的乞丐，痛心的还不是待遇问题，而是教师素质下降，这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在《中国青年报》上也痛切直言：不重视教育的人将成为千古罪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大学生高呼：“丁校长好样的！”我们支持你！轰动一“丁校长，”时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和《国殇》，振聋发聩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教育的状况。

腐败也是知识分子热议的话题。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从党、政、军到社会的全面彻底的腐败，而主要是“双轨制”催生出的“官倒”现象。官倒本质上是“权倒”，他们倒卖土地、项目、批文、矿产……几乎无所不“倒”，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

1987年我去部里时，正值“反自由化”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造成了一个沉闷的低气压状态。1986年底的**只是暂时平息，1987年元月开除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党籍，这股浪头最终导致了胡耀邦被迫辞职。这一系列政治事件都让知识分子感到阵阵寒意。他们的情绪在我面前袒露无遗。

在六局我只是个过客，但这两年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经历，却让我全过程地观察了海上热带小气旋是怎样发展成12级台风的。

截然不同的两位副部长

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胡耀邦总书记下台，激起了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逐步高涨的不满情绪，同时，一些不切实际的、过激的言论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无疑，统战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1989年4月的一天，阎明复部长召见一局的郑洪溪、孙楠两位局长，研究室的任涛主任，还有六局的我，研究应对当时复杂形势的对策。阎部长先传达了中央常委胡启立与加籍华人、清华大学教授彭培根的谈话，彭提出中央领导层应与方励之对话。阎说我们对不同政见者应该有个清晰的指导方针，让我们几个局室搞一个方案出来。他让我们打消顾虑，大胆去想，有问题他负责。这个活儿具体派给了一局的王彦君和六局的沈冲。次日就拿出了初稿，标题是《对处理党外知识分子朋友中的不同政见者的几点建议》，我认为写得不错，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做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法。

但主管副部长看后很不满意，尤其对“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以往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一句批得很重，认为我们太右，坚持让推倒重来。这位主管副部长是老统战，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坚持认为当前仍应遵从党的一贯方针，即“依靠左派打击右派团结中间派”，因此对右翼的自由知识分子有本能的反感。有次开座谈会，我请了文革史专家高皋参会，这位主管副部长质问我为什么邀请高皋这样的人来统战部？我急了，说：“知识分子反感被称为统战对象，每次开都要我们三请四请的，现在他们肯来，是由于觉得在统战部可以说些真话，他们的意见有渠道反映上去。”后来主管副部长在一次会上说：“陶斯亮对统战理论的理解，猛听上去有点道理，实际上是违背党的一贯方针政策的。”

几天后，常务副部长李定叫我去他办公室，对我们按主管副部长意图修改的关于“敏感人物”的做法第二稿很不满意，说我们还是旧观念，本质上把这些人当“臭老九”，视为圈外人，而我们统战工作就是要把圈外人拉到圈里来。他又认为我们太“左”。

两位副部长的意见相去甚远，让我很为难，但心里还是认可李定的。李定是统战理论家，有修养有水平，很受阎部长倚重。1989年，他主动承担了部里干部行动的一切责任，是第一个被免职的部级干部。这是后话。

李定对我们的批评我们是服气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敏感人物之我见》交差了事。该文核心要点是：1.提出对“不同政见者”的定义，要慎用这顶帽子。2.对方励之这样的不同政见者在处理原则上以法律为度。3.对绝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以爱国为界。4.对旗帜性人物要重点做工作，要下大功夫。

“京丰宾馆会议”觅精英

本文作者（右）与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起

六局是由一局的党外知识分子处演变而来，所以一成立就已经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朋友队伍，有些是国宝级的大知识分子，如梁漱溟、程思远、吴祖光、萧军、沈湘等。还有一批是在各自专业出类拔萃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如许嘉璐、梁从诫、刘西拉、王立平、韩美林、梁晓声、傅敏、郑也夫、何新、刘世定、章立凡、林毅夫、黄方毅、陈兆纲等。我们还与一些“异见人士”或“敏感人物”有所接触，如方励之、金观涛、温元凯、许良英等。

除了邀请这些朋友开会议政，在内部刊物上反映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外，逢年过节我们还要备些薄礼登门慰问。印象最深的是梁漱溟贴在门上的一张小字条，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着一行字：“各位访客，因本人年事已高，请将谈话时间限制在两小时。”我看了直乐，九旬老人接待访者如此宽松，还要张贴告示，足见老人是多么较真的一个人。就因他这种倔强的、对是非曲直死磕到底的性格，使他吃尽苦头，也赢得了人们的崇敬。

当时，我们局的朋友的特点是大（大学者）、老（老知识分子）、名（知名人士），感到缺乏年轻的新鲜血液。很巧，时机很快就来了。

1989年2月，由全国青联、青年经济学会及体改所联合举办了一个“十年改革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我当时还是全国青联常委，故受邀参会。李定副部长布置给我一项任务，到会上物色一批有议政能力、社会影响力较大的青年精英，以扩大六局的朋友队伍。

会议在京丰宾馆举行，故而也称京丰宾馆会议。这个旨在总结十年改革开放经验的会议，议题之深、阵容之强，可说是万众瞩目。参会人数超过400人，汇集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蜚声中外到初出茅庐的各路精英。还包括了诸如严家其、包遵信、戴晴、温元凯等有争议甚至参加过“31人签名”的一些学者。党内的中青年干部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李源潮以及刘延东作为会议组织者（也可视为日后冉冉上升的政治精英）也悉数到会。赵紫阳派他的秘书李湘鲁，儿子赵二军也“潜伏”于会，认真旁听。可见这个会是多么的风光，它本可以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相媲美，然而后来在各界准备隆重纪念莫干山会议30周年之时，京丰宾馆会议仿佛被人遗忘了，上网查，只有一篇纪念它25周年的文章，出自新华社记者仲大军之手。

会后我向部里提交了书面报告，对会议有赞赏也有批评。首先，我肯定了整个会议民主空气浓厚，畅所欲言，与人大、政协“两会”的沉闷气氛形成鲜明对比。整个会议的热点是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讨论议题有好几个，但与会者都拥到政体改革这一组，致使经济改革、文化建设，甚至连通货膨胀等热门话题都受到冷落。这是会议组织者未料到的情况，这反映了在经改步履维艰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希冀从政体改革中找到出路的心态。而会议的最大缺陷也恰恰在于此，两三百人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上显得单薄，更拿不出方案来，种种看法均难达到共识。相比之下，对新权威主义的辩论要透彻一些。许多有见识的青年精英对这种无理论准备，无队伍架构的状况很焦急。虽然京丰宾馆会议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却是啼声初试。

在会上，周其仁有段受到热烈欢迎的讲话：“现在为政治体制改革焦头烂额的人太少了，而轻飘的人又实在太多了，我们许多号称精英的人似乎还不屑于做扎实研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根本性的弱点，那么人民将来只好与'精英'们告别。”

而我的收获是完成了李定布置的任务。青年经济学会秘书长给我开列了一份推荐名单，他们是周其仁、邓正来、李盛平、孙立平、陈越光、周舵、黎鸣、谢百三。我如获至宝，回部后登记造册，列为六局的新朋友。

很快我们就领教了这些精英的口才、学识和思辨能力。记得周舵第一次来统战部，是何等的少年意气啊！他不屑地对我说：“你们那一代人是迂腐僵化的一代！”噎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可叹的是，也正因为六局的缘故，他们中一些人的命运从此改变，有的甚至遭了大难。而最令我痛心的，他们几乎都被追究与统战部特别是六局的关系。25年了，作为六局当时的负责人，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歉疚。今天我要说句公道话，他们来统战部是符合组织程序的，是我们请进来的。他们只是忧国忧民，一腔热血，他们起初的动机只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真实的情况。

25年过去了，社会上出了不少时尚的青年“新星”，可惜他们只是部分人心中的偶像，而不是国之精英，从这点讲，周其仁在京丰宾馆的那段讲话的指向性并未过期。上世纪80年代精英的特点很鲜明，他们清贫但富有理想和使命感，他们了解民情国情，强烈地想改变这个社会，目的很单纯。他们的学风踏实、不浮躁，这些人对国家政策制定和对民众启蒙的作用，至今尚无人能企及。当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上，现在的研究和著述要比那时系统、完整、深刻得多。

向总书记反映情况

文革前在广东，赵紫阳与我父亲陶铸共事15年，他那时年轻潇洒，我管他叫紫阳叔叔。那时他虽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但工作经验却很丰富，有一套自己的见地。他工作作风扎实，注重调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跑。父亲每当谈起他和王任重时，那种欣赏之情毫无掩饰地溢于脸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认为是自己连累了紫阳叔叔，还在为“我虽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而痛心不已。我也当面听过紫阳在广东时期的老同事杜瑞芝说过“赵紫阳绝顶聪明，我们当中没有哪个能超过他”。

虽然父亲与紫阳是工作上的好搭档，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作为私人关系，两家鲜有来往。倒是他来北京后，由于我家就住在中南海边上，子女间走动多了才成了朋友，我也时常去海里看望他。但自从到六局后，我再跨进他的门槛就“别有用心”了。

1987年夏，我进部里刚3个月，就去探望了他。当时我刚于6月份参加了由企业家杂志社、新观察杂志社和世界经济导报社召开的“深化改革座谈会”，会上提出深化改革要从理论突破入手，并第一次碰触了“所有制改革”这一禁区，时任总理的赵紫阳竟也关注了这次会议，并认为深化改革座谈会上所提出的那些观点没有什么问题。

我还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事踏过总书记的门槛。我调到党外知识分子处后不久，便到北京人艺搞调研，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大艺术家于是之、蓝天野、林连昆、顾威……。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比普通人更普通，简直就像胡同里的大爷大叔。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清贫，但他们最强烈的诉求却是解决职称问题，这关系到社会对他们的认可。有一次去看紫阳叔叔，我反映了国宝艺术家们的状况，还开玩笑地说：“人家人艺对你有意见啦!说你老不去看他们的戏，当年周总理、陈老总等中央领导经常去看他们的戏。”“我很喜欢看人艺的戏，赵说：我喜欢话剧。但现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戏麻烦事很多，你拿些录像来看看。”

自右至左：理由、陶斯亮和作曲家王立平、杨小凤夫妇

于是我向人艺要了5盒录像带，有《小井胡同》《红白喜事》《左邻右舍》《吉庆有余》《遛早的人们》，后来又送过《狗儿爷涅《小井胡同》，而“狗儿爷”太惨了些。

后来北京市文联书记告诉我，文化部、中央职称办和市职称办均下到人艺了解情况，给出的意见是不受框框约束、实事求是地评，并且人艺的高级职称名额不得低于文化部直属的艺术团体。

党的十三大后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张口就说：我认为你还是适合“紫阳叔叔，当总理，不适合当总书记。”他饶有兴趣地问我持这样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说：“至少我妈妈是这么认为的，她说你擅长经济，懂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适合当总理。紫阳轻轻叹口气：”“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婉拒了几次，可是不行啊！”

他还问我群众是否认为我们这个党很腐败了？我说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这么认为。他又问：“群众究竟希望体制改革改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我没回答清楚，因为那时谁也想象不出彼岸是什么样。他又问我阎明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态度。我知道这个问题敏感，于是含糊地说“他很慎重，比较稳”。

1988年下半年，社会上和知识分子当中，流传着针对赵的很多谣言，主要是说赵的孩子搞“官倒”，还说赵的总书记位子也将不保。船到深海却要临阵换船长，我预感到情况不妙。10月的一天，我与我先生理由去看望紫阳叔叔，向他反映了社会上对他的儿子们的流言。他说：“本来我还有点儿信，责令他们不得参与任何与商品沾边的活动，但你今天说起大军，我反而放心了。”大军是赵的5个子女中最老实的，事后了解所谓大军犯事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趁机说起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紧张、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以及知识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征。“当前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抓教育入手最为有效。”我说。但他感兴趣的是“这次的'反自由化'很温和，大多数人都没受到伤害，知识分子为什么还会反应这样大”。理由说开除刘宾雁等人的党籍对知识分子冲击很大，他极力为刘宾雁做了辩护。我也说文人往往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别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否则自寻烦恼。赵说：“你们还要考虑党内及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处理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会认为党太软弱无能。但现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好的，人们敢于讲话了。”

又聊到经济问题，这是赵最擅长的，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在也没有摆脱周期性衰退，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摆脱经济过热不断调整这条规律。我国5年一调整，1958年大跃进，1963年调整；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当总理后，1981年调整；1983年很好，但1984年又调整；1987年又面临过热，但感到形势还不错，因此计划内的不做改动，主要压缩计划外的这一块。现在看，计划内的基本控制住了，但计划外的，整个社会的基建规模和消费膨胀。今年年初，想索性把价格放开，现在看，欠妥。调整和价格改革是两回事，可现在撞到一起了。外国人问我是哪一派，我说我不是学者固守自己的学派，我是领导人，就得博采众家之长，今天用这个派，明天取那个派。现在各种物资大战，哄抬物价，国家一统起来就好了。

赵有时也主动通过小儿子五军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当地问些问题，如中小学教师对增加10%工资有何反映？知识分子对允许自谋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让我如实回答严家其究竟有什么言论时，我为严君做了辩护，我说：“我了解严家其，他人非常单纯，书生气，他只是对改革有些担心。他认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简单的，而现在有些理论搞得太复杂了，连他都看不懂了。”赵听后说，这些人其实也没什么，让外面舆论给弄严重了。至于后来的变化，我掐算不出来两年后的事。

回忆那段经历，我至今都希望当时那些见面确实为最高层了解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从而善待知识分子起了正面的作用。

尾声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紫阳叔叔。见他明显消瘦，特别是两只手近乎干枯。他挂着氧气，坐着说话似还有底气，头脑也极清楚，只是离不了氧气，也不能站立活动，一站起来血氧饱和度就会从90%掉到80%。

至于家，清贫至极。房廊门窗已是油漆斑驳，室内没一件鲜亮的摆设，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陈旧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饮水机龙头上，系一根绳到门把手，那是紫阳叔叔为小狗进出设置的。他的忠实伙伴，小狗“拉肯”已死，现在是一条西施犬在守护他。

梁阿姨在另一间房独坐。她的双眼已失明，什么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时光。

看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家真让人沉重，鼻子发酸。

要告别了，万没想到紫阳叔叔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不如“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曾经的总书记，位高权重，一生波澜壮阔，在我们都知道已是最后的见面时，却说出这样一句略带孩子气的话，让我特别的震动，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人性越是浓烈到极致，而极致就是回归本真。

阎明复是个很有个人风格的统战部部长，这个被我母亲认为是最“天真”的人，对谁都以诚相待，以情感人，即使是严厉地指出民主党派的某些不妥做法时，也都带着真挚的感情色彩，所以深受民主党派和海外朋友的信赖和尊敬。但在统战部内部看法就不一致，有人在对党的统战方针和策略这样的问题上不认同他，甚至反对他。我认为这只是认识上的问题。有几（下转第8页）

（上接第14页）位这样的部领导让我非常敬佩，因为他们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分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副部长武连元就是这样的人，他曾长期从事核工业工作，有着工科生特有的严谨、理性和务实，他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会尽全力去保护你的政治生命。1991年初的一天，武部长叫我去他办公室，对我说：有些人认为，“部领导开会，你没解决好'谁统谁'的问题，不适合再留在统战部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回答说：”“谢谢武部长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我选择主动离开。”

就这样，1991年春节后，我一个猛子就扎进了中国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游弋于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群——中国市长，以及中国最弱势群体——贫困残疾人之间。这给了我一个多角度看待中国的立场。《中国慈善家》杂志将我与彭丽媛、王建林、马云、徐永光、马蔚然等10人，评为“2014年中国社会推动者”。实在惭愧至极！我何德何能，竟能与这些光彩熠熠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我女儿说：就你没“人家都用真金白银去推动社会，钱！”我想这是对我20多年从事公益事业所付出的心血的认可吧！

离开中央统战部转眼24年了，物是人非，唯一难以割舍的是六局。我的那些好同事们，他们爱护我，保护我，理解我，特别难得的是容忍我。六局，仅是我生命交响乐中的一个小节，却是一段华彩乐章。■

（作者为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主席）

第五篇：中央统战部：我国党外知识分子数量近9000万人

中央统战部：我国党外知识分子数量近9000万人

新华网北京8月18日电（记者崔静）记者18日从中央统战部获悉，目前我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共有11964万人，其中党外知识分子占75.1%，数量已达8986万人。

在当日由中央统战部和教育部共同举办的部分高校、科研院所分管统战工作负责同志培训班开班式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表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科研院所历来是党外知识分子的重要聚集地，是统一战线各方面代表人物的重要源头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基础。

陈喜庆说，近年来，各级统战部门、教育部门和高校党委、科研院所党委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高校、科研院所统战工作呈现出良好发展局面，有力调动了广大党外知识分子教学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喜庆强调，做好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在内的统战工作，主要取决于党委行政的重视关心、统战部门的积极主动、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和统战成员的主体作用。高校、科研院所党委分管统战工作的负责同志要注重通过理论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统战素养与能力，在指导统战工作的过程中，既当好“教师”又当好“教练”。

来自教育部、工信部、国家民委等部委所属高校，部分省属高校，以及中科院、社科院等科研院所的52名分管统战工作负责同志参加本次培训。